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坏分子杨茂林为什么能够长期盘据乡政权实行恐怖统治
编者按：陕西省醴泉县四区四乡坏分子杨茂林篡夺乡政权，贪赃枉法，保护地主，对农民实行长期恐怖统治的严重事件，其全部详情，深刻地说明了这些怙恶不悛的坏分子所以能够长期盘据基层组织的主要原因，乃是某些区、县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于人民群众的除恶斗争抱着严重的漠视态度，纵容了坏分子的作恶。陕西省和当地县的领导机关，有必要把这一事件当作典型事件加以处理。
陕西省醴泉县四区四乡原乡长坏分子杨茂林，曾在国民党匪军中当过多年副连长。那时即与地主、伪保甲人员勾结，欺压农民。解放后假装进步，伪造历史，欺骗人民政府，当了乡长，并混入共产党。一九五○年冬，该乡土地改革刚开始，杨茂林就接受地主贿赂，极力限制农民积极分子发言，诬蔑他们
“不懂政策，捣乱会场”，公开辱骂贫雇农是“昏猪闷狗”、“二流子”、“小偷”。他对中农说：“你们是中农，为什么也跟那些人乱跑？斗下地主东西也落不到你们名下。”他指使地主的爪牙们在评成份会上替地主多报劳动力和人口，隐瞒土地和债务关系，保护地主漏网过关；然后再向区里作假报告，骗得上级批准。当时窃据农会主任职位的地主爪牙高尚文，也接受了地主的贿赂，与杨茂林共同压制农民斗争。为此，农民积极分子首先向区、县要求罢免高尚文的农会主任职务。杨茂林为应付上级和群众，就叫高尚文的儿子高志俊接当农会主任。同时杨茂林想到要保持自己的统治，非离间群众和上级的关系不可。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实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首先是在征收公粮等工作中有意地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使人民埋怨政府。群众一时交不齐粮，他就派民兵到处搜粮，逼得农民含着眼泪卖牛交粮。段家崖一孤寡户一时交不出粮，他们就把小孩拉走，把老太太踢倒。杨茂林扬言说：“这是上级命令”！“公事公办”！然后他就向上级报告：“公粮全部完成！”区里也就盲目地把杨茂林当成“好乡长”，在干部会上、群众会上表扬他。然后，杨茂林又勾结区公安助理员张志谦（原伪人员），互相称兄道弟，要张利用职权陷害好人，把反对杨茂林罪恶的人都诬为“挑是生非”、“攻击乡长”的“坏分子”。同时把杨茂林的亲信安插为“农会主任”、“治安主任”等，对于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对地主坚决进行斗争的村干部，则给以打击和撤换。
进行了上述种种阴谋活动以后，杨茂林就更猖狂地破坏农民运动。他在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
“上级有命令，不许告地主了。”他威胁农民说：“谁再告地主，就是反革命捣乱乡村政权。”并要“各村干部、民兵好好地给我监视着，谁再活动告地主，就给我往乡政府送。”地主和地主的爪牙则趾高气扬，明查暗访，发现群众三两个人在一起谈话，就秘密报告杨茂林，给以打击。小沼高村地主高树林弟兄发现本村农民高甲、高志明、张子明等写材料向上级揭发他们的真实成份，就在夜间到杨茂林处告密。第二天清早，杨茂林就到小沼高村召开群众大会，在大会上把高志明等三人和帮助他们写材料的王志建痛骂了两个钟头，还动手打了张子明。高志明和高甲二人一同去尧都村，被小学教员李景明、马明玉（都是伪人员、解放后混入党内）看见，就报告到乡政府。杨茂林就和支部书记阎文章、区干部张建国等赶出来把高志明和高甲带到乡政府审问。杨茂林说：“你们不是告地主吗？我这里就是公堂！”一九五○年夏历十二月，杨茂林和区公安助理员张志谦从县公安局保出地主一贯道首高树杰（杨受贿四十万元）。这事被小沼高村农民高彦秀发觉，杨茂林就持枪去威胁高彦秀：
“不许对人说！”高彦秀不顾威胁，到醴泉县人民政府控告，县府一科科员门镇邦打电话把这件事交给四区区政府查办，区里又叫杨茂林的帮凶张志谦查办。于是张志谦就和杨茂林策划陷害高彦秀。他们以“诬告乡长”的罪名，把高彦秀捕到区里，当时的四区区长段复兴把高彦秀打了一顿，最后送到县人民法院去法办。县人民法院没有审问，就把高彦秀关押了七十多天。以后县法院明知押错了，也只是以“在服劳役期间表现好”为理由，将高彦秀释放了事。一九五一年夏历三月，尧都村农会小组长王怀清到县人民法院控告杨茂林私扣军鞋和群众的麦子。县人民法院又将此事转区查处。区干部张建国和杨茂林又以“诬告乡长”的罪名判王怀清“服三个月的劳役。”这一处理，也是经区长段复兴批准的。区县干部的庇护纵容，更助长了杨茂林等坏分子的气焰。杨茂林时常可以随意下令捆绑吊打对他不满的农民，或亲自用鞋底、板凳、铁丝绳、枪探条、皮鞭等打人。群众时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甚至卧床不起。仅杨茂林自己就毒打过二十二人。打过以后，还要挨打的人摆酒席道歉或下跪认罪，才肯罢休。一次，一个工作人员到小沼杨家村贫农杨贤家调查该乡情况，杨茂林就在群众大会上骂杨贤：“把你先人的文书匣子翻开查查，你先人手里告过人没有？你敢告人？”藉此，他讹了杨贤三斗麦子，逼得杨贤把七个月的男孩也卖了。
杨茂林的黑暗统治，终于征服不了农民。农民们在每次正义斗争受到坏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的打击后，便秘密召开会议，互相安慰，鼓舞斗志。他们说：“只要有毛主席共产党给咱做主，杨茂林再厉害也挡不住。”农民的这种秘密会是借打柴、拾粪作掩护，溜到野外或破庙里去开的。他们不断地推举代表到上级控告。各村的群众代表又利用赶集上会作掩护进行联络，并公推六十多岁的老农民李逢吉做全乡的总代表到省里去控告。
一九五一年夏历九月三十日，李逢吉写了一封控告杨茂林的信挂号寄给陕西省人民政府，但只是由陕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把这封信转出去了事。李逢吉等了二十多天不见回信，就又到醴泉县委会去控告。县委会的收发不让他进去，说：“去人民政府告吧！”李逢吉把状子塞进收发室的窗口，但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响。十二月间，李逢吉又亲手交给该乡查田定产工作组组长乔润和一张控诉状。十二月中旬，这张诉状又转到区。区干部认定杨茂林是
“好乡长”，告状人是“坏分子”，仍叫杨茂林去
“教育群众”。这时县委组织部长雷兆春（现任醴泉县委副书记）正在四区工作，他不调查不研究，就轻信区乡干部的话，也同意这样做。杨茂林得到县、区官僚主义分子的支持，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全乡群众大会斗争李逢吉。会上，工作组长乔润和也以“不坦白就冻一夜”来威逼李逢吉坦白“诬告乡长、捣乱乡政权”的错误。李逢吉没有屈服，反而当众揭露了杨茂林的各种罪恶。杨茂林等羞恼成怒，便把李逢吉送区“法办”。区干部卢宏昌取得区长马超、区委副书记苟靖华的同意，逼迫李逢吉写“悔过书”，承认“错误”，并要他去给杨茂林道歉，另外还判他受“农村管制”。李逢吉回家后，既没认错也没去道歉，又到醴泉县委会去控告。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他前后到县委会去过四次：两次被卫兵阻止，未能入内；一次由县委研究员曹振清接见，答应转告负责同志研究处理。最后一次他先见到了县委代理秘书张思温，张过去听区干部反映过李逢吉是“坏人”，见面只讽刺了一句：“你就是久务辞讼（爱惹是非）的李逢吉啊！”就走开了。李逢吉又去见雷兆春，雷兆春对李逢吉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李逢吉说杨茂林包庇地主、贪污受贿、打骂群众；雷兆春就说：“地主成份是由县上决定的，杨茂林想包庇也包不住。”“杨茂林受地主的贿你亲眼看见了没有？”“杨茂林打骂群众是错误的，但已检讨过了。”当李逢吉坚持要求惩办杨茂林时，雷兆春说：“处分杨茂林是政府的事，你要愿意告，到法院去告。”李逢吉临走时问这事到底怎么办？雷兆春说：“材料给你转到区里去了，该怎办就怎办。”李逢吉刚一回到家，区干部卢宏昌和杨茂林就以“写了悔过书又去告人”的罪名，要把李逢吉捆绑送区。这事激怒了群众，数十人蜂拥而上，拦住不让绑李逢吉，并要把卢、杨二人送县。在群众的义愤下，卢宏昌、杨茂林当时没敢把李逢吉绑走。第二天卢宏昌却又派人把李逢吉带到区上，一面谩骂，一面威胁说：“你就是告到中央去，也得经过这里办。”区委副书记苟靖华在吃饭时讽刺李逢吉说：“你是工属，本来应该给你饭吃，但你犯了人民的法律，不能给你吃。”
三反运动开展以后，咸阳专区（注：现已撤销）公安处派张维瀛（现任醴泉县公安局副局长、县委委员）到醴泉县帮助工作。张维瀛看材料时，发现了群众揭发杨茂林等勾结地主、陷害检举人高彦秀的一封信，当即派刘志俊、谢登科到该乡进行调查。刘、谢二人一到该乡，立刻受到坏分子高志俊的监视。他们到高彦秀家去调查，杨茂林竟以“不带介绍信，私入坏人家”为理由，要捆绑刘、谢二人。刘、谢被迫返县。高志俊、杨茂林等当夜又把高彦秀非法逮捕到区关押。区委副书记苟靖华见到高彦秀时说：“你说干部黑暗，今天也要把你黑暗一下。”高彦秀的父亲第二天哭诉到县，张维瀛把这事转告前县长王英。王不相信，说：“他们那里敢这样！”后经打电话查对，才相信了。王英虽然在电话中批评了苟靖华这样作不对，也派干部下去调查过，但最后只是把杨茂林叫到县里，由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干部轻描淡写地对杨批评了一下就算完事。杨回乡后得意地说：
“县里也没把我怎么着，县里说我没错误。”张维瀛坚持要把问题弄清，就又派县公安局干部刘志谦到该乡调查。刘去后深入群众，经过个别访问和秘密调查，并接受了群众四十余张诉状，基本上弄清了杨茂林等把持乡政权，包庇地主，迫害群众等罪行。他在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杨茂林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张维瀛又把分散在县级各机关的数十份群众控告杨茂林的诉状集中一起，连同刘志谦的调查报告分送县的各有关单位，请他们研究处理。雷兆春（当时已升任县委代理书记）只粗粗看了看报告，就仍肯定杨茂林问题是“作风”问题，毫无根据地说刘志谦的调查材料“夸大”。以后又借口
“三反”运动忙，就把这事搁下了。这时杨茂林又向区里反映说：“刘志谦下乡走的是坏人路线”，“给乡里工作造成许多困难。”他跑到区里向区委副书记苟靖华、区长马超请求“辞职”。马超说：“区上给你撑腰。”苟靖华说：“组织替你负责。”杨茂林得到支持，就又跑回乡去大骂给刘志谦反映材料的人说：“看你们狗东西能把我怎么样？”以后，群众继续向县里揭发杨茂林的罪行，县里又派监委会干部刘益民下去调查，并把杨茂林再次调县审查。但县长、县委书记仍未亲自问一问，就根据刘益民与杨茂林谈话的结果，认为杨茂林“工作积极，只是作风不好。”为了平息群众愤怒，他们决定把杨茂林和三乡乡长刘清贵对调了事。杨茂林得到消息，一面拖延不办交接手续，不离四乡；一面通过其亲信分子给县级各机关及中共中央西北局、咸阳专署等处写信，说：“杨茂林工作积极，立场很稳，掌握政策灵活，能为穷人谋利益”，“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对坏分子过于严肃”，“要求政府对诬告杨茂林的坏分子给以严重打击”。群众看到杨茂林迟迟不离四乡，又派代表到县人民政府去催问，向民政科长刘彪彬提出：如杨茂林不走，群众就要搬走。这时刘彪彬才打电话限令杨茂林当日离开四乡。但苟靖华、马超却向县里反映：“县里处理杨茂林问题有偏差，干部群众都不满意，四乡的工作因此而落后了。”实际上是杨茂林的爪牙故意抗拒缴纳农业税等任务，想迫使上级调回杨茂林。杨茂林调到三乡以后，在其忠实爪牙支持下，仍然统治着四乡，并回四乡去打过农民杨永信。但县领导干部仍不醒悟，对坏分子仍未作任何处理。
直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咸阳专署人民监察处派检查组去四乡调查杨茂林案件时，全乡仍然笼罩着恐怖的气氛。经过多方解除群众顾虑，反复对证，才将杨茂林的罪行大体调查清楚，杨茂林也被迫在群众面前承认了错误，醴泉县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也决议将杨茂林撤职法办。杨茂林在押期间，向雷兆春打听为什么押他，雷告诉他原因是“屡教不改，三反以后还打人”。杨茂林弄清了这个“底细”，就先向县法院“请假”。县法院审判员赵显未经领导干部批准，就擅自把杨茂林放回。杨茂林回去后，就通过该乡代理支部书记李之正召集他的亲信分子李景明、杨永治等开“支部大会”，并用这个“支部”的名义写信证明杨茂林没有打杨永信，还派了“支部代表”到县委会、县政府和县法院去作证。杨茂林在四乡各村的亲信分子同时造谣威吓农民：“刘县长说了，杨茂林还要到四乡当乡长……”在写给县政府的证明信上，杨茂林等竟把因被杨殴打而正向法院控告的杨永信的名字也签上了。县长刘新怀看到后虽发生怀疑，但也不追究。雷兆春即以杨茂林不承认打人的事为理由，打电话告诉县法院暂时不要关押杨茂林。杨茂林曾把贫农杨永祥的庄基分给他的亲信分子杨彦明，还辱骂杨永祥；杨永祥到区里去告，区干部刘芳、刘子谦等不管，使杨永祥最后愤极自杀。杨永祥的死又激起了群众公愤，死者家属也多次到县法院去控告。杨茂林为应付这件事，就指使亲信分子李景明等编造谣言，说“杨永祥是强奸儿媳未遂羞愧自杀的。”县法院书记员纪逢杰前往调查时，又听信了李景明等的谣言，不予处理。直到杨永祥家属向陕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咸阳专署控告，咸阳专署人民监察处打电话给醴泉县长刘新怀，批评了他不执行会议决议，不严肃处理杨茂林问题以后，县法院才将杨茂林关押起来。接着咸阳专署人民监察处郭云山会同醴泉县监察委员会许景瑶再次深入群众调查，才查清杨永祥自杀的真相。十二月，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从西安群众日报得到有关杨茂林违法乱纪以及醴泉县领导干部严重官僚主义的材料，协同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工作组去该县进行检查。工作组初到四乡调查时，基本农民都远离工作组。他们说：“调查八、九次了，一回也顶不了事，小心话说的多了，闯下大祸来。”后来经工作组反复讲解政策，揭破杨茂林集团坏分子的造谣恐吓，并大力争取犯错误的党员干部，才将上述情况彻底弄清。现正着手整顿该地中共支部和乡村政权，并正研究对违法失职的干部予以处分。
第3版()
专栏：
清华大学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
本报记者 柏生
从今年二月开始到三月底，清华大学有计划地进行了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工作。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清华大学的教师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工作上，又前进了一步。他们开始认识了怎样才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精神实质上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认识了怎样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工程师。
在学校行政方面刚提出修订教学计划工作时，教师们对这一工作是不够重视的。许多教师认为在去年暑假期间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苏联教学经验，也没有把教学计划订好，现在要在短时间内就修订好教学计划，是不可能的。有些教师则是怕麻烦、怕困难，不愿意修改；有些教师认为，修改教学计划不过是个技术问题，用算术的办法减少一些学习时间和课程就行了。大家对苏联教学计划的精神实质认识得是很不够的，没有体会到教学计划是培养人材的根本方案，是苏联先进经验的一部分；更没有体会到在修改教学计划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斗争，如果这一步做不好，那么，教学改革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
学校行政方面和党委在了解了教师们的这些思想情况以后，便决定先在土木系进行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后向全校推广。这次试验是在苏联专家萨多维奇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以前，土木系的教学计划和其他系的一样，大致是机械地将苏联五年制大学的教学计划中的时间普遍地乘以五分之四后，就搬到中国来的，这样自然就发生了问题。因为我们和苏联的情况不同，我们的学生程度不齐，教师也还是刚刚开始学苏联的教学经验，进度一快，课程内容一多，师生双方就都感到教学分量过重，并因而发生了“消化不良”的现象。同学们感到上课时间多，自学时间少，课程门数太多，学习到的知识不能巩固；教师们则忙于编译教材，发讲义，上课赶进度，形式主义地在执行教学计划。
这次土木系修订教学计划时，最初因为对苏联教学计划的精神实质了解不够，仍然只是想简单地用增加同学每周自学时间、减少每周上课时间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于是为了增加同学们的自学时间，他们便把第一学年到第四学年的每周学习时数，一律由三十六小时改为三十三小时。课程门数的缩减也带着极大的盲目性，取消了的课程，都是他们自以为不重要的或者不好开的，以致把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不重视的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重视的保护工人安全的“保安与防火技术”这一门课程也取消了。用这样的办法修订教学计划当然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份教学计划交给土木系苏联专家来检查的时候，苏联专家便发现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首先是在没有明确培养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和苏联的情况不同，我国大学的教学时间是四年，土木系的教学目的，是要在四年当中把一个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土木工程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必须很好地考虑，在土木系制订的教学计划里，理论学习、生产实习、考试、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和假期的时间应该怎么安排；系里要开哪些课程，每门课程应该占多大的比重，讲演、练习、实验各占多少时间，因为这些都是必须明确地规定在教学计划内的。而我们的教师首先就对教学计划是为了保证培养何种人材这一点就认识得不够清楚，对于各种教学方式的作用也不够了解，对于专业中每门课程的目的性也不够明确，因此对于每门课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究竟应占什么样的地位，也就不能很好地考虑。同时由于对教学计划的整体性认识不足，对于各门功课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在整个教学计划中各部分应如何配合，也就没有很好地研究。此外，由于我们的教师过去受了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影响，对教学中理论和实际结合这点也没有足够认识，因此对教学计划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生产实习和课程设计以及毕业论文设计等部分也就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再次是，在修订教学计划时，本应很好地考虑如何逐步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但是土木系的教师对这点也忽略了。苏联专家指出，大学一二年级的同学，独立工作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因此，上课和课堂练习的时数就需要多一些；高年级同学的自学时间则可以逐渐增加，以便发展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可是土木系在最初缩减学习时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而是普遍把四年中每周学习的总时数都一律从三十六小时减为三十三小时。
针对土木系这次修订教学计划工作中的缺点，苏联专家提出了精简课程的几种办法：（一）把正规学习之内的但目前在中国居于比较次要地位的少数课程，拣出几种作为成绩好的学生的选修课程，一般学生不学这些选修课程并不影响他们出去服务的能力。例如工业及民用建筑专业的“弹性及塑性力学”等。这些选修课程，不考试，不测验，也不计成绩。（二）把一些性质相近的课程合并起来，作为一门课讲授，例如同一专业的“建筑生产技术”及“建筑机械”。（三）某些专业里的极少数课程，暂时对中国尚不需要的可以暂时停开。以土木系工业及民用建筑专业为例，这样精简的结果，就把原来的三十七门课程精简成为三十门了。另外，为了使学生在一学期中所学课程门数不致太多，苏联专家指出，有些课程可以集中在一学期读完，这样可把原来在两学期讲的课程集中在一学期讲授，例如“测量学”即可集中在第二学期读完，每周五小时，三小时讲课，两小时辅导，在暑假紧接着就进行教学实习，同学记忆犹新，可以很好地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得到很好的效果。但教师一定要很好地掌握这种方法，否则也会使同学接受不了。专家还指出，对培养土木工程师起决定性作用的课程的讲课时数是不能减少的。
土木系教师在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下，克服了思想障碍，掌握了苏联专家所提出的原则，完成了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以后，学校行政方面便决定把土木系修订教学计划的经验在全校推广。在学校行政方面为了修订教学计划所召开的教学研究会上，校长蒋南翔和苏联专家萨多维奇，以及土木系主任张维分别做了报告。许多教师开始认识了修订教学计划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思想展开了讨论。许多教师已认识到过去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制订教学计划时，并没有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苏联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管它是主要课，还是次要课，是基础课，还是专业课，都如数照抄过来，至于各课程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就根本没有考虑。许多教师谈到自己当时制订教学计划时，根本就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材，对他自己教的课程在整个教学计划中所占的地位也不清楚。有的课程因为完全是从苏联教学计划中照抄过来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有的竟把课程内容的次序弄颠倒了；也有的把课程名字翻译错了。同一专业的教师，彼此对课程内容以至培养目标的了解也不一致，譬如“机械制造工程”专业，有的教师了解是培养设计人材的，有的了解是培养制造人材的。有些教师在制订教学计划时，不自觉地要求学生们按照自己过去所学的那一套教学内容来学，自己没有学过的课程就主张删掉。特别是在教学计划中如何才能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原则注意很不够。有的教师甚至是按照资产阶级大学里的情形，想把教学中很重要的部分——课程设计和毕业论文设计取消。
有些教师检查了自己以前在学习苏联方面不够虚心和认真的缺点。有的教师检讨，因为过去受了英美资产阶级的一套教学体系的影响，表面上虽然认识到苏联教学制度的优越性，口头上也说学习苏联经验，但作的仍是英美资产阶级的一套。
教师们听了校长和苏联专家的报告后，又经过学习，已经认识到要纠正在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中的形式主义毛病，必须体会它的精神实质，并首先从作好教学计划来开始学习。但也有些教师觉得，苏联专家谈的修改教学计划的原则都好，可是做起来具体困难多，他们强调系里没有苏联专家，没人指导，没有苏联教科书，事情还是做不好。也有的教师说，我自己就不能独立思考，又怎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针对着教师的这些思想问题，苏联专家又做了具体的帮助，并在个别系里做了“培养目标”问题的报告。各教研组开会讨论了专家的报告，分析了系内的情况，研究了同学们学习的情况，便开始着手修订教学计划。这样，经过反复的研究，每个系每个专业的教学计划都做了修订。
在修订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又展开了修改教学大纲的工作。根据专家的指导，教师们通过修订教学计划，已经认识到如果光是教学计划修订得很好，但没有好的教学大纲，也是不能达到教学目的的。因此必须按照已经修订的教学计划来修改教学大纲。苏联专家杰门节夫并对修改教学大纲的工作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全校遂以机械零件教研组和物理教研组为重点，首先展开了修改教学大纲的工作。教师们因为在修订教学计划中已经认识到修改教学大纲也必须结合专业的培养目标来进行，因此，对教学大纲的目的性认识得比较明确。同时教师们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也注意了如何在教学大纲中体现中国的特点，保证它的内容符合“先生能教，学生能懂”的原则。经过这次修改工作，许多教师都感到自己不仅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收获，同时在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上，也更提高了一步。
第3版()
专栏：
我们的家庭变成了幸福家庭
郑相辉
我叫郑相辉，是重庆市第三区覃家岗乡新立村的一个农民。一九四五年，由父母包办我和李文兰结了婚。结婚以后我们就不和睦。又因为结婚时请
“喜酒”借了些钱，债主常来要账，我心里很气，认为李文兰是个祸根，更加对她不好。一天到晚又看到邻居打老婆，我也就学会了，常打李文兰。在旧社会里，我习染了很重的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觉得“妇女只会烧茶煮饭，干不了事”，“男子汉，当家人，就该把女的管住点”，经常找点“过错”，打骂李文兰；甚至自己作错了事，譬如生产搞不好，心里不高兴时，都找李文兰出气。我卖小菜的钱，从不给她用。结婚七年多，连针线钱都没给她一个，把钱包藏了又藏。我还时常在母亲面前说她坏话，母亲信我的话，也说文兰不对。文兰受了委屈，有苦无处说，只躲在一边哭，对生产、家务、小孩都无心照顾。
解放后，我当了村农民协会主席，虽然不再打骂李文兰了，但还是瞧她不起，经常是“黑脸进，黑脸出”，动不动就向她提出：“我们感情不好，离婚！”
我和文兰都有封建思想。我的工作忙，有时深夜回家，她不给开门，还怀疑我在外边乱搞男女关系。她说：“男女干部在一起工作，又跳舞、又唱歌，不知道搞些什么名堂！”有时我看到文兰唱歌、跳舞，也羞得脸绯红，心里不高兴。我们整天吵吵闹闹，生产搞不好。
一九五○年，我在农村干部训练班学习了婚姻法，对封建婚姻制度、封建思想有了初步认识，但当时还有些错误想法，认为婚姻法只是对妇女有好处。一九五一年，又听了几次有关婚姻法的报告，才检查出自己有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我想：自己是干部，一定要带头清除坏思想才对；尤其是听了第三区妇联甘露同志的报告，才认识到婚姻法不单对妇女有好处，对男人也有好处。甘露同志在报告中举了许多不民主不和睦的家庭因为懂得了婚姻法变为民主和睦的新家庭的实例。我想：自己的家庭是一个不民主不和睦的家庭，要搞好生产，就要先把家庭变得民主和睦起来。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以后，我主动地向文兰作了检讨，她也大胆地向我提出意见，说我有一次用扁担打她，有一次又骂得她哭了……。这一来，两人都认识到以前的不好，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好，男尊女卑的思想要不得。不久，我便和文兰、老母亲一起开家庭会，大家自报公议作了家庭分工，实行经济民主。文兰抢先把煮饭、卖菜、挑煤、挑水、割草等重活担起；母亲作煮猪草、带小孩等轻活；我主要是搞生产、搞农会工作。作新衣、买东西和生产等问题，都在吃饭的时候讨论。过去称半斤油、半斤盐都要我亲自去，家里的经济大权由我一手包揽，现在由文兰和母亲管理，钱用得很有计划。我工作起来也安心了，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两挂。
现在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天天笑脸进，笑脸出，有意见互相提出来。有一回，文兰发现我只搞工作，忽视了生产，就向我提出：“工作要努力搞，但生产也不要放松。”及时纠正了我。文兰在我帮助下，努力学习，当选了学习模范。
去年春天，覃家岗乡农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成了很多生产互助组，但是妇女参加的不多。我首先动员文兰参加互助组，向她说：“解放了，妇女要参加劳动才对。”去年栽秧时，我叫文兰下田栽秧。她说：“人家都说：女人下田田要漏，栽不活，不结穗，我要下田怕别人骂。”我说，那是封建迷信思想，是过去男人轻视妇女的思想，并告诉她怎样扯秧，怎样捆秧，怎样栽心。文兰在我帮助下，插秧从稀密不匀，行路不直，慢慢作到像鞋底一样整齐。因为文兰下田栽秧，第一天带动了三个妇女，第二天又带动了七个妇女，后来文兰和其他妇女都学会了栽秧。从这里，我体会到妇女确实和男子有同样的能力。从此我们夫妻感情也更好了，互相从生产、思想、生活各方面帮助，还互相鼓励要在生产上争取模范。
去年秋收打谷时，文兰抽出午睡时间，在太阳底下选种。她说：“想起选好‘中农四十三号’迎接大生产时，劲头就大了。”四个中午选一老斗多，打谷工作也没耽误。区上评选模范时，她被评为选种模范。我也由于积极生产、积极工作，稻田每亩产量增加到七百八十多斤，被选为水稻田模范和重庆市党的模范宣传员以及重庆市的模范工作者。我们的互助组去年比前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八点二。
文兰怀了孕，挑水不方便，她就向我提出，叫我到街上去买点药把孩子打下来，做事情好方便些。我说：“妇女生孩子是光荣的事，不能打胎。婚姻法保护子女利益，你现在做不得重活，我应该帮助你。”我就把挑水、挑煤、卖菜等重活担起来，让她多休息。但是文兰怕我事情做多了，要影响生产和工作，等我开会去了，悄悄地挑水。我发觉了，就每天早点起来把水缸挑满，把水桶藏起来，晚上回家后再把水缸挑满。我不能让她挺着大肚子去挑水。
文兰也非常体贴我。每天晚上，她坐在门口等我回家。我一进屋，她就端一大盆热水让我洗脚，连鞋子都给找来。
李文兰和母亲的关系也好了。以前母亲不喜欢她，故意说她早上睡懒觉，现在还特别叫她多睡一下，免得怀着孩子累坏了。晚上文兰去学习，母亲把两个孙子带得好好的。这次文兰生产以前，母亲养了很多鸡，准备她生产后吃。文兰也很关心母亲，天天早上煮一个鸡蛋给母亲吃，说她老人家身体不好，要补养一下。以前文兰恨不得婆婆早死，现在希望婆婆多活几年。
我们夫妻和好了，家庭和睦了，家庭收入也增加了，生活越过越好。一九五二年，我们全家（六口人，三个小孩）添置了新棉衣六套，新单衣八套，新内衣六件，喂了四只猪。今年春节时还杀了个过年猪。很多群众都羡慕我们的幸福家庭，表示要向我们学习。过春节那天，我和文兰带着孩子到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玩了一趟。文化宫墙上贴着很多标语，我教会李文兰认了上面的三分之二的字。李文兰对我说：“毛主席来了，解放了，人民政府专为我们劳动人民修起这样漂亮的文化宫，多幸福呀！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九五三年要争取丰收。明年过新年我们带着孩子坐火车到成都去玩！”
我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有了婚姻法，我们夫妻和睦团结了，婚姻法的好处真是说不完。这次重庆市贯彻宣传婚姻法，在覃家岗作重点试验，我和文兰被表扬为模范夫妻。我们一定永远保持这个光荣称号，更加努力生产和工作，并经常向群众宣传婚姻法，使人人都能过幸福的家庭生活。
（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十三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十三期已在十一日出版。
本期发表了题为“自由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社论。社论指出：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关系，它充满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苏联巨大规模的和平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获得的成就，以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所获得的成就，被全体进步人类看作对于争取世界和平、巩固国际友谊的事业的伟大贡献。社论接着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警惕地保卫着人民政权的成果，随时准备无情地惩罚一切胆敢侵犯和危害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的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削弱各国自由人民的友谊和联盟。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约·基辛涅夫斯基的“列宁和斯大林论新型的政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约·里瓦伊的“各国人民友好——伟大和无敌的思想”，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彼·谢嘉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领袖”。
基辛涅夫斯基的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和指示，并指出斯大林同志的最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他在和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及其他叛徒的斗争中，捍卫住了并且天才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学说，以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论点丰富了关于党的学说。这些论点包括：精通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巩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等。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党的学说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行动的指南，是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获得胜利的坚固基础。今天，在伟大的斯大林已经和我们永别了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是由经过考验的领导机构领导着的苏联共产党打着前进的。苏联共产党是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模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产党及其列宁—斯大林式的领导机构表示无限的感激和忠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红旗将把国际工人阶级更坚固地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
里瓦伊的文章叙述了斯大林同志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巨大贡献。文章说，在苏联，伟大的友谊团结了六十多个大小民族和种族。这种伟大友谊的基础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工人阶级，首先关心的就是真正在物质上和经济上保障民族平等，斯大林就是这种思想的旗手。文章接着指出，斯大林同志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的伟大战士。斯大林同志在巩固苏联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毫无疑问，斯大林的各国人民友好的思想将完全战胜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掠夺思想。
谢嘉的文章是他在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陶里亚蒂六十寿辰（三月二十六日）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叙述了陶里亚蒂同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意大利的和国际的共产主义和民主运动的贡献。谢嘉说：意大利共产党的成就，首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陶里亚蒂同志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使意大利共产党变成了一支能够打着自由、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旗帜前进的力量，变成了一支能够给意大利人民以美好将来的力量。
本期还刊载了伊·恩纳姆里所作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农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土地的斗争”。文章指出，这个农民斗争是与叙利亚和黎巴嫩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不可分地联系着的。（新华社）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今年华北区篮、排、网、羽毛四项球类运动大会结束
一九五三年华北区篮、排、网、羽毛四项球类运动大会举行了六天，已在四月十日结束。
大会共进行了五十场比赛。比赛结果：北京市代表队获得男子篮球、女子篮球和女子排球冠军，天津市代表队获得男子排球冠军；北京代表队队员季恩义获得男子网球冠军，卢璐获得女子网球冠军，林德华获得羽毛球冠军。大会还选出华北区男女篮、排球代表队各一队和网球、羽毛球代表三人，参加一九五三年全国篮、排、网、羽毛四项球类运动大会。
广东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
广东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在八日正式成立。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后将更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粤剧的整理、修改、编写，收集研究戏曲资料，辅导艺人学习，改进业务等工作。
广东省及广州市戏曲界参加全国戏曲观摩会演后曾组织了在广州的艺人进行学习。在学习中一面批判了存在粤剧中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思想影响，如单纯追求情节曲折离奇，奇装异服，特别的布景等商品化的倾向；一面从观摩中南区代表团的演出中得到了接受、发扬民族遗产的启示；大家对粤剧的改革充满了信心。
内蒙古及绥远文艺工作者下乡、下草地、
下厂体验生活
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最近组成了七个小组，分赴牧区、农村及工厂体验生活，以进行创作。他们出发以前，曾在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有关民族文艺创作的理论，制订了个人创作计划，并签订了创作公约。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宣传部为加强对文艺创作的具体指导，已特地成立了创作指导委员会，并将出刊创作通讯，刊载有关创作的指示，交流写作经验。
重庆人民踊跃订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电影周”的电影票
重庆人民踊跃订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上映的各片座券。三月三十日，重庆有关部门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重庆市映出委员会”，引人注目的宣传车开始在市区内活动。四月九日起，重庆市人民广播电台逐日播送电影周准备情况，介绍影片内容。城区八家影院自六日起开始联合售票，第一天，就售出了六万多张票。许多观众，从上午六时起，就排队等候购票。到九日止，仅市区八家影院就已预售出各场座券十三万多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