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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贯彻婚姻法工作组在孟克里村进行试点工作
坚持教育方针收到良好成绩
黑龙江省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在郭后旗孟克里村进行贯彻婚姻法运动的试点工作，始终坚持教育方针，使工作获得良好成绩。
孟克里村是黑龙江省各项工作较好的一个村。两年多来在贯彻婚姻法方面也有成绩：包办、买卖婚姻基本上已告绝迹，青年男女社交公开，自由婚姻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但是，夫妇不和、婆媳不和的事情还相当普遍，即使在村干部中，也有不少人打老婆。
工作组初到村时，村干部有三种反应：第一类干部（特别是妇女与青年干部）积极拥护这一运动，他们高兴地说：“这回跑到家门口来教办法，得好好学习，要不，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啦！”第二类干部对运动抱规避态度，他们有的是打过老婆的，有的是在贯彻、执行婚姻法上有些毛病的，怕向群众检讨，怕受处分。第三类干部有厌烦情绪，对运动抱着消极态度，主要是怕影响生产，或是认为本村没有包办婚姻，“不用再贯彻了”。
在群众中，大部分人对婚姻法表示拥护，特别是青年与妇女。但也有的心存顾虑，认识模糊。如：已经结婚的壮年人、夫妇感情较好的人，认为婚姻法与他们无关。某些老年人怕贯彻婚姻法后“乱了世道”，他们说：“过去高山遮不住太阳，男人说了算，现在平权了，老人说句话连屁都不当！”在男子中比较普遍地有男尊女卑思想，他们说：“是猫能避鼠，是男能作主，管不住老婆还行？”至于过去打过老婆的男子，给儿媳受过气的婆婆，听说工作组来了，都有些胆怯，怕离婚，怕受处分。有的男人赶快向老婆献殷勤，说：“以后甚么会你都去参加，孩子我来哄！”并且准备着“坦白”。但也有人在晚上偷偷地掐妻子，气冲冲地说：“我看哪，什么婚姻法不婚姻法，反正是叫打离婚！”
工作组开展工作的第一个步骤是组织村干部学习。在学习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反复地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目的、意义，这次运动的方针、作法。怕受处分的干部听了以后，说：“这回我像落了一块石头。”由于反复地宣传了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某些干部也纠正了把贯彻婚姻法与生产对立的错误看法。工作组并帮助村干部安排了各种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使各种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学习结束时，组织村干部总结学习收获，对照检查自己。最后又开了党的支部大会，许多干部检讨了封建思想，并展开了相互间的批评。
干部学习后，即在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宣传、讲解婚姻法，召开了人民代表会、群众座谈会，演剧，举行小型展览会等等。经验证明：只要讲清贯彻婚姻法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幸福家庭，群众的各种顾虑是会很快消除的，而且会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不光有青年，妇女，也有中年人，老年人。老刘太太过去怕儿女婚姻自主后不赡养她，现在她说：“他不养活我们老俩口子，政府也不能让啊，婚姻法上说得多明白！”
孟克里村没有较严重的婚姻纠纷，但男人打老婆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一部分村干部在内。过去他们认为这是应该的；有的村干部在学习开始时，看见别人检讨打老婆，他也嘻皮笑脸地从炕上站起来，把屁股一摸，说道：“我也打了，你说她那个样子，不打怎么行！”对于这一问题，工作组以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指出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行为，只有伪满的警察和地主才打人；在新社会，夫妇之间是平等的，谁有毛病都应帮助克服，打人是可耻的；这样可使群众认清男子打人是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使其痛恨旧社会与旧婚姻制度，以避免家庭矛盾的加深。干部中有打老婆的，经过学习后有了转变，便现身说法，在群众中以自己的事例进行宣传（如合作社主任李子周由打骂老婆变成有事和老婆商量），群众受到很大教育。
孟克里村的试点工作中防止了急躁、粗暴的作法，宣传工作深入细致，又紧紧地结合当地实际例子，故收效甚为显著。如村干部杜清海打老婆的情况比较严重，工作组同志再三找他谈话，满腔热情，耐心说服，最后他感动地说：“我是个共产党员，这样教育我再不改，能配得上共产党员的称号吗！”
经过普遍宣传婚姻法以后，群众会提出许多问题，因此进一步组织群众学习婚姻法，特别是开好群众的座谈会，是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座谈会上启发大家向好的看齐。座谈会不能采取互相揭发批评的方式，以免形成家庭间、群众间的对立，形成斗争。
座谈会开得好，不但统一了群众对若干问题的认识，一般家庭纠纷也都获得解决。萧景春是孟克里村有名的打老婆的，有点不如意的事，他就打，甚至老婆不生男孩子也打。经过座谈会和个别教育，他醒悟过来，沉痛地说：“我给地主扛了二十来年活，老是受地主的气；现在我不受气了，可是我欺压老婆。这太错误了。”现在他不但不打老婆了，还帮助老婆做饭，替老婆哄孩子，让她看剧去。多年和媳妇不和的姜老太太也认识了过去的毛病，使她的儿媳也感动地说：“我的小倔脾气也得改呀！”
从群众座谈会中，初步摸到了群众思想发展的规律。如男子们开座谈会，初期多是从反面提出问题，如提“为什么自由结婚的还有离婚的？”“包办婚姻是不是都要离婚？”“妇女要求离婚，为啥要带财产？”“婚姻法对妇女有利，妇女要离婚多容易！”“男的残废，离婚后，女方也能扶助吗？”等问题。必须在座谈会上解决这些“为什么”。这些问题一经解决，思想得到澄清后，群众就会产生新的要求：他们羡慕新的家庭关系，要求建立新规矩，便多从正面提出问题了。如“什么样叫真正恋爱？”“怎样算平等？”“如何当家？”“家庭会怎样开？”又要求订公约。因之这时便要解决“怎样做”的问题。运动领导者必须掌握这种规律，不然，即令解决了问题，也不够深，徒具形式。
工作组在孟克里村共召开了十五次妇女座谈会，二十次男子座谈会，三次老太太座谈会，二次老头座谈会。总的来讲：在座谈会期间，群众自行解决和工作组帮助给解决了的问题有：不和的夫妇十一对，不和的婆媳八对，妯娌不和的一户。由于工作组在宣传中掌握了坚持教育的方针，群众对工作组很亲热，解决了纠纷的家庭有的要请工作组的同志吃豆包。宋宝山感动地说：“过去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毛主席可把家务事给断了。”
座谈会怎样才能开好呢？孟克里村的经验是：
（一）必须在经过广泛宣传，群众初步掌握了婚姻法的精神以后召开；群众能够明辨是非，座谈会才能开得起来，才能解决问题。（二）随来随扯，不拘形式，使群众不感到拘束，尽情地倾吐心腹话。
（三）初期最好男女分着开，合在一起谈不起来，待思想成熟后，可以联在一起开；在解决夫妻隔阂，解“疙瘩”时，更需要作好准备工作，以防止对立和加深矛盾。（四）要有骨干，依靠骨干活跃座谈会，和随着运动的深入，给群众以具体帮助，不然群众会感到“心没底”，特别在运动最后阶段，尤为重要。（五）掌握群众思想发展规律；解决问题时，由浅入深地引导他们一一讨论。（六）坚决防止“追”、“扣”，绝对不能发动群众控诉，也不能使用生硬的损伤群众自尊心的简单批评办法，那样会搞乱，甚至造成恐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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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岫岩县委书记孔祥林等蛮横压制批评
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
编者按：这是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寄来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揭露了中共岫岩县县委书记孔祥林等人公开压制批评、对批评者进行蛮横打击报复的错误行为；同时还揭露了辽东省委轻视来自群众的批评的错误态度。按照这一报告所列举的事实来看，对孔祥林等的错误行为，不但应该在报纸上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以教育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而且对孔祥林等人应该给以党纪处分。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在进行批评时一面依照党委意见处理，一面把不同意见向上级党委和党报反映，这种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岫岩县部分领导干部在本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处理贪污分子的脏物时，纷纷以贱价购买脏物，县长滕奇就用四万元买去了价值十五万元的一条毛裤，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双福和公安局副局长田承华，还因为抢买一只表而引起了无原则的纠纷。该县县委书记孔祥林和滕奇等还领着他们的家属随便到仓库选购。当时在节约检查委员会工作的宋景珍（共产党员），曾一再向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金春阳提出意见，反对这种作法，但金春阳却说：“都是领导干部，买点便宜货，有什么办法！在其他东西上多卖点钱就有啦！”随后，宋景珍就向辽东大众报通讯员陈凤儒（县委宣传干事）、殷洪儒（县委秘书处收发员）反映了这一情况，陈、殷二人当时就写稿寄给东北日报、辽东大众报和省委，希望报社公开揭发和处理。
辽东省委接到陈凤儒等的批评稿以后，就把它转交岫岩县委处理。孔祥林看到这一批评以后，立即大发雷霆，质问殷洪儒说：“你反映的情况实在吗？尽是道听途说。这个事在党的小组会为什么不提出来，为什么偏往上面写？错了你敢负责吗？”又说：“这个问题也不应该向报社反映，这不是内外不分吗？报社不是党的组织，省委该相信我还是相信我。”接着又威胁说：“如果省委给我们处分，我们县委也同样给你们做出处分决定。”宣传部长胡国钧拍着桌子说：“小殷、陈凤儒！批评必须正确，要不正确就使人无所措手足！”原任县委秘书处副主任赖恩惠，和现任秘书处副主任侯俊山也都表示：写这样大的批评稿为什么不通过县委会呢？真不得了！通讯干事沙铠也应该负责啊！
辽东大众报在发表陈凤儒和殷洪儒的批评稿时，还配合写了短评。但是，当把这一消息送交辽东省委审查时，省委王秘书长给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张欣潮作了如下的指示：“建议此稿不登，可送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党内通报解决之。”辽东大众报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以后，就答复通讯员陈凤儒说：“省委意图是内部问题，不公开发表，要在内部解决。”这一消息传到岫岩县委以后，孔祥林等就变本加厉地对批评者陈凤儒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他们前后曾召开三次支委扩大会和县委扩大会，以“民主补课”“统一认识”“解决矛盾”为名，公开向陈凤儒等报复，并追逼他们坦白批评的动机，企图给以处分。后因县委机关支部书记王群一再反对，孔祥林等才改变方式，先把陈凤儒调走。王群因为支持批评，也受到了报复。当时，王群曾怨恨地说：“真不像话，县委书记还这样对待批评，我们真没法干。”孔祥林抓住这句话就在全县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对他进行打击，说：“有些人闹小集团，以批评为名反对领导，又想不干工作，不干就给我滚蛋！”接着把曾经向他们提过意见的宋景珍调到区里，并指示区的领导干部说：
“在思想建设中，对宋景珍要追问，为什么对领导有意见不当面提，是什么思想？……”，并说：“宋景珍有问题，品质恶劣”。县妇联主任高淑英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董连勇，也因支持陈凤儒等的批评而受到了报复，都被借故调走。孔祥林和赖恩惠并让写稿人写检讨，要通讯干事写信给报社声明更正。这样，下面干部纷纷议论：批评区村干部还行，批评县的领导干部可得寻思点！支部书记王群说：“别再向省里讲啦，讲也不解决问题，当不了把原件寄给县委，那更不好办啦！”殷洪儒说：“咱们这回因为批评，成了没有娘的孩子啦！”
孔祥林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行为是一贯的，他一向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去年区委书记杨殿阁写信给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和东北日报，批评岫岩县政府对牲口进行防疫工作时，注射疫苗不及时，耽误了春耕。当高岗主席派人去检查时，孔祥林就质问杨殿阁：“为什么不向县委反映，偏向上面写？”去年八月间，报社张雪峰到岫岩调查粮食问题时，孔祥林曾向宣传部长胡国钧说：“咱们说话得谨慎点啊！记者那玩艺沾边就赖……”孔祥林向上级报告工作时，总是报喜不报忧，满篇成绩，隐瞒缺点。
此外，孔祥林还包庇有错误的干部。例如纵容前岫岩县县长兼法院院长满士毅毒打老婆、强迫与老婆离婚的违反婚姻法行为。县妇联主任高淑英为此向孔祥林提出处理意见。但孔祥林不但不作正确处理，还打击高淑英。县委宣传部长胡国钧，作风恶劣，工作消极，在干部中影响很坏，有人对胡国钧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孔却诬蔑批评的人是“进攻领导”。在“三反”运动后，并把胡国钧提拔为县委委员。总之孔祥林的这种抗拒批评，对批评者进行报复的行为，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应该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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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止美国细菌战犯们的万恶罪行
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梅汝璈
美国侵略者一年多以来在朝鲜战场和我国领土上连续地大规模地使用细菌武器，屠杀朝中军民，这种卑鄙无耻的行为是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公约最粗暴最野蛮的破坏，构成国际法上最严重最恶劣的战争犯罪。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八九九年和一九○七年的海牙公约规定禁用“毒物”和“有毒武器”，无疑地包括细菌和细菌武器在内。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更明文宣布了使用细菌武器是违法的罪行。这些文件是全世界极大多数国家所签订和批准的，在国际法上早已形成了文明人类所公认的和共守的基本原则。但是美国侵略者为了妄图挽救它不能挽救的失败，却完全不顾这些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上所规定的基本原则，自去年一月起便在朝鲜前线和后方以及我国东北和平城乡肆无忌惮地进行了无数次的细菌战，企图大规模地屠杀朝中人民部队和和平居民。毫无疑义，美国侵略者的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在国际法上构成了极端严重、极端卑劣的“破坏作战法规”和“违反人道”的战争犯罪，其严重卑劣的程度不但骇人听闻，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血腥罪行，粗暴地破坏了世界各国所公认和共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全体文明人类的良知良能所绝对不允许的。关于这一点，连参加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人员都不能不有所认识。在最近公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参谋长许威布尔上校的“主要供词”里，他说：“每一个军官在第一次听说美国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战时，都是既震惊又羞惭。”“我们之间没有一人相信，在战争中细菌战有任何地位，因为在一切设计出来的武器中，只有细菌战是以在平民大众中制造伤亡为主要目标的——而这是每一个人在良心上都知道是彻底错误的。疾病的蔓延是不可预测的，一个充分展开了的流行病，可能是漫无边际的。此外，偷偷地以一种武器来对付赤手空拳、而又事先未获警告的人民，令人有一种可怕的阴毒和不公正的感觉。”“从道义上说，它本身就是永劫不复之罪”；“从自尊和忠诚的观点来说，它是可耻的。”
“每人在第一次听说（按：指细菌战）的时候，都有同样的感觉，而他们的反应也正是一个正直和自尊的国家的人民所可能有的反应。”
我们相信：除了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和战争贩子以及少数靠他们升官发财的奴仆走狗之外，极大多数的美国人民都是正直、自尊的。倘使他们获悉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他们是会起来反对和制止细菌战犯们的罪行的。这便是美国反动统治集团所以要用极端严格的“保密措施”来掩饰他们这个血腥罪行的主要原因。正如许威布尔的供词上所说：
“一般都同意，在这件事上的保密，正和通常情况
一样，更重要的是避免使我们（按：指美方）自己的人知道，而不是对敌人（按：指中朝方面）隐蔽事实”。因为“自从B—29型飞机早先进行了细菌战以来，许多驾驶员已成为战俘，因此，到现在敌人（按指中朝方面）一定已经知道使用了细菌战。”
诚然，中朝方面不但早已“知道”了，而且我们早已收集了无数的证据，证实了美军确已在我们领土上大规模地进行了这种罪恶战争。就我个人来说，早在去年三月间我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作了半个月实地调查归来以后，我对美国侵略军的这个血腥罪行便已深信不疑。在那半个月里，我们视察了二十一个现场，搜集了许多的证物，听取了无数的证词。最使我难忘的便是三月十八日早晨我们到鸭绿江北岸一带去视察的那一幕。鸭绿江北岸一带是美国飞机最常侵犯的地区（在安东、宽甸等县平均每天要听到三次以上的空袭警报），也是他们撒布毒菌昆虫最多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在冰雪上看到了也捕到了许多死的和活的毒虫，其中有苍蝇、蚊子、蜘蛛和黑跳虫。带回到实验室来检查，发现这些昆虫所含带的病菌有炭疽杆菌、巴士德属杆菌、伤寒和副伤寒杆菌。在这样的气候，在这样的地方，居然出现了这样大量的和多种的含带病菌的昆虫，而且这些昆虫是密集的、成群的！除了是由美国飞机所撒布以外，我们还能找得到任何别的解释吗？
这不过是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亲眼所见的事例之
一。我们耳闻目睹的事例以及我们所收集的直接间接的有力证据，是不可胜数的。总之，在去年四月初间回到北京以后，我对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屠杀的血腥勾当早已认为是铁案，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在去年四月五日我写给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十个法官同僚的那封揭露并证实美国侵略者罪行的公开信里，我说：“假使异日组织一个国际法庭来审讯此次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战犯，我愿意以一个证人的资格出现于法庭之前。”
然而，对美国细菌战犯们的滔天罪行的证人是很多的，而且他们都是异常有力的。继我们调查团之后，去到现场实地调查的有许多来自各国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英国的约翰逊教长、费尔顿夫人，法国的法奇先生，加拿大的文幼章牧师。他们都一致证实了、并在他们国内竭力揭露了美国侵略者的这
一滔天罪行。由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所派遣的美军战罪调查团和由六个国家的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所组织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在现场调查研究之后所提出的两个报告书及许多附件，更是绝对精确地证明了美国侵略者所进行的这一灭绝人性的事实。这些证人和证件都是极端有力的证据，即使就英美传统的证据法学的观点来说，它们的价值都是巨大的。
但是更有力的证据是那些亲自执行投掷细菌弹任务的美国空军战俘们的供词，这些人的自愿的陈述。是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直接的第一手的证据，因而也就是有绝对决定性的证据。从去年所发表的美国空军第三轰炸机联队伊纳克中尉、奎恩中尉和第十八战斗轰炸机大队的奥尼尔中尉、克尼斯中尉四个人的供词相继发表之后，那些以往怀疑或半信半疑美国政府竟会堕落到这样地步的人们，也都相信美国侵略者确实进行了这种血腥勾当。最近发表的美国高级空军军官许威布尔的三篇供词和军械官布莱的一篇供词，更使全世界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这个罪恶的细菌战从计划到实施的每一个步骤。正如二月二十四日的英国“工人日报”所说：“任何人读了这些明确扼要而包括许多具体细节的供词，立刻就会相信，这是一向惯于计划复杂的军事行动的干练的高级人物才能说得出来的。”美国空军军官的这几篇供词把美国进行细菌战的内幕真相的每一步骤、每一细节，以及细菌战犯们的阴险丑态和恶毒伎俩，都和盘托出了。到了今天，我相信：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士再也不会对美国政府的这个滔天罪行有丝毫怀疑了！
面对这些美国空军军官的供词，以及国际人士和中朝人民所继续不断地提出的种种铁证，美国政府和军事当局始终提不出任何事实上的反证或辩驳。他们惟一的“法宝”便是矢口抵赖。在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情形之下，他们只得恬不知耻地胡诌几句，说这些控诉是中朝方面“伪造”的；他们或是背着良心勉强声明一下，“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使用过细菌战”。一年多以来，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高级当局，自杜鲁门到克拉克，就是用这样一文不值的“法宝”去掩饰他们的滔天罪行的。记得“瘟疫将军”李奇微去年六月间由远东美军统帅调为欧洲美军统帅的时候，他在意大利被新闻记者们追问得发了急，只有指天誓日地说：“上帝可以为证，我声明该司令部（按指侵朝美军总司令部）所属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没有在任何时候进行过细菌战。”根据许威布尔的供词，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接受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颁布命令和主持执行细菌战任务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这位虚伪无耻的“瘟疫将军”——李奇微。
现在的远东美军统帅克拉克的无耻，是和他的前任李奇微完全一样的。面对着许威布尔和布莱的供词，克拉克提不出任何事实去否定或反驳。他只有效法他的前任，厚着脸皮、昧着良心，重复一句李奇微式的滥调，说美国军队“没有在朝鲜或者任何其他地方进行过细菌战或者可能被误认为细菌战的任何其他方式的战争。”对于许威布尔和布莱的供词里所举的一切事实、地名、人名、番号、日期等等克拉克连一点都不敢否认，甚至连一个字母也不敢更正。理由很简单：那些供词里所举的完全是无可辩驳的铁般的事实！
“事实胜于雄辩”。在堆积如山的铁般事实的面前，那班万恶不赦的细菌战犯们现在除了重复几句滥调和对我们照例进行些人们早已听厌了的毁谤之外，似乎连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这是细菌战犯们的悲哀！他们现在也逐渐明白：他们的滔天罪行不但为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洞悉，而且逐渐为他们自己美国人民所知晓，不但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抗议，而且已经开始引起美国人民的反对。他们的“保密措施”已经失效，他们的欺骗政策被证明完全是徒劳的。
但是，为了华尔街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超额战争利润，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战争贩子们不顾全世界正直人士的抗议，仍在继续进行细菌战。这便需要继续地扩大地揭露他们的罪行，并动员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一切爱好和平和有正义感的人民，一致起来加以制止。这对于现在正在开会的联合国七届大会，将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倘使它仍想对世界和平和人道正义有所贡献的话，它便不能不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坚决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罪行，而不应再作美国罪恶行为的帮凶。全世界正直的法律工作者，都有责任为维护国际法和人道正义的尊严而站出来制止美国细菌战罪行。
在这里，我们必须郑重警告那些策划和发动细菌战争的美国罪魁，你们这种灭绝人性的勾当，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中朝人民的正义战争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不论你们逃到天涯海角，终要归案受人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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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资本”和“资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编者按：武汉市读者石显慎来信询问“资本”和“资金”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这虽然是很普通的问题，但在目前却有不少人没有把它弄清楚。因此，我们在这里作一个普遍的答复。
“资本”和“资金”是两个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概念。
“资本”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存在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没有这种情形，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三页）同样，没有上述情形也就没有
“资本”的存在。
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说：任何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都是“资本”。这种说法是企图抹煞资本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实质。它的错误在于：第一，把“资本”看成是一种物件；第二，把“资本”设想为存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的东西。于是他们从原始人类握有的石器和木棒中也发现了“资本”。如果这样，那么未开化的野蛮人也该算作资本家了。
其实，“‘资本’并不是一个物件，那是以物为媒介而成立的人与人间的一种社会关系。”（“资本论”第一卷，三联书店版第六五四页）“资本”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一个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另一个阶级则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雇佣劳动者为了活命，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不得不去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工人相分离、相对立，成为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而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带来了超过其预付（垫支）价值的价值，即带来了剩余价值。这时，生产资料便成为“资本”。比如，一个资本家开办企业，进行生产，需要垫支一定数量的货币（价值）购买机器、原料、设备……等，同时还须雇一定数量的工人（购买一定的劳动力）。生产的结果，由于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因此所得货币大于其垫支的货币。这时，资本家的机器、原料、设备及货币等都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所以都叫做“资本”。其中转化为机器、原料、设备等的资本部分，因在生产过程中不会有价值量的变化，叫做不变资本。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价值的变化，它除了生产出自身的等价以外，还生产出一个超过部分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这部分资本叫做可变资本。
生产资料本身并不是“资本”，比如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其生产资料并不成为“资本”。因为这里生产资料不是剥削的手段。马克思说：“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在它为直接生产者所有的限度内，不是资本。在它成为榨取劳动者的手段，同时并成为支配劳动者手段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资本论”第一卷，三联书店版第六五五页）又说：“一架纺棉机就是纺织棉纱的机械，在一定情形下，它才成为资本。离开这种情形，它就不成资本……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同前，第六五四页注二五六）
因此，“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就是说，它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存在，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资料成为剥削的手段并使自身的价值不断增殖的条件下才会存在。“这样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所必需的一个前提。”（“雇佣劳动与资本”第四章）
简括地说，资本是剥削的手段，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在不断的运动中吮吸着工人阶级的血汗增殖着自己，它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和上述情形完全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从而“资本”，这一“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资本论”第一卷，第六五○页）的血腥产物也不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归工人阶级自己掌握，它不再是剥削的手段，因而不再成为“资本”。
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称做生产基金，一般又把劳动工具如机器、工具、厂房等称做固定基金（或固定资产），把劳动对象如原料、材料、燃料等称做流动基金（或流动资产），把进入流通范围中的产品与货币称做流通基金。当着流动基金和流通基金以货币来表现（以价值计算）的时候，便统称为流动资金；同样，固定基金以货币来表现的时候就称为固定资金。
“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概念，它不代表剥削的关系，不是带来剩余价值的手段，它是为社会主义生产、为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服务的。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里的生产资料为工人阶级自己所掌握，因此它的性质也不是“资本”，而是“资金”。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消除旧概念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新情况之间这种不相适合的现象，而用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十六页）同样，在我们国营经济中也应当以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在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仍作为雇佣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基本上还是为了获得利润。因此这里还存在有剥削关系，这里的生产资料还是
“资本”。但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下，由于工人阶级已成为领导的阶级，由于强大的起决定作用的国营经济的存在，因此，“资本”的作用范围，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已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并且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资本”的活动在某种程度内还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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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副对联
沈石
一副对联，冠冕堂皇地张贴在广西省油脂公司龙胜县瓢里收购组的大门上。
上联是：及时掌握牌价，入情入理；
下联是：大力收购土产，不慌不忙。
油脂公司在瓢里设立收购小组，及时地收购当地僮、侗各族农民的桐油和茶油，以免他们遭受商贩过重的中间剥削，这本来是件好事情。
但是，收购组买农民的油时，每担总要抽出一碗去化验酸度，如果酸度不合标准就拒绝收买。该县四梅乡的农民梁庆胜挑五十斤茶油来卖，经化验后，说酸度到了十二度，他的油便卖不出去。在同一天，他的弟弟出售同样的油，酸度却只有七度。三界村的梁福材，要卖出六十斤茶油，收购组的人说：“酸度到了七十度，不能买。”后来梁福材将这六十斤油，托别人去卖。同样的油，只换了一个挑油的人，酸度却变成五度了。许多农民挑几十斤油，走几十里路，仅仅因为这样的“酸度”，经常徒劳往返。他们说：挑油到瓢里，卖不脱，伙食又花了，挑回去，吃又吃不完，拿去洗澡，又洗不得，只有倒在河里去喂鱼。瓢里收购组就是这样“入情入理”地收购农民的油的。
太阳升得好高了，收购组的大门还没打开，组里的人经常到附近的理发馆去下象棋，玩扑克，却让挑油来卖的人在门外久等。农民们说：过去贸易公司连干其他的买卖，一天收八千斤油。油脂收购组专门收油，一天收不到五千斤。收购组的人员办起事来就是这样“不慌不忙”的。
正当这些老爷们陶醉在他们的“不慌不忙”和
“入情入理”的时候，当地的农民看到了那副对联，一传十、十传百地把它改为：
一担油，抽十两，入情入理。
十点钟，才开门，不慌不忙。
这样的情形，并不限于广西省油脂公司的瓢里收购小组。在农村、在工厂、在机关中，只要深入地进行检查，不会没有类似这样“不慌不忙”的人，也不会没有类似这样“入情入理”的事。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六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六期已经出版。
本期为纪念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伟大胜利的十周年发表题为“斯大林格勒的不朽光荣”的社论，并刊载了若干庆祝这个节日的文章和报纸言论摘要。社论说：十年以前，光荣的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的转折点，为彻底战胜希特勒匪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英统治集团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时，拥有六百万人以上的军队和大量的武器与装备。尽管这样，他们却违背了在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庄严诺言。这个政策的根源是他们在战争中所抱的帝国主义目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削弱和枯竭苏联，破坏它的国际威望。但是，这种打算遭受了彻底的失败。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更加提高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威望。社论在谈到斯大林格勒胜利的国际意义时说：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被德国法西斯奴役的各国人民心中注入了解放的信念，鼓舞了他们的坚决勇敢的斗志。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的有力冲击下，欧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反对法西斯强盗政权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而且开始成为一个普遍的斗争。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也越来越明亮。社论最后强调说：美帝国主义者力图阻止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升和文化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他们派遣间谍、特务、破坏者、暗杀者到这些国家里去。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劳动人民必须更加警惕，防备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侵入。
本期刊载的其他重要文章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阿·契皮茨卡的“论人民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波立特的“伟大的斯大林思想的鼓舞作用”，危地马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盖拉·波吉斯的“危地马拉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成绩”。
契皮茨卡的文章指出：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契皮茨卡论述了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指使下的卖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特务、间谍阴谋瓦解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恢复资本主义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失败。契皮茨卡还论述了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培养新的劳动纪律。
契皮茨卡指出：苏联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里阶级斗争的过程充分证实了：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期间，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或者削弱，相反地，却是炽热起来了，越来越尖锐了。苏联的经验和帮助对于人民民主国家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具有难以估价的意义。他们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了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和取得胜利的方法。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使他们能够胜利地解决一切困难并克服一切障碍。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的话，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会像在十月革命以后一样组织联合的干涉，反对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依靠着苏联的强大力量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剧烈斗争中的一个决定因素。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要求共产党和工人党提高革命警惕性。麻痹大意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从胜利后的骄傲自满中产生的。契皮茨卡在谈到思想战线斗争时指出：我们必须加强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培养对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热爱和忠诚。契皮茨卡还指出：在培养新的劳动纪律中，党和国家要把说服人民作为自己的主要武器。必须保证使每个劳动人民确信没有自觉的纪律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波立特的文章以英国的具体事实证明了斯大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天才定义的正确性，并以英国和苏联的具体事实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对比。波立特还着重指出：我们英国必须从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得出的一个原则性的结论就是：需要加强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人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一定要更广泛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盖拉·波吉斯的文章介绍了危地马拉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成绩。这次大会批判了危地马拉劳动党内一部分党员对危地马拉当前革命的性质和革命领导权问题的错误看法。大会通过的政治路线和党纲对党提出了充分发展反封建、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任务。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