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计划，主题，作家
苏联 西蒙诺夫
编者按：西蒙诺夫同志去年写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苏联电影事业部在组织和领导编写电影剧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所提出来的批评和改进工作的建议。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可供我国电影工作者的参考。原文刊载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苏联“文学报”。
我想以一个参与电影事业工作的作家的资格，来谈一谈我们作家的、同时也是电影事业机构的工作做得不够好的原因，也谈一谈我对于今后我们将采取一些什么办法，才能使作家们为电影事业工作得比以前更好、更有成果的几点意见。也许，这些意见中，有些会引起争辩；但是为了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我们作家们早就该谈谈和辩论一下这些问题，据我看，这该是无可置疑的。
现有的一些主题计划，就使苏联电影得以顺利发展方面来看，是必需的。这就如同我国经济、文化以及艺术生活的任何一部门，根据那些深思熟虑的、现实的、高瞻远瞩的计划，便可以发展一样。
可是，拟定的那些主题计划——根据它们而预约电影剧本，并将拍制影片的那些主题计划的现行原则，是否是正确的呢？
这些原则，依我看，好几年来就已经证明是不正确的了。尽管今年的情况有了若干改进，关于计划的范围，也讨论得较以往为广泛了，但是那些原则，现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不正确的。
我们假定有这样一个文学杂志编辑部：它已把它的全年的主题计划拟妥，但是这个预定的主题计划，对那些可能作为该杂志基本撰稿人的作家们的兴趣和他们个人的实际计划，则不予以考虑。像这样的杂志，要想把优秀的文学力量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并能以有充分价值的稿件保证它的稿源而实现其预定计划，那就怕难以办到。而电影事业部在过去制订主题计划时所奉行的，恰恰就是这个原则。现在呢，也还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奉行着这一原则。当然，绝不能说一个杂志或是一个出版社的计划，跟一个电影制片厂的计划完全一样。但是建立创作计划的基础，是不分彼此同样需要的。这一点是应该记住的！
那种过于硬性和狭隘的、忽视作家们真正兴趣和偏爱的制作电影剧本主题计划的办法，常常会使作家们采取一种手艺匠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事业。这种情形，甚至那些是手艺匠、绝不是轻浮之流，并且从来不在他们的其他文学形式（如诗、剧本、中篇和长篇小说等）的作品中采取手艺匠态度的作家，有时也在所难免。
要是为这些事实寻找辩护的理由，那当然是错了，而把这些事实完全弄清楚则是必需的。
这些事实，乃是计划脱离了思想和创作工作，而成了机械的东西的可悲后果。
任何一个出版社、杂志和剧院，都应当有它一定的方针。当然，任何一个电影制片厂也应该这样。既然关心自己的名誉、坚持所预定的作品都要有真正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那它们便应当动员所有的力量来使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最重要、最重大和最珍贵的主题，在它们所出版的书籍里、杂志里、以及上演的剧本和影片里，都能占据主要的地位才是。只有去发掘那些重要的主题，才能把现代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提出，并深刻而严肃地表现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的形象。不过，即使把主题（那怕是最好的主题）也想好了，并把它列入了计划（那怕是最详尽的计划），也绝不能认为任务已经完成，远景就是光辉灿烂的了。
这样的计划，就其本质来说，还是缺乏创作气息的计划。
只有那些预先拟定的主题能够真正有把握找到它们的作者，保证它们将不是为一种手艺匠式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所完成，而是为一颗热烈的、关怀的、诚实的心所完成，那时计划才能算是真正的计划。而我们现有的那些电影剧本创作计划所时常缺少的，正是这个把握。
问题并不在于那些计划好了的电影剧本不曾为电影制片厂所预约，不曾为合同所保证。不是这样，那些电影剧本都已预约好了，并且，作家们也终于都被找到了。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丝毫也不意味着预先拟定的主题真会实现。
这有两个原因：其中之一，应当由作者们自己和整个苏联作家协会来负责。另一个原因，便是电影事业部和它的计划制度的过错了。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在作家中间还存在着对电影艺术的巨大影响力估价不足的思想。
幸而现时在我国作家中间，还用那种跟我们格格不相入的、有害的、庸俗的观点去看文学作品的人物已经几乎没有了，那种观点是产生于资产阶级的
“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因此它得出了这样一个公式：要紧的是把那本使自己感到兴趣的书写出来，关于这本书是否为人民所需要，那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一个苏维埃作家来说，他所要的恰恰就是人民的承认，而这种承认，首先又是取决于他任何一部作品的质量。因此一部作品的发行额，换句话说，也就是它在读者中间广泛流行的机会，对一个文学家来说，是有头等意义的。就表现一个作家的思想来说、就他能对广大听众作直接谈话这一方面来说，电影是享有最广泛的、真正的巨大可能性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作家对这一点都十分清楚。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把电影当作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去重视它。而苏联作家协会呢，对于阐明这个真理，对于使文学与电影事业之间树立起正常的相互关系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又是那样的不够。正因为是这样，就使某些平时很能认真而诚实地对待文学这一行业的作家，有时也不免要马马虎虎去对待他为电影事业所作的工作，不大负责地去写他兴趣不浓的电影剧本了。所以，当他们写这些电影剧本时，自然就不免要采取敷衍塞责和粗枝大叶的态度，不能把他全副的身心和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投进这一工作中去。
第一个原因，就是上面说的那样。第二个原因，便是根源于电影事业部和苏联作家协会对吸引作家参加电影事业工作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太不够了。有责任领导这一工作的人们，竟常常不了解作家工作的本质。
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永远有他自己最亲密、最珍爱的主题。它藏在他内心的深处，在他的各种能力、知识、以及生活经验范围之内只存在着这种主题。
把制订好了的计划摊在这样的艺术家的面前，进而从这个计划里挑出一个偶然的、对他是非常没有兴趣的主题，要他去写一个电影剧本，这简直是把正事拿来开玩笑。可是实际上就常常有这种事情。作家们为电影写作的兴趣，是经常被忽略的。
有时那些建议，居然也就为作家们接受下来。因此，那种你说我工作态度不严肃、我说你工作态度不严肃的议论，便常常可以听到了。既然了解到电影是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那就绝不可以再说什么：“我个人的创作计划，主要的还是写诗、剧本和小说；要是有人请我呢，也不妨双管齐下地再从‘他们’的电影主题计划中，挑选它一个。”
若是已理解了电影艺术有多么重要的人，毫无疑问，他也就会了解到，当他从事这一工作时，便应当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都贡献给它。不过，把创作电影剧本看作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任务这件事，应当是双方面的。它一定也要成为电影事业部的事情才行。
当然，并不是作家们自己提出一个主题，就永远都可以实现。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或是不同意这个主题，或是这个主题为了某些原因而不能列入制片厂的计划。不过，如果有一个作家跑来说，他想
（只是举例说）写一个关于“手艺工人”的电影剧本，那么，制片厂绝不应该这样回答他：
“根据主题计划，这样的电影剧本我们不需要。最好还是请您到集体农庄去看看，写一个关于集体农庄的电影剧本吧……”
一个态度严肃的作家，这时便会这样说：
“我很早就熟悉手艺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青年人们去谋取独立生活的主题，对我来说是珍贵而亲切的。如果愿意接受我的合作的话，就让我们来商讨商讨这个主题。这个跟我生活经验有密切关系的主题，我一定能写得很好，而别的主题，怕就没有把握了。没有把握的事，我可不愿干。你们向我提出的那个主题，当然是重要的，不过还是让那个深刻地熟悉并喜爱这一主题的作家去写吧。”
作家们跟电影事业的整个交谊，就往往限制在上述的那种片断的谈话中。
可是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像：在一场能为双方都感到兴趣的谈话里，实际上是可以使一个艺术家去尝试他原先所不曾想过的主题的。只要不用狭隘的事务主义作风去对待上面所说的那种任务，自己也有着真正关心创作的意图，便可以用这种意图让作家兴奋起来，把他作为一个预定要实现的理想的合作者，在他第一次迸发出跃跃欲试的兴趣之后，就赶快帮助他去认识现实的材料，帮助他不要吝惜时间、精力和耐心去研究这些材料。用这种态度去办事，便一定会得到预期的效果。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态度，对它是要付出不少力量和一部分精神的。当然，这比引用一个已确定了的计划中的某一行，简单地向作家说：“您所想出的那个主题对我们不适用，最好还是请您接受这一个吧……”较为复杂。
对这种建议采取妥协的态度和以作“零工”的眼光去对待电影事业，都要号召作家们予以积极的反对并起来作坚决的斗争。电影事业部的领导人，也一定要对那种表现在各电影制片厂跟电影剧作家间的相互关系上面的事务主义和官僚作风作斗争。
近来在我国时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电影剧本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但是把电影剧本当作一种合法的文学作品看待，一直还未能作到。在那些文学艺术杂志里，经常有长篇小说、诗以及短篇故事，但是我却不曾记得：什么时候曾登载过一个不是由于电影制片厂的合同，而是出于作家的自发性而创作的、并在后来能受到电影制片厂和编辑部注意的电影剧本。因此，常常使作者自己不能在他所写的电影剧本中感觉到这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上很完整的艺术作品，这是他心头上所珍视的工作。尤其糟糕的，也许这个电影剧本为了某些原因而不能拍制成影片。一个电影剧本的作者，往往在动笔之前，就预料到他还得作许多的修改，并在内心里也就容忍着这些。为了能让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尽管他内心不同意，也还是往往同意修改。这么一来，在修改之前，这个作品只能算是一个未加工的半完成品；而在修改之后呢，它又要使作者觉得这是别人的、不能为他所喜爱的东西了。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无论是半成品也好，或是它被涂上了一些非原则的、公式化的修改的墨迹也好，都是跟
“重要的文学”这一概念相距非常之远的。
然而，正就是那种显然还不够资格搬上银幕的初稿，却通常不知道为了什么竟被叫作是“电影文学剧本”。
不能在剧院上演的剧本——不是剧本。不能搬上银幕的电影剧本——也不是电影剧本。只有那种毫无疑问地可以拍制、上演、同时又是完美的文学作品，才是电影剧作家足以自豪的对象。这样的电影剧本，只有这样的电影剧本，才可以把它叫作电影的文学剧本，才是重要文学作品的实现。
有时也可以在一个电影剧本的作者失败之后，听到他为了自慰起见，说出这样的话：
“我的那个电影剧本，原来各方面都是很好的。有出色的对白，故事也展开得很有趣，富于曲折变化，并有美妙而细腻的心理分析。是后来导演把它给支解了，被他大刀阔斧地删砍掉了一半……”
这样的情形是有的。但是这些过错多半都不在导演身上。
如下的情形，倒应当更多些才是：一个电影剧作者看见影片已不是他所构思的那样了，就去反躬自省。原因是他原来的那个电影剧本不能搬上银幕，它比需要的尺数长了一倍，因此必需压缩。
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即那个预定将要拍成电影的作品，写得真是一个毫不含糊的电影剧本，比方说，作者能在这一电影剧本中坚持他每一意见和每一句对白，驳倒向他提出的修改意见，这时他才可以向导演提出他完全合法的要求。
要是不大量吸引后起的青年导演干部参加电影事业，那么，它未来的发展是不可能想像的。
想到自己为电影事业所作的工作时，电影剧作家也应当记住这一点。他应当向青年导演们表示欢迎，应当帮助他们能得到一些有充分价值的电影剧本，使苏联电影的新的力量，得以充分地用第一等的戏剧材料表现出他们的创作能力。
在戏剧创作中是有着悠久的、优秀的传统的：在写剧本时，就想到一定的剧院、固定的导演以及某些将在舞台上体现由他所构思的形象的演员。我以为，在写一个电影剧本时也有这种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能有大量的新的优秀的影片出现在银幕上，便必需要有大量的优秀的电影剧本才行。而为了能获得电影剧本的广大的来源，这就有待于电影事业部、苏联作家协会以及所有已经了解到电影是艺术家跟人民联系最有力的工具的文学工作者们，作共同一致的坚决的创造性（我是有意特别强调这个字的）的努力才行。
（蔡时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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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地质部干部学习悼念斯大林文件结束
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的全体干部已集中精力学完了悼念斯大林同志的文件。当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地质部的时候，曾引起了每个人极为沉重的悲痛。该部刘杰副部长抑止着悲痛的情感，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为了建设祖国，为了继承斯大林同志的事业继续前进。在党团小组举行的小型追悼会上几乎是每个同志都向斯大林同志宣誓，决心要为斯大林的事业奋斗到底。很多非党团员在各司的悼念会上也都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要用实际的行动，争取将来入党、入团。
这次学习，是大家自觉的要求。很多同志说：要继承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就必须更进一步理解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和斯大林同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光辉的一生。因此地质部这次的学习呈现了从来未有的学习热潮。如总务科，在过去很多人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对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存在着顾虑，但这次他们大家都下了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来进行学习，还推出了两个同志专门到新华书店去买书。有很多同志在学习后，还订出了今后的具体学习计划，如党委办公室的萧琪主任计划要在今年认真学习联共党史。
在学习中，地质部的总学委会曾组织了三次报告。刘杰副部长报告了斯大林同志在理论活动上和实际活动上的贡献；办公厅刘毅主任报告了怎样悼念斯大林同志；教育司秘书室主任高之秋同志报告了斯大林同志的生平。通过这三次报告后，使大家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斯大林同志的伟大。在学习讨论会上，大家都以无限感激的心情，称颂斯大林同志毕生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贡献出的伟大功勋，并检讨了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想法，和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一些不必要的顾虑。通过这次学习后，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了苏联；进一步认识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其力量是无敌的。
在这次学习中，也使大家明确了为什么要向苏联学习，加强了大家学习苏联的热情。如地质矿产司有些同志决心学好俄文，就自动地组织了起来。他们说：学了俄文，就可更好地学习苏联，以实现斯大林同志对中国的希望，使中国像苏联一样，更快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月二十五日，地质部同志对悼念斯大林同志文件的学习已经结束，已转入了“实践论”的学习。 （王作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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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区贯彻婚姻法重点试办工作的经验
西北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西北区决定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地区，都先后进行了重点试办工作。根据十四个试办乡的总结报告和陕西、西安市汇报中的部分材料，在婚姻法颁布以后，婚姻制度在各地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包办、买卖、早婚的现象仍很普遍，打骂虐待妇女的风气也很严重；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贯彻婚姻法有不少疑虑；有过干涉婚姻自由或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干部，害怕受处分，不敢和工作组接近；一般是不敢向群众宣传婚姻法。群众普遍认为工作组是“离婚队”，“是来整婆婆和男人的”，因而竭力阻止媳妇、女儿参加会议或接近工作组。有包办、买卖、早婚或打骂妇女行为的更是恐慌，害怕离婚、解约、分居、退采礼，害怕法办；老实人怕不准买卖婚姻后找不到老婆；只有光棍汉和想离婚的人很高兴，想让工作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运动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训练干部，交代政策，摸清情况，解除顾虑，安定人心。工作组下乡后，首先向乡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反复向群众说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家庭民主和睦，团结生产。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与训练基层干部及宣传员、积极分子的工作上，根据有关法令、指示的精神，组织大家深入学习讨论，弄清政策，摸清当地情况，然后组织有力的宣传队伍，作为开展运动的骨干。在适当时间，召开一次乡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全乡开展运动的计划。
第二阶段：深入宣传，组织群众学习讨论，全面发动群众。城市一般以街道或户口段、乡村以自然村或居民小组、生产互助组为单位，召集群众便于参加的会议，由工作组干部或经过训练的乡村干部、宣传员作报告，然后组织群众讨论。报告会最好男女老少一齐召集（但不强迫群众参加），以利于全面交代政策。组织讨论时，可按照群众生活、生产习惯和觉悟程度，分别召开一些老汉、婆婆、青年男、女等小型座谈会，针对各种类型的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有重点地启发大家反复讨论，通过群众的互相帮助，解开“疙瘩”。同时也应结合进行一些个别访问。
宣传展开之后，群众中必然有很多人提出要求或申诉，其中部分涉及法律的案件，应交法院办理。但关于婚姻问题引起的虐待、虐杀或可能发生自杀、被杀的刑事案件，应主动检查，并协同司法部门处理。一般的婚姻问题或家庭纠纷，通过调解教育，适当地加以解决处理。
第三阶段是运动的建设阶段。主要工作是表扬模范夫妻和模范家庭，在群众自愿的条件下订立家庭团结生产公约，总结经验并布置今后工作。订立家庭公约应结合爱国生产计划来订立，严格防止干部包办代替和形式主义的偏向。除有突出问题的家庭，可单独订立公约外，一般可以居民小组或生产互助组为单位订立。表扬模范，应该以民主和睦、生产积极、政治进步为条件；婚姻自主的幸福家庭更是今后群众努力的方向，应特别加以表扬。表扬时要广泛吸收群众意见，但不要用户比户、人比人的方法进行，免得影响群众团结。
最后要很好地帮助乡总结经验：订出今后全乡贯彻婚姻法的计划，在扩大的乡人民代表会议或群众大会上通过，把贯彻婚姻法转为经常工作。
以上三个阶段必须密切结合，不能机械分开。
怎样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呢？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地正确地讲清婚姻法精神，消除干部和群众中对婚姻法的片面了解和错误看法，划清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之上，改善现有的家庭关系，增进人民内部团结，制止虐杀、伤害妇女的犯法行为，给今后进一步贯彻婚姻法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必须按照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结合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行宣传。机械地搬弄条文是不对的，片面地宣传某一章、某一条的内容或强调某一方面的道理也是错误的、危险的。有些地方对婆婆专讲“尊婆”不讲“爱媳”，对媳妇专讲“爱媳”不讲“尊婆”，这样反会引起家庭成员间的互相猜疑，应该纠正；解释保护非婚生子女时，应该同时教育群众自动纠正某些性乱行为；宣传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时，应该同时教育群众不要轻率结婚，轻率离婚，嫌贫爱富。宣传时要用新旧对比的方法，结合当地群众所熟习的事例，特别是模范夫妻、和睦家庭等有积极意义的事例来说明婚姻法的好处；讲坏的事例时，应尽量避免牵涉到当时当地的具体人物。在表扬模范，订立公约时，要给群众指出今后如何改善家庭关系的具体道路，为今后群众自觉地贯彻婚姻法打下基础。
要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和力量，采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一切方式进行宣传，但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去进行，防止放任自流。
正确妥善地处理群众中的问题，对提高群众认识的关系很大。应该首先有重点、有准备地妥善解决几件群众要求帮助解决的纠纷，使群众认识提高，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调解工作应该通过群众或农村中的调解小组和先进分子进行，调解时必须注意提高当事人的认识，由他们自己提出解决意见，干部居中调处。必须耐心说明，重要的是今后团结，老旧账能够不翻的就不要翻。
处理群众中的问题，必须分别问题的性质，划清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界限。一方面，对于极少数严重犯法的刑事案件，如杀害人命、伤害人身的案件，应主动调查了解，提出意见，交法院依法审判，予罪犯以应得的法律制裁，以制止此种犯罪行为的继续发生。群众提出申诉或告发时，更应及时送交法院查明办理，不要拖延。对于这种案件，采取不告不理，见危不救，死了不问的态度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夫妻婆媳不和，以及离婚、解约、财产纠纷、早婚、重婚、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普通民事问题，只有在当事人提出要求或申诉时，工作组才帮助解决；当事人不提出，我们就不应该主动地多事地去检查和处理，否则会引起群众不满。
有关领导的几个问题：
（一）切实检查各级领导力量和干部条件，各级领导必须有能力较强的专人负责此一工作，每一个乡必须有能够掌握政策的一两个骨干干部。问题较多、力量较弱的地方，一定要加配得力干部。准备不够的地区，宁可推迟一步。
（二）继续检查并澄清干部中某些不健康的情绪和不正确的看法。如认为“不斗争就没意思”，希望“下去首先抓住一些严重犯法事件来轰开局面”等急躁情绪，以及对运动的政策和目的认识模糊，不敢积极负责的束手束脚现象，都应及早加以克服和纠正。
（三）在运动开始或将要开始的地区，干部和群众中一般会引起相当的波动，还会有坏分子从中造谣挑拨，必须运用一切宣传力量，在发生波动的地区，迅速进行正确的宣传解释，消除群众顾虑，把群众情绪安定下来。对于派下去的干部如有因学习不好，不明政策，因而宣传错误、造成不良影响的，要及时调回，继续教育后再派往其他地区参加这一工作，不要任其自流。
（四）春耕已经开始，各地必须以春耕为中心，帮助下边干部妥善安排工作，把贯彻婚姻法运动和春季生产工作密切结合起来，绝不许耽误或妨碍群众生产。有灾荒的地区，不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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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蓬溪县红旗乡结合整顿互助组工作宣传婚姻法
四川省蓬溪县红旗乡在今年二月间整顿互助组时，结合宣传婚姻法，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提高了群众（特别是妇女）的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互助组中的各种问题也顺利得到解决。
红旗乡整顿互助组的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了解互助组中所存在的问题，群众对贯彻婚姻法的顾虑，及宣传互助组三大原则和婚姻法。第二步是召开乡的互助组代表会，在会上介绍经验，进行重点帮助，同时，并调处群众要求调解的婚姻问题。第三步召开乡人民代表会（互助组长全部参加），总结整顿互助组情况，通过订爱国增产计划，掀起村、组、户之间的增产竞赛。会上，同时表扬模范家庭、模范夫妇、模范公婆，号召群众向他们学习。
工作组初到该乡时，发现该乡互助组中普遍存在不民主、不等价、耕牛饲养纠纷、农具无偿使用、男女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及违反婚姻法如打骂妇女、干涉婚姻自由、阻止妇女参加会议等现象。这些，都限制了部分男女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影响了生产。整顿互助组开始时，部分干部和互助组组员情绪不高，开会也不发言。特别是打过老婆或干涉过别人婚姻自由的人，听说三月份要展开贯彻婚姻法运动，怕挨斗争，都非常不安。
针对这些情况，工作组首先依照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公布的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和互助组的三大原则，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使政策与群众见面，以解除群众顾虑。同时从检查互助组的生产入手，总结成绩，肯定去年增产中的成绩、经验，民主订定了增产计划。接着检查组内存在的问题，启发组员寻找原因，使他们自觉认识到贯彻自愿互利等原则对巩固提高互助组的重要性，与搞好家庭关系是完成增产计划的前提，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压迫、虐待妇女对生产的影响。这样，男女组员便能自觉地、积极地揭露组内存在的问题，检讨缺点，发扬民主，合理解决存在的问题。如互助组组员钟平安（村武装队长）过去经常虐待妻子，他的妻子受气不过，因而生产消极，没参加互助组劳动；经过宣传教育后，钟平安认识了自己的不是，自动提出保证搞好家庭关系，妻子非常喜欢，也参加了互助组，并积极地揭露与解决了互助组内存在的问题。
在解决互助组内问题的同时，采取“两头下手”的办法，使婚姻法的宣传通过群众中实际问题的解决而具体化。即一面找出组内及组外和睦团结搞好生产的模范夫妇、模范公婆，表扬他们的生产成绩与介绍他们的增产计划，号召群众向他们看齐；一方面启发教育一些家庭不和、妨碍生产的人，对要求调解者即进行调解，使成为和睦团结、民主幸福的新家庭，订出家庭增产计划。这样一来，整顿互助组的工作开展极为迅速，而且给互助组增产计划的全部实现，提供了有力保证。
经过了八天的工作，全乡百分之八十的男女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婚姻法的宣传教育，表扬了模范夫妇和模范家庭，群众生产热情普遍提高了。互助组内民主空气增加了，过去组长专断、包办的，现在组员都开了腔，并订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在等价问题上，也改进了原来不合理的评分方法，确定了农忙工价等于市价的原则。一般都贯彻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其他耕牛农具问题也都得到合理解决。全乡普遍订出了一九五三年的爱国增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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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纠正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束手束脚现象
武汉市最近召开的各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纠正了该市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束手束脚的现象。为今后运动的健康发展扫除障碍。
武汉市在贯彻婚姻法运动前一阶段中，由于有的干部对运动的性质、任务、目的认识不清楚，群众思想混乱，因此当时曾强调开展运动必须十分谨慎和稳健，并对具体作法作了一些必要的规定。但在该市的重点试验工作已经结束，干部训练已经完毕，开展运动的步骤和作法也已经取得一定经验的时候，仍旧不敢积极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干部怕负责任，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束手束脚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很多报告员在报告时，仅仅照着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发布的宣传提纲解释一下，不敢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思想，因此群众对报告不感兴趣，起的作用不大。二、不敢大胆运用基层干部，结果这些干部虽然经过训练，但却没有担负起向群众宣传的工作，郊区有些基层干部甚至连动员群众开会也不敢，怕犯“强迫群众到会”的错误。三、基层干部对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上所规定“对一般人民群众应以进行婚姻法宣传为限”的精神体会不够，又怕群众提出具体问题后，不能解答和解决，因此不敢组织群众座谈和讨论。
会议对上述现象作了批判，指出这种现象如不纠正，将有使运动轻轻滑过的危险。会议要求各区必须有计划有步骤而又积极地开展运动。报告员报告时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联系实际，从群众最易接受的方面着手，宣传婚姻法。对受过训练的基层干部，必须充分运用，督促他们在报告员报告后，积极地组织群众座谈和反复讨论，并主动地引导群众分析自己的思想认识，及时掌握群众所提出来的问题，自己能够作正确解答的就及时解答，自己解答不了的，集中向区或市一级的领导机关请示后，再向群众解答。会议同时强调在运动全面展开后，必须加强领导，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密切上下联系，以保证运动健康地顺利地进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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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蔚县组织农村小学教师业余学习的良好办法
河北省蔚县运用业余学习班、流动图书室、业务通讯网以及函授学习等方法，把全县小学教师组织起来学习，这一经验为农村小学教师解决业余学习问题提供了初步的良好办法。
蔚县人民政府为了提高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和教学业务水平，从一九五○年起，以该县三区为重点，试用业务通讯网、业余学习班和流动图书室等三种学习形式，将该区各村小学教员组织起来学习。在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和教育工会共同组成的县区学习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以该县师范为重点学习总站，以区完全小学为学习分站。区以下以各村中心小学为基点站，各站都有专人负责检查和督促。由各站成立的业务通讯网、业余学习班和流动图书室，把全县分散的小学教员组织到一个共同的学习组织里学习。如该县三区代王城完全小学分站，下面共划分成六个中心学区，每一学区成立一个业余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五十三名教员，就分别参加到附近业余学习班学习。业余学习班是根据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的语文和算术为主要教材，本着教师教什么学什么、学一科精一科的精神，由教员选一科或两科学习。业余学习班都有点名、请假、转学等制度，又有会议、检讨和检查作业等民主生活。教师们除每星期日集中到业余学习班学习半天外，每人每日还自修一小时。该站的流动图书室共有九百多本书。这些图书分成六部分，分配到各个业余学习班，供教员轮流交换借阅。教师在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学习小组不能解答时，用便人捎信和邮寄的方式，经过业务通讯网，逐级提往分站、总站。三年来三区小学教师共提出了四百二十个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这种业余进修的方法，在三区取得成绩后，蔚县就将这一学习经验推广到全县各村。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函授师范学校又在该县业余学习班的基础上，进行了函授学习的实验，使上述三种学习形式又逐渐和函授学习结合起来。组织起来学习的教师，不但克服了过去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和学习自流的现象，而且教员们在组织起来的学习过程中，还逐渐养成了自学和集体学习相结合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并增强了教学信心。许多教师经过系统的语文和算术的学习以后，文化和业务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三年来仅三区的小学教师在学习以后，被提升为小学校长、教导主任、由初级班教师提升为高级班教师和其他文教工作干部的就有五十七人，占该区解放初期原有教员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全县教员参加学习的，最初只有五十三人，现在已有七百五十多人。教员吕雄过去因不懂教学法，学生听课没有兴趣。自从他学习了组织教学的方法以后，教学成绩很好，已被评为全区学习模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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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是教师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较好组织形式
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学校工作委员会为巩固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成果，迅速提高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在去年十月间建立了哈尔滨市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开办这种业余的政治学校，是对教师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较好的组织形式之一。
参加哈尔滨市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学习的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铁道学院、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以及松江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教职员等共一千零八十人。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郑依平担任该校校长，下设学校委员会（吸收各院校负责人、教师各一人参加），负责学校的具体工作。
该校首先以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为学习材料；要求通过这一学习达到树立初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学习共分为两班，班下又按各院校参加学习的教师所属系、科编成学习小组
（每组十人左右）。讲师则分别聘请各院校的负责人或政治教育研究室的负责人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教育处的负责人等担任。
参加学习的教职员，在学习中表现了极为高涨的学习情绪，不管天怎样冷，路怎样远，都按时到指定地点去听课。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很多教师都感到眼界扩大了，对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劳动创造世界，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是错误的思想意识等基本观念都从理论上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东北农学院兽医系的某些教师感到“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对业务有很大的帮助，对达尔文主义、巴甫洛夫学说等的理解更深入了一步。有些教师在学习后，工作责任感加强了，学习苏联的积极性提高了，对国家建设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也比过去更加关心了。
哈尔滨市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所以能够有初步的收获，首先是由于大部分教师在思想改造运动后，政治觉悟有了提高，产生了自觉的学习要求。东北农学院的许多教师学习小组都订立了学习公约，保证搞好学习。其次，是由于各校领导人对教师政治学习都很重视，各院校负责人大多亲自担任讲师。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铁道学院的政治教员都深入各学习小组帮助教师进行学习，帮助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东北农学院政治教育研究室主任邹宝骧在每次讨论会前，都争取时间召开学习小组长会议，对他们做具体细致的学习指导：交代学习要点、中心目的和讨论中应注意的问题。讲师们也都认真备课，联系实际讲解。
哈尔滨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的经验证明，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后，及时地组织教师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巩固和扩大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成果的重要一环；而开办正规的业余政治学校，则是进行这种教育的较好的组织形式。这是因为：一、业余政治学校的讲师质量高、力量集中，容易把学习坚持下来；二、高等学校教师工作任务重，理论基础差，平时又很少有时间学习，组织起来后，可帮助他们养成学习习惯，使他们的业余自修不至于流于形式；三、统一集中的学习便于领导、检查，便于掌握学习进度，可以逐步展开有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