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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学习马林科夫报告有显著成绩
根据各地报纸消息，目前全国各地在职干部学习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已有显著的成绩。
首先，各地干部在学习中的热情极高。在高级干部带领下，一般干部都能坚持学习制度，抓紧时间进行自修，定期召开讨论会。许多干部通过这次学习进一步认识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如中共信阳地委会副书记王黎之同志说：“如果再不提高理论水平，就难以完成党在新形势下交给我们的新任务。”中共开封市委会副书记武镟声同志说：“革命形势飞跃发展，个人老是原地踏步，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呀！”辽西省直属机关干部，在这次学习中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认为“学政治理论不能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错误认识。
通过马林科夫报告第一部分学习，许多干部加强了对目前国际形势的了解。例如关于两个阵营力量的对比、两个世界市场、两种基本经济法则、两种经济的发展前途及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等问题，都较前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扩大了眼界，更加关心世界的革命运动，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增强了信心。
各财经、工业部门的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都以马林科夫报告第二部分为重点，注意联系实际，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先进经验，达到了改进工作的目的。浙江省工业部门在学习期间，曾根据文件的精神，检查了全省十四个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矿企业去年一月份至九月份的生产计划，发现只有四个单位完成了计划，而其中只有一个单位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太原铁路工厂检查出去年第三季度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的原因是：工作不深入，计划订得不周到，缺乏检查制度。沈阳机械一厂干部，检查了过去由于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差、全面计划性不够而造成废品多及积压资金达五、六十亿元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缺点的揭发，使干部比较明确地懂得了“国家的计划就是积极的法律”的重要意义。沈阳粮食公司在学习中由于认识了节约制度的重要性，消灭了因为掌握粮食数字不准确而造成运输上跑空车的现象。
在学习马林科夫报告的第三部分时，许多单位发扬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官僚主义作了有力的揭发。东北石油工业管理局在总结一九五二年工作时，运用文件的精神，展开了自下而上的民主检查，发现了许多重要问题。西南税务管理局机关在最近也结合学习收获，进行一次对领导工作的检查，从而改进了工作。在各地报纸上，最近曾刊登了一些负责同志所写的学习论文，这些文章大都能依据文件精神联系自己的业务，检查了领导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对实际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组织领导的加强，学习制度的坚持与学习方法上的改进，也是这一时期学习的重要收获，给今后开展理论学习创设了有利的条件。大部分地区高级干部学习已改变了过去的自流状态，正式编成学习组，由负责同志亲任组长，制订了严格的学习纪律，坚持每周两个半天的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等都规定学习结束时，每人都要交学习笔记或学习论文。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决定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学习结束后，进行一次模范辅导员和学习模范的评选工作。中共黑龙江省委为帮助政治理论教员提高教学质量和辅导一般干部的理论学习而建立的“学习室”，在此次学习中经常指示学习要点，编选参考资料，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辽西省直属机关下乡干部较多，他们即规定了下乡干部要带学习任务，建立书面汇报制度，具体解决了下乡干部学习上的困难。西南、中南和山东的一些机关，实行了学习中的逐级指导制，推动了中级、初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如中共河南南阳地委会选拔了一部分党委负责同志和各部门理论水平较高的中级干部，组成学习辅导委员会，对一般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进行辅导工作。
根据各地情况看来，这一时期的学习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在联系实际方面，有的单位对文件精神还没有很好掌握，便去盲目地联系，因此往往使学习变成一般性的工作检查，甚至有的单位完全丢掉文件，使讨论会变成漫谈会。在组织领导方面，有些地区和单位还不够重视，他们还是强调工作忙等客观原因，而使学习陷于自流的状态。如四川省、湖北省有些单位的高级组，在学习中就没有坚持制度，十分散漫；中级组在很长时间中也没有开过一次讨论会。在领导学习的方法上，有的单位竟然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如贵州瓮安县电厂领导学习的同志，在讨论会上硬指定要某某同志在会上发言。有的单位则对某些暴露真实思想的同志乱扣帽子、乱加批评。所有这些缺点和偏向，应当立即加以克服，并要注意总结这一个时期的学习经验，使今后的干部理论学习健康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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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检察机关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应该做什么、怎样做？
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蓝公武
自从婚姻法颁布以来，由于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努力贯彻，人民群众中新的婚姻关系和民主和睦的家庭关系正在成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包办、买卖等不合理的封建婚姻以及轻视妇女、危害妇女的婚姻纠纷逐渐减少；社会上新人新事大量出现，呈现了一片新气象。许多获得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在欢呼着：“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人民带来了幸福。”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与生产积极性已大大提高，从而使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增加了无限力量。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全国各地在贯彻婚姻法的工作上发展极不平衡，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在许多地区还很严重，许多群众和干部对婚姻法在社会改革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认识不足，使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受到了许多阻碍。某些干部尤其是区、村干部自身还存在着封建思想或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对贯彻婚姻法采取对抗态度，不但不去大力宣传和贯彻执行婚姻法，反而凭借职权，支持封建陋习或进而干涉婚姻自由。例如广西省永淳县式堂村直至最近还流行着“族权”、“夫权”的统治。该村农会主任屈济朝、民兵队长屈学进等不仅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与恋爱结婚百般阻难，并诬蔑到别村去的妇女有“通奸”行为，接连召开五次群众大会，当众“镇压”妇女屈六妹等人；前后被诬为与人“通奸”而受刑的妇女有十余人，其中并有孕妇两人。他们以勒绳、晒太阳、尖指等多种残酷刑罚对待无辜妇女，严重侵犯人权
（该案已经广西省人民检察署等处理，屈济朝等已逮捕法办）。也有一些人民司法机关的干部，特别是司法改革运动以前各地法院中留用的旧司法人员，有意无意地放纵了残害妇女的各种犯罪分子，支持封建婚姻制度；对婚姻案件采取不告不理、见死不救的态度。他们经常以“无诉状不受理”、
“管辖不合不受理”、“审级不合不受理”、“一事不再理”等旧司法衙门的一套反动程序，百般刁难妇女，任意剥夺妇女的合法权利，严重打击了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这些现象的存在，使群众特别是受压迫妇女的反封建斗争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许多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而遭迫害，各地虐杀妇女和因婚姻不满而自杀、被杀事件不断发生。
保证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和一切违反婚姻法的思想行为进行斗争，是人民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贯彻婚姻法运动是反封建残余的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因之，它必须成为人民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各级人民检察署自婚姻法颁布后，在贯彻婚姻法方面曾经做了不少工作，目前也正在进行着许多工作。有的检察署已做出很大成绩，特别是在揭发检举各种典型婚姻案件，用活人活事体现政策、教育干部及群众方面累积了宝贵经验。例如山西省人民检察署配合有关机关检察了该省宁武县副县长刘丕华利用职权授意该县法院判决与其妻离婚而造成命案一事，发挥了重大作用。各地省及专区以上检察署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国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时，一般都配合检查了各该地区的婚姻法执行情况，有的并联合当地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到重点县和重点区、镇、乡、村中去，对推动与贯彻婚姻法起了一定作用。它们一般的是层层推动各地重视对执行婚姻法情况的检查，并以检查以往处理的婚姻案件，帮助处理婚姻案件或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有的用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如协同召开公审大会等方式，发动群众作典型试验。检查结束之后，各级检查组及各地检察署掌握了丰富材料，进行宣传，并指出各地在贯彻婚姻法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及贯彻婚姻法的主要关键，给进一步贯彻婚姻法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陕西省人民检察署延安专区分署重点地协同有关部门联合检查了鄜县、洛川两县后，找出了该地婚姻法贯彻不下去的主要原因：除了不少干部对婚姻法学习差，认识模糊，错误地认为婚姻法是“离婚法”，不敢大胆向群众宣传外，特别是有的干部自己不遵守法令，反而带头违反婚姻法，如延安专署有两个科长主张不够年龄的儿子结婚；一个民政科长还给群众做媒，用银元买卖婚姻；鄜县县长把女儿卖银元，群众说：干部都是那样，咱们有啥关系。该署在检查回来后马上反映给上级领导机关，由行政上发出指示，进行了彻底纠正。但是进一步检察违反婚姻法的各种犯罪行为，系统地从政策方面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以及总结典型经验等工作，还是作得很不够。在这次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必须进一步求得改进和提高。
人民检察机关为了配合与推动贯彻婚姻法运动，应该做什么？如何做？这是当前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在运动之前，各级检察署干部本身应深入学习婚姻法及其有关文件，明确政策，结合实际，检查批判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与认识，划清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与封建婚姻制度的界限，在政策思想和材料方面做好准备。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工作人员最近在学习婚姻法中，暴露了许多思想情况，其中“大男子主义”的夫权统治思想是相当多的。这说明了检察干部在参加运动之前，学习婚姻法并领会其精神与实质，彻底纠正各种错误观点是很必要的。
在运动中，用现实的典型事例向群众交代政策，是教育群众的有效办法。因此我们应密切配合运动，及时调查研究情况，掌握材料，以揭发检举违反婚姻法的典型案件，进行宣传，特别是对干涉婚姻自由造成严重恶果、民愤甚大的罪犯，必须认真检察，严加惩办，以教育干部和群众。事实证明，那些地方人民检察署密切配合了运动，抓住了典型案件，主动组织有关部门召开了群众大会，那些地方贯彻婚姻法运动就获得了重大效果。因此，那些地方就有很多被迫害的妇女纷纷向检察署控诉，要求给她们撑腰。这样不仅使婚姻法能够正确执行，而且还扩大了检察工作在群众中的作用。对于区、村政府及人民法院在处理婚姻问题及有关妇女的各种问题上存在的违法乱纪或官僚主义现象，应进行坚决斗争，揭发或检举，以促进运动的深入开展。
工作方式上，一方面应强调与有关机关通力合作，在当地党政领导下及运动的统一机构中进行工作；另方面，更应与检察业务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人民检察在政策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当运动进行中特别是在运动的高潮阶段，应注意防止与纠正偏差，坚决保证运动正确、顺利地进行。因此，就必须明确贯彻婚姻法运动不同于土地改革或其他社会改革，而是人民内部的带普遍性的问题，工作中应注意掌握，不宜粗枝大叶、急于求成或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总的精神应是坚持教育方针，但对有严重恶果而民愤很大的犯罪分子，必须予以法律制裁，以严肃法纪，教育干部和群众。
在处理问题上，应与群众利益相结合，不能就事论事，或抱着因怕麻烦而“怕开花”的观点。一个案件中如发现其他问题，应合并处理。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
各级人民检察署人力有限，进行工作中必须抓住重点，但也不宜局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问题上，而应在一般地区中注意典型地区，在一般问题中注意典型问题。同时，对地区特点应加强研究，如城市、农村、矿区所存在的问题，各有其不同特点，抓住这些特点，处理其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对推动运动是有很大作用的。
检察通讯员和检举箱，已经证明是人民检察机关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并开展群众性的检察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这次运动中尤应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少数尚未建立检察通讯组织的检察署也应在这次运动中注意物色符合条件的积极分子，做好准备，为发展与巩固检察通讯组织创造条件。
各级人民检察署在日常业务中，必须经常重视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因此，在组织宣传及配合各部门中心任务时，应注意扩大贯彻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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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威信和假威信
苏联共产党沃龙涅什州委会书记 茹阔夫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很重视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品质、领导干部的品行以及他们与群众的关系等问题。马林科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领导干部的威信问题特别予以很大注意。过去和现在党一直重视巩固党、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威信，巩固其领导干部的威信问题。一领导干部的真正威信（不是虚假的威信）乃是他在工作中始终不渝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的必然结果。
在苏维埃政权时代，我们国家成长了不少获得群众尊敬和具有真正威信的领导干部。在出席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沃龙涅什州党组织的代表中，有
一位叫康斯坦丁·雅柯夫烈维奇·彼得洛夫的“电信”工厂总工程师。卫国战争结束以后，彼得洛夫开始在“电信”工厂当普通工程师。他是一个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善于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能够以沉着和关心的态度对待下级的有天才的人。他很快就取得了工厂群众的尊敬，不几年光景，彼得洛夫同志升为工厂总工程师，成了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不能说彼得洛夫从来也不犯错误。错误，当然在他也是有的。但是他总是很快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他注意倾听批评，不是形式地而是主动地接受批评。例如，当有些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对技术委员会开会太少这件事表示不满以后，彼得洛夫就不仅经常召集技术委员会会议，并且还邀请各车间和工区主任、工程师和工人革新者参加会议。这样，技术委员会成了真正的交换技术性意见的机关了。这种对待批评的主动性的态度，说明彼得洛夫同志已经成为一个很成熟的领导干部了。
还必须指出彼得洛夫同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无疑巩固了彼得洛夫同志的威信。他认为任何工作人员都是共同事业的同志，领导者对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不能漠不关心。
彼得洛夫同志对待下级是高度尊重与要求很严的。他不仅经常关心他的助手们的业务和文化的提高，并且关心到他们的“私生活”，例如，当某技术员的家里正酝酿严重的冲突时，彼得洛夫同志就很亲切地和这个技术员谈了话，弄清了冲突的原因，一直做到使这个家庭重新和睦起来为止。自然，这种工作作风，这种对待下级的态度，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将全体工作人员团结成了一个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集体。
仅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彼得洛夫同志如何善于将自己的一切活动都服从于事业的利益和党的任务。真正的威信是在平凡的日常工作中间锻炼出来的。苏维埃人民只信任和尊敬那些不是在口头上、在冠冕堂皇的演说中，而是在自己每一个行动上，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表现出高度思想品质的领导干部。
我们国家给予领导干部以很大的职权，很有利的条件，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更有成效地工作。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清楚懂得：祖国授予他们以这样的可能性和有利条件乃是人民对他们高度信任的表现，这种信任把重大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肩上。应该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知识都贡献给所担负的事业，才不辜负这种信任。但是，在我们这里有些不很聪明的人却还没有转过脑筋来，他们就不是这样考虑的；而也许，他们根本连什么也没有考虑，而只是由于大权在手，由于有了私人女秘书和首长办公室，他们就有些“飘飘然”了，其中有些“首长”甚至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并没有一种全体人员都必须遵守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的共同标准和他们这些“首长”不相干。在群众中争取威信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种威信好像已经同公文皮包以及首长的安乐椅一起得到了。
赫林诺夫养马场场长柯别连司基就是这样一个人。显然他已忘记了，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认为，他，柯别连司基，是所有人员和牲畜的至高无上的发号施令者。这个可怜的领导人决定了，他什么都可以做，法律不是为他制定的，而是为“小人物”，为下级制定的。柯别连司基开始认为自己的一切言论都是绝对真理，而群众的意见则一文不值，甚至全场工作人员的意见对他都是毫无意义的。可是，一群拍马屁者和“亲信”却紧紧地包围着他，奉承着这位“英明的场长”。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柯别连司基竟开始拒绝完成党的任务，示威式地停止参加会议了。对党组织的帮助和监督，他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是违反一长负责制原则。他把“我”放到了第一位。“我是场长”，“我领导”，“我负责。”一句话，他只依据一个原则：“我是负责人，我愿干什么就干什么。”
显然，把场长的安乐椅当作自己的威信的唯一支柱，是不可避免地要失掉群众的尊敬和支持，失掉自己最后剩下的一点威信的，而最后，很自然地，就该失掉场长的安乐椅本身了。
两个领导干部——两种对威信的了解。在这里，拥有真威信的人（如彼得洛夫工程师），是首先关心事业，而不是设法维持自己的“首长的尊严”。二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和过失。列宁说：“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是能迅速而容易地纠正这种错误的人。”我们苏维埃社会的优越性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周围人们的经常帮助与支持，使我们能够及时发现与改正错误，这种帮助就表现在批评中。
任何领导干部的威信都取决于是否能正确掌握批评。这是考验每个领导干部成熟与否的试金石。正确对待批评是一定会大大提高领导干部的威信的。马林科夫同志说：“不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前进的障碍，他们还没有成熟得能做领导者，他们不能指望党的信任。”特别是对待自下而上的批评的态度，对待来自一般工作人员的批评态度，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自下而上的批评是苏联人民关心祖国福利与繁荣的表现。这种批评是群众参加领导的基本形式之
一。但是，可惜的很，还有不少讲面子的领导干部偏偏受不了这种批评。其中有些人几乎毫不隐瞒自己对这种批评的反感。这就叫做公开的压制批评者；如塔伏尔日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布特柯，当他在会议上听到了对自己的批评以后，他就立刻发出命令，对批评者给以严厉的行政处分。另外也有一些更机灵的人，下级批评时，他们只用棉花堵住耳朵，而当“首长”批评时，他们则报以虚伪的欢迎。
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著名讽刺诗中的英雄——官僚主义者波波夫说道：“下边来的批评是毒药，上边来的批评是良药。”在沃龙涅什州，也有一个波波夫——沃龙涅什州小河管理局局长，他说：“我只能听取上级的批评。”看来，这两位波波夫之间的区别是不大的。不幸的是，这样了解批评的不仅是沃龙涅什州的“小河管理局局长”一个人。这样的情形是很多的，当工人、技术员、工程师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不断提出，说为了做好工作，必须改变某某车间的技术作业过程的时候，厂长就变成了聋子。而当部里为了这同样的技术作业过程刚提出批评的时候，他好像突然恍然大悟了。他若无其事地召集下级，装模作样地想使他们相信那些变更的必要性了（而这正是工人两年来不断向他提出的）。人们听着这位首长就会明白，他所宝贵的不是事业利益，而是本身的庸俗苟安。他们公平地认为这样的领导干部是拍马屁的，是只图向上爬的人，而这种人是不会受到爱戴的，他们不能指望获得威信。
不久以前，我们糖萝卜托辣斯的领导干部们在压制批评上作出新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发明追究批评责任的新方法的优先权属于他们。这个方法是对批评者进行所谓“敲竹杠”。
当米齐根同志写信给托辣斯，检举乌留平斯克萝卜堆栈的总会计——一个盗窃国家资财的骗子的时候，托辣斯经理马利克不得不派一个检查员到这个萝卜堆栈去。检查员所进行的很表面的调查并未证实信中所提的事实，糖萝卜托辣斯副经理皮罗果夫同志就赶快发出了一个公文，叫做“糖萝卜托辣斯关于乌留平斯克萝卜堆栈汽车队队长米齐根同志不负责任的行为的通令”。
“我命令：为了检查由于汽车队队长米齐根同志的不负责任的声明而出差到乌留平斯克萝卜堆栈所造成的无谓支出，应由米齐根同志负责偿还。”
当然，这种“奖励”办法长久地把米齐根同志揭发贪污罪行的热情打下去，而托辣斯的领导干部们则平安无事了。但是贪污行为仍然存在，而当最后被揭发以后，马利克同志下令撤销萝卜堆栈经理的工作。马利克同志想用这个命令来推卸他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批评的责任，把事情描绘成没有什么，“一切就绪，罪人已惩办”。只是在省委过问后，托辣斯的领导干部们才承认“犯了严重错误”。
压制批评是严重的罪行，要予以惩治。这种人往往在犯了这个错误以后，就开始推脱责任，寻找借口，把过错推在客观原因上。一句话，他们对自己是毫无原则的。这就是压制批评者的逻辑。三没有威信是不可能进行领导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得，甚至最糟的领导干部都懂得。某些不能获得真正威信的人，往往玩弄各种手腕，企图弥补他这个缺陷。他们天真地设想，威信可以借助某些特别的手段和“魔术”来获得。这些“魔术家”固执地相信：不管是游手好闲者、官僚主义者、自高自大或压制批评者、文化水平低和政治品质成问题的人，都一样可以树立威信。
比如说吧，上面已经讲过的沃龙涅什州小河管理局局长，他每天都要以两小时对下级的“训话”来开始自己的工作。他叫喊、恫吓、咆哮、斥责。他觉得威信的“秘密”就在这里。但别人还是不尊敬他。的确，他有什么可值得尊敬的呢？管理局的业务一团糟。他自己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所有的三艘客船均已损坏（一艘失火，其余两艘需长期修理），客运航程计划未能完成。”没有什么可说的，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在早晨的“训话”结束以后，任何下级就可任意支配局长了：局长在签署文件时，由于他根本不掌握情况，所以只能问一句：
“写的都对吗？”
应该说，个别党组织错误地希望无论如何都要支持业务工作领导干部的威信，有时还支持一些骗子、官僚主义者和狂妄自大的小官吏的威信。这样的党组织没有想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支持别人的威信，又会使自己的威信扫地的。
任何一个领导干部的个人威信是和党及苏维埃国家的威信紧密联系着的。丧失了群众的信任和尊敬的领导干部，也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损害党的威信，这是任何人也不能饶恕的严重罪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假威信”的人，对他们压制批评的每件事情，对他们每一件不诚实的行为都要采取不能容忍的态度的原因。要知道，这些人阻碍着我们的胜利前进，应该让他们受到社会舆论的审判，必须向他们进行斗争。
（沈真、姚坚、鄂桂琴编译。原载一九五二
年十一月十八日苏联“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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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柏林的人们
马烽
东柏林，像春天原野上的花草，从解冻的泥土里挣扎出来了，从枯枝败叶当中生长起来了。
谁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尾，柏林市被无情的战火烧伤了。希特勒挑起的罪恶战争，不仅破坏了别的国家的幸福，同时给德国人民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德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在战争就快结束，东德将要被苏军解放的时候，美国飞机在这里滥肆轰炸，进行破坏原有建设的毒辣阴谋。这批人命贩子们，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帜，却把千千万万颗炸弹从文化古迹的上空，从医院、学校和居民区的上空倾泻下来，无数的建筑物成了废墟，无数的和平居民被埋葬在瓦砾堆中……。那时，柏林是布满了千疮百孔的城市。
现在，柏林市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在伟大苏联的援助下，德国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清除战争造成的废墟，重新建设自己的首都。
傍晚，每当我们在东柏林街道上走过的时候，经常看到在那些破垣残壁的废墟堆前，有着无数的人在劳动。临时安装起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装土机“隆隆”地转动着，锹镢在电灯下闪闪发光，载满瓦砾的卡车来往飞驰。这里有刚离开机器的工人；有从各机关办公室走出来的职员；有放学回来的学生，有教授、作家、艺术家……。这些人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满脸稚气的儿童；有壮实的小伙子，也有漂亮的姑娘。他们刚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马上又投身到义务劳动的行列里。人们以无比的热情重建自己的首都。在安静的夜空里，到处洋溢着劳动的歌声和愉快的笑声。
一到星期日，各处废墟堆前更加热闹了，参加义务劳动的人群，打着红旗，唱着歌，从四面八方拥来。各个机关团体，各个工厂学校，排着队来了，坐着卡车来了。他们自己带来了干粮，带来了工具，好像是参加一个盛大的集会。每个德国人，都以能够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义务劳动为光荣。全国各地凡是来柏林的人，那怕只停留一天，也要抽出一点时间来进行义务劳动。西柏林的工人和市民们，穿过美占领军和傀儡政府的检查哨，也来到这片自由的天地里进行义务劳动，很多来柏林的国际友人们，也情不自禁地卷入了这一伟大运动中。在一个满地白雪的夜晚，我们也进行了三小时的义务劳动，虽然时间很短，成绩不大，但同样表示出了中国人民的心愿。谁都愿意为重建柏林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人们都知道，那怕只搬了一块砖，掘了一锹土，都使得柏林的恢复建设工程加快了一秒钟。人们都在为争取建设计划早日实现而努力。很多人订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参加义务劳动一百班
（每班三小时）、五百班、一千班……。
七十八岁的老人保尔·米克尔，是一位泥水匠，早已不工作了，但是他仍然自愿来参加义务劳动。在他的义务劳动证上已经记到了六百九十个班，他要争取达到一千个班。他对我们说：
“战争是最坏的事情。我盖了一辈子房屋，都毁了，都毁了！”他的白胡子在灯光下闪动着，脸上是一付严肃的表情。他随即把手在空中一挥说：“不要紧，我们再盖新的，我相信我还能看到新的柏林！”
这个老人的决心是全柏林人民的决心。每一分钟柏林都在变化着。我们不只一次地访问了正在大规模建设中的工人住宅区。时间虽然相隔不长，但是每次都显出了它不同的姿态。这是一条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街道，这条街有三华里半长，以往这里也是劳动人民的住宅区，房屋是低矮破旧的，设备十分简陋。但是在战争中这里却成了美国飞机的轰炸目标。百分之九十五的房屋都被炸毁了。这里的建设工程，从一九五二年二月才正式开始，不到一年工夫，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全国人民捐献金钱，捐献器材，捐献劳动，使这一建设工程迅速地进行着。在那宽阔的街道两旁到处堆积着建筑器材，到处竖立着高大的营造架，一幢挨一幢的高楼大厦，一天天在接近完成。运输器材小火车在临时铺设的轻便铁道上往来奔驰，起重机、压路机、水泥搅拌机……不停地转动着，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电焊器迸射出淡蓝色的火光，扩音器里播送着生产捷报。这里是大规模的建设工地，这里也是劳动竞赛的战场。
建筑师、雕塑家、泥木工、油漆工、电焊工……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是从全国各地自愿报名来的，谁都要在建设首都的工程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本领。在队与队间，组与组间，个人与个人间，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竞赛，工作效率在不断提高。在整个建设工程中，苏联专家们给予了很多帮助，苏联优秀的建筑师来这里亲自表演，传授先进经验。以前一个瓦匠一天能砌一千砖，采用了苏联三人操作法后，速度加快了四倍。工人们也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新的发明创造不断出现，生产纪录不断在提高。搬运砖瓦的工人卡尔·李士陶改进了搬运小车，不仅减轻了体力劳动，而且效率提高了三倍。建筑工人卜冷得尔，发明了一种轻便的起重机，可以移到各层楼上去，克服了以往楼房增高、起重机移动的困难，因而获得了功勋发明家的称号。泥水匠华尔特·梅特尔改进了抹墙泥板和操作方法，使工作效率提高了八倍。我们访问了两次获得劳动模范称号的油漆工人马克思·许维勃，他把用刷子上漆改成了用气压喷漆，使整个建筑工程中的油漆工作加速了数倍。许维勃是一个老的油漆工人，他告诉我们说：“像现在这样的劳动热情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自己切身体验到今天工人是真正当了主人了。今天不是制造大炮，而是建设人民的首都，为自己为朋友造房子！”他还说：“德国人民坚决反对战争，但是我们也懂得，只有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平才更有保证！”
这就是德国工人积极生产的原因。他们为争取和平而加紧工作，也为自己幸福的生活而努力。
斯大林大街的建设，充分显示出了德国工人幸福生活的远景。这条街上将有各种国营商店、电影院、剧场、公园、运动场等娱乐场所。而每一幢大厦，每一间房子，都有现代化的设备。我们参观过已经落成的魏卜尔维赛大厦，这是一幢八层高的大楼，门口装有公用通话器，旁边有几十个电钮，上边写着住户的姓名，按那一个电钮就可和那一家通话。这幢楼房里住着三十余户，都是优秀的生产模范。电梯把我们载到了第七层楼上，我们访问了一个工人的家庭，丈夫是建筑工人，太太是人民警察，都上班去了。一位邻居老太太接待了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的，到处飞散着油漆的香味，房舍是很精致而适用的，有寝室、会客室、厨房、洗澡间、储藏室，有电灯、自来水、暖气等设备。每一个房子，每一个细小的地方，都充分表现出建筑师们的智慧。这幢大厦的最上一层，是一个屋顶花园，玻璃暖室内摆着很多盆花草，外边的屋檐前安装着数个自来水莲蓬头，夏天的时候，工人们可以在这里淋浴、晒太阳。那位老太太告我们说，这里已经有四万多人来参观过了，西柏林的工人、市民也常常来访问。陪同我们参观的普罗特曼同志说：“等过些时日恐怕就没人来了，因为更漂亮的大厦出现了！”他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的，他告诉我们说到斯大林生日，将又有二千二百间房屋落成，很多工人又要搬到新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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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群众办案的模范司法工作者张辉
云南省司法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楚雄专区姚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张辉，两年多来在工作中一直坚持明确的阶级立场和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并经常和旧的司法作风进行斗争，在楚雄全专区司法改革运动结束时，被评为模范司法工作者。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张辉因为交不起粮，曾被国民党的法院抓去关押过。从这一次亲身的体验中，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法院危害人民的反动本质。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他又逐渐地认识到人民法院是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和对敌人专政的武器。因此，当他被调到法院工作的时候，就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
张辉在工作中经常向旧司法作风不断地进行斗争，并建立了依靠群众办案的新司法制度。他听到有些黑律师卖一张状子要五、六千元，甚至一万多元，他就想：“一万元可以买三、四升米，从前我做学徒的时候，一年到头还苦不出一升米。”于是，他就在人民法院内建立了问事代书处，替人民群众解答法律问题和免费代写诉状。有一次，张辉看见混进法院工作的刘啸楼（当过国民党伪县长），在处理一件民事案件时，当事人等了大半天，他才慢腾腾地走进去，高高地坐上“法台”，旁边还要法警和通信员站着侍候。这一副十足的官僚架子，使张辉非常气愤。第二天他就宣布，在法庭上不准再有这种脱离群众的作风。
张辉处理案件时，常常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从不草率从事，主观臆断。一九五一年一月，他处理一件“放毒”案子时，发现被告周绍祖是一个贫农，在一九五○年曾当过村长，并领导村里的农民积极参加剿匪工作，曾获得全县“模范村长”与“剿匪模范”的光荣称号。“这样一个农民积极分子，为什么突然放起毒来呢？”于是他就仔细地翻阅卷宗，又发现原告是伪保长周学桂的狗腿子周应寿，心里就更怀疑起来。他就亲自下去调查。第二天，就有两个农民向他悄悄地说：“同志，你们不大下来，我们村子里的事很难说。”张辉听了这个反映以后，知道他们有顾虑，就进一步的向他们交代政策，随后一点点地了解到周绍祖作村长时，曾带头斗争过伪保长周学桂，现在周学桂不但还在村里，而且他的狗腿子周应寿还钻进了村农民协会作文书。根据这些情况，张辉就更肯定这个
“放毒”案中有问题。同时，他又觉得要搞清案情，必先发动群众；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必先搞垮周学桂与周应寿。所以就报请县领导机关批准后，开了一个大会，当场就有很多群众纷纷起来诉说周学桂、周应寿诬告周绍祖的事实。周学桂等在群众压力下，只得坦白他们陷害与诬告周绍祖的经过。法院当场宣布叫周绍祖回去，将周学桂等分别判处徒刑。群众个个欢欣鼓舞。
姚安县前审判员朱同春（旧司法人员）受理一件寡妇刘曾氏因被逼婚而自杀的案子。他看了原告诉状上写的被告是刘曾氏的婆婆刘朱氏，就毫不加调查研究把刘朱氏关了起来。张辉看见刘朱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话都讲不大清楚。他想这个案子不会这样简单，就亲自跑下乡去，找贫雇农主席团以及和此案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了解到当时要强娶刘曾氏的是兵痞刘从厚。后来又到刘从厚附近居民处了解，才搞清刘曾氏的自杀，完全是由于刘从厚逼婚造成的。因此就立即逮捕了刘从厚，释放了刘朱氏。
由于张辉同志在办案中坚决地依靠群众，有一件拖延了几十年的纠纷，也顺利地得到解决。在姚安县大桥村与盐丰县小水阱交界地方居住的彝族人民间为争一块山场的纠纷，从满清光绪十三年起就打官司，但是在反动统治时期，由于反动派的拖延不理和挑拨离间，事情反而扩大，双方年年告状，年年打架。去年三月盐丰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但是该院审判员李正藩不调查研究，就主观地把山场判给了盐丰县的彝族人民，以致姚安县的彝族人民不服，又告到姚安县人民法院来。张辉收到这个案子时，觉得这个长年累月的纠纷，绝对不是法院的一道判决可以解决问题的，因此就启发教育双方回忆，检查出纠纷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恶霸李成山等唆使所造成的。大家都如梦初醒地说：都是这恶霸害了我们。于是双方就派出代表进行协商，本着互助互让的精神，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事后群众反映：人民政府真好，把我们几十年的仇气都消掉了。
张辉这种优良作风，使人民法院进一步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很多经张辉解决过的案件的当事人，进城时都要去法院看他。有些案件的当事人还写信来致谢。张辉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给人民司法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