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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处理了十万件积压的人民来信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联系推动了生产
山东省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是在中央、华东局的指示下逐步重视和加强起来的。去年十月，山东分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先后发出检查处理人民来信的指示，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政府均根据指示精神，检查了过去的工作，作出了检查处理人民来信的计划，抽调干部进行了重点检查，并抓住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处理。今年一月中央指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以来，各地进一步重视了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的工作，并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积极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对过去积压的信件，经过案件排队，分清主次缓急，有计划地采用各种方法，分别进行了处理。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继续大张旗鼓地处理了一些典型案件，山东分局和省人民政府并派出十一个检查组，分赴十一个专区进行检查督促，并协助查办重大案件，进一步推动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推动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斗争的开展。截至今年二月底止，全省过去各级机关积压的约有十万件左右的人民来信，已大部作了处理。
在各地人民来信中，直接反映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及各级干部不良作风的信件，一般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如胶州专区三千一百二十一件来信中，属于揭发干部的不良作风及违法乱纪的信件占百分之五十；文登专区四千七百零二件来信中，控告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者占百分之三十一。这些信件揭发出许多骇人听闻的违法事件，同时也揭露出领导机关不了解下情，不关心群众疾苦以及某些领导干部对坏人坏事姑息、纵容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各级领导干部感到问题严重，坚定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斗争的决心。
通过处理人民来信，反对了坏人坏事，纯洁了党政组织，教育了干部，发动了群众，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如五莲县于里沟乡乡长苑克茂吊打群众，奸淫妇女，敲诈勒索，挟嫌报复逼死农民苑德祥夫妇，罪行昭彰，全乡农民十分痛恨。该县在处理此案时，首先结合推动当前生产工作进行调查，讲明了政策，弄清了案情，然后召开了千余人的群众大会，法办了苑克茂，撤换了三个胁从的坏干部；县委、县人民政府深刻检讨了不了解下情、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关部门也自动作了检讨并决心转变作风。经过这样处理后，该乡群众莫不欢欣鼓舞，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称为“二次解放”，生产互助组由三个发展到七个，民主选举了乡干部，发展了青年团员，扩大了民兵，各种工作都活跃起来，全乡面貌一新。章邱县三区在乡村干部会议上处理了张元善、柏其顺等五个违法乱纪的坏干部，当即有十几个乡村干部检讨了自己的命令主义错误和某些违法乱纪行为；会后大部分乡村干部均自动检讨，群众很受感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大大推动了各项工作。黄县处理三甲于家乡违法乱纪分子于谦；滨县处理王翰林村坏分子赵英贤；利津县处理尚泉庄坏分子尚新民等许多典型事例，都收到了同样的效果。这样，一方面，发动了群众，教育改造了许多犯有一般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干部；另一方面，发现与清除了混在党政组织中的少数的坏分子
（如混入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及蜕化变质的分子等），使革命组织更加纯洁。
通过处理人民来信，满足了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政治热情大大提高，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人民来信来访也随着大大增加。山东分局去年每月收到人民来信四、五十件；今年一、二月增至一百二十多件，三月份第一周即收到七十多件；诸城县去年每月收到人民来信几百件，今年每月增至一千一百多件；阳信县在处理了大石阳村坏分子杨立人后，当即收到控告信五十多件；五莲县在县人民代表会上处理了苑克茂违法乱纪事件后，代表又提出有关干部作风问题的提案三百多件。同时，人民来信中所揭发的问题也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了。博兴县刘耿村一向被该区认为是“头等村”，但从处理人民来信中查出该村支部书记却是一个横行霸道、奸污了十一个妇女的恶霸；广饶四区发救济粮不公平，群众立即提出意见，干部不接受，群众又再三提出意见，终于使问题得到了正确解决。
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所以取得上述成绩，是由于山东省各级领导机关，掌握了以下几个主要环节：
（一）全面清查，案件排队，分别轻重缓急，分别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处理。其中重大案件，由负责干部亲身掌握，组织力量，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专案查办；一般问题则通过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各业务部门及结合整党、民主建政、生产等各种工作进行处理。如诸城县自去年十月至今年二月中旬共收到人民来信五千二百五十六件（过去积压的千余件在内），已处理结案者四千五百四十四件，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强。其中专案查办的重大案件五十九件，通过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处理的一千六百五十件，经下级组织及各业务部门处理的一千五百五十一件，结合整党处理的二十六件，政府调解的一千一百二十五件，其他一百三十三件。这样，该县人民来信虽然大量增加，但一般作到了及时与妥善的处理。
（二）选择重要案件，重点检查处理，并大张旗鼓地宣传，以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山东分局与省人民政府先后处理了前阳村事件、韩升事件、苍山拔棉事件、赵王堂村事件等重大案件，在济南大众日报上连续报道，并发表了有关领导干部的检讨，对推动与指导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和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各专区、市、县都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也起了一定推动与指导的作用。
（三）结合中心任务和各项工作处理人民来信，使其成为推动工作的动力。各地对违法乱纪典型案件的处理，一般是通过推动当前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发动群众，进行处理。处理中正确体现政策，对违法乱纪的坏分子给予应得惩处，对犯有一般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干部，则责令进行检讨，转变作风。这样就使干部对政策有进一步的体会，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觉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酌情整顿组织，健全领导，加强团结，进一步地贯彻中心任务和各项工作。凡是这样处理的案件，效果均极良好，不仅案件处理稳妥、透彻，而且发动了群众，教育提高了干部，带动了各项工作，使许多工作落后的村子，变为工作活跃的村子。五莲县处理于里沟乡违法乱纪分子苑克茂、莱西县处理下柳连庄反革命分子于显功、于显经等重大案件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这点。
人民来信中属于一般批评与建议的信件为数最多，珍惜群众的意见，紧密结合各项工作，认真加以处理，对于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改进工作，同样有巨大的作用。如青岛市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来信检查纠正了“国棉印染厂那凤岐案”等数次错判案件；工商局接到的人民来信中有百分之九十帮助了工作的改进；邮电局接到的人民来信有百分之五十是批评工作中的差错，使之得以及时纠正。
山东省处理人民来信工作虽已取得上述成绩，但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必须进一步加以解决。主要是：
（一）某些领导干部（特别是某些县的和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抓的不紧，因而工作进展迟缓无力。过去积压的人民来信尚有不少未作处理，甚至有的干部仍对坏人坏事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必须进一步深入检查纠正。
（二）对干部教育仍不够深入，区、乡干部不重视人民来信及认为处理人民来信“太麻烦”、“影响中心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存在，因而区级机关至今积压的人民来信仍多。根据惠民地委今年一月份的检查，全区区级党政机关仍积压人民来信达二千件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乡村干部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现象。
（三）不少地区尚未充分发挥各级各种组织的力量，紧密结合中心任务和各种工作，采用各种方法处理人民来信，因而处理迟缓，或者盲目行事，偏听偏信，造成错误。此外，有些机关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制度尚不够健全，各部门间工作上缺乏必要的联系与配合，也使工作陷于忙乱被动，影响工作效率的提高。
为了克服以上这些缺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继续加强领导，很好地运用过去的经验，紧密结合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和各种工作，把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的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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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检查纠正许多机关不重视人民来信的现象
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东北行政委员会首先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入手，自二月二十日起，初步检查了所属各委、局的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经初步检查，有些部门是比较重视和执行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如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民政局和教育局等部门，都有专人处理人民来信，并一般的建立了登记、转办、检查、催办和结案等制度。凡认真处理了人民来信，给人民解决了问题，并及时改进了政府工作的，就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提高了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也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如原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在一九五二年七月间接到辽东省海龙县第五区支前村农民揭发该村公安委员孙志成违法乱纪的信，立即责成辽东省人民政府负责认真处理，后经查明确实，随将孙志成逮捕法办。该村农民一看政府能迅速接受人民意见，所以更加积极地以主人翁态度继续揭发该村的坏人坏事。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检查，发现了很多部门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工作的政治意义，因而采取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来对待人民来信。这次检查的十八个部门中，就有十二个部门的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既没有设专人或指定专人负责，也没有建立健全的登记、研究、转办、检查、催办、结案和总结等制度。如卫生局（原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的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一向无专人负责，一九五二年虽曾订过一个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制度，但根本没有实行。因此，几年来究竟接到多少人民来信，对这些来信是否都处理了和是否都处理得正确，现在皆无法查清。该局领导人员对这一工作漠不关心，甚至当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今天，他们还以“不好查”“原来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已调走了”等为藉口，不积极检查和想法清理、改进这一工作。
有不少部门把人民来信长期积压，拖着不作彻底处理，最后草率归档了事；或互相推诿，把信转来转去，甚至转到被批评检举的机关去处理，以致人民来信提出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原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接到一封工人来信，要求给他们厂九十名职工解决冬季取暖煤问题。办公厅当即挂电话问机械局（原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械局），该局说应由东北军区军械部解决。于是办公厅就将信转交东北军区政治部；而不久东北军区政治部将信退回，说此问题仍应由机械局解决。接着办公厅又当作职工福利问题将全部材料转交原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不久人事部也将材料退回，说此问题应由原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解决。当办公厅将材料交民政部时，该部又说应由东北军区军械部负责。就这样几个部门推来推去，拖了半年，问题也没解决；最后办公厅也就以“无法办理”为理由归档了事。直到现在过了两冬，这个取暖煤问题也未解决。又如原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森林工业总局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提出了几项关于制材和保管木材的合理化建议。这本来是该局应办的事，但该局却未认真研究，就转给了原东北林业部办公室。以后林业部办公室又交给该部林政处办理。林政处接到后，就不当一回事给压下了，直到最近检查档案才发现。这项合理化建议积压了将近十个月，又原封不动地转回现在的东北森林工业管理局，尚未得到最后的处理。
又如辽东省人民政府错误地批准辽阳县人民政府将控告坏村干部的人（被诬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后，将案情报给原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而办公厅未加任何研究就认为是“已结案件”，归档了事。致使这一重大错误未被及时纠正（现已检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在一九五二年九月间，将群众写的批评抚顺市人民法院的信转交给抚顺市人民法院来处理，直到现在所反映的问题还未获得解决。
从这次初步检查来看，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属各部门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上所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十分严重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如不予立即转变，势必疏远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缺乏对这一工作应有的经常督促检查和领导，对人民的具体问题漠不关心，不闻不问。这种有害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坚决克服。
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根据这次检查的结果，并在总结了一九五二年处理人民来信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办法：
一、各部门必须设专职干部或指定专人处理人民来信，进一步建立与健全人民来信工作的登记、转办、催办、审查处理结果、答复、归档等制度。
（1）凡检举、控告的案件，应转给其该管的上一级机关调查处理，不得转给本人或被控单位办理。遇有重大案件必须组织调查，不得一转了事。
（2）加速转办时间，消灭积压现象。凡需转出处理的信件，最迟于收信后五日内转办完毕。凡各部门在责任范围内之案件，不得借故推诿，拖延时间。
（3）坚持执行催办制度，凡转出处理并要回报结果的信件，于转出后一般的过二十天未作答复者，即行催办（在二十天内不能处理完毕的案件，应说明理由），催办三次仍不答复，予以通报批评或处分。
（4）对处理结果，必须进行研究，规定每星期五下午为专门研究处理人民来信结果的时间，以审查对案件处理是否准确及各承办部门的工作情况，如须作批复的案件则应作到及时批复。
（5）对检举、控告和提出要求、发明、建议、询问等信件，要做到有结果，并答复来信本人。
二、清理积案及检查已处理的案件：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份以前，将一九五二年转出处理尚未得到结果的案件，加紧催办，争取基本上处理完毕；并将一九五二年中已结案件，进行一次检查，对其中处理不当群众仍有意见的案件，予以重新处理。
三、加强检查工作。今后除较重大的案件，办公厅要亲自参加检查了解外，并经常有重点地检查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情况，从而发现问题，随时处理。
四、今后要每半年检查总结一次，各直属部门半年向东北行政委员会作一次总结报告。
五、今后对人民来信工作，必须予以重视，认真负责处理，并加强纪律性。工作有成绩的部门，予以表扬；对不负责任、马虎搪塞、积压和丢失人民来信，不重视处理人民来信的部门，予以公开批评，情节严重者，对该机关负责干部予以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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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中、捷两国电影艺术的交流
锺惦棐
正在北京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周和将于五月间在布拉格举行的中国电影周，无疑地会更进一步加深中、捷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
我们从这次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周放映的电影中可以看到，中、捷两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多么相似！只消举出在这次展览中的一部影片——“新战士站起来”，便够说明这点。这部影片是根据现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同志的一本同名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中所描写的革命者布德查斯基，就是以萨波托斯基同志的父亲为模特儿的。影片描述萨波托斯基父辈在捷克广大人民中传布革命的真理，耐心地组织工人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曲折而艰苦的斗争。那时候，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传播者正在整个欧洲从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的舞台上，转到细致地深入地教育工人阶级的岗位上。当时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国际已经解散，一些代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正表现着垂头丧气。当权的资产阶级老爷们，已经渐渐地不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看在眼里。影片中所描写的布德查斯基，像一颗火种，在他所流放的故乡—克拉德诺区札阔兰村燃烧起来。从打钟的老头到糖厂的工人群众，开始不相信社会民主党人，给他们以冷眼和嘲讽，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布德查斯基的革命情绪。他忍受着侮辱在工人群众中耐心地传播着真理，使工人群众慢慢地接近了革命。他在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三人小组中坚持和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神甫与村长合作，但在合作当中，他又从不隐藏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样，全村的人最后终于跟着社会民主党人布德查斯基走。结果是村长遭受失败，神甫陷入孤立；而糖厂经理，对新生的革命势力，也感到无可如何。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二十多年前，当中国革命遭受着严重困难的时候，当许多人对现存的革命力量感到怀疑，悲观、失望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们却依然充满了革命信心。他们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使人们从弥漫着浓雾的黑夜中看见了行将破晓的曙光！他们在反革命势力的重压下坚持着真理，他们在疾风扫过的荒原上播下革命的种子，相信将来定会结出肥硕的革命果实。
我们有理由说，中、捷两国人民都是有理想、有毅力的民族。他们是在长时期的革命风浪中被哺育成长起来，而且今天站到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列。
在另外一部影片——“钢铁的城”中，我们看见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迅速觉醒。这是在距“新战士站起来”所描写的年代五十年（一八八一年到一九三一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的队伍更坚强了，斗争的声势也更加壮阔得多了。当我们看另一部影片——“胜利的进军”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觉得，胜利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在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同志领导之下，已经是捍卫着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可征服的强大力量。
另外几部影片，无论是描写革命胜利前的情况的“黎明前的战斗”，或是描写革命胜利后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建设的“幸福之途”、“卡嘉”、“水堤”和“快乐的竞赛”，都使我们呼吸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青春的气息。我们从这些影片中，不仅很好的了解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今天的状况，而且看到他们的斗争历史和胜利的源泉。从电影艺术上说，这些影片对于年轻的中国电影工作者是有很大的借鉴作用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电影从一九四五年宣布国有化以来的长足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我们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艺术在描写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主题和创造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的形象方面，比之新中国的电影有着更多、更好的成就。我们应该好好向它们学习。
中国工人阶级在近四年的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曾经不断地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兄弟般的无私的帮助，我们在建设电影工业上，也同样得到过这种可贵的帮助。通过这次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展览和五月间将在布拉格举行的中国电影展览，两国电影工作者一定会以兄弟般的友谊，团结得更加紧密，互相学习，使自己的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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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事业的发展
——访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叶遥
应邀前来我国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米罗斯拉夫·法贝拉，是捷克斯洛伐克巴兰道夫国家制片厂故事片委员会的副主席、著名的电影剧作家。他向记者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事业的发展情况。捷克斯洛伐克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二年一共摄制了一百四十部故事片和纪录片，这些影片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发挥了很大教育作用。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事业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五○年四月以前是第一个时期；一九五○年四月以后是第二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划分是以一九五○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事业的诸创作任务的决定”的颁布为转折点。这个决定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事业确定了基本路线，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工作者提出了重要的任务。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艺术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努力，才掌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克服了过去电影创作中所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现在，他们仍为彻底实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的决定而奋斗着。一九五二年所生产的几部影片，像“明天处处欢乐歌舞”“无产者安娜”等都得到了党的赞许。今年，他们将摄制二十二部影片，其中十五部是彩色的。法贝拉说：“今年是我们由黑白影片转到彩色影片的一年。”
关于电影剧作问题，他们今年三月已经为明年准备好了十一部电影剧本。过去他们电影事业中的最大问题是闹“电影剧本荒”。法贝拉说：“根据我们的经验，什么样的剧本产生什么样的影片，没有坏的电影剧本可以产生好的影片的。”因此他们不但用很大的力量创作电影剧本，而且具体规定在影片拍摄前六个月一定准备好电影剧本，使这些电影剧本有逐渐求得完美的可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曾指示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建立了电影编剧委员会，吸引优秀的作家和剧作家参加电影创作。这个电影编剧委员会对改进电影编剧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五三年的电影剧本，百分之七十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剧作家写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很值得我们中国电影工作者吸取。
另一位代表伊曼·卡涅拉是捷克斯洛伐克军事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他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影片的制作情况。他说，我们军事制片厂的任务，就是要充分运用电影这一工具来反映部队的生活，交流军事科学的先进经验。他们不但拍摄了许多很好的纪录片，而且还发行了部队的新闻简报，并正准备编写故事片的剧本。他们拍摄的优秀的纪录影片有：“一九五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军节的阅兵”（此片导演获国家奖金）、“胜利的进军”“伟大的一天”“不许他们进入”等。这些影片不但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而且为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人民所喜爱。
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演员尤利斯·班吉克因扮演影片“水堤”中的巴罗，荣获国家奖金。他说斯洛伐克原来是比较落后的农业区，现在已建设成很先进的工业区。一九四五年以前，那里只有两个剧院，没有电影制片厂，现在已建立了十四个剧院和有了设备完好的电影制片厂。剧院的演员不但在城市演出，而且到农村巡回演出。电影制片厂不仅出产新闻纪录片，而且还拍了很多故事影片。斯洛伐克电影制片厂拍制的“卡嘉”和“水堤”在国内外获得很大欢迎。因为这两部影片提出了斯洛伐克人民生活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妇女参加生产和农民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斗争。它们不但为斯洛伐克人民所热爱，而且为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兄弟国家的观众所热爱。他说：“这两部影片，这次送到中国来和中国观众见面，我们是很高兴的。”
安东尼·赫格里柯娃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多戏院作演员，曾扮演过二十多个角色。她在影片“热望”“两堆火”中扮演过普通的捷克斯洛伐克妇女，在“新战士站起来”一片中扮演社会民主党人布德查斯基的妻子。她因扮演这一角色的成功，荣获国家奖金一等奖。她说：“我们了解演员的工作是一种激动人的心灵、提高人的情操的工作，因此我们很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他们经常研究、讨论问题，阅读文艺作品，与作家、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领导和帮助工农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参加作家讨论作品的会议，在思想上、理论上提高自己，并吸取群众文艺创作的精华，丰富自己的创作。他们还经常到工农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以便创造真实、生动的工农角色。
几位代表都谈到苏联电影工作者对他们的帮助。团长法贝拉说：“我们的电影艺术的发展是和苏联电影艺术大师们对我们具体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经常和苏联的电影艺术家们在一起讨论、研究问题，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经常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创作以鼓励，提出善意的尖锐批评，这对提高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创作起很大作用。最近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工作者正在学习苏联先进的文艺理论：反对无冲突论，反对文学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一九五三年捷克斯洛伐克更进一步把他们的电影剧本送到莫斯科，和苏联电影大师们共同讨论、分析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剧本的质量更加提高。苏联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斯米尔诺娃正在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电影导演（这次来我国的电影代表团代表之一）符拉基米尔·伏尔契克写作电影剧本，准备将来拍制成影片。伏尔契克曾导演故事片“明天处处欢乐歌舞”（此片在第七届国际电影节荣获“国际友谊奖”），并与苏联电影工作者合制彩色纪录片“新捷克斯洛伐克”和“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他因导演“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荣获斯大林奖金。他说苏联影片在战前便给捷克斯洛伐克观众以很大影响和教育，现在不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可以看到大量的苏联影片，而且苏联还帮助他们建立了培养电影艺术干部的学校和制片厂。他自己与苏联电影工作者合制影片时，也得到了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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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苏联作家协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最近在苏联的报刊上对格罗斯曼的小说“拥护正义事业”展开了批评。法捷耶夫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文学”报上发表的以“苏联作家协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为题的论文中，即批评了格罗斯曼的小说“拥护正义事业”，指出格罗斯曼在这部小说中歪曲了苏联人民的形象，特别是保卫斯大林格勒时代的苏联人民的形象。法捷耶夫指出这部小说既没有表现出苏联军队的英勇，也没有表现出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英雄劳动。同时还指出，格罗斯曼这部著作的思想基础，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循环论”。
法捷耶夫的这篇文章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评格罗斯曼的小说“拥护正义事业”，第二部分论“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错误，第三部分谈到争取苏联文学的高度质量的斗争及其思想上的敌人。现在把第三部分摘要如下：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给予了我们一些直接有关于文学的任务的英明指示。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它的一切决议，都和作家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新的五年计划，就是我国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前进的伟大运动。共产主义建设的热情，就是我们苏维埃作家的热情。五年计划在颇大程度上规定了我们的题材，它指给我们：我们应当把主要的注意转向生活的那一方向。
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创造我们苏维埃的优秀艺术作品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不倦的斗争以争取苏维埃文学的高度思想艺术的质量，要求我们教育文学活动家具有我们导师列宁和斯大林的深刻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培养真正的技巧和与此有关的劳动习惯、向古典作家学习和提高一般知识的水平。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教育的任务。可是，如果不展开不顾情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自下而上的批评，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如果不在文学家的面前揭露那些异己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如果不使文学家养成高度警惕性的习惯，那也就不能正确地教育文学家。
苏维埃文学的前面开辟了一条明豁的道路。但是在实现我们的任务的时候，我们也将会像从前一样遇到我们国内和国外的敌人和思想上的敌人的顽强抵抗。
为了符合党在文学领域中的明确指示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运用这些指示，我们就应当研究清楚我们思想上的敌人采用着什么样的方法。
近些年来，我们在思想上击溃了文学中许多反列宁主义的倾向，它们曾经而且现在还能使我们文学的发展遭受严重的损害。
我们粉碎了孤寡无亲的卑躬屈节的世界主义者的反爱国主义的集团。我们党的报刊教导了我们把这种倾向正确地理解为反爱国主义的倾向，并指出了这些人与西方世界主义思想家的联系。
我们进行了并且进行着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在我们今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本质上和世界主义者很少区别，因为民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都是外国资本的佣仆并为其工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做这件事而已。
我们粉碎了文学中的形式主义的倾向。形式主义的倾向也不是无害的。第一，它是有上述倾向的思想家的特征。第二，按其本质和本性来说，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是要在争取“纯艺术”、争取纯形式的斗争旗帜掩饰下，来阉割我们的思想体系和我们文学的共产主义的内容。
在我们今天，形式主义倾向的政治上的危害，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戏剧创作理论中的“没有冲突”的理论方面。事实上，骤然看来是多么“无害”的理论呢！他们说，从前的戏剧创作的情节是建筑在冲突上面的，而苏维埃的戏剧创作，它的形式将是没有冲突的。这种“理论”的基础就是当时是阶级社会，而现在已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这甚至带有一种形式主义的“革新”外貌。
这种完全敌对的理论，事实上就是文学中“消灭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映。
我们对于当时曾以“新拉普派”说明其特点的那种倾向，也给与了十分沉重的打击（“拉普”是“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编者注）。我们之间有些人还是有这种看法的，他们认为好像在各种反列宁主义的倾向中，这种“新拉普派”的倾向比其他与列宁斯大林的世界观敌对的倾向的危险性少一些。这是非常荒谬的！文学中的这种反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伴随着不愿学习，对待古典遗产的轻蔑的虚无主义者的态度，以及认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本身就能使作家的作品成为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作品的看法。这种新拉普派倾向中的最危险的东西，就是它的宗派主义，党员和非党员的对立，以吆喝和命令代替教育作家的任务，使打击性的批评方法和教育性的批评相对立。
“新拉普派分子”歪曲了列宁的文学党性的原则。他们认为文学中的党性，只有党员、共产党人才能做到，好像只有党员才能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这并不符合文学界的真实情况，其目的就是要打击非党的文学干部，使他们离开党。
这些倾向的各种各样的色彩，在我们今天它们时常是吹着一个调子，互相换用方法，在文艺界、在会议上不倦地“工作”，伪装着，奉承着，而实际上是企图尽力歪曲和污蔑党的正确的指示。
是的，我们不仅要公正地和彻底地揭露我们作品中思想上的缺点，而且也应当揭露艺术上的缺点。我们要想到苏维埃的优秀作家，我们要想到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共产主义文学的艺术质量。正因如此，我们要在我们的队伍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将继续不断地展开，无论是这些或那些作家怎样抱怨。
但是我们的批评是不同于我们敌人的批评的，它是公正的批评，它既指出作品中的成绩，也揭露出它的缺点。它要尽力确定某一作品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或害处，如果有好处的话，那末要指出是怎样的好处，而且指出什么东西在阻碍该作品成为人民的更珍贵的精神上的宝物。
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
“劳动报”三月二十日发表社论，论述企业中的领
导人和工会组织应当积极支持工人的文化学习，摘要
如下：
把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师、技术人员的水平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共产主义建设的利益、社会主义生产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化，都要求我们不倦地关怀劳动人民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方面，企业领导人和工会起着重大的作用。正是他们应当创造一切条件，以便人们能够把在学校、训练班和技术专科学校中的学习同生产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
但是，现在还有这样眼光短浅的领导人，他们不关心工人知识的提高，认为这是次要的事。在许多企业中，在夜校中，还有大量学生被淘汰的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没有为青年的有成效的学习创造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在上课的时间中，使生产工作拖住他们，或者使他们担负过多的社会活动。
工会应当把工人的一般学习和生产技术学习作为自己经常注意的对象。工会的责任是经常监督着使青年工人学校、技术学校、高级函授学校和中级技术专科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获得顺利学习的条件。所谓创造这种顺利的学习条件是指什么呢？这首先就是指要使生产工作不侵占学生的上课时间，使他们能获得必需的教科书，而且要在宿舍里为他们创立便于完成课外作业所需的环境。
第3版()
专栏：
南充专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布置结束运动的步骤
四川省南充专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在三月十八日开会，根据省的指示和全专区贯彻婚姻法运动三种不同情况的地区，具体布置了结束阶段的工作。
第一类地区：大力组织了宣传力量，进行了广泛宣传，绝大部分群众已受到婚姻法教育，部分过去关系不好的婆媳、夫妻已自愿和好，只有极少数群众对婚姻法的认识还不够。这类地区已确实掌握了需要主动解决的问题。据六个县的统计，这类地区有一百一十六个乡和六十四个村；蓬安县这类村可占到全县村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三。这类地区在结束阶段具体进行以下工作：（一）乡、村召开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总结成绩，防止自满情绪，进一步提高干部认识，并强调做好贯彻婚姻法的经常工作。（二）对于群众在运动中提出来尚未处理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补充指示的规定，正确处理，做到件件有交代。对群众揭发出来的严重违犯婚姻法的罪恶分子，应主动予以检查，送交法院依法惩处。（三）整顿和健全乡、村妇女代表会组织，建立会议汇报制度，使其成为经常支持妇女向封建婚姻制度作斗争的有力支柱。对个别已经涣散无力的组织，应加以适当的调整。（四）建立和认真检查婚姻登记制度，克服过去婚姻登记工作中的放任自流现象。（五）乡政府每月召开一次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会议，吸收青年团、妇女代表会的干部及村的主要干部参加，进行汇报、研究，布置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第二类地区：有相当部分群众没有领会婚姻法的精神，少部分群众没有受到婚姻法的教育，大部分不和睦的夫妻、婆媳关系尚未得到改善；群众还不能自行解决家庭关系，对需要主动处理的严重问题未掌握住。根据六个县的统计，这类地区有二百五十一个乡和一百一十三个村；在蓬安县，这类村约占全县乡和村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在运动结束阶段，这类地区应在深入宣传政策的前提下结合处理个别严重问题，表扬好的夫妻、家庭、干部；同时以互助组为单位（吸收单干户参加），针对群众思想顾虑，继续进行宣传；并在普遍宣传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经常工作制度。
第三类地区：政策没有交代下去，干部思想认识不明确，运动没有展开，婚姻法还没和群众见面；或者虽然展开了运动，但在作法上有偏差，如发动群众诉苦，形成斗争、坦白、随便处罚人等，群众思想混乱。据六个县九个区的统计，这类地区有四个乡和二百零二个村。在运动结束阶段，这类地区必须结合生产进行补课，继续向群众进行宣传，不得潦草从事。在宣传和作法上有错误而引起群众错觉和恐惧的地区，区、乡应有计划地公开向群众说明错误，端正认识。但一般的不要过份责怪某个干部或令其公开检讨。
根据以上情况，南充专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又规定：所有地区结束运动时，县必须经地委批准，区必须经县委批准，乡要取得区的同意。并以乡为单位，按以上三类的标准进行总结，逐级上报。区和县总结时，要具体研究运动的成果、缺点及存在的问题，布置今后转入经常工作的主要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