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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葛楼乡的整党工作推动了合作互助生产
金石开
山东濮县一区葛楼乡包括徐庄、温庄、四合村、葛楼、萧曹邢五个自然村，共有七百九十一户，三千七百九十九口人。这五个村的党支部都是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间建立的，现有党员一百九十九名。在土地改革前的各个时期，这个乡的党支部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的工作，出现了不少的久经考验的模范党员，曾历次受到上级党的表扬。但是在土地改革以后，由于缺乏教育，支部党员中产生了“革命成功”、“功臣自满”的思想和工作上的消极疲沓现象，绝大部分党员不领导和不参加合作互助的组织，部分党员滋长着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和行为，现在雇长工的一人，放高利贷的十人，有不少的人还有雇长工的打算。另外，强迫命令的作风，在温庄和萧曹邢的党员干部中也存在着。他们往往用“抽棒”、“抓阄”、“摊派”等方式去完成任务。至于“占便宜”、“化大公为小公”、铺张浪费的现象在党员干部中也很普遍。
运用典型实例进行了生产方向和工作作风的教育
针对上述情况，该乡在这次整党教育中，特别注意了合作化、集体化的生产方向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的教育。在教育前，经过调查研究，搜集了各种好坏典型实例。采取了活人活事的教育方法，效果很好。
在进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时，通过赴苏参观团的传达报告和放映幻灯等方式，介绍了苏联的集体农庄，使党员认识到大生产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讲解了中国如何走向共产主义，讲解合作化、集体化的生产方向。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时，运用了以下几种典型实例：
（一）通过富农思想的典型徐洪袍、董振山等人的检讨，推动党员对富农剥削思想和行为的批判。开始，徐洪袍在大会上检讨不深刻，因而讨论中党员对徐洪袍斗争，对他有成见的则趁机报复，说徐洪袍是“小老蒋”，当时徐洪袍的思想受到很大压力。这时工作组总结了这次运用典型失败的教训，认识到：（1）选择典型要适当，而且必须事先教育成熟；（2）批判典型的错误思想应和每个党员的自我批评相结合，孤立地批判典型，效果不良；（3）批评坏典型应和树立好典型相结合，才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为了挽回不好的影响，在第二次会议上，首先把徐洪袍历史上的功绩作了介绍，确当地指出他在土地改革后错误思想发展的根源和危害，徐洪袍也向大家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放弃剥削，参加互助组。大家都很满意。第二个作检讨的是董振山，他说：“过去我给地主扛活，受尽了剥削和压迫，土地改革翻了身，落疤忘了疼，屡次冒名贷款、盖瓦房、买地、添牲口、打谱于来年雇工，又转过来想剥削别人，要不整党，过几年就要成了富农了，都和我一样的想法，还能走到共产主义吗？”当晚，工作组领导大家针对徐洪袍、董振山思想联系检查自己，讨论中，有十个放高利贷的，一个作投机买卖的和买地打算发展成富农的都作了自我批评。
（二）通过邻乡王安忠合作社的典型报告和单干户生产量对比，使党员认识合作互助的生产方向。在王安忠合作社的会计王丕义作报告之前，工作组搜集了党员的疑问。王丕义在会上首先介绍了合作社成立发展巩固的经过，接着通过算细账把合作前后两年的土地产量作了对比，他说：“俺社八户社员共有土地一百八十二亩，合作前的一九五一年总产量是三万五千斤，合作后的一九五二年的总产量是六万斤，最后宣布了一九五三年的计划，保证增产到十三万五千八百斤，除去八户八十九口人的全年开支，能余八万零二百斤，准备购新式农具，增加肥料，盖新房子改善生活。当场党员们提出很多问题，如“成立时欠的银行款子怎么还的？”“完成一九五三年的增产计划有什么保证？”“怎样记工、分红？、”“社员赶集、走亲戚、作点家中零活是否自由？”“妇女参加干活，孩子怎么办？”等等，王丕义都逐一地做了完满地解答。接着工作组又举出四个实例把合作互助和单干户一九五二年每亩地的平均产量加以对比：五里铺陈新聪合作社为四百八十七斤，后白庄陈百龙常年互助组为二百八十七斤，白万方临时互助组为一百六十斤，而号称庄稼秀才的单干户张良让只打粮一百四十斤。经过这些典型实例的对比教育，党员都说：“走王安忠的路，两三年生产就能发展；走徐洪袍的路，一辈子到不了共产主义。”徐庄党员检讨说：“俺庄支部过去虽然有成绩，但这几年来功臣自满，不执行党的合作互助增产运动的政策，结果，人家王安忠合作社每亩平均打粮三百三十斤，俺庄每亩只打百多斤，看起来光凭老资格是不中了。”
（三）组织了一次幻灯宣传，放映了“苏联集体农庄生产和生活介绍”、“陈新聪合作社的成长”、“互助比单干强”等画片，使党内教育和党外发动群众相结合。
葛楼乡在进行党员标准第三、五条教育中，有力地解决了党员干部贪污、浪费、沾光取巧等自私自利思想。该乡在讲课时，一方面讲清了党员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集体利益的正确关系，同时又以一贯自私自利的温庄党员高德起作典型检讨，来推动有同样思想的人作自我检查。
为了在党内树立前进的榜样，在另一次典型报告会上介绍了入党二十年来在任何环境下一贯积极为党为人民工作、舍己为公、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党员王玉兰（女），并在讨论中从各村评比出六个模范党员，在大会上进行了表扬。党员普遍反映：“这次整党赏罚严明。”党的威信大大提高，有三十四个团员和群众代表申请入党。
整党与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
该乡这次整党十分注意与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整党工作组入村，首先从检查和安排生产和各项工作入手，通盘地研究了完成各项工作的步骤和方法：对于一些紧迫性的临时任务如秋季征粮、扫公路积雪等，抓紧在动员准备阶段完成。对于一些季节性任务如冬耕、冬季副业生产等，则在整党过程中结合完成，时间上作适当分配，根据需要每天抽出上午或下午一晌至两晌时间让党员进行农、副业生产；其他一些长期性建设任务如合作互助、打井、信贷工作、民主建政等在整党期间主要是通过教育提高党员觉悟，打好思想基础；到整党的建设阶段，领导上统一安排，有步骤整顿巩固各种组织，作好各项工作，以巩固整党成果。其次，为了在整党中照顾各项工作，抽出无问题或问题较为轻微的党员干部十一人结合非党干部，专门领导冬耕、秋征及其他各项工作，并规定五天向支部汇报一次。第三，把党员标准八条教育与当前的各项实际工作有机结合。例如在整党动员阶段，结合形势讲解，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说明了三年来建国的伟大成就及前后方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结合本乡实例，肯定了该乡的成绩，批判了党员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和个别党员“嫌公粮重”的自私自利思想，以提高党员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
在进行党员标准第七条教育中，帮助党员总结了过去因强迫命令而作坏了的几件工作并进行了群众路线的教育。例如一九五一年五月政府发动四个区的群众打临黄堤，萧曹邢的党员干部用“抽棒”的办法强迫群众出伕；一九五二年温庄的干部用“摊派”的方法强迫群众出人出钱打了一眼井，遭致群众反对。在检查总结时，采取了上下一起检查的办法，由工作组长马世义代表区里检讨了布置工作简单化，和命令主义的作风，上下责任分明，党员都很满意。因此，在具体讨论成立常年互助组时，有的党员说：“这次成立互助组可不能像一九四七年那样啦，一九四七年强迫编组，先糊涂，后苦蹙（不舒坦），苦蹙一阵就散了；这次一定要动员成熟，保证成立一个，巩固一个。”在党员标准八条教育中，从农民切身需要，说明文化学习的重要；结合进行扩大和巩固民校的教育。经验证明：整党和当前各项工作密切结合，不仅丰富了整党的内容，而且通过整党又大大地推动了各项工作。
整党后的新气象
由于党员认识了农村生产方向，重视了党对合作互助生产的领导；葛楼乡在整党以后，在党员带头发动下，在防止强迫命令的作风下，互助组由过去十二个增加到六十六个（其中常年互助组五十八个，季节互助组八个），党员参加互助组的由四十五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四人，各个组都订立了一九五三年的生产计划：全乡准备打井四十七眼，下泉二十六眼，贷水车二十七辆，新式步犁二十七张、喷雾器十五架，耘锄十二张，购豆饼十一万五千斤，翻地三十八亩，植树一千三百五十棵。冬季副业生产开展了，如王玉兰互助组已拉粉九套，董振才互助组搞了两趟运输，康德亮互助组打油买棉子五千斤。成立了供销合作社，全乡已存入粮食折款一千零三十九万元。上民校的由过去二百一十九人增加到五百零一人，组织了读报组七个共六十五人。总之经过整党，经过民主建政和各种组织的整顿，所有党员干部都比以前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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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打细算地管理经济
苏联国家银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行经理 科陪洛夫
共产党和斯大林同志过去和现在都是非常注意动员工业中资金积累的泉源，遵守最严格的节约制度的。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天才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价值法则的作用，指出我们经济工作人员的责任是“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
要成功地实现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所提出的宏伟的任务，必须化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指出以下这一点即可说明：与第四个五年计划相比，投资数目在工业方面扩大一倍，农业方面扩大一倍以上，运输和交通业增加百分之六十三，发展保健、教育、科学和文化教育机关方面增加百分之五十。
所有这些资金都必须出自我国内部，依靠最大限度地动员内部的后备力量，在大大小小的经济建设岗位实行极其严格的节约制度。
马林科夫同志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过：“作为社会主义经营方法的节约制度对国家工业化曾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又有一次强大的高涨，同时日用品的价格又在不断降低，节约制度也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了。”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各企业，是怎样来实现这一最重要的任务的呢？
对于各企业的工作的分析，说明许多企业是积极地为节约制而斗争着，并在工作中达到了优良的数量和质量的指标。
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在这方面可以做为例子，它的第一等的产品——巨大的走动挖掘机、钻孔机等——是全国闻名的。它在去年由于降低产品成本而节约了一千多万卢布。
值得指出的特征是这个工厂在生产费用的各方面都是节约的。企业的全体职工十分节省地支出原料、材料、燃料和电力。各车间的和全厂的支出都低于预订的计划。非生产的开支和因废品而造成的损失，较一九五一年已大大减少。
然而，在乌拉尔机器制造厂仍有很多后备力量可以用来进一步减低产品的成本。工厂应加强发掘和利用这些后备力量的斗争。首先必须坚决铲除企业工作中没有节奏的现象。这可以使节约的资财得到大量的补充。
乌拉尔制铝工厂的各车间在采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由于降低产品成本，去年超计划节约了一千二百万卢布以上。
经验表明，最大的节约就是采用和最好地利用先进技术的方法，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当国民经济各部门不断装备了最新的机器的时候，当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迅速增长同时他们在竞赛过程中的创造主动性表现得更辉煌的时候，是有可能每天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这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共产党员朱尔希诺夫工长为首的第一乌拉尔新钢管厂的辗钢工人工作队，去年把压辗机停歇现象较原订计划缩短了百分之三十六，采用了辗管的快速加热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扩大产品生产量发掘出新的后备力量。其他压辗机小队也采用了这个经验。结果，使工厂一个月可多生产约三千吨钢管。
推广先进生产者的经验，使该企业在一九五二年由于降低产品成本而获得了大量超计划的节约。
因此，为了更多地节约资金，改善工作的质量指标，必须勇敢地抓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有显著成果的一切新的和先进的事物，并把它们应用到生产中去。
然而，本州内个别的企业，直到现在不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用保持多余的、超计划的工作力的方法来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
例如，东方造纸工业总管理局的乌斯宾斯克造纸工厂的领导使去年的工人数目超出计划六十至七十名，破坏了定员纪律。“斯维尔德洛夫木材”托辣斯的洛布温斯基林业工厂有超出计划的职工八十七名。因此工资基金超支很多，产品成本也高昂起来。
在许多企业中，远没有充分地利用了设备。在“乌拉尔矿山”托辣斯的丰富山矿山管理局，去年九个月期间，使挖掘机超出规定停了三万小时以上。因而矿山管理局少付给冶金工厂好几万吨矿石并造成五百多万卢布的损失，绝不是偶然的。
是否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挖掘机呢？当然可以。只是需要及时注意修理，正确配备力量，有步骤地提高机械师们的熟练程度。
在林业各企业中，对机械的利用情况特殊不好。许多林业企业亏损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们拿“斯维尔德洛夫森林”托辣斯的奥特拉得诺夫斯基的林业工厂为例。它拥有足够的机器设备，却没有完成生产计划。这里，汽车运输只利用了百分之七十，拖拉机利用了百分之四十五，机关车应用了百分之二十七。电锯用的也很少。劳动生产率总共只达到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一切使制成的木材成本高出计划的百分之十八点六。仅仅这一个企业就使国家遭受了一百万卢布的损失。
一些企业领导者的经营不善，达到使人完全不能忍受的程度。“斯维尔德洛夫地方林业”托辣斯的土林林业工厂每年都制好大量木材，却从没有全部从林中运出。在舒夫路克工段，腐烂了的木材值六万四千卢布。在巴推舍夫克工段，两三年前制成的一些木材即将全部腐烂，值达十万卢布。还有更多的木材散抛在浮送木材的河流两岸。这个白白糟蹋国家资财的经理是安得列耶夫同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知道这种经营的极端不善现象，但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使该企业走上正轨。
国家的大量资金被一些企业投入找不到销路的成品中去，这种现象的发生，时常是由于各部方面的计划不够精确的原故。
阿尔皆莫夫工厂依照采煤机器总局所交给的任务，制造了许多搬运装置。然而总局却没有给予运送这些产品的命令，因而它们已经在工厂的仓库内放了一年多了。其中投资约一百万卢布。积压这些资金使工厂的财政遭到困难，并引起非生产的开支和产品成本的提高。
建造及筑路机器制造业部的计划情况更为恶劣。去年一年之中，它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厂“机器制造厂”的生产计划，更改了六次，使该企业的物资和技术装备发生紊乱现象，使企业的工作条件恶化，引起附加的开支。结果企业不但没有积累，反而亏损了。
节约制度要求与非生产的开支和因废品而造成的损失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仅在去年的九个月期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各企业中由于非生产的开支而遭受的损失就达一亿零七百万卢布，在废品方面所遭受的损失为一亿五千五百万卢布。这些损失的大多数是直接由企业工作者所造成的。
新塔吉里冶金工厂（厂长为瓦斯堡同志），使非生产开支达到七百万卢布以上。仅仅由于运送产品的不及时，它就付出了罚金达三百万卢布。由于超额使用电力，工厂也交纳了大量罚金。工厂的领导方面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来防止这些超额开支。
许多工厂中的废品，也是管理不善和没有与产生废品现象进行应有的斗争的结果。例如，西纳尔的管子工厂生产了大量废品——达总产量成本的百分之二点八。这一项损失有数百万卢布。破坏生产的操作规程，就是产生废品的原因之一。
正确利用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在目前的条件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实践证明：这些资金周转愈快，生产的产品愈多，积累也就愈高。
资金周转的缓慢，主要是由于一些企业中有大量超规定的物资准备。大量材料和设备的冻结，使非生产的开支增加，产品的成本扩大。
新塔吉里冶金工厂去年十月一日，在它的仓库中存有超过规定的原料、辅助材料、燃料、成品和机器装备，总值超过二千五百万卢布。这一切非常珍贵的材料，本可成功地利用于其他企业，却放在这里冻结起来，工厂把自己的周转资金的一大部分投入超过规定的储备方面，结果是，由于不能按时向供给者付账而支出罚金以及由于过期的贷款而付给银行的利息，共约三百万卢布。
必须与企业中储备各种多余的物资的这种有害情况，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供给机关应该注意超规定的剩余，应该减缩企业所预订的某种材料。各部也必须尽快地决定把多余的材料转运到需要这类材料的企业中去。我们认为在国家银行这方面，应该对那些储备它们不需要的材料的企业，扩大应用制裁的办法。
这些措施，无疑会促进生产的正确组织，加快资金的周转，从而扩大积累。
国家银行的各机关，应该积极实现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以卢布来监督经济计划的完成和遵守节约制度的指示。需要坦白承认，国家银行许多机关的这种监督，还是非常不够的。
共产主义建设的利益，要求结束对待经营不善和浪费的事实的漠不关心态度，不是口头上，而是要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各个工段，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制度。（君强译自苏联一月二十五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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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
孙谦编剧 王家乙导演 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
王朝闻
还在电影摄制以前，“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学剧本就已经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赞扬和刊物的好评。影片放映以后，各地报刊又继续发表了一些推荐性的影评。这部作品之所以受到这些欢迎，我想，主要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民的要求：描写我们今天的新生活以及新的农村气象。人民除了要看描写自己过去的痛苦生活和斗争历史的影片以外，他们渴望着要通过艺术形象，看看今天的新社会、新气象、人民的愉快的新生活。剧作者把自己的眼光和歌颂的热情，放在人民切身利益的主题和飞跃前进的新事物上，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影片提出了农村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并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显示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对于农民的保护，以及对于不法商人的斗争。影片中的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男女表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和在劳动中的愉快。剧本的结构，主要是前半部，有相当的戏剧性。由于这一切，观众对于影片的欢迎，是有理由的。
尽管如此，应该指出，这一部影片还是有缺点的。指出这些缺点，将有利于新电影的进一步的发展。
这部影片的题材，主要是表现合作社应不应该收购农民生产的葡萄。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本来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冲突（党、人民政府、合作社同不法私商之间的斗争，为人民利益而积极斗争的党组织、党的领导机关同不能为人民利益而积极斗争的党员、政府工作人员、合作社工作人员之间的斗争）。但是这部影片却没有认真展开这个深刻的冲突，而把它限制在狭小的、偶然的、不费力就可以解决的范围内，这使得主题大大地缩小了。在这样一个故事里，作者本来可以、也应该着力描写两种干部、两种思想的斗争，来阐明这一主题，即：党对人民利益的关怀，只有人民的利益是党的利益，党对一切忽视人民利益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应该说，电影作者并不是没有触及到这一主题，作者确曾企图创造出合作社主任丁老贵的形象，来批评忽视群众利益的思想。可是，这一主题没有被作者所重视，只当成合作社方针问题的陪衬，也就没有被深刻地发掘和展开，而是轻轻地滑过了。剧本中虽则出现了和丁老贵对立的正面人物、代表党的领导的支部书记，但这个正面人物的出现，只是为了说明作者对合作社的见解，没有成为组成情节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写得很不成功，因而与不正确的思想、作风相对立的正确的思想、作风和党的政策，都无从很好地表现出来。
由于没有展开真实的冲突，在影片里就表现了矛盾的人为性和解决矛盾的偶然性。
影片所描写的纠葛，发生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和党的领导、和合作社上级的领导、和城市等各方面都似乎很少联系的孤立的村庄；农民种了多年葡萄，全村多年都以葡萄为生，却不知道葡萄有没有销路，也不知道城里的葡萄酒厂已经开工，而且从来不考虑组织运销的问题。只有当周大妈和合作社主任大闹一场之后，当私商企图杀价购买葡萄之后，支部书记他们才被动地过问这一件事，而且只是依靠安装和修理水车的工人的偶然到来，他偶然想到城里的葡萄酒厂可能已经开工，帮助大家找出线索，才解决了葡萄的出路。这个环境是不现实的，矛盾的解决也是偶然的。
为什么说这部片子的矛盾是人为的呢？因为：周大妈和丁老贵的纠葛，在作品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可是按照故事的发展来看，周大妈和丁老贵的争吵，几乎是“庸人自扰”。很明显：既然葡萄特产区的村庄（南沙村）早已预定了要举办庙会，卖葡萄的问题就会解决，那么，周大妈没有在庙会前八天卖出葡萄的必要，这场争吵也就没有不可避免的理由。而且，如果葡萄真的根本没有销路，没有不让葡萄在合作社里烂掉的可靠办法，那么，全面地从群众利益着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丁老贵不收购葡萄确也不能算是错误，错误的就应该是盲目地领导或听任农民种葡萄的人了。在不真实的情节基础上，在这种人为的矛盾上，作者批评什么的主观意图也就不得不落空。
可能有人要说：作者不只是批评了丁老贵不收购葡萄，而且批评他从来不为葡萄谋出路，忽视群众利益。为了考察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有关丁老贵的描写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作品中的丁老贵，是一个忠于合作社工作的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一向关心群众利益，不仅为大家买日用品，而且为大家的丰产出了力（买水车、肥料），为大家推销过生产品（棉花）。只可惜他在收买葡萄这一问题之前无能为力。不仅不敢收买，而且对它的出路和价格一概不了解。他成天和农民接近，丰产户周大妈还是他的亲家，他活动在葡萄特产区，也常常进城办货，他知道前几年生产葡萄的农民受过商人的剥削。就是这一次不关心葡萄的出路，也不知道葡萄的价格，而且似乎从来不知道八天之后本村有一个庙会。只有当他和周大妈争吵而且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刺激之后，才感到自己犯了错误——思想保守和眼光狭小，而且也很容易地改变了错误。这样的人物的性格含有不能统一的矛盾，以致显得不真实。企图用这种不真实不典型的人物代表一定的思想，而且批评这种思想，这种批评难免成为无的放矢。
为了批评丁老贵的思想保守和眼光狭小，作者安排了一个代表党、代表先进思想的支部书记，借他的嘴来讲一些大道理。但是作为丁老贵的领导者和批评者的支部书记，这个人物究竟有什么值得赞扬的理由呢？
如果把这样的人物形象来代表党、代表先进人物，这个人物是不典型不真实的，因此也是不能代表党和先进人物的。在纠葛没有展开之前，他似乎就知道葡萄有出路，似乎一切都胸有成竹（他说葡萄每斤“可以卖一千四、五”，“卖得好可卖一千六、七”）。可是，临了却拿不出任何办法，原来他也是一切都没有把握。如果说因为预定的庙会可以保证葡萄的出路，用不着事前多事，那么，为什么在事前又不得不卷进纠葛里去，说说空话呢？这一位事前袖手旁观的领导者，事情发生之后，也没有作多少努力与奋斗。他好像是一个领导人，却什么领导作用也显不出来。作者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认为他是一个官僚主义者〔注〕，但是影片里显然不是这样描写的。与其说是当成被批评的对象来描写的，不如说是当成被赞扬的对象来描写的。作者企图创造一个正面人物从而充分阐明基本的主题，可是得到了不好的效果。
矛盾既然是表面的，人为的，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因此影片的下半部就显得空虚了。为了补救空虚，作者勉强使周大妈和妇女会主任之间又发生了一次误会。但是这个误会在补救空虚方面却不能有什么帮助，如同那些不值得强调的情节和细节被强调了一样。
剧作者和导演显然要使影片充满欢乐的空气。在这方面，影片得到了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影片所涉及的农民生活，不能说是丰富的，无论是劳动、家庭生活、爱情和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动人的描写。剧作者和导演过于仰赖最廉价的办法：合唱和欢笑。影片中一再合唱和不论什么情况下都可以齐声大笑的女孩子，很难说是根据于农村生活的真实。人物随时随地都在笑，笑得没有多少根据，使人感到笑的虚伪，损害了描写的真实性。因为这些不真实的描写被强调，它们的存在和基本的主题缺乏紧密的联系，作品的教育作用必然就会降低了。剧作者孙谦同志在电影编剧工作上历史不久，但已经写了好几个剧本，他的努力是有成绩的，有前途的。我们希望他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从“葡萄熟了的时候”更前进一步。
二月二十四日
〔注〕见“大众电影”本年第三期孙谦：“我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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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婚姻法运动使乌当乡的劳动力增加了
任承华 邓锡球
贵州省贵筑县乌当乡宣传贯彻婚姻法工作结束了，山村洋溢着一片欢欣的景象。摆脱了封建婚姻制度枷锁的妇女，在公婆、丈夫和父母的勉励下，走出了大门，愉快地参加了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在那一丘一丘的田坝上，在那金黄色的油菜花丛中和嫩绿的麦田里，男子和妇女在热情地劳动着。从南山大坡蜿蜒至乌当街，是一条五里长的道路，沿途人群川流不息，正在紧张地挖沟——兴修全乡规模最大的南山水利工程。成百的妇女，同男人一道在那里忙着抬土、砌堤。
乌当乡群众的脸上，都流露着幸福的喜悦。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提起婚姻法，都可以讲一遍“婚姻法”的好处。
乡农民协会主席、团支部书记高鑫臣高兴地对我们说：“去年十二月（旧历）乡里宣传婚姻法，我认为是多事，会妨碍中心工作，现在才晓得宣传婚姻法，进一步地发动了妇女，推动了乡里的各项中心工作。”
高鑫臣一面指着对面的田坝，一面向我们介绍了乌当乡的风俗习惯。他说：“从前妇女根本不下田生产。这是我们地方的风俗，妇女不做田里活，只做家务事，最多种点吃菜的园子，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否则人家就会骂她们是‘山蛮婆’或‘儿马婆’。就是去年防旱抗旱时，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同社会活动的都还是少数。现在你们看，这一片油菜同麦田都是妇女薅刨的。她们还参加挖沟开塘和乡里的各种活动，真是件大大的喜事。”
赵家庄赵树奎等互助组，过去评工记分时，妇女最高的分数才到男的一半，因而庄上的妇女都不愿参加互助组。通过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庄上的男人都已认识到男女同工不同酬，这就是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接着庄上的互助组都自觉地进行了纠正，现在庄上已有二十个妇女参加了互助组。目前，乌当乡的妇女很多都加入了互助组，生产劲头很大。麦穰村高昌嬴互助组新参加的八个妇女，还订出了生产计划，一致提出保证要在今年下田生产中，学会割秧青，插秧薅秧等活路，坚决打破“妇女下田、天旱三年”的封建迷信思想。不久以前，麦穰村伙开了一口水塘，全村三十多个妇女都参加了劳动。妇女们不但抬土筑塘，还下到塘中戽水。青年妇女石宽荣、杨玉翠回忆过去时说：“先前大姑娘那个肯来捞脚挽手地戽水修塘啊！那时，照现在这样，准有人骂，谁家的姑娘这样‘义巴’（不懂规矩、作风不正派的意思）。”农民高明德就接过来说：“现在大家才晓得婚姻法的好处。单讲开这口塘，要不是妇女参加，单靠男人起码也得多干五天。”
乌当乡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结果，不单推动了妇女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在农民的婚姻与家庭关系上，也起了新的变化。自由婚姻，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型家庭大量出现，许多怨偶也都重新和好。陈正银和妻子鲁氏，已经二十年没有同居，也没有说话，通过婚姻法运动和好后，夫妻二人每天一道搞生产，晚上又一同上农会开会，有说有笑，非常亲热。由怨偶和好的李素贞最近怀了孕，丈夫邓海云就主动帮助她挑水做家务事。邓海云还再三嘱咐李素贞要保养好身体，不许素贞做笨重活。李素贞十分感激，她说这完全是婚姻法给她带来的幸福。
乌当乡在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共解决夫妻、婆媳或其他家庭纠纷五十七起。群众普遍自觉地订立了家庭团结爱国生产公约。当我们去访问乌当乡的几个村寨时，处处可以看到已经改变了关系的“冤家夫妻”、“恶劣婆媳”之间民主和睦的新气象。三月十六日我们访问水塘寨时，一位四十多岁的徐伯妈就笑着向我们述说：“宣传了婚姻法，寨子变清静了。过去寨上打架吵嘴有名的四户人家，完全和好了。他们都订了家庭团结爱国生产公约。”过去对婚姻法抱抗拒、怀疑、恐惧态度的老年人，在接受婚姻法教育后，改变了认识，特别体会到婚姻法的好处。父母们也改变了对儿女婚姻大事的老态度。老婆婆熊素贞亲切地对女儿说：“今后我决不会包办你的婚姻。”青年男女都懂得要在生产、学习、工作中慎重地选择自己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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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才能使宣传贯彻婚姻法工作不妨碍生产
王权荪
安徽省屯溪市农业生产重点乡杭口乡，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贯彻了“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精神，做到贯彻婚姻法与生产两不误，取得了很大成绩。
杭口乡的工作方法首先是从解决干部思想入手。宣传婚姻法开始时，该乡生产任务相当繁重：春耕，春修，春种，预防兽瘟……，干部、群众普遍害怕贯彻婚姻法会影响生产。工作组在乡村干部会议、互助组长会议及生产合作社、水利、优抚、卫生等会议上，强调指出生产工作的重要，并说明贯彻婚姻法不但不会妨碍生产，且会进一步推动生产与工作，打通干部思想。然后研究工作办法，在不打乱原来工作计划与步骤的原则下，分别各种工作的轻重缓急，干部作合理分工，把各种工作队合并成一大组，提出“在围绕生产任务下宣传婚姻法”的口号，统一了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步骤。通过这一系列的会议及具体部署，使干部认识到生产工作与贯彻婚姻法可以结合进行，稳定了情绪。
训练干部也是结合生产进行的。提出的口号是“学习不能影响生产”，“边学习边做活”。一般不集中学习。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利用早晚时间集体学习文件，并根据中共中央补充指示的内容进行检查。其他干部的学习，由工作组在各种会上作报告。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学习文件，组织漫谈。在学习期间，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宣传员、青年团员会议，讲解婚姻政策，说明婚姻法与生产的关系。经过学习，干部思想得到提高，批判了过去的错误认识和模糊观点。此外又组织了青年团员的学习。该乡共有青年团员二十三人，经常阅读婚姻法文件，工作组并利用星期五的团课时间讲解婚姻法。他们在学习中和后来向群众宣传中都起了很大作用。
向群众宣传，也是紧密结合生产进行的。向群众宣传先讲生产，后讲婚姻法。对组织起来的农民，如互助组、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利用晚上评工记分时间采用“加上一课”的办法，宣传婚姻法。对一般群众的宣传，是以基层干部、青年团员、宣传员为骨干，分布到各自然村，利用群众生产及休息时间，讲解婚姻法宣传提纲。工作组向不参加生产的老年人宣传，并举办了图片展览，放映了幻灯。另外，在生产空隙，还分段召开了群众大会，用当地实际事例说明旧婚姻的坏处和新婚姻的好处。会后又利用群众休息时间，组织小型漫谈会，进一步教育群众。经过这样的宣传一般群众都分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认识到婚姻法的好处。尤溪村方桂香的母亲包办女儿的婚姻，女儿不肯，她便以死来威胁；受到教育后，知道包办婚姻是不对的，她坚决表示再也不干涉女儿的婚姻了。有些受封建婚姻迫害的妇女受到婚姻法的教育后也增加了向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行斗争的勇气。如汪顺娣的继父要把她嫁给徐冬九，她心里不愿，过去不敢提出来，现在懂得了道理，说：“婚姻法真好，我可以自主了。”
由于杭口乡的宣传婚姻法与生产结合得好，不但群众受到婚姻法的教育，提高了觉悟，而且推动了生产。在宣传婚姻法中，春修春耕春种工作照常紧张进行。这期间共插秧三十四亩多，锄麦田草六百四十四亩，种大豆一百一十亩，修好一口塘，并整顿好十四个互助组。由于在贯彻婚姻法中宣传了男女平等的道理，使妇女在互助组里做到同工同酬。过去有些妇女不爱劳动，现在也积极起来了。妇女樊桂仙过去觉得挑大粪积肥很丑，现在她积极积肥。妇女吴琅仙过去不劳动，完全依赖丈夫；受到婚姻法的教育后，参加了互助组，积极劳动，评得“八分”（最高的十分）。老年人都反映：过去男女不平等，女人不下田，现在女的下田又能评分，生产一定能提高。婚姻法真是好！现在杭口乡正进一步消灭宣传中的“空白点”，“空白人”，要使婚姻法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