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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局分期抽调区级以上干部离职学习
中共中央西南局已订出计划，分期抽调区级以上干部离职集中学习，认真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西南现有的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下的八万干部中，区级以上干部占六千人。他们大都是经过较长期斗争的工农干部，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面临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些干部普遍地感到力不能胜任，迫切要求学习文化。因此，有计划地提高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西南局在二月上旬发出的指示中规定，第一期抽调离职学习的区级以上工农干部二千零五十人。西南局党校所设文化班除原已有学员一百三十名外，再收县委书记和县长级的干部一百二十名。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吸收西南一级机关较老的区级以上干部二百名。各省、市党校共吸收县级部长、科长、区委书记、区长级干部一千六百名（四川五百五十名，重庆市二百名，贵州云南各三百五十名，西康一百五十名）。
第一期规定在四月正式开课。学习时间定为两年。要求把已具有高小程度的干部提高到初中毕业程度，其余提高到高小毕业以上程度。学习内容：语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常识等占学习时间的四分之三，时事政策和经济建设知识占学习时间的四分之一。凡未能在第一期抽调入学的区级以上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预备尽可能组织进入业余文化学校学习，配合扫除文盲运动，逐步提高，为第二期集中学习打下基础。
西南局指示各省、市委应进行讨论，提出计划送西南局审核，并须指派专人加紧各项准备工作。
本报二月十八日社论中曾建议各中央局调查全区在初中毕业程度以下的区级以上干部的人数，提出分期调训的计划，把他们提高到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现在除西北局、西南局已把这一计划订出，华东局正在拟订中。尚未拟订的还有东北局、华北局和中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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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军委直属单位的高级干部学习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有收获
中央军委直属各单位的高级干部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后至今年一月十日，学完了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马林科夫报告的第一、三部分；目前已转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
这次学习的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参加学习的干部共一千六百余人，分别编成三十个中心小组，一百六十余个普通小组。军委中心小组由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组长，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等任副组长。各单位中心组也都是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各单位均坚持了每周两个半日的集体学习制度。绝大多数单位做到了学习时间不办公、不开会、不打电话、不会客。某些部门曾召开全军性的会议，都未间断过学习。如因特殊事故请假者，也能做到自动抽时间补学。如某单位因开会占用了一个下午的学习时间，第二天即补学了一个下午，并吸收各地来京开会的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各单位领导同志均能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如海军刘道生副政委，自始至终都积极参加学习并领导学习；某部李涛部长每次学习均参加；并给大家提出学习重点，解答疑难问题。还有些单位举行学习测验时，主要负责同志均能自动参加，无一缺席。某部向仲华副政委曾亲自检查中心组的学习笔记。这次学习，在组织领导上，由总政治部及军委直属总党委抓紧各中心组，每周汇报一次，并出学习简报一期；各中心组则领导各普通组学习，并及时检查、及时通报表扬批评，交流经验。这样做对学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普遍感到扩大了政治眼界，进一步认识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特别对于苏联的和平政策以及当前和平民主运动的意义与目的等，都有了新的了解和体会，从而更加认识到了摆在我军面前的斗争任务，鼓舞了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许多同志说：从这次学习中，更清楚地认识到和平民主阵营力量的壮大及其发展前途，思想更开阔了。有的同志说：“学了马林科夫的报告，就好像亲眼看到和平民主力量欣欣向荣，无比地增强了我们保卫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胜利信心。”
在学习中，各单位都注意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研究了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适当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军委某部依据文件精神对本部门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作了研究，并对该部今后工作发展的方向和规模，作了比较切实的估计，确定了今年思想教育的重点。许多单位在学习马林科夫报告第三部分以后，一致认识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从而认真地根据文件精神检验了自己的工作，发现了许多严重的缺点。大家纷纷反映：这次学习对改进我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效率，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启示。还有的单位把这次学习和党委的民主检查密切结合起来，克服了某些现存的官僚主义作风。不少同志这样说：学习“党”的部分好像给我注射了一支补药针，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如果没有这一次学习，我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会更发展。军委的一个部已订出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办法。
经过这次学习，在干部政策问题上，纠正了某些同志重才不重德或忽视德、才而强调资的错误认识，同时警惕了仅凭鉴定表、履历表了解干部的不良作风。
特别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学习，进一步认识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提高了干部学习理论的兴趣和自觉性，初步养成了学习习惯。普遍反映：“这次学习对工作有很大帮助”，“过去懂得的太少”，“极端的需要学习”，并表示“一定要坚持下去”。这就为进一步开展理论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关于加强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及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性等问题，一般同志也都较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一阶段学习的经验证明：部队高级干部的学习制度是可以坚持下去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亲自带头学习，并认真领导所属单位干部的学习，把领导学习当作自己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严格掌握学习制度，按级抓紧、及时督促检查，好的表扬，坏的批评。特别是确立“学习日”制度，保证学习的时间极为重要，为了避免因工作忙乱影响学习，还必须同时加强机关工作的计划性与纪律性，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事实证明：只要加强了工作的计划性与纪律性，学习时间就可以确实得到保证。这是高级干部学习能否组织起来并坚持下去的重要因素。
其次，必须引导干部正确地联系实际，尽可能使学习的人亲身体验到学习效果，以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联系实际的方法必须是：全面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联系与解决本部门或个人工作、思想上的一些主要问题，而不是泛泛地没有重点的联系。只有这样，学习才不致走弯路。
再者，必须加强学习指导。特别是在目前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由于文件内容较深，加之有些干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不够，不容易学懂。因此，各中心组今后在理论上的指导更为重要，要有计划地使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学在前面一些，在理论上给大家以引导和启发。学习中要强调反复阅读斯大林同志的原文，然后辅之以若干必要的参考资料；否则，过多地纠缠在参考文件上面，势必影响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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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决心举起在报纸上进行批评的武器
河北日报编辑部
我们看到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纸工作述评对我们的批评后，使我们对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存在的缺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对目前报纸应怎样担负起向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以及压制批评者进行斗争的任务，给了很大的启示。
河北日报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工作上，过去是做得不够好的，这表现在有许多批评报道确实是在处理有了结果后，当作案件来发表的，发表后也没有继续发动群众展开思想斗争；或者虽及时揭发了工作中一些缺点，但仅是“虚幌一枪”，就没有下文了；或者当一个运动到来时抓得比较紧，运动过去也就松下来了。这都说明河北日报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斗争中，确实表现着软弱性。对河北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事件的报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我们在一月十九日夜十一时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公布王振海事件后，曾在电话上请示省委第二书记马国瑞同志，提出在河北日报上发表这一事件的意见。马国瑞同志说人民日报简评中所谈的情况有的还有出入，即告我们晚几天再登。到一月二十一日夜十一时，我们看见人民日报登出中共中央华北局正严肃处理王振海违法乱纪行为一稿，又请示马国瑞同志是否转登。当时省委书记林铁同志已从北京回来，说这事件有些重要情节还没有弄清楚，等作出结论后连同省委的检讨一块发表。我们在思想上也认为这样处理也好。因此后来也就没有再催问省委。直到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地方报纸组从电话上问我们没有转载的原因时，我们才又请示林铁同志。我们见到二月一日人民日报
“报纸工作述评”中对我们的批评后，又向林铁和马国瑞二同志提出意见。二月三日经省委讨论后，我们才在二月四日的报上发表了。总之，我们在王振海事件这一问题上坚持意见是不够的。现在我们才认识：王振海事件尽管在一些情节上还有出入，但是关系河北省地区的这样重大的事件，已在中央党报上发表了，而我们当地的报纸不转登又不表示态度是不对的。这一事件公布后，在搜集读者反映以供给省委和人民日报了解群众舆论和思想情况上，我们也做得很不够。
为什么我们在报纸批评上表现了这样的软弱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批评的作用和责任，理解得不深刻。现在，我们决定把怎样在报纸上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全编辑部进行一次学习和讨论，在当前内部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检查中，即以执行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工作做得怎样为重点，深入进行检查，并决心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发挥党报的战斗性，向一切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人民日报二月一日的“报纸工作述评”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它将使我们更好地掌握起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力的武器，在今后认真克服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软弱病，同时，它也教育了我们今后要加强与中央党报的联系，以经常取得工作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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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安徽省委、安徽日报接受本报批评开会检讨并决心在报纸上展开批评
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日报编辑部，看到二月一日本报刊登的“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纸工作述评，以及揭发林杰错误的新闻后，都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完全同意本报的批评，决心迅速改变不敢展开批评的缺点。
安徽日报全社同志对本报所提出的批评，都感到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当接到二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安徽日报报社党委扩大会议当晚就开会讨论，除检讨了在报纸上展开批评方面的缺点外，并向省委不支持报纸批评提出意见。三日该报发动全编辑部人员学习了这篇报纸工作述评；四日召开了编辑部全体大会，由李彬副社长作了检讨，表示完全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除立即在报上作公开检讨
（见另文）外，并决定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彻底改变过去的情况，有计划有系统地展开斗争，尤其对林杰问题，将坚持斗争到底。
中共安徽省委也在二月三日下午召开了省委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的批评。出席会议的有省委书记曾希圣、副书记牛树才，委员黄岩、李世农、陆学斌、刘飞、李世焱、杨明、宋孟邻、曾庆梅、苏毅然等人，并请安徽日报副社长列席。会议由曾希圣同志主持。曾希圣同志发言时首先表示完全拥护人民日报对他们的批评。他回忆了省委对报纸的领导逐渐减弱的情况后说：“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时，报社确实是遇到了某些抵抗，对这些抵抗，党委向其斗争也是十分不够的。”接着他指出：“在当前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中，不能光靠纪律检查机关，必须充分运用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牛树才同志于自我检讨中说：“人民日报批评安徽日报在开展批评中软弱，这问题省委也要负责的。”黄岩同志检讨在一九五○年处理皖北日报批评六安县征粮问题遇到六安县委抵抗时，未肯定批评的正确性，反而批评报社不对，实际上起了压制批评的作用，这是错误的。其他省委在发言中，除表示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外，都进行了自我检查。曾希圣同志做总结发言时，分析了对报纸批评支持不够的主要原因是对报纸的作用认识不足；其次是某些省委对干部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有右倾调和情绪，存在“息事宁人”的思想。最后说到今后如何改进的问题时指出：“必须加强对报纸刊物的领导，应把报纸当成党委领导工作中的重要工具，改正过去的缺点，积极支持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向一切抵抗批评的现象进行斗争。”会上并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以加强对安徽日报的领导。
二月六日，安徽日报发表了省委开会检讨的消息和安徽日报编辑部的检讨，并发表了题为“使我们的报纸成为党和人民手中的有力的武器”的社论。社论号召全体通讯员、读者和安徽广大人民群众，勇敢地参加当前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揭发一切坏人坏事，以推动我们国家建设事业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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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决心克服软弱病
安徽日报编辑部
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报纸没有很好地展开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因而报纸的战斗力就显得不强，支持群众的批评不够，以致引起群众的不满。二月一日人民日报“报纸工作述评”对我们这一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并且指出：这一错误“虽然和当地党委支持报纸批评的程度有关，但编辑部显然是有着严重的软弱病，因而放弃了或放松了在报纸上展开批评这一有力的武器。”这一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完全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并决心根据人民日报批评的精神，切实改进我们今后的工作。
过去我们报纸上的批评空气稀薄，战斗力不强，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我们报纸上的批评很少，而且火力不强。例如一九五二年十月至十二月份除在“读者来信”栏发表过七十六件批评与建议稿外，在新闻版上只发表过十几件批评稿，而这些批评稿中，除了少数稿件批评的较深刻以外，其余大多是泛泛的批评，没有抓住典型的坏人坏事予以有力的揭发。其次是斗争不够坚决，有不少批评都是“虚幌一枪”，再没下文。另外一些稿件，则是一拖再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见到结果。例如前皖北日报批评林杰遭到抗拒后，该报编辑部也未坚持斗争，最后就不了了之。一九五二年八月至十一月
“读者来信”栏一共发表过一百四十件批评与建议稿，到十二月中旬仍然有一百十九件没有得到答复。对于这些拒绝答复的单位或个人，我们虽然进行了一般的追查，但并没有抓住其中主要的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和斗争。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对其中某些干部如嘉山县公安局局长责备干部不该写稿批评他压制批评的行为，只简单地提了两句。此后也没有发动群众对典型的官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因此直到最近仍不见被指名的单位或个人作出认真的检讨或答复。”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有一部分读者就对报纸上的批评是否有用发生怀疑，这就损害了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例如席春荣因批评土产公司武店办事处执行价格政策的错误没有得到结果，就感到“安徽日报不能解决问题”。当他发现土产公司滁县支公司谎报成绩骗取红旗的真相时，就写给人民日报，而不再写给安徽日报了。这一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应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过去我们报纸上的批评所以不能很好的开展，和编委会特别是总编室的领导思想分不开的。首先是原则性不强，思想斗争不开展，还存在着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作风。例如对林杰的批评，当遇到挫折后，我们就妥协下来，没有再坚持斗争的勇气。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读者刘象山就曾给报社辑编来信反映林杰辱骂党报，扣押干部的错误行为。当时我们主张公开揭发，省委宣传部部长桂林栖，则指示我们把这件事交纪律检查委员会查明处理，不同意马上发表。以后读者又几次提出意见，并质问报社是否包庇林杰。我们虽一再把这情况反映给桂林栖同志，但并未坚持马上发表的意见，所以就
一拖再拖。直到黄逸峰事件公布后，这才把林杰的问题“拉到日光下来”。对常光华事件的处理，也同样暴露了我们思想斗争不开展和调和主义的思想。对常光华事件，我们事前并未掌握到充分的材料。直到今年一月二十四日听说上海解放日报已公布了这一事件，这时我们才仓促地搜集材料，赶写新闻和短评，和中共合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常光华党籍的决定一齐发表。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桂林栖和苏毅然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是错误的，但我们仍然含混其词地只说“某些领导同志曾经一度作出不当的处理”，“确实是值得各级领导机关严重注意的教训”。对合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我们虽有一些意见，但当时也未坚决提出。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我们在批评斗争中的“软弱病”是相当严重的，今后必须坚决转变。
第二是群众观点不强，对下边的情况缺乏了解，对群众的疾苦不够关心，对某些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没有引起应有的义愤。在读者来信当中，有不少是揭发某些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但我们并未严重地注意这一问题，有计划地选择其中的典型事件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揭发，并发动群众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违法乱纪分子进行斗争；而只是在“读者来信”栏里发表了一小部分，其余来信则都交由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由于我们重视不足，再加上工作制度中的某些混乱，就使很多来信不能及时得到解答。这就大大伤害了人民群众在报纸上进行批评的积极性，使报纸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为改进工作，加强报纸上的批评斗争，现在安徽日报编辑委员会已根据人民日报的批评，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检讨，对读者来信工作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同时并发动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学习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联系检查自己的工作。我们认为人民日报不仅对我们敲了警钟，使我们清醒过来，并且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我们决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原则性，克服软弱病，以当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为起点，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使安徽日报真正成为安徽人民的喉舌，完成党和人民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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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军区高级干部开始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据重庆新华日报讯：西南军区政治部于一月二日发出通知，规定西南全军师级以上干部自一月十日开始学习斯大林近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到四月中旬结束，共十二周，每周学习八小时。个别文化理论水平较高、且担任理论思想工作的团级干部亦可参加，但语文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师级以上干部，仍以学文化为主，只参加听报告。通知中强调指出：学习必须由党委领导，凡成立两个以上学习小组的均必须成立一个以党委为核心的中心学习小组，以加强学习中的理论指导。中心学习小组并有责任指导所在机关干部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学习，把自己学习与指导学习结合起来。通知中并具体地规定了学习步骤与学习方法。学习步骤分为三步，即粗读、精读及复习、写论文或系统地写学习心得；学习方法尽可能由党委指定专人作启发报告，或参加省委组织的报告会，然后集体自修，阅读文件，小组讨论。讨论会必须做到事先“人人准备”，会上“临时点将”，并有专人做总结性的发言。
军区党委负责同志已于一月九日下午首先成立了以军区党委为核心的中心学习小组，正式开始学习。军区党委中心学习小组包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后勤部、炮兵部队、公安部队等九个单位，由军区李达副司令员、政治部王新亭主任、李夫克副参谋长等三十一人组成。李达同志为组长，王新亭、李夫克同志为副组长，规定除每周星期三下午集中学习三小时外，另抽时间进行自修两小时，星期五下午则参加各单位小组学习。军区党委中心学习小组为了便于集体学习，还建立了“学习室”。
目前，军区党委中心学习小组正进行粗读，待两周粗读以后，将以八周时间分下列四个问题进行精读和讨论：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问题；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法则的问题；第三、关于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同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对立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第四、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军区党委中心学习小组的成立和开始学习，推动了西南全军高级干部的学习。参加军区党委中心学习小组的九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回到本单位之后，均纷纷召开会议，已于一月十四日以前正式成立了学习小组，开始学习。同时，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军区和空军等部高级干部也已组织起来开始学习，并且订出了具体的计划。公安部队和西康军区均在小组内建立了互助组。云南军区和公安部队并制订了学习制度和纪律，空军政治部并制订“每周学习情况登记表”，规定参加学习的干部每周填写一张，以便掌握是否完成本周学习进度，有何心得、体会及有何疑难问题。为了交流学习经验和学习心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特出版不定期的“学习通讯”，现第一号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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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工程科学书籍给我们揭开了技术上的秘密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技术员
刘正经
一九五一年九月，沈阳电工十五厂由国外运到一套新式的大型压铸设备，安装时因图样和使用说明书都已丢失而发生了困难。当时，我们便到该厂协助进行安装工作。但我们不熟悉这样的机器，也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我们只得去找各种参考书籍，可是翻遍了英文和日文书，什么材料也没有找见。最后我们在苏联的“铸造机械”和“压铸技术”两本书内，找到了可靠的参考资料，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安装和试车的工作。
电工十五厂在机器设备安装完毕以后，又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也要由我们协助解决。这个难题是：为了大量地节约铜，在制造电动机转子时，铸料用的铜必须用铝来代替。经和有关各方面讨论，决定试制电动机的转子时采用压铸方法，用纯铝作铸料，以节省大量的纯铜。但我们在协助该厂进行此项工作时，发现纯铝在高温下很容易吸收铁，以至在压铸时将严重地腐蚀压射室的机件。这使我们的工作遭遇到重大的困难。这时，我们便翻阅苏联书籍，寻求着战胜这个困难的方法。我们终于发现了“压射室用涂料”一文。依照这篇文章所指示的方法，我们把这个难题解决了。电动机转子制造成功以后，又发现模具面在生产时发生了粘铝现象，我们又用苏联的先进方法克服了这种现象。这样，一方面提前完成了压铸电动机转子的试制工作，给电工技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利用压铸法节省大量的纯铜，每年将为国家节省二万多吨粮食），一方面把电机制造技术提高了一步。
我们保存着不少的英美的工程科学书籍，但是在为了解决难题来翻阅它们的时候，我们在一百篇文章里面也只找到了一篇是涉及涂料的。而且它的中心内容只是介绍“胶质石墨”的性能和用途，其目的是叫人去买这种商品，而关于制法和数据，则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在翻阅苏联的有关书籍时，却遇到了完全另外一种情况。苏联的书籍不仅详尽地介绍了数种涂料的成分、制法、特性及其使用方法，而且说明了适合于那一种铸品，等等。这在资本家看来，正是技术竞争上的“秘密”，那里可以告诉别人！例如，美国著名的电机制造厂“西屋公司”在压铸转子所用的涂料上面，只写着一个号码；人们要去查这个号码是困难的。
“苏联的科学技术文献真解决问题！”我们从心底喊出了这句话。我们真正认识到苏联科学技术书籍的特点和长处。为了推广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已将两篇较重要的文章翻译出来了，并把它们印成小册子寄往各有关工厂。我们的每周业务学习，也以介绍苏联有关压铸方面的经验为重点。我们更把一些有关制造模具的标准公差、斜度、孔径、丝扣等必要数字列成表格，贴在墙上，使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工人同志也随时可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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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避雷器的“比较”试验中得到的体会
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朔
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道路上，我们是走得相当曲折的。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苏联是个大陆国，雷雨不多，所制避雷器不一定见得好。在去年第二季度和抚顺电工第十厂共同进行高压避雷器试制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们曾搜集了各国的主要型式避雷器的图样（包括苏联一九五二年新出的避雷器）进行“比较”试验，准备“取长补短”，重新设计。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好像很“客观”，实质上这是一种对苏联科学表示怀疑的态度。
经过两个来月的“比较”试验，我们发现了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所制避雷器的缺点：它的间隙多半是电压时间特性好的往往续流遮断能力很差（常另备有续流遮断装置），且构造复杂，性能又不好。而苏联的避雷器不仅没有这些缺点，且并因为高压避雷器用不等电压单位的避雷器串起来使用，就满足了电压分布特性上的要求；制作起来又十分简便。如果三十“仟伏”以下单位的避雷器试制成功，整个高压避雷器的制作问题即可解决。例如，要制作六十“仟伏”的避雷器时，只要把两个三十“仟伏”的避雷器连起来就行了。
可是到去年八月中旬，工厂里已按照美国“西屋公司”的式样完成了十“仟伏”到三十“仟伏”避雷器的设计工作，而且已作出大部的零件。如要改型试作，就要影响到生产任务的完成。但我们知道，该厂的“新”设计不但没有把握，而且即或制作成功，在进行大量生产时一定会遇到更多困难。因此，我们坚持改型的主张，并大胆地向该厂提出了保证，要求放弃过去的图样，重新按苏联避雷器的图样试制。最后，工厂领导方面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完成了试制工作。估计可以提前完成制作二二○“仟伏”高压避雷器的任务。
随后，我们把苏联避雷器的间隙配置在电工第十厂生产的中压避雷器上，使续流遮断性能获得显著提高，最高容许使用电压可达原型（和美国“西屋公司”的某种设计相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左右。在我们的建议下，该厂进行了新间隙的生产，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质量，消灭了因续流试验而造成的不合格率。 最近我们又试验了南京电瓷厂试制的中压避雷器，证明其性能不强。我们即改以苏联蜂窝间隙配置，试验结果，性能有很大改进（一待间隙改型后便可正式生产）。我们并向该厂领导方面提出建议，定型标准和设计均按苏联标准制作。
在冲击高压试验方面，我们也改以苏联的标准为依据。这为避雷器的制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避雷器的“比较”试验中，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苏联科学技术的优越性。例如，苏联的避雷器在外表上看来并不华美，但其性能则为其他国家的所不及，三十“仟伏”的避雷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最高容许使用电压竟接近线路使用电压的二倍。
事实教育了我们：如果不能很好地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的研究工作便不会有更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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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冰上运动大会胜利闭幕
一九五三年全国冰上运动大会，已于十九日下午胜利闭幕。
参加闭幕典礼的有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车向忱，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市长吕其恩，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黄中和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卫孑人等。大会首先宣布竞赛结果和受奖名单，并由车向忱给成绩优胜者发奖。获得奖品的单位有：冰球冠军东北区、亚军华北区，男子四千公尺接力冠军东北区、亚军解放军，女子两千公尺接力冠军华北区，亚军东北区。个人获奖的有：男子得分最多的林振坤、李桂林、胡双来和李在雄（均为东北区选手）；女子得分最多的金福顺（东北区）、康玉顺（东北区）、关伟玲（华北区）和王晓娟（东北区）。上述单位和个人，除得金色或银色奖章外，并各得银杯一只。总计：东北区得金色奖章二十六枚，银色奖章十五枚，钨色奖章六枚，铜色奖章八枚；华北区得金色奖章六枚，银色奖章十三枚，钨色奖章两枚，铜色奖章两枚；解放军得银色奖章五枚，钨色奖章两枚，铜色奖章两枚；铁路得金色奖章一枚，钨色奖章三枚，铜色奖章一枚。获得奖品的还有多次参加冰上表演的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第六中学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和西北区代表队也各得纪念锦旗一面。
大会最后由车向忱致闭幕词，他说：这次大会不仅检阅了我国冰上运动的成绩，而且对开展今后群众性的冰上运动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号召大家切实遵照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为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而努力！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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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事变成坏事
方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