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约·维·斯大林论苏维埃国家
苏联 德·车斯诺柯夫
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多年经验，完全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只有借助于自己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才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加以革命的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社会。
在总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时，约·维·斯大林指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它的政权。可是却只有借助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特设机关，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巩固胜利果实，并向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前进。
斯大林同志和乌·依·列宁一起创立了苏维埃国家，这个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已成长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乌·依·列宁的伟大功绩是在于他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在发展乌·依·列宁关于苏维埃的思想时，约·维·斯大林证明了苏维埃的力量就在于它们是劳动人民的无所不包的群众组织，因此，在苏维埃组织制度之下，无产阶级对群众的领导，可以实现得最容易和最完整。苏维埃乃是革命政权最强有力的机关，同时也是最民主和最有威信的群众组织。苏维埃政权无可估量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直接把劳动人民和国家管理机关联结起来。
苏维埃政权是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国家组织。它完全消灭任何民族压迫，并保证不同民族的劳动群众在统一的国家联盟中的紧密合作和团结。
在揭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形式的特点和优越性时，列宁和斯大林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可以是不同的。约·维·斯大林阐明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特点。
斯大林捍卫了关于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高原则这个列宁的原理，指出这种在工人阶级及其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他揭示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并且着重指出了党的领导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中是首要的。
约·维·斯大林给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方面提供了天才的论述：利用无产阶级政权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加强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联系，保证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利用无产阶级政权使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群众完全摆脱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与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利用无产阶级政权组织社会主义制度，消灭阶级，过渡到没有阶级的社会。
约·维·斯大林继列宁之后教导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限于国家政权机关。它是由共产党所团结和领导的群众组织系统：职工会，苏维埃，青年团，合作社及其他。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全面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的最高形式——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在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民主在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础上兴盛起来了，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空前增高了，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就更加巩固和加强了。
约·维·斯大林在非常第八次全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以及在斯大林宪法里，全面地指出了发达起来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民主主义的特点，指出它较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无比优越性。
约·维·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历史性报告中，论证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两个阶段的学说。他确定了苏维埃国家发展中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消灭剥削者阶级为止的时期。我们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是镇压已被推翻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起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条件。于是，苏维埃国家在这个时期就实现了两个基本职能：镇压国内已被推翻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防外来的侵犯。当时还有第三个职能——我们国家各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可是这个新职能当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时起，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完全胜利和通过苏联新宪法为止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在国家面前摆着新的任务——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最后的余孽，组织文化革命，组织保卫国家的完全现代式的军队。这一切就改变了苏维埃国家的职能：国内武力镇压的职能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者已被消灭了。代替武力镇压职能的是国家出现了保护社会主义财富防范盗窃人民财富者的职能。武力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仍然是完全保存着，这就是说苏维埃武装力量、惩罚机关和侦察工作也还保存着。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约·维·斯大林指示过：“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探机关，那末它们的锋芒已经不是向着国内，而是向着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莫斯科中文版“列宁主义问题”七九二页）
约·维·斯大林对国家的对内和对外职能的对比问题给以特别的注意。他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低估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凶手和暗害分子到我们国家里来的那种作用和意义的危险性，说明了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所必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武装力量、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的意义。
约·维·斯大林不倦地号召记住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提高苏维埃人的警惕性，并竭力巩固苏维埃武装力量、惩罚机关和侦察工作。
约·维·斯大林在一九三○年说过：“我们是主张国家死亡的。但是我们同时又主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直到如今是许多国家政权中之最强有力的一个政权。国家政权的高度发展，为的是要准备条件，以便使国家政权死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自相矛盾’吗？是的，这是‘自相矛盾’的。但这种矛盾，是生活的矛盾，这正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俄文全集第十卷三六九至三七○页）
根据综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约·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第一次做出了在共产主义下也保存国家的必要性的结论，假如到那时资本主义包围没有被消灭，也就有着竭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约·维·斯大林在天才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以新的力量强调指出这个思想，即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下，革命胜利了的国家“不应当削弱自己的国家、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军队，而应当用一切办法加强它们，如果这个国家不愿意被资本主义的包围所击溃的话。” 遵循着约·维·斯大林的天才指示，共产党竭力巩固了并且正在巩固着苏维埃国家的实力，它的力量和不可战胜性的源泉就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联盟、苏联各民族的友谊。
苏维埃国家乃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首要工具，是全世界牢不可破的和平堡垒。
苏维埃国家按照客观经济法则来达到全部社会生产毫不间断的增长，首先是生产工具生产的增长，发展并改进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保证着社会不断的物质和文化的增长，以便使社会全体成员都有受教育、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活动家的可能，并能够自由选择职业。
苏维埃国家为共产主义建设创造着必要的外部政治条件，保卫着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巩固着与伟大的中国人民、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友谊。苏维埃国家为争取全世界的和平，进行着始终不渝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共产党不断地改进着苏维埃国家的一切机关，使它们改组得适应于迫切的任务。为了国家全部生活实行毫不间断的和正确的领导，为了保证党和政府所制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顺利实施，目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重要的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它的第四次会议上给予了应获得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体联席会议的决议以法律上的效力。
改善国家和经济领导方面的组织上的措施，在进一步巩固我们伟大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巩固负有保证苏维埃祖国的防御和安全使命的苏维埃武装力量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措施，为进一步全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集体农庄经济，为扩大社会主义文化财富和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苏维埃人对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抱着无限的信任。他们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所有自己对内和对外政策中都表现出人民群众根本的切身利益。
强大的苏维埃国家，在党、政府和人民的紧密团结中，在苏联一切民族兄弟般的友谊中，沿着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胜利前进。（张子凡译自三月十八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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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对于“高级中学本国近代史”（上册）的意见
编者按：一月中旬，本报编辑部曾邀请北京市五个中学历史教师举行座谈会，讨论“高级中学本国近代史”（上册）一书中的问题。本文就是根据讨论结果写出来的。
谢承仁 郭柏年 洪源 徐建竹 陈梅竹
我们是北京市的中学教师。我们在历史教学中采用宋云彬编的“高级中学本国近代史”（上册）作为教科书。但是，我们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好多学校的教师，都没有完全根据这个课本讲授。原因是：这课本的缺点太多了。
这个课本是宋云彬从他所编的“中国近百年史”里分割出来的。一九四九年，那时中学校正闹着教科书荒，旧的不适用了，新的没有编出来。因而有人征求宋云彬的意见，要把他所写的“中国近百年史”前面的一部分改编成为“高级中学本国近代史”，他答应了。这本书后来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推荐，认为较“适于教学”，于是就作为课本了。在当时，这个课本比起旧有的课本来，的确是比较适合于教学一些。但是，到了今天，这样的课本就实在太不合乎要求了，因为不论从政治思想性、科学系统性、编排以及从编者的写作态度等各方面来说，它都存在着许多毛病。下面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供教科书的编者和编审机关参考。
我国近代史，一方面是一部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封建、买办势力，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反对国内反动统治斗争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和反动统治者所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编写近代史课本，如果不把这两条主要的历史线索抓住，必然不能做到像凯洛夫在他的“教育学”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历史课程能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生活底基本规律，并揭露当作阶级斗争看的历史运动的本质。”然而，这课本的编者对这点却处理得并不得当。
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这本教科书对于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描写得很没有力量。编者在课本中，对于人民的斗争生活，一般都缺乏鲜明、突出、生动的叙述，却把过多的笔墨用来渲染统治阶级内部的荒唐、无耻去了。例如，在讲北洋军阀时，用了二千八百二十九个字的篇幅去介绍“政党的演化与内阁的更迭”，其实这只是那些官僚、政客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纵横捭阖，不是历史的主要方面，不必过多地描写。相反，在“中日甲午战争”一章中，编者在叙述台湾割让后台湾人民的反抗时，却只用了二百七十八个字。这样一段有声有色的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抗日斗争的史实，就这样被轻轻地交代过去了。类似这样的过分强调黑暗面、忽略光明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其结果是使学生只感到历史一团糟，看不出谁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更看不出中国人民怎样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程度上来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从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缺点。
对于历史人物的介绍和分析，在某些地方也同样表现了编者的思想是不明确的。例如，孙中山和康有为这两个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有很大差别的，决不能等量齐观，我们应该多去介绍孙中山才对，可是编者却把重点放在康有为身上了。介绍康有为时，编者概述了他的生平，写出了他所受的教育，他祖父对他的影响，他老师朱九江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体系。但在介绍孙中山时，只说他和康有为同是广东人，至于广东什么地方人则只字未提；只说他是富农出身，至于他家里的情况和他幼年的生活也是只字未提；只说他读的是教会学校，学的是医，至于他究竟受了什么思想影响，以及他本人思想体系如何更是只字未提；甚而连孙中山字逸仙都没有说。难道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如康有为么？像这种轻重倒置的写法，按照对于教科书应有的严格要求来说，我们认为这就不只是一个缺点的问题了，这应当说是一个错误。此外，在“戊戌变法”那一章，编者在叙述六君子的慷慨牺牲时，曾给了这样一句表扬：“对于后来无数革命先烈的慷慨牺牲，起着鼓励与示范的作用”。另外编者在“辛亥革命”那一章，对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给了这样一段批评：“这些革命活动，参加者的热情及其牺牲精神是可泣可歌的，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可不足为训。”我们认为后一个批评是很正确的，不过这和前面表扬六君子的话联系起来看，前后的论点就有些矛盾了。试想，连辛亥革命的烈士的牺牲尚不足为训，为什么改良运动的六君子的牺牲倒反可以“示范”呢？
在这一历史课本中，史料错误是很多的。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第三十八页，编者这样说：“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桂平武宣两县中间的鹏化山西边的紫荆山设立秘密机关。……一八五零年（道光三十年）桂平县烧炭工人反抗官府勒索，引起大风潮，洪秀全就乘机在桂平县金田村起义。……那时候咸丰帝（清文宗）初即位，派固原提督向荣、云南提督张必禄率领军队，前去攻打。清军不能取胜，张必禄阵亡。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春，太平军占领贵县，过浔江，取武宣、象县，陷永安州（今蒙山县），建号太平天国。”
上面摘引的这一段，不到五百字，史料上的错误就有六处：一、洪秀全、冯云山在紫荆山设立秘密机关不在一八四四年，而是在一八四七年。一八四四年是洪、冯初次入桂之年，这年冬天，两人就分离了，洪秀全回粤，根本未到紫荆山；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之间，冯云山始入紫荆山宣教授徒，这时洪秀全却正在他的故乡；一八四七年夏天，洪秀全再次入桂，才和冯云山在紫荆山重逢。显然，这里编者把时间弄错了。二、文中所提到的“鹏化山”应该是“鹏隘山”。鹏化山是桂平、平南交界的一个山，不是桂平、武宣交界的紫荆脉中的鹏隘山。这里，编者把地点弄错了。三、金田起义日期过去虽各有不同的说法，但现在已经学者考证，谓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早已成为定论；可是，编者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再版这个课本时，仍然说是一八五零年，这未免太不应该了。四、张必禄奉到满清政府命令后，率领黔军、皖军二起，绿营兵二千二百人，由贵州入广西，师次浔州，就害病而死，并未上战场，怎么说“阵亡”？五、而且张必禄是前云南提督，编者未加“前”字，这也错了。六、这一段里“一八五一年春”的“春”字，也是不对的。按太平军于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二月弃桂平大湟江口入武宣东乡，四月入象州境。招集武、象两地拜上帝会群众，仍折回桂平县金田、紫荆山、新墟一带。八月从新墟突围走平南，大败清将向荣军，遂经藤县，于闰八月初一，开始围攻永安。这里所说的“春”不知包括哪几月？难道可以把四月、八月、闰八月都算是“一八五一年春”么？
在这本书的编排方面，我们觉得它是：重点不明，系统混乱，眉目不清。
先说重点不明。有些地方应该着重作些说明的，编者没有这样作。例如，在叙述鸦片战争的影响时，没有从国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变化，去说明鸦片战争使中国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在讲太平天国时，没有指出这一农民战争和过去的农民战争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通过这些去分析中国人民怎样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在介绍洪秀全、李秀成等历史人物时，没有从社会发展的观点去分析这些人之所以伟大，伟大在那里；更没有从他们的阶级出身及所处的时代，去批判他们进步的局限性，指出局限性在那里。相反，有些地方不应该加重的却加重了，如介绍康有为时，拉出了一大段“张三世”、“通三统”、“今文派”、“古文派”、“经学家”、“理学家”等，闹得同学们头昏脑胀，教师们也感觉难讲，因为这都是些专门问题，不是在几十分钟的课堂里所能讲得了的，也不是同学们在课外自己所能看得懂的。又如像介绍义和团时，从他们所奉的神：洪钧老祖、关公、孙行者、黄天霸说起，直说到他们练“清功”、练“浑功”，以及什么叫“清功”，什么叫“浑功”，我们认为同学们记洪钧老祖等这些名字以及记这些“百日飞升”等迷信事实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所以，都是可以简略的。
再说编排的系统。譬如“洋务运动”，依照历史年代的次序，应当放在“甲午战争”的前面，而编者却把它放在“甲午战争”后面和“戊戌变法”挨在一起了。这样，我们便不能看清楚社会发展的规律。又如像第五章第一节“列强在华的角逐和斗争”，和第二节“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及其影响”，我们认为这两节次序最好颠倒，先讲第二节，后讲第一节，这样脉络比较一贯，而且还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列强在华经济利益的矛盾，终于表现了在政治上的冲突。
在眉目上，全书除了大的章节划分外，没有更详细的小标题，没有地图，没有统计表，没有其他实物照片。
此外，段落的起迄没有照顾实际教学的困难，有的地方一长就长到十三、四页，如第一章第二节即是；有的地方一短就短到两页多一点，如第一章第四节即是。到底长的地方需要多少时间讲？短的地方需要多少时间讲？长的一小时讲不完，又到哪里为止？这些对于编写教科书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编者是没有考虑到的。
最后，应该指出，编者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不严肃的。有许多地方，主要是由于编者不踏实、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造成了政治上的错误和事实错误。例如第一章第一节，标题是：“鸦片战争前国内外情况”，而内容却并没有分析国内情况。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上的疏忽。编者在叙述英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向外侵略这一事实时，这样说：“各国对华贸易英国既然占第一位，打开中国大门的任务自然落到它身上了。”这里，“任务”两字的提法极端不妥，难道英国侵略中国是来完成“历史任务”么？照这样说，岂不是中国就注定了应该受英国的侵略？又如在第一章第一节有这样两句话：“当时一般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种新势力，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工业品和农业品的交换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的自给自足的安闲生活……”这里随便用“安闲”两字是不恰当的，当时广大的劳动人民并不是过的所谓安闲生活，过安闲生活的只是那些靠剥削为生的寄生者。
在纪年上，更是杂乱不堪。好多地方用的是阳历，好多地方则用阴历，有的地方阴阳历杂用，如叙述八国联军时，七月十四日联军攻陷天津用的是阳历，七月二十日攻入北京则又用了阴历；还有的地方是用帝王纪年，如第一四四页第一、二行：“宣统二年（一九一零）正月，各代表齐集北京…”；有的地方则用干支纪年，如第一三九页第九、十行：“庚子年的十二月，曾下过变法的诏书，辛丑年三月又命设立‘督办政务处’……”；有的地方又用公元纪年，如第五五页第九行：“一八六零年（咸丰十年），又命僧格林沁负责剿捻……”；有的地方公元、干支、帝王纪年全用，如第一五零页第一行：“一九零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秋间，孙中山从欧洲回日本……”；有的地方又用民国纪年，如第一九一页第四行：“民国三年二月十八日举行开会式……”。
根据上面讲的，可以看出今日所使用的这个课本，给教师们、同学们带来了多么大的困难，而教师们和同学们却又是多么迫切地期望着有一套好的历史教科书。因此，我们希望编者能广泛搜集意见，把这本教科书重新改写一下；我们更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当局能够重视我们的意见，加强干部的配备，早日编出有政治内容的、科学性准确的、系统性严密的、体例统一的、文字生动的、附有各项图表的、能够切合实际教学的好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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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庄村怎样把贯彻婚姻法运动深入一步
河北省清苑县第七区任庄村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以前，全村没有一对真正自由结婚的。群众对婚姻法有很多误解，如说婚姻法是“离婚法”、“妇女法”，恋爱是“乱搞”，实行婚姻法即是到区“登登记”、“见见面”，男女平等是“男女作一样多的活”；对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家庭的认识也十分模糊；对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不摸底，如梁发娘（寡妇）问区干部说：“正月底寡妇都叫改嫁吗？”本身有问题的更表现恐慌害怕。青年男女特别是未婚青年男女非常拥护贯彻婚姻法，他们希望这个运动搞得好，给将来的美满婚姻打下强固的基础。
该村干部经过训练回村后，向群众全面交代了政策，正确地阐明了运动的性质、方针，消除了群众的顾虑，安定了人心，开始扭转了对婚姻法的不正确看法。
经过普遍宣传后，群众大体上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觉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新的婚姻制度表示拥护，并要求进一步了解具体问题。如韩禄林说：“禁止纳妾我很赞成，因为那是地主为了自己享乐；可是禁止童养媳我想不通，因为双方都是穷人。童养媳娘家管不起饭，童养出去可以不饿死；男方娶不到老婆，童养大了，可以熬一家子人家，这有什么不好呢？”群众还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主要是：（一）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如“寡妇改嫁是否一定带财产？”“以前的童养媳应怎样办？”“为什么要禁止童养媳？”等。（二）有关建立民主和睦家庭的问题：如“新婚姻制度好，如何实现呢？”“民主家庭怎样建立呢？婆媳关系应当怎样改善呢？”群众提出这些问题，说明在运动中仅做一般性的宣传是不能满足群众要求的，如不及时了解群众思想情况，抓着关键问题，具体交代政策，便会使运动松懈无力，沉寂下去。任庄工作组及时掌握了运动的发展规律，采取了以下措施，把运动推向深入，并获得了成绩。
一、整训宣传队伍，提高宣传员的政策水平
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要求解决的问题具体了，复杂了，提高宣传员的政策水平便成了首要问题。因为他们是运动中的骨干，宣传队伍中的主力，必须善于领导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积极工作。
任庄村参加集训的村级主要干部三人，参加普训的一般村干部、宣传员八人，加上运动初期发现的积极分子二十人（包括未训练的村干部），统一组织了若干宣传小组，采用包片、包户的办法，展开了宣传。他们的工作是积极的，但政策水平却是有限的。当群众提出具体复杂的问题时，他们便不能一一解答。宣传员梁锁贵（支部书记）说：“我受训七天学到的，完全讲完了，再没有可讲的啦！”梁兴说：“现在群众不是要我讲婚姻法，而是要我讲婚姻法的规定是为什么了。”因此领导上绝不能满足于集训和普训，必须不断地训练他们，提高他们，丰富他们，输送给他们新的宣传内容，教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否则他们在运动中便不能再成为骨干。
怎样不断提高宣传员呢？应根据群众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本质，然后向宣传员进行讲解。如自由结婚为什么也有离婚的呢？应用“结婚要慎重，不要轻率”的宣传去解决；童养媳双方都是穷人，为什么还要禁止呢？应用“婚姻自主、保护妇女利益及子女身心健康”的宣传去解决；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应是怎样的呢？应介绍尊婆爱媳，夫妻互爱互敬、互相帮助、团结生产等的典型事例。
二、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
群众的水平提高了，先生讲学生听的方法不能再满足群众要求。群众愿意随时随地提出疑问，并得到解决。这时，应该组织群众进行讨论，依靠群众自己的切身经验进行自我教育和互相启发，使群众对于新婚姻制度有更深刻的体会，问题解决得更好。如当有人提出婚姻自主娶不上老婆怎么办时，大家在讨论中便说：“那要看这个人是否好吃懒做？”也有的说：“婚姻法贯彻了，婚姻不是买卖的了，那就可以很好地找到对象。”有的说：“思想落后找对象是要成问题的，青年们那个不说要找个思想进步的、学习积极的对象呢。”这样七言八语即答复了问题。
自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小型座谈会。座谈会的开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青、壮、老年男、女共同参加的混合开法。这种开法的好处是可以相互启发，不致产生疑惑。但由于要求不同，有时青年人因老年人在场而不发言。另一种形式是青、壮、老年男、女分别召开。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根据各种类型人的思想解决问题。如有些壮年男女赞成自己的男孩子和别人恋爱，而女孩子和别人恋爱即想不通，以为是可耻的事。任庄在壮年妇女座谈会上解决这个问题是较好的，如梁桂英的母亲说：“我的儿子自己搞了对象，俩口子说说笑笑的可好啦！我对搞对象（婚姻自主）真想通了，我的闺女跟人家搞对象我也乐意：儿子的对象还不是人家的闺女吗？有什么不好看的呢？”大家认为想不通是老封建。
重点召开家庭会议，使群众学会领导新式家庭的方法
家庭和睦，搞好生产，过好光景，是广大群众的要求。几千年来以封建家长统治的旧式家庭被摧毁后，用什么形式来领导新式家庭，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把家庭管理好，才能达到和睦团结积极生产的目的。因此把家庭会仅仅当成解决现有矛盾的方法是不够的，必须明确认识到，家庭会议不但可以调解过去的矛盾，而且可以巩固运动的成果，也是树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新家庭的重要方法。因此，这种会议应在群众有了一定觉悟之后，作好准备工作，有重点地召开，对推动运动深入一步有着很大作用。任庄工作组在这方面未能及时满足群众要求。如郄老庆自发地召开了家庭会议，解决了家庭矛盾，制订了生产计划。在他影响下，梁二柱的母亲找工作组要求帮助开家庭会。工作组解决了她家的问题以后，对推动运动深入起了很大作用。
贯彻婚姻法运动深入后，任庄村面貌为之一新。旧的婚姻制度基本摧毁，新的婚姻制度开始树立，呈现了婚姻自主，团结生产的新气象。“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强迫包办的婚姻制度，已被认为是历史上的“缺德”制度了；自由自主的婚姻日益增多。自二月集训干部开始梁凤仪和孟秀兰公开恋爱以来，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又出现了杜秀华、梁桂英等自找对象的新事情。恋爱和自主结婚在该村已成了青年们正大光明的事，不再被认为是“腐化无耻”了。他们选择对象的条件是思想进步，学习积极，劳动好。做父母的也开始放弃强迫包办儿女婚姻的封建统治。经验证明：做父母的是十分盼望儿女过幸福生活的，因此，只要把道理讲通，他们是可以接受新婚姻制度的。任庄在开座谈会时很多做父母的自动表示态度：一定叫儿女自己搞对象，不再给孩子包办婚姻，让他们吃苦。婚姻法不再是“离婚法”、“妇女法”，而是广大人民乐意执行的了。婚姻法已成了群众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新家庭的依靠。如梁二柱过去一家三口不断生气，运动中婆婆主动要求工作组帮助调解纠纷。韩禄林要求帮助他改造自己的家庭。郄老庆在开家庭会时，首先提出今后要根据婚姻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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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区、陕西省各界祭扫轩辕黄帝陵墓
西北区和陕西省党、政领导机关和各界人民代表八百余人，在五日（清明节）前往陕西省黄陵县祭扫轩辕黄帝陵墓。祭奠仪式在上午九时隆重开始，由主祭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敬献花圈，恭读祭文。祭奠毕，主祭人和陪祭人绕陵一周，并晋谒轩辕黄帝庙。（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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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央文化部决定举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
为了加强我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进一步巩固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从四月十五日起到四月二十四日止，在全国二十个大城市举办“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电影周中将放映“钢铁的城”、“黎明前的战斗”、“卡嘉”、“水堤”、“新战士站起来”、“快乐的竞赛”、“幸福之途”和“胜利的进军”等八部捷克斯洛伐克影片。举行电影周的城市是：北京、天津、太原、沈阳、哈尔滨、旅大、长春、鞍山、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武汉、长沙、广州、南宁、重庆、成都、西安和兰州。
匈牙利影片“安娜·萨宝”在京上映
匈牙利电影制片厂出品、我国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安娜·萨宝”四月四日起已在北京六家电影院同时上映。“安娜·萨宝”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描绘工厂和工人生活的影片，通过对女主角安娜·萨宝的描写，表现了匈牙利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新品质。“安娜·萨宝”曾在第五届国际电影节中因剧本优异获得奖金。这部影片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放映时，都获得观众的赞扬。
军委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到鞍山作慰问演出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九日在鞍山作了十三天慰问演出，节目有歌曲、舞蹈、技艺等。观众达十五万以上。这是鞍山解放后规模最大、时间最久、观众最多的一次演出。鞍山市的职工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很多职工写信给鞍山“工人生活”报社，表示要以完成或提前完成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来感谢中央人民政府派文工团来慰问的好意。演出前后，曾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和鞍山市市长方治平都讲了话。
四川理县一带发现古代文物及红军长征时的革命文物
西南博物院工作人员在四川省理县一带配合公路的修建工程，发掘到很多古代文物。在理县的佳山岩及孟董沟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五十多件。在咸州的古城坪（又称姜维城）发现了彩陶片，这些彩陶片的花纹和甘肃的彩陶虽略有不同，但大致是同类的东西。这些发现，对研究聚居该地的少数民族——羌族与藏族的原始社会历史，有很大价值。在上述地区，还发现了汉代的铜器、铁器、钱币及陶器多种。有些是属于羌族与藏族的，有的是属于汉族的；时代属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之间。从这些文物中，可以看出二千多年前当地的文化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并可以看出当时各民族间接触的情形。上述地区曾经是红军长征时所经过的地方，红军留下的革命文物很多。西南博物院已搜集了一些，有红军的布告、标语、石刻等。现在都存在西南博物院内。
第3版()
专栏：
关于“高级中学本国近代史”（上册）
漆侠
宋云彬编著的“高级中学本国近代史”（上册），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而最主要的问题则在于：对于具体的情况缺乏具体的分析。
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乃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因此，编写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抓紧这个主题，把其中每个重要事件，给以系统的深刻的本质的说明，才能使学生对于这富于内容的和充满了斗争的历史，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从而体认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方向。
宋云彬的“高级中学本国近代史”（上册），虽然把近百年史的主题提示出来，但却没有能够将其突出显现。试以本书“辛亥革命”章中的“反满势力大结合”一节为例，就可得到充分的说明。
这节的主题在于说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情况，应当指出革命派的阶级力量、政治主张、主要领导者的特点，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各个不同的派别汇成一个革命巨流。可是编者却没有围绕着这个重点来说明主题：一、对这次革命的最主要的领导者孙中山，编者只把他和康有为做了一个既不尖锐又不正确的对比，竟说两人“同抱救国宏愿”，而对他的政治思想却没有谈到；二、把章炳麟的姓名、籍贯、有没有“功名”都谈到了，也把他和康有为做了对比，……但对章炳麟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却没有多谈；三、把同盟会的入盟仪式、开会的次数都谈过了，但对于主张有所不同的各派别是在什么情况下结合起来，却没有谈到。因此，根据课本的叙述，我们看不出孙中山等代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看不出革命派别之间的矛盾和革命力量的大小。因此，我们也就觉得，这章的结论称同盟会本身是一个矛盾组织、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等等，都是缺乏实际内容的。
由此可见，这个课本是：堆积材料，罗列现象；重点不明；主题不清。
由此可见，这个课本所存在的基本问题，在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以课本上所表现的人物来说：由于缺乏阶级的内容，这些人物的活动，就成为孤零零的个人的活动，看不出他们是代表着什么阶级什么集团来进行活动；由于缺乏分析，对这些人物的作用也就不能够给以正确的估计。例如对林则徐，只称他是“禁烟运动中的一位先觉急进者”，没有指出他是地主阶级中少数进步分子的代表，是结合人民群众、坚决抵抗英国强盗的爱国主义者；对道光帝，只说“道光帝大为震怒，态度又强硬起来”，并没表明他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是代表着占有统治地位的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内进行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一个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课本也就不能够在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进程中，说明社会各阶级各集团的变化，从而阐明各阶级各集团的特性及其区分。
例如在“洋务运动”中，课本竟没有指出这一重大变化：在洋务运动中，代表着反动地主阶级的军阀和官僚，为加强其封建统治和封建割据，采用新式机器，开设工厂，主观上企图阻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却无法阻遏革命性最彻底的最有前途的无产阶级的产生。
例如对于戊戌变法，没有指出它是改良主义运动的高潮，也没有正确指出变法运动的主持者的阶级属性。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一二十年间，上层士大夫间已经酝酿着改良主义的思想，到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战争失败的刺激，这种思想就愈加发展。康有为总结了这种思想，并使之做更进一步的发展，遂掀起维新运动的高潮。课本没有指出戊戌变法的前此历程，因此这个运动就成为突如其来的、缺乏历史根源的运动了。没有看出这种历史根源，也就不能确指戊戌变法乃是由一部分地主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主持的。
例如对康有为等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就没有尖锐的正确的区分。由于康有为等所具有的阶级特性，有其资本主义的一面，也有其相当浓厚的封建主义的色彩，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仍然固执原有的政治主张，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以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为宗旨的革命派；因此在戊戌变法时期被视为进步力量的康有为集团，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时期里，就应当指为落后的、反动的、阻碍革命势力发展的政治集团了。课本不仅没有作这样的说明，而且把康有为和孙中山这样来对比，竟说他们“同抱救国宏愿”，不知道康有为所要救的国（国家政权）正是孙中山所要推倒的；而历史赋予人们的使命，正是要推倒满清封建政权。课本的这种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总之，由于编者对于具体情况缺乏具体分析，这个课本就没有清楚地表现出历史波浪和深刻而剧烈的历史变化，而成为许多琐碎材料的堆积和没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的罗列了。显然可见，这个课本是远远不能“使学生对历史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是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教学中的需要的，深望有关出版机关密切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