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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任晋县县委书记安国瑞抗拒党报批评
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不该拖延不理
编者按：读者方舒等十五人来信，批评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前任晋县县委书记安国瑞以极端恶劣的手段抗拒党报批评的事件，拖延半年之久不作处理，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用一切方法保证发扬党内民主，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而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安国瑞有计划地抗拒批评的反党行为竟然不加以重视，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建议河北省委应迅速督促处理上述事件，并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加以深入的检查。
编辑同志：前任中共河北省晋县县委书记安国瑞等用极端恶劣的手段抗拒党报批评。这一严重事件被揭发已有半年之久，石家庄地委也已提出了处理意见，但中共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却一直拖延不处理。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河北日报发表了记者赵志国的报道，批评晋县人民政府忽视领导农民除治蚜虫，以致严重影响了棉花生产。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安国瑞见到报纸后竟大发雷霆，当着好多干部把桌子一拍说：“赵志国批评我们，是自绝于晋县！”随后，他就采取种种恶劣手段，进行了一连串反抗报纸批评的活动。他指使县生产办公室给河北日报社写信诬蔑记者的批评是“捏造情况”、“客里空”，又指使县各界人民代表会驻会委员以常务委员会名义给前任河北省人民政府杨秀峰主席与河北日报写了同样内容的信，并且还个别动员该县干部和指使县生产办公室通知各区也必须表示态度，对报纸批评提出反对意见。在安国瑞的错误影响下，各区大多数的领导干部也抗拒报纸批评。如三区有的干部竟说：“赵志国再来咱区，非把他吃掉不可。”该区一个区委委员还曾到北彭家庄发动群众反对报纸批评。
驻北彭家庄除草防蚜试验区的中央科学院工作组长张广学对这一批评也极表不满。他在安国瑞的支持下，到石家庄专署和地委替安国瑞辩护，说晋县治蚜工作成绩很大。当场有专署派往晋县去的除虫工作检查组同志举出许多事实证明报纸批评属实，但张广学居然无理地说：“晋县是防蚜重点县，不应当批评；这叫中央看见了岂不责备我们吗？”“七一”那天在三区召开的数百名党员和群众大会上，张广学还当众宣称报纸批评是错误的。
去年八月，中共石家庄地委派人到晋县检查，又证明报纸批评基本上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而安国瑞却对自己抗拒批评的错误一直没有很好认识。河北日报根据石家庄地委检查结果，在九月四日报纸上揭发了安国瑞等一系列的抗拒批评的行为，并发表了社论。石家庄地委提出了给安以党内警告处分的意见，上报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却一直拖延不决，至今既没有批准，也没有表示不同意，以致使像安国瑞这样抗拒批评的人，至今还没有受到应得的处分。
我们认为：安国瑞的错误是严重的。他身为晋县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但竟把晋县当成他自己的“小天下”，只许人说好，不许人说坏。在他看来，如果有人批评了他的错误，那就是触犯了他的“尊严”，就是自找“绝路”，因此当着记者批评了他的错误时，他就怒发冲冠，诽谤记者的正确批评，竟发动党内外群众向党报进行抗拒。这原是党纪所不容许的；可是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居然对这种损害党的利益的事件听之任之，拖拖拉拉，至今未作处理。我们认为这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的指示，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当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建议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时处理这一事件，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检讨，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以改正，以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顺利开展。
方舒 林放 肖特 刘山 肖峰
永彬 振生 徐林 王林 吉祥
景仁 殿元 李璞 振华 李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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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省文联在领导创作工作上的失败教训
田兵
编者按：全国文艺整风学习运动以后，各地对文艺创作已较前重视，组织了不少作家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使他们接触工、农、兵的生活实际。但直到目前为止，在作家们的实际创作活动和各地对文艺创作的领导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文艺创作落后的情况仍是严重的。今天在这里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希望能引起讨论和研究。
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前平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现在，随着省的建制的改变，过去的平原省文联已经撤销，趁这个时候，我愿把个人见到的过去省文联在领导和组织创作工作方面所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提供出来。
前平原省，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冀鲁豫区，曾经经过十二年拉锯式的苦战，有数不完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平原省的文艺工作者，大部是战争时期的宣传、教育和新闻干部。在战争中，他们愿意深入生活也好，不愿意深入生活也好，客观形势总是把他们推到了战争的洪炉里去，因此他们都有一定的生活感受，写了不少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品。
自从建了省，在三年的和平环境中，这些文艺干部的生活安定了，待遇提高了，可是在创作方面却很少成绩，没有产生过像样的作品。大家觉得，写出来的东西甚至于不如过去。省文联的工作虽则也有它一定的成绩，但就创作方面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
创作为什么落后呢？主要当然是由于文艺干部本身的问题。解放以后，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滋长了名位观念，产生了个人主义思想。他们逐渐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试问，思想情感不对头，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除了这个基本原因之外，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文联的领导和组织创作的问题。
省文联领导干部着眼的不是如何组织和团结写作的人从事创作，如何认真地研究创作问题，而是忙于机关日常事务。这些事务是什么呢？就是：机关的送往迎来，机关的装璜，布置庭院，栽花养鱼，宴会聚餐……等等。
文联的领导干部本身原是有创作能力的，但多数陷入了事务主义的泥坑。行政事务一忙完，就讲吃，讲喝，讲排场。他们脱离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慢慢地习惯于安逸享受的生活方式，创作能力自然也就逐渐衰退了。自己创作不出来，也无心去领导群众创作。他们下去的时候，不深入群众；上来的时候，安于担任一部分行政事务。就这样，三年来忙忙碌碌的过去，谁也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
文联的编制只有十几个人，职位名堂却搞了不少。既有正主任，又有副主任。下面分设了各个协会，也就有了文协主任、美协主任、剧协主任、曲协主任。省文代大会后，取消了各个协会，却又成立了创作部、编辑部、戏音部、戏曲部、美术部……于是，各部又设了一批部长，几乎凡是能创作的人，都有一个名义，担负一些行政工作，工作来了就开夜车，突击；突击过去了，就懒散，生活不检点，甚至有的为了争当一个职位，而“闹情绪”，以致生病。
当然，为了开展文艺工作，在机关内设立一定的职位，是有其需要的。但是，这些职位，没有发挥组织和领导创作的作用；失去了它的工作内容，就变成有名无实了。
就拿曲艺来说，它原是平原省最普遍的文艺形式，为广大的城市和农村人民群众所喜爱。在过去的战争时期，当时的文联曾和广大的农村剧团和民间艺人密切联系，曾经组织了成千成万的艺人，产生了无数的说唱作品，为革命战争服务。可是进城以后，首先就是割断了和广大艺人的联系。在这方面的工作团体就几乎只剩了由政府领导的一个曲艺队和两个旧剧团。这个曲艺队和旧剧团的工作，是不是就做的好了呢？也不是的。有的领导同志，已经看不起甚至厌恶这些艺人，放弃了领导，一味地醉心于“名角”：想“名角”，拉“名角”，看“名角”，捧“名角”，为了“名角”而闹纠纷。就前平原省来说，文联如果失去了和广大艺人的联系，那么它
“联”的范围就十分狭窄。严格的说，只是“联”了本机关的几个人，扩大一些说，也不过“联”了剧团和文工团的负责人。而且，这些人也只是面“联”心不“联”。这样，省文联就变成一个空架子、一个衙门。
就整个省的文艺界来说，就是缺少一个领导核心，特别是缺少在道德品质上，能为群众楷模，并且有组织创作的能力的领导人物。文艺界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常闹无原则的纠纷，不能很好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省委工作忙，未能经常地、全面地考虑文艺工作，未能把领导文艺创作，培养文艺创作干部的工作，重视起来。
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思想也是混乱的。谁的嘴上都会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深入生活，不能改造思想情感，不能写出好作品来。但是内心里谁也想走个巧路。有的同志不愿下去，安心坐机关，认为看看书听听报告，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偶尔听到个故事，依靠一点小聪明，也能写出一个作品来。于是产生了到处都是生活的说法。有的同志认为：下去的人不一定写出好东西，在上面的人一样可以写出“轰动”的作品。有的同志下去体验生活，却并不深入，甚至吃饭都不愿和群众在一起。得到一点材料，就忙着写作，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去歪曲劳动人民。这个创作思想的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尽管是这样，来自群众的文艺创作还是很多的。文联办的刊物还没有停的时候，经常收到大批从群众中来的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可是由于省文联不重视，也不领导，这些群众创作，就得不到指导，自生自灭。到刊物停后，指导群众文艺创作的工作几乎完全废弃。群众的作品送上来，负责人批几个字，大家传阅。传一阵子就没了下文。时间久了，作者改变了工作岗位，找不到地方退稿，最后是一把火烧掉了事。
以上几个问题，也可说是个人见到的一些情况，只是我一人一地的感觉，不一定对。况且当时我也是省文联的领导人之一，不论在思想方法上，创作观点上，深入生活上，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都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是从平原省文联对创作领导的情况，可以看出有几个问题是必需研究和解决的。这就是：
一、省文联的组织形式，或者说是省文联的领导思想领导方法，应该怎样才便于开展文艺活动？才更便利于文艺干部的创作和指导群众的创作？
二、省委的领导，应该怎样才便于培养创作干部、开展创作运动，使它适合于国家形势和人民的需要？
三、创作干部在文艺整风学习中所暴露出来的立场问题，创作方法问题，脱离实际等等问题，应该怎样才能在实际锻炼中彻底解决？创作干部的行政工作、生活方式是否应该改变？
这些问题，都待有关部门和各地文艺工作者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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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文艺创作的落后状况
夏衍
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对比起来，不必——也不可能讳言，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特别是戏剧电影的创作），是“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前而落后了”。解放三年以来我们在文艺上所达到的成就，不仅远不能适应国家和人民的要求，不仅还没有产生更多与更好的足以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作品，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混乱，还产生过一些错误的、有害的作品。
经过中共中央所发起的“武训传”批判，经过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文艺整风学习，应当承认，这一年多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文艺工作者之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严重的思想混乱已经开始澄清，各种错误的非工人阶级思想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文艺工作必须以工人阶级思想为唯一的领导思想”这一原则已经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承认，上百成千的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工作者已经投身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一九五二年也已经产生了若干可喜的、为人民群众所爱好的作品。但是，在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口头上承认和理性上认识“工人阶级思想为唯一的领导思想”仅仅是文艺工作者脱离非工人阶级立场而取得工人阶级立场的一个开端，经过一次学习和参加一次斗争，也还不过是整顿文艺队伍和加强生活锻炼的一个起点。要使各种出身不同、教养不同的文艺工作者真正能做到“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要使他们真正能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来观察和判断事物，无疑地还须要认真而刻苦的学习、长期而深入的锻炼。
加强思想学习和长期深入生活，是文艺整风学习中提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文艺整风后要求得最迫切的问题。从工作检查中认识到这两者的重要，认识到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思想和熟悉了最丰富的生活才能写出优秀的、符合人民要求的作品，这是整风学习的一个重大的收获，因此，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在整风之后急迫地要求加强思想学习和深入生活锻炼，完全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就是在加强思想学习和深入生活锻炼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文艺工作者认识还是不明确，看法还是不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怎样来加强思想学习、怎样来深入生活的具体问题，似乎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也就是说，对于这两个带有基本性质的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明确的方针。
对于加强思想学习这一个问题，还有很多人看得很简单，很肤浅，很狭窄，很片面。有的人以为学习是一个“运动”，运动一过就可以收起，而没有认识到这是每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必须经常地、持久地、毕生全力以赴的事业。有的人以为要学习的只是“与文艺有关的事情”，国际与国内的政治事件“和我的业务没有关系”，因此就不知不觉地重新回到了脱离政治的老路。当然也有人在学习政治和学习政策之间加了一个等号，以为必须学习的只是和我要写的题材直接有关的若干条文和决定。上海文艺整风学习中所得到的材料，和在整风后举行过一次常识测验证明，很大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缺乏对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的关心，缺乏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知识，缺乏自然科学基本知识，乃至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作为一个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所必须具备的常识。且不说经常不看报或者不经常看报的“思想上的懒汉”，即使在担负着相当责任的文艺干部之间，即使在经过了文艺整风之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政治，认真地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生活的空气是稀薄的。早在十二年前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所指出过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这三种“极坏的作风”，依然在我们文艺工作者之间存在，甚至还在继续地
“带坏”我们的队伍。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因此，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人类的灵魂的工程师”，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武装了自己，只有掌握了工人阶级的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只有当他对于新生的社会力量和垂死的社会力量之间具有了明确的爱憎、鲜明的拥护与反对的态度，他才能站在思想战线的前列，才能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才能从一切社会现象中去发现今天还不常见而明天就会变成常见的最本质的事物，才能“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把现实在革命的发展中刻划出来”。不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不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不着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不首先培养自己对政治和社会现象的广阔而敏锐的辨别能力，所谓“学习”只不过是装饰和空谈。毛主席说：
“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列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此外还要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它的相互关系和个别状况，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在今天来看，这样的学习是文艺工作者在政治学习中的
“补课”，不抓紧时机用正确的态度来补强这一最基本的环节，我们的文艺工作就不可能改善，不可能向前，就不可能赶上飞跃前进的现实。
其次是深入生活的问题。文艺工作者经过了整风学习，痛切地感觉到自己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懂得了文艺工作者与劳动人民结合的重要，因此而迫切地要求下乡下厂去锻炼生活，改造自己，和从人民群众的生活海洋中去汲取创作的材料。毫无疑问，这认识是正确的，这决心是可贵的。可是，下乡下厂之前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思想感情去接近劳动人民，怎样去观察、体会、研究和分析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我们之间就缺少一个明确的认识和方针。有的人认为下乡下厂是决心改造自己的“表示”。有的人把生活锻炼和创作割裂开来，片面地认为下乡下厂的目的只是“思想改造”。也有人相反地认为下乡下厂的目的只是搜集创作材料，以一种“客观”的、对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无动于中的态度去浏览观察，以致把主要的力量集注在某些生产技术上的细微末节。总起来说，就是下乡下厂的目的性不够明确。
为什么下乡下厂的目的性不够明确，除出后面要讲的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缺点之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思想问题、立场问题、和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问题。没有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就不能真正了解生活发展的规律，没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对人物和事件就不能有分明的爱憎；而一个下乡下厂的文艺工作者假如不能正确地了解生活发展的规律，假如对人物和事件没有明确的爱憎，那就不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可能深入群众生活，不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去贴近群众的思想感情。要接近，要建立感情，就先得去了解。怎样去了解？靠拿着笔记本子去访问，听总结报告，看材料记录，查生产数字，是不能发掘到他们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特征的。站在我们前面的是具有各种不同思想感情，具有各种不同生活习惯，具有各种不同出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可以用试管和天平去测定的物质，因此，要发掘和表现他们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首先就必须了解包括语言、习惯、历史、思想、感情在内的他们的生活。我们要写的是有人物、有性格、有矛盾、有斗争的文艺作品，而不是单单说明一个事件经过的工作报告。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而创造出值得做人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因此，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是在参加他们的生活，认识、思考、熟悉和热爱他们的生活，使自己与他们的斗争生活呼吸相通，利害一致，详细占有合乎生活发展规律的材料，然后加以艺术的概括和强调，而创造出一种足以使人信服和易于使人感染的艺术的力量。不着重写人物，不从生活出发，从概念出发，那么即使写出了“作品”，即使没有政策上的错误，充其极也不过是“概念加举例”式的“平庸乏味的灰色的作品”而已。
除出上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使作家们感到困惑，而实际上却是大大地阻碍了作家们用正确的创作方法来从事写作的问题。这就是直到今天为止，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和批评工作者之间，也还有很多人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作品的政治任务，而要求每一种文艺形式和每一个文艺作品都来配合当前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要求它们能够迅速地反映当时当地的每一个具体政策的问题。这些人把可以“迅速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某些文艺形式（如漫画、杂文、街头诗、……）和长篇小说、戏剧、电影剧本等等混同起来，把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个原则方针简单地——也是庸俗地解释为“各种文艺作品都只能是当前中心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于是他们就指定主题，指定题材，指定故事，要求作家在一定的短促时期之内写成小说、戏剧、乃至电影。有些地方的文艺领导方面在一个政治运动还没有展开之前就要求作家迅速地写出反映这个运动的作品。另一些地方的文艺工作领导方面对参加“土地改革”的文艺作家提出要求，要他们把所有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都包括在作品之内。文艺工作领导方面和批评工作者们这种要求和鼓励，不能不影响到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方法，这就实际上助长了上面说过的下厂下乡之后不着重研究人物而着重研究事件，不着重研究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而着重研究他们的工作方法技术，不着重研究在特定环境之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思想感情的变化，而着重研究政策条文的具体执行……这一些偏向。文艺作品有别于政治论文，小说戏剧电影不应该看作“政策读本”。文艺作品要写人，要写真实的人，文艺作品要写生活，要写真实的生活；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刻地研究生活，正确地反映现实，这样才能创造出正面的艺术形象，用这种具有强大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使人油然而生爱慕与效仿之心的英雄形象，来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来培养人民的高尚道德，优美情操，来提高人民的精神品质；而这样，也正就是对人民进行了深刻的政治教育，让人民认识新的今天，让人民把新的今天与旧的昨天比较，而心甘情愿地和昨天诀别。这是文艺的任务，这是文艺工作与别的宣传工作不同的特点。毛主席指示过我们说：“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过程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又说：“……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由此可知，不提倡深入生活，不反映生活的复杂、多样与矛盾，粗暴地想把概念和技术贯注到作品里面，或者牵强地让主人公喊出几句政策口号，是决不能创作出为人民所喜爱而又能教育人民的作品的。
由于我们国家的飞跃进步，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已经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热烈地要求着更好与更多的文艺作品，而他们的要求，正如高尔基所说：是“非常严峻的”；“他们不把文艺看作别的东西，而只看作是拥护他们或者反对他们的一种武器”。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愈严格，我们的责任愈重大。如何克服文艺工作的落后状况，如何来创造无愧于人民的作品，我们的努力方向是确定了的。让我们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深入地参加人民群众的斗争，更刻苦地钻研艺术业务，产生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来回答党、毛主席、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关注吧。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原文经作者
同意略加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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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咱们今年都要拿起笔来
老舍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但是，我想出一个办法，使我手不离笔。办法很简单：坚持每天上午写作，下午才去开会、办公。
在夏天，每个上午我能工作四个钟头；冬天，三个钟头。三四小时可写得一千字左右，一个月就能得三万字。以一个长约五万字的剧本来说，有两个月即可草成初稿。假若这个剧本需要改写六、七遍，大约再需五、六个月即可定稿。这样，大致八个月的工夫可完成一个多幕剧剧本。一年去了八个月，其余的四个月还可以产生一些别的作品。一年中能写成一个多幕剧，和一些短文或一个独幕剧，实在不算少。
半天写作，半天搞别的，是个不错的办法。
假若有的人因工作性质，不可能每天匀出半日工夫去写作，我想那还可以退一步，每星期匀出两三个半天来，写些短的散文或小诗。过去三年，“老”作家们连短文小诗都写得很少。越不写，越不敢写，这很危险！
还有：一小部分“老”作家还有写作生活，多数“老”作家已放弃了笔墨，势必各报纸各刊物都找那几个还拿笔的人赶任务。于是，那几位就忙得心慌意乱，不赶任务吧，于心不安；赶吧，既不见得能完成任务，又破坏了原定的写作计划。有时候，一个早上我能接到三处的电话，要三篇不同的短文，而且每一篇似乎都是最重要的，非写不可的，我无法应付！在电话中，我连连道歉，对方仍是不依不饶，急得我头胀脑昏。假若大家都还拿笔，即使不写长的，也还写些短的，一定可以适当的分工，不必教几个人包办任务了。
我希望“老”作家们要去争取：最好是每天，其次是每隔一两天，有些执笔的时间。
什么热劲儿支持着我经常拿笔呢？很简单：我是写东西的，我要继续写东西！一天不摸笔，我心里难受！三年来，我写过的东西里约有四分之一是废品，扔在字纸篓里。这挫折并拦不住我再写，再写，再写。我们要有个顽强劲儿！不怕失败，也许会成功。
对已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们，我的话很简单：及早争取变成职业作家，别再因循。要成为一个文艺作家是一辈子的事；活到老，学到老。耽误了青年或壮年的好时光是很大的损失。
还有一类作家，他们以前写过京戏或地方戏剧本，或章回体笔记体小说。他们的文字很好，也能掌握某些通俗文艺形式与技巧。可是，他们的思想也许稍稍落后。对这些作家，我以为，应当采取人人是师傅，人人也是徒弟的办法。这就是说，他们应当和新文艺作家搀合起来，在一块儿搞创作——特别是通俗文艺的创作。这样过集体创作生活，彼此就都会得到好处。这比以往的单独地给“旧”作家办思想学习班什么的要好一些，收效大一些。单凭思想学习不易解决创作上的那些具体问题。
以上是我对“老”作家，青年作家，和“旧”作家的一点建议，不知对与不对。（我不喜欢这里的“旧”字，但一时想不起更好的字眼来。）
以下另说一个问题：
一个艺术家也应当是个思想家。读书是思想的重要泉源。前面说过了，我在写作方面作到了苦学苦练；可是，我没有工夫读书。这是个很大很大的缺点！
全国文协及北京市文联布置的各种学习，我必参加。各方面组织的报告，只要约我，我必去听。但是，我没有主动地有系统地去读书。上半天写作，下半天办公，平均每日工作十个钟头，到了晚上我已精疲力尽，不能再用功。晚间，我只能读些旧诗词，古典文艺名著，作为消遣。新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以及文艺理论，念起来都太费力，我吃不消。可是，不念明白这些新书，怎能作个新时代的作家呢！在我的写作过程里，我的确不怕吃苦，不耻请教别人；一部稿子修改十遍二十遍我也不泄气。可是，假若我自己的思想高明，能掌握政策，我就可以一下笔就是地方，就可以少改两遍，省下一些时间来。我希望全国文协把我这样“写而不读”的作家组织起来，好好地读些书！这是个迫切的诚恳的要求，详细办法不在这儿多说。
我缺乏新知识新理论，对于老东西却还知道一些。另一方面，有些青年文艺干部正和我相反，他们的新知识新理论也许相当丰富，可是对于中国的世界的文艺遗产不大知道或全无所知。因此，我写的东西是老味道很厚，而缺乏新鲜劲儿；他们所写的又有时候太“新鲜”了，连语言都像外国话。我想，也该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文艺遗产。
大家都学习，大家都会有进步。我愿意看到：上自全国文协，下至各地方的文联文协，都从现在起，有一种学习与创作的空气，把老的少的新的旧的作家全动员起来，一边学，一边写，写的好，写的多！在这种空气里，文艺干部们的办公就是学习与创作。我希望：在一九五三年里，每个作家都拿起笔来；顶好都订定文艺的爱国增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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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文艺创作的一些意见
吴祖光
从一九三七年我开始学习写作起，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为止，在这十二年之中我写过九个多幕话剧，一个独幕剧，创作和改编了六个电影剧本，一个散文集。这些作品都得到演出、拍摄和出版。
在解放以后这三年多的时间，我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了一个电影片“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本“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
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在创作生活里我没有感到过题材的枯窘；相反，常常是在写作某一个作品时便酝酿或完成了下一作品的主题了。那时候生活里到处都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反抗，因此我的创作大都偏重在暴露与讽刺黑暗和反抗压迫这一方面。这样的题材真是俯拾即是。
解放后，我的创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原因没有别的，那自然就是学习不够，没有生活，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太低；目光如豆，不但看不到现实的前面，即使现实生活里的矛盾也看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可能性就太少了。
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工作变了。解放后我担任了电影导演的工作，事实上和意识上我是脱离了写作了。我本来就写不出东西来，这样正是“藏拙”的最好方法。另一方面，我觉得在电影导演的任务之外进行写作是不是“走私”，是不是一种无纪律的行为呢？在一九五一年我接受一个私营地方剧团的约请编写评剧“牛郎织女”时，我要求剧团在广告上不要登出我的名字。
这显然是不必要的，电影局领导方面从来没有讲过不许我们从事本身任务以外的文艺活动。此外我也并不是没有时间；但是我就是没有创作，更没有好好学习。
我想我再也不应该自暴自弃了，我仍应该在导演工作之外，利用剩余的时间来创作。
解放以后，创作很少或没有创作的作家，不在少数。但也有许多是例外。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老舍先生，他始终在不停地创作。他给了我们像“龙须沟”，“方珍珠”，“柳树井”这样的剧本。他也有写成了而被否定的剧本，一改再改以至十几次修改而仍未定稿的剧本。这说明老舍先生的创作也是有很多困难的，但他在任何困难之前都没有停顿，退缩。我们应该好好地向老舍先生学习。
除去作家的主观努力不够之外，我认为批评方面也有缺点，缺少肯定和明确的意见，尤其是对于优点的肯定。我们需要批评，更需要鼓励。缺点应该指出，优点也应该加以肯定。批评家不要怕负责任而是要切实地负起指导创作的责任来。
三年多以来我们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成就远落在现实和人民的要求之后。这使我们很容易地想起我们的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的成就，我们的工人在工业建设生产方面的成就，我们的翻身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成就。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大部分作家们都决心向工农兵学习，下厂，下乡，下部队去深入生活来改造思想。而在创作的成绩方面来说，我们就大大地缺乏向工农兵学习，竞赛，以至于挑战的决心与勇气。固然文艺作品不适宜和工农业生产品相提并论；我们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改造得好，对于新社会的新的生活新的事物还没有足够的熟悉和了解等等。但是即使如此，把这些困难都打在里面，我们的创作热潮还是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的。
我们的文艺创作的热潮必需高涨起来。过去的退缩和沉闷的局面必须扭转。除去加强学习，深入生活之外，我们是否应当考虑一下改变作家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作家们在解放后都作了文艺干部，每天向政府支取生活费，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保障；而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严格地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三年没有创作的作家也没有受到那怕只是轻微的指责。饱食终日之余，我常常想到：我和二流子的区别何在呢？这样的生活未始不是养成了作家们的“供给制思想”的原因之一吧。
这样我想到我们为了促成文艺创作的繁荣，适应现实的需要，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改变目前的作家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改变作家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当肯定：作家应该以他的创作维持他的生活。创作就是作家劳动的结果，就是作家的生产成品。假如今后作家的版税，稿费，上演税都在政府的保障之下成为一种制度，这对于作家和读者观众来说就是对于劳动的重视。优秀的作家的优秀的创作必然得到群众的喜爱，必然争取到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也必然因此获得较为优厚的待遇。这是作家本份应得的，自然也就是一种最合理的最实际的鼓励。这种鼓励将促使作家增强劳动。对不够努力的作家们，这样也不失为一种刺激。
解放前的一段十年以上的时期，我是以版税尤其是上演税为生活的主要收入的。解放以后我没有什么创作，但是我感觉着目前对于创作劳动的重视是显然不足的。这里我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说：我在一九四七年曾经写了一个神话剧“嫦娥奔月”。这三年以来据我所知：上海有人把它改编成连环图画，改编为沪剧上演；青岛文联把它改编为京剧上演；北京某剧团改了名字并改编为京剧上演；辽西省文工团木偶剧队把它作为木偶剧上演。这些改编和演出的作者都换上了别人的名字，并且改动的地方也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是我本人是根本连通知都不曾得到的，作者理应得到的权益当然也就不必谈。
这种情况我想不是个别的。再举一个例子，譬如现在地方戏最流行的“小女婿”。就我所知，剧中人物、背景、及大部分的内容都足以说明这是根据李健吾所作话剧“青春”改编的。但是李健吾先生的名字从来没有和“小女婿”发生丝毫的连系。
作家的权益是应当得到保障的。这就是说文艺创作这一劳动形式应当得到它应得的重视。这可能成为改变作家生活方式的开始，也即是消除作家的
“供给制思想”的对症之药。这样做必然还要经过一些步骤和相当的时间。但是我相信文艺创作必须在职业化之后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这将是促成我们人民文艺的创作高潮的推动的力量。
此外应当考虑的当然还很多，譬如有一些优秀的作家长时期担负了行政责任的，把他们从行政事务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把力量转向创作，这也是应该考虑到的。文 化 简 讯
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武汉分会成立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武汉分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已在十七日正式成立。现有二十六个专门学会的团体会员，拥有科学工作者三千多人。该会今年将根据实际需要，加强领导和推动各会员研究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并准备向武汉科学技术界介绍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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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决定整顿现有收音站组织
四川省（除北川、长寿、彭水、合川等市县）已建立收音站一百九十五处，拥有有组织的听众将近二十万人。各地收音站都运用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七十一个县收音站出版了收音小报，每期发行一万九千多份；九十个县、区的收音站经常向黑板报和土广播台（如山头或屋顶广播筒）供给宣传资料。
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为了进一步搞好收音网工作，在今年一月间召开了全省第一届收音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和讨论了有关收音工作的各种问题，决定大力整顿现有收音站的组织，使收音站能更好地发挥宣传鼓动的效能，为祖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
“剧本”月刊举办独幕剧征稿
“剧本”月刊为了适应目前群众业余剧团及专业剧团演出的需要，特举办独幕剧征稿，征求反映现实生活和描写祖国生产建设、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战线上的先进英雄人物的小型剧本，并决定在本年年终分三等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