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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峰峰煤矿为什么没有完成去年的生产任务
林里
编者按：在华北、华东及其他地区的许多煤矿中，直到现在还存在着一种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互不配合、各行其是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国营峰峰煤矿在去年发生的混乱情况，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峰峰煤矿的混乱情况最近虽然已有若干改变，但它的教训是值得所有煤矿注意的。
国营峰峰煤矿在一九五二年的前三个季度都没有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生产任务。特别是掘进工作前半年只完成了任务的百分之六十四点四三；第三季度虽稍有提高，但发生了几年来所没有的大巷冒顶的重大事故。财政超支情况也很严重。上半年只工资一项即超支三十三亿元以上。
峰峰煤矿不能完成国家生产任务，从生产管理方面看，是有很多问题的：一、上半年“三反”运动中主要干部集中精力“打虎”，长期不下井，不了解生产，材料供应受到很大影响，工人劳动纪律松懈，基层干部不敢负责，生产效率降低。二、该矿由旧的手工业采煤法改变为新式的机械化的采煤法后，领导上没有及时改变领导，赶不上生产改革的要求。生产指挥层次多（该矿原分矿长、采煤科长、区主任、领班区队长、小组六级，现已改为三级制），解决问题迟缓。同时生产上新采煤法与搬运发展不平衡，机（器）采手推不协调，不是车等煤，就是煤等车。机电设备增多，而管理技术低，常发生事故。其次在生产管理上缺乏计划性，回采多，掘进少，准备不出工作面，影响生产。
峰峰煤矿生产管理中的混乱现象长期不能解决，是由于峰峰地方党委、地方工会和煤矿行政上都存在着很多错误和缺点，并且互不配合，各行其是。
峰峰矿区地方党委领导上的最主要的错误，是它们没有考虑工矿企业的特点，没有抓紧“生产第一”的方针。没有把党委、行政、工会和青年团的力量集中到生产上。以致各搞一套，各有各的中心，形成所谓“千头万绪，无人负责”的混乱局面。一九五二年第三季度，峰峰煤矿和全国其他厂矿一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运动。同时规定要把原来的生产定额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七，把原来不足百分之三十的机械化采煤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在这重大任务的前面，很需要党、政、工、团的同志们齐心努力，矿区党委书记段毅同志也说：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推广先进经验是中心环节，各部门的工作好坏，要以生产的好坏为标志。但实际上矿区党委并没有这样执行。几乎在这个讲话的同时，党委会决定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并且要“轰轰烈烈、大张旗鼓、造成群众性的运动”。在扫除文盲运动的组织领导上一定要各矿长、总支书记、工会主席担任扫除文盲委员会的正副主任或校长。在动员扫除文盲大会上，党委委员傅石侠同志要各矿准备房子做教室。他说：“能给房子的给房子，不能给房子的搭席棚。否则就把矿长拉到太阳底下晒两点钟。”理由是：“他不关心工人阶级文化翻身。”据煤矿党委书记（也是地方党委常委）王丕成同志谈：扫除文盲运动一来，真是排山倒海，压倒一切。数百名工人离开生产，到扫除文盲训练班受训了。留在矿上的工人，没有讨论生产计划的时间，没有党团员和工会的活动时间，一切业余时间都被扫除文盲占去了。原说掌子面以上干部暂不参加扫除文盲训练班学习，以免妨害生产。结果一、四矿的副矿长走了，全国出名的风镐手罗荣金走了，修理厂的厂长和六个车间主任全走了，甚而负责安全工作的通风股长也走了。就在这时，一矿发生了几年来所没有的大巷冒顶的重大事故，砸死砸伤了四名工人。在这血的教训下，党委会才批准了保安干部回矿工作的要求。
扫除文盲工作还在继续，党委会又发下另一道命令：抽调工人党员去做整党建党的训练。煤矿党委怕影响生产，要求分三批整训。但地方党委不批准，说这是省委指示，是中心任务，一定两期整完。
峰峰地方党委（包括地方工会）对峰峰矿务局
（包括煤矿党委、煤矿工会）的领导方法，也是错误的。峰峰矿区地方党委包办了煤矿党委的工作，也在某些地方代替了矿务局的行政领导。矿务局的党、政干部一致反映：“伸展不开”，“无事可做”，他们说：地方党委的工作计划很具体，连掌子面如何分工，如何领导都写在纸上了，它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在这种情况下，峰峰煤矿的党委会也很难插手工作。从七月到十一月，煤矿党委连一次独立的会议也没有召开过。因为“所有事情地方党委都做了”。地方党委开会、下通知，都跳过矿务局的党委和行政组织，一直“深入”到基层矿。
峰峰矿区的地方工会工作，也有严重的错误。他们闹着所谓“工会立场”，和煤矿党委、企业行政对立，并把农村土地改革的一套办法，搬到国营企业中来，开口闭口就是“斗争”，这就更加重了峰峰煤矿的混乱。就在段毅同志说过“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的第二天，地方工会集合了各个基层矿的工会主席“检查立场”，布置向行政领导者的
“斗争”。据煤矿工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的同志反映：一九五二年第三季度，地方工会所召开的会议，很少提到生产，每次都讲“如何斗争”，“坚决斗争”，以及“撑腰做主”等。工会主席傅石侠
（也是党委委员）在大会上发言时，还用“呸！呸！呸！”地唾骂侮辱行政领导者的人格。这位地方工会主席曾经对人明白表示过：“过去，煤矿工会不属咱管，地方工会在工人中没有威信。为了树立地方工会的威信，就必须露两手给工人看看！”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支配下，他们就胡作非为起来。一矿一个工人违犯了纪律。经行政和基层工会共同讨论研究，开除了。地方工会知道后，立刻把基层工会主席找来，要基层工会主席向行政上“斗争”。基层工会主席不同意，地方工会主席就说：“你不敢斗争，那就干脆别回矿了。”在地方工会的怂恿和支持下，那个被开除的工人竟指着管理人员的鼻子说：“你简直是特务行为。”这件事，在工人以及广大基层干部中，留下极坏的印象，正派的工人看不惯，偷懒的人们抬头了。又如二矿一个工人在生产时睡觉，管理人员拿走他的操作灯，准备向工会报告。这个工人把眼一瞪：“你报告！我还向工会报告你哩！”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十月十六日，地方工会又通行了另一“新章程”。即：大工做小活，原工资照发；小工做大活，按劳取酬。据煤矿总局的技术人员调查；这个办法执行的结果是：二○六号掌子面二十三个五级工中，就有十八个人是做着三级或四级工人的活。这实际上是鼓励落后，奖励偷懒。
地方工会这种极端错误的作法，当地党委既不出来制止，又不公开批评，听之任之，结果造成煤矿系统的所有党、行政和工会干部的普遍不安。他们说：工会主席是党委委员之一，“斗争”要不经过党委讨论，他怎么敢呢？这一定是“党委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调动工作成了普遍的风潮。党委会的一位常委说：要求离开峰峰的干部至少在百分之八十左右。由于地方党委、地方工会的错误领导，由于干部的不安情绪，就使生产失去了领导，又没有了核心。峰峰煤矿所有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几乎全部抽去扫除文盲、整党和受训去了。照工人的话说，当时是：“只听有人喊，生产没人管”。因而一连三个月完不成生产任务，更达不到新的定额，以致工资普遍下降，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连标准工资也挣不够。工会天天在吵着“维护工人利益”，“坚持工会立场”，但对这一情况却毫无所闻。直到九月底，几个党委委员去四矿调查材料，
“碰上”工人到处乱骂，这才发现“工资是个大问题”。
峰峰煤矿的行政领导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矿务局的领导同志，长期钻到数目字里，很少看看工人的实际生活，很少考虑来自下面的意见。因此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地、恰当地解决。峰峰煤矿的生产改革做得很不好，至今还残存着野蛮的人工拉筐式的工作法。一九五二年第三季度，他们根据机械化采煤加大，生产定额提高的数字，计算出下半年有一千九百名工人的富余，并认为这些人留在矿上会影响全员效率。为了“提高”效率，就错误地拟定了裁减一千九百名员工的计划（这个计划曾经地方党委的批准和工会的同意）。这项计划在工人中引起了很大波动，影响了第三季度的生产。事实上峰峰矿上不是工人多，而是工人少，不够用，所以最后不但没有裁员，反增加了二千多名工人。这说明行政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他像基本建设处的工人宿舍，灰窑工人的劳动条件，都应该改善，但没有改善。在工资奖励上，修改定额后，领导上没有想办法争取达到定额，而且长期的用“估计工资”方法去照顾工人收入。各矿的“估计工资”比重很大，二矿竟占百分之六十，有的竟把计件工资改为按日计资，使工作效率降低。工人反映：“好坏不分，领导上睁眼合眼只是追生产。”前年的奖金约五亿元，直到去年八月才发下，影响了奖励的意义。
峰峰煤矿的混乱现象，除了以上原因而外，还和一些干部的经验与作风有关。峰峰是个颇具规模的工矿区，但原来的峰峰矿区党委会（即前面所称地方党委）只是个相当于县一级的组织，属邯郸地委领导。干部少，也比较弱。一九五二年六月，地方党委扩充为地委级组织，直属河北省委管辖。现在的党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府主席，工会主席，煤矿党委书记（均系矿区党委委员）统是新来的。他们带来了一、二百名干部，也带来了做好峰峰矿区工作的决心，这本是加强峰峰工作所必要的。但这些同志全是来自农村或中小城镇，没有领导企业的经验，不熟悉党在工业方面的具体政策，加之这些同志中间又有些人骄傲自满，不虚心学习。他们自以为参加过一九四八年的反对农村观点与农村作风的学习，就说思想上没有问题；还有人以为自己虽然没有领导过大企业，可也领导过编篮子、铸铁锅的作坊工作，认为大企业的问题和他们以前的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只不过是大同小异。他们就仗凭着这些“资本”，到处批评。特别是工会主席，从他下火车的那天起，一直批评，几乎每次会议上都在批评。现在来看，许多批评是毫无道理的。譬如定额问题。七月份提高定额之初，群众情绪很高，工人们自动提高定额达百分之五十九。行政人员考虑了各方面的条件，认为达不到，逐级降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七。这时，某些新来的同志批评说：行政人员思想保守，总是掉在群众的后头。但当连这仅只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七的定额也达不到的时候，他们又批评行政上总喜欢制订高额定额。为了证明定额高，还组织人们进行了“查定”。拿着“查定”结果，去河北省委和煤矿管理总局呈请。要求降低定额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河北省委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煤矿管理总局批驳了他们的意见，认为定额原则上不应变动，个别高了的可以调整，同时指示他们要很好组织人力，实现计划。十月份加以“组织实现”之后，不少工种超过了新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个别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多。
为了彻底纠正峰峰煤矿的混乱现象，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会、煤矿管理总局和煤矿工会华北工作委员会，于去年十一月内组织了“峰峰煤矿工作检查组”前往检查，指出峰峰矿的若干错误，提出了改进今后工作的意见。十一月份生产情况开始好转，产煤量已由九月份平均日产五二六四吨，上升为十一月上旬的平均日产六○六二吨，出现了
“峰峰煤矿一年中的黄金时代”。但是峰峰矿区党委、地方工会和矿务局的关系仍然没有彻底改善。还需要河北省委、河北省总工会、煤矿管理总局进一步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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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一二一厂和一二二厂
忽视基本建设材料保管工作浪费国家投资
国营一二一厂和一二二厂忽视基本建设材料的保管工作，使国家投资受到严重损失。
去年十二月初，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为了提前完成国家运输任务，决定赶运物资。该管理局事先将这个计划通知了一二一厂和一二二厂。但是这两个厂的领导干部对这种新情况没有加以任何注意，丝毫未作准备工作。下面的干部怕拖延卸车时间而受罚，只要运材料的火车一到，就盲目地命令工人抢卸，不管材料运到了多少，质量好不好，不登记，也不验收，也不管堆放的方法对材料损失有多大。他们只要怎样卸得快就怎样做。石子上堆砖，砖上又放木材，结果把许多砖都压坏了；有的把砖一顺着摆，很容易把砖摔碎；有些砖摆得不平，有的放在石头上，有的放在木头上，上面又堆得不整齐，稍一震动，就要震倒。有些材料应该卸得离仓库近些，便于搬运，但是，他们却毫无计划地把这些材料卸得很远。原来铁路专用线上就有这两个厂积压了半年以上的材料没有运走。八、九里路长的专用线上到处堆放着材料，满地抛散着碎砖碎料。盲目抢卸后，情况就更加混乱。
搬运材料的工作比卸材料的工作还乱。工人想要先搬什么就搬什么，要怎样搬就怎样搬，根本无人过问。搬运工人有些是从农村来的，缺乏搬运知识。这两个厂平时对搬运工人教育极差，没有使他们树立起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加上又是按件计算搬运工资，所以有些搬运工人觉得那里近就往那里搬。有些工人把上面材料搬走了，下面还有整件的材料和零碎材料混在一起，就不管了；有些工人从一大堆材料中间挑材料搬，等到下面和中间的材料抽空了，上面的砖就一起倒下来摔碎了。由于这两个厂长期无人负责材料保管工作，据初步的统计，一二一厂损失红砖一百四十万块，一二二厂损失红砖四十九万块，加上其他材料的额外耗损，共损失国家投资近十亿元。
一二一厂和一二二厂这次材料的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的赶运计划事先已通知了这两个厂，这两个厂完全有时间预先作好准备工作。一二二厂有一百五十辆大车，有二百多个搬运工人；一二一厂有三百多辆大车，也有一百多个搬运工人。这两个厂的负责干部本来应该及时重视这个工作，把干部和工人组织起来，建立责任制，教育工人树立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同时每天还可以向铁路局调查运输材料的情况，事先做出计划，以便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但是，一二一厂和一二二厂的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根本是听若无闻，视若未见。原来这两个厂就没有专人负责基本建设工作。材料保管工作，这两厂只有一个副厂长兼管，实际上这个副厂长根本无暇顾及基本建设材料保管工作。一二一厂的供应副厂长在这个紧张的时候，正在北京做计划。这时候，这两个厂的主要负责干部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这两个厂的下级干部早已反映过这种混乱情况，负责干部也根本不去设法纠正。甚至，厂长、副厂长每天经过专用线，看见材料浪费和堆积的情况，也无动于中。中共一二二厂的党委副书记在事后检讨说：当时知道这种情况，认为是行政方面的事情，自己便不关心。
十二月十八日，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商务处王乃积同志在东北日报上揭露这种浪费国家资财的事实以后，一二一厂负责干部仍然没有重视这件事情。直至上级派人到这两个厂检查工作时，负责干部仍把责任推之于客观原因，认为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不该赶运材料。经过上级一再批评，这两个厂的负责干部才检查自己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开始改进材料保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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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程师严性庄设计大丰桥改建工程
事先进行周密调查缩短桥长
为国家节省修建费十一亿元
天津市在一月十一日改建完工的大丰桥工程，由于设计人、工程师严性庄在设计前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把桥长缩短，节省了十一亿元的资金。
大丰桥在天津南运河上面，原来是一座木桥。为了使桥梁的寿命延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把这座木桥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桥梁。这一工程的设计工作，由工程师严性庄具体负责。严性庄接到这个任务后，就从各方面搜集设计资料。他想到南运河的上游正在进行“独流入海”和其他引河修建工程，将来这条河流到天津的水量一定会减少；河宽减缩以后，桥的长度也可以缩短，国家就能节省一笔资金。为了证实这一情况，严性庄访问了曾经疏浚过南运河熟悉南运河情况的工程师，并到华北水利工程局等有关单位去联系。这样，他不但搜集了很多有关南运河的历史资料，同时还吸收了许多对这一设计工作的宝贵意见。随后，严性庄根据水位最高的一九三九年南运河杨柳青水文站的最大流量推算，证明把新桥长度缩短后，对水流影响不大，也不会冲刷河床。将来上游各项工程完工以后，流量还会大大减少，因此，桥梁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严性庄掌握了这些历史资料以后，并不满足。为证明这个推算是否切合实际，他实地勘测了大丰桥，还调查了大丰桥下游的几座桥梁。从调查中，他知道了下游金华桥、金钟桥的桥长比大丰桥的原长都短很多；并且两桥南岸的河床有十公尺左右经常没有河水上浸。根据科学的推算和实际调查的结果，严性庄肯定了在改建工程中缩短桥的长度是完全合理的。于是他主动地请示有关的领导方面，把原来五十六公尺的桥梁缩短设计为三十三公尺。他的意见得到领导方面批准，为国家节省了十一亿元的修建费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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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贸易部指示所属单位端正对经济核算制的认识
西南贸易部于一月十九日向各省商业厅、百货公司、百货采购供应批发站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迅速纠正百货系统干部对实行经济核算制的错误认识，加强推销工作，压缩库存，使国家能抽出大量资金投入工业建设。
西南区百货系统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中，由于思想动员与教育工作做得不够，部分干部产生了怕制度严、任务大、关系多的顾虑，以致工作上束手束脚。西南各地在建立采购供应批发站时，制定的贸易计划普遍偏小。根据各地所编计划，把现在货物中的四分之三的商品都列为多余商品。各地百货商店只注意如何实现本单位的计划，把如何解决百货系统物资大量积压的问题和保证市场供应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有的甚至不加考虑。同时各级领导在这次实行经济核算制时，也没有注意把这一工作与加强推销工作结合起来，再加忙于内部手续与制度问题，就放松了推销工作。因此，西南区国营百货系统自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后，销货额锐减。今年一月上旬销货额较去年十二月上旬减低百分之四十六以上，个别地区还发生部分商品脱销现象。
西南贸易部在发现上述情况后，即向各省商业厅、省百货公司、省采购供应批发站发出指示。指示首先要求各级领导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迅速澄清目前的混乱情况，端正对经济核算制的认识。指示指出，内部手续应赶紧办理，但在还未办理清楚之前，应首先照顾推销，然后再来补办，当前急需改善部分地区存在的批发站商品积压，商店脱销，甲店积压而乙店脱销的反常现象。指示并着重指出，现今正是冬腊商业旺季，各地应抓紧时机大力推销，满足市场需要。
西南贸易部为协助各地解决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还抽调大批干部组成九个工作组分赴各重点地区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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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河北、广东、内蒙等地部分合作社
擅自印发货币代用券在市场上流通
一九五二年秋天，江苏、河北、广东、内蒙等地部分合作社在收购粮食、棉花、花生等农产品时，擅自印发货币代用券在市场上流通，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货币统一发行的政策，造成市场货币流通的混乱现象，影响了人民币的信用。
各地印发的各种货币代用券的面额有：一千元、五千元、一万元、二万元、五万元、五十万元、一百万元等多种。名称有“代人民券”、“流通票据”及“定额票据”等。发行数量很大。江苏省南通县三余区五个供销合作社自去年十一月份起印发三十余亿元；大丰县大中集合作社在一星期内即印发二十余亿元。广东省电白县林头乡合作社印发三千余万元。河北省乐亭县合作社印发九亿九千九百万元。赵县、藁城、平谷县、大兴、晋县、宁晋、密云、张北等县也印了。内蒙古自治区某些合作社且签发白纸条代替货币行使。
各地印发货币代用券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河北省乐亭县合作社去年十一月份收购的棉花已超过控制数字，即印发“内部定额转账收据”九亿九千九百万元，分配给城厢、庞各庄、胡坨等六个基层社，用来收购农民的棉花及土特产。中国人民银行乐亭县支行发现了这种现象，立即提出意见，但县合作社竟认为这是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创造的“窍门”。河北省大兴县魏善庄联村供销合作社在去年十一月召开了三十个村的小型物资交流会，他们油印了票据，并由工商业联合会通知各商号也普遍使用。魏善庄联村供销合作社研究印发票据问题的时候，大兴县合作社主任和专区社干部都在场，但他们都未表示反对。广东省电白县林头乡合作社印制了“代人民券”，内蒙古自治区郡吉屯合作社印制了
“存单”代替货币支付。这些合作社擅自印发货币代用券，向农民大量收购棉花、粮食、花生等；有些农民也以此缴纳公粮代金，以至使市场发生混乱现象，破坏了国家货币统一发行的政策。
江苏及广东两省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及人民银行发现上述问题后，已及时进行检查、纠正。但河北省合作社现在尚未向上级作有关处理情况的报告，应速进行检查处理。（月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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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准备好春节供应物资
为了使首都人民愉快地度过春节，北京市国营贸易公司、合作社和私营商业已准备好春节供应物资。
北京市国营贸易公司和市合作总社对今年春节供应工作十分重视，各单位在一月初就作出了春节物资供应计划，分别进行调拨和采购，至目前为止，供应物资已准备齐全。中国粮食公司北京分公司对于全市人民需要量最大的面粉和小站大米已准备充足。猪的储备量更大，在春节前后的十天中将有三万多头猪供应市场。牛肉羊肉的供应将比今年元旦节多两倍以上。东北国光苹果，广东、浙江等地的橘子也大批运到，数量要比去年春节多到一倍。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分公司门市部的百货日用品已摆满了货架。
在准备春节物资供应中，私营商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最近半个月中，私营商业采购了大量春节货物。如私营牛羊驼、猪肉、猪马骡屠宰等三个行业共采购牛一千三百多头、羊三千头、猪六千八百头。鱼业采购的鲤鱼、鲫鱼等共计二十余万斤。此外，土产食品、糕点糖果、绸布、百货等行业准备的春节货物，也比去年春节多一倍左右。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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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经济生活简评
反对浪费国家投资的行为
节约国家资金，反对浪费现象，是我们企业领导和管理工作的重要原则。这个道理虽然已经反复讲过无数次了，但至今仍有许多企业领导干部并没有身体力行。一二一厂和一二二厂毫不介意地浪费国家投资就是一个例子。
一二一厂和一二二厂基本建设材料保管工作长期存在着混乱现象，浪费很严重，负责干部根本不管。下级干部提出了意见，他们还是不管。一二二厂的党委副书记当时知道这种情况，却认为是行政方面的事。作为党委负责人之一，竟然不知道自己主要的职责所在——监督国家投资的使用，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厂长、副厂长每天经过专用线，触目惊心的浪费国家投资的事实摆在那里，他们却熟视无睹。这种情况，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
一二一厂和一二二厂的错误说明：在我们国营企业的负责干部中，还存在着不深入具体工作的浓厚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是这两个工厂产生严重浪费的主要原因。假如不改变这种作风，不管他们主观上如何想把工作做好，也不管他们工作如何辛苦，结果只有一个：损害了国家建设事业，推迟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因此，要真正地节约国家投资，使每一文钱用在有用的地方，负责干部必须不放松对基本建设中的每个具体工作的领导，必须经常深入检查，细致地熟悉每个具体环节，解决具体问题。并教育全体职工贯彻经济核算思想，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这样，节约国家投资才不会成为纸上空谈。
不许发行变相货币
共同纲领第三十九条规定：“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因此，河北、江苏、广东、内蒙等地部分合作社擅自印发、使用“定额票据”、“代人民券”等等变相货币，是完全错误的，违犯政策的。
为了解决缺乏流动资金的困难，竟敢破坏国家统一发行货币的政策。他们的无组织无纪律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个别中国人民银行支行的领导干部对此也认识不足，他们发现这些违法行为以后，既不严肃地进行处理，又不及时报请上级机关设法纠正。这也是完全错误的。上述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应该认真处理这一问题，限期收回已经发行的变相货币，并对有关人员作适当的处理，严防这类事件继续发生。
各地合作社应该认识：为了解决合作社资金不足的困难，只能加强资金调拨的计划性，加速资金周转，或向上级请求增拨资金，向人民银行进行贷款，绝不能采用发行变相货币的办法。各地合作社的上级社则应及时下拨资金，使基层社不致因下拨资金不及时而影响收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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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读者对安化县区干部曹春生打死农民事件的意见
——读者来信综述
一月十八日本报刊载了关于“湖南省安化县区干部曹春生恶霸作风严重，竟违法乱纪打死农民王宏开和王振家，当地人民政府已将主犯曹春生判处死刑”事件的报道后，读者纷纷给本报来信表示意见。截至一月底，本报共收到此项来信五十三件。
读者们的意见，综合起来有三点：一、拥护当地人民政府判处该案主犯曹春生死刑，并建议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执行；二、同意本报“编者按”提出的意见，对该案有关的违法失职人员，如王智堂、王柱祥、王忠爱、王又坤、张鹤松等，必须给予应得的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其中的党员干部，还必须受到党纪的制裁；三、与该案有关的中共湖南省安化县委会、安化县人民政府，必须作深刻检讨。并希望将上述意见的处理结果在本报公开发表。
另外，读者李长有来信说：“我结合这一事件检查了我自己。我身为公安人员，应该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可是我也有过侵犯人权的行为。今后，我坚决克服我过去的恶劣作风，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忠实的勤务员”。读者关新来信说：“像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别的。江西萍乡县某些区、乡干部的工作作风，就很不好。他们在乡村中横行霸道，独断独行，不执行政府政策。上级政府的重要法令，到了区、乡后，就被区、乡干部故意扣留起来，不往下传达。群众见了区、乡干部，都不敢提意见。某些区、乡干部处理一件事情，只凭个人恩怨。”读者于泽修等四人来信说：“我们建议各地区应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详细检查，看是否有类似事件。”读者张增富来信说：“为了防止和纠正像曹春生这样的封建性的野蛮行为，在广大的农村干部中，进行一次巨大的思想教育，甚至搞一个群众运动，都是必要的。”读者侯豫楚来信说：“这是继‘纪凯夫事件’、‘张顺有事件’、‘窦端孝事件’等之后的一个严重事件。它的揭发和处理，说明了共产党为反对坏人坏事而斗争到底。我也更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
建议推广鲁山县贯彻婚姻法的经验
编辑同志：我看了人民日报一月六日刊载的“河南省鲁山县是怎样贯彻执行婚姻法的”这篇文章以后，认为鲁山县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成绩很显著，他们的经验很重要，值得全国各地推广。我建议各地各级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和一切有关部门，普遍学习和推广鲁山县的经验。尤其各地的党、团组织和民校的领导人，应马上着手在党员、团员和民校学员中，结合鲁山县的例子，进行关于婚姻法的教育。我还建议，农村中党的宣传员和剧团，现在就抓紧进行宣传婚姻法的准备工作，如学习有关政策，搜集宣传材料等，以便在春节期间和在三月份大规模的贯彻婚姻法的运动中，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村剧团最好及早开始搜集一些当地有关贯彻婚姻法的典型的真人真事，编成短剧，以备演出。各地宣传人员，还应该考虑如何在读报组、互助组、合作社等组织中进行关于婚姻法的宣传，务使婚姻法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去。
张蒲芦
山西省工业厅应该负责纠正左云县煤窑欺骗农民的行为
编辑同志：我们绥远省丰镇县城关区很多农民在冬闲时到一百里外的山西省左云县黄土沟、和尚嘴地方国营煤窑拉炭。这个煤窑的干部作风恶劣，给农民秤炭时克扣分量，使我们农民受到很大损失。
该窑这种欺骗农民的行为是有一贯性的；每次克扣的炭数量很不小。我们街上的高保子在去年十二月二日拉了一千斤炭，但回来一称只有九百三十斤。霍付丑最近也去拉了两次，每车一千斤，都要短八十斤左右。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到该窑拉炭的每天有五百辆大车，如果每车（一千斤）平均缺秤五十斤，每天就要有两万五千斤。时间长了，数目该有多大呢！农民们对这种情况都很有意见。单柱子为了这事曾向掌秤的人提过意见，但答复是：“拉不拉炭随你，反正得按我们的规矩。”我们也曾想要求当地人民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听说左云县的农民曾几次向当地人民政府提过意见，但始终没有得到重视。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勇气再提了。
我们认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应对这个问题加以检查，纠正这种欺骗农民的恶劣行为。
绥远省丰镇县城关区第二农民协会南栅
子里农会小组全体农民（傅保援代笔）
编者按：山西左云县黄土沟、和尚嘴的地方国营煤窑给农民秤炭时克扣分量的恶劣行为，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一种表现。特别在国家企业中是决不允许存在的。这种恶劣行为，不但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当地农民经营副业的积极性，并且严重地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左云县人民政府在听到群众多次反映以后，对这种损害群众利益和国家威信的行为不加纠正，这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建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迅速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并将结果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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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唐山市人民政府检查官僚主义
编辑同志：读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李长岐同志写的“唐山市人民政府建设局等部门应彻底检查官僚主义”一信后，我们立即会同有关部门组成检查组，认真地作了检查。今把处理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回民代表在去年提出的国庆节的牛羊肉食问题，早在去年九月十三日就由市工商局商业科科长任福民召开全市牛羊肉业开会讨论过，到九月十七日，牛羊肉业方面和市工商局方面对“采购证”的内容，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当李长岐同志访问回民代表丁存有时，丁向李反映了这一情况。九月二十一日，关于牛羊肉食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九月二十三日，市工商局商业科接到市协商委员会转来丁存有反映的问题，该科科长任福民嘱科员刘焕章答复问题已经解决，但一直拖到十月六日刘才答复。原答复信没有“已失时效”字句，而是答复的时间已经过了国庆节，所以李长岐同志反映这个答复“已失时效”了。
二、关于西新村（西辛庄村）赵玉珍代表群众建议在该村建立水泵问题。去年八月十六日，市建设局接到该项建议后，当天即由该局管理科贾友之（前误为贾友芝）同志转给自来水公司研究处理。八月二十五日，自来水公司答复市建设局说：“……一九五二年没有经费，计划在一九五三年再行安装。”第二天就由市建设局秘书室把这情况写信告诉原提案代表赵玉珍，但没有同时告知市协商委员会。李长岐同志问代表赵玉珍是否得到了答复，赵说：“没给。”（赵未详细问是那一单位的答复，而赵也曾经把这事向我市第一区人民政府反映过，没有得到答复。）所以市协商委员会就催问市建设局管理科。该科贾友之、鲁子安等同志不知这事是否答复过，也没有进一步追查，只对市协商委员会的催问支吾搪塞，把办过的事情当成没有办，以致市协商委员会的同志面催四次，电话催十次之多，都没有把这问题弄清。
另外，关于去春人民政府贷谷种不纯使农民减产的问题，关于国各庄窑上村井水消毒问题，关于第九区民校教员不称职问题，关于军属代表张德志反映的土地改革中部分胜利果实的处理问题，关于私立培仁中学校长刘秩生提出的问题，关于开滦煤矿区黑水沟问题，关于第一区教员丁淑华作风不好的问题等，都已分别作了检查。有关失职干部也已经作了检讨。
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机关中存在着以下缺点：一、对群众漠不关心，以致随便积压、丢失群众提案等文件。有的经秘书部门几次催办，也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严重地损害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是不可容忍的。二、有的单位和干部，总以为“群众的事究竟轻微一些”，“公事究竟重要一些”，因此拖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三、有的单位和干部不重视协商机关，因而有些事已经办了也没有及时答复协商委员会。四、有的单位，内部组织分工不明确，互不联系，制度也不够健全，工作情况互不了解，也不检查，因此，已办了的事情也不知道，并且浪费了人力。
以上情况，我们已经当面和李长岐同志谈过，并希望他今后继续多多对我们提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好。 唐山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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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共南阳地委和南阳专署决纠正滥用电报发指示
编辑同志：去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所刊贾乃贵同志对我们滥用电报发指示的批评，我们完全接受。今将我们所发电报情况及检查结果告诉你们：
地委与专署生产办公室在一九五二年全年共发明码电报二十八个，其中加急电报二十二个。经过检查：应发的只有十三个，如灾情紧急指示、防治病虫害紧急指示和防洪排水紧急指示等；不该发电报而应由电话下达或用文字指示的十五个，如关于生产观摩、评比种麦、互助组训练等问题的指示和通报等。就在应发的电报中，也有一部分是情况多、意见少，有闲字旷句。
滥发电报的主要原因是地委和专署错误地认为发电报及时，各县负责干部可以直接看到并易引起重视。此外，用电话和用文字发指示有些困难，而我们布置工作不够完善，发生问题不断临时补充；某些部门的干部为急于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从个人观点出发，错误地使用并发展了用电报指导工作的方式。这不但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不利于保密工作，而且由于不根据需要、不分轻重发电报，也给下级增加了不少麻烦。我们今后一定坚决纠正这种错误作法。
中共河南南阳地方委员会
河南省南阳专员公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