第3版()
专栏：
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创作道路
——纪念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
赵沨
编者按：苏联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于本年三月五日逝世，北京音乐工作者定于本月十四日举行纪念会。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生涯说明了：只有在祖国和人民的怀抱里，艺术家的天才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新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可以从普罗科菲耶夫的一生得到教育。
谢尔盖·赛尔该依维契·普罗科菲耶夫是苏联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斯大林奖金获奖人，俄罗斯共和国人民艺术家。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生，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
普罗科菲耶夫自幼年起便显出了音乐创作的才能。一九○二年，他跟格里埃尔——刚自音乐院毕业的年青作曲家开始学和声时，便写了十二首钢琴曲。一九○九年，他在彼得堡音乐院修完了利亚多夫的作曲课，一九一○年以钢琴竞奏乐获罗平斯坦奖。一九一四年，他修完了艾波娃的钢琴课，并跟里姆斯基·可沙可夫，车列普宁学作曲和指挥。自一九一一年起，他作为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
普罗科菲耶夫的杰出的教师们传授给他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使他的创作活动有一个健康的开端。当时俄罗斯正处在革命的前夜，在艺术上，那也是“革新”的年代。音乐上的印象派走上了“小摆设儿”的路，有的“学派”便在音阶和和声上耍花样，有的绝望地走向神秘主义。普罗科菲耶夫激烈地反对这些，但也正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自己作品中现代主义的因素。
这个时期他的代表作是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写的“古典交响乐”，这是一个小交响乐，媚人的曲调被装饰得非常完美，“兴味”是作曲家追求的主旨。曲调、结构以至那舞曲的乐章，除了和声，一切都是莫差尔特风的，甚至连曲调的句法，也非常神似莫差尔特的音乐。
第一乐章是快板。开始于管弦乐全体，弦乐奏出一个生气勃勃的主题，而管乐用一个分解和弦的愉快的句子对应着。铜管助长着气势，辉煌地收场。第二乐章是慢板。弦乐奏出一个安详的，回忆的主题，低音上一个紧张的断奏的句子与之矛盾着。第三乐章是嘉禾舞曲，可以说是古典的小步舞曲。第四乐章快而有生气，一个光辉的快板。弦乐和木管追逐着，模仿着。这个年青的作曲家反对那些伪革新家们割裂传统的新奇手法，写了这个“拟古”风的小交响乐。
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二年，普罗科菲耶夫侨居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英国；战争结束后，他道经日本到美国，一九二二年到了法国。在这个时期，他以钢琴家和乐队指挥的身分出现，写了舞剧“钢铁时代”、“浪子”、歌剧“火的天使”、“三个橘子的恋爱”等形式主义的作品。这便是他失去了与祖国和人民的联系的结果。连保守的英国批评家也说他“作为一个作曲家，他的作品不是群众能够欣赏的……他的音乐是精心计算出来的而不是诉诸心底的感情的，像一些匠心刻划的饰物……充满着生理的刺激和紧张的效果……”
（E·布洛姆）。
这个时期，他的代表作品应是“钢铁时代”。这个作品不时出现着不谐和的声音，差不多自始至终是响亮高吭的音响，乐句中充满着辛辣和乖僻的音调。这个音乐是企图描写苏维埃人民的生活的——又叫作“工作的舞剧”——农场和工矿的劳动和生活。但它只用噪音来描写火车（组曲第一首）和工厂（组曲第四首）。这是对真实生活的歪曲，因为，谁也知道，这决不是苏维埃人民的劳动生活的真实描绘。在这里，他和音乐上各种各样现代主义者完全一样，只是企图“用混乱代替音乐”。
但当普罗科菲耶夫在一九三二年回到了祖国，与祖国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实际相接触以后，他的天才便得到充分的发展。一九三六年他写了交响乐童话“彼得和狼”，充满着纯真的感情和智慧的谐趣。同年，他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写了舞剧“罗米欧和朱丽叶”，鲜明地刻划了这一对情侣的形象。直到今天，这舞剧仍是苏联舞台上的保留节目之一。由于卓越的舞蹈家乌兰诺娃的惊人创造，这个舞剧更显得光辉灿烂。一九三九年，普罗科菲耶夫写了热烈的爱国主义的清唱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是一首英雄的叙事诗，用俄罗斯富于感情的民间曲调刻划了人民英雄的动人形象和伟大气概，叙述了一二四二年在匈奴人的压迫下的罗斯
（俄罗斯的古称）爱国人民在楚德湖上和敌人大战的情景。合唱团最后唱出了英雄的豪语：“在罗斯祖国，从来没有敌人能站得住脚”。一九三九年，为了祝贺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普罗科菲耶夫写了清唱剧“万寿无疆”，表现了苏联各族人民对领袖的敬爱。作者巧妙地把七首不同民族的民歌织成一块灿烂的锦绣。
在联共（布）和苏联人民的帮助下，普罗科菲耶夫克服了形式主义的恶劣影响。他在一九四○到一九四八年所创作的一连串现代主义的作品（包括歌剧“杜恩尼亚”、“战争与和平”和“真实人的故事”），受到人民和联共（布）中央的严正而亲切的批评。普罗科菲耶夫用新的作品回答了党对他的关切的批评。一九五零年，他根据诗人马尔沙克的诗篇，写了他的杰出的清唱剧“保卫和平”。正如他自己表白的：“这个主题不是找来的，也不是选上的，是从自己的沸腾的生活中出生的，来自我个人和其他人们周围的事物之中。……它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艰辛日子，关于母亲和孤儿的眼泪，关于毁灭城镇的战火，和对于我国人民的伟大的考验。它的篇幅中叙说了斯大林格勒战胜敌人，劳动建设的光辉的愉快，和给予我们儿童以幸福的童年。我努力述说了自己对于和平和对于战争的想头，我深信，战争不会到来，那就要各族人民坚持和平，拯救文明、拯救儿童和我们的将来。就这样产生了我的清唱剧‘保卫和平’”。
这个清唱剧分十个段落。
第一和第二段是“大地刚刚从战争的轰鸣中苏醒”和“今天谁正是十岁”，描绘了伟大的祖国战争时期的生活：“大地刚刚苏醒，从战争的轰鸣中。她的森林，她的土地，烧毁了，掘翻了。一片瓦砾；残存的烟囱；在被毁灭的村庄里。”“今天正是十岁的孩子，他会想起战争的夜晚，窗口上看不见灯火，它们全被遮盖起来……在七年以前，在伏尔加河岸，在火焰中间，斯大林格勒打击着敌人。”第三段是：“光荣的城市——斯大林格勒”：“人民从灰烬中站起来，从被毁的集体农庄，列车驰动，机车拉着响笛。”在第四段“用大地的和平来作为英雄们的奖章”里，管弦乐和合唱歌颂着：“斯大林格勒的勇士们不需要博物馆桌案上的长剑”。到了第五段，女中音唱出了这清唱剧中最有名的歌曲：“祖国语言课”：“在舒适、广阔的教堂，寂静的清晨，小学生们忙碌着：在白纸上写着黑字，在黑板上写着白字，用钢笔和粉笔写着：我们不要战争。斯大林格勒正在进行建设，正在建设着我们的莫斯科，在黑板上和在练习簿上，小学生们，小学生们在学习着造句。在早晨的阳光中每个字母都清清楚楚。苏联的孩子们写着：‘全世界各民族人民需要和平，我们不需要战争！全世界各民族需要和平、光辉、富裕和美丽！’苏联的孩子们就这样学习着语言。”第六段是已经家弦户诵的“白鸽”，由光洁的管弦乐伴随着合唱：“从邻家的鸽楼中，白鸽振翅飞起来了；在霞光中闪耀着，光鲜的，雪也似的洁白。而，聚集那么多的光辉；轻柔的洁白的翅膀自窗外消失了。这是我们莫斯科的儿童，从阁楼的窗口，像抛皮球一样，把小鸽子抛向天空。这使我们想起，城市和乡村的儿童；世界渴望着和平，在这光荣的夏天的日子里。在巴黎和上海，很多养鸽子的人们，在这同一的瞬间，把鸽子抛向天空。而小鸽子们，在世界各地飞翔；在高空中说：‘保卫和平的战士，保卫和平的战士；比战争挑拨者更有力量。’这是我们莫斯科的儿童，从阁楼的窗口，像抛皮球一样，把小鸽子抛向天空。这使我们想起，城市和乡村的儿童，他们到处都挡住了战争的去路，孩子们最好的朋友引导着他们，他住在克里姆林宫。”第七段“摇篮曲”，是一首抒情的母亲的歌，女中音独唱出安静和宽广的曲调：
他们到处都
挡住了战争的去路
孩子们最好的朋友引导着他们
他住在克里姆林宫。最后的三段是“在和平大会”、“汽油的对话”和
“全世界准备用战争对付战争”——这连续的三篇造成一个有力的收场。
普罗科菲耶夫成功地写了这一个全世界人民都关切的神圣的主题，并以无比的艺术的说服力，号召世界人民保卫文化，保卫儿童——反对战争，保卫和平。
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道路，是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艺术家所走的曲折的创作道路。他的天才在形式主义的影响下黯淡无光，但当他投入祖国和人民的怀抱，倾听祖国和人民的声音时，便冲破了现代主义的浓雾，充分发挥了他的天才。他的辉煌的作品丰富了苏维埃音乐文化和世界音乐文化的宝库。这对于我们的音乐家、艺术家来说，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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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斯大林宪法颁布以前的苏联选举制度
王向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了。我们的选举法在其制定过程中，曾经吸取了苏联选举的先进经验，尤其是在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宪法颁布以前苏联选举制度的经验。现在把当时苏维埃国家的选举制度简单介绍一下，对于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目前选举制度的精神实质和发展的方向，可能有所补益。
一九三六年以前苏联的选举制度，虽然还没有后来的选举制度那样完善，但已经显示出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底本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反动的国家政权，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胜利地建立起来了工人阶级专政的新型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为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提供了享受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各种民主权利的政治前提和物质条件。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最初年代里，由于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还依然保存着相当的势力，它们在外国帝国主义指使和支持之下，时刻在阴谋推翻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由于沙俄遗留下来的占优势的小农经济还未能立刻走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而富农在农村中的势力和影响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以前还仍然很大，所以苏维埃政权当时的以及往后的若干法令和宪法，便在规定公民的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利这一问题上，表现出若干特点。
苏维埃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宪法，规定了在形式上非彻底普遍、但对于劳动者却是真正普遍的选举权。凡在选举日前已满十八岁的全体劳动者，除因贪污及其他罪行被判处徒刑者或有精神病或心神丧失者和受监护者外，都享有各级苏维埃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切在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广泛采用的对于信仰、性别、民族和种族、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居住期限等等资格限制，都一概取消了。适应着上述时期苏维埃国家的主要职能——镇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反抗的职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权上设了一些限制；这就是剥夺以下各种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以谋取利润为目的而采用雇佣劳动者；二、依靠非劳动之收入如资金生息、企业生息、财产收入等为生者；三、私商、贸易及商业中间人；四、僧侣及宗教祭司；五、旧警察机构、宪兵特别团及保安所的职员与代理人，以及旧俄皇族。苏维埃政权采取这种最坚决的阶级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必要而正确的。正如一九一八年一月由列宁、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一历史性的法令所指出：“当人民与剥削者作最后斗争的关头，在任何一个政权机关中都决不能有剥削者插足的余地。”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以及其他兄弟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公开地代表着胜利了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意志，宣布剥夺工商业资本家、地主、富农等一切剥削阶级及为他们服务的仆从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这“是苏维埃政权对于他们这种反抗行动的回答。”（列宁主义问题，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中文本，第六九九页）这种被剥夺选举权利的人，只占当时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到三，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七到九八的劳动者，则真正享受到了有保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这种措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苏维埃政权的真正人民性。正如列宁在他的名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所说：“既然在苏维埃一年的‘实际工作’之后，剥削者底选举权被苏维埃所剥夺了，那就是说，这些苏维埃不是卖身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与社会和平主义者底组织，而是真正被压迫群众底组织。既然这些苏维埃剥夺了剥削者底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不是同资本家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底机关，不是作国会空谈（如考茨基辈，龙格辈和麦克唐纳辈之空谈）的机关，而是同剥削者作殊死斗争的真正革命无产阶级底机关。”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中文本，第四七三——四七四页）
这一时期的苏维埃国家的宪法，规定了工人阶级较农民为优越的选举权。这就是说，选举权还不完全平等，表现在：城市与乡村的苏维埃代表名额不同，城市代表名额是按照选民人数来计算，而乡村地区代表名额则是按照居民人数来计算。在乡村地区提出参加本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一人，须从多于城市居民人数三倍数额的居民群众中才能选出。比如，全联盟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城市和市村苏维埃每二万五千选民选一名，而州（旧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则须每十二万五千居民才能选出一名。工人方面的这种优越地位，正如莫洛托夫同志所说，“是当着农民还完全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并且富农在乡村中的势力还是很大的时候，被实行了的。这种优越地位巩固了工人阶级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帮助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同时也保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以及随后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对于劳动农民的广泛援助。党早就指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工人方面这种优越地位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同时又必须强调它的临时性质。”（莫洛托夫：“关于苏维埃宪法的修改”）苏维埃国家当时对于工人在选举上较农民为优越的这种规定，很显然完全决定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等到后来社会主义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取得了完全胜利，这种规定就失去其存在的必要，而为完全平等的选举权所代替了。
在这一时期，只有基层政权机关——城市、市辖区和村苏维埃实行直接选举，即由选民召开选举大会直接选举代表。各中级和高级政权机关——区、州、省，直到全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则是由相当的下级政权单位派遣代表的方法产生，也就是实行多级选举（间接选举）。这种多级选举制度，在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可以防止反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分子钻进国家高级政权机关，保证了最高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获得迅速的改进，使得所有政权机关更加灵活，这样也就大大纯化了并加强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曾指出：“对于非地方性的苏维埃采用非直接的选举制，就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全部机关更加便宜和更加灵活，使其在生活紧张与需要能急速召回自己地方代表或派遣他们去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期，更加接近工农。”（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关于选举时的投票方式，这一时期的宪法并未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通常都是采用公开投票方式。这种方式曾为当时很多有关选举的法令加以规定。比如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市、村苏维埃选举程序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程序的指示”第四十一条就曾规定：选举依公开投票的方法来举行。（见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编印本，第八一页）这种方式的采用，主要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最初年代里，过去沙俄遗留下来的文化落后状态还未能立刻加以消除，广大的劳动群众很多都还不识字，采用公开的投票—举手表决的办法，也就大大便利了苏维埃政权的真正主人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
除此以外，苏维埃国家在这一时期的选举是实行生产区域原则。这就是说，城市苏维埃的多数成员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是按企业、机关、劳动者的各种社会组织（如职工会等）来选举的。对于不在企业里工作或未加入职工会的公民，如家庭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家庭主妇、赶车的等等，选举大会则依地区单位（依区、段等）来举行。至于对苏维埃的选举，是按个别村庄来举行。（参照前举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市、村苏维埃选举的指示，同上书，第八○——八一页）
必须指出，从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最初一天起，就已经实现了迄今一切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代表与选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民主原则，即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以及选民对自己不信任的代表享有先期召回的权利，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列宁亲自起草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罢免代表权的历史性法令公开地宣称：“只有在承认与使用选民召回其代表权利的条件下，任何选举机关和代表大会才可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这一原则的实现，也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了苏维埃国家选举制度所固有的真正民主性及其对于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选举制度无比的优越性。
苏维埃国家这一时期选举制度的特点，就是如此。尽管还是非彻底普遍的、不完全平等的、多级的、公开投票的选举，而在当时实际上就已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制度了。由于这种完全切合实际的民主选举制度，苏维埃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才有了行使政权，学会管理国家的本领的实际可能，也正是由于在选举权上对于已被推翻的剥削者实行了剥夺以及某些其他差别的存在，苏维埃政权才有效地维护了劳动者的利益，保证了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列宁斯大林党的领导之下，胜利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苏维埃国家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苏维埃社会已完全是由劳动者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苏维埃知识分子所构成，这就使苏维埃国家有了充分的可能来使自己的选举制度完全民主化，“从有限制的选举过渡到普遍的选举，从不完全平等的选举过渡到平等的选举，从多级的选举过渡到直接的选举，从公开投票的选举过渡到秘密投票的选举。”“联共（布）党史，莫斯科中文本，第四二五页）一九三六年所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斯大林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从头到尾的一四六条都浸透了坚定的、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
苏维埃国家选举制度发展的历史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胜利道路。固定了最民主的选举制度的斯大林宪法的伟大原则，也成了我们国家政权建设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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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泉州市大众剧社社长
林英仪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已送法院惩处
一九五二年七月间，福建泉州市大众剧社社长林英仪违法乱纪，擅自在社内搞“生活整风”，并由于有关领导方面的严重官僚主义，致使该省著名女演员林秀来自杀身死。此事已经福建省文化局与有关单位组织专案小组进行检查，并已由该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定案处理。
泉州市大众剧社于一九五一年三月成立，由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部长李英贵亲自掌握，并派林英仪为社长，吴镜水为政治指导员，全社四十余人。该社著名女演员林秀来演唱都好，极受观众欢迎。她在十八岁时和陈建德恋爱订婚，因种种原因没有结婚，二人后来各自婚嫁。大众剧社成立后，林、陈二人同在一个剧社工作，又有了感情。社长林英仪对待艺人的态度一贯恶劣，常因细故把艺人罚站罚跪或开除。去年三月他把陈建德停职罚薪一个月，要陈反省男女关系问题。一个月后，又由吴镜水到市委宣传部请示，要开除陈建德，市委宣传部对乱加在陈头上的许多罪名，未加审查，就批准了。
去年五月，该社在厦门演出，林英仪又借故召开社员大会，强要林秀来坦白和陈建德的关系，并骂她“不知害羞”，秀来企图投海自杀，经人民警察拦阻后得救。当晚林英仪在社务委员会上决定要秀来停职罚薪反省，次日在社员大会上宣布处分，强迫秀来停演八天。林英仪叫人动员秀来坦白，秀来表示可以坦白，但要求不要在大会上斗争她。林英仪仍召开了大会，宣布秀来在会外交代的问题，迫令她在大会上承认，她因怕失业，只好一一当众承认。
该社在去年六月回到泉州，林英仪擅自布置了一次“生活整风”，又斗争秀来，并预先布置，指定社员们要求给林秀来以停薪、开除、监视、管制等处分，并呼口号“不坦白交行政”、“不胜利不收兵”等。他还威胁大家：“不积极发言的要降薪。”斗争会开始时，社员情绪低落，林英仪就说：“不发言的都有问题。”社员们只好假装积极，有的要她跪下，有的打了她一巴掌，她的丈夫也被迫去打了她一下。他过后告诉人家说，他是咬了牙根打的。林秀来不得已，才开始坦白他和陈建德的关系。林英仪又作了很多恶劣的追问。会上一度把秀来绑起来，林英仪假装调解，命令松绑。斗争会后，林英仪和艺术指导杨波到市委宣传部轻描淡写地汇报一遍，市委宣传部没有加以追究，只令他们把生活检讨会结束。
林秀来被斗后常流泪，说无颜上台见观众。林英仪白天斗争她，晚上还要她演戏，并且说不准演坏，演坏了还要斗。七月十三日上午十时，秀来终于趁人不备，在房内上吊自杀了。她已怀孕五个月，因此由于林英仪的违法乱纪，造成一案两命的严重事件。秀来死后，不少群众到她家去哭她，对这事件公开表示不满。全社演员守尸嚎哭并绝食，表示抗议。
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对林秀来自杀事件不够重视，事后只由副部长去该社作了一次“安定情绪”的报告，并指出林秀来自杀是她自己的错误，说她无知，不懂婚姻法。林英仪为逃避责任，给市委宣传部写了报告，说秀来之死要陈建德负责，诬称陈社会关系复杂，挑拨秀来夫妇感情等。泉州市法院根据市委意见就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以“违反婚姻法妨碍家庭致死”的罪名，判陈建德徒刑二年，送劳动改造队服役。
一九五三年二月，上述事实真象才被弄清。福建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作了如下的处理决定：一、社长林英仪身为行政领导，作风恶劣，不按上级指示，不按照政策办事，阳奉阴违，擅自布置“生活整风”，违法乱纪，是造成这一事件的主犯，决定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并送法院依法惩处。二、政治指导员吴镜水不向领导方面汇报该社真实情况，对于林英仪的错误行为不加以反对和制止，事后并与林一起推卸责任，嫁祸于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决定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三、市委宣传部长李英贵（现任市委书记）对该社的领导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了解情况，不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后亦没有指示明确办法坚决纠正，事后亦未引起足够重视，进一步查明是非，追究责任，建议给以一定的党纪处分。其他有关人员、有关部门对于这一事件都应作深刻检讨，并加公布，以挽回影响，教育干部，改进工作。陈建德无罪，不该开除判罪，应予释放回社。对死者林秀来家属应进行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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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全国四项球类运动大会闭幕
一九五三年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和网球、羽毛球表演赛的全部项目已经结束。这次大会共进行了十二天，举行了三百一十一场比赛，观众达十三万多人。
十三日下午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出席的有：马约翰、黄中、董守义等和津市人民政府首长，还有机关干部、战士、市民等共一万多人。
大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中在会上讲话。他说：从这次大会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篮、排球运动已经向着正确的方向和健康的道路发展。参加大会的运动员有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干部等，有十个民族；他们中间许多人不仅是运动能手，又是生产、工作、学习中的模范；运动员中青年占百分之八十。他指出：这次竞赛也说明篮球、排球运动技术也大大地提高了。特别是解放军男子篮球队，在一九五一年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上才是第三名，这次荣获了绝对冠军；西南区代表队在一九五一年那次会上是第七名，这次男女排球队都获得了亚军。
接着宣布了这次大会的竞赛结果并发奖：男子篮球冠军解放军队、亚军华东队；女子篮球冠军解放军队、亚军华东队；男子排球冠军解放军队、亚军西南队；女子排球冠军解放军队、亚军西南队，他们都获得了银杯和奖章。网球、羽毛球男、女单打、双打冠军、亚军等优胜者也获得了银杯和奖章。
会后，由这次获得冠军的解放军男、女篮球、排球队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的男、女篮球、排球队举行了四场精彩的表演赛。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