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
沙英
（一）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创造者
毛泽东同志为悼念斯大林同志而作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中说：“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
斯大林同志关于国家工业化的理论，是列宁、斯大林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化，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之一。
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不仅对苏联过渡时期最初阶段的经济作了光辉的科学分析，而且也对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作了重要的指示。远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就曾着重指出，俄国不仅要在政治方面，而且要在经济与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俄国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列宁的著作中，曾屡次强调了以发展工业
（特别是重工业）来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还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就拟定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大纲”，不过由于当时国内战争爆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列宁对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发展重工业的思想，特别鲜明地体现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制订的全俄电气化计划中。这个计划是依照列宁的指示及联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制定的。这个计划是将整个国民经济转移到现代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的计划。当时斯大林同志在致列宁的信中，曾极力称赞了这个计划，认为它是
“真正统一的与真正国家性的经济计划的一个精密提纲”。
当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把列宁的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斯大林同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作了深刻的研究，总结了苏联实现工业化政策的斗争经验，真正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科学地指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问题，速度问题，资金问题，干部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都作了系统的科学的论证。并且在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创造者、鼓舞者和组织者，苏联工业化的辉煌成绩与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都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同志关于国家工业化的理论是有伟大的国际意义的。它不仅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方案，而且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和我们中国的建设，也都要遵循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前进。它就像万丈光芒的探照灯一样，照明了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道。
（二）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方法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国家工业化呢？工业化的任务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演说中追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时说：“大家知道，我们从旧时代方面所得到的遗产，是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几乎是赤贫的，破产的国家。它是既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所破坏了，又被三年国内战争所破坏了的，其中居民很少识字，技术落后，工业好像个别孤岛一样沉没在无数极小农庄这一汪洋大海中，——这就是旧时代所遗传给我们的国家。……”
当俄国在革命之前，工业生产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三年沙皇俄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为百分之二点六，而当时美国所占的比重则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二，英国为百分之十二点一。一九一三年俄国所生产的工业品，按人口平均计算，等于英国的九分之二，等于法国的七分之二。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仅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一。当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终结时，苏联人民经过四年有余的艰苦奋斗，在短促的时期内医治了战争给经济所带来的创伤，不论工业和农业都迅速地恢复起来，并已接近到战前的水平。到一九二五年，苏联大工业的生产量已约占战前产量的四分之三，农业也达到战前水准百分之八十七。为此，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虽然当时苏联的经济迅速恢复了，但并不要以此自满，因为苏联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当时农业产品在全部出产总量中占三分之二，而工业却只占三分之一。于是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便成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环节。斯大林同志当时这样指示说：“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能自力出产必需装备品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底实质和基础。”（“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大会对中央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讨论经过的结论”）
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并不是一般的发展各种工业，而主要的是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的核心，即机器制造业。斯大林同志在许多著作中都强调了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一贯主张生产资料的生产要占优先地位。例如他在“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底政策”一文中这样写道：“有些同志以为工业化一般地就是各种工业的发展。……当然，这是不正确的。不是工业之任何发展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底中心，其基础，是在于重工业（燃料、五金等）底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生产之发展，是在于本国的机器制造业之发展。”
为什么强调发展大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呢？斯大林同志深刻地论证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大工业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在于：第一，大工业本身集中了一切科学与技术的成就，保证社会主义社会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水平。第二，大工业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大工业的发展是意味着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多，意味着工人阶级在社会中比重的增长，从而可以巩固工人阶级专政，加强工人阶级对千百万劳动群众的领导权。第三，大工业的发展，能够制造出大量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现代农业机器，以便用之来改造农业，使农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第四，大工业能生产一切国民经济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保证国家经济与政治的独立性。第五，大工业能生产大量的现代化新式武器，保证国家国防的巩固和军事经济实力的增长。第六，在大工业强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
正由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必须首先保证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强大的机器制造业。斯大林同志认为这是工业化的主要环节，是改造一切国民经济部门的基本关键，是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经济政治独立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完全符合于苏联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斯大林同志在其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还一再指出，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让生产资料的生产占优先地位。他说：“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苏联为了在最短的时期内实现这种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自然不能采取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而
一定要采取为斯大林同志所发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斯大林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联的国家工业化方法，是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方面开始。因为轻工业较之重工业，所需的投资数量少些，资本周转得快些，而且获利也容易些，所以那里的轻工业，也就成为工业化的首先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让轻工业积蓄一些利润而将其集中于银行以后，才开始逐渐把积蓄的资本转用到重工业中去。苏联所采取的工业化的方法，则与之相反，而是从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虽然这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但这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之发展占优先地位，在生产资料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
（三）关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问题
工业化的速度问题，在斯大林同志关于工业化的理论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一年的著作中，曾屡次强调指出，苏联的国家工业化必须用非常的速度、用“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速度”紧张地进行，以便很快地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八年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上以“论国家工业化与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为题的演说中说道：“一般工业尤其是生产工具的生产迅速的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来改造我们全部国民经济的钥匙。但是究竟什么是迅速的发展工业呢？这就是说，多投资到工业中去。但这非使我们的一切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都紧张起来不可。”为什么一切计划都要这样“紧张”呢？斯大林同志说，这并不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们的“性质浮躁”，而是由于当时苏联国内外的环境使得苏联不能用比较缓慢的速度来发展工业。斯大林同志详细地分析了苏联当时的内外环境，指出苏联当时是在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夺得了政权，而且苏联当时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非以很快的速度发展工业不可。同时，苏联当时国内的农业技术及文化都非常落后，散漫零碎的小商品生产占多数，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还是“大海中的一个岛屿”，因此，为了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速及推进农村经济的改造，也必须使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
对此，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一年在“论经济工作人员底任务”一文中也这样说过：“人们有时发问：难道不可稍许减低速度，延缓进展速度么？不行的，不可以的，同志们！决不可减低速度！恰巧相反，还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增加速度哩。我们在苏联工农面前所负的义务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所负的义务要我们这样做。”
苏联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实行了加紧发展工业的政策，党好似是鞭策了国家，所以苏联工业的发展速度是突飞猛进的。苏联大工业的生产量，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一五○点六，而资本主义各国在此同时期内，不过增加了百分之一九。到一九五一年，苏联的工业产量为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一千二百六十六，即这个时期差不多增加了十二倍。而美国的工业生产，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二九年仅增加了一倍。
苏联的大工业所以发展这样快，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其原因是在于：第一、因为它是国有化的工业，可以免除资本家追求私利的阻碍，而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发展起来。第二、它是世界上最宏大、最集中的工业。第三、因为国有化的运输事业、信用事业、对外贸易、总预算等都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可以有计划地领导国有化的工业，使它成为统一的工业经济。第四、因为国有化的工业是最大最强有力的工业，它可以实施不断地减低成本、减低商品价格的政策，来扩大销售市场，增加国内市场的容量；在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联合的环境中发展起来，替自己造成不断扩大生产的源泉。第五、由于国有化的工业依靠工人阶级，很容易提高技术和生产率，很容易实施生产与管理的合理化。以上各点，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明显铁证。
斯大林同志同时指出：对于工业发展的速度必须正确地掌握，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一九二六年他在“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底政策”一文中说：
“必须使我们的工业计划不是按官僚主义虚构的办法制定的，而要与我们国民经济的情况、与我们资源、后备力量底精确核计密切联系起来。不能在工业建设之计划上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但也不能跑向前去，脱离我国的农业、不顾我国的积累速度。”
为了说明掌握工业的发展速度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还可以在斯大林同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底总结”一文中找到有力的论证。他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结果，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上已创立了现代技术的基础，国防能力已提高到了应有的高度，苏联已建成许多拥有新式复杂技术的大工厂和联合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必须采取较慢的工业出产量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底总结”）要用更多的时间使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来熟悉新工厂新技术，认真提高劳动生产率，认真减低成本。以保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半期开始的时候，无论在建设方面或在工业生产的增长方面，都实行一个新的迅速的跑步。
（四）关于国家工业化的资金问题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了建立重工业及在最新基础上彻底改造整个国民经济，就需要巨量的资金。因此，资金的积累问题是工业化的重要问题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除了对本国工人和农民进行无情的剥削外，外国资金的流入有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同志在总结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三种资金积累的方法：靠掠夺殖民地（如英国），靠军事赔款（如德国），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如沙皇俄国）。可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来说，这些积累资金的方式是不能采用的。斯大林同志以科学方法研究了这个问题，在苏联国内找到了资金的来源。
这种资金的来源就是：苏维埃国家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家地主手中夺取过来的一切工厂，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银行、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都一律收归自己掌握。现在从国家工厂中，从运输业、商业和银行方面所获得的利润，已不是用于供给资本家寄生阶级耗费，而是用于继续扩大工业了。苏维埃政权取消了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过去人民单只为偿付这种外债的利息，每年就要付出数万万金卢布。苏维埃政权既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消灭，就使农民免除了每年必须向地主缴纳的约及五万万金卢布的地租。农民因为摆脱了这一切重担，所以能够帮助国家来创立新的强大的工业。（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三四六页）所有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泉源能够提供巨量的资金供给建设重工业之用。
不过以上只是积累资金的可能性，可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需抓紧经济生活的几个关节：一、将国内积累的盈余集中于信用机关，不让它浪费，并举办国内公债，首先利用它们于工业的需要；二、缜密地杜塞一切漏洞，不要使国内积累的一部分盈余流入私人资本家的腰包。三、在工业内部，保存一些贮备金，作为修缮企业和扩大企业之用。四、在国家手里积累一些后备金，作为防备意外事件（如歉收等）及培养工业、扶助农业和发展文化之用。
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一年六月在以“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为题的演说中指出：除了加强旧的积累来源，苏联又找到一个新的积累来源，即施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他说：“我们已不可专靠轻工业，专靠预算上的积累，专靠由农业方面得到的收入了。……还有什么呢？还有重工业。所以，必须设法使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也能拿出积累来。”为此，
“就要消灭浪费现象，尽量动用工业内部的资源，在我们所有一切企业内施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有系统地减低成本费，在所有一切而无例外的工业部门里加强工业内部的积累。”
不过积累资金还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正当地利用我们的资金。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四月“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底政策”一文中说：
“不过事情不限于也不能限于积累而已。还要善于合理地、有计算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金，不要白白花掉人民财力的任何一文，要使积累基本上用于满足我国工业化的重要需要。……善于合理地、有计算地支出财力——这是一件最重要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不能一下子成功的。”因此，必须采取多种办法，合理地使用积累，实行严格地节约制度，避免浪费，避免分散，避免把它糟塌于不需要的用途，避免使它离开工业建设的基本路线。斯大林同志在同一著作中并且指出，必需采取以下几项最重要的办法，来节用我们的积累及后备金：一、必须在精确计算国家资源与国家后备的基础上，制订工业计划；二、必须自下而上地缩减与简化国家机关；三、必须对管理机关中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铺张浪费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四、必须与盗窃国家公共财产的贪污行为进行有系统的斗争；五、必须消灭工厂里的旷工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企业中的劳动纪律。
由于实行了这种积累方法和节约制度，结果就使苏联有大量的资金投之于工业建设，胜利地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投资总额为五百一十亿卢布，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已达一千一百五十亿卢布。这些资金大部都用到发展工业和运输业方面去了。使苏联在极短期间内创立了成百成千座具有头等现代技术装备的新工厂，一些旧工厂也以新技术实行了改造。（五）关于国家工业化的干部问题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有大量的资金，还要有大量的工业建设干部。干部问题也是工业化的重要问题之一。斯大林同志在“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底政策”一文中说道：“任何一个任务，特别是像我们国家工业化这样的巨大任务，没有生气勃勃的人，没有新的人，没有新的建设干部，是不可能实行的。”他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也说：“……但在干部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是不可说重工业建成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的。”斯大林同志所指的这种建设人材，就是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熟悉自己业务的新的人材，例如优秀的工厂经理、托辣斯经理、聪明的工业建设的设计师等等。
可是干部问题怎样解决呢？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曾这样指出：“……（1）我们要吸收成千成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技术人材和专门家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我们要从工人阶级中间培养新起的红色技师和红色专门家。”关于吸收旧的技术人员和专门家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在苏联当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时许多旧技术人员和专门家还保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能够站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其中有的甚至还亲自进行暗害勾当。可是由于苏联在各个时期都采取了正确地对待旧技术人员的政策，再加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地胜利，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两年之后，已经把极大多数的旧技术人员和专门家吸收过来参加建设事业了。关于培养新的红色技师和红色专门家的问题，这是解决干部问题的主要办法。为此，苏联一方面开办了许多各种各样训练建设人材的学校，一方面在工厂矿山中广泛建立工人补习学校，结果就在最短期间训练出大批的建设人材。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仅中等技术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的学生人数，就从一九二八年的二十六万四千人升到一九三二年的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人；至于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在同时期内则从十六万六千人升至五十万人；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在同时期内也增加了一倍。
斯大林同志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切阶段上，都恰当地提出干部问题，并在实际上指导了这一问题的解决。例如当一九二八年发生了沙赫特事件之后，斯大林同志即指示说：党应从此事件中取得教训，党的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应精通生产技术，使旧的专门家中的暗害分子今后不能欺骗他们；必须加强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造就新的技术干部。当时根据联共中央的决议，改善了高等技术学校培养青年专门家的工作。（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三六○页）再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因为国民经济一切部门，首先是工业部门，已获得了大量新的技术、新的机器与新的车床，这就需要成千成万经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因此，加紧速度培养干部，赶快学会利用新技术，就成了有头等重要的任务。于是斯大林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认为“人材，干部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宝贵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演说”）要大家特别重视人材、重视干部。
（六）学习苏联国家工业化的榜样
斯大林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无限正确，现在已被苏联社会主义建成的现实生活所证明了。斯大林同志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苏联人民已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光荣地完成了。苏联在战前用了十三年短促的时间，就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苏联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工业生产又有了更高的发展。苏联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头等强国了，所有国民经济部门都以最新的技术武装起来了，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大大地提高了，国防与军事的力量已经强大无比。它经受过世界第二次大战的严重考验，它已是目前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坚强堡垒，并且它正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向更美好的共产主义。因此，目前学习斯大林同志关于工业化的理论，是和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分不开的。
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这个五年计划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即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了完成这种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斯大林同志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学习苏联建设的宝贵经验。
首先，关于工业化的方法问题，我们应遵循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学习苏联首先发展重工业的方法，坚决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我们只有抓着这种决定的环节，集中力量去进行，才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实现。我们要反对那种百废俱兴的思想；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不顾全局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当然，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决不能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农业也要跟着重工业的发展而相应的发展起来。
其次，关于工业化的速度问题，我们应当遵循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学习苏联建设的经验，保证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大大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因为我们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比苏联开始建设时还要落后些，而且我们的经济建设又是在抗美援朝的条件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还在阴谋扩大侵略战争，所以我们必须加紧建设，迅速增长我们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所有一切延缓我们工业化速度的消极思想和保守思想都是错误的。当然，这种高速度的发展决不能了解为可以盲目冒进，我们一定要根据国家的实力和条件，有计划地稳步前进。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资金问题，我们也要学习苏联的榜样，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依靠自己内部的积累，同时要厉行节约制度，合理地使用资金。为此，我们要反对贪污浪费，精简机关编制，建立严格的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特别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加强经济核算制，减少非生产开支，降低成本。概括一句话，增产节约是我们解决资金问题的主要办法。
第四，关于工业化的干部问题，我们也要学习苏联的经验，除了从其他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干部到工业中去，特别是到基本建设部门去工作以外，也要吸收原有的旧技术人员和专门家来参加建设事业，并特别注意大力培养新的技术人员和专门家。我国原有的技术人员和专门家，大都是拥护人民民主政权的，现在绝大多数都已参加了祖国的建设工作；不过由于他们之中还残存着许多旧思想、旧作风和资产阶级的技术观点，需要帮助他们进行自觉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国家最有用的人材。我们对培养新的建设人材，应当寄予极大的注意。我国政府正在建立一些中级、高级的技术学校，正在改进和扩大许多中学和大学，正在工矿企业广泛设立技术与文化补习学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党要加强对这些工作的领导。
此外，关于工业化的计划问题，地区分布问题，以及党对工业建设的领导问题等等，我们同样也要学习苏联的榜样。
总之，过去我们“走俄国人的路”，所以我们的革命胜利了；现在我们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仍然要“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毛泽东同志在许多文件中都要求我们好好地向苏联学习，最近他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中又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虚心地、努力地、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并善于把苏联的建设经验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具体条件下来。
我们相信：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先进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经济制度，我们有数亿人口，我们有无限丰富的资源，同时我们又有苏联的良好的榜样及他们对我们伟大无私的援助，只要我们加紧工作和加紧学习，虽然我们有很多困难，虽然我们缺乏经验，但是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国家工业化的光明灿烂的前景在吸引着我们，我们勇敢地前进！
第3版()
专栏：
山东诸城反官僚主义斗争得到很大成绩
中共山东诸城县委，从去年八月份起，就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严肃地处理了几个违法乱纪的案件。以后又注重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干部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外民主，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检讨，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从而有效地整顿了干部的作风。在布置冬季各项工作中，县级领导又注意了交代政策和工作方法，并勤于检查，经常派人下乡具体帮助区乡干部克服困难。目前，干部作风已有显著的转变，强迫命令的行为亦大大减少，打人的现象已经绝迹，农村中的民主风气大大增强，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冬季的各项工作。
诸城县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有下列几点经验：
第一、认真检查与处理人民来信，并大张旗鼓地
处理几个典型案件
去年八月以前，诸城县委对该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情况的严重性认识很不够；由于存在严重的麻痹思想，当胶州地委派人去诸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时，县委会的负责干部竟说：“没有人民来信”。经初步调查，就找出了人民来信四十一件；十月份普遍检查时，又找出了人民来信五百件，并发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有积压一年以上的来信十件，控告干部逼死人命的三件。这时县委也感到问题严重，才抓紧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至今年二月中旬，已处理全部来信的百分之八十。通过处理人民来信，连村干部在内计处分了七十九人。处理中除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进行教育使之检讨改正外，着重抓住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由县组织力量，全面查清情况，做出准确结论，然后在人民代表会或干部会上大张旗鼓地加以处理。这样，对提高干部、转变作风和发动群众监督干部的作用很大。诸城县曾在区、乡干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及青年、妇女、民兵、宣传员代表会议上和合作互助训练班中，处理了违法乱纪案件六起，法办了强奸妇女、打骂群众、称王称霸的坏干部石文升；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接受代表的提议，处理了十五区盆渠乡奸污妇女、殴打转业军人的乡支部书记乔茂盛、村干部谢金顺，代表即高呼“共产党万岁！”有的感动得流了眼泪。经过各种代表会议以后，代表们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群众情绪大为振奋，纷纷反映：“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不允许坏人作恶。”人民来信也因得到了正确的处理而剧增；以去年十一、十二两个月来说，县级机关收到人民来信七百件，收到群众感谢信一百二十件，各区收到人民来信三千余件。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更激起了干部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义愤；同时了解了党的政策，解除了干部的顾虑，提高了干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的积极性。
第二、结合检查与布置工作，县委委员带头，自上
而下进行检讨，发动干部自下而上展开批评
诸城县委在干部会议上，通过总结工作，具体、深刻地检讨了县委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用具体的例子，着重说明了县委不了解下情、布置工作不从实际出发，工作指导不具体，不注意打通思想和交代政策、做法，摊派数字，限期完成等等错误；并指出这是造成区、乡干部强迫命令、破坏政策、脱离群众的重要根源。区、乡干部在县委诚恳自我批评的带动影响下，思想有了提高，一方面有勇气批评县委的领导，一方面又自觉地检讨了本身的错误，表示决心改正。枳沟区组织委员听了县委检讨后说：“我再不检讨，就对不起党了。”在批评县委领导的同时，对县级各部门也提出了很多批评，对各部门改进工作帮助很大。有的部门负责干部说：“原来以为没什么可以检查，没想到问题竟这么严重。”有的说：“过去以为这些问题算不了什么，没想到会造成这样坏的影响。”各部门也纷纷自觉地进行了检讨，并表示：“今后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在批判命令主义之后，干部又积极要求介绍做好工作的具体方法；这时，县委即选择作风民主，走群众路线有成绩的干部，进行介绍和表扬，树立榜样，教育干部，作用很大。
第三、认真开好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充分发扬
民主，开展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运动
去年十二月底，诸城县召开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人民代表会议上，县负责干部报告了工作，认真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发动到会的代表进行批评；很多代表尖锐地批评了县级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揭发了区、乡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农民代表阎世良，指着县委书记、县长说：“下边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就要你们负责任，不检讨改正，俺就不选你。”原县长李华政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区长吴振辉，一贯犯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且不接受批评；但这次受到代表们的批评后，他做了检讨，并说：“我从来没受过这样深刻的教育。”会上并分别处理与解答了一千五百二十五件提案，处理了坏干部，民主选举了县长，研究和部署了当前的工作，代表情绪空前高涨。代表回去后，首先向群众宣传了会上如何实行民主，并告诉群众说：“今后谁不讲民主，可以告状。”因而广大群众民主思想大为提高。冬季各乡都开过两次到四次人民代表会议，区、乡干部通过总结工作进行了较深刻的检讨，认真处理了提案，结合处理了人民来信；部分乡还进行了选举，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违法乱纪分子群众就不选他；因而农村民主空气大为增强，一切工作的进行都较前顺利了。人民代表会上的提案较前大有增加，去年十二月底召开的县人民代表会收到提案一千五百二十五件，而今年二月中旬召开的县人民代表会提案激增到三千五百件。由于县、乡人民代表会切实地解决了群众提出的问题，因而人民来信日有减少，去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全县收到人民来信三千七百多件，而今年一、二两月份合计只收到人民来信四百多件；但来信的质量提高了，其内容主要是涉及县、区的领导问题为多。
第四、切实改善县委的领导作风，具体帮助区、
乡干部研究工作方法，解决实际困难
诸城县委在布置冬季工作时，即贯彻了反对官僚主义的精神，认真研究了上级指示，注意从实际出发，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原则，加强了检查工作。去冬干部会议上，县委总结了生产，进行了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使干部自觉地接受任务，并反复地交代了政策，才提出任务、数字和期限，让各区干部充分讨论，而后县委再根据各区不同的情况制订出计划；这就纠正了过去不认真进行教育，不虚心听取下级意见，硬行摊派任务的偏向。会议上拿出两天时间研究了区、乡进行工作的具体方法，各区具体研究一个乡的做法，县委选择典型，在大会上介绍，发动大家讨论修正，作为各地制订计划的参考。通过这些措施，区、乡干部都树立了正确完成任务的信心。冬季工作布置之后，县委组织力量下乡检查工作十一次，累计下乡干部达四百八十九人次。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与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如城北区工作落后，干部情绪不高，检查组发现该区万里乡乡长王玉怀，作风民主，工作上走群众路线，当即在区乡干部会议上进行了表扬，提高了该区干部的工作信心和积极性。金墪区灾荒严重，区委对生产救灾工作不重视，经检查组报告县委后，县委即明确指示该区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工作，并建议县政府派副县长去该区具体帮助。太平区部分乡村整理互助合作工作中，检查组发现有急躁冒进并大组的偏向后，县领导方面即召集大组组长到县开会，进行教育后加以纠正。由于县领导方面注意了改善领导方法，所以在反命令主义后，区乡干部不仅没有发生消极情绪和不敢工作的偏向，而且提高了信心，逐渐学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胜利地推动与完成了冬季各项工作。
第3版()
专栏：
一个苗族女副县长的成长
新华社记者 彭逢烨
三十年来，住在高山上，过着长期的被奴役的贫困生活的苗族妇女项毕英，现在已是贵州省毕节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了。她三年来成长的历程，充分说明了少数民族妇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培养教育下，也像其他的民族干部一样，完全可以发挥她们的智慧和才能，为各族人民服务。
项毕英生长在毕节县中沟村的高家山上。中沟村山多田少，高家山尤其寒冷，住在山上的六家苗族人民，比村里其他人家的生活还要贫苦。项毕英出生才六个月，父亲就在贫病中死去，母亲背着孱弱的婴儿，佣工度日。从八岁开始，她就替村里的汉族地主放牧三十几只山羊了。十七岁那年，她和同族的一个雇农结了婚，过的日子仍旧是“荞麦粑粑拌蕨草根”。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对这一个边远的山区并不例外，项毕英家里每月都有“送兵费”、“门户钱”等额外负担，她的丈夫还给国民党拉了一次兵。恶霸、土匪有时还要到山上搜刮、抢劫，她为了保存家里仅有的两升玉米种，只好白天夜里往山林中躲，“有家也归不得”。项毕英就是在这样苦难的日子中，一天天地挨过了三十年。
贵州解放初期，中沟村的恶霸、土匪邵章亮等潜入了当时的村政权和农会组织中，仍旧欺压人民。项毕英所住的高家山的苗族人民，被列在户口之外，他们还没有得到解放。直到工作队到村后，他们才得见了天日。从那以后，村里开展“清匪反霸”的斗争，苗族人民在工作队的启发帮助下，开始明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项毕英曾亲身遭受土匪邵章亮等的剥削压迫，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她和全村的各族人民一道，坚持斗争，把土匪抢劫各族人民的脏物，从地里挖掘出来。土匪邵章亮等就这样从村政权中清洗了出去，并受到人民的惩罚。项毕英由于工作积极，被全村人民选为妇女委员。
一九五一年“三八”节，项毕英在纪念会上遇见人民的区长，在区长的鼓舞下，她第一次走上讲台，说出解放一年来苗族妇女的喜悦。项毕英回忆当时的情境说：“我一个长期遭受压迫的苗族妇女，不识字，也没有讲过话，但是，就凭区长对我们妇女的尊重和鼓励，我就有许多话要说。”
项毕英在人民政府的培养下，在实际工作中一天天成长起来。她曾经代表过村里的妇女出席了毕节县的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用她亲身受到的尊重，帮助苗族人民提高了认识，说服了许多不敢出来开会的少数民族人民，经常参加政治活动。
毕节县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项毕英被选为政府委员。这时，全县正开展土地改革。项毕英到民族情况比较复杂的大渡村去工作。大渡村像一年前的中沟村一样，各族人民在恶霸地主的统治下，发动不起来。项毕英深入到人民中，把中沟村的情况和她自己的切身体验，介绍给各族人民；同时，在中共毕节县委员会的帮助领导下，把当权的坏人清洗了，各族人民因此受到教育，工作顺利地展开了。
去年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到祖国的首都来参观时，项毕英代表贵州苗族妇女，从遥远的山区，来到了北京。这一次参观的收获真不小。用项毕英的话说：“在首都听到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和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主席的报告，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平等权利，和民族工作的重要。”在回到毕节以后，她用实际行动传达了参观的收获。
项毕英回到区上，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讲互助合作，讲机器生产，讲各族人民的平等团结和幸福远景。但是，改进生产必须从眼前的环境和条件出发。在她的家乡中沟村最感困难和需要的问题是水利，在她的带动下，各族人民积极挖修水渠，使许多原来种玉米的山地，得到水的灌溉，种上了稻谷。
项毕英关心贫苦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护。去年九月间，她被提拔为毕节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以后，她和中共毕节县委会的秘书共同负责，开办了五期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这些人都成为发展生产中的骨干，项毕英在工作中也更锻炼得结实了。
现在，项毕英代表毕节县的各族妇女第二次到北京来参加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和平宾馆”的大楼里，她对我讲述了过往的经历。她兴奋地说：“像我这样一个长期住在边远山区里的苗族妇女，今天竟能够为各族人民做事，代表苗族妇女说自己要说的话，真是不能想像的事。但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育、领导下，我们确实是当了家、做了主。我还很幼稚，还需要共产党的培育。”
项毕英在去年十一月写了入党申请书，并订出入党的计划，她说：要在工作中锻炼，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