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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巩固整党成果、改进县区村的领导工作山西省委总结推广先进支部工作经验
中共山西省委为巩固与扩大农村整党成果，改进县、区、村的领导工作，在全省推广长治县璩寨村支部工作经验。山西省委向所属各党委指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由于得不到上级党委经常的具体的领导，再加上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不懂得怎样进行支部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因而很多支部长期处于不同程度的自流状态中，有不少党员因为受不到党的经常教育与具体领导而逐渐消极疲塌，以至产生了不健康的思想作风。这样就使党的基层组织逐渐地削弱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逐渐地丧失了向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等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能力。党的这种力量的削弱，就意味着国家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的削弱。因此各级党组织要坚决纠正目前依然存在着的党不管党的倾向，并以最大的努力去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乃是今后长时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山西省委即向全省推广了长治县璩寨村党支部领导工作经验，并提出了以下四项具体要求。第一、在四月份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认真地领导与组织区级以上的党的工作干部，学习长治璩寨党支部的领导工作经验。学习方法，首先传达与阅读璩寨党支部的领导工作经验，然后联系实际进行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统一的认识，找出自己所在地区党支部工作的关键所在，然后在此基础上拟订出推广璩寨党支部领导工作经验的具体计划、步骤和方法。第二、各地委、县委及城市郊区党委应在自己所直接联系的农村党支部中，首先试验推广璩寨支部的领导工作经验，认真地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第三、为了普遍地改进与提高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水平与工作水平，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可以区或基点为单位，采取短期轮训的方式，训练党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学习璩寨党支部书记苟佩芳同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经验。应当认识，培养一个优秀的党支部书记，对支部工作的好坏是有决定意义的。第四、为了克服党不管党的恶劣倾向，县委和区委必须建立分工负责、经常指导每个党支部工作的制度。每个县委委员和区委委员，均须经常地联系一个至三个党支部。区委的组织员和宣传员则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经常联系三个至五个党支部。这里所指的联系，就是必须经常地深入党支部进行检查与帮助工作。这种联系支部的制度，党委必须经常检查，保证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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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长治县璩寨村支部领导工作的经验
山西长治县璩寨村在一九四九年前，是一个工作较落后的村庄，经过这个村的支部三年来的艰苦工作，现已由落后村变为先进村，全村工作朝气勃勃稳步地向前迈进。
一九四九年前，璩寨村党支部是一个较落后的支部，在三十二名党员中，就只苟佩芳等五个党员积极工作，其余的是：有十五人是推推动动，不推就不动，有十二人开会也叫不来。多数党员在土地改革后，滋长了“革命成功”的思想，忙于发展个人家务。如牛小秃说：“日本赶走了，地主打倒了，生活也改善了，工作该休息休息啦，生产上各自努力吧！”甚至还有人这样说：“当不当党员还不是一个样，免得开会多误工。”在自然村之间也由于历史上的关系，闹着不团结。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有的二十九个党员中，除一个党员思想比较落后需要加紧教育外，全支部每个党员都是生龙活虎地为搞好爱国增产、互助合作而积极地工作。自然村之间已空前地团结起来了。现在有些群众对“南璩寨”“北璩寨”的这个提法都感到不顺耳了。他们说：“咱们是一个行政村，为什么叫成两个村呢？”更重要的，由于支部在党内外贯彻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教育，逐步地引导全村群众走向了互助合作的道路。现在，全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农户，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力，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里来了。他们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改进了生产技术，发挥了农业生产的潜在力，生产在逐步提高。一九五○年的农业生产指数，已达到抗日战争前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一九五一年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五十一，一九五二年就迅速地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九。群众的生活也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农民们都这样说：“要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样好，那能有这个好光景。”璩寨村支部三年来由落后转变为先进，这主要是因为加强了支部的思想工作，正确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政治教育。现将璩寨支部领导工作的经验介绍于后。
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不断地提高
党员的阶级觉悟
璩寨支部是从一九五○年开始注意思想教育工作的。在此以前，支部虽经过了一九四八年的第一次整党，党员思想觉悟提高了一步，但由于整党后放松了思想领导，不久党员中的落后思想又露了头，各种工作便松懈下来。这时苟佩芳同志已从部队上退伍回来两年了，他发现了这一问题。他想：“在部队打冲锋时，都是共产党员带头，农村党员为什么不能像部队的党员一样地带头工作呢？”苟佩芳也曾一度看不起村里的党员，但是他又想到应该是帮助支部加强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而不应采取错误态度。于是他向支部提出了在党员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为支部委员会接受了，并决定由苟佩芳担任支部教员。在结合党员的思想情况，讲解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后，大部分的党员认清了共产主义的远大前途和党员的奋斗目标，在讨论中又联系批判了“革命成功”“埋头个人生产”等错误思想。程福锁在学习了“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后，便说：“拿这些条件和咱一对照，咱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满脑子的农民思想。”王书琴检讨说：“过去不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也不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咱只是空挂了个党员的光荣称号。”经过这次教育，多数党员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同时支部也深切地体会到对党员进行经常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全体党员也一致通过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党员学习日”。这个学习制度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未中断过。
璩寨支部除了上课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外，并注意通过具体事件进行教育。例如一九五○年北璩寨村党员璩春红在拨差时偏袒本自然村的民工，支部对他的这种自私行为进行了批评。通过对这件事的讨论，不仅使璩春红本人认识了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且使全体党员懂得了为人民办事必须公正无私。又如在一九五一年锄麦时，支部提出发动全村将麦田普遍锄一遍时，党员张怀保看到赵龙则在街上蹓躂，就训斥赵龙则说：“你为啥不锄麦，你拿什么来抗美援朝？”赵龙则说：“你瞧！你连这也管起来了，我不锄麦碍你啥事！”当时张怀保就给赵龙则安了个帽子：“不响应政府号召，破坏锄麦任务。”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争吵了老半天，有些群众仍然不愿意锄麦。张怀保把这件事向支部汇报了，支部当时就对张怀保所采用的强迫命令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为了教给他学习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又让他和程福锁共同去发动群众锄麦。程福锁的作法是先向群众说明天旱锄麦的好处，又说明只有加紧锄麦、多打粮食才能有力量支援志愿军的道理。经过这一讲，群众行动起来了，最后百分之百的完成了锄麦任务。张怀保在这次工作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支部即将程福锁与张怀保的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了对比教育，使大家认清了强迫命令不治事，走群众路线才能完成任务。
璩寨支部又注意了在各个中心工作中进行政策教育。一九五○年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时，有些党员由于对互助合作的意义还不十分了解，因此，有的党员就不愿意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也有的虽然参加了，并不肯积极地进行领导，他们认为：“只要是个农民谁还不知道种地呢？”依据这个情况，支部就在党内进行互助合作政策的教育，并注意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在进行教育时，并举本村开始阶级分化的事实加以说明。经过反复的思想教育以后，某些党员中幻想永远保持“小康之家”的小农经济思想就开始动摇，认识了共产党员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去年春季，支部又发现有些党员，虽然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但却不好好地搞农业生产，这时支部又组织大家学习了高岗同志一九五二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中的一部分“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明确地认识到：农村经济必须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样互助合作运动就有了新发展。
璩寨支部并结合各种运动，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一九五一年全国开展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签名、投票运动时，有部分党员不大重视这个政治斗争任务。支部即有组织地领导党员学习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又用最通俗的事例教育大家。经过学习和通俗地讲解签名投票的意义后，全村的人都签了名，投了票。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经过党员及党的宣传员的广泛宣传，全村完成了六百六十万元的捐献任务。
璩寨支部的教育工作方式，除上党课，开讨论会，个别教育外，还注意了运用党报来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在党员和村民中普遍组织了读报小组。支部在总结工作时，也强调地指出读报的重要；并告诉党员，工作越是繁重，学习各地的先进经验就越重要，否则忙乱一团，就不容易把工作搞好。为了把这一工作搞好，支部还成立了读报指导小组。读报指导小组的任务，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及目前的中心工作，结合本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指导读报组应当读那些消息，应当提出什么问题来讨论等。由于读报制度的建立，学习时事、学习先进经验就成为一种习惯，有的党员说：“报纸就是老师，一日不看报，如同迷了窍；两天不看报，什么也不知道；多日不看报，昏头转向好像睡了觉。”
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
批评，健全了党的生活
支部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当成了支部前进的动力。璩寨支部建立这样的制度，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一九五○年以前，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老是展不开。当时苟佩芳是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为了克服这种不健康的现象，也曾想过许多办法来改变这种状况，但总没有得到好的效果。开始时，他首先在支部大会上检讨自己的缺点，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检讨来启发别人。但是别的同志却你瞧我我瞧你，谁也不啃声。后来他又采用检讨自己批评别人的方法来诱导大家。一次支委会上，苟佩芳对当时的支部书记程福锁不重视支部教育工作进行了批评；当时程福锁心里热辣辣的有些受不住，但又感到苟佩芳说的有道理，也就勉强接受下来。有些党员觉得这有些“反常”，“怎么支部委员还可以批评支部书记呢？！”许怀根对璩春红说：“你还积极哩！支部书记还受到苟佩芳的批评，那能显得出你来！”党员之间为什么不能展开批评，苟佩芳在实际过程中逐渐地找到了原因。如果在党员觉悟未提高以前，当他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与目的之前，是不可能开展批评的。因此，苟佩芳又将毛主席关于批评就是扫地洗脸擦灰尘的道理，反复向大家讲解。这样大家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才开始有了个正确的认识。后来又在几次党内会议上，经过多次运用之后，这个武器才为大家掌握住了。党员谷怀山（当时的村长），常常借口工作忙不参加支部会议，别人虽看出这是不对的，但也不敢向他提意见；谷怀山不在的时候，大家又吵嚷得很凶，谷怀山一来，谁也不提意见。经过学习以后，大家对他进行了批评。谷怀山因此提高了思想觉悟，积极工作，后来被选为支部组织委员。
因为璩寨支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紧紧地结合着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与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的，所以，它不是枯燥无味、空空洞洞的，而是有内容的、生动活泼的。这个制度就坚持下来了。
为了发挥支部委员会集体领导的作用，支部委员之间进行了严密的分工。璩寨支部共有九个委员，苟佩芳同志被选为支部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副支部书记杨英堂、程福锁除协助支部书记工作外，各人还负责联系一个自然村的工作；其余的支部委员，除负责党的组织工作，支部教育、宣传网、及群众组织的妇女、青年、武装治安、生产等工作外，又按全村居民分布的状况，划分为八处，每个支委分工负责一处，去和群众取得经常的联系。由于分工明确，责任清楚，这样就大大地加强了支部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也更加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带领全村群众走向爱国增产、
互助合作的道路
璩寨支部是怎样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向着党所指示的方向前进的呢？支部书记苟佩芳同志在部队上当过战斗员，也当过指挥员，他深深地懂得：要打胜仗，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固然要紧，但是，如果不把全体战斗员的积极性发挥起来，是不可能打漂亮仗的。在组织领导群众方面，支部除了通过全体党员带领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决议外，又通过党的宣传网进行宣传。支部的宣传工作有两个制度，一是支部委员会对宣传网的领导，实行分工负责制。支委会九个委员，各个委员都固定地联系几个宣传员，宣传员又实行了包干负责制。第二是支委定期研究群众思想情况的制度。如规定了支委会每月对群众思想进行一次讨论研究，并根据上级指示订出宣传计划和宣传内容。三年来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对群众的宣传工作，都是建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他们在宣传活动或日常生活中听到群众的反映，马上就汇报给支委，支委根据这些情况，提出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意见。在一九五○年冬天抗美援朝运动中，曾因忽视政治工作，多数群众是埋头生产，不管抗美援朝；少数群众还发生了恐慌。当时，支部首先组织党员、团员、宣传员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一九五一年的元旦广播词“必须把经济建设任务与政治斗争任务密切结合起来”。然后由党员、团员、宣传员广泛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宣传中特别着重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教育。除了进行上述宣传工作外，支部还推行了“爱国检查日”制度。在“爱国检查日”这天，全村家家户户要检查一次爱国公约执行情形。通过检查爱国公约来表扬好的，批评落后的。
支部又在群众中进行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教育，克服了少数的“生产到顶”的保守思想。苟发兴互助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组外的群众对于这个进一步走向集体化的组织充满着热情，可是也有一部分农民认为：“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是一个样。”最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看到苟发兴互助组每亩地所收的粮食，已经比抗日战争前高出了一倍多，他们认为这已经“到顶”了。比如苟发兴去年计划高额丰产谷地要上二百担底肥，要打七百五十斤粮食。老农贾英贵说：“不种百亩地，难打百石粮，我活了六十岁啦，也有多上过肥的，就没见过一亩地能打千八百斤粮食；不要光吹，收下那样多才算哩。”支部在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时，一面从提高生产技术、发挥农业生产上的潜在力来说服大家，一面用农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去引导他们认识问题。最初用李顺达、郭玉恩的丰产事例来说服大家，有些人是解决了些思想问题，有些人还不大相信。后来又用本村车春兰一亩玉茭地收六百斤的事例来教育大家，这次又解决了部分人的思想问题。但是，彻底解决这个思想问题还是在去年秋天。苟发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全体社员的精耕细作，去年的高额丰产地一亩田收了九百三十五斤。打场的那一天，支部就组织全村群众进行现场参观。这天适逢“爱国检查日”，支部又组织党员苟发兴，向全村群众宣传了他们的丰产经验。经过许许多多的工作，农民的“生产到顶思想”才算得到了解决。
璩寨村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全村产量都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一九五二年每亩平均产量比一九五一年提高了四斗九升七合；其中常年互助组增加了四斗九升五合，苟发兴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一石零三升五合；单干户也增加了一斗五升八合。农民们在亲身的经历中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单干不如互助好，合作要比互助高，要得生活更美满，共产主义是目标。”这个结论就概括地说明了党支部坚持贯彻农村经济发展方向进行宣传教育的成功。同时全村干部也从领导生产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经验，这就是——保证农村走向集体化道路的根本力量是党的领导。（本文系根据山西日报材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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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对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的意见
宗家瑞 刘任成 郭柏年 陈梅竹
谢承仁 徐健竹 洪源 成庆华
集体讨论
成庆华执 笔编者按：在本报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北京市六个中学的八位历史课教师对现在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提出了很多意见。本文就是根据座谈会上的意见写出的。
一九五二年七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赓序、王芝九编写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我们根据上学期实际教学的结果，认为这个课本是有显著优点的；但也应该指出，还有不少问题值得商榷。下面就是我们对这课本的意见。
第一，中国历史课程教学目的之一是要使学生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但“中国历史”课本第一册分章的方法，是和这目的不完全符合的。课本共分以下五章：我国的原始社会；商——我国的奴隶社会；西周和春秋战国——我国的初期封建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前三章是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的，当然很好；可是后两章却又按朝代标题、分章，和过去旧的历史书籍没有区别了。
这样含混地按照旧的历史书籍的写法来标题、分章的课本，在教学方面会发生什么影响呢？那就是：很难教育学生明确地知道祖国三千年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各时期的发展大势。相反地，却极容易形成学生牢不可破的朝代观念，从而使他们把改朝换代当作历史发展的主要表现。
第二，“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发现对祖国历史研究工作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在课本第一章“我国的原始社会”中有关这些问题的叙述过于简略。如关于古猿是怎样演变成猿人的，课本只简单地说“这种猿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关于猿人怎样演变成人，课本也只简单地说“‘山顶洞人’的骨骼已经和现代人类一样了”。我们知道，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发现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真理，这真理科学地说明了人类起源的根本原因，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起有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的材料正好是这一真理的具体说明。因此，我们在讲授这段教材时，就不但应该讲明“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在体质形态发展上的现象，更应该加重讲明它的原因，使学生知道人类的祖先为什么能由古猿转变成现在的人，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更进一步教育学生了解人类在对自然作斗争的坚苦过程中，劳动是第一个基本条件、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可是这课本并没有充分说明这些问题。
第三，我国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在这期间，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农民起义的胜利或失败密切相关。课本在这方面的叙述也有问题。如讲到汉初生产的恢复，课本第四章第三节说：
秦汉交替时期，战争频繁，人民死伤和流亡的很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西汉初年，各地人口稀少，经济萧条，甚至丞相只能坐牛车，皇帝也没法选用一色的马来驾车，在发生饥荒的地方有人吃人的现象。因此，恢复生产成为当时的迫切要求。汉高祖实行了减轻田税的政策，又解散了许多军队，奖励军人回乡生产。为了提倡农业生产，他同时实行了限制商人的政策，不许他们做官，不许他们的享受和地主一样。
汉高祖的儿子文帝和孙子景帝继续执行这种政策。这期间，生产恢复了。……我们知道，秦末由于统治阶级的残暴压榨，社会生产陷于停顿状态。农民大起义掀起广泛的反秦浪潮，秦政权终于覆灭了。汉高祖和他的继承者鉴于秦政权的覆灭和农民起义力量的伟大，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被迫不得不制定一些对农民让步的政策。这时因为农民大部分都得到土地耕种，阶级矛盾比较缓和，所以社会生产恢复，并且发展了。但课本对农民起义的作用一字不提，只把生产恢复的原因归结为汉高祖和他的继承者的统治政策；很明显，这是本末倒置的论断。
又如在讲到三国时期的经济情况时，课本第五章第一节说：
三国并立期间，为了保证军粮的供应，各国统治者都注意恢复农业生产。远在赤壁之战以前，曹操就招募农民在许（河南许昌）郊外屯田，第一年收获了百万斛军粮。他又把屯田和积谷的办法普遍推行到所属各州郡。后来魏国继续推行屯田，并在各地兴筑池塘，开凿沟渠。由于这些措施，再加上短期的安定，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就有了转机。……我们知道，汉末黄巾大起义被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后，历史发展成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三国鼎立的局面虽然较前此的混战好了一点，但人民的生活依然是很痛苦的。曹魏屯田制乃是在原有土地占有形态之外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它将无主的荒地强制性地分配给流民，而地租则是按照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情况规定下来的，以至征收了全部产品的二分之一以上。课本只提出屯田促进农业生产的一面，而没有指出“屯田部民”受到的沉重剥削，是不够全面的。
伟大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指示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遵照斯大林同志的这种指示，范文澜同志说：“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出现了汉、唐、明三个大帝国，也就清楚的划分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反之，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军阀混战割据，外族乘虚侵入，出现分裂或沦陷的局面。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历史的命运，不看清这一件大事，等于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见“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根据这些论点，很明显，课本在某些地方是有“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的错误的。
第四，我国在古代阶级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各族间的斗争和融合是经常不断进行着的。但课本在对这一问题的叙述上，有些地方也不够恰当。如在第五章第三节讲解五胡十六国的混战时说：
这些胡人王国的统治者只知道发动战争，进行屠杀和劫掠。对他族人和同族人，他们都用同样的残暴手段。羯人石氏王国吞并匈奴人刘氏王国的时候，各种胡人被杀的在五万人以上。汉人冉闵推翻羯人王国，实行报复，杀死各种胡人二十多万。经过长期的混战，黄河流域户口大减，农田荒废，城市残破，经济文化都衰落了。我们知道，民族斗争的基本内容是阶级斗争，它是由各族反动统治阶级扩大剥削面和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引起的。西晋末五胡十六国期间，各族统治阶级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而将各族间的残酷斗争挑拨起来的。因此课本的这段叙述，只提出羯人石氏、匈奴人刘氏、汉人冉闵等，没有指出这些人所代表的阶级，便很容易使人误认，这些人仿佛是代表各族人民的利益来进行斗争的。这样一来，便不能使学生清楚地体认到：这一时期因长期混乱而致的经济文化的低落，乃是由于各族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
第五，课本对历史人物的描写非常少，对历史人物的批判也多采取躲避的态度，而且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判是值得商讨的。
如谈到王莽时，课本说：
（前略）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挽救摇摇欲坠的
地主阶级的统治，王莽做皇帝以后，首先就改革制度。
王莽的改制，主要的有下面几项：
一、王田：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称为“王田”，私人
不得买卖，由国家分配给农民。
二、五均……
三、赊贷……
四、六筦（管）：盐、铁、酒、五均赊贷、铸钱和名
山大泽资源的开采六种事业，都由国家经营。
王莽的改制建筑在空想的基础上，并且妨害地主、商人的利益，所以是绝对行不通的。王莽的改制曾给人民带来一些希望，但是结果还是让官吏、地主发了财，人民受到灾害。因此农民纷纷起来反抗。……王莽改制的时期，一方面是官僚贵族豪富兼并土地，另一面则又有许多暴富的大商人囤积物资，垄断物价，使人民无以为生。课本说王莽企图改制，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这是对的。但王莽的政策有极浓厚的空想成分和复古精神，如他想恢复上古的所谓“井田”制度，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所以他的改制，看起来是很激进的，也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希望，但行不通。其所以行不通，是因为王莽的改制是侵犯贵族豪富的利益的，也就是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于是在取得帝位以后，他就把自己所订的制度的主要部分取消了。所以，在王莽改制的过程中，农民的生活不但丝毫未得到改善，反而灾难更深，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就爆发起来了。
课本在叙述王莽改制失败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永远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农民问题是不可能由统治农民的阶级来解决的。如此，课本编者就给学生留下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学生可以想：王田制度和现在的土地改革不是一样么？六筦制度和现在的国营经济有什么不同呢？改制的各种内容都是对广大人民有利的，自然也就是被广大人民所拥护的，为什么课本说“王莽的改制建筑在空想的基础上”呢？为什么说改制只是由于“妨害地主商人的利益，所以是绝对行不通的”呢？当然，王莽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也就仍是模糊不清的了。
另外，在课本中有关史实的错误也是很多的。特别是在叙述方法上因为有些地方头绪紊乱、缺乏分析，也有些重要事件的叙述过于简略，因而给教学造成了不少困难。
所以我们建议：
第一，由于中国历史年代悠久，内容复杂，极难用简单的平列分章方式明确地表现出整个历史发展大势。因此，在体裁方面最好能增加“编”，作为最大的单元；然后再按编、章、节、目的层次叙述内容。对封建社会发展的分期，应该根据范文澜同志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所说的意见，把封建社会分作四期四编。这样编写的课本，无论在形式或内容方面就都能比较容易地做到纲举目张、系统清楚、重点明确。
第二，增加全书的序论。因为从课本的第一页就开始讲授中国历史的内容，没有一个序说，对实际教学是非常不方便的。改进的办法可根据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的内容，仿效苏联A·B·谢斯塔柯夫教授主编的“苏联历史简明教程”中“序言—我们的祖国”的体裁，编写一章简要具体的序论，放在全书的最前面。在序论中，说明祖国历史的伟大成就以及什么是历史，为什么学习历史和怎样学习历史等问题，作为全课程的学习指导纲领。以便使学生在课程的开始，就能认清祖国历史的伟大和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性。
第三，课本虽已有若干幅历史地图和大事年表，但仍是不够的。为讲解的方便、备作检查和引起学生学习兴趣、发挥直观教学作用等，最好能够增加历史文物图像和各种附表。
第四，课本中没有每章或每节的总结和复习题。为巩固学生的学习和启发学生的思想，增加每章的总结和复习题是必要的。
第五，课本是进行教学的主要根据，它的内容应该是用极其慎重的态度来处理的。“中国历史”课本第一册的编写似乎对现存史源或研究成绩以至原则理论等各方面有时未能充分运用。所以对某些重要史实分析不够透彻，以致发生模棱不清、叙述紊乱或根本错误的现象。这样就很难表现出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也就使学生不能很好地了解历史真相。因此在将来改写时，编者应深入钻研，把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弄清楚，尽量肃清已知错误。
总之，中国历史课程的任务是非常重大的，“中国历史”课本的编写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希望有关领导机关要重视这个问题，从各方面帮助人民教育出版社作好这个艰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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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
漆侠
目前初级中学所采用的“中国历史”（第一册）课本，是由李赓序、王芝九两位同志编写的。据一般教师反应，这个课本较前此所使用的是好了许多的；不过其中还存着不少的缺点，必须大力加以改进。
课本对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排列、叙述，层次清楚，这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课本对许多重要问题缺乏深刻的分析，于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就成为失去有机联系的现象之罗列了。这里，我们举出三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一、课本对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明得不够充分。如大家所知道的，在西周初期封建社会中，土地是为周王、诸侯、卿大夫等大小贵族一再分割之下占有的，并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封建国家。周王和诸侯、诸侯和大夫之间，除去贡赋（课本作“贡献”）之外，无论是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都保持其各自独立的局面，课本不但没有全面提出这些特点，而且没有以这种经济基础的特点说明政权的一再分割，没有指出作为这一时期的封建基本关系之一的贡赋，乃是各国内部冲突、及其相互之间战争的重要根源。这样就不能使人清楚地了解封建割据制和后来的封建集权制存在何种差别，以及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实质何在。
二、课本对于上层建筑影响基础的反作用的说明不够。课本虽然指出了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但在“七国混乱和秦的统一”一节中，却没有指出魏文侯的改革和商鞅变法的重要意义：这些变革为新兴地主阶级扫清前进的障碍，它是旧的封建领主和新兴地主势力消长的显著标志，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开始以上层建筑的力量来巩固其经济基础的标志。没有这一叙述，就使人无从知道新兴地主阶级是怎样代替了旧的封建领主而走上政治舞台的。
三、课本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说明不够。就旧的领主所有制来看，农夫（即农奴）以自己的工具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到领主的“公田”上耕作，然后才能耕作领主所指定的、为自己所使用的“私田”。这就必然产生了这个矛盾：农夫耕作“公田”的兴趣不大，耕作“私田”的兴趣就大，同时还感觉“私田”的不够使用。所以在西周晚期公田上就发生了“维莠骄骄”、草莱不除的现象。等到春秋时期生产力发展之后，这种矛盾愈形扩大，农夫对“私田”不足的要求愈形迫切。生产关系之不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情况迫待变革。
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农夫和领主的矛盾，就动摇了领主的统治基础，而领主和领主之间的频繁的兼并战争，愈益加速了这种基础的崩溃。因此，在这一个历史进程中，贵族中的下层——士、一部分庶民以及商人，就取得了前此所没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地位。这些人为着巩固自己的阵地，扩大自己的阵地，就不得不对农夫让步，满足农夫的一部分要求，因此就抛弃了力役地租而采用现物地租。而在这种剥削形式（仍然是封建的实质）转变下，
“直接生产者对于他自己的劳动时间全部的利润，已经多少可以自行支配了，虽然这个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原来是剩余部分的全部），现在和以前一样，要无代价的，属于土地所有者”（资本论第三卷、六七九页），但多少解决了前此的基本矛盾。这样，前此的农奴就转化为农民，而这般新的土地所有者就是新兴地主。从春秋时期的开辟树林为田地，到李悝“尽地力”之教、商鞅“开阡陌”，就是因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适合了生产力性质，而使社会经济发展起来。
另外，一部分领主也因新的形势的发展，转化为新兴地主，前五九四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就是一个例子。
照课本的说法，领主的土地转移给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就是新兴地主了，这并不是从生产关系内容的变化来看问题的；照课本的说法，“领主和新兴的地主为了从农奴和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收获物，防止农奴对公田怠工，就干脆不再分公田和私田，把全部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向他们征收一定量的收获物作为地租”，领主和新兴地主是无什么分别的了，农奴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变化也就无着落了。
由于课本对于许多基本问题认识得不够清楚，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批判也就不能够正确适当了。关于这一问题，也可以分下列两种情况来谈。
第一种：课本对于使用暴力手段的、进行过多次战争的人物，像秦始皇、汉武帝是没有称赞一词的。课本叙述了秦始皇的一些事迹，在他的事迹之前说：“他（指秦始皇）用武力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混乱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他的事迹之后又说：“秦始皇在结束了七国混战的局面以后，用专制横暴的手段，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但没有进而肯定秦始皇这种统一中国的巨大作用，称他是一个有功的人物。对汉武帝的事迹也说了不少，但也没有根据汉武帝的实际情况，说他是一个英雄人物。根据这种情况，再就课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是“吞并和掠夺的战争”——的说法来看，可以说课本怕肯定这类人物就是肯定了暴力和战争的。显而易见，课本对于历史上的暴力和战争的认识也是不够透彻的。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承认暴力在历史上有其一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所有的战争，对于暴力和战争，马克思主义乃是就其一定的历史范围及其产生的后果来进行考察的。列宁说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是，我们主张必须历史地（‘历史地’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底观点上看）分析每个战争的特质。历史上有一些战争，虽然有它的一切恐怖性、残忍性、贫困和痛苦——这些是不可免地与每个战争联系着——，亦还是进步的，这是说有益于人类底进化……”（“社会主义与战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确实是“吞并和掠夺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但是从分散的诸侯割据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只有通过战争的手段才能完成。恩格斯曾说，封建战争是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一种必然的合法的阶段”。因此，对于这些战争，也就必须估计到它产生的这一后果，肯定它在这一方面的作用。
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秦始皇、汉武帝这类使用过暴力、进行过多次战争的人物，就要根据他们的主要贡献，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了。
第二种：课本对于农民战争后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像刘邦、刘秀这类人物，批判得也不够中肯。
照课本的说法：“刘邦是流氓出身，他懂得人民希望太平的心理，更懂得地主阶级要求维持秩序的心理。”试想，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氓，他如何懂得人民希望太平的心理？又如何懂得地主阶级要求维持秩序的心理？应当说，刘邦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他懂得人民希望太平的心理，但在农民战争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刘邦转化为地主，所以懂得地主阶级要求维持秩序的心理。
课本称刘秀是个大地主，组织地主武装，“乘机混进起义农民的队伍”。不错，刘秀的确是个大地主。但是他所组织的武装，是用来反抗王莽的。在反对王莽政权这个唯一的目标上，他和其他的农民军完全一致。他和他的武装加入到农民军中，对农民军是有利的。历史证明：刘秀在新汉“昆阳之战”中，曾起了重要作用，使农民战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既然如此，刘秀没有破坏反抗王莽政权的农民战争，显然就用不着说他“乘机混进起义农民的队伍”。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课本因为刘邦、刘秀是皇帝，恐怕把他们说得好些会犯错误，于是就以一些庸俗的论点将他们批评一番。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事。继农民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封建政权，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胜利的产物。因此对于这类统一政权的建立者，无论是地主出身或是农民出身而转化为地主的一些人物，我们的批评的重点应当放置在这一方面，看他们是否对农民让步，是否对社会发展起了推进作用。不从这些论点出发，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结论的。
课本的基本问题就是如此，而有关史料运用上和解释上的错误还不在内。另外，课本还应补充一些内容，例如足以说明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和萎缩的人口数字，是要增添的；对于东汉一代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大哲学家王充，是应该给以足够的篇幅的。
至于课本今后的改进方面，首先编者要加倍提高理论和精通业务，还要仔细地听取一些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的意见，以便由此获悉课本的篇幅大小、内容的深浅，教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等具体情况，作为课本改进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