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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绥化民吉村支部的农业生产宣传工作经验
黑龙江省绥化县民吉村由于中共支部正确地贯彻了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全村农民组织起来后大大地发挥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土地的产量。一九四八年平均每垧单位产量是三石二斗，一九五○年是七石五斗，到一九五二年就增加到十一石一斗六升，超过了一九四三年前最高产量百分之七十七。因此，荣获全国“丰产模范村”和全省“互助合作丰产模范村”的光荣称号。
在一九四八年春天，这个村的党支部也曾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组织互助组。当时以全村十三台大车为基准，从西到东按户编组，成立了十三个大组。春耕还没有结束，这十三个大组都散了伙。秋收以后，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支部总结了一年来领导互助合作生产的经验教训；通过这一总结，使绝大部分的党员认识到必须按照自愿两利的原则来建立互助合作组织；并决定了共产党员一面要深入宣传党的互助合作政策，一面要带头参加互助组，推动全村组织起来搞好生产。会后，党的领导干部在全村群众大会上作了关于强迫互助的检讨，并说明今后要按照自愿两利来建立互助合作组织。一九四九年春天，本自愿结合的原则，成立了二十六个小型互助组。
引导农民走向农业生产合作的道路
按自愿两利原则组成的互助组，的确是大大地发挥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土地的产量。一九五一年各户除了吃穿花消以外，有了很多的余粮；张文年全组可余三万斤粮，并有余款一千多万元。这时有些组员就提出余粮余款处理的问题。有的说：“买新式农具吧，可是地少用不了。”也有的说：“再留在互助组里没多大劲头了。”组员们心里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想买地，有的想添置车马，有的想添置农具后“单干”。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也就提供了党支部必须根据党所指示的方向，把全体农民再引导前进一步。这时党支部建议各个互助组召开座谈会讨论下面两个问题：一、本村互助组的产量为什么能年年增加？二、现在互助组里有那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用什么办法解决？通过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绝大部分的农民进一步认清了“组织起来”的好处，对现有的互助合作组织形式开始表示不满，但又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这时，支部即向大家介绍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并着重讲解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制度，以及劳动纪律、分配制度、合作社的前途等等；还选择了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例，由宣传员向大家介绍。这一年的冬天，全村男、女、老、少都在谈论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件事，并在每个家庭父子、夫妻之间，引起了反复的争论。已经切身感到需要将互助组提高一步的人，积极地主张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对合作社的性质、制度等等也了解得不多。对合作社的优越性及其性质没有认识的人，就不主张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针对这些思想情况，支部又采取了大会报告、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等方法，反复地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各种制度。这样大部分农民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初步的了解；支委会也通过这一宣传，进一步了解了农民的思想情况。个别支部委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错误认识也得到了纠正。例如党支部宣传委员赵福，本来有急躁冒进情绪，以为一下子就可走到社会主义；现在认识了农民的思想不是一剪子齐的，得一步一步地走。
经过了两三个月的宣传教育后，大多数农民承认了：“合作社要比互助组好”。在支部的领导推动下一方面先以张文年互助组为基础，吸收了其他三个常年互助组内愿意入社的各户，组成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提高现有的互助组，尤其注意了对不愿入社的人进行了教育工作，使他们安心生产，努力生产。
做好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以后，支部为了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工作，除了合作社行政方面规定的一些会议、学习制度外，又把入社的四个党员、九个团员和十一个宣传员，分别编置在各个生产队中，采用“包干负责制”的方法，向组员不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又注意加强了对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领导，经常根据社内情况提出问题，制订宣传计划方案，交给宣传员进行宣传。这样党员、团员、宣传员的工作完全集中在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上了。这是非常必要的。合作社成立不久，社员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合作社的集体劳动经常发生矛盾。例如：在赶车时有的社员尽打别人家的马，舍不得打自己的；也有把自己的马套在不费劲的套上；有的见到损害合作社利益的事情不去过问，认为：“损失到我名下能有多少，何必得罪人！”喂马时，有的说：“我的马没有老李家的马能吃，出一样多的草料吃了亏。”有的每天清早偷偷地用社里的草料喂自己的牲口，影响别人的马吃不饱。在给各个社员的菜园地送粪时，有的社员把粪送在自己的园地里，别人地里不送或少送。支部了解和研究了这些情况后，一面向大家讲解：“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全体社员的，社员应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社里的每一件事”的道理，一面通过典型人、典型事在全体社员中进行教育。社员高殿举的劳动态度不好，别人支使他一下就动一下，不支使就闲着，谁要批评了他，就说谁跟他有仇。支部发现后即派支部宣传委员赵福对他进行个别教育，使高殿举认识了错误，并立即改变过去的错误劳动态度，已能主动地找工作做，有时通宵喂马，白天还照常作活。支部就请高殿举向全体社员报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又发动全体社员进行了讨论。讨论中每个社员均对照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这对端正社员的劳动态度，加强爱护公共财物的观念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宣传农业生产技术时，支部也注意了对部分社员的保守思想进行耐心的宣传教育。一九五二年推广使用马拉收割机时，有的社员说：“那玩艺儿好使就要饿死打镰刀的。”“庄稼人不使镰刀，这是亘古以来稀有罕见的事。”尤其在马拉收割机发生了故障的时候，有的社员就讽刺说：“收割机可以和我的镰刀比赛啦！”党员和团员赶快帮助技术工人修好收割机。当第二天张文年使用收割机时，全村人又都围着来看，马拉收割机的确割的又快又好，这样，连一向保守的老汉也不得不说：“这玩艺就是省工出活！”宣传员就在这个时候向大家宣传新农具的好处。经过多次的宣传教育，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逐渐地巩固下来了。
用本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推动全村互助合作的生产
这个村的支部经常有意识地宣传本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推动全村的互助合作工作。因之，每当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个新的成就时，支部就及时组织全村农民去实地参观。如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块苞米地和一个互助组的苞米地挨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苞米地是经过种籽消毒、“刨埯”点粪的方法播种的，又实行了间苗分期追肥等新耕作方法；这个互助组的苞米地有三垄也使用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新方法，但没有追肥；其余的地是用旧法播种的。结果这一片地上长出了三种成色的庄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庄稼长的齐刷刷、绿油油的，人进去看不见；互助组用新法种的三垄地由于未追肥就比合作社的差一些，完全用旧法种的，只到人腰部。在支部建议下组织了田间参观，来评比这三种成色的庄稼，同时并研究讨论了：“为什么一片地上长出了三种成色的庄稼”这个问题。最后大家说：“不怕不识货，只要货比货，一比就比出高低来了；谁不羡慕合作社！这就是技术，今后咱得讲究这个了！”在收割以后，又组织了使用马拉收割机的孙喜向全村报告了合作社在劳力分配上，做到“量体裁衣”适当妥善分配工作的事实。孙喜激动地向大家说：“说起合作社的好处，咱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大家知道我是‘喉叭’（气喘病），入社晨光，怕按劳分粮。咱一弯腰使镰刀就喘不上气来，怎能和人家的劳动比。后来合作社的领导干部说咱不能使镰刀，就叫使马拉收割机。谁想到在合作社里有这么一天，不用镰刀也可以收割庄稼了。当时咱心思：过去给地主抗大活累得了‘喉叭’，今天合作社使用了收割机，解放了我这个‘喉叭’。这就是共产党领导咱组织合作社的好处。”互助组员听过孙喜介绍的情况后，都认为：“量体裁衣这个办法就是好，每个人的活分配适当了，生产就会搞的更来劲。”此后互助组也采用了按各人特长分配生产任务的办法。特别是在秋收以后，支部又吸收全村农民参加了合作社的粮食分配会议，使大家了解合作的收获情形与分配制度。会上合作社主任王喜明向全体社员做了总结报告，指出：全年单位面积产量每垧平均十一石五斗七升，较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九，比本村最好的互助组高出百分之二十，副业收入比往年增加了四倍，社员的纯利收入是三十五石。接着就当场分配，按户由合作社驾车送粮。这里赶车的一边挥着红缨鞭赶着大马把粮食送给各户，一边由党员、团员、宣传员和来参观的农民举行座谈会；会上互助组员梁显忠对比了自己的收入后说：“在春天有人叫我入社，当时我觉得他们人多乱哄哄的，种不好地；秋天，看到社里的庄稼比咱长的好，那时觉得：长的虽好，收下来扣扣这、除除那，还还贷款就没啥了；今天一看，最少的也比我多收三分之一。人家先打下基础了，咱晚走一年，来年入社再?吧！”春天坚持不肯入社的刘振海后悔极了，当场就要求入社。此外，农业生产合作社举行例会时，还吸收互助组骨干分子参加，以此来推动互助组内的工作。
由于支部经常通过具体事例来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全村就有一百八十四户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全村的互助合作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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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重建中”
益壮
来比锡大学地理研究组编 朱立人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已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开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重建中”一书，可以帮助大家对于民主德国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本书共分七章，主要介绍了民主德国的领土、自然状况和矿产、工业、农林、交通、贸易、人口等概况，以及在一九五五年五年计划完成时将达到的建设目标。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为十万零八千方公里，人口约为二千万。“就行政区域而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划分为州、区和市镇。”（第七十五页）全国由五个州组成。这五个州是：布兰登堡、梅格林堡、萨克森—安哈尔特、绍林吉亚和萨克森。“德国的首都大柏林的民主区，同样的受民主德国管理，但不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十七页）
希特勒的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民留下了深重的灾难。广大的城市和乡村遭到破坏，成千成万的人民到处流浪，无家可归。重新建设的任务是很繁重和迫切的。因此，民主德国的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和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必要的民主改革。这就使“整个社会生活成为民主的生活，一切战争贩子和战犯受到惩罚，公共生活中清除了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大地主和独占资本家的财产被没收，并分配给人民，民主的土地改革也完成了，广泛的学校改革，打破了有产阶级的教育垄断”（第七页），为重新建设打开了道路。
民主德国的经济，一开始就是由劳动人民努力建立起来的。在一九四八年夏天开始进入计划经济——实行两年计划。两年计划，“仅仅十八个月便完成了。在一九五○年八月一日，生产达到战前一九三六年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六。”（第十一页）接着便是一九五○年—一九五五年的五年计划。五年计划“规定大力扩充工业和农业生产，大量增加交通能力并恢复国内国外的贸易。在一九五五年，工业生产总额将达四百三十八亿德国马克，而一九五○年则为二百三十亿德国马克。……因此，在采矿工业方面，计划到一九五五年增加生产额百分之九十四。钢铁生产……将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七。……重机器的制造……计划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一。……建筑器材工业的产量将……增加百分之八十。……到一九五五年，纺织工业和轻工业的消费品生产总值将……增加百分之九十。……到一九五五年，运输吨位将比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六十。”（第三十三—三十四页）五年计划将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五年计划期间，工资将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七，物价将降低百分之二十八，捐税也将降低。食物配给将完全废止。在某些方面，食物的平均消费量，和一九三六年比较，将达到更高的水平。”
（第三十四页）
煤和铁是现代工业最重要的原料，在民主德国，这两种原料都有相当的储藏量。煤的产地多在萨克森、布兰登堡两州境内。生铁产地在绍林吉亚。除去上述两种矿产外，民主德国还有铀、铜、锌、镁盐、石膏、石灰等矿藏。
“民主德国是一个工业国家。”（第四十五页）主要的有：机器制造工业、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和光学精密仪器工业等。此外，造船工业、汽车工业、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也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民主德国的工业中心是和地理条件息息相关的。民主德国的“工业集中在某些区域。一方面，褐煤成为工业尤其是大化学工厂的重心；一方面，大城市和部分中等城市是工业中心，特别是铁、纺织品、食物、木材等制成品的有效力的工业和胶印工业的中心。最后，若干工业中心设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如河流、运河、铁路中心以及沿海一带。”（第四十六页）
民主德国的农业主要生产食粮，此外，还附带生产工业原料。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民主德国实行了土地改革，从而改变了农村的面貌。成千成万的小农和雇农分得了自己的一份土地。“由于民主的土地改革，不仅完成了农村的民主化，而且还通过土地的集约耕作，促成了农业生产实质上的增加。”（第五十四页）民主德国的主要农作物有：马铃薯、糖萝卜、黑麦、小麦、大麦和燕麦等。
民主德国的交通运输工具有铁路、汽车、内河航行和航海船只。“铁路线形成一幅稠密的网；每个大城市和每个大工厂都有铁路网联系着。……很发达的公路网远较铁道网为稠密。每个地方都和公路网联系着。”（第六十七页）
民主德国的对外贸易，是以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通商为基础的。它的对外贸易额逐年增加，比生产的增加更为迅速。“一九四八年，我国对外贸易的输出额，等于一九四七年的三倍。一九四九年增加到六倍半。一九五○年比一九四七年增加到十三倍。”（第七十一—七十二页）他们还“正计划增加对外贸易的输出额，比一九五○年要增加百分之六十。”（第七十二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重建中”以不多的篇幅，简要地介绍了民主德国的情况。在增进中德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上，这本书的中译本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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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澄迈县长李定南公开包庇地主打击农民
海南行政区党政领导机关应该彻查处理
编者按：地主阶级分子李定南混进革命组织，窃据重要的领导职位，公开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情节极其严重。据“新海南报”关于这一事件的社论说，澄迈县党的组织及其领导干部，以至海南行政区一级的某些党员干部，对于李定南的所作所为并非一无所闻。但是，土地改革过去了，复查也过去了，广大干部也经过了几次整训，而李定南的罪行却一直被包庇着，直到最近才被揭发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澄迈县和海南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在检查处理李定南的罪行时，同时查清这样的坏人坏事长期未能揭发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这一方面问题的彻底解决，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据“新海南报”报道：海南行政区澄迈县前任县长李定南（现任海南垦植局财务科长）在任职县长的期间，利用职权公开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打击和压迫受害的农民。
李定南出身地主阶级，在党的长期教育之下，他的阶级立场并未转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因阶级立场模糊、敌我不分和组织观念薄弱，受到过留党察看和行政上撤职的处分。海南解放以后，李定南出任澄迈县长，仍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他经常和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来往，对这些人非常器重。他包庇过人民要求严惩的汉奸、反革命分子吴儒鉴，和特务头子王永源（已枪毙）一块到野外打过鸟，召集封建头子开会讨论过“维持地方治安”的问题。在他的支持和授意之下，地主恶霸陈学川、王中汉等都当了干部，继续统治人民。该县最大的恶霸地主王芝瑚（已枪决）更为李定南所赏识。此人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曾任国民党的县参议员、盐务局长等伪职，曾组织反动武装摧残革命，霸占了农民很多土地。但李定南却认为王芝瑚很有“威信”，一向把他当成心腹。在李定南的支持之下，他当了澄迈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委员，又“选”他去出席海南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王芝瑚因有李定南极力撑腰，从海南开会回去便大量变卖土地、耕牛，致使各乡地主也纷纷跟着变卖财产，破坏土地改革。李定南还想进一步提拔王芝瑚当副县长。特别可恶的是李定南竟利用职权张贴布告，公开保护王芝瑚的封建财产，侮辱和打击受害农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解放以前，王芝瑚曾强迫农民替他种下一块三里长一里宽的竹林，不准人走近，也不准人牧放牛羊；如有农民违反，不仅要请酒赔礼，还要挨毒打。全村的农民几乎都因此挨过王芝瑚的毒打和处罚。一九五一年王芝瑚的儿子王延銮向澄迈县人民政府“控告”，说是农民“偷斩”他父亲“辛勤经营”的竹林。李定南便叫工作人员赶快写了很多布告，四处张贴。布告中污蔑农民砍伐自己栽培的竹林是“不肖之徒乘机盗伐竹木”，是“有意破坏生产”，因此要“严惩不贷”。布告一出，王芝瑚更加凶恶，到处恐吓农民说：
“你们看吧！这是李县长写的布告！”农民说：“国民党把我们当牛当马，说我们是不肖之徒；现在李县长也出布告，骂我们是不肖之徒，解放与不解放没有两样！”
李定南曾竭力保护自己地主家庭的利益，包庇因讨债而逼死农民的伯父李传正。一九五○年李定南的大姐（大地主）的佃户交不起租，他曾擅用人民政府的公章写信给佃户，命令他们送租。他的伯父李传正，是一个靠放高利贷起家的拥有一千二百亩田的大恶霸地主，曾经长期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农民，当地农民恨之入骨。但李定南不仅不依法制裁李传正，反而在解放后利用职权替他催租讨债。例如该县四区南兴乡群典、美玉等村农民欠李传正的租钱很多，解放后农民抗不交租。李定南就曾亲自替他伯父写了条子，盖上自己的私章，叫李传正带着向农民催租。有一次在县级干部会上，李定南更公然提出要他的伯父李传正去催讨旧债。李传正有了这样一个侄子作靠山，所以在解放后仍然继续为非作恶，甚至在逼租要债中逼死了农民林绍临之子林世杰。林绍临是该县四区美亭乡名山村的
一个贫农，十多年前借了李传正现洋八十元，加利息共合一百元。绍临无法偿还，以七个工水田（合两亩多）折价现洋一百五十元抵偿。但尚未办妥，又为另一地主王邦朝把田占去耕种（绍临欠他四十元）。其后绍临又和侄儿林轩然向李传正合借八十元现洋。他侄儿死后，这笔钱李传正都要问他一人讨。他被逼得无法，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忍痛以两头水牛做抵押。当时李传正牵走一头，另一头仍由林家饲养。海南解放以后，李传正不仅夺去他被王邦朝占去的七个工水田，而且在一九五○年七月十四日把他仅有的一头牛也牵走了。绍临之子世杰眼见土地和耕牛全被抢去，尤其是在解放之后还受这种压迫，便在绝望情绪下自缢而死。世杰死后，李传正还气势汹汹地跑到绍临家打了绍临两个耳光，大骂他：“你欠我钱，我拉你牛是有罪吗？你们以死来吓我，你家就是死了一百条命我也不怕。”
这件事情发生在解放之后，而且是在土地改革法已经公布之后，显然应该依法严惩不法地主。但李定南却认为“牵牛是合理的”，因此在处理这一案件时采取了拖延的态度。林绍临三次到县人民政府找他，不是被他的警卫员拦住，就是推说有事不见。好容易在第四次见到了，但李定南只答应让李传正拨六个工田和八十万元给他。对于逼死人命一事的答复则是：“人死了，有什么办法？”林绍临忍无可忍，于一九五○年底向海南军政委员会控告。海南军政委员会曾命令该县人民法院必须站稳立场，严肃处理。但县长兼人民法院院长的李定南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判决此案时，仍然只以免去过去债务，另给八十万元和七个工田，当作死者的抚恤费。对于逼死人命这一主要之点，则是“姑念李传正年已八十余，身体微弱”、“素来没有恶霸行为”，而免于刑事处分。事后他在向海南军政委员会报告处理经过时，不仅有意歪曲事实，替他的伯父开脱罪责，而且还欺骗上级，说是他的处理是
“透过民众意见”，是“绍临甘愿”。实际上，当时死者的母亲痛哭流涕，坚不同意。而且那八十万元是李定南自己拿出来让审判员吴以明以偿还牛款为名，欺骗林绍临接受的。在这一案件草率结案不久，美亭乡即准备进行土地改革。此时李定南恐怕李传正会被农民斗争，便以李传正在家会“妨碍土地改革进行”，妨碍县长的“领导信誉”为藉口，匆忙地以县人民法院的名义把李传正送到海南人民法院“代为管制”，使农民找不到他。
李定南平日对革命同志非常冷酷，而且压制和打击批评者。在他领导下的县人民政府，除了七个老干部以外，都是旧人员和历史不明和政治上不纯的分子。经由大恶霸地主王芝瑚介绍的何秀春、蒙大经、王汉蛟、王仁抑等国民党的重要帮凶，在县人民政府中都担任科长等重要职位。何秀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历任伪营长和伪县大队长，经过王芝瑚介绍，就当了农林科长。下面干部提出反对的意见，李定南不但不接受，反而大骂：“你们是刚下山的干部，又不晓得办公，叫他们（指何秀春等）不干，你们又办不了。”李定南在解放后处理复员问题时，把一些经过艰苦游击战争考验的女干部随意开革了，而且让她们和国民党的俘虏住在一起。有两个女干部不堪这种污辱，曾经要跳水自杀。李如新同志为此提出质问，李定南拍桌大骂：“你们这些东西没有用，就是不要。我留用的人，不准叫什么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县府的李德轩同志生了病，无钱医治。有人向李定南反映，李定南置之不理。李德轩得不到治疗，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不久就死了。
总之，李定南这个披着革命外衣的地主阶级分子，对于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是爱护备至，而对于革命的人民和干部则见死不救。中共澄迈县委和上级党政领导机关对于李定南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一直不闻不问。在处理李传正逼死林世杰这样重大的案件时，中共澄迈县委常委会从未讨论过，而是任李定南为所欲为。这样，李定南的罪行就变成了合法的。一直到上月“新海南报”揭露了全部事件真相之后，澄迈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才组织调查组前往受害农民家中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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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汉族干部学习维吾尔文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汉族干部努力学习维吾尔族的文字语言。依照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汉族干部都应在两三年内，学会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新疆分局的汉族干部从去年冬天即开始进行维吾尔族的语文的学习，经常参加学习的有一百多人。现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恩茂、常务委员饶正锡等领导同志组成的学习小组，每人已经学完维吾尔文识字课本三十三课。在一般干部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人已能初通维吾尔文字，并可作普通会话。
青海电影放映大队到牧区巡回放映
青海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电影放映大队，今年将进一步展开牧区的放映工作。现已有五个放映队携带大批影片、幻灯到共和县藏族自治区去轮回放映。
这个电影放映大队是一九五一年十月成立的。一九五二年，该队曾配合各种访问团和各种工作队在都兰、祁连、同仁、河南四旗、尖扎、果洛和玉树等地区，先后共放映了四百四十一场，观众达七十五万多人。电影队放映的“中华各民族大团结”“欢乐的新疆”“抗美援朝”等影片，深受牧区各族人民欢迎。去年该队在玉树藏族自治区放映时，观众中有许多是从数百里外骑马赶来的藏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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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来的
——欢迎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 箫笙
朝鲜的山坡开遍“金达莉”〔注〕，
祖国来的文工团到了我们阵地，
带来的是故乡的舞姿和歌声，
歌声里藏着祖国人民的深情蜜意！
一个个红红的脸庞露着微笑，
久别的亲人们的面影出现在眼前。
把手掌拍痛了还恨不够响啊，
台下和台上的欢呼连成一片。
那怕是一个字，我们也听个仔细，
一双双眼睛都光芒闪闪。
凝视着你们的每一个动作，
就像看见了祖国的田园山川。
谁的身子都想再挨近一些前面，
为的是想把你们的模样儿看得更加明显。
一个完了，再欢迎来一个，
百看不厌——都为啊，这一切是祖国来的。
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浮动，
谁的胸口都像一锅沸水翻腾。
祖国啊，我们宣誓要捍卫你的一切，
我们坚信光荣和胜利永远是我们的。
〔注〕朝鲜的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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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好基层选举的准备工作
周方
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规定今年五月到十月为全国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等基层单位的选举时间，同时指出：“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选举委员会必须把指导基层单位的选举，作为全部选举工作的重点。”这是因为基层选举工作是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的基础。只要把基层选举工作做好了，县、市以上的选举工作就容易了。
基层选举工作的目的，是要放手发动群众，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选举出为自己所爱戴并且和自己有密切联系的人，去充当自己的代表，组成和自己的生活十分接近、和自己的利害密切相关的基层政权，以便代表自己去管理国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是适合于我国目前情况的民主制度；但它在实践中的功效如何，是否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实现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是否能集中群众的力量与智慧，并转而引导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为群众谋福利，其重要的决定关键之一，就在基层政权是不是健全。我们既采用直接选举基层人民代表而间接选举县、市以上各级人民代表的办法，则基层选举工作与基层政权工作就更为重要。
要把基层选举工作做好，县、市必须进行认真的准备。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上说：“基层选举工作的好坏，决定于县、市的领导。县、市人民政府及其选举委员会，必须按照基层选举的程序，订出精确的计划，作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与如期完成。”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训练干部和重点试验。没有大量的熟悉选举工作的政策和技术的干部，要想做好这样一件新的重大的工作是困难的。同时，干部没有相当的经验，单凭读一些有关的文件，也不可能体会得深刻。因此，必须把训练干部与重点试验二者结合起来。上述指示中说：“文件学习之后，最好将所有干部和工作人员，分成若干队，由县的负责同志率领，到若干基层单位，进行典型试办，取得实际经验，而后分别到各地指导选举工作。”这就是一种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办法。因为学习文件的时间很短，指导选举的干部只学习七天左右，一般工作干部只学习三天左右，因此必须事先有严密的学习计划，才能有高度的学习效果；各县、市负责同志应该首先自己学好文件，将文件的重要规定向参加学习者作明确的讲解。
为了做好有关基层选举的宣传工作，必须使参加与指导基层选举的干部懂得宣传工作与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并能很好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以下三点，即选举工作的重要性和选举权利的庄严性；那些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些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应该选举什么样的人当代表。这样才能充分地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和选民大会三项主要的工作。关于人口调查登记的宣传，一定不要脱离选举工作去单独进行，必须先宣传选举工作，然后再讲为了做好选举工作，必须登记人口。而且宣传工作应该贯彻于全部选举工作的过程中，随时发现问题，随时向群众讲解。
全部选举工作中，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来参加的工作，主要有三件，即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和选民大会。因此，在训练干部时，必须让他们了解这是选举工作的三个重要环节。第一个，选民登记（与此同时尚有人口调查登记）。这里的问题是：谁有选举权？谁没有选举权？要划清的主要界限，就是敌我界限，政权主人和专政对象的界限。我们说选举权利是庄严的，正是这个缘故。“不能让一个反动分子或未经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非法窃取了庄严的选举权利”，“也不能让一个公民被错误地剥夺了庄严的选举权利”，都是这个缘故。因此就要“号召大家关心选民登记工作，并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提出意见或提出诉讼。”第二个，候选人提名。这里的问题是：谁应该当候选人？谁不应该当候选人？要划清的主要界限，就是好人坏人的界限？坏人——隐藏在政权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为人民群众所极不满意的分子——是不应该当选候选人的。只有那些为群众所爱戴的联系群众的人，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群众乐于叫他们参加政权工作而又认为有必要让他参加政权工作的人，才应该被提为候选人。说选举工作“使所有干部都能在群众的鉴别下受到
一次深刻的教育”，正是这个缘故。所谓“把选举工作与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结合起来”，主要就结合在此。也只有做好这一步，才能使基层政权完全纯洁起来。因此，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该多多协商。“在乡村，一般可采取由选举委员会邀集共产党组织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进行协商的办法。”应该照顾到全面，“注意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广泛的人民代表性，即应注意到各阶层各民族都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名额，尤其要注意到妇女的代表名额。”而最重要的，则在组织群众慎重的讨论和鉴别，让他们“毫不容情地去掉那些自己认为不好的人，提出自己认为适当的人。”第三个，选民大会。这是全部选举过程的最后一环。选举完毕，就只待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了。选民大会要求“在深入动员的基础上，吸引选民自觉地热烈地参加选举，使参加选举的人数占全体选民数的很高的比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所有群众认识选举的意义及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关系，使选民认识选举权利的庄严性”，使大家都“珍贵这个光荣的权利，从而积极地参加选举”。为此，就必须采用便利群众的办法。如果工作中仍然有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的缺点，就必然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选民大会开的好不好，是一个考验，也是基层选举做得好坏的重要标志。为了使干部都能领导好上述几个环节的工作，应该在训练干部时帮助他们，总结过去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时已有的经验，或介绍别的地区的经验。发扬和利用其好的和正确的部分，批判和抛弃其不好的和不正确的部分。同时把干部所在地区现存的问题，如选民资格方面的各种问题，干部中的各种问题，选举中的各种问题，加以具体的概括研究，在这次大选中予以适当解决。
基层选举工作进行时，正值农忙季节。因此，各地必须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农村以农业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原则，把选举工作结合生产去进行。 “抓紧时间，利用空隙”。如果不顾生产，只顾选举，因选举而耽误了农时，妨碍了生产，就会引起程序的紊乱，使农民不满意。应该使干部了解：选举工作能提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反转来推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过去很多地方在选举前曾用“加紧生产，迎接选举”的口号来推动生产，同时也挤出来了办选举的时间；在选举后又用“加紧生产，庆祝选举胜利”的口号把生产推向高潮；有很多地方在选举过程中就搜集群众对生产的提案，以便交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去讨论，使选举工作与生产工作密切配合，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应该在此次训练干部时加以总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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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召开座谈会
邀请参加中国工会代表大会的中苏代表座谈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在八日召开座谈会。出席座谈的有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副主席刘子久、钱端升、郎洁华，常务委员车向忱等，以及来京参加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教育工作者代表。出席座谈的还有应邀前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典礼和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团员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小学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德·麦·奥鲁杰娃。
会上，由德·麦·奥鲁杰娃介绍了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小学工会的工作情况。她指出：党、行政和工会必须密切配合进行工作，工会必须是党和政府的政策的推行者。工会的职责是检查和督促工作，并想办法改进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小学工会经常讨论有关学校生活、如何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教师的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如何减少教师患病率等问题。以及其他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了缺点，工会中央委员会就要召开全体会议来进行讨论，在会上要作出决议，制定出改进办法，并提交有关单位负责解决。她并说明苏联工会的工作从基层到中央都是有步骤、并按计划进行的。
刘子久在会上也简述了中国教育工会的组织系统。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