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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为了大量供应建筑工程所用的机械和工具，中央建筑工程公司直属北京建华铁工厂已经全部开工。这是在开工前工人们赶装机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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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命令纠正违法乱纪现象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本报讯】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二月十八日发布命令，公布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坚决纠正违法乱纪现象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决定”。这一决定规定：
一、人民群众对任何机关干部的违法、乱纪和渎职行为，都有采取任何方式（如写信、口述），向任何机关提出检举和控诉的权利。任何机关的任何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检举控诉，均不得压制、打击或藉端报复，否则以违犯法纪论处。
二、为了便利人民直接检举、控诉和要求解决问题，除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者外，一律取消各地自行规定的限制人民的“打官司必须村、区开介绍信”
“结婚、离婚到区政府登记时由村乡干部开介绍信”等违法规定。各有关部门、机关和团体，在接受人民检举、控诉和请求时，均不得向群众要介绍信，如因群众无介绍信而拒绝受理者，则以渎职论。
三、坚决纠正乱捕、乱押现象。除现行犯人人有及时拘捕送交政府的权利和经过审查批准管制的坏分子必须严加管制外，只有县以上人民政府司法、公安机关得依法定手续拘捕案犯和确定坏分子的管制，其他任何机关与个人均无逮捕、拘禁和确定管制权，违者以侵犯人权论处。为防止机关或干部因原则界限不明而犯错误，再将现行犯范围宣布于下：
1、正在进行杀人、放火、投毒、暗害、爆炸、指示敌人破坏目标（如飞机轰炸）等破坏行凶罪犯；
2、正在进行各种特务、间谍破坏活动的反革命罪犯；
3、正在进行或图谋进行暴动的反革命罪犯及手持武器进行抢劫的匪徒和在剿匪中分散逃跑的匪犯；
4、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通缉在案的反革命罪犯；
5、越狱潜逃犯。
四、切实保障人民的上诉权。一般案犯与有关人员，如认为公安、司法机关在逮捕、拘禁中有违法措施或管押判决不当者，有向各级检察署或其直属上级提起控诉之权，并严格禁止任意缩短上诉期以限制人民上诉的犯罪行为。根据各级人民法院对民、刑案件判处的惯例：从诉讼人接到判决日起，上诉期一般为二十日，特殊情况如路远、老弱、妇女等，并须酌情延长。如诉讼人列举事实或为他人检举确证拘捕或判处不当或确属错误，拘押与审判机关必须立即纠正错误。反之，故意缩短上诉期，变相剥夺人民控诉权利或坚持错误者，以侵犯人权论处。如明知拘押或判处不当，而藉口诉讼程序推往上级，拖延问题的解决，则以渎职论。
五、人民检察与监察机关，在检查有关控诉拘押、审判不当和干部违法、乱纪以及渎职等案件后，已确证为错捕、错押以至错判而又系人民内部问题者，有权建议监所或审判机关立即释放，然后再继续弄清情况，解决问题。对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必须公开处理，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
六、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检察、监察的权力，坚决打击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充实与健全各级政府的检察和监察机构，各级行政负责干部，必须加强对上述部门的领导，按期检查督导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政策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凡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干部，均应提高责任心和积极性，发扬艰苦深入、细致、准确的工作作风，切实地坚决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维护人民政府法纪、政纪的严肃性，惩治坏人，消灭坏事，以纯洁政权组织，进一步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河北省人民政府在发布此项决定同时，发布命令称：各地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此决定应毫无例外地组织所有干部结合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违法乱纪斗争，进行深入的讨论。讨论中必须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作出总结，逐级上报。市、县（镇）人民政府应立即翻印此项决定，发到各街、各村普遍张贴；责令街、村干部限期向所有人民群众宣读解释，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如隐匿此项决定，不向人民群众公布和解释，则以违犯政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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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上海市委会召开党代表会议决议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
陈毅同志提出要保证把这一斗争贯彻下去
【新华社上海二十一日电】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在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七日召开了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下，总结了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讨论了一九五三年的工作任务。代表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和华东局关于“黄逸峰事件”的决定，深入地揭发与批判了各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特别是批判了类似黄逸峰那种把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王国”的反党倾向。会议并决议在全市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对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对今年国家的三项中心任务作了详尽的说明。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深刻地分析了“黄逸峰事件”的错误性质和教训。他指出：黄逸峰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反党与反人民的。黄逸峰把党与人民交给他去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王国”，把在他领导的单位中工作的党员与群众当作自己的“臣民”，并企图以此作为他对抗党的领导与压迫人民的工具；他把自己的历史和地位当作银行的存款和保险柜，错误地以为党不能不对他另眼看待，而他也就可以自由地为非作歹。陈毅着重指出：像黄逸峰这样的坏分子，在我们上海市党的组织内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批；我们必须把这些坏分子拉到日光下来，彻底解散他们的“独立王国”，对那些在当前工作中犯有严重罪恶以及在历史上屡犯错误而屡教不改的不可救药的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才能加强党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才能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来实现一九五三年的任务。陈毅最后说：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次党代表会议不应成为自我歌颂的场合，而必须成为进行大胆地尖锐地批评缺点的讲台。出席这次会议的每一个代表都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批评任何一个部门或任何一个党员，包括市委委员和市委书记在内。他号召代表们用这样的精神开好党代表会议，以推动上海的党组织为争取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而斗争。
陈毅报告后，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陈丕显作了
“上海市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三年主要工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一年来上海市的各项工作虽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点与错误，但基本上已完成了预期的任务。他分别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各项改革改造工作、财政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的成绩、缺点与经验教训。在总结党的建设工作的部分，陈丕显着重指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至今还是做得很不够的，还没有把思想领导作为党的首要工作和领导的主要环节。在我们的党内还存在着“独立王国”的思想，以及压制批评、无组织无纪律、强迫命令甚至打骂拘押群众、逼死人命等等严重的违法乱纪的现象。陈丕显根据一九五三年全国人民与全党的任务和上海的具体情况，指出：一九五三年上海市必须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动员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朝鲜前线；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潜在力量，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并坚决服从统一调配，为国家建设的总计划服务；必须加强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开好市、区两级人民代表大会，迎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争取在一九五三年基本上完成各项未了的改革、改造工作，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陈丕显最后指出：密切结合各项工作，坚决地深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乃是今年各项任务能否胜利完成的基本关键。
这次会议的最大特点是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四天分组讨论和两天全体会议上揭发与批判了各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批评的锋芒首先针对着那种类似黄逸峰的把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国王”的反党倾向。江宁区委代表、工业局党委代表和闸北区委代表揭发与批判了前江宁区委书记苏博、上海烟草公司经理刘积干和闸北区委书记苏峰等对抗领导、压制民主、在自己领导的单位中称王称霸的严重错误。会议对党内某些不健康的现象，如比较普遍的组织性、纪律性不强，以及许多干部工作作风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缺点与错误作了初步的揭发与批判；并对某些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思想斗争不开展、政治原则性薄弱，对危害党与群众利益的现象采取自由主义和调和姑息的错误态度，作了严肃的批评；会议并揭发了基层组织与基层干部中相当普遍而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现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后，代表们一致同意陈毅的政治报告和陈丕显的工作报告，并保证将这两个报告的精神贯彻到今后实际工作中去。代表们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和华东局处理黄逸峰事件的决定；并保证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在自己的工作部门中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并密切结合各项工作开展这一斗争。
会议由陈丕显作总结。他指出：经过这次会议，上海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领导水平将会有很大的提高，批评与自我批评将会有很大的开展。他要求代表们深入地传达这次党代表会议的精神与决议，密切结合各项工作，学习和讨论“黄逸峰事件”的各项文件以及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从检查和总结工作入手，从检查和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将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胜利地开展起来，并使它深入持久地贯彻下去。
会议在通过了决议后由陈毅致闭幕词。他说：这次会议的收获是很大的，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展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发展了。有些同志本来不敢批评的，现在敢于批评了；本来不敢揭发的，现在敢于揭发了；某些思想作风上有严重毛病的同志也不能不警惕起来，不能不做检讨了。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贯彻到经常的工作中去，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一项经常的制度，使它成为一种风气。只有这样，我们党的事业才会不断地前进，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才会减少，党的政策才能正确的贯彻，工作任务才会胜利地完成。对压制批评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当做党的死敌，对他们展开无情的斗争。对其中特别严重恶劣的分子，还要坚决地加以清洗。我们通过决议要在全市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这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但是，这一斗争不同于去年的“三反”运动，它不是突击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也不能把当前各项工作停止下来开展这一斗争，而是要把这一斗争和当前各项工作密切结合，使它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斗争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一斗争能够广泛、深入、持久地贯彻下去，并能彻底地解决问题。一九五三年的工作任务很多、很重。要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改善我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我们要以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及时检查和总结工作的方法来代替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要以反复交代政策、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来代替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一九五三年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又是光荣的。让我们更进一步团结起来，在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为完成一九五三年的任务而奋斗！
出席这次党代表会议的有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各区委员会委员和各级党组织的代表五百五十一人；列席代表一百七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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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地质部召开地质工作人员会议学习苏联地质工作经验批判旧的业务思想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在一月二十日到二月十二日召开了以系统地学习苏联地质工作先进理论和经验为中心的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联系过去的地质工作，初步批判了旧的业务思想，制订出了若干重要的技术规范草案，为完成一九五三年的国家地质勘探计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会议首先由何长工副部长致开幕词。他说：今年是国家实行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一年，地质部担负了巨大而光荣的资源勘探任务。这个任务能否完成，关系着国家工业化的速度。这次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勘探计划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李四光部长接着在报告中指出：这次会议的方针，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批判旧的业务思想，以提高效率，保证质量。李四光部长阐述苏联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原因。他说：苏联的科学，包括地质学在内，是综合了全世界的科学技术，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加以改造和发展，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的。会议在听取了地质部四位工程师关于探寻铜、煤、铁等矿产问题的报告之后，用大部分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六位苏联专家的九个专题报告。这些专题报告系统地介绍了地质普查和矿区勘探的基本要求，矿产储量的分类、计算和评价，为开发矿产所必需的地质工作，以及铜、铬、煤、石油等的地质勘探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一系列的先进经验。这些报告都提供了地质科学理论与地质勘探实际相结合的榜样，明确地提出了地质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在于发现国民经济所需要的矿物原料，并把它尽快地交给国家工业部门使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地质工作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来进行，它应该安置在科学的准确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讨论学习苏联专家的报告，会议组织了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工程地质、钻探、测量、化验、物理探矿八类二十四个小组。各小组在讨论报告中，都联系过去的工作，初步揭露和批判了一些旧的业务思想和作法。
会议的情况表明，许多散布在各地野外工作的地质人员和大批新涌进的青年地质工作者，大部分过去都没有接触过苏联地质工作的先进经验，许多担负了或正在担负起带领千百人组成的地质勘探队重任的老地质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也已初步体验到苏联地质工作经验的先进，因此他们在这次学习中，一般都表现了热情积极。许多人反映：“苏联专家的报告，不但是技术很高，而且带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他们说：“经过这次学习以后，我们掌握了武器，提高了完成任务的信心。”但是也有部分人员，原来对苏联先进经验抱着怀疑态度，直到经过会议上各种事实的教育才开始有了转变。
会议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组织了十个规范草案小组，他们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订了地质普查纲要、工程地质规范草案、钻探操作规程、测量规范、大规模快速分析流水作业法等先进的现实的技术规范草案，成为今年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准则。
会议最后由刘杰副部长作总结。他说：这次会议是响应毛主席关于学习苏联的伟大号召的开端，是实现陈云副总理指示地质工作大转变的开端，也是地质工作业务的改造和建设的开端。他着重指出：掀起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高潮，进行业务改造和建设，是完成国家重大的资源勘探任务的基本环节。今年地质部要组织一个有领导的、有骨干的、广泛的学习苏联的高潮。
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数很多，其中正式代表有四百人，包括地质部、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各大行政区地质局、各野外勘探队和普查队的地质人员和行政领导干部，以及钻探、测量、化验、物理探矿等人员的代表，北京、长春两地质学院和全国各大学地质系的教授，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的地质人员。中央及全国各地有关部门并派代表列席会议，列席人数不断增加，由最初的九十七人增加到三百三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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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学习苏联地质工作的经验
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副部长 刘杰
为了有效地学习苏联先进的地质勘探经验，中央地质部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地质人员会议上，请苏联专家作了九个报告。报告中对于进行地质普查和勘探的基本要求，矿产储量的分级、勘探、及其计算与评价，矿山地质工作，选煤及煤的工业特性，石油地质的特点，铜的分类与勘探法，铬矿地质勘探工作的布置，以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等问题，都作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说明，并介绍了一套系统完整的科学方法。到会的地质工作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讨论了苏联专家的报告，初步批判了错误的业务思想，制订了若干技术规范草案。这种有领导、有计划、大规模地、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在地质界来说还是第一次。对于基础非常薄弱的我国地质工作来说，对于缺乏或者没有实际勘探经验的我国地质工作者来说，这种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苏联的地质科学和技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综合性。不论是研究地质构造、地层、古生物，或者是实际进行普查、勘探等，其目的都是为了发现有用矿物，并从开采技术、国民经济和国防观点上作出全面的评价，尽快地将它交给工业部门使用，以发展国民经济。这是与我们过去某些地质工作者只是“学院式”地解释自然而不着眼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观点根本不相同的。
苏联的地质科学和技术，不仅综合了全世界科学和技术的成果，而且在长期社会主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立了最先进的地质和矿床的理论。因而它是最先进的和最优越的科学。过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地质科学领域内，也曾建立和传播着种种假定和“理论”，但这种种假定和“理论”都是与帝国主义有利而与中国人民有害的。比如他们武断地认为石油仅储藏于第三纪及其海相沉积层内，中国大陆上第三纪沉积很少，因而就认为中国是石油最贫乏的国家。可是运用苏联创立的先进的油田生成、保存和开发的理论，则证明中国国土内油田分布极为广泛。这种科学论断，在实践中也已得到证实。又如，过去认为斑状铜矿，只是在美洲大陆上才大量存在，而东半球（非、欧、亚洲）则很少，但是根据苏联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论断是虚伪的。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最近在陕南的新发现，就说明了中国斑铜矿也有大量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有效地开发祖国的资源，就必须接受苏联先进经验，向各种反科学的“理论”和推断作斗争。
苏联的地质测量与勘探工作，采用和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方法，勘探的进行和结果，都是具有高度的精密度和准确性的。这是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合理地、长期地利用国家资源，以造福于人民的具体表现，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的而进行掠夺式的开采方法有原则的区别。比如苏联在地质普查中的地质点工作法，在矿区勘探中的矿床分类、钻探、槽探、坑探的布置、圈定矿体和计算储量、矿量分级等，都是新的工作方法，是一套完整的科学技术经验。为了提高中国地质工作的科学水平，及提高工作的质量标准，我们就必须抛弃我国地质工作中过去存在着的某些主观主义、粗枝大叶、随意估计臆测的不够科学的方法和作风，坚决采取苏联先进的科学的方法。
苏联地质工作者，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他们为完成国家的任务而忠诚地工作着。对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发现新矿并能经过勘探得到证实，以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在中国的苏联地质专家，他们不疲倦地传授着他们的先进经验，有时亲到工地协助我们勘察。这种崇高的政治品质也是与我们过去某些地质工作者不负责任及怀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观点及作风大不相同的。我国的地质工作者，也应向他们学习。
但是，必须着重指出：在地质部门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有人说：“苏联先进经验好是好，但是不一定办得到！”“这样要求标准太高，是否能完成任务？”“苏联有一套，我们也有一套呀！”“苏联经验不过是方法方式，没有理论”等等。对这些怀疑和对抗思想，必须加以说服和批判。这次地质工作者会议上听取了苏联专家的报告后，经过小组讨论，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并将苏联的新方法和旧方法加以对比，对上述思想已有很大改变。如果认真地将苏联先进的地质理论和经验运用于我们的实践中，以其实际效果进一步教育地质工作者，这些怀疑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克服的。因而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的一个开端，是实现陈云副总理所指示的地质工作大转变的开端，也是地质工作业务的改造与建设的开端。同时，这次会议也为完成一九五三年的国家勘探任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这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还是学得不深不透的。如何贯彻下去，掀起一个学习高潮，还须要继续努力。首先，领导上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大力发动群众学习苏联经验。同时加强检查工作，加强具体领导，反对以恶劣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学习苏联经验，凡是努力学习按照规范进行工作的都要受到表扬，凡是不学习或不认真学习、不照规范执行的都要受到批评。其次，必须不断地提高觉悟，紧紧掌握明确的目的性，扫除学习当中的思想障碍，说服那些还有怀疑的人，批判那些对抗的思想。同时应该使所有的地质人员，通过学习，系统地检查过去的业务观点和方法，划清对的和错的界限，坚决抛弃错误的东西，使有用的东西更加提高、完整与发展。再次，除了普遍发动学习和认真运用苏联经验以外，还必须抓住重点，培养骨干，创造典型，总结经验，加以推广。最后，必须继续有计划地请苏联专家介绍经验，大量翻译苏联书籍，充实广大干部的学习资料。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只有学习和运用了苏联先进经验，我国的地质工作才会迅速前进，才能担负起国家大规模建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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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军在日本制造细菌武器罪行进一步暴露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塔斯社柏林十九日讯：柏林晚报“每夜快报”在十八日刊载了一则从波恩发来的消息。消息说：最近从美国来到西德的美国参谋军官们说，范佛里特最近被撤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泄漏了重要的秘密情报……。远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外间就知道了范佛里特对比利时驻东京使团团长薛瓦勒里所说的话，范佛里特在这次谈话里曾公开承认在朝鲜的美军对北朝鲜使用了细菌武器。
由于泄露了这个重要的秘密情报，范佛里特受到了华盛顿方面的严厉斥责。
根据最近到过日本的一个美国军官的谈话，美国第八军总部和克拉克总部组织了大量的细菌武器生产的消息已在东京普遍流传。具体地说，假借卫生部门的招牌驻在东京的美国第八军四零六处正在从事细菌武器生产的事实，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
由美国参谋本部的一批人所进行的调查表明：范佛里特总部没有采取为进行细菌武器生产所必需的保密措施。譬如说，驻在东京的四零六处的雇员们完全不加掩盖地把带有细菌的尸体和标本运出卫生所去。负责领导这个卫生所的实验室的，是日本的细菌学家、研究如何培养致人死命的新细菌的石井四郎的侄子。而对于这一点，美国方面也不加掩饰。
范佛里特总部的军官们在四零六处的工作方面并取得小泽的合作。小泽是粕壁（在日本埼玉县）“日本实验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是埼玉县县议会的自由党议员。
此外，范佛里特还受到斥责，因为他允许他的总部完全不遮掩地从朝鲜运来那些由于受到细菌试验而死亡的北朝鲜和中国战俘的尸体，并且把这些尸体运到粕壁的小泽的“研究所”和石井四郎的侄子在东京所办的实验室去。美国第八军四零六处的雇员们在把带有致命细菌的昆虫从小泽的“研究所”送出去以便接着由美国飞机带往北朝鲜和中国上空散布时，他们几乎没有遵守任何保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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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不要把整顿小学教育的步骤搞乱
据广州南方日报记者调查，广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在去年十二月举行的第四次财政会议上，曾以控制经费为理由，通知参加会议的代表在回到各地以后，要说服十五岁以上的小学学生退学。根据财政厅的这种要求，最近粤中、粤西、海南三个地区已开始进行这一工作。而财政厅的这种措施，是自行决定的，甚至没有和文教厅商量。根据同样理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最近又决定，从二月份起，停发一部分小学教师的薪金。
广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的这些做法，搞乱了整顿小学教育的步骤，是违背中央关于整顿小学教育的精神的；而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确定这样的做法，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据我们了解，类似广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的这种做法，在东北、河北、湖南等地都曾经发生过，或者至今还存在着。我们认为，不论任何地区，凡是有这种错误作法的，都应该立即设法纠正。
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有一个主管部门来主持进行，决不能乱插手。如像整顿小学教育这项工作，当然应该由教育部门来主持，财政部门应该居于配合的地位，协助进行，而不应该代替教育部门去做。有些做财政工作的同志，没有弄清这一点，他们既不知道这一工作的性质，又不知道中央在这方面的政策以及进行这一工作的步骤，只从局部工作着眼，就插了一手，以致把一件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工作，完全弄成了消极的东西。这就不可免地在群众中造成一种模糊的认识，给今后的工作增加困难。
适应大规模国家建设事业的要求，各部门都拟定了一九五三年计划，这些计划必须认真执行。但是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应该区别那些是准备要做的，那些是马上要做的，决不能把尚须做充分准备的工作马上就做起来。例如，整顿小学教育是我们准备要做的工作，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做？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筹划，还没有正式发布指示，更没有让各地立即动手来做。因此，像这样的工作，各地就不应该自作主张，任意行动。有些地方竟然自作主张任意行动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
应该认识，整顿小学教育是牵涉范围很广的一项工作，必须有妥善的办法，周密的步骤，慎重进行，决不能草率从事。在中央没有正式发布指示以前，各地应立即制止自由行动，以免把工作弄坏，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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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西省部分国营厂矿领导干部缺乏依靠群众思想
讨论生产计划中产生形式主义的偏向
【本报讯】辽西省部分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在发动职工群众讨论生产计划中，由于领导干部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今年制订生产计划的重要意义，缺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没有能认真地对职工进行宣传教育，发动职工挖掘潜力，所以产生了形式主义的现象。杨杖子矿在讨论计划前，没有作充分准备，只是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上由行政领导干部宣布了生产指标，接着就交给职工讨论。在讨论计划之初，工人们比较认真，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但却没有人负责去研究和解决，这就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有个别工人反映国家指标高，该矿领导干部不是耐心地向职工进行说服解释，却用命令的口吻说：“就是这么多，不完成不行，这是国家法律！”这样一来，使得工人更害怕了，只怕计划订高了完不成进“法院”。第四造纸厂领导干部只是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生产计划，就让工友们讨论，因为职工不了解讨论计划的重要性和讨论的方法，所以劲头都不大，工人们把讨论计划当成负担，很少有人提出合理化建议，即使有人提出来，领导干部也不闻不问。辽西制革厂只是把计划向工人宣布一下就完了，工会连讨论计划的事都不知道，所以计划到小组里后，工人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就这样“通过”了全厂计划。
另外，在讨论计划中，也发现了有些厂矿缺乏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观点，如锦州市大部分厂矿只讨论了生产总值计划，对质量、成本、品种等计划却没有讨论。
辽西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反对订计划当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短评，指出发动群众讨论计划，是为了进一步挖潜力、找窍门，推广先进经验，使计划更加先进、更加提高，为国家创造和积累更多的财富；并通过群众讨论，把国家计划真正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因此，在讨论计划当中，我们就要反对那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做法。因为只有经过群众认真讨论和制订的计划，才是真正能充分发挥工业潜力的先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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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中贸易促进会议主席
山本熊一来北京访问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议主席山本熊一在二十一日晚乘火车抵达北京访问，同来的有山本熊一的秘书森冈政元。
到车站迎接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和联络部部长谢筱乃。
到车站迎接的还有：现在北京的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日本代表西园寺公一、中村翫右卫门。
由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组成的在北京和中国红十字会商谈协助日侨归国问题的日本代表团副团长平野义太郎，代表工藤忠夫、畑中政春、加岛敏雄等，也到车站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