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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滕县地委对坏人坏事抱官僚主义态度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报请上级予以处分
中共滕县地委等在处理坏分子王书坤、王书申违法乱纪的案件时，曾采取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态度，致使坏分子王书坤等钻了空子，为非作歹，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除了严厉批评滕县地委的错误，督促和具体帮助其正确处理外，并决定报请华东局、中共中央批准给予应得的处分。
坏分子王书坤、王书申混入党内后，就篡夺了济宁县康庙乡副乡长、赵王堂村农会主任等职位，与另一坏分子孙士温（赵王堂村村长）相勾结，横行霸道、违法乱纪。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间，王书坤、王书申、孙士温等集体贪污土地改革中的斗争果实：银元六十四枚，人民币六十余万元，粮食八百斤，衣服一百余件。一九五一年王书坤借着替祖父祭丧的名义，通过孙士温“布置”农民送礼，搜括钱财。王书坤等平时任意欺压群众、残害群众，例如：无故把农民赵春峰吊在树上痛打；为了一件小事，就用粪抹在妇女田氏的嘴上；又诬陷军属李氏偷东西，打得她半个月不能行动。尤其可恶的是，这一伙坏分子竟无法无天地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集体轮奸妇女，从一九五○年冬天至一九五一年八月前后共达八次之多，并引诱民兵和他们一道犯罪，他们狂妄地说：“上级即使知道，挨顿批评足天啦！”一九五一年七月农民王书周告发了王书坤、王书申等一伙坏分子的恶霸行为，县土地改革工作队即派人深入该村了解，当时联防武装主任孙士英（共产党员）及其弟孙士茂等人，曾积极检举揭发王书坤、王书申等坏分子的罪行，土地改革工作队经多方调查证实，报县批准将王书坤、王书申、孙士温、王书池等人撤职，并逮捕送济宁县人民法院处理。但是，济宁县人民法院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受理此案，未经一次审讯，便在赵王堂村村民大会上宣布将王书坤、王书申、孙士温、王书池四人“取保外押听候处理”了事。赵王堂村人民对这件事极为不满。
一九五二年三月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到该村检查青年团的工作，发觉了这一严重问题后，便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当即责成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处理此一事件，同时建议山东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署等查处这一事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即会同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署及中共滕县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人前往赵王堂村调查，经过深入了解以后，证明这些罪行属实。
中共滕县地委对此一事件开始还比较重视，曾在地委会上进行了研究，决定开除王书坤、王书申等坏分子的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惩处。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地委委员怀疑这是“地主破坏活动”，遂决定先让济宁县委调查后再作处理。
自王书坤等被撤职后，人民政府即委任孙士英为副乡长，孙士茂为赵王堂村村长。当时，地委指派宣传部部长刘延博帮助济宁县委调查处理这一案件。刘延博到达济宁县后即布置了解该案中是否有“地主破坏活动”。济宁县人民法院院长孔炳光更要承审员“问问王书坤能否谈出孙家的问题来”。王书坤等人即乘机捏造孙士英、孙士茂是“地主”成份，曾破坏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事实”。中共济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即信以为真，派县人民法院院长孔炳光、县公安局局长石德忠二人至赵王堂村调查。孔炳光等到村后，亦从主观偏见出发，片面听信王书坤、王书申等坏分子家属的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则不加理睬。滕县地委就根据这些片面反映，在地委书记李青主持之下，肯定这一事件是“地主阴谋”所造成，轻率决定开除了孙士英的党籍，建议政府将孙家父子三人逮捕法办。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接获滕县地委报告后，认为对孙家父子三人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随即建议滕县地委请滕县专署先将孙怀堂、孙士英、孙士茂三人释放，再调查处理。六月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省人民检察署又再次派人协同滕县地委、济宁县委、济宁县人民政府等机关到赵王堂村调查。结果仍和第一次调查一样。所谓“地主破坏”完全是滕县地委的主观臆测和误信了坏分子王书坤恶意捏造的谎话。原被滕县地委和济宁县委“证实”为“地主阴谋嫌疑犯”的孙怀堂、孙士英、孙士茂三人，根本不是地主。此时，滕县地委副书记王道和（李青已调工作）、秘书长刘延博（按刘原为滕县地委宣传部部长，后调任地委秘书长）等领导干部仍然固执己见，认为其中定有地主破坏活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一再指示、批评，他们才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对这一事件作了处理，决定开除王书坤、王书申等坏分子党籍。山东省人民法院决定判处王书坤、王书申二主犯以死刑立即执行（王书申在逃，正通缉中），对其他有关各犯亦已分别予以惩处。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认为济宁县八区赵王堂村所发生的违法乱纪事件极其严重，滕县地委在处理此一严重事件中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为严肃党纪，除同意滕县地委将坏分子王书坤、王书申等开除党籍交政府依法惩处外，并报请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批准给予中共滕县地委负责处理此一事件的有关人员以应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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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电工四厂领导干部漠视婚姻法 连续发生三起因婚姻问题自杀事件
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哈尔滨电工四厂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四日九天中，连续发生了女工因婚姻问题而自杀的事件三起。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电工四厂各级领导干部漠视婚姻自由和妇女生命的严重的封建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
去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左右，该厂医务所工作人员冯睿璞（青年团员）吞服五瓦安眠药自杀，幸经医院急救没有致死。冯自杀的原因是：她和同所工作人员杨玉树恋爱，感情很好。但青年团支部强调杨不是团员，不准他们结婚，并迫使他俩断绝关系。在领导干部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有些群众议论纷纷，说冯睿璞“乱搞男女关系”、“作风不正派”，在受到不断的讽刺和打击下，冯精神上非常痛苦，最后决定自杀。
在冯睿璞自杀前，该厂就曾发生女工仪素文因恋爱受歧视企图自缢未遂的事件。但是，该厂领导干部对这两次连续发生的自杀事件仍未引起重视和警惕，有些干部竟认为“这是小女孩吓唬人”，既不深入调查，也不及时向群众进行教育。结果，四天后又发生了第六车间化验室（检查组）女工韩玉萍服红矾自杀的事件。韩玉萍原是第六车间云母班女工，去年秋天被提升为化验室检查员。她和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第二工程队莫宏达（革命残废军人、青年团员）感情很好，并和莫订婚，但他们正当的恋爱关系，也招致许多干涉和打击，该厂青年团总支书记王常业竟说莫宏达是“流氓”。因此，韩玉萍更加感到孤立、痛苦和绝望，终于滋长了自杀的念头。
韩玉萍在服毒前，曾明显地暴露过自杀思想。当天，她伤心痛哭很久，收拾衣物，换上新衣，又写了四封遗书，最后并向工友们话别。但该厂自车间以至厂的领导干部对此反常现象都未引起注意。特别是当她半夜服红矾被发现后，车间领导干部竟无一人前来救护。该厂党总支委员张殿仕（整党时已被开除党籍）接到报告，来看了一看，轻蔑地挥了一下手说：“死不了，你们把她送医院去就行了！”他就回去睡觉了。第五车间党支部书记唐广安、工会主席张振江、保卫股长武奎志等接到电话报告后，竟继续睡觉，不闻不问。这样，在干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影响下，韩玉萍终因不及救治而身死。韩死后，有些干部并加以种种讽刺和讥笑。工会主席史书财竟说：“死了也好，活着丢人。”
该厂女工连续发生因婚姻问题而自杀的事件，主要是由于该厂领导干部存在着封建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并长期忽视贯彻婚姻法的宣传工作。该厂自婚姻法公布以来，只由人民法院的干部向工人作过一次报告，领导干部也从没有学习过婚姻法。有些领导干部认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就是“乱搞男女关系”，会“影响生产”。该厂党总支书记宋平、总支委员陈万荣等甚至公然反对男女工人正当社交，工人几次要求举行舞会都被禁止，男女工人吃饭时也不敢同桌，开会时都分开座位。
电工四厂女工连续自杀的事件，已引起哈尔滨市有关领导机关的注意，现正结合这一事件，在该厂广泛宣传婚姻法，并继续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研究，以便作出适当的处理。（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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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被服一厂认真贯彻婚姻法获得成绩
沈阳被服一厂几年来认真地贯彻婚姻法，获得良好的经验和效果。全厂自婚姻法公布以来，已有一百四十九对青年男女自由结婚，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包办婚姻和家庭不和睦的现象大大减少。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使男女工人们更加安心生产，劳动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过去该厂工人中存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男女工人总不愿意在一起做活；现在推行了姜万寿改进劳动组织的先进工作法，由女“帮工”和男“机工”配合生产，全厂生产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全厂的平均产量在东北区被服工厂中始终保持最高的水平。
沈阳被服一厂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做得好，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的重视。婚姻法颁布后，该厂领导干部就组织工人学习婚姻法，并从各方面来提高女工的地位。该厂过去存在着歧视女工的各种封建恶习，如女工不能做“机工”，缠足的不发给工作服，岁数大的就迫令退厂等。解放后，男工们还是普遍看不起女工，认为她们搬不动机器头，她们是
“下手”；女工的自卑心理也很严重。该厂领导干部为了扭转这种现象，用很多具体事实向工人进行教育。一九五零年下半年，专门设备了一个车间，训练女“机工”，结果共培养出二百多名技术工人，分配到各车间工作，并由她们表演了搬动机器头和各种操作技术。接着，在全厂工人中，组织讨论，批判了对女工的错误认识，又专门在女工中进行教育，介绍苏联女工的光辉成就，以加强她们的自信心。同时，该厂还提拔了大批女工参加各部门的领导工作。这样，男女平等和互相友爱的思想就在工人中开始树立起来。
该厂领导干部又针对着男女工人中还残存着封建意识、互相间不习惯接近的情况，大力开展文娱活动，创造公开社交的机会。该厂组成了一百五十余人的业余文工团，团员都是各车间的青年男女工人。此外，每个车间还都建立了文化娱乐活动小组。全厂共有五百多工人参加了这样一支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队伍。他们定期举行各车间的文艺表演，表演的节目都以反映生产情况和消除封建意识为内容。每逢节日和周末，全厂或各车间还举行舞会。经过正当的文化娱乐生活，男女工人们便有了正常的社交活动，逐渐改变了封建的残余思想。每当休息时间，文工团的手风琴在广播台上一拉，各车间的男女工人，便集中起来唱歌和跳舞，连老年女工和男工也同样愿意参加这些活动。
被服一厂的领导干部为了贯彻婚姻法，还做了其他很多具体工作。工会的女工委员会组织了家庭访问组，经常到工人家属中讲解婚姻法，支持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和帮助不和睦的家庭解决问题，并收集好、坏典型事件，组织工人进行讨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婚姻法的好处。此外，该厂还注意把帮助解决工人的婚姻问题和生产的利益联系起来。在签订集体合同时，工人保证生产，行政方面保证办好工人福利，其中一项便是：有三对以上的工人在厂内结婚时，厂里给准备一些简单的茶点。该厂已经举办了很多次这样的婚礼，结婚的工人都愿意在厂内举行婚礼。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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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对现在中学本国地理课本的意见
褚亚平 张景华 李祖伟 周额青 张 荦 伊佩衡 罗峻岩集体讨论 褚亚平执笔
编者按：一月中旬本报编辑部曾邀请北京若干中学的地理教师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出席的有北京市第二、第三、第四、第八中学，第四、第六女子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地理教师。会上，教师们对现在的中学本国地理课本提出了很多意见。本文就是由参加座谈会的教师们在会上讨论的意见。
本国地理教学的目的，一方面是给同学以关于祖国地理的系统知识，另一方面是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地对同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同学的政治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固然有赖于教师政治和业务水平的提高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一套比较好的地理课本也是很必要的。然而，现在全国中学所用的本国地理课本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不论在内容方面或者在形式方面，它都有着很大的缺点。
解放以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种中学本国地理课本：一种是初中本国地理课本，一种是高中本国地理课本。初中本国地理课本分为四册：第一、第二两册是曾次亮编写的。作者以都市为骨干，逐点描述，这本来是可以的；但对区域的地理特点没有作应有的说明，就是很大的缺点了，因为这不能使同学获得系统的地理知识。第三、第四两册则改用原由开明书店出版、田世英编的一套旧课本（以下简称田编本）〔注一〕，只是在内容、文字方面稍稍作了修改。这些课本基本上还保留着“地理八股”的气味，书内沿用了“地形、气候、产业、交通、都市”等一套公式，罗列了一大堆的地名和数字。这样，初中本国地理课本，虽然在书皮上标明是四册一套相连续的课本，而在内容体例上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套。
至于高中本国地理课本，仅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了田世英和邓启东合编的高中本国地理课本上册（以下简称田邓本）〔注二〕，内容是中国自然地理总论部分，下册是什么，始终没有下文。这就影响了高中本国地理的教学工作，使许多教师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上遭到很大的困难。田邓本是不是一本完全新的课本呢？事实说明不是的：从教材内容来看，大部分是由解放前邓启东所编的本国地理教科书（正中书局出版）上册第一编第一讲“自然之部”中摘下来的，只是稍稍加以补充和修改而已。
我们的中学地理课本不仅在体例上保持着旧的一套，在内容方面也没有摆脱旧的一套。例如从地理学方面来看，课本中还保留着资产阶级自然环境决定论的反科学观点。例如在谈到黄河、淮河等河流泛滥成灾的原因时，编者说：“我国主要的几条大河，像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辽河等，大都因为下游淤塞，排水不便，常常泛滥成灾。历代治河只知消极的筑堤防御，忽略了根本的疏导方法，所以治河治了几千年，水灾依然如故。”显然，编者在这里把水灾的责任直接推到河流身上去了；而反动统治者的责任，只是忽略了“根本的疏导方法”。如果按这种逻辑来推论，那末，新中国治淮、荆江分洪、溢洪堰等工程的胜利，仅仅是由于注意了“疏导方法”，而不是由于我们的优越的社会制度和党的正确领导了。贵州省的水陆交通为什么不方便呢？编者说是受了“地形限制”（以上均见田编本）。我们要问：为什么在解放后的今日，拔海数千公尺的康藏高原上会出现新筑的公路呢？难道现在“地形限制”就不存在了吗？至于柴达木、塔里木、准噶尔等盆地农业不发展的原因，编者说是“僻居内陆，雨量稀少，气候不良”（田编本），这种说法是带有片面性的。自然原因固然会影响农业的发展，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爱国丰产运动的经验证明，在封建的土地关系消灭后，农民获得了土地，可以用精耕细作、适当施肥等等方法来改善农作物的生长条件，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并扩展农作物的种植范围。
在政治方面，课本中的缺点也是不少的。例如，在讲到井冈山和陕北高原时，编者写道：“但是在湖南和江西交界一带的井冈山，却成了第一个革命的根据地……”“陕北高原的自然环境远不如泾渭平原，但是它却成了孕育人民政权的根据地。”（田邓本）这使同学们觉得，井冈山和陕北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策源地，似乎是偶然的。编者完全忽略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毛主席说得很清楚：“第一，……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课本的编者对于台湾和海南岛的重要性，作了如下的解释：“由台湾可以东出太平洋，由海南岛可以南下南洋……我们必须好好保持并利用这两个岛屿，否则就不能同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上周旋”（田邓本）编者忘记了这样一件事实：蒋介石残余匪帮和美帝国主义者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我们一定要把它从敌人的手里解放出来。我们之所以要“保持并利用”这两个岛屿，是不能用“周旋”两个字来解释的，这种意义含糊的字眼只能使同学们在思想上造成错觉。此外，对待民族问题，编者的态度也是不够严肃的。例如，编者在讲到贵州省的苗族时，说：“其中有白苗、花苗、黑苗……等三十多种。”我们认为，以“白苗、花苗、黑苗”来称呼苗族是不妥当的，这显然是蔑视少数民族的说法。提到贵州的产业时，又说：“河谷两岸和山坡梯田多由汉人耕种稻米，山坡上多由苗人种植杂粮。”
（以上均见田编本）编者在这里既没有说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没有说明那里的情况究竟有了什么变化和将要起什么变化。中国北部高原过去为什么未能繁荣呢？编者认为是“由于封建势力的把持，民族间相互歧视的阻碍”（田邓本）。这里，编者没有说明封建势力的代表者是谁，从而把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罪恶统治及其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轻轻地放过去了。编者忘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正是“民族间相互歧视”的根本原因。
中学地理课本的所以枯燥无味，原因之一是编者在文中罗列了一大堆的名字、数字。例如在讲到西安市的位置时，竟列出了流贯西安郊区的灞水、沣水、滻水、皂河等不必要的小河名称。在叙述都江堰灌溉区时，把全区十四个县的县名也都写了出来。写绥远后套灌溉渠时，把永济、通济、丰济等八个渠名一一列入了课文。提到治淮工程时，编者不仅介绍了“白沙、板桥（原书误写为‘白沙板桥’）、石漫滩”三个水库，并罗列了老王坡、蛟停湖、潼湖等七个蓄洪洼地的名称。关于全国的铁路，编者竟烦琐地列出了四十多条铁路线的名称。而在介绍四川省沿江的峡谷时，竟列出了连四川老百姓也不太注意的七个峡名。介绍贵州省的矿产时，一下子列了九种矿物，十九个地名：“铜矿分布在大定、威宁、毕节、水城等县，储量很大。汞是本省最可注意的矿源，矿区从东南向西南成弧状分布。省溪、丹寨、三都是我国汞的重要产区。此外三都、都江、榕江产锑，威宁、水城产银、铅、锌，天柱、锦屏产金，贞丰、遵义产硝，毕节、龙里、余庆产硫磺。”在数字的处理上，同样是不够妥当的，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在谈到江西省气候时，编者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就列了很多个数字：“本省位置偏南，南端达北纬二十四度二十三分，……七月平均气温达摄氏二十九度以上，……庐山牯岭夏季气温常在摄氏二十三度左右，早晚只有十六度。……一月平均气温全省在摄氏六度到十度之间，……全年雨量在一千公厘到一千五百公厘之间，从南向北递减。……九江年雨量只有一千四百公厘，牯岭就有二千公厘光景。”这一段文字几乎是用数字堆砌起来的，要让孩子们去记忆，那是很困难的，无怪乎同学们在上地理课时总是嚷着：“地名记不住，怎么办？”
最后，我们在课本的文字方面也提出一点意见。中学地理课本的文字应该是浅显生动的，使学生喜爱他的课本，如同爱好一本好的小说一样。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本国地理课本在文字的处理上是怎样的呢？我们翻开课本来看一看吧，里边充满着“沟渠交错，田畴相望”、“山河大势”、“盆地崇山四围”、“山地峰峦峻拔”、“川渠纵横，绿野弥望”、“相袭成风”、“农作繁兴、人民殷富”之类的语句，还套用了许多什么“深淘滩，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热带气旋，……大都循着抛物线的途径进行。”“蓄泄兼施，上中下游统筹兼顾；防洪为主，结合灌溉航运。”（以上均见田编本）等等的字句。
试问：孩子们怎能理解这么难懂的字句呢？
以上只是我们对中学地理课本的初步意见，现在提出来以供地理课本编者们参考。
〔注一〕田世英编写的中学地理课本第四册（二年级用），据说已略加修改，但目前若干学校尚未看到。我们曾对这一新修订本进行了初步检查，发现在内容方面基本上没有变动，只是课本页数有了改变。
〔注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田世英、邓启东编写的高中本国地理课本上册，已从一九五二年秋季起停止使用。但是现在还没有新编的课本，有的学校现在还无批判地采用这田邓本作教本；而且，这本书的观点在过去也曾给予教师和学生以很大影响，所以这本书里面的缺点仍然有提出批评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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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监督的权利和一长制
苏联共产党古比雪夫市委书记 特鲁森科
顺利地实现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需要进一步提高党组织的工作水平和改善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方法。就是说要更加加强工业企业中党组织在争取完成国家计划中所负的责任。
企业的党组织应当充分行使党章所赋予它们的监督行政工作的权利。它们不是代替经济领导者来直接担负企业的实际经济工作，它们的使命是使主导的、具有决定性的车间和部门经常处于毫不松懈的监督下，时时刻刻熟悉任何一个生产部门中所发生的事情，及时揭发和防止经济领导者们的错误和失策，大胆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古比雪夫的一些企业和建筑工程中的党组织，在监督行政的经济活动，动员群众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方面，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例如，党组织的监督所发生的力量和效用，可以一个机械工厂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工厂长久以来都是无节奏地工作，成品的出产额不均衡。主要车间要把将近全部计划的百分之五十，放在一个月的下旬来完成。
经济领导者们说：“我们不反对有节奏地工作，但这并不在我们。供给者们使工厂为难，不是这种材料缺乏，就是那种材料不够。”
实际上，工厂领导者们是在为突击主义辩护。党委会在工程师、技术人员、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积极参加下，仔细地研究了生产的经济、计划和劳动组织的情况。随后，在党委会的会议上，听取了生产主任关于保证工厂有节奏的工作的计划和措施的报告。
后来发现，不能有节奏地出产成品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科、总技师室、总机师室等部门，对争取改进计划、采用先进技术、整顿劳动组织的斗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工厂的供给科和生产脱节，不了解各车间的需要。当某一些材料发生积压现象时，另一些材料却感到异常缺乏。
工厂党委会拟定了许多实际办法，要实行这些办法就需要在员工中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装配车间的共产党员们发起争取在一切部门实行按循环图表作业的社会主义竞赛。装配工人得到各零件储备车间的支持。这些车间决定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月底才供应所有装配用的零件，而是有节奏地、依照图表来供应这些零件。
工厂党委会和行政当局赞助了这个珍贵的发起。在所有的车间都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拟出保证有节奏地制造产品的具体办法。工厂的群众政治工作都服从于这一任务。
工厂的党组织和经济领导者们获得了优良成果。去年十二月，这个企业有节奏地进行了生产，保证了在全月中均衡地生产产品。为了巩固已获得的成绩，党组织动员全体员工，为争取一切车间和部门的工作协调、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斗争。
这个机械工厂的党委会以及车间党组织，经常使企业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新技术的采用，先进劳动方法的推广，生产的合理化——处于自己毫不松懈的监督下。去年工厂采纳了一千五百件合理化建议，这些建议的采用使工厂节约了四百多万卢布。党组织领导了社会主义竞赛，争取降低产品成本、采用经济核算制的运动。工厂的所有车间都改行了经济核算制。
这个例子说明，只有在党的监督带有群众性质的时候，它才是有效的。监督的力量在于它的群众性。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党的监督才能揭发和防止缺点，才能帮助消灭缺点，才能不仅提高领导者们，而且也提高全体员工对企业工作的责任感。因此在监督企业行政的经济工作时，最重要的是要依靠党员，依靠生产积极分子和他们的经验。
除了检查行政工作以外，党组织应当利用一切方法，首先是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这一重要武器，来影响一切工作，帮助企业完成生产计划。
机械工厂的党组织所以获得优良的成果是因为它不使监督归结为仅是倾听经济领导者们的报告，而是用有组织的行动，有目的性的群众政治工作来增强这种监督。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使得这个监督具有最大的效力和作用。
实践证明，如果只吸收狭隘的一群人参加党的监督，而共产党员们却袖手旁观，那就不会获得应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只会使监督成为幌子。事实上，党委会的书记或委员们，尽管他们有很多经验和能力，难道就能照顾一切，看到一切和组织对制订好的计划的执行吗？单是党委会的书记或委员们是不能胜任这个任务的。
企业的党组织在对行政当局的经济工作行使监督权时，只要依靠广大群众并利用他们的经验和建议，就能拟订出保证纠正缺点和改善企业工作的办法。
我们还有这样的党的工作人员，他们认为只要在党委会的会议上听取一个工厂厂长的报告，通过严厉的决议就够了，这样，事情就会自己顺利进行的。这样的作法会导致什么结果，可以引用“中部伏尔加车床制造工厂”的例子说明。这个厂的党的常委会曾不止一次听取厂长和各车间主任的报告，通过无数的决议，但情况没有改善，工厂仍处于落后状态。这个监督没有发生效力，因为党的常委会没有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来支持自己的决定。
对企业行政当局的经济工作的监督，只有在不断地、逐日地进行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但是，在某些党组织中，监督的工作却被归结为听取经济领导者们有关季度或半年或其他期限的企业工作总结报告。日常监督的缺乏使企业领导者们产生自安和沾沾自喜的心情。党的监督不应当秘密的，而是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中进行。进行监督就要使共产党员们能够公开批评缺点、并提出消灭这些缺点的建议。
数年以来，在古比雪夫市的各种会议、大会和党的市委会上，都听到人们说古比雪夫轴承工厂是一个好的工厂。这个企业的全体员工们实际上确是市内的先进工作者。工厂获得了“集体斯塔哈诺夫劳动的企业”的光荣称号。这就冲昏了工厂领导者们的头脑。他们开始不以批判的态度评定工厂的工作，使工作开始下来。结果，个别车间开始无节奏地工作，并出现了突击主义和大量废品。
可是党委会怎样呢？在对待工厂的经济领导方面它采取了什么立场呢？党委会的书记李曼诺夫同志却在厂长周围打转，他和经济领导中的各种严重缺点妥协了。共产党员们企图纠正党委书记的态度，但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得到支持。
改善企业中党的监督方法就是指：要深入到所有生产的细节中去，保证无条件遵守国家纪律，最严格地完成各项国家的计划和任务。监督应当能帮助发现和动员未被动用的后备力量。
但是，必须指出，古比雪夫某些企业中的党组织对破坏国家纪律的现象仍然表现自由主义的态度，他们以容忍的态度对待欺骗的事实。例如，“中部伏尔加车床制造工厂”党的常委会有一个时期忽视厂长尼古拉也夫同志和企业中其他一些人员在工作报告中虚添成绩的违反国家利益的行为。这里需要党的市委会的干预，以便惩罚这些骗子并纠正工厂党组织领导者们的严重错误。
对企业行政当局的经济工作的监督和一长制并不矛盾。恰正相反，以巩固一长制为目的的监督，是会巩固企业中的纪律的。
工厂厂长是独一的首长，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全权领导者。可是为了把生产推向前进，经济领导者就必须依靠积极分子，经常巩固自己和群众的联系。苏维埃一长制的本质是：善于管理，善于组织工作、选拔干部、发出正确指示、要工作报告、能够消灭不负责任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但是，除此以外，一长制也是指能在工作中依靠党组织、依靠企业积极分子、依靠企业的全体员工。
但是，也有一些对一长制原则作官僚主义歪曲的事实。某些经济领导者以一长制为根据，认为自己可以完全不受群众和普通经济工作人员的意见的监督，他们不倾听经济方面和生产方面的积极分子的呼声，认为没有必要依靠这些积极分子，他们脱离积极分子，因此在发现和消灭缺点与漏洞方面得不到积极分子的支持。
党组织在实行监督经济工作者的工作时，必须加强一长制的原则，关怀一长制的巩固。但是党组织对巩固一长制和加强企业领导者的威信的关怀，是和纵容破坏国家纪律的实践无任何共同之处的。
在企业中行使党的监督就是指关怀社会主义管理方法的改善，关心干部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经济教育水平的提高。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以经济学的知识所武装的苏维埃经济工作人员才能正确完成他所面临的巨大而复杂的任务。可惜我们还有一些经济工作人员，他们漠视自己思想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依靠旧知识生活，对于我们前进的远景不再关心，使自己变成狭隘的事务主义者。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党组织面前提出进一步提高我们工业的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就需要全力改进企业党组织的活动。巧妙地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党组织将在争取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绩。
（振亚译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改进中学地理课本的编辑工作
在本报编辑部召开的地理教师座谈会上，教师们对初中本国地理课本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这对于今后课本编辑工作的改进是有帮助的。
教师们的意见表明，我们的初中本国地理课本是编得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一方面固然因为编者受着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教科书出版机关和审查机关的计划性差，而且工作不够严肃，不够认真。
课本的最大缺点，首先是缺乏政治思想性。编者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正确地说明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而是用反科学的观点去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教科书不少地方流露着，似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地理环境。编者忘掉了或忽视了地理环境虽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它无疑是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谋得方式，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课本未能通过地理现象的叙述，说明我们伟大祖国过去和今天的面貌以及未来的远景，也是一个重大的缺点。这是由于编者没有足够地认识到“一切科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道理，所以只做了现象的罗列，没有用生动的事实来表现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人民创造性活动的伟大作用。
地理课本的另一个缺点，是枯燥乏味，它不能引起同学对地理课的兴趣。编者不是用优美的文笔、浅近的文字，去生动地描画我们伟大祖国的地理面貌，而是用抽象的概念，孤立地叙述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同学们读了课本之后，心中留下来的，只是一大堆的数字和地名。这样，同学们那能不感到索然乏味呢！
我们的地理课本由于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存在着上述重大缺点，就大大地减弱了地理教学的效果，使地理教学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目的。
为了更好地提高地理教学的效果，改进中学地理课本的编辑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要完成这件繁重、复杂的工作，教育领导部门和教科书编审机关首先应该订出地理课本的编辑计划，拟出地理课本的纲要。参加课本编辑工作的，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业务知识和教学经验的人。假如条件不允许，必须委托专人编写时，教育领导部门更应该给课本的编者以具体指导。在课本出版以前，必须进行严格审查。
当然，编辑课本，尤其是中小学课本，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一定会遇到某些困难，但这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克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