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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工业会议
强调贯彻中央重点建设方针，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在力量
中共中央华东局于一月二十九日到二月十一日召开了华东工业会议，着重讨论了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的华东区工业生产方针问题，批判了在过去三年多来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中存在着的百废俱兴、盲目冒进、贪多喜大以及只从局部出发的地方主义与本位主义思想。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作了关于一九五三年华东区工业生产工作问题的报告。他说：三年多来，华东全区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如前华东工业部所属上海、南京两地的厂矿，一九五二年生产总值为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倍。全华东区工业的比重在全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已达百分之四十八左右（其中机制工业约占百分之八十，工场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约占百分之二十）。但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不少地区和部门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往往不从全面考虑，不分轻重缓急，不着重发掘现有厂矿的生产潜力，只热中于扩建和新建一些轻工业工厂，或者不根据整个市场需要而任意增加生产，这样不仅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势将妨碍国家重要建设的进行。为了贯彻中央重点建设的方针，他指出：华东地区在今后相当长远的时期中，均不是国家建设的重点，而原有的机器制造工业与轻工业基础又较好，因此，我们今后在工业生产上，除了坚决保证中央所规定的重点扩建与新建任务的完成外，应着重利用现有企业的基础和设备，充分发挥其潜在力量，为国家积累资金和培养大批的技术人材和管理人材，以支援在全国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建设。
谭震林同志接着指出：除了坚决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外，在一九五三年必须抓紧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要求所有工矿企业负责干部必须树立“国家计划就是法律”的观念，要知道每一个厂矿、每一个产品能否按照计划完成，对于全国经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都有重大影响，为了保证今年生产计划的完成，必须充分发挥潜在能力与群众的创造力量，反对把计划压低的保守思想，使计划真正起指导与组织生产的作用。而在计划制订之后，就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为完成和超过计划而努力，切实地建立群众性的讨论和检查计划的制度，保证全面完成生产任务。
对于加强基本建设领导问题，谭震林同志指出：要求各省、市党委必须立即将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特别是省、市委书记更应亲自掌握，以便积累这一方面的经验。凡是基本建设的重点部门和厂矿，应明确以基本建设为首要工作，其他基本建设任务较轻的单位亦应掌握生产与基本建设并重的方针，坚决纠正任何形式的放松基本建设领导的思想与作法。为了有效地保证今年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除了应立即抽调大批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建立与加强各级建筑工程局、建筑公司、工地管理机构，和认真核定基本建设计划项目外，在今年第一季度应着重抓住勘察设计、组织施工力量和积极进行工程材料的准备与运输等三个环节。
会议根据谭震林同志报告的精神，讨论了华东地区如何坚决贯彻中央重点建设的方针问题。到会的不少省、市的工业部门负责人检讨了过去盲目发展工业的情况：有的是从解决地方财政和机关福利出发而办的，有的是各专业公司系统根据局部和临时需要或单纯以赚钱为目的而办的，有的从单纯救济观点或应付临时任务而办的，有的则是为了在领导机关所在地建设“工业化”城市而办的。这种盲目发展的结果，造成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严重地妨害了国家的重点建设。经过这一检查，与会代表一致批判了这种只从局部出发的地方主义与本位主义思想；开始认识了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但同时指出，在明确重点建设方针后，必须防止忽视发挥地方和各种经济的积极性的偏向。
会议也讨论了厂矿的生产改革问题，交流与总结了各地区间的经验。并研究了提高企业的领导水平与加强企业中的政治工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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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学习苏联的设计思想
鞍钢设计处总工程师 李松堂
参加了由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鞍钢大型轧钢和无缝钢管两项工程的实际工作，使我深切地认识到了苏联设计的优越性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技术观点。
一九五零年，苏联专家到鞍钢搜集原始资料，当时我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技术思想，对苏联专家搜集原始资料的一切要求，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抗拒情绪。我当时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设计公司或厂商承包一项工程时，可包办一切而毋须主顾问事。今天苏联专家到鞍钢来，事情还未办，就先要这样、要那样，实在太麻烦。现在我才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设计与资本主义的设计所需要的原始资料究竟有什么不同。下面就是一个实例：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向德国某公司订建一个不大的钢铁厂，当时承包人对于厂地建筑的原始资料只要求有一块方形平地。这对订货人来说，倒的确省事，既不要土壤分析、水文、地质钻探资料，也不要地面建筑物及地形资料，甚至连比较详细的地图都不要。但是一个钢铁厂所需要的这样大的方形平地，不要说在山岳或丘陵地带不可能找到，就是在平原地带也是不容易找到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破坏一些林木农田和已有的建筑物，并需大量地挖填土石方。而现在苏联专家向我们要的原始资料是非常多的，包括土壤分析、水文调查、地质钻探等资料及地面建筑物、地形图和详细的平面图等；如果是改建的厂，则要求的更多。这对订货人来说，好像很麻烦，而实际上如根据以上的原始资料设计，可以选择适当的建筑用地和正确的土壤耐压力，因而将大量减少土石方的挖填量，节省设备基础与建筑物基础的钢筋混凝土用量，并可以有效地利用原有的建筑物和保留不易成长的林木，给新建的工厂造成优良的绿化环境。这样岂不是比先将地面原有的林木与建筑物全部去掉，造成一块平地后，再重新挖填土石方和加深基础，以补救因无原始资料所造成的缺点要来得更合理些。但当时我却强调生产工作忙，而将搜集原始资料的重要工作交给见习技术员去做，自己也不检查。有一件特别突出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大型轧钢厂原有一个烟囱，苏联专家在设计时很想利用，但由于供给的资料不正确，所以在技术设计书内不得不载明因烟囱过小必须改建。后来，苏联专家又重新实地测量，证明烟囱的直径和高度与设计所需要的完全符合，就因为我们搜集资料时没有测量准确，险些将这个完全合乎需要的烟囱拆掉了。
一九五一年，大批苏联专家到达鞍山，准备进行初步设计的审核工作。当我听了苏联专家报告的初步设计的内容以后，资本主义盲目生产的印象立即在我脑子里浮现出来，很自然地就对该项设计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整个设计中没有全面性的成品仓库；二、金属热加工厂的扩充部分只有一个生产系统，因而不能尽量利用原有的设备。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从社会制度上来分析，就不难理解苏联的设计为什么和我所想的一套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特点，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计划性的生产，是为需要而生产，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进行盲目的商品生产，因而成品不会积压，当然也就不需要有庞大的成品仓库。至于金属热加工厂的扩充部分，为什么苏联设计采用一个生产系统呢？只要从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加以分析，也是不难理解的：在进行计划性生产的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动手设计一个工厂之前，就已经制订了生产的品种计划，不同的成品分别由不同的设备来生产，不必使一种设备具有多种性能。这样可以提高设备运用率，简化生产系统，减少管理费用与降低生产成本。相反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每种设备最好都能进行多样性的生产，而不能使设备的性能单一化。不难看出，我之所以主张采用两个生产系统而不赞成一个生产系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设计思想上的反映。
苏联设计的另一个特点，表现在尽力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福利设施，特别表现在大量机械化及采用完善的暖气通风设备上。例如在大型轧钢厂，自加热、轧制、锯断、打印、冷却、矫正、精整一直到出厂的全部工序，操作的工人只须站在几十个操纵台上，按动电扭或扳动压缩空气及水压系统的开关，钢件即按着规定的工序自动向前进行。如打印工作，采用自动打印后，不仅节省体力劳动，并且由于可以将冶炼炉号正确地用钢字打在轧好的成品上，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发生故障时，均可查出该项钢材的生产厂名及冶炼炉号，以便明确责任、改进工作。又如钢轨自动淬火，使成为品质优良，延长了钢轨及车辆的寿命，还可以减轻车辆在每经过两根钢轨接头时所发出的咯答咯答的声音。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也局部采用机械化，但那完全是为了减少工资的支出，以追求更高的利润。如资本家认为用人工代替机械更有利可图时，就绝不会采用机械化的设备。同时工人怕失业，也不愿使用新式机器。所以机械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至于暖气通风设备方面，其主要作用是给工人与机器造成适当的工作条件。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机器，有时还会采用一些；而对于保护人身，如果违反了追求利润的原则，那是绝不会使用的。但在鞍钢两大工程的设计中，暖气通风的设备大量被采用，仅两个工程冬季用于取暖的蒸汽，每小时就约消耗十六吨。这些蒸汽是自高压蒸汽透平发电机抽出来的低压蒸汽，并不需要专设锅炉。夏季用以降低空气温度的总耗水量，每小时将近千吨，而这项冷却用水，使用后即转用于生产，并不会造成浪费。
此外，在施工设计方面，如要求极为严格的中心线、基础的一次浇灌，以及各种加工厂的设立等，对于加快基本建设的速度，做到“好”、“快”、“省”，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但开始实行这些先进的施工方法时，我却存在着各种抗拒思想。例如对混凝土一次浇灌问题，我曾经受着腐朽的技术思想的支配，代表技术人员与专家商议是否能改为两次或三次浇灌。这个意见专家也答应了，并挑选出比较宜于多次浇灌的基础试作；但试验的结果，这样做太慢，于是大家又都觉得还是一次浇灌好。这说明了来自旧社会的技术人员的思想转变是如何的困难，也说明了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是如何的重要。
现在我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要想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无条件地贯彻苏联专家的建议与真诚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因为苏联的先进经验，总结了一切科学的最新成就，并有三十多年建设的丰富经验，同时，只有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优越条件下，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够得到高度的发展。所以在苏联就能不断地出现远较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先进的经验。肯定地说，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要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的。只有虚心、认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才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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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轻工业部审编今年生产计划
贯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
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在审编一九五三年生产计划中，贯彻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
在编制计划过程中，该部所属部分工厂的领导干部暴露出了各种保守思想。有的认为“要提高产品质量，便不能降低成本”，采取了增加生产成本的办法来提高产品质量。如东北橡胶二厂为扭转一九五二年产品质量低劣的情况，竟过分地提高了原材料的等级和消耗定额。有些轮胎内胎，用二号生胶质量就可以合格，但该厂却要用一号生胶。根据中央轻工业部轮胎规格小组在上海试制的结果，轮胎外胎只要用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硬炭黑就可以达到局定标准，但他们却要用百分之百的硬炭黑。橡胶工业管理局部分高级技术人员也为这落后的定额辩护说：“试制的标准不可靠。”“这样的标准是国家在过穷日子时的打算。”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编制计划，仅硬炭黑一项就要提高成本很多。保守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墨守陈规，不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苏联专家早就向我们建议：34×7轮胎帘布可以由十二层改为十层。就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这是可以办到的。青岛橡胶一厂去年十一月试制结果，证明执行这个先进经验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可以提高轮胎质量。但是东北橡胶一厂在订一九五三年计划时，却仍按十二层的标准制订。这种保守思想还表现为一味强调困难和对职工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如东北各造纸厂过去用硫化铁代替硫磺，曾获很大成绩，但在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时，看到硫化铁供应有些困难，就想把部分硫化铁改为用硫磺。实际上硫化铁供应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再如一九五三年橡胶工业的生产任务基本上没有增加，但各橡胶厂却提出要增加职工百分之二十八点八。
轻工业部在审编计划中，批判了上述种种错误思想，坚持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各造纸厂的成本计划经过审编后，仅将化学木浆配比成份作合理调整，硫磺改用硫化铁等，就可为国家节约资金几百亿元。橡胶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编订的成本计划，原来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点一八，经过核算，在橡胶原材料质量和消耗定额较去年适当提高的情况下，计划成本仍较去年为低，有些企业的成本计划竟较去年降低了百分之十左右。
通过此次审编计划，同时暴露了轻工业部所属各厂经营管理上的许多缺点：一、定额管理很差，缺乏正确的纪录。如东北造纸一、二厂的造纸木浆原木消耗定额，是凭买进的木材尺寸多少推算的。过去林业部门检尺的方法较宽，原木消耗定额就低；今年林业部门检尺方法严格些，消耗定额就提高了。其他地区的轻工业工厂，根本没有定额；编制计划时，是临时凭经验估计的。二、成本计算很混乱。许昌复烤厂和北京度量衡厂连一九五二年的单位成本都算不出来。有不少厂的生产费预算表和生产成本计划是乱凑的，矛盾百出。三、大部分工厂没有质量标准，也没有严格的切实可行的技术操作规程和技术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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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兰新铁路黄河大桥便桥工程按时完工
参加修桥的工人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兰新铁路兰州至嘉峪关段重点工程之一——黄河大桥便桥已在三月三日完工。经过试车，证明便桥的质量良好。这座桥梁在去年十一月上旬开工，今年一月上旬把桥墩修好，二月十二日开始架桥梁。经全体架桥职工努力，很快就把桥梁架好了。黄河大桥便桥能否按时完成，是今年黄河以西施工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现在便桥修好，修筑黄河以西工程所需要的工具和材料，就可以经过便桥西运，大大便利了工程的进行。（新华社）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第三工程队工人在修建兰新铁路黄河大桥便桥工程中，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在零下十度到二十度的严寒天气里，从未间断工作。他们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二十余件。这些合理化建议，不但为国家节省了大批建设资金，而且使工期大大缩短。起重工人田树林、李步山等七人在河上架钢丝绳时，因翻了船，被水冲了一公里多远，被当地群众救出来后，他们上岸换了衣服又立刻参加工作，终于架好了钢丝绳。往黄河里下沉箱时，因沉箱太重（一百二十吨），很难拖下水，木工建议在河边做沉箱，起重工建议分段下，工人徐家富建议就地铺钢轨，把沉箱放在钢轨上，然后用绞车绞。这些合理化建议，使下沉箱工作顺利完成。打桩工作采用了工人陈忠的合理化建议，把打桩人员分为吊桩、打桩、拉钢丝绳、移动桩架等。打第一根桩时第二根的工作就进行布置，因此，原来四小时只能打一根桩，采用这个办法后八小时就能打十根桩。潜水工人在零下十度的风雪天，不论日夜照常下水，每次从水里上来，钢帽子里积满了冰渣，手套变了冰块，也从不畏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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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湖北省委彻查秭归县饿死灾民事件
湖北省秭归县杨林桥区副区长刘金波生活腐化堕落，漠视人民疾苦，在一九五一年春该区发生多年未有的灾荒期间，违法失职，不领导灾民生产渡荒，不认真发放救济粮款，见死不救，因而先后有一百六十六个灾民因饿病而致死。
秭归县是湖北省西部的大山区，土地贫瘠，加上国民党匪帮长期的残酷剥削，群众生活非常困苦，抗灾能力十分薄弱。一九五○年春，该县杨林桥区降雨过多，又遭到早霜、早雪等灾害，高山上的庄稼受到致命的摧残，好地仅收三成，薄地则只有一、二成。从那年的八月起，便有人吃观音土。到了一九五一年春天，群众又普遍吃野草度日。一九五○年冬，中共宜昌地委曾经指示各县：灾区应以救灾、领导生产为中心，结合进行减租反霸运动。但中共秭归县委和秭归县人民政府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不深入下层了解灾荒情况，错误地把中心工作放在反霸和减租运动上。对杨林桥区这样的重灾区，该县党政领导机关不仅缺乏具体深入的领导，而且派了一个品质恶劣、不关心群众死活的刘金波去当副区长（该区当时没有中共区委书记，也没有区长，仅由刘金波一人掌握全区）。刘金波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生活腐化堕落。一九五○年他在仓东小区工作时，贪污村中粮票二百三十九斤，买猪子五口，羊八只。一九五一年一月他被调到杨林桥区任副区长时，正值春荒严重，他不积极领导群众生产渡荒，反而自己喂猪七口，并用欺骗方法“收回”佃农的六石田，让农民替他代耕。在灾民吃观音土和野草的时候，他却经常吃腊肉和鸡子。他不深入群众了解灾情，也没有设法领导和组织群众生产渡荒，而是任其自然发展。甚至在灾民向他提出请求时，他仍置之不理。例如三台乡刘宗金家饿死了三个小孩，香果乡饿死了一个农民，有人到区向刘金波报告，请求政府救济，他竟无动于中地向村里推，并且不向县上报告。秭归县人民政府发给该区贷粮一万五千斤、救济粮六万三千斤，并拿出二亿三千多万元，在该区收购木料，以支持灾民生产自救。这笔粮款如能有效使用，也可以解决部分灾民的困难。可是刘金波怕麻烦，把贷粮和救济粮平均发放了。对于收购木料的工作，也未很好掌握，结果是抗灾能力较强的中农得的多，贫农得的少。当时该区部分乡还存有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时的斗争果实，其中仅三台、龙风、板桥和龙井四个乡就积压着粮食七千四百九十二斤，还有金银、家具和耕牛等物，但区里并未及时指示各乡把这批粮食迅速分发给灾民。结果有些乡饿死了人，而农会存的粮食却已霉烂。刘金波到板桥乡检查工作时，还和农会主席蔡国发大吃大喝，浪费群众的斗争果实中的大米。该乡副乡长向他反映：“下面没吃的，饿死了人，农会存着果实粮大米三千斤不发”他也置之不理。特别可恶的，是刘金波竟毫无阶级同情心，把饥寒交迫的灾民当作“懒汉”、“小偷”，粗暴地实行打击。他曾经把该区区干部张晋林在板桥乡召开“懒汉”会、批评斗争“懒汉”的“经验”加以推广，并在板桥小区群众大会上说：“懒汉二流子不生产，饿死了没人负责。”这就助长了某些区乡干部违法乱纪，捆吊灾民。板桥乡民兵队长林兆祥视灾民为“小偷”，曾吊打群众二十多人，打伤四人，打死三人。刘金波对于这样严重的违法事件，既不及时制止和处理，也不向上级报告。
在刘金波的恶劣思想作风影响之下，该区多数区干部也同样不关心群众的死活，并有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该区区干部张晋林（女）在板桥乡工作时，用群众的斗争果实，和农会主席大吃大喝。灾民找她想办法，她反骂灾民是“懒汉”，并召开“懒汉”会，给灾民挂上作为“懒汉”标志的红黑条。她平日不下组，不去了解情况，结果该乡饿死了三十二个人，而农会却还积压着斗争果实粮三千斤。该区生产助理员吴学品，除同样不及时处理斗争果实、并平均发放贷粮和救济粮外，当灾民问他渡荒办法时，他说：“我又不是粮食公司，你们饿死活该。谁叫你们不好好生产的！”他知道乡里饿死了四个人，怕受处分，也不向上报告。他也视灾民为“小偷”，曾经非法扣押五个灾民。乡村干部在吴学品的影响下，不断吊打灾民。此外，区干部王焕堂、刘旭等都有类似的违法乱纪行为。
在该区不断发生死亡事件时，刘金波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而在是年五月向中共秭归县委会报告时，又欺骗说该区“害肿病死了二百余人”，把饿死的人都算在其中，有意推卸责任。中共秭归县委会轻信刘金波的假报告，对死亡二百多人的严重事实未予重视。直到一九五二年春，中共秭归县委会宣传部长到杨林桥区领导土地改革时，才发现这一严重事件，由县委报告了中共宜昌地委。当时中共宜昌地委曾派检查组到现场检查，但因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情况未弄清，就留待“三反”中去解决，把问题拖下来，也未向中共湖北省委报告。直到去年九月，中共宜昌地委才作出初步决定，报告了中共湖北省委。在这个初步决定中，仅将直接造成饿死人事件的主要罪犯刘金波开除党籍，交司法机关判一年徒刑，还是缓期执行，留机关管制。对犯有严重官僚主义的中共秭归县委会，竟决定免予处分。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不严肃的。中共湖北省委接到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又被办公厅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个别同志积压四个多月，省委也未严加督促。二月二十四日中共湖北省委已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报告了这一事件的情况，并发布了关于一九五一年春秭归县饿死人事件的通知，规定各地委、县委组织干部学习有关这一事件的文件，结合检查各该组织中官僚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和某些对党隐瞒欺骗、违法乱纪等行为。现中共湖北省委已派人到秭归县作彻底调查；待查清中共宜昌地委、秭归县委的责任和全面情况后，再决定最后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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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贵州省委员会
着手纠正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形式主义
中共贵州省委员会已着手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形式主义。
一年多以来，贵州各地农村互助组织发展的数量很大，实现了一九五二年的农业爱国丰产任务，但也普遍存在着急躁冒进和形式主义。去年入冬以后，虽然全省各地都选择了若干重点进行整理，而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方法上还有毛病，如脱离群众，脱离生产，不调查研究和分析情况，不根据各个互助组存在的不同问题，找出关键进行整理，结果形成工作组在时，问题没有了，工作组一走，问题又发生了。整理中，有些地方还有过分强调劳动集体化的毛病，反对组员利用冬闲进行个人副业生产，认为那样是单干，不了解贵州地区农民光靠农业劳动不能克服生活困难，必须在冬季抽空搞副业生产才能克服生活困难。
中共贵州省委员会在二月下旬召开了各地方委员会书记联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在整理互助组过程中，特别注意纠正形式主义，防止急躁冒进，提倡发扬民主和从生产观点出发，分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互助组，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办法，细致地进行整理。
在具体整理互助组时，中共贵州省委员会指出应采取下列步骤进行：一、教育骨干，交代政策；二、加强宣传，深入调查研究；三、民主检查，找出关键；四、确立骨干，改善领导；五、订立计划，努力生产；六、各地区据此办法培养各类典型，带动一般，以保证全省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地发展。（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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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湖南两省
展开春季造林运动
湖北、湖南两省展开春季造林育林运动。目前湖南省仅零陵、道县等五县，已栽植松树、杉树、桐树一千七百二十多万株；进度较快的零陵县，除在荒山植树七百多万株外，在沿河、沿沟又植树二百多里。湖北省黄冈、武昌等二十多个县都已建立造林委员会；武昌县第七区动员起来种树的农民每天有七千多人，现全区已造林九千亩，植树四百多万株。
湖北、湖南两省在造林运动中，都注意对农民植树的技术指导。湖南省湘南行署分别在衡山、桂东、临武、江华等造林区设立了植树造林站，并在全区二十个县举办了林业训练班。在湖北省，有中南林业总局派出的两个工作队和湖北省林业局组织的九个造林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各地农民造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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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地区不少农村
建立农忙托儿互助组织
华北地区有不少农村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逐步建立了农忙托儿互助组织。早在一九四九年，有若干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忙时自动成立了托儿互助组。近两年来，由于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广泛开展，托儿互助组织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区现有托儿互助组织两万五千多处，受托的幼儿达十三万以上，帮助十一万多个母亲摆脱了幼儿的拖累能全力参加生产。河北省托儿互助组织遍及一百二十八县，仅据一百二十二县的统计，就有一万八千多个组，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五倍多；受托幼儿八万多个，较一九五一年增加了八倍，使五万九千多个母亲能够腾出时间参加田间劳动。绥远省在一九五二年秋季，也已组织了一千五百多个“看娃娃组”，使三万多妇女安心参加生产。
华北地区农忙托儿互助组织，对受托儿童一般都订有保证健康的卫生制度，并注意培养他们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受托儿童的母亲们都很放心。有不少农忙托儿所除规定了孩子在所内每天定时洗脸和定期换洗衣服外，并在村医疗卫生合作社的帮助下，每半月给孩子们检查一次身体，有疾病时，可以及时得到治疗。不少托儿互助组织还经常注意培养孩子们集体生活的习惯。孩子们对托儿所很喜爱，每天吃过早饭，都高兴地到托儿所去。
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华北地区托儿互助组织有下面几种形式：第一种是较定型的农忙托儿所，有固定的地址和褓姆，并建立了学习、卫生等制度。如山西屯留县西故村的托儿所，有专为孩子们布置的卫生室，还有各种玩具。这类托儿所一般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较有基础的村才能建立。第二种是半流动的小型托儿组。这类托儿组织在农事特别紧张时成立，地点是不固定的，有的是集中在褓姆家里，有的把孩子带到荫凉的地方玩，玩具自带。第三种是为应付突击任务而临时组成的托儿组。如山西省虞乡县义合同村在进行灭蚜运动时，组织了一个临时托儿组，由一个妇女看管着十二个孩子，将较大的集中到树下打秋千，较小的玩锣鼓等，使他们的母亲能去参加灭蚜的斗争，因而保证了灭蚜任务的顺利完成。
为了进一步巩固托儿互助组织，华北区有不少村已注意了加强对托儿互助组织的领导，组成了领导机构，加强对褓姆的思想教育和卫生教育，解决托儿互助组织中发生的问题，并定期检查它的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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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技术人员思想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安岗
鞍山钢铁公司的政治工作部门曾对技术人员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帮助技术人员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和时事政治，进行了一般的思想批判，这都是必要的。现在，政治工作必须进一步提高；许多旧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已经开始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有的技术人员感到政治工作同业务关系“隔了一层墙”，“政治工作反正不外乎开会，作报告，检查思想”。这些说法是有片面性的，但是，它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某些政治工作干部也说：“技术人员学了社会发展史但解决问题不大。”“去年（一九五二年）搞运动搞了三四回，今年再不能不断地‘运动’下去。讲一般的政治道理，技术人员听了说：‘啊，这个我早已听过了，讲点新的吧。’”
这是政治工作中一个新的问题。技术人员中有不少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暴露和被批判，其中主要的部分是隐藏在技术思想中。这些错误的思想是浪费的设计和不负责任思想的根源。因此，对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必须结合实际工作，抓住具体的技术思想来进行。用机关思想建设的办法或老一套的政治工作方法是不够的。鞍钢设计处一个政治工作干部说：“我过去在车间里，搞政治同时也摸技术。懂得了技术的一般规则和实际情况，因而也就比较深刻地了解了技术人员的思想状况，可以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可以摸到他们的具体思想，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思想问题，于是就有了发言权。”
最近，我同一些技术人员谈起设计中采用安全系数的问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政治工作能够用政治原则很好地解决技术思想问题，那对于从政治上改造技术人员会起很大的作用。
请听这些谈话吧。
“安全系数问题吗，——一位工程师说——这我们并不比你们高明多少。我们抛弃从英美书本上学来的保守的设计标准，那不过是去年的事情。那时，东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建筑物结构设计暂行标准’和苏联出版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学作了我们学习苏联土木建筑先进经验的入门。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思想可以说是扭转过来了。 “过去，我们学的和用的设计标准都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我们所学的也不过是什么‘芝加哥建筑规范’，‘美国商务部建筑规范’。这些规范的共同特点是：保守和浪费。拿混凝土工程作例子吧，你翻看任何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英美书籍，上面规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凡是混凝土的工程首先必须考虑到施工’。资本家懂得，工人在施工中的反抗斗争会造成各种对资本家利益的不安全的因素，因此，他们要加大人工的安全系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的施工的口号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资产阶级以追求个人利润为目的，他们互相倾轧竞争，因而，设计的标准就不能不受资本家的利润支配。比如建筑材料，苏联的材料都是按照材料的承受力和工程的不同需要而统一规定了各种不同的标号，但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就竞相出‘名牌货’，使自己的产品销路大，赚钱多。我们呢，一切都是服从国家整体利益。这就节省了国家极大的开支。”
这些谈话虽然有的说得并不十分周到，但它确切地表明，苏联的先进技术理论，及其实际效果，深深打动了技术人员的心，使他们或多或少地领会了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并对资产阶级思想有了批判。
技术人员思想的改造主要是要通过他们亲眼看到的新旧对比的活人活事、计算数字、试验结果等等具体材料，然后提高到政治原则上来认识马列主义对技术的巨大影响，社会主义的技术比资本主义高明百倍。这是打通思想最有效的方法。一些技术人员这样说：
“我们能有什么理由不佩服和学习苏联呢？请看，设计一个基础的地耐力，若某处地质按照苏联标准是一·九公斤，那么按照日本标准就是一·五公斤。这就是说，一个承受十九吨重的基础，按照苏联的安全系数只用一个平方公尺的面积就够了，而照日本的安全系数就得用一·二六六平方公尺的面积，这样，就使基础面积加大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要浪费掉四分之一的材料，如果用四万袋的洋灰，按照日本的办法就要多浪费一万袋。
“我们施行前东北人民政府按照苏联的先进设计标准而制订的建筑物结构设计暂行标准的结果，木材、钢材、许可应力较以往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左右，新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竟可比过去节省到四分之一，地基许可耐压力比过去提高了一倍；此外，像屋面板，按照苏联国家标准设计，只要二·五公分厚度，英美等国通常的规定是‘不得少于十公分’。我们执行新设计标准时没有大的思想抵抗，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令人完全信服的事实。”
怎样才能作到政治工作与技术密切结合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工作者必须打破不问科学技术，不管业务的倾向，而应面向科学技术，钻研业务，深入到技术人员中间去进行政治工作，反对脱离技术人员实际思想和生活，抽象地进行政治工作的方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技术人员实际的工作进行思想教育。有的政治工作者对技术工作抱着神秘观点，觉得“跟技术人员谈话，许多技术问题不懂，谈不下去”，因而把工作的范围只限制在一般的政治鼓动、思想教育和思想检查上，甚至在工作的对象上又愿意去接触一些年轻热情的见习技术人员，不愿意耐心地去解决一些老技术人员、工程师的问题，认为同这些技术人员谈话，格格不入，一谈技术名词就“傻了眼”。这种怕“技术”的情绪，实际上是放弃了对技术人员的政治领导。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谈技术，是“班门弄斧”，这是一种尾巴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加强在技术人员中的政治工作，要从政治观点上去阐明技术的意义，端正技术人员对技术的态度，使技术与国家政治的经济的需要相结合，以便彻底肃清资本主义的思想。
我们有不少的技术人员懂得了苏联社会主义技术高明，但是一下子作不来，这是因为受了旧的作风和工作方法限制的缘故。政治工作部门要帮助他们树立群众观点，学习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最重要的是组织大家学习苏联专家的榜样。譬如在执行苏联的设计标准、使用科学的安全系数时，如果技术人员仍按照旧的作风办事，就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因为过去技术人员在设计中采用的安全系数是加大了的，所以就可以粗枝大叶、笼里笼统地进行工作，譬如钢材，过去在设计时只是把它分成中国钢、英国钢，按照书本上各种钢的性能规格加以采用，从来不做任何试验。苏联专家则完全相反，他们绝不以那些书本上的规定为满足，他们一定要从为一定工程特别制作的钢材中抽出几根，进行详细的试验，找出实际的代表性能，一点也不马虎。又如过去我们的厂房工程土质只作载荷试验，即挖个坑，放上一定重量，看其下沉的程度，由此得出地耐力的数据；苏联专家则要进行钻探，取出土壤进行化学及物理分析，得出当地土壤的化学成分对建筑材料的腐蚀作用，并由其物理性质找出其承载能力。政治工作者应当经常帮助、动员和鼓励技术人员以苏联专家为楷模，学习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批判旧作风、旧方法。要向技术人员说明，没有像苏联专家这样对人民绝对负责的精密、科学、一丝不苟的作风，我们就无法接受和运用社会主义的技术。
政治工作人员要下决心有计划地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以便领会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丰富政治工作的思想内容。政治工作人员必须主动地同技术人员一起钻研业务，团结技术人员中的进步分子作为推动全体技术人员进步的骨干，从工作上思想上具体地帮助技术人员批判旧思想，建立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