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拥护贯彻婚姻法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 李贞
一九五○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婚姻法，为中国人民群众的家庭生活，开辟了幸福、和睦、团结、自由的康庄大道。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婚姻法规定了此后废除强迫、买卖、包办婚姻和重男轻女的封建制度，建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利的新制度和新道德。这一法令的贯彻，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增强人民团结，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将有很大作用。同时，为了使社会进步的利益与国防利益趋于一致，在婚姻法第十九条里又规定：“现役革命军人与家庭有通讯关系的，其配偶提出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这更表现了对于革命军人及其家属的具体关怀，反映了国家法令的完全合理性。
今年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中又指出：“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要深入进行爱护革命军人及其家属的教育，切实帮助军属与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解决困难，建立家务，提高军属政治地位；并对军属进行军属光荣的爱国主义教育，表扬军属支援前线、和睦家庭、劳动生产等模范事迹。处理革命军人的婚姻案件时，必须遵照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及其他有关处理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的法令认真办理。对于不合上述规定的婚姻事件应耐心进行说服教育、使之自觉遵守政府法令。不得藉口片面的保护妇女利益而影响对革命军人的照顾。对于符合上述规定的婚姻事件，应严格遵照法定的手续办理。”今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更明确指出，在宣传中“号召干部和人民群众敬爱现役革命军人和退役革命残废军人，保护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反对任何人加以破坏。”这些英明的规定传到部队，必将引起极大的兴奋和鼓舞，从而进一步激起战斗精神，并增强军民的亲密团结；对于人民群众，这也将进一步提高爱国热情，从而出现许许多多的爱国的模范家庭和模范夫妇。
全国人民在拥军优属工作中所尽的巨大努力，也为国家法令的贯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九五一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拨了八十万斤小米，帮助军属生产；苏北淮阴专署拨了二十七亿元，给军属修房子；沈阳、汉口、重庆等市，先后成立了军属工厂；北京和各个城市与乡村中，家家军属门口挂上了“光荣人家”的牌匾；各地农村中到处优先代耕军属土地，并出现了像山东博兴县卢家庄、河北深泽县北赵八庄、山西武乡县窑上沟村等许多优抚模范村。全国经过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和连续的优待军属运动，各地的优属工作都在加强。这样，军属的政治地位更加提高，生活更有保障。因而前方的革命军人与后方的军人家属互相获得了精神上无限的安慰与鼓舞。这就帮助了前后方夫妻之间保持着深厚的感情联系。我们革命军人，应当热诚地拥护婚姻法，并在贯彻婚姻法运动过程中模范地执行它。
近三十年来，千百万的中国优秀女儿与男同志们一道，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直至今天抗美援朝的战争。我们的女同志一面发挥了无限的革命热情与毅力，为人民做了许多事情；另方面她们与男同志同甘苦、共患难，在并肩工作与战斗中，志同道合，情意相投，许多已结成了革命夫妻。这种基于阶级友爱的自由自主的配偶，对革命事业、对个人幸福，都是极相融合的。他们也生育了许多儿女。这些孩子们很聪明、很活泼，有的已进学校或保育院、托儿所，或者尚抱在母亲的怀里。应当说，我们人民军队中的婚姻历来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今后我们更应该把各个和睦的夫妻关系进一步深厚地发展起来，成为贯彻婚姻法的模范。但也有少数同志，曾因非原则的细节问题，而发生过隔膜不睦。希望他们应当顾念着患难中的革命感情、革命后代，以诚恳的自我批评精神，言归于好。大家都应该力求在思想上、工作上不断进步。尤其是我们若干女同志，常因生理与生育孩子的关系，难于同男同志一路齐头并进，而存在了某些苦恼的情绪，甚至对于继续进步表示无可奈何的消极心理，这是不应当的。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女同志，她们并没有因为结婚而妨碍了工作；同时养育儿女是母亲的责任。如果儿女有人帮助抚养，自己就更应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从各方面提高自己。今后国家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的干部，今天我们更应抓紧时间努力钻研一门业务，求得每一个同志都能有一技之长，以便在伟大的国家建设事业中作出切实的贡献。夫妻之间也应该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我们部队中有许多同志，是在家里已经结了婚的，或是已经订了婚的。今天在暂时别离的期间内，应该如何使得双方在情感上更加亲密团结、互敬互爱、互相鼓励呢？那些模范的革命夫妻们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新中国诞生以来，这种令人兴奋的范例是很多的。这也正表现了我们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和优秀品质。如志愿军战士韩江河及其妻徐腊梅，是一对新型夫妻的范例。韩江河同志参军前，他们在一个互助组里生产，携手前进，互敬互爱；参军后，双方发动了杀敌、生产的革命竞赛。女的担负了全家的生产责任，男的一心一意去杀敌。抗美援朝刚一年，韩江河同志成了战斗英雄，徐腊梅同志被选为山西武乡县的劳动模范。又如河北顺义县的高桂珍、黑龙江省李家屯任忠昌的爱人丁宝兰，她们都是志愿军战士的未婚妻。她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爱人的心，鼓舞着她们打破了封建束缚，自动去未婚夫家里帮助料理家务、代耕田地。她们已成为全国人民所称赞的楷模。这样一些无限动人的事迹，不知激励了多少的战士们提高了他们的战斗精神，也可以想像，对于密切前后方的感情联系会有多大的力量。我们希望这样的楷模继续成千成万地涌现出来，以表示贯彻婚姻法的辉煌的成就。
为了继续发扬这种模范的革命夫妻的事迹，发扬他们和她们所昭示的新的婚姻道德和优良品质，以鼓舞前方作战和推动社会进步，我们觉得主要的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要求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群众团体的工作同志，特别是村干部，应以最恳切、最温暖的态度教育军属，无限提高她们的爱国热情和思想水平，提高她们的生产积极性，采用许多优良的优属工作经验，尽力帮助与鼓励她们获得很好的生产成绩和学习成绩，从而进一步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感，使她们受到切实的尊重和优待，同时注意把她们的成就和荣誉传播到地方也传播到部队，使她们主动与前线战士联系，有力地鼓舞前线作战。
第二、要求前方部队政治机关，进一步发动指战员同志给家里写鼓励信，以自己获得的进步、成绩和立功荣誉经常通知家里，鼓励互相比赛。志愿军出国以来对这一工作一般的做的不错。除通信联系外，还发动了大部分干部和战士，节余自己的津贴费，汇款回家，鼓励生产。各政治机关则不断地将同志们的立功喜报及其他荣誉证明书等，寄给他本人家庭所在地的政府。这样，就使暂时离别的前后方夫妻之间、家属之间，在感情上、政治上和斗争事业上紧密地联系起来。部队的政治机关和指战员同志，应该进一步充分认识这种通信联系和互相鼓舞的必要性，在全国贯彻婚姻法过程中，希望能把这些工作做的更好。
部队同志的婚姻问题，在处理上是应该而且只能以服从战争利益与国防利益为原则的。这种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的最高最大的利益，是革命者与爱国者的无尚美德，应该受到人们衷心的尊崇和珍爱。
志愿军部队中不仅有许多已经结婚、订婚的同志，他们为了保卫可爱的祖国，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保卫伟大的国家建设，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毅然决然立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与自己的亲属暂时分开；而且有更多的未婚同志，他们为了同一庄严的使命，认清大敌当前，胜利第一，因而将个人的婚姻问题放在脑后，集中全力，抖擞精神，去英勇杀敌立功。这是十分令人钦敬的。他们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功绩，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人民英雄主义精神，将为全国人民永记不忘。可以相信，只要战争胜利了，他们的这些个人问题，是一定可以得到圆满解决的。
第3版()
专栏：
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贯彻到古典文学的教学中去
山东大学副校长 陆侃如
自从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已经十年多了。在这部经典性的天才著作里，卓越地阐明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之一的文艺思想，明确地指出了人民文艺工作的方针和路线，深刻地解决了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即文艺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十年多来，在毛主席的教导下，一般文艺工作者们批判了“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决心“到群众中去”，决心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光荣地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足够证明新中国的人民文艺正在健康地生长，迅速地壮大。同时也从工农兵中间涌现出了一些作家，如高玉宝、陈登科等。如果没有这篇富有指导作用的讲话，这些巨大的成就是不能想像的。
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已获得的成绩，我们离开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任务还有不短的距离，我们还须继续为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但是，尽管在创作上、在批评工作上，我们还存在着无数急待克服的缺点，其缺点的严重性也远不如文学遗产接受问题方面的厉害。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古典文学教学工作上，不但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占领导地位，甚至封建的或法西斯的也仍存在。某些还没有经过好好改造的旧知识分子，不但在讲解古典作品时向青年学生散播腐朽思想，而且在批改写作或教授其他文艺课程时也同样夹杂有来自封建文艺的毒素。如果说在创作和批评方面我们还没有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贯彻得足够，那么在古典文学的教学方面简直还没有开始贯彻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指出古典文学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进行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们一切课程，不管是文、理、工、农、医，不管是那一院、系、科、组，虽然每一门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然而教学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就是为我们伟大的、可爱的祖国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服务，为勤劳勇敢的工农大众服务，而不是为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或兴趣服务。政务院和教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指导下，为了具体说明每门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曾经明确地指出两点：第一，每门课程必须和祖国的建设任务密切配合；第二，在每门课程里必须贯彻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在这一方面，古典文学决不能是例外。
高尔基说得好：“开始写作的人，必须具备有文学史的知识。……在每一种事业里，就必须知道这种事业的发展的历史。假如每一个生产部门的工人，更正确地说——假如每一个工厂的工人，都知道这个生产部门、这个工厂是怎样产生的，怎样逐渐发展起来，怎样完成了生产的话，——那么这些工人们，他们对于他们的劳作的文化和历史的意义，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并且还怀着更大的兴趣，一定会比现在工作得更好。………科学所得到的神话故事般的成功，科学的迅速发展，这正是因为科学家知道自己专门学科的发展的历史。”（戈宝权译“我怎样学习写作”，三联版，一——四页。）因此，苏联青年作家们所学习的课程，“除了必须学习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之外，占学习中钟点最主要部分的是文学史、古代文学、民间文学、苏联文学、文学理论、诗、小说、儿童文学，以及各民族文学史，各民主国家文学史”，而且还“要设立中国文学史的专门研究课程”。（刘白羽“访问文学院和阿扎耶夫”，载文艺报第三卷第四期，三一页。）我们必须记住，现在的斗争和过去的斗争是血肉相连的。因此，即使在我们创造新事物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发展着我们祖先过去已经开始了的事业。我们要求青年作家学习古典文学，就是要求他们尽量吸收过去人民为美好的将来而作的社会斗争的伟大经验，这种经验都积蓄在优秀的文学遗产里。我们应该学习过去伟大作家们揭穿假面具的精神，学习他们暴露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的勇气。我们“不但要懂得今天，还要懂得昨天与前天。”对过去没有了解，也就不能了解现在。
因此，讲授古典文学的教师的责任便非常重大。我们把过去的杰作介绍给青年，为的是宣传我们祖先在文学中所创造的重要的和美好的东西。正确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不能不是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不能不欣喜于每一篇表现历史上中国人民的伟大形象的作品。三千年来，无数的富有人民性的优秀作家，他们写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作品，他们在这些作品中歌颂着刚勇，歌颂着不屈的反抗，歌颂着真挚而自由的爱。新中国的人民已经发展成现在的样子，他们要超越过去，发展向更高的阶段。除了伟大的古典文学以外，又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过去的世界呢？伟大的作家出生在伟大的民族里，伟大的民族表现在伟大的作品里。古典文学的学习不能不使我们爱国主义的思想提高了一大步，假使我们的教师能够正确地讲授的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两种文化。一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化，一种是为被压迫劳苦大众服务的文化。文学也是如此。用法捷耶夫的话来说，就是一部分是被人民盖章批准的，一部分是没有被盖章批准的。被批准的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遗产中的“民主性的精华”，没有被批准的就是遗产中的“封建性的糟粕”。我们对于古典文学既不应估价得过高，也不应估价得过低。如果把“封建性的糟粕”也当作宝贝，那是莫大的错误；如果连“民主性的精华”也唾弃了，那个错误也不算小。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教我们把旧社会的最珍贵的成就完全抛弃，相反地，它教我们把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发展中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摄取和改造。毛主席也一再教导我们：对于遗产“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服从，而是批判地接收它”。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创造，必然要直接继承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而教师则应负正确批判之责。
和一般的文艺批评一样，古典文学的鉴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切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都是坏的。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就是“更有组织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是好的，反之，便是不好的。毛主席又说：“无论什么样的阶级社会与无论什么阶级社会中各别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内容愈反动的作品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文艺批评不是宣传自己私人的口味，私人的爱好，和私人的憎恶的活动场所。我们重视文学，因为我们很明确地看到它在教育和团结人民中的作用，它在加强人民思想上和政治上一致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确信文学是了解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是群众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如果否认了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那不是提高文学的地位，而相反地贬低了文学的价值，因为这等于剥夺了它的最主要的活动力，即它的思想性。加里宁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用他底作品去提高人类思想的发展；一个作家没有为自己规定这种目的，那仅是半个作家”。（引见波格洛夫“加里宁论文艺”，载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二期，二九页。）同样，我们可以说：一个文艺批评家如果不把提高人类思想的发展规定为自己的目的，那也只是半个批评家。古典文学教师也是如此。我们在鉴定一部古典文学作品时，所寻求的基本问题是：它对人民有所裨益吗？它发扬了读者的积极品质吗？它对我们思想的进展和道德的进展有所贡献吗？等等。
政治标准重于艺术标准，但在伟大的作品里，深刻的思想内容必然地和高度的艺术形式达到了有机的结合。例如杜甫的“石壕吏”这首诗，产生于安史乱中，当时拉伕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杜甫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热爱人民，同情于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替他们提出控诉，控诉统治阶级的罪行。诗中所表现的真实，是从同类的许多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精萃，它是典型化了的。石壕的老妪存在过，又没有存在过。在人生中未必有与此完全吻合的人与事，不过与此类似的人与事却存在过，而且很多。诗人从其中抽出最突出的特征，加以扩大和深入，赋以尖锐性和明确性，拿来概括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写作手法，才叫做艺术。在这一点上，杜甫是完全成功的。直到一千多年后，国民党反动政府还下令禁止在学校里讲授这首诗，可做个有力的旁证。反动派痛恨的作品，正是人民热爱的作品。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产生了不少的寄生的文人。脱离了创造性的劳动，脱离了使人高贵起来的劳动，他们丧失了生活的现实意义，变得空虚了，退化而成高尔基所谓“空虚的灵魂”。阮籍可以作证。这个竹林七贤之一的诗人，一向被认为达人的标准，名士的典型。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一向被千余年来所有的批评家赞美为五言诗的杰作。然而他“咏”的什么“怀”呢？他说：“一身自不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其十五。）诗中充满了悲观、失望，毫无积极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寄生虫的生活好比水上浮萍，所以不可能有和劳动人民同样健康的情感。这种例证很多。如北宋亡国后，辛弃疾打过游击，所以能有“道男儿到死心如铁”（贺新凉）那样富有斗争性的壮语；但和他齐名的姜夔却只能写这样的句子：“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八归。）到南宋亡的时候，和姜夔并称的张炎说：“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甘州。）因为姜夔是个只会打抽丰的清客，而张炎也只是个落魄的王孙。若和鲁迅先生所称许的目莲救母里的“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相比较，那么后者是多么刚健和清新的绝唱，谁能否认它是文学遗产中最值得接受的东西呢？
很显然，古典文学课程包含有极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教得好，它可以提高爱国主义的思想，可以帮助青年作家的培养，可以推进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教得不好，它便传播封建思想的毒素，阻碍学生的进步，因而妨害了祖国的发展。不幸的是，担任这门课程的人大都是从旧中国里过来的旧知识分子，正在改造而还不能以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代替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还不能使自己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还不能正确地分析批判过去的文学作品，还不能胜利地完成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去年“五一”劳动节，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布庆祝的口号，号召每一位人民教师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个号召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古典文学的教师们。我对所有和我同行的朋友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要求：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真地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贯彻到古典文学的教学中去。
第3版()
专栏：
刘玉花和房友好
莫测
江苏省灌云县南城区临海乡群众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响应政府号召，掀起了灭蝗运动。和平村贫农的女儿刘玉花，一个又结实又俊巧的姑娘，在灭蝗运动中非常积极，人家选她当了小组长。别的小组每天打十来斤蝗虫，她的小组总是打十七八斤到二十斤。因为她们小组成绩突出，和平村民兵分队长兼灭蝗队分队长房友好便抓紧对她们的领导，作为推动全分队的力量。工作把房友好和刘玉花经常拉到一起，使他们进一步逐渐互相了解，并产生了互相爱慕之情。
刘玉花从小死了母亲，现在有个晚娘，是个老封建脑筋，平时总不让刘玉花出来开会，她说：“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东钻西钻的成什么样？”房友好对刘玉花说：“年纪大的人，思想比较难通，要经常耐心的说服她。和她的封建思想作斗争！”刘玉花觉得房友好的话句句中听，对自己的进步很有帮助，也就很乐意和他在一起多谈谈。
灭蝗运动结束时，房友好的鞋子穿坏了，一只脚套着破布鞋，一只脚穿着破草鞋。刘玉花知道房友好也是一个从小离娘的孩子，看他这样，放不下心。便在以后的日子里，赶早带晚砍了两背草，暗暗卖了，买尺把布，偷空做起一双单鞋，送给房友好。这个在解放前做了八年长工的二十一岁的青年农民，第一次受到姑娘的关怀，心里感到非常温暖。
但是，刘玉花的娘总是说不服，总是要阻挡女儿的正当活动。刘玉花对母亲的封建思想，提出批评，母亲就说她“翻了天”，整天要打要骂的。刘玉花的父亲是个老实人，管不了。家里闹得不能安神，生产也停顿了。为了不影响生产，刘玉花不得不提出和父母暂时分开过。
一位年轻的姑娘开始单独生活，总会碰到一些困难。房友好便经常过来帮忙。房友好有点针头线脑的，刘玉花也就主动的过来补补连连。日子越长，他们之间的情意也就越深。以后两人就订了婚。其间刘玉花的父母曾经给女儿说过亲事，也被女儿坚决拒绝了。
抗美援朝运动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开展到这一带，震动了和平村的翻身农民，“打退美国侵略者，保卫翻身果实”的口号响遍全村。刘玉花和其他人一样仇恨美国侵略者，可是她不是一个小伙子，也没有拿过枪，于是她想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她很难过，舍不得他离开自己，可是想到她俩将来的美满生活，想到全中国的受苦人，她终于打定了主意：动员房友好参加志愿军。
其实，房友好何必要刘玉花来动员呵！他想到一九四八年底灌云解放，想到土地改革，使自己有了土地，结束了痛苦的长工生活，虽然家里上有老父亲，下有小弟弟，劳动力和农本都不足，可是只要和过去一比，还是一个天、一个地。况且他已经参加了互助组，日子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他想到要保卫这个日子，就想到要拿起枪到朝鲜去。但是，在这个年青人心里，却交织着另一种矛盾。刘玉花动员他参加志愿军时，他别了半天才说：“我怕想家！”刘玉花一阵心酸，但抑制着没有哭出来。她果决地说：“你到朝鲜，八年回来，我等八年和你结婚；十年回来，我等十年和你结婚！至于你爹和小弟弟，完全由我照顾。劳动力不够，我就过来。”房友好看着这个对他无限忠诚的姑娘，激动得不知怎样才能倒出他一肚子的感谢。刘玉花接着就邀房友好明天到集上买订婚证。就这天晚上，房友好在村的群众大会上表示了决心，要求参加志愿军。第二天，东方刚发白，他们俩就往板铺（集镇）去买了订婚证。到乡政府进行了订婚登记（婚姻法并没有规定订婚要登记；但愿意登记也可以）。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特别快活。
请求参加志愿军的青年集中的一天，刘玉花和无数热情欢送的群众一起，把房友好由村送到乡、又由乡送到区。刘玉花亲自把红花插上房友好的胸前说：“真对不起你，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送给你。”房友好笑着说：“真傻！志愿军有全国人民支援，还愁衣服穿？我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狠狠打美国鬼子！”刘玉花说：“我一定好好生产，支援你们！”
经过这个运动的考验，房友好和刘玉花都被吸收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可是，由于过去长期的过度劳动和不得温饱的生活，房友好的体格不合入伍条件。经过同志们耐心的劝说，他又不得已地回了和平村。这使他非常难过，怕见人。刘玉花便安慰他说：“既然身体不合格，也不必勉强。反正前方后方都要有人，我们在家参加爱国增产运动，巩固互助组，加强民兵工作，支援前线，也是抗美援朝。”团员和干部们也都来安慰他。他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工作比以前更积极了。
这对年轻男女的爱情，在劳动中、工作中，和互相推动进步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起来。但是有些老脑筋的人还是看不惯，背后总是说：“现在虽然是新世道，可是也不能那样不男不女的！”她娘说：“我才不相信呢：闺女大了，就管不了！”她父亲虽然也是个受苦人，可是心里总想叫女儿到个比较好一些的人家，不要和自己一样，受一辈子苦，所以他也不大同意刘玉花和房友好结合，他说：“我的闺女至少该嫁给一个比我生活好一倍的人家；嫁给房友好只有受罪。”
刘玉花和房友好结婚后几天，她叔父走来，看看房友好的小茅草屋子就讥讽说：“你家好织席子吗？”（织席子是这里群众的主要副业）。又说：“有钱人家你不去，偏要往穷洞里钻！”刘玉花气愤地反驳说：“我嫁的是人，不是嫁的钱！你也是穷人，为什么那样看不起穷人呢！”房友好的父亲，在旧社会里受了一辈子苦，他看到儿子没花一个钱就娶来个新媳妇，兴奋得手足无措。他说：“要是没有共产党、婚姻法，我把嘴皮子磨破也没法给儿子说个媳妇。”
农忙时，小俩口子都积极参加互助组生产；农闲时，男的上山砍草，女的在家织席子。他们的生活已经比婚前提高了，而且在继续提高。政府有什么号召，男的去领导村里民兵组织，女的去推动村里的妇女组织，论积极，一个赛一个。村里人个个夸赞。现在，他们结婚已经整一年了。刘玉花的父母看着这小俩口子，实在说不出个“坏”字。加上刘玉花和房友好也常到那边谈谈婚姻法的道理，两位老人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的确有些不对了。
第3版()
专栏：
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
俞平伯
我觉得中国的古典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里应该占相当的比重，像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古典文学部分的编选，不论在量上、质上、系统上都嫌很不够。我自己对于中学的语文教学不曾有过很多的经验，依个人所想到的简单地贡献下列的意见。
很明显的，语文教学应该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爱国也是一种情感。爱国主义不是空泛的、教条的，应有它具体的内容。譬如空空地说，“我爱祖国”，若不知祖国到底有什么可爱的，这句话本身虽是好的，但却缺少了具体、真实的内容。在语文教学的进行中，把本国文学遗产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这就可以跟爱国主义的教育相结合了。问题在怎样才能够充分发挥，怎样才能够很好地结合。我以为要了解本国语文的如何优美，离不开它的文学。虽然语言文字的本身优点，也尽可以发挥；文学却是语文优美的最好的实际范例。有许多话不容易说得明白的，但举了实际的例子自然就明白了。
再说，历史传统是不能切断的，况且我们祖国有这样长久的历史。在这样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创造了十分灿烂的古代文化（当然也有糟粕），这个事实不容许我们忽略。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对发展新的文化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不论从发扬爱国主义的教育这角度来看，或从创造人民的新文化这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学的语文教学里都应受到相当的重视。
假如上面的观点不很错的话，中学语文课本如何选用古典文学作教材，我有三点意见：第一，不宜太狭。这并非无批判地兼容并蓄，把那些垃圾糟粕一起弄进去。但像现行课本这样选材实在太狭了。所谓古典文学原包括文言语体两个部分，文言部分或者稍多一些。我以为不妨有原则性的广泛地选录。发扬人民的感情，申诉人民的痛苦，反抗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这些有人民性的、革命性的当然应该首先入选。即其他具有相当现实主义成分的和健康的抒情作品也可以选。即如表现祖国山河的壮阔，花草的美丽……也未始不可选。这并不是说必须要选，只表示标准不宜过狭罢了。如许我举例作譬喻来讲，选白居易诗，不一定光选新乐府，即琵琶行也可以选；选杜甫中年的诗，不一定光选兵车行，即渼陂行也可以选（在这里我并不主张要选那几篇，仅仅作为比喻）。至于不能过狭的理由，虽不能备举，也稍为说明一下。新的文化不能过于狭小，须从广大的面上孕育出来。从爱国这观点上看，若非锦绣山河，百花齐放，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祖国的伟大，油然发生热爱的心情呢。上面已说过无原则、无批判的国粹观点，我们当然反对；但这完全另是一回事。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所选材料不宜过短。伟大原不等于长，短小精悍之作也无妨它的伟大。我并不赞成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选过于艰深、冗长的作品，但像现在高中的课本，文言部分所选，有些篇幅实在太短。太短的毛病，不仅有时不能表现本国古典文学伟大的形象，而且教学方面也不易搞得好。简单说来，就是更不好教。听讲的学生，没头没脑的，更不大感兴味，所以也未必好学。不引课本为例，任举些短诗来说明，如“易水歌”两句，“敕勒歌”七句，两歌确是很短而伟大的。像“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确很好；不过依我个人的见解，或者竟是偏见，觉得不大好教，不容易使学生了解这所以伟大来。我认为教材，可以选篇幅适中的，稍长一些也不要紧，短小精悍的也可以酌选；长的短的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合式。若净是些短的，一篇有一个头绪，头绪本不容易引，才引出来便又放下，无论在教的方面，在学的方面，都不很经济。
第三个想法，就是不宜太少。我不知道教材的比例上应该怎样分配，方才合理。现在光就古典文学部分来说：（1）人人都知古典文学在时间上比现代文学长得太多了，约两千年和三十年之比。（2）现代文学跟古代文学是不能切开来看的，即白话跟文言也是如此。所以古典文学文言作品，如选得太少了，像现行课本的样子，非但使学生不能了解古典文学是什么，也不能了解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就不能完成语文教学应有的使命。下边就“文言”和“白话”两体的关系稍为一谈。
从历史的发展看来，中国的文学确实渐渐地在那边走向白话。所谓文言并非没有变动，也随着时代进展；不过文言自有一定的法则，又写在纸上，比口语变化要少一些，缓慢一些罢了。太远的如尚书、左传不去讲它。六朝的文章名说骈俪堆砌，实际上比两汉文章流畅优美，进步得多。韩愈他们所提倡的“古文”，名说复古实兼采当时通俗文字传奇小说，创为新体，来反对六朝旧体，所以人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古文”这一体，总比骈文明白晓畅得多，一扫所谓词藻典故对仗等等，实为白话文开辟道路。若词曲小说采用白话或纯用白话，自然更不成问题。明代的小品文，最近不大有人谈，事实上也是一种新式的文言文。拿来抒情写景比骈文古文另有一种长处；我想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以小说而论，白话小说如水浒、红楼固然很好，即聊斋志异有些文字实比唐人传奇尤能活跃传神。晚清的文人，对新的文言、新的文体也有种种的尝试，得到相当的成功。所以“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决非凭空起来，仗着几个文人脑子里的幻想便能够蓬蓬勃勃风行全国，实是上承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而大大地推进了一步罢了。
上面的话，或嫌离题稍远。不过我想借此说明，假如把古典文学的文言部分紧缩成一个点儿，孤孤另另附在现代文学的后面，如何能表现这个浩浩荡荡的文章流变来，又如何能表现这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发展的文学革命来。所以即不从古典文学本身来看，改从现代文学、开创新的文学这角度来看，这样过少选材也非常的不妥当。
上边的话，不过就我想到的老实地说出来，可能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误的感觉（恐怕是当然的），就是我在这里主张多多地、大量地选古代文学作中学语文课本的教材。我的意思却并不是这样。不过认为比现行的课本，选得要宽一些、长一些、多一些罢了。我希望有一个更活泼有生气，亦比较完善妥当的中学语文课本出来使教学两方面进行得更好，大大发扬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
第3版()
专栏：
祖国伟大建设给予他们的欢欣和鼓舞
——朝鲜战场速写
罗工柳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