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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高人民检察署通报各地人民检察署严密防范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发生命案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通报各地人民检察署，严密防范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发生命案和违法乱纪的事件。通报指出：各地在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重点试验过程中，一般都已取得良好成绩，并创造了许多经验。各级人民检察署在当地党、政机关领导下，也积极主动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为大规模开展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有少数地区，由于干部对中央指示的精神领会不够，对运动的目的、性质、方针和具体作法没有弄清，因而在运动中也发生死人的现象和违法乱纪事件。仅据河南郑州专区七个县的电话报告统计，从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三月九日的半个月当中，就连续发生死人事件二十一起（男六、女十五），其中自杀已死的十二人，被杀已死的二人，经救活的六人，逃亡失踪的一人。
通报指出：造成这些严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妇女觉悟提高，积极起来争取婚姻自由，遭受反对者的报复，杀害。如河南巩县玉皇庙区黑龙坛乡妇女李秀英，因与丈夫感情恶劣，曾四次到乡、两次到区、两次到县人民法院要求离婚，都未得到解决，夫妻感情更为恶化。贯彻婚姻法运动开始后，其夫牛凤池于三月五日晚间用刀将李秀英杀死。二、有些基层干部不明了政策，乱宣传，乱找典型，乱追往事，引起群众恐惧，造成命案。如河南成皋县七区十里铺乡季李氏因曾和人通奸，乡干部和民兵提出要查，她怕当典型，即上吊自杀。类似情况，在湖南、河北、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也陆续发生。
为了防止上述事件继续发生，通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署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对封建性的犯罪活动，应严密注意，并以检察此类犯罪行为作为工作重点，采取严肃而有效的办法进行查处。对于因工作上的错误和工作方式简单粗暴而引起群众恐慌的现象，也应迅速纠正。其中因干部违法乱纪而引起的自杀事件，更应认真负责处理，以教育干部和群众。各级人民检察署对于运动中所发生的每一命案，必须引起高度注意，并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分析原因，查明责任，作彻底的处理，并研究防止办法，保证运动正确地、健康地开展。
通报指出：还有个别地区在处理婚姻案件中严重违反中央政策，也应注意纠正。如江西省乐平县各区都成立了婚姻法庭。县领导机关决定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全县要惩办六十人，并规定判处徒刑五年以下者不必向县请示。现已判处了三十七人，其中很多人是不应该判刑的。如该县有个农民因打老婆被区婚姻法庭判了一年半徒刑，他老婆带着孩子跑了七十多里路哭哭啼啼跑到法院，请求释放她丈夫。又如该县有个地主老婆子的儿媳在解放前因难产死去，该县婚姻法庭的干部认为这个儿媳的死应由婆婆负责（儿媳生产时她不注意），因此判了这个婆婆三年徒刑，丢下五岁的小孩无人照顾。群众看到这种情况，都恐惧不安。通报指出：这些都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各级人民检察署如发现类似情况，应立即注意纠正，并协同当地人民法院重新审查处理，不该判刑的应立即提请撤销原判。
通报规定各级人民检察署对上述各种情况应及时逐级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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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学习了悼念斯大林同志的文件
全国各地机关干部和工矿职工觉悟提高
全国各地机关干部和工厂矿山的职工已基本结束悼念斯大林同志的文件的学习。
在这次学习中，各地机关干部和工矿职工表现出来的高度认真精神与自觉性，充分说明了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是多么深刻地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许多人除了学习悼念斯大林的文件外，还自动阅读斯大林的著作和论述斯大林的书籍。很多人还订立了今后个人经常学习斯大林著作的计划。中南区一级机关和武汉市各机关的干部对中共中央所规定阅读的文件一般都精读过五遍到十遍，并且都作了学习笔记。武汉市许多机关干部除了在每天早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学习外，并在休息时间内自动阅读斯大林的著作。东北一级和沈阳市一级机关在学习中，都组织了两次到三次座谈会，讨论问题，交流学习体会。各机关、企业的领导干部都十分认真地领导这一次学习。一般单位的负责人都向本单位人员作了关于斯大林生平的报告以及解答问题的报告。中共江苏省委员会机关在学习期间出版了学习简报，上海市部分机关并举办了关于斯大林生平的图片展览会，以帮助学习。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归绥市一级的学文化的三千多干部，也都以上课的方式组织了学习。
这次学习，在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方面，起了显著的影响。东北行政委员会的许多青年干部都自动写了决心书，并订出具体的进步计划。河北省总工会有三十多个共产党员向支部写决心书，表示决心学习斯大林同志把一生贡献给革命的精神，做好工作。天津自行车厂基本建设科过去每月完不成任务，这次学习后，他们提出：坚决完成三月份任务。到二十八日止，已基本上完成了全月任务。西南四○五煤矿的工人，在这次学习后创造了采煤新纪录，比原来最高纪录高百分之三点九。西南二七四九七厂学习文件后，三个主要车间推行了高速切削法，检验产品时推行了流水作业法。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公安局一百三十名员警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写了决心书、保证书。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水吉县支行全体工作人员在学习后发起了一个改进工作的竞赛运动。福州市建设局工务股全体工作人员订了六条誓约，贴在斯大林的遗像下面。青海省乐都县的干部一致表示要以做好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斯大林。陕西省人民医院各科的医护小组在这次学习后，积极推行了苏联的医疗制度。
大批青年团员、一般职工和非党干部通过这次学习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各机关中共支部都收到许多同志要求入党的志愿书，有的表示要经常以斯大林的思想品质和工作作风来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
有些个人主义思想较严重的人，在这次学习中有了很大改进。新调往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中，有些原来不安心工作的，在这次学习中都自动作了检讨，并提出了做好工作的保证。广西省南宁市砖瓦厂工程师杜圣督一向把自己的技术保守着秘密，不肯传授给别人，在这次学习中，他为斯大林对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所感动，于是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表示了决心：“公开技术，教好徒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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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作“南征北战”的一点心得
沈默君
电影剧本“南征北战”是集体创作。酝酿这一创作的时候是在入城以后。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引起了我们无限回忆。我们回忆起战斗中许多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的英雄，回忆起山东的人民。在战争最艰难的年月里，人民以最大的努力来支援军队，军队以最大的胜利来回答人民。这些英雄人物以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教育了我们，鼓舞了我们。我们感到有责任来歌颂他们，歌颂他们对革命的伟大贡献，歌颂他们英勇的斗争精神，这是当时我们打算在剧本里所要表现的第一部分，也是主要内容。
其次，在战争中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由困难走向胜利，是由于我们的部队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但在战争初期，不少人是不了解这一伟大的真理的，只是在经过了复杂的斗争，经过了战争的实际，才逐步了解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正确、伟大和英明。我们感到有责任、也有必要来歌颂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这是当时我们打算在剧本中表现的第二部分内容。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内容，我们便确立主题，思考人物，结构故事。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理解不深，工作进行得十分不顺利。首先是主题含糊，我们只笼统地确定剧本主题为：枪杆加小米（军民合作），执行了毛主席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打败了美蒋匪帮，获得了战争胜利。至于着重表现人民战争的性质呢，还是着重表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呢，则不够明确，只是简单地认为两者不可分割。在拟写剧本时，我们又比较偏重于表现人民战争的性质，原因是我们对这一方面的生活比较熟悉。而对战略思想问题，我们虽有所体会，但究竟很不深刻，接触到具体问题时，就把握不住。我们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写战略思想。
主题含糊、不明确，必然会影响其他方面的构思。在思考人物时，我们打算集中描写几个人物（如高营长、张连长、赵玉敏等），通过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来反映战争的胜利和发展；通过战争的胜利和发展来表现我们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革命英雄主义，但我们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一目的。结构故事时，一开始就企图把华东战场三年来的重大战役都包括在剧本里，从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蒋介石撕毁谈判协定、发动内战，向解放区进攻写起，写到苏北七战七捷后向山东撤退，撤退鲁南（以莱芜战役为背景），经过敌人重点进攻（以孟良崮战役为背景），我军转弱为强（以外线出击为背景），最后写到大踏步前进（以淮海大战为背景）为止。并且以三条战线的对敌斗争来贯串整个故事，一条是主力部队，一条是敌后武装，一条是地下工作。这三条战线的对敌斗争要有机的结合，既要突出正面主力部队的对敌斗争，同时又不能削弱敌后和地下的对敌斗争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煞费苦心。
剧本内容包括得这样多，是因为我们存在着“贪多求全”和艺术概括能力不强的毛病，不善于把现实斗争集中在几点上来加以发挥，也就是不懂得创造典型环境。我们虽然写了许多事件，但很难将每个事件的本质表现得很清楚。我们机械地认为，这些战役都是华东战场上突出的事件，必须经过这些事件才能显示出战争的发展；人物必须经过这些事件才能显示出他的成长和发展。其实，人物的发展，不一定非要写出事件的全部过程才能显示出来。如果在几件主要的斗争事件上集中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发展，反而更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普通一兵”影片中的马特洛索夫，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们为什么要安排三条战线的斗争呢？因为我们机械地认为，如果不这样描写就违反了历史的真实。不懂得艺术创造应该区别于一般的工作总结，不懂得这样面面俱到的描写，势必面面不周全。
初稿的毛病就不可避免地是：内容庞杂，头绪太多，主题不明确。经上级审查后，我们进行了二次修改（除了情节上的大删改外，主题仍然照旧）。最后送请陈毅司令员审查。
陈毅司令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审查我们的剧本，并召见我们和我们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他指示：剧本的主题应大胆表现毛主席的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即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争取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方针。通过具体的军事斗争的故事，表现出毛主席的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它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故事结构上，他指示说，就从鲁南撤退写起，写到莱芜战役为止，只有这样，才可能表现得深刻，不要什么都写，什么都写得不深刻。他还讲述了莱芜战役前后的敌我的基本情况。表现方法上，他指示说，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正面描写历史事实，一种是采用虚构故事的方法。在人物上，他指示说，要集中写几个人物，为了深刻表现当时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可以安排一个人物对运动战思想搞不通，以致丧失信心，悲观失望；甚至发展到投敌叛变。他举了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中的美谛克为例，来说明那样描写是生动有力的。他还谈到语言的问题，他指示说，不要把我们的兵士写成专讲土语、庸俗下流的话的人物。最后，他谈到另外一些必须注意的问题。例如：表现敌人也应该采取现实主义的方法，如果敌人是顽强的，也就不应该写得它不堪一击，敌人也应是有性格的。他用了许多例证来诱导我们掌握住正确的创作方法。
在陈毅司令员的扶植、指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的同志的督促和指导下，特别是三野文化部前副部长吴强同志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南征北战”的创作才基本上完成了任务。领导上的扶植和帮助，是剧本创作的一个重要关键。
在不断修改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
首先是写内部矛盾和斗争问题。上级曾指示我们写一个人物对运动战思想搞不通而丧失信心，悲观失望，甚至发展到投敌叛变；我们当时也觉得应该出现这么一个人物，这样才能深刻展开剧中提出的矛盾和斗争，但这个人物很难处理。把他写成连长吧，不行；写成排长吧，也不行；最后决定把这个人物写成战士（现在影片中的王春）。但我们也不敢写他因对运动战思想搞不通而丧失信心、悲观失望，更不敢写他投敌叛变，仅仅写他对运动战思想搞不通是由于眼光狭小，只看到暂时的利益而看不到长远的利益。他不满意大踏步后退，所以当部队撤退桃村时，他开了小差，留在当地干游击队。他开小差的目的也是为了保田保家，而不是贪生怕死。但剧本写好后，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处理，是暴露了我们政治工作一个很大的弱点，竟让这样一个战士的错误思想发展到开小差。这是违反现实的。在想不出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便把这个战士写成不开小差了。
我们为什么不敢写那样一个完全被否定的叛变投敌的人物呢？主要由于我们对生活感受得不深，对现实中存在着的各种复杂的矛盾，缺乏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缺乏艺术的概括能力。同时我们没有真正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创造典型。在战争初期，有一部分人对运动战思想搞不通，这是事实，但因此而丧失信心，悲观失望，以致投敌叛变，究竟是个别现象，不是普遍现象，因此不能成为典型。当时我们不懂得“有意识的夸张和突出地刻划一个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发掘它和强调它”（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恰恰是没有有意识地突出地刻划这一个反面的典型人物，把搞通运动战的思想斗争过程简单化了，因此就显得不够真实。
其次，关于处理英雄人物的牺牲问题。剧本最后有一场戏，原先是这样写的：高营长奉命插入敌后，任务是关死敌人后退的大门，等候大部队赶来聚歼踞守桃村的全部敌人。敌人以强大炮火攻击高营之车站阵地，企图南逃，当敌人突围部队的铁甲车突破前沿阵地，深入到车站中心营指挥所时，高营长负伤，张连长也负重伤，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张连长抱起一包炸药，从数丈高的碉堡顶迎着敌人的铁甲车跳下来，由于他的壮烈牺牲，阻止住了敌人的突围，加速了战斗胜利的到来。有的同志认为，张连长是主要人物之一，不应当牺牲。我们当时也认为这意见正确，但又考虑到，打仗没有牺牲流血似乎不太真实，按当时的情况也不能不有所牺牲，怎么办呢？以后便改为战士王春牺牲了。但又有同志认为，王春最初对运动战思想搞不通，刚一搞通就牺牲了，十分令人惋惜。我们一听，也满有道理，于是就改成一个不大重要的人物，班长陈德海牺牲。后来大概是导演又改了一下，改成了战士李进牺牲了。据说，导演在拍摄这场戏时，拍了一个死的镜头，同时又拍了一个不死的镜头，说是“以防万一”。我听到此事，大为赞扬：“有远见！”后来经过审查，果然不出所料，是要李进不死。如不是“早有准备”，那的确要劳民伤财，去补镜头了。经过这次学习，才纠正了我这种不正确的观点。
我们处理这一个人物的牺牲，为什么会缩手缩脚，拿不定主意呢？这主要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分析研究剧中人物当时所处的环境，没有真正从实际出发来考虑作为艺术生命的真实性问题，所以东风来随东风，西风来随西风。
再次，是写爱情的问题。我们原先是打算通过高营长和赵玉敏、赵大娘的关系，来表现他和群众的联系，但结果没有实现这个企图。按人物的历史关系来看（高营长在抗战时曾在赵玉敏家养过枪伤，赵玉敏和他母亲曾救活了他的生命，在这过程中，高营长又天天教她认字，讲道理给她听。）发展下去，他们有恋爱关系是可能的，倒不一定是为了“增加点水份”，故意捏弄出一段恋爱纠葛。我们在最初的剧本里处理这两个人物关系，比现在的剧本要稍微明朗些。后来有人认为不妥当，我们自己也觉得，在战争艰难的情况下，一个军人怎么能够跟一个地方女同志谈恋爱呢？但按人物的发展似乎又需要，在取舍不决的情况下，就改成现在剧本中的那种似是而非的关系了。
最后，关于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与革命乐观主义的问题。我们所描写的撤退桃村的场面，虽然也表现了战士和居民的沉重的心情，但还不够深刻有力。按历史的真实情况，当战士群众和人民群众对运动战思想未搞通时，部队打了胜仗后又大踏步后撤，他们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比我们剧本里所描写的要浓厚得多，复杂得多。经过这次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的学习，我初步体会到，真实地描写才能表现出历史的具体性，它与革命的乐观主义并不矛盾，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由低级到高级是有过程的，在这过程中是有许多矛盾和斗争存在的，人物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中所流露出来的一定的情感和变化，这是符合人的思想发展规律的。如果当部队撤退桃村时战士和人民群众无动于衷（或者是轻描淡写的表现，或者是笑），它不但不能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相反的，是违反了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把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庸俗化了。
我们是第一次写电影剧本，特别是第一次写以战略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剧本，虽然得到领导上的扶持和帮助，但由于我们的思想、艺术水平的限制，这一剧本里还存在着某些缺点。有人说，“南征北战”是毛主席的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图解”。我领会这批评的精神，主要是指的我们的剧本，没有能够将应该展开的矛盾和斗争充分地展开，即没有充分地将张连长、王春、赵玉敏、刘永贵妻等人对运动战思想由不通到通这中间所发生的矛盾和斗争展开；没有艺术地、动人地刻划出在精神上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正面人物，没有创造出值得做人们榜样的英雄典型人物。经过这次学习后，的确发现了自己过去在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上的许多模糊认识。当然，今天的认识还是肤浅的，今后应更进一步的学习社会主义现实的创作方法，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和创作能力。（以上均作者个人意见，未与该片另二位编剧沈西蒙、顾宝璋同志讨论，不妥之处由我个人负责——作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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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天津第三棉纺织厂等单位应认真贯彻婚姻法
据天津市总工会调查：该市某些工厂因为没有认真宣传贯彻婚姻法，所以有许多已婚女工受着公婆丈夫的虐待，她们劳动所得的工资全部或绝大部分交与家庭，自己营养极坏，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和身体的健康，甚至影响了子女的健康。
国营天津第三棉纺织厂筒子摇纱成包车间，全部职工四百零一人，其中女工三百三十一人。已婚职工二百七十七人，其中被包办结婚的二百三十四人。在被包办结婚的女工中，有半数不能自己支配所得工资。有的须把工资全部交给婆家；有的须由丈夫代领工资，自己根本见不到；有的须把工资分给娘家一半，婆家一半。女工祝赵氏作工十一年了，每次发工资时她只看得见工资条子，看不到钱。她每天在厂内吃饭，只能用一千元菜钱。有一次因为怀孕吃不下饭，工会小组长帮她向她丈夫（也在该厂作工）要了点钱，她自己还不敢去拿。女工秦淑珍在得到工资时想买件衣服，她婆婆就辱骂她，因此她常为家庭纠纷而不愿上工，成了全车间欠勤率最高的人。上工时，她的生产情绪也很低。学新工作法，一边学一边就忘了。同志们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说；说了也没用。我脑子乱得很。家里总闹事，我心气沉不下去。”合丝女工毛王氏，婆婆每天只给她五百元菜钱，每天回家时也不能很好地休息，因此工作时总是打盹。女工王淑珍因为平时操劳过重，分娩时贫血，一时不能上工，需要很好的休养，但她在家却被迫担负许多繁重的劳动，以致长期不能养好身体，恢复工作。摇纱女工朱赵氏、合丝女工马世云等，也有类似情况。有的女工在下班回家后，还得担负繁重的家庭劳动，服侍公婆、丈夫。她们因为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工作时生产效率很低，而且经常缺勤。目前天津棉纺三厂筒子摇纱成包车间全部职工四百零一人中，欠勤的有七十五人，其中七十个是女工，她们绝大多数是因病或家庭纠纷而不能上工。这都是封建婚姻所造成的。
其他工厂也有类似的情况。天津棉织工厂女工阎淑琴，现年二十九岁，从十五岁开始做工，现在每月工资五、六十万元，丈夫没工作。她每月的工资全部交给婆婆，有时还得受丈夫的打骂。一九五一年她生下孩子刚三天，就被婆婆逼着去作工，因而得了产后病。但今年一月她生了孩子后，仍然是刚刚三天就又被婆婆逼着去作工。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的女工的产假，有些女工实际上是享受不到的。天津棉纺四厂有个女工，每月工资四十万元，需要养活丈夫、两个孩子和她本人。因不够开销，孩子得了软骨病；而她丈夫每月的工资五十万元，却全部交给她婆婆一个人。天津恒大烟厂中包部女工张淑兰，每月上半月的工资交娘家，情况比较好一些，所以她的生产情绪较高，日产量是一千七百包；每月下半月的工资，连工资条都要交给婆婆，她的生产情绪便很坏，日产量只是一千四百包左右。天津针织厂女工马淑芳，每月工资一百分，全部交给她婆婆，婆婆每天只给她二千元的餐费。她每天吃不饱，因而体力很差。一般工人能看两台车，每台车可以织袜六十八双。马淑芳只能看一台车，且只能织袜六十双。后来她要求看两台车，行政上同意了，但她因身体过于虚弱，看车时支持不住，竟昏倒在地上。当她怀第三个孩子时，因为打个蚊子就摔倒小产了。其实她家生活并不困难，公公、婆婆、丈夫、孩子和她本人一共五口，她和丈夫的工资每月各一百分，她公公每月还有工资收入，可是婆婆每天只给她二千元的餐费！最近虽然增加到三千元，但显然还是很不合理。所以有的女工说：“在工厂是主人，回家是奴隶。”
这些问题，有一些经过初步解决，已经发生了好的作用。如棉纺三厂布厂女工李秀芬，去年工会发动她订生产计划时，她不肯订，并说：“订计划不订计划一样，反正钱总是完全交给婆婆。”经工会和她婆婆交涉，婆婆允许除原日产量三十四码的工资以外，多产的工资由李秀芬支配。以后，她的日产量便由三十四码增加到三十七码，并保证了质量，还带动了其他女工。当然，这种处理是否已经合理，仍然是问题。又如该厂合丝女工王桂荣，过去因工资要全部交给婆婆，她和小孩没钱花，她便常常不愿上工；现在婆婆受到了婚姻法的教育，她的工资不再全交婆婆，她便不歇工了，产量也提高了。最近天津北洋纱厂由于在宣传婚姻法时适当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也提高了女工的生产积极性。如该厂女工梁桂珍过去经济不得自主，和婆婆、丈夫的关系不好，生产情绪很低；最近家庭关系搞好后，她的产量由过去的三十六车平均提高到四十一车，并且保证了出勤率。该厂女工李香兰，王李氏等，也都因为解决了自己工资支配问题和受虐待等问题，生产情绪大大提高。天津棉纺四厂女工张世华，一向受丈夫虐待，她丈夫还拿她的工资给自己情妇去花。最近张世华和男人离了婚，生产情绪就日见提高。过去她一天缝四百五十条麻袋，现在已提高到八百条，连创新纪录六次。
但是，目前天津市除少数工厂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已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以外，大部分工厂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许多单位虽然也建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但是党和行政的负责干部抱着敷衍了事的态度，以致群众动不起来，运动无法开展，上述问题大都没有解决。因此，在职工中和职工家属中开展贯彻婚姻法的宣传工作，进而解决上述各种问题，就成了当前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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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贯彻婚姻法重点试验工作取得成绩
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在北京被服厂第四缝纫部，城子矿，东单区遂安伯胡同，西单区学院胡同，西四区弓弦胡同，前门区西河沿等派出所管界，东郊区慈云寺村、姚家园村，京西矿区燕家台村，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等十一处进行贯彻婚姻法重点试验工作，现已先后结束，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解放以后至此次运动以前，北京市包办买卖婚姻已显著减少，自主和半自主婚姻显著增加。被服四厂和城子矿的已婚职工中，解放前包办买卖婚姻占百分之七十，婚姻法颁布后，已减少到百分之二十；城区三眼井等五条胡同七百四十四户中，婚姻自主的已由解放前的百分之十五增加到现在的百分之五十一。但是，由于过去对婚姻法的宣传不够经常与深入，所以干涉婚姻自由、虐待打骂妇女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据前门区三眼井胡同一百八十二户统计，民主和睦的家庭只占百分之五点七，严重干涉婚姻自由和虐待妇女的家庭还占百分之四点三，男女不平等，婆媳不和睦，或是在“三从四德”的基础上“和睦”的家庭占了百分之九十。在厂矿中，婚姻自由也往往受到落后群众的干涉和阻挠，工人打骂老婆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在一般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中，家庭不和的也很多，过去差不多都没有好好学习过婚姻法，划不清新旧婚姻制度的思想界限。在贯彻婚姻法运动开始时，群众中有各种顾虑、恐惧和抵触情绪。
经过重点试验的地区和单位，婚姻法的宣传工作基本上作到了家喻户晓，广大群众已普遍受到了一次婚姻法的教育，懂得了婚姻法是要达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庭和睦、团结生产，对个人、家庭、国家以及后代子孙都有好处，因此都热烈拥护婚姻法。群众中通过开家庭会等自我教育方式，解决了不少婚姻问题和家庭纠纷。被服四厂五十四个不和睦的家庭，经过运动都和睦了。街道、农村中打骂妇女和家庭不和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东单区遂安伯胡同派出所管界中，原来有六十八户家庭不和，现在已有三十三户根本改观或开始转变了。被服四厂工人张譓过去经常与老婆吵架，无心生产，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十三天只完成七天定额，仅领八九万元工资；经过运动改善了夫妻关系，家庭和睦了，生产劲头很大，今年一月份下半月就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百分之三十五。郊区一些农民群众家庭和好后，马上开家庭会议，订增产计划。
根据北京市重点试验工作的经验，要使运动正确地、健康地开展，必须首先向干部交代清楚运动的性质、目的、方针和政策，说明要解决些甚么问题，如何解决，及时批判纠正干部中的急躁情绪和其他不健康情绪。在此次重点试验中，干部表现的急躁情绪是：惩办的劲头比教育的劲头大，批评的劲头比表扬的劲头大，找坏人坏事坏典型的劲头比找好人好事好典型的劲头大；有的把群众中的婚姻问题尤其是虐待妇女问题算得很宽，把寡妇不改嫁、离婚不再嫁、老姑娘等也算成问题；有的是工作方式生硬，近乎强迫命令；有的提出在运动中“依靠谁”的问题。这种急躁情绪曾使人民群众对运动发生误解。其次，要正面地、全面地向群众宣传婚姻法，消除群众的顾虑、误解、抵触和恐惧情绪；不要一开始就进行批判，以免更增加群众的顾虑。在运动的每一环节上，都要掌握群众中的思想情况，解决群众中的主要思想问题，才能推动运动。开始时应向群众说明贯彻婚姻法运动是要帮助大家家庭和睦、团结生产，而不是造成男女对立、婆媳对立、家庭不和，并使群众划清新旧婚姻界限。运动深入一步时，就应批判重男轻女的思想，从各方面宣传男女平等的原则。其中较有效的办法，是总结当地妇女积极参加劳动生产与社会活动的成就，说明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充分训练干部，打通干部思想，提高干部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是正确地开展运动的关键。姚家园村村长在工作初期对受虐待的童养媳赵幼贞不敢支持，赵幼贞跑到村公所，不敢回家，村长也不敢留，硬叫她回去。以后学习了政策，思想打通了以后，检讨了过去的错误，并积极支持了赵幼贞。该村妇女委员是寡妇，试验工作初期有顾虑，工作不积极，在全面了解了政策以后，就积极地参加了宣传工作，而且做得很有成绩。
组织领导方面，负责同志要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进行动员，动员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参加运动，按系统实行分工负责；同时必须掌握一部分能深入下层、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的得力干部，使领导者能经常掌握运动开展的情况，及时推广经验，纠正偏向。
活人活事的典型报告是使宣传深入人心的有效方法。但是选择典型时必须注意是否有代表性，是否能全面地或在某一重要方面显示政策，教育群众。选择其作报告的典型人物，必须是本人自愿，家庭同意的，决不能由干部以命令指定。典型报告后，应组织群众讨论，以具体事实对比新旧婚姻制度，使群众自觉自愿地向好的典型学习。
在宣传工作已相当深入的基础上，应发动群众总结运动的收获，并提出今后经常贯彻婚姻法的具体号召，巩固运动的成果。家庭会议和家庭公约是可以采用的，但是不能普遍号召，更不能指定家家实行，这样做必然会发生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运动结束时，组织干部进行一次“关心群众生活”的学习和讨论，这对加强干部的群众观念和为今后工作打下基础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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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争取苏维埃贸易的高度水平
“真理报”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发表以“争取苏维埃贸易的高度水平！”为题的社论，指出了贸易组织应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的要求，摘要如下：
斯大林同志还在一九三四年时就指示过，为了国内的经济生活能够兴旺，可以刺激工业和农业产品的进一步高涨，应当具有发达的城乡之间、区州之间、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商品流通的这个重要条件。
为党和政府所关怀的和人民所重视的苏维埃贸易工作人员有一切可能来很好地为购买者服务，更完全地和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然而我们有不少不能满足人民所提出来的要求的这种贸易组织。贸易机关对居民的需要仍然研究的不够，它们在给国内各区运送和分配货物的工作中常犯错误，在许多地方为购买者服务的工作做得不好。
例如，凉赞州就存在有这种不能容忍的缺点。该州的贸易组织中发现有一些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米洛斯拉夫斯克区和沃斯科列新斯克区的商店中，如肥皂、食盐和煤油这种头等的必需品都不能正规地运到，然而在其他各区这种货物是过剩的。
迄今在贸易系统中仍有滞货的现象，滞货现象是因为不考虑购买者的需要而机械地分配货物这种不切实际的工作情况而产生的。例如，在斯摩棱斯克州的百货公司里，现在积压了大量的纺织品，可是，这些纺织品中为该地居民迫切需要的法兰绒、绒线布、假缎子却很少。
许多贸易组织很少利用地方资源来扩大商品流通。布凉斯克州是丰产蔬菜、水果和野生植物的地方。然而在商店和州的饭店里很难找到一些新鲜的蔬菜、苹果、蘑菇、草莓。科斯特罗马州有许多森林，但是那里却有时买不到牢固的桌椅、雪橇和大车。
苏联贸易部、中央职工会及其地方机关对于这些缺点是要负责的。在这些组织中没有做好选拔和教育干部的工作，一些骗子和没有组织事务能力的人潜入了贸易机关。同时应当承认，苏联贸易部和中央职工会对于贸易组织的活动还没有予以应有的监督。
地方党组织应当经常而仔细地了解贸易机关的工作情况，深刻地注意它们的活动。地方党组织要特别注意贸易工作人员的选拔和教育事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者和贸易组织的党组织要根据党章来使用对行政当局的经济活动的监督权。
争取高度的技巧
“苏维埃艺术报”一月十日发表以“争取高度的技巧！”为题的社论，指出艺术家掌握技巧的重要性，摘要如下：
技巧问题、艺术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提高的问题，对于我们从事创作的全体知识分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善于创造典型的性格并在典型的生活情况中表现出它们，也就可以推测到艺术家的高度政治上的成熟性、他的技巧的熟练和深刻的生活知识。
研究生活——这是一个复杂的创作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在于艺术家收集和积蓄事实，而且还在于他理解事实，能够区别偶然的、暂时的事物与主要的、本质的事物。研究生活与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不可分割的。高尔基曾教导我们作家说：“事实——还不是真理的全部，事实——只是原料，应当从这些原料中熔炼出来，选拔出艺术的真正的真理……需要善于从事实中找出意义。”
因此，我们的艺术思想性的问题是与艺术技巧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写舞台剧本或电影剧本——这不是说把生活表面的冲突取来和把众所周知的真理加以重复。这是说要创造普遍的，深刻的典型性格，不是宣言似地而是通过这些性格的冲突把新与旧的斗争，新的胜利表现出来。这也就是说要创造引人入胜的，生动的情节的作品，要创造用精确的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所写成的作品和能够表现出作者的独特的艺术个性的作品。
演剧——这不是说仅在业务上来分配一下演员，要和他们一起研究每场和每个角色的处境。这也是说要创造性地去理解上演的戏剧，要形象地表达出自己的理解，要用鲜明的、不重复的色彩最完整地和热情地来确定作品的思想。
制景——这不是说只找到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色，研究情节和诚心地、真实地把它画在幕布上。这是说要把自己的激动，自己的快乐，自己的热情表达给观众，以自己的生活事实的“幻象”吸引观众，使他们明白所描写的现象的内在思想，以伟大的思想鼓舞他们和以真正的美来感动他们。
为了说明作品的思想上的意义和在革命的发展中正确地反映真实情况，艺术形式的完整性、体裁的多样性、艺术手法和创作手法的多样性，应成为我们的艺术的不可剥夺的和有机的特点。
在表现生活现象中、在创造典型的性格中提高艺术技巧，现在已成为进一步提高苏维埃艺术的最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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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我国人民悼念斯大林同志的记录片
北京电影制片厂为了反映我国人民悼念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的情况，除摄制了两部新闻特辑，及时报道了当时各地人民吊唁和追悼等情形外，并将在四月底赶制出一部记录片，片名暂定“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该片主要内容有我国各地人民在听到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后沉痛哀悼的情况，和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化悲痛为力量的号召下，用实际行动加强祖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加倍努力学习斯大林学说的情形。影片中还将概括地介绍斯大林同志的生平事迹和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对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无私援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