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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煤建公司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制止运售腐朽木材反而指示下级大力推销等外材
据读者辛镇寰来信揭露：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在处理东北大批腐朽木材运到关内销售这件事所采取的官僚主义态度，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辛镇寰在来信中说：我是中国煤建公司的一个职员，我曾奉命参加最高人民检察署木材检查小组工作。我感到各地煤建公司出售木材时提高等级，在应发给工人的工资中和在工人的生命安全上找“节省经费的窍门”，以及账货不符等等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但由于中国煤建公司领导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问题或者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也没有追究和解决。
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揭露东北腐朽木材进关问题以前，华北各地煤建公司就不断反映过由于使用东北腐朽木材造成损失的各种事实，但未引起中国煤建公司主办这件事的靳勇杰科长的重视，他只以公司的一纸公文通知东北煤建公司注意这个问题，但并不想出妥善办法检查解决。以致东北腐朽木材仍然源源进关，华北各地反映腐朽木材造成损失的文件也源源而来。靳勇杰科长却毫不负责任地在这些文件上批着“存查”“并案办理”
“归档”等等。后来他知道最高人民检察署要检查木材问题，才稍微加以注意，但对于东北发生腐朽木材的事仍不去检查，反而三次派人到石家庄去“重点检查原木”，检查了很长时间，结论是“无结果”。他不去制止东北的腐朽木材进关，也不去妥善处理进关的腐朽木材，却指示华北各地煤建公司“大力经营等外材”，“大力推销等外材”。原来中国煤建公司和东北煤建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根本不允许有什么“等外材”。现在中国煤建公司指示下级公司“大力推销等外材”，各地煤建公司就认为进关木材可以有“等外材”，而且还要“大力经营”“大力推销”，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去年十二月八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木材问题时，靳勇杰代表中国煤建公司出席，会中他强调客观困难，把一切责任都推得干干净净。二月十一日，我公司经理召开会议讨论向上级报告腐朽木材问题时，靳勇杰竟然说：“要把我的责任照样报上去恐怕要杀头。”公司经理居然同意了他的意见，连靳勇杰的名也不提。最近，我们公司里开展了反官僚主义斗争，经理向全体人员作了一九五二年度的工作总结报告，其中对东北腐朽木材进关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事竟然没有提到。可见他们并不打算真正检讨和丢掉官僚主义这个毛病。
我非常痛恨我们公司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搞了好几年，仍然毫不知耻地说：“我们对于木材完全是‘外行’”。他们还到处强调不懂木材技术的困难。然而，我这次参加木材检查工作中亲眼看到，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张允文、甄自义两同志，他们对于木材原来的确是“外行”，但他们在三个月的检查过程中就变成了“内行”，他们已基本上学会了关于木材工作的必需知识和技术。两相对照，真叫我啼笑皆非。我们公司的经理李南生、副经理范菊秋对于业务熟视无睹，就盲目信任像靳勇杰这样的干部。我们公司挑选干部不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而是把同乡亲友认为“可靠”，把圆滑可亲、随和可喜者封为“积极分子”。对于技术人员则不善于团结和改造，以发挥他们的能力和作用；对敢于说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以及敢于批评领导的人，就视为“落后分子”，动不动就给予打击报复。长时期来，我们公司的民主空气十分稀薄，因而领导方面的缺点和工作中的脓包就不能被揭破，这就使得国家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也使得国营煤建公司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
中国煤建公司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我建议中央商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对中国煤建公司的工作应作有效的检查，并与进关腐朽木材案件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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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煤业建筑器材公司违反合同以腐朽木材冒充好木材出售
据最高人民检察署木材检查小组报道：东北煤业建筑器材公司违反合同，竟在运进关的二十四万三千多立方公尺木材当中，掺杂了五万二千多立方公尺腐朽木材，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九五二年春季，原东北林业部在林区清理出日伪时期砍伐留存的木材约八十万立方公尺，去年四月，中国煤建公司与东北煤建公司就处理这批木材成立了协议，去年五月又签订了木材进关合同，规定由东北煤建公司把五十万立方公尺木材加工运进关内，供应建筑单位和市场需要。加工进关的木材的等级规定为一、二等材占百分之二十，三等材占百分之五十，四等材占百分之三十，规格是板材占成材总数的百分之四十，长度为一点五公尺以上。因东北加工能力有限，合同规定可酌发部分原木进关，但不能超过全部进关木材数量的百分之三十；利用率在百分之四十以下者不得进关。合同中并规定东北煤建公司应负规格质量的保证责任。至去年十月份止，东北煤建公司运进关的木材共有二十四万三千多立方公尺（内成材十六万五千七百七十立方公尺，原木七万七千六百立方公尺），其中腐朽木材有五万二千九百立方公尺（内等外材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九立方公尺，等外原木二万七千七百立方公尺）。这些腐朽木材被充作好木材从林区运到哈尔滨、沈阳加工后再运进关，分配到华北各地。据统计，运这些腐朽木材要用一千四百二十六个车皮，仅运杂费就要开支一百四十四亿二千六百多万元。这些腐朽木材中，有不少原木两头空得能钻进一个人去，工人们称之为“望远镜”。有些木材在卸车时一扔就断了，有些木材脚一踩就碎，用手一抓就成粉末。但它们却被混杂在好木材中运进关来参加基本建设。而华北各地煤建公司竟以等外材充四等材、以劣材充好材卖了许多给各建筑单位。有的单位勉强把这些木材用于工程上，这就直接影响了建筑工程的质量。例如公安部队某部向石家庄市煤建公司买了一批进关木材去修建医院，挑了几根较好的做椽子，还没上房架，就有两根椽子断了。据建筑工人说，用这批木材要使房屋减少一半寿命。这种损失是难以计算的。大批的腐朽木材根本不能作建筑材料使用，这实质上是积压和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为什么这批腐朽木材会被运进关呢？首先是东北煤建公司并不重视他们与中国煤建公司所订的木材进关合同。他们对于加工五十万立方公尺木材进关的任务并未认真传达讨论研究，许多干部不仅不懂得木材进关的意义，也不知道合同的内容，该公司木材组薛伯钦说：“进关木材不分一、二、三等，只要够四等就行”。南岔林区办事处负责运输的崔梦云在运输会议上更宣布：“四等材可以按百分之三十五的利用率装车进关。”他们就这样降低了进关木材的规格质量。其次是东北煤建公司盲目追求出材率。据调查：沈阳、哈尔滨两市煤建公司在去年五、六月间，一般将出材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四甚至百分之九十四（实际上连一、二等原木制材的出材率也只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东北煤建公司副经理谢雨天在业务科长会议上曾指示说：
“提高出材率要注意量材出材，区公司试验结果出材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八。”沈阳市煤建公司委托私营厂加工时规定出材率为百分之九十。沈阳、哈尔滨两市煤建公司在执行木材进关任务时，竟以陈原木顶新原木加工，陈材顶新材进关。并且抽卖好材，把次材运进关内。沈阳第二建材厂现场员于振忠在装车进关时，看到有些好材被装上车，竟叹息说：“这样好的木材也运进关去，真可惜！”他这个说法可以代表东北煤建公司系统若干领导干部的思想。
这批腐朽木材之所以能够源源运到关里，除了上述东北煤建公司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本位主义思想以及经营当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怪以外，中国煤建公司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检查进关木材合同执行情况，华北各地煤建公司验收这批木材的单位验收不严，他们对国家财产和对顾主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助长了这件事的延续。直到去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揭发了朽木进关的严重情况，中央铁道部公安局去年七月三日又反映运木材的火车在饮马河发生失火事故以后，最高人民检察署于去年七月中旬组织检查组，派员去沈阳、哈尔滨以及林区进行检查，以后又请中央商业部、东北贸易部以及中国煤建公司、东北煤建公司、华北煤建公司派员配合，于去年十月份分别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继续检查，才弄清了这一案件。现在最高人民检察署正在研究这个案件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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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
本报记者 田流
（续昨）大规模的工作方法
有不少地区出现了著名的劳动模范、丰产户甚至丰产村。但劳动模范、丰产户所在村庄的其他农民，丰产村所在的区、县的其他村庄，却静悄悄的寂然无声。让人感到这位模范、这个丰产户和丰产村好像是大海中一个孤单单的小岛。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不用细问，一定是这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只解决了“突破一点”问题，却没有解决“推动全面”问题。
深入群众，把群众的智慧、经验集中起来，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不把它推广，不能使广大群众掌握它，变成广大群众的财富，还是不能领导群众一起迅速前进的。正像不少地方发生的那样。
任国栋不是这样。他不仅善于深入群众，锐敏地发现群众经验，把它集中、提高起来，还善于把它推广出去。任国栋的全部工作中，到处贯穿着群众工作的方法。肇源县的干部谈到县委书记给自己的影响和教育时，许多人都说：“任书记对我影响最深、教育最大的，是他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好多县、区干部，都给我谈过这样一件事情。
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黑龙江省各地的干部、群众，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地动员与组织志愿军。肇源县的许多县、区干部也向县委会建议：应该迅速动员群众参加志愿军。可是任国栋说：“不要急，我们先在群众中进行一次新、旧国家对比的教育，过后再组织志愿军。”当时，有不少干部担心这种作法会不会被别的县拉在后边。任国栋的回答是否定的。后来的事实证实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开始进行这个工作时，无论走到那一个村庄，走进哪一个家庭，到处是一片控诉声、悲泣声。——旧社会，旧国家给予人民的，是多么深重的苦难与不幸啊！但到第三天，当群众讨论到第三个问题——“美国要来侵略我们的新国家，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情形大变了。愤怒与咒骂代替了辛酸的哭诉，勇敢的行动代替了悲苦的回忆。老头子剃掉了胡子，妇女们剪掉了头发，要求到朝鲜去打击侵略者，保卫新国家，保卫自己幸福的新生活。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便在全县展开了。到了第七天，全县参加志愿军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万六千人。
一九五二年春天的肇源，又出现一九五○年秋天那样热烈的情景。白天，广大田野上布满了人群，有的量弓尺，有的查棵数，寻找产量不高的原因。夜晚，村庄上这里一伙、那里一组，有的拿秤称，有的拨算盘，也有的在热烈争辩，计算着土地增产的可能性，修改和提高他们的增产计划。
春耕已在肇源造成真正的热潮。这个热烈的春耕运动，是任国栋掀起来的。
任国栋在四合屯住了三天。从四合屯、一面坡、靠山屯等五个村推行新耕作法中证明，这个新耕作法是正确的，是提高生产的有效方法以后，他写了
一封详细的信给县委会，让县委们研究、推行。他自己便亲自到三、五、六、十二等区去贯彻去了。他走到那里，那里的生产运动就出现了新气象。农民的生产热情像松花江的春潮一样迅速地上涨着。十二区的村干部在区里召开的干部会上，听到任国栋详细解释了这个新耕作法，连夜赶回本村，向群众“报喜”。支援村村长回到村里，没入家门，就到村政府召开会议，当天晚上全村四个互助组都重新修订了丰产计划，第二天就积极行动起来；派人去县城买王铜，准备拌种消毒，已经开始播种大田的农民，也加宽了播幅……。六区公营子村毕国权互助组，原计划五十二垧共产三百八十七石粮。推行新耕作法后，提高到六百二十八石，平均每垧十一石九斗二升，比一九五一年的产量高一点三八倍。五区彭希江农业生产合作社，订出每垧平均二十石的计划，可是社里最保守的社员张殿文还说：“只要咱把新法贯彻了，不愁收不下。”
亲自到各区、村推广，贯彻新耕作法，作出样子，只是任国栋工作方法的一个方面。动员组织力量，领导全体干部进行工作，是他的工作方法的另一面。任国栋使县委会变成了贯彻新耕作法的司令部。县委委员们除分头到各区贯彻新耕作法外，更把全党的力量组织起来。把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和青年团、各人民团体的干部，都组织在贯彻新耕作法的战线上来，掀起了一个全县规模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因此，虽然新耕作法是春耕开始后才提出来的，但仍然在春耕阶段，就比较深入普遍地贯彻到群众中去了。到五月二十日，全县一百八十七个村庄中，已有一百二十五个村庄重新增订了丰产计划，他们的产量一般都增加一倍左右。有一百零六个村庄、二千三百多个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相互展开了爱国主义丰产竞赛。
草原沸腾起来了
一件新事物的推广，总会遇到各种各样传统势力的阻挠和抵抗。新耕作法开始推行时虽然比较顺利，但这并不说明农民毫无保留地全部接受它、实行它了。农民们对于“等距宽播”较易接受，因此，春耕播种时，推行起来也较容易。可是“等距的间苗、保苗的方法，就遭到了传统习惯的强烈抵抗。北满一带的农民，是没有间苗习惯的——要说有，也是非常潦草的“稀留厚、厚留稀，不稀不厚留大的。”或“有苗没苗当中留一条。”
春耕期推行新耕作法时，许多农民实行了宽播，没有宽播的，也比往年种的细致。小苗长出来，粗粗壮壮绿油油的实在喜人。本来没有间苗习惯的肇源农民，见了这样的好秧苗，更舍不得间了。年老的农民听到干部宣传间苗时，就搬出流传多年的农谚来抵抗：“十穗抵一穗，还多九根棍”呢！大多数农民怕把苗间少了，少打粮食。有些人虽然相信间苗能多打粮食，但究竟能多打多少呢？不知道。他们耽心多打的那点粮食不够间苗的工夫钱，因此也不愿间苗。在这种情况下，党就动员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作出样子，用事实教育农民，推广间苗。当时谷苗才一寸多高，间苗以后，满地灰秃秃地见不到苗，弯下腰去仔细找，才能看出留下的小苗，东倒西歪地爬在地上。不要说素来反对间苗的人，就是认为间苗能增产的先进分子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也不托底了。他们苦恼地说：“这算瞎了”。可是，五、六天后，小苗“还阳”了，一棵棵肥头大耳，谷苗就像小高粱苗一样，又粗又壮黑里带绿。没间苗的庄稼和这一比，黄腊腊的不像个样子。群众亲眼看到间苗的实际效果，才逐渐地接受了“间苗”的新耕作法。但真正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还是在任国栋到了新发村，从那里发动了群众性的参观评比运动以后。
开铲头遍时，任国栋来到三区新发村。还是他那老习惯，来村后把行李一放，就到地里去了。正在铲苗的农民黄太炎、李在雨向他说：“去看看吴殿祥的高粱吧，全村头一份。”吴殿祥的高粱的确不错，长的又黑又壮，“苗也稠”，群众夸奖说：“十二成苗呢！”任国栋用步量了量吴殿祥的庄稼，合
一步（五尺）七棵，便说“一步缺三棵苗！”他让群众想想高粱的根有多大？“半尺方圆”，任国栋说：“这地才五尺七棵，不是浪费了土地么？”农民当然知道高粱的根有多大，经任国栋这么一提，更明白了。“可不是浪费了土地？”任国栋当时给大家算了个细账，就因为一步缺三棵苗，一垧地就少收四、五石粮。这一算细账，吴殿祥着慌了，直后悔：“这可咋办？”任国栋便告诉他可以移苗补种。“那白搭！”吴殿祥反对道：“有移树栽树的，哪有移庄稼苗的？准死。”任国栋劝他说：“咱们试试看。”于是他拿起一把锨，从苗稠的地里连土移补在稀的地方。吴殿祥虽然不相信，见县委书记给自己移苗，也只得一块作起来。为了看看效果，他们只补了四百六十八棵。吴殿祥说：“先看看再说吧！”就停止了。到第二天中午，太阳晒得正厉害时，任国栋邀吴殿祥到地里一看，移来的苗都直挺挺的很精神，看不出哪是移来的，哪是原种的苗。本来很平常的事，倒变成稀奇事了，全村男女老幼都跑来看了。群众在事实面前相信“移苗补苗”了。当天，各个互助组就动起手来，补了十多垧。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民——吴和的老父亲，一面补苗，一面感谢地向任国栋说：“你来这一趟，俺村又多收几十石粮。”可是，任国栋这时却想着另外一个问题，想着刚才群众到地里来参观时候的热烈行动。“这是好办法。”他决定了，于是立时转告各区：“要一面培养典型作出样子，一面组织群众参观……。”
铲完头遍苗，“参观评比”已经形成运动了。穿着花衣服的妇女，戴着宽边草帽的农民，坐在三匹马的胶轮大车上，在夏日的草原上飞驰——草原上沸腾起来了。
“到哪里去呀？”这一辆车上的人们问。
“县农场参观，”那一辆车上的人们答：“你们哪？”
“王振堂农业生产合作社！”
夏锄期间，肇源县委共组织了近八万人到地里参观评比，并重点地组织群众到“间苗、保苗”作得最好的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参观。这就消除了间苗、保苗的阻碍，开展起全县群众性的间苗、保苗运动。各种庄稼实行等距间苗耕作法的达三万多垧，实行补苗的达五千多垧。
同参观评比结合进行的，还有全县范围的流动红旗竞赛运动。夏天，草原上热闹极了，优胜者高举着他们的红旗下地生产，收工回来，又把红旗高悬在组长门前。草原上，村庄里，到处红旗飘扬，红旗竞赛推动全县胜利地完成了夏锄工作，还在夏锄期间积肥一百余万车。这是肇源农业生产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吊尔朗当混大荒”，认为地肥不用上粪的老习气，随着新耕作法的推行，随着红旗竞赛，进一步克服了。
肇源县委会还利用生产的间隙，训练了一万二千名互助组长，一千多名宣传员，三万多名妇女。就是因为他（她）们的带头和发动，使肇源县的爱国丰产运动，形成了遍及全县、贯彻全年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合作互助运动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了。妇女成为生产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夏锄期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妇女参加了间苗工作。就是因为这等等原因，肇源全县在一九五二年获得了空前的丰收。据县人民政府十二月间尚不完全的统计，有一千零七十八个互助组的土地，每垧平均收粮九石；五百六十五个互助组和一百九十四个屯子，四十三个村庄的全部土地，平均每垧收获十石；全县在三百二十一垧的大面积上得到空前的高额产量，每垧收获竟达二十石以上。
走向新的胜利
这样大面积的、全县规模的丰收，只是任国栋同志领导爱国丰产运动的一个收获，甚至不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他的主要功绩，是找到了在现今条件下迅速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途径。他的主要功绩，是给广大干部提供了领导大规模农业建设的一个良好方法。
半个月后，我向任国栋同志告别时，热烈祝贺他在我国农业建设上的巨大贡献，并预祝他一九五三年获得新的成就时，这位朴素、谦虚的县委书记却说：“我只是按着毛主席的教诲，学着走群众路线。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教育，我能作出什么来呢？”
“我们工作中还有两大缺点。一个是新耕作法实行的不平衡、不普遍；一个是实行新耕作法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不科学，不标准。”任国栋继续说：
“一九五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在全县每一个村庄，都推行起新耕作法。并按照气候、土壤、不同作物的特性，运用新耕作法。使已经获得高额产量的继续提高，低产量的迅速赶上去。”
我离开肇源时，县委会已经提出了一九五三年爱国丰产运动的任务和要求。一九五三年，全县十一万八千垧土地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要达到每垧十石，即比一九五二年再提高百分之三十三；要在五千垧土地上，创造每垧万斤的大面积丰产；要使一千个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四十个村庄，成为丰产组（社）和丰产村。
这不只是一个美丽的计划，肇源县委会从秋收时起，已经开始为一九五三年的爱国丰产运动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现在，不论走进肇源县的哪一个村庄，都会看到一个小型的农业生产展览室。在这个展览室里，有本村最好的庄稼的标本，有关于它的所以得到丰产的详细说明；这个展览室里，也有本村生长最坏的庄稼和它减产原因的说明。这样展览室花钱不多，作用很大。它不仅用新的耕作方法的科学道理教育农民，也用新耕作法的实际效果教育农民。它使农民相信科学，相信自己的力量，具体生动地鼓舞着农民的生产热情，为一九五三年更高涨的爱国丰产运动开辟着道路。
肇源县委会在其他方面，也作了许许多多的准备工作。就从这许多准备工作上——从正在紧张进行的、广泛深入的农村整党工作上；从整顿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上；从广大农民对新耕作法日益增涨的信任和拥戴上；特别是在任国栋同志亲自领导下，全县各部门、全体干部所作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肇源县是会实现这个光荣的任务的。我们有根据预祝肇源县在一九五三年获得更高的丰收。有根据预祝任国栋同志获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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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东北各地煤建公司经营作风十分恶劣以坏木材当好木材出卖，影响工程质量和工人安全
据最高人民检察署木材检查小组报道：华北和东北各地煤业建筑器材公司的经营作风十分恶劣。各地煤建公司擅自提高木材等级，以坏材充好材出卖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据中国煤建公司石家庄市器材经营处副经理王九章说：由于他们怕吃亏，卖木材算等级时是“宁高毋低”，在三等材内尽量掺入四等材是常有的事。天津市煤建公司器材科副科长白泽竟以原木标准来划分成材的规格等级。该公司田庄经营处货垛上标着二等材，其实垛里百分之六十是废料。该公司业务员还一再向买主说：“保证合规格，不会妨碍你们使用。”沈阳市煤建公司业务员把一批木材按一等材卖给买主，买主不要，他就马上改为二等材卖给这个买主。各地煤建公司的储运、业务、会计工作也存在许多问题。石家庄器材处库存木材数字比现货少了四千多立方公尺。北京市永定门器材处库存木材账货不符者达五百七十九立方公尺。多给或少给买主木材的事也不断发生。沈阳市煤建公司就曾多发给私营同和加工厂原木九点八五立方公尺，多发给公营建华加工厂原木三百一十立方公尺。天津市煤建公司多发天津港务局杉杆二百多根。他们卖了三千多根杉木给天津建管会，竟有一千六百根忘了要钱。该公司卖木材时，竟要买主按牌价付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倒垛费”。
若干建筑单位买了煤建公司的坏木材，当作好木材使用，结果常常发生工伤事故。据最近极不完全的统计，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地即发生过工伤事故十三起。天津市煤建公司津塘路器材经营处为了“找窍门节省经费”，竟在搬运工人的工资中打主意。搬运工人从车上卸下六十立方公尺木材，他们却按卸四十立方公尺木材付给工资。北京市西便门器材处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找到现场作些轻便活，叫做“临时工”，却让他们和搬运工人拿一样的工资，这种“临时工”有时竟多到六、七十人。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哈尔滨等地贮木场经常在黑夜装卸木材，但却没有照明设备，以致不断发生砸死砸伤工人的事故。仅北京市煤建公司四个月内就砸死工人二名，砸伤二名。由于不重视保安工作，天津市煤建公司邵公庄木材楞场曾连续发生保安事故二十余起。各地工人曾向煤建公司提过装修照明设备等合理化建议，但公司均置之不理。北京有些工人叫煤建公司为“不合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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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建筑工人冬训班进入技术教育阶段第一工程处教学方法好技术教育收效大
沈阳建筑工人冬训班现已进入技术教育阶段。
在进行技术教育前，中共沈阳市委基本建设政治部调查了工人学习技术的要求、态度和思想情况。如技术工人愿意提高技术，二级工希望学会看图下料提升为一级工，但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缺少兴趣。一般学徒愿意学习苏长有三段砌砖法的先进经验，但是不愿认真学习基本的操作技术，有急于求成的想法。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领导方面便结合政治学习，端正了学员的学习态度。同时并搜集了原东北工业部、东北总工会和各基本建设单位的各种先进经验技术材料，分送各冬训班编制教材。一月中旬，中共沈阳市委基本建设政治部召集各冬训班负责干部，详细讨论了技术教育的意义和目的，内容和步骤，教员、教材和教学方法等，并发出了指示。
不少单位在技术教育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沈阳市房产局工程公司冬训班根据施工任务需要，制订了有重点的技术教育具体计划。去年该公司的任务几乎全是新建工程，今年除四分之一新建工程外，都是较大的修补工程。根据这样的任务，该公司检查了现有的力量，发现技术教育的重点应该是解决修补工程中瓦工、木工不足的困难，纠正了最初制订的平均培养技术力量的教育计划。该公司同时调查了工人的技术条件：有多少工人已掌握两种技术，有多少徒工和劳动工需要在冬训期间培养成技工，调查了工人的学习要求，如现有二百名徒工和一百多名劳动工都愿意学习瓦工技术，而且他们在去年施工中已学会了一些，如果使这批工人达到技工水平，就能够解决瓦工工种中“任务大，力量小”的问题。经过这样的调查，提出解决办法，就制订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教育计划。这些单位虽然缺乏技术教育的经验，但是由于领导干部重视，依靠群众，已做好了技术教育的准备工作。另外有些单位却不很重视技术教育的准备工作。他们强调：
“离开工日期近了，还有许多施工准备工作要做。”认为“冬训时期很短，不可能把工人技术水平提高。”没有集中力量订出教育计划和编制教材。机械局土木建筑公司冬训班对技术教育的目的认识不明确，在教育计划中提出：“适当地”推广先进经验，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还有的单位把技术教育的方法主要放在讲课上。按照这些单位的情况，就不能贯彻以学习与推广苏联先进经验为主的方针和以实际练习为主、讲课为辅的教学方法。
又讯：沈阳市第一工程处冬训班采用了适合工人需要的技术教学方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该班第一期，技术教育是从二月十三日开课的。在开课前，有些教员搜集了许多材料，像给学校学生讲课似的编了教材，给混凝土工讲“水化作用”，给油漆工讲“光的性质”，给木工讲“开方”。工人不能接受。大部分教员则毫无准备，只列了几条讲课提纲，有的连提纲也没有。因此，开课以后，不得不变更教学计划，临时给工人讲技术保安、图纸普通常识。领导方面趁此催促教员赶紧编制教材，并提出教材必须切合工人需要。根据这一精神，教员便到工人宿舍邀集老工人和他们讨论自己编的教材，征求意见。电气教员本来要给工人讲电动机原理、变压器原理，工人们说：这些东西是需要学，可惜学习时间短，今年施工中还用不上。教员便根据工人意见修改了教学计划。教员讲一般技术原理缺少具体事例，也请老工人帮助补充。这样编出来的教材，就比较适合工人要求了。
讲课时，最初碰到的困难是工人技术和文化水平不一致。一般说来，老工人技术高，文化低；青年工人恰好相反。电气教员佟世斌和卜铁汉研究以后，按三、四两级工人的技术和文化程度讲了两次课，全班六十四人中只有六、七人听不清楚，证明这个办法较好。在教学当中，又采取了形象和实物教学的方法。讲授建筑图纸时，工人对剖面、主面等怎么也听不懂，教员便把建筑模型摆出来讲解。工人说：你早这样讲，早就明白啦。学习各种先进经验时，上午在课堂讲解，下午由先进生产者表演，第二天由工人们轮流实习，讨论，总结。给特殊工种的工人讲课时，就搬出各种器械，讲授一般技术原理和实地操作。
组织技术研究组和学习互助组是贯彻教学计划的好办法。技术研究组是由同一工种各小组内的一级技工组成的，他们帮助学员解答学习中的疑难，向教员反映学习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意见。学习互助组是由两个具有不同的技术和文化水平的工人互相帮助。如电工高凤山今年四十一岁，原来一字不识，但现在学的是一些电工原理，他的徒弟有些文化，于是徒弟教师傅数学，师傅教徒弟技术。现在工人已能用“欧姆定律”计算电功率。徒工的技术已提高到五、六级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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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纠正煤建公司经营中的恶劣作风
本报今天发表的几篇揭露中国煤建公司以坏木材冒充好木材出售的消息，暴露了煤建公司系统中存在着的一连串的严重问题。东北煤建公司为了追逐非法利润，盲目提高出材率，降低木材的规格质量，把坏木材冒充好木材运进关内。华北各地煤建公司对于东北运来的大批腐朽木材，不仅不严格验收，负责提出意见；反而提高木材等级，以坏材充好材出卖。中国煤建公司和东北煤建公司订立木材进关合同的时候，既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又没有作周密的计划，更没有检查合同执行情况。下级公司不断反映进关木材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总公司先以一纸公文通知东北注意；以后就采取“存查”“并案办理”“归档”等办法，一推了事；最后甚至指示下级公司“大力经营等外材”“大力推销等外材”，明目张胆地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这些人缺乏起码的国家观念和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他们对于这样胡作非为引起的严重后果：影响国营企业的信誉，损害基本建设工程的寿命，造成工人的伤亡事故，等等，竟完全没有想到，或是视若无睹，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中国煤建公司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不只这一些。但解决问题应从这些主要的方面开始。我们希望中国煤建公司的全体职工，从这些事实入手，继续揭发公司在业务经营中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把“不合理公司”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适合于国家大规模建设需要的煤建公司。
第2版()
专栏：
从检查腐朽木材进关案件看东北煤建公司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员 张允文书记员 周新铭
东北煤建公司供应腐朽木材的事件被揭发了，这决不是偶然的。东北煤建公司的领导者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的情绪。我们在检查该案当中所接触到的一些具体事实，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八日，我们第一次和东北煤建公司经理刘士珍、副经理谢雨天等谈话时，刘经理对五十万立方公尺木材进关这样重大的任务竟莫名其妙。他说，因“三反”外出“打虎”，完全不知道公司里还有这么回事。谢副经理则泛泛地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并认为进关木材没有什么问题。以后，该公司召集沈阳、哈尔滨两市煤建公司的负责人汇报。由于他们的工作极不深入，也就不能发现问题。特别是他们相信了哈尔滨市煤建公司新阳办事处主任卢席明汇报的假情况，说他们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出材率的。这时候他们并没有虚心接受检查，并且完全缺乏实事求是和正视错误的态度。
由于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支援和帮助我们的工作，通过反复地试点测量和召开各种座谈会，进一步揭发和证实了许多具体事实。例如东北煤建公司和中国煤建公司订立五十万立方公尺木材进关合同后，即把合同束之高阁，并没有认真地根据合同的精神切实布置工作。他们在各省、市经理业务科长会议上，并没有讨论如何完成这样重大的任务。副经理谢雨天只是将这个任务在会后附带向大家提了一提；对于应该怎样保证规格质量则毫未提起。该公司业务科只派了在“三反”中免予刑事处分的贪污分子薛伯钦、李耀阁去办理这么重大的任务。薛伯钦在布置南岔办事处四千立方公尺木材进关的工作时，只用长途电话通知一声完事，并没有具体地交代任务，结果这批木材的质量很坏，运到石家庄后，受到去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的严厉批评。沈阳、哈尔滨两市煤建公司盲目接受加工任务，对进关木材的质量规格竟不知道。上级没有向下级具体布置和交代任务，下级也没有向上级请示报告，以致执行的情况非常混乱。沈阳市有三十八家木材厂由沈阳市煤建公司发给木材加工，但该市煤建公司却没有专人担任这一工作。该市煤建公司所属第二、第三建材厂都堆积着大批原木，但因为没有很好地组织大车运输，以致很多加工厂领不到木材，形成了严重的停工待料现象。尤其严重的是，该市煤建公司在东北煤建公司错误的经营思想指导之下，竟和私营木材厂订立要求出材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的加工合同。有的私营木材厂（如华兴厂）甚至把出材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像这样割出来的木材，质量怎能不低！该市很多木材厂因领不到加工费，纷纷联名向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政府写报告，但该市煤建公司领导干部竟借口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没批准，拖着几个月不发，直接间接影响了木材厂职工的生活，政治影响很坏。
我们初到哈尔滨时，哈尔滨市煤建公司副经理王传圣说：“从我思想上讲，进关木材不合规格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新阳办事处主任卢席明甚至说：“过去我们进关的最差的木材也合乎四等材的规格。”但经检查组测量结果，事实恰恰相反。该公司进关木材有百分之十九点一不合规格。以陈材顶新材进关者占百分之五十点六。该公司第一木材厂主任丁宝生抛开这些事实，还自欺欺人地说：“公大号陈材质量我不知道，下面技术员只承认有百分之零点五到零点七不合格”。丁宝生还向职工说：“对检查组的人，有必要的谈，没有必要的不要谈。”以致该厂职工和我们接近时思想上有顾虑，我们要一张表报，他们搞了一个星期还搞不出来。
我们深入林区去了解原木质量，也碰到了一些官僚主义分子的无理阻碍。如佳木斯贮木场场长顾裕典平日对下面情况不了解，但在座谈会上却夸夸其谈地说：“我保证本场发出原木质量只有超过不会降低。”事实上该场发出的原木有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不合格。黑龙江省绥化林业管理局铁骊分局局长乔子英推说不了解情况，开会时一言不发，检查组三次邀请他参加总结汇报会，他竟说：“我就不参加那个陪绑会。”这些人对于最高人民检察署派去的人竟采取了这种傲慢态度。
直到我们掌握了腐朽木材进关案件几个主要情况的具体材料后，煤建公司的领导者们的态度才稍有转变。新阳办事处主任卢席明说：“以前我们官僚主义，以后再不敢了。”但他们口头上尽管是这样说，事实上却仍是不愿正视错误。这表现在他们只是承认抽象的枝节的一些错误，而否认主要的原则性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具体事实已经证明，盲目提高出材率和抽卖建筑材，是东北煤建公司副经理谢雨天直接指示和支持的结果，但谢却矢口否认。东北煤建公司经理刘士珍说：“你们调查的事实是存在的，但数目字有出入。”但究竟出入多少，因为他是凭主观推测，当然说不出来，于是只好说：“我不是不相信检查组的意见，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了解，下面都通不过。”现在，又经过在北京、天津等地的检查，事实证明我们在东北得到的数字不仅接近实际，并且还是相当保守的。
通过这次朽木进关案件的检查，我们愈加认识到官僚主义是滋长种种错误的温床，是我们国家建设事业的大敌，同时也愈加体会到经常地深入地检查企业部门的工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