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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中南部队战士演出队
毕革飞
中南军区三五○部队，在一九五二年“八一”文艺比赛演出中，产生了十四个优秀的战士节目。以后，以这十四个节目的演员为基础，组成战士演出队到各个部队巡回演出，借以推动全军的连队文艺活动。战士演出队共六十九人，包括：副连长一人、助教一人，正、副班长二十二人、战士四十五人。他们过去多数是文盲，经过半年多的文化学习，百分之九十以上达到了高小毕业程度。其中有四十五人分别在战斗中、文化学习中、日常工作中、文艺活动中立过功。他们在中南军区部队巡回演出共七十七次，受到观众的好评，受到军区首长的嘉奖与表扬。他们的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在编导表演方面都有较突出的成就，给连队文艺活动提供了生动的榜样，带动了全军的连队文艺活动。
战士演出队的成员大多数是英雄模范、党员、团员，是连队领导与群众相联系的桥梁，他们时时刻刻关心着同志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关心着各种任务的完成。因此，他们的创作的目的性很明确很实际，每个作品的主题思想，都是从群众的迫切需要出发的。比如：连队里的新战士都喜欢光荣，可是不了解光荣是怎样来的。战士演出队便以在解放战争中立过七大功的、曾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战斗英雄宋生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英雄宋生”，以生动的形象帮助新同志认识光荣是从艰苦斗争中争取来的，启发老同志回忆和珍惜自己的光荣历史，鼓励大家在文化学习中、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共同创造新的光荣。
他们的创作题材是非常宽广多面的，突破了光写当前任务和光写战斗的狭小圈子。他们反映了战斗英雄（“英雄宋生”），也反映了各个工作岗位上的模范（“快乐的炊事员”“放马舞”）；歌颂了连队的光荣历史（“腰斩七军”），也表现了部队的前途与理想（“学好文化走上现代化”）；反映了文化学习（“王贵小组”），也反映了国际大事（“大炮打美帝”）。他们的文艺节目是从反映各方面题材下手，又集中地围绕着一点——活跃部队、教育部队。正像打仗组织火力一样，火器高度分散，火力高度集中。因此，他们的演出不仅推动了文化学习，同时也鼓舞了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意志。他们的文艺活动，既紧密结合了当前的中心任务，又结合了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基本任务。这是战士演出队的第一个特点。
他们在创作上非常大胆而细心，都懂得作品要突出重点，抓住中心，不要叫乱七八糟的东西冲淡了主题思想。他们着重刻划人物，敢于大胆剪裁集中。写“英雄宋生”就抛弃了那种“摆全部家当”的写法，而是集中火力，单表他在天津民权门的战斗，把其他几次战斗过程全部删去了；在“王贵小组”活洋片的创作中，他们更进一步打破了真人真事的局限，大胆地把另一个互助小组的事情——一个同志在学习中跌坏了脚，为了全组没一个“掉队”的，小组长背他去上课的场面，也写到里边来，因而增强了活洋片的演出效果。他们虽然大胆，可是并不草率，而是非常细心的。比如“大炮打美帝”中，战士化装美国鬼子，胸前还露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他们觉得这样很不严肃，就想出了把衣兜翻过来盖着胸章的办法，不仅弥补了缺点，并且加强了敌人的形象。他们创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形象，都经过认真的推敲，并在演出中根据群众意见不断进行修改，他们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这是战士演出队的第二个特点。
战士演出队的舞蹈和演唱动作非常敏捷、矫健、朴素、美丽，最善于用动作表现问题，他们叫做“用动作说话”。比如“英雄宋生”中有这样几句唱词：
“不管它敌人有多少，不管它工事钢一般。铁丝网、鹿砦、梅花桩，一气给它炸个翻。”演唱时候，两个人两腿前弓后蹬拉着手比做铁丝网。一个人以枪当爆破筒靠在铁丝网上，一拉火就迅速转身隐蔽，“轰隆”一声，两人应声坐下，上身仍保持雄壮的姿态，这样既表现出铁丝网被炸毁，又无损解放军的英雄形象。说起来这个动作很简单，妙在他们把这样朴素的动作表现得非常逼真而优美，不仅各个动作朴素优美，并且动作间的互相衔接也很紧凑。炸翻铁丝网后，大家唱着：“炸开了突破口，占领了前沿巩固阵地，动作快又猛，快又猛，我们的同志真英勇。”爆破手从突破口当中冲向前去，装铁丝网的两个人跟他交替前进。他们的演唱，每一句唱词都根据感情的需要用接近舞蹈化的动作表演出来，实际上已是一种朴素的歌舞。他们的动作能充分的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比如“赛跑舞”，从三个人动作的外表看来基本上是一样的，但由于各人内心思想情感不同，就使动作发生了缓急的变化，从而赋予这一动作三种不同的个性。人们一看，就鲜明地感觉到：一个中途自满遭到失败，一个始终不懈取得优胜，一个张惶失措影响了前进。在表现英雄行为的时候，使人感到他既英勇顽强，又有敌情观念，不像有些演员表现英勇顽强，使人感到他是个不惜无谓牺牲的冒失鬼。他们的舞蹈、演唱充满着战士热爱革命事业的自豪的乐观情绪，像“快乐的炊事员”，并不是盲目的尊重自己的职业，而是被崇高的思想、伟大的理想指导着的。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在斗争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给了人民益处，因此感到自己的工作
有意义有前途，从而产生了热爱、快乐和英雄行为。在这种内心真实情感的基础上，进行现实主义的创作，这是他们的第三个特点。
战士演出队的节目短小精悍，形式活泼多样，有演唱、舞蹈、快板、洋片、手风琴合奏、弦乐合奏，还有体育技术表演等等。在接受民间舞蹈、民歌的遗产上做的有成绩。像“秧歌舞”，广泛地吸取了民间舞蹈中的多种多样动作，耍龙灯、推小车、吹喇叭、玩杂耍………花样翻新，感情真实，使人看了感到分外亲切，突破了“进三步退一步”的老扭法，结合现实生活进行了加工创造。因而，既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又表现出人民解放军爱国主义的乐观情绪。在大部分的演唱与舞蹈中都配了打击乐器，舞曲也大都是选的民间曲子，这些都增强了节目的民族风格，因而更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这是他们的第四个特点。
战士演出队的节目不仅大家喜欢看，大家还喜欢学。看完演出后，各连都开了座谈会，把战士演出队当一面镜子，对照着来检查自己连队的文艺活动。某团七连以前创作了个“渔民舞”，还得过奖，和战士演出队的舞蹈比较一下，发现了在主题思想上还存在着严重缺点：舞蹈中只是单纯反映了渔民打鱼的生活现象，实际上解放后的渔民生活是和国防军的护渔分不开的，因此，他们便准备把它修改成以国防战士保护渔民生产为主题的舞蹈，这样便和教育中心结合起来了。某团六连过去的文艺活动还好，后来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了，就消沉下去了，这次看了战士演出队演出，学了好多东西，受到了很大鼓舞，正像口渴逢甘泉，又适时又解决问题，借这一股劲，文艺活动又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战士演出队像“点了一把火”似的，把连队的文艺活动迅速地向前推进了一步，给大家上了一堂课，使大家认识到了什么是战斗性群众性的文艺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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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松江省九万多干部学完马林科夫报告
松江全省在职干部已先后于一月份内结束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学习。参加这次学习的人数，达到九万二千余人的空前数字，学习效果也较过去任何一次的理论学习为大。
这次学习的收获，较突出的是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确立了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正确观点，纠正了许多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如不少干部，过去认为两个制度不可能和平共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因而觉得在新战争威胁下进行经济建设是“白费力气”，和平运动不过是“宣传宣传罢了，帝国主义要侵略还是一样侵略”。在学习中由于深入分析了两个对立阵营和两个市场的情况，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特性，纠正了上述的错误观点。许多干部现在明确了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剧烈，虽然它们正在加紧扩军备战，阴谋扩大侵略；但只要我们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紧紧团结在苏联的周围，努力发展当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断增强国防力量，提高警惕，做好抗美援朝工作，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挫败战争贩子的计划，保卫住世界的持久和平。由于认识的提高，更增强了干部对于经济建设的信心。大家也较前更关心时事了。如松江省土产公司一月份有二十一人订阅“保卫和平”杂志，个人订阅的报纸达四十二份之多。二、认识了苏联工业化的正确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提高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忱，坚信我国采取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过去，不少干部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是模糊的，有的怀疑先发展重工业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学习了马林科夫报告第二部分之后，看到社会主义经济繁荣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疑团消除了，眼界开朗了，知道重工业是改造与推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知道苏联的建设经验是宝贵的财富，我们要胜利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认真向苏联学习。橡胶一厂工程师李辉，为了能直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下决心要把俄文学好。一般干部普遍反映：“毛主席叫我们走俄国人的路，这回看到俄国人的路就好走了。”三、根据文件的精神，严肃地检查了思想和工作中的主要缺点。许多干部由于进一步地认识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因而推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的开展，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加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如鹤岗很多非党干部在学习文件后，严格按照文件的精神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要求党加强对他们的教育。该矿基本建设中的两个技术人员，由于长时期的不团结，在基本建设计划工作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使过去一年三十余件设计工程，都在大小不同程度上返了工，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这次，他们学习了马林科夫报告，为苏联共产党那种大公无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所感动，两人都主动地认真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解决了在“三反”的思想建设阶段也未解决的关系问题，由互相看不起达到了团结合作，并及时互相帮助，改正了设计中一些图纸的错误，避免了返工现象。松江邮电管理局学习中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检查与纠正了工作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及某些不讲政策的单纯任务观点。四、提高了干部学习理论的热忱与信心，严格了学习制度，改进了学习领导。现在干部读书的空气较前浓厚了，学习中迟到或不到的现象，在省直属机关及多数市、县已基本上消灭。党的许多支部对学习的领导开始具体和深入，初步摸索到领导干部学习的方法。
松江省干部这次学习所以能取得如上的收获，除中央、东北局对学习抓紧领导和明确指示外，主要是松江省委亲自掌握与领导了这次学习。省委负责同志不仅以身作则坚持学习制度，严格规定不得侵占学习时间，及经常深入检查督促，使学习得以顺利进行；而且注意学习的思想领导，采取有准备的专题发言的学习方法，把高级与中级干部的学习引向深入，并通过他们向本单位的干部传达省委同志的意见，把全体干部的学习提高一步。在学习马林科夫报告第二、三部分中，省委直属机关理论自修组召开了三次大讨论会，省委负责同志都分别按照文件内容有准备地作了专题发言。这些发言内容都适当地联系了中国与本省的实际，因而给干部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不少市委、县委学习省委这一方法指导本地区干部的学习，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经过这次学习，干部进一步掌握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从而进一步体会到学习的好处，部分干部已纠正了“理论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错误认识。现在省直属机关理论自修组干部和各市、县的负责干部纷纷写出学习心得送交省委，一般干部则进行测验，考核学习成绩。
目前，省直属机关、哈尔滨市与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的高级干部在省委常委亲自领导下，已开始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各市、县干部亦在结束为期一周的学习检查后，在夜党校领导下恢复正常的政治理论学习，争取于二月底前学完一九五二年的各项课程，以便迎接一九五三年新的学习计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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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人民政府应该认真检查怎样处理了人民检举反革命的案件
——读者来信述评
近来本报接到各地很多读者来信反映：他们向当地人民政府检举了一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但却得不到应有的处理。这些来信，反映出我们政府机关的某些干部还有着严重的麻痹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他们对反革命分子不警惕、不痛恨，对人民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正义行动不重视、不支持。这种情况，将使一些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继续逍遥法外，进行破坏活动，对国家建设和人民利益是极端有害的。因此，必须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一位读者来信说：她在一九五一年四月曾向山西绛县人民政府检举了一个当过伪县长、杀害过不少革命干部的反革命分子，要求绛县人民政府立即惩办，而绛县人民政府在半年以后才给她一个回信，说是这个反革命分子不承认自己有罪恶，因此不好办罪。以后这个读者又曾多次给绛县人民政府去信，继续供给材料，并要求惩办这个反革命分子，而绛县人民政府始终置之不理。华北军区后勤部一位同志来信说：他在一九五一年七月曾向河北大兴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检举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因为这个反革命分子在定县也有过罪恶活动，该局就请定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协助调查。定县公安局一直不答复，大兴县公安局也没有催办，这个案件就高高挂起，一直没有下文了。还有一位读者更揭发了一件使人不能容忍的事实：河南省灵宝县五区群众将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抓住后送到区人民政府。但区干部既未认真审讯，也不叫人严加看押，就都去看戏，结果让反革命分子乘机跑掉了。应该指出：以上这些干部的错误做法，是对人民的一种犯罪行为。他们有的把调查反革命分子罪恶活动的重要工作看作无关紧要的事，长期置之不理；有的不向群众调查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行为，相信反革命分子甚于相信群众；有的把看戏看作比惩办反革命分子更为重要，为了要看戏而可以不看押反革命罪犯。他们对反革命分子没有一点痛恨，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漠不关心。很明显，对反革命分子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们这种错误行为不但严重地打击了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利益、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积极性；而且更使不少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这些反革命分子如不及时惩办，就会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使国家的建设事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受到威胁、损害。
还应该指出的一个严重情况是：少数政府干部丧失立场，包庇反革命分子，也使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受到阻碍。如江苏省泰兴县曲霞区一个乡长，在解放后竟介绍了好几个反革命分子参加工作，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又帮助这些反革命分子隐瞒罪恶。山东沂源县四区一个乡干部，当县公安局去逮捕一个反革命分子时，竟给反革命分子报信，让他逃跑。
决不能允许这种严重情况再继续存在了！我们认为：各地党的组织和人民政府应该对干部加强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教育，使每一个干部深刻认识：虽然我们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国民党残余匪帮和帝国主义者还在继续指使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为了使国家建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反对对反革命分子失去警惕的麻痹思想和忽视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就必须坚决、严厉地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对于过去人民检举的反革命案件，各地人民政府都应该迅速认真地加以处理，使这些反革命分子都能归案法办；并给那些过去以官僚主义态度来处理这些案件的干部以应有的批评和处理。至于个别蜕化变质，丧失立场，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违法乱纪分子，应该通过农村整党和民主建政等工作，开展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进行严肃处理，以加强基层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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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市的干部理论学习有成绩
沈阳市在职干部教育，在中共沈阳市委的关怀和领导下，逐年有所改进。并已初步组成一个教育网。
沈阳市自去年七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恢复了学年制，参加学习的人数有三万零一百一十四人，其中包括市级处长以上干部组成的高级自学小组三十二个，共二百六十四人；中级业余党校三所，计一千七百四十八人；初级业余党校七十四所，二万八千一百零二人。此外，还有四万一千二百五十三人参加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学习，这些学员到今年五月均可升入初级业余党校。该市各机关的学习空气都很紧张，市级领导同志都以高度的毅力坚持学习，一方面抓紧自己的学习，一方面积极带领一般干部学习，各单位互相影响，都以搞好学习为荣。
在学习内容方面，去年七月到十一月初，高级组及中级组一部分干部曾参加了东北局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辅导员训练班，学习“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并结合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级业余党校在十一月以前，学习“社会发展史”，初级业余党校，一般都学“政治常识”。从十一月份起，高级与中级均先后转入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学习；初级组在十二月份则由高级组普遍传达马林科夫同志报告。
经过这些学习，大家都感到收获很大。一些高级干部反映：这种学习使自己过去学得的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了。一般干部也认为这些学习“既适时，又实际”。经过学习，各级干部一般都懂得了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意义，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指示“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的重要；因而也加强了整体观念，认识到向国家争投资、争干部是狭隘的本位主义，认识到不分轻重地使用国家的资金和人力，是等于军事上的“分兵把口”，会削弱国家建设的力量，延缓国家工业化的速度。经济部门的干部更从理论上认识到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发挥工业潜力、加强经济核算，加强资金周转及掌握价格政策对发展工业的重大作用。有的同志说：过去在价格问题上往往为了互争利润而互相欺骗，使产品价格规定得不准确，现在知道了产品价格掌握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有的干部说：“从这次学习以后，市属企业在确定产品价格上，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思想很容易的就取得一致了，不再有互争利润或虚报成本的现象。这样编制一九五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就能很顺利地完成了”。又如商业部门干部懂得了商业对国家工业化、加强城乡联系、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作用，便纠正了过去把商业工作者认为是“买卖人”等不正确认识。
此外，高级中级大多数干部对毛主席的“矛盾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进行了自学和讨论，因而在分析研究工作时，都学会认识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对了解当前工作中心环节和提高干部思想都有很大的启发。大家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联系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更加认识到了认真研究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重要性。由于许多同志感到理论对指导实际的重大作用，使自己的学习热情日趋巩固。
从这一阶段学习中，我们深切体会到领导重视与带头学习，是推动整个干部学习的关键。经验证明：领导干部学习起来，就是最有力的动员号召，同时也就解决了中、初级干部学习的理论指导问题。沈阳市委委员及市长都把领导学习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潜同志在领导学习马林科夫报告第二部分时，曾亲自掌握，以身作则地坚持学习，并在学习结束时作总结发言，因而带动了全体干部的学习。但也还有一些领导同志仅仅满足于组织起来，工作尚停留在一般的组织号召阶段，对于通过学习实现思想领导、提高干部及推动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是必须纠正的。
关于组织中、初级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的最有效方式是恰当地利用业余时间，成立业余党校，使不能自修或不能完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能够循序地系统地来进行学习。根据沈阳经验，这种组织形式深受干部欢迎。如有的干部说：“这样一来大家可以按部就班地、在一定组织的指导下很好地学习理论了。”
另外，市委举办的“理论学习室”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由于有了理论学习室，就开始有人研究专门课程，对帮助高级干部自学和指导中、初级组干部学习，对开办教员、辅导员训练班，对统一教学计划、供给干部学习资料和教员讲授提纲，解答疑难问题等方面，都起了显著的作用。
为了巩固干部学习成果，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是很重要的。去年八月，沈阳市高、中级组干部参加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那时正当我们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前夜，广大干部都迫切感到要以经济知识来武装自己。经过这次学习，使许多领导干部基本上脱离了只凭经验或零碎知识应付工作的状态，学习情绪也日益高涨。
目前沈阳市干部教育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编组不严、水平悬殊，因而影响到学习效果。根据经验，凡文化程度不足初中毕业者一律应以学文化为主，辅以政治常识课；文化程度较高且有一些政治理论基础者，可升入初级业余党校。因此，市委决定从今年起，由各单位在业余党校下办干部文化学习部；同时计划将中级业余党校加以扩大，使由去年的一千七百余人发展到八千人。这样就可以免除文化低的同志“费力大而收获小”的苦境；一些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干部也不致再感到学习“政治常识”不满足。
其次，全市业余党校四百余教员中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同志讲课还不能满足学员要求。今后计划从办好教员训练班、加强“理论学习室”着手提高兼职教员的教学水平。同时实行组织若干人讲授同一内容，巡回讲授，这样可以使教员驾轻就熟，同时也减少备课时间。为了确实保证业余党校课程的进行，市委决定各业余党校，除兼职教员外还要配备一至二个专职教员。同时还拟组织一个二十人左右的专职讲师团，主要担任初级业余党校课程，以逐渐减少兼职教员课程。
第三、由于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讲师、主任工程师、工程师）的理论学习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计划从一九五三年二月开始，在市委宣传部统一领导下，成立二至三个业余大学，课程请东北局和市委负责同志担任。（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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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的戏曲史料——读梅兰芳著“舞台生活四十年”
戴不凡
在我国光辉的戏曲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由于千百年来戏曲一直被看作是消遣的工具，演员则被视为一种卑贱的职业，因此这些优秀的艺术家，不但生平事迹被人遗忘，甚至连姓名也湮没不彰。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戏曲才真正地受到重视，成为人民教育自己的优良武器。演员们不仅得到从来所没有的政治地位，而且他们在世世代代辛勤劳动中所累积创造出来的表演艺术，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周扬同志在“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的报告中，曾经指出：“中国戏曲，特别是京剧，曾产生了从程长庚到梅兰芳的一系列的天才表演艺术家。他们在舞台上创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性格。他们的表演艺术是我们整个戏曲遗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宝贵部分，必须正确地加以继承和发展。”
许多已故的优秀演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形，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可是，今天还健在的，继承了前代艺术而造诣甚至胜过前人的一些优秀的老年的演员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经验，以及他们尚能回忆得起的戏曲史料，是应当早日纪录下来的，那怕是点滴的东西，也可作为研究戏曲艺术的重要材料。从这一角度看，梅兰芳述、许姬传记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无疑地，是具有很大价值的。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的，这本书“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参考的”。
“舞台生活四十年”（指已出版的部分）最大的价值是：它告诉我们，作者梅兰芳先生之所以成为优秀演员，是和他的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分不开的。
梅兰芳先生表演艺术的最大优点是真实地具体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中的生活。他“扮谁像谁”，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他演白娘子就像白娘子，演赵艳容就像赵艳容，虽然二者都是具有高度反抗性的坚强、勇敢的人物，可是他能掌握不同环境中不同身份的人的性格，所以表现出来的人物也就各有其个性。他在高超的表演艺术中，能体现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情，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引进他所表现的世界中去。是什么原因能使梅先生的艺术达到这样的境界呢？主要的是由于他能不断地去探索人物的内心生活，因而对一些人物达到完全熟悉的程度。例如，在谈到“宇宙锋”装疯一场时，他就这样深刻细致地分析着：“……我们在台上扮演剧中人，已经是假装的。这个剧中人又在戏里假装一个疯子。我们要处处顾到她是假疯，不是真疯。那就全靠在她的神情上来表现了。同时给她出主意的，偏偏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吧丫环。也要依靠表情来跟她会意的。所以从赵女装疯以后，同时要做出三种表情：（一）对哑奴是接受她的暗示的真面目，（二）对赵高是装疯的假面具，（三）自己是在沉吟思索当中，透露出进退两难的神气。这都是要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变化出来的。这种地方是需要演员自己设身处地来体会了。首先要忘了自己是个演员，再跟剧中人融化成一体，才能做得深刻而细致。”正因为他能掌握人物内心中这种最秘密的事件，所以他的表演艺术才能征服观众。
善于深刻地分析生活，掌握人物性格，是梅先生艺术的基础。他在书中自述道：“不论哪一出戏，我唱到就喜欢追究剧中人的性格和身份，尽量想把它表演出来。”不论梅先生过去有否学过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他说出这样的话，无疑地，在表演艺术上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忠诚执行者。
设身处地地体会剧中人的生活，掌握人物的性格，不仅是梅先生成功的最重要秘诀，也是我国戏曲史上许多优秀演员的最宝贵经验。书中记述名闻一时的“活曹操”黄润甫（黄三），“他演反派角色，着重的是性格刻画”，“他描写捉放的曹操，是一个不择手段，宁我负人的不得志的奸雄。战宛城的曹操，就做出了他在战胜之后，沉缅酒色的放纵神态，可是这却决不是一个下流的登徒子模样。到了阳平关，就俨然是三分鼎足，大气磅礴的‘魏王’气概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黄三之所以成为“活曹操”，也是由于他具体地分析了曹操（戏曲中的曹操，而非正史上的）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的具体情况的缘故。
只有体验生活，熟悉生活，分析生活，才能真实地表现出生活。梅先生继承了我国表演艺术的这一优秀传统，而且很成熟地运用了它，才能得到今天的成就。他在书中言简意赅地指出：“……每一戏剧工作者，对于他所演的人物，都应该深深地琢磨体验到这剧中人的性格与身份，加以细密的分析，从内心里表达出来。”
但，必须指出，这种经过无数先辈艺人摸索得到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是和我国戏曲艺术中的人民性分不开的。四十年中，梅先生没有去迎合某些落后观众的低级趣味，把艺术引向堕落；相反的，他一直是努力用艺术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他最负盛名的“白蛇传”“王宝钏”“宇宙锋”“思凡”“玉堂春”等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戏曲，都是我国传统剧目中能够反映封建社会中真实情况，能够刻画我国古代女性善良、勇敢、坚强、勤劳性格的戏曲，也就是富于人民性的作品。因为他表演的是这些在内容上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而表演方法又是现实主义的，这就使观众热烈地喜爱他的艺术。
掌握了人物的性格，如果不能以完美的形式表达出来，也不能成为一个好演员。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作者告诉我们另一条很有价值的经验：形式（演技）和内容必须紧密配合。
贯穿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可是在同时却也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特别是京戏的表演艺术，经过历年悠久的加工和提炼，它的许多部分已经成为凝固化的定型的东西，这就很便于形式主义的滋长。例如，有些“系出名门”的演员，他们毕生以模拟老师的一腔一调一举一动为能事，其结果只是在表面上像他的老师，而不能真实地表现应当表现的生活；另外，也有一些演员，他们为了迎合少数观众对形式美的追求，常常不顾剧情地在台上卖弄自己的一套技术。这种脱离内容脱离生活的倾向，是戏曲史上的一股逆流。但是，四十年来，梅兰芳并没有投进这股逆流中去，他坚持形式服从内容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所以才能在艺术上有他创造性的成就。
从书中所记录的材料看，作者对形式紧密配合内容这一传统精神，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例如，他很精辟地指出昆曲的一个特点是：“边唱边做，仿佛在替唱词加注解”。对于讲究形式配合内容的前辈艺人，他是绝口赞扬的。在记述名青衣孙春山（十爷）创造新腔时就这样写着：“现在我们唱的祭江的二簧慢板：‘想当年，截江事，心中悔恨。背夫君，撒娇儿，两下离分。闻听得，白帝城，皇叔丧命。到江边，去祭奠，好不伤情。’这一段词句跟唱腔，都是孙十爷的创作。……（中略）孙十爷的唱法，讲究的是转折要灵活，口风要犀利，尤其注重情感方面。譬如第一句的腔，重在‘悔恨’二字，要把孙尚香的一腔怨愤，很曲折的表达出来，真是好到极点。末句：‘到江边’三个字的尺寸，他唱得比较快，就显得干净俐落。”梅先生深刻地理解：“台词就是剧中人说的话，唱到凄凉的句子，如果使一个高亢的腔调，那就不是在替剧中人说话，是唱的人，自己在那里耍腔，这跟剧情就完全不符了。所以有些名演员在台上，人都说他扮谁就像谁，这不是尽指他的扮相而言，连他的唱念、动作、神情，都要跟剧中人的身份吻合，仿佛他就是扮的那个人。”正因为梅先生紧紧地掌握演技服从剧情的原则，所以他的表演艺术是真实的、令人信服的、是恰到好处的，他的工作精神是认真的严肃的。
梅先生演的许多传统剧目，都出自名师传授，可是他的艺术并不停留在他的先生的阶段，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关键问题就在于他能从体验生活入手，掌握了人物性格，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了对人物的认识，这就迫使梅先生不能循着他老师的“一定之规”去表演，而需要觅取最合适的演技来表达内容。这就是梅先生在艺术上有创造性的决定环节。
从本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有多方面的师承，他也爱观摩他人演戏，他善于接受观众和友人的意见，但他对旁人的演技和意见，并不是无原则地、盲目地接受的，他说：“观摩他人的优点，要从大处着眼，撷取菁华。不必拘于一腔一调、一举一动地但求形似。”他反对形式主义的学习，并为后学者提出极其宝贵的经验：“这四十年来，我所演的昆乱两门，是都有过很大的转变的，有些是吸收了多方面的精华，自己又重新组织过了的。有的是根据唱词宾白的意义，逐渐修改出来的。总而言之，‘百变不离其宗’，要在吻合剧情的主要原则下，紧紧地掌握到艺术上‘美’的条件，尽量发挥自己的本能。”他的学习精神无疑地是应当表扬的。
从“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可以看出作者勤学苦练，谦虚、忠诚、善良、友爱，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等等中国劳动人民固有的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奠定了他在艺术上成就的基础；可是使他能在艺术上有创造性的成就的决定环节，那是在于他继承了我国表演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也是本书的最大价值。
就全书来讲，梅兰芳先生除了告诉我们上述很可贵的经验以外，还告诉我们戏剧史上的许多珍贵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看出前辈艺人是在怎样辛勤地劳动着，才积累下许多可贵的经验，教育出许多后学人才，丰富了今天戏曲尤其是京戏的内容和形式。
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是希望能从作者的自述中，深刻而全面地了解他在艺术上的艰苦经历和成功的三昧的；也希望从梅先生口中获悉许多前辈演员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读完了“舞台生活四十年”，虽然可以找得许多宝贵的材料，但还不够令人满足。例如，作者虽然在书中相当深刻地分析了一些剧中人的性格，可是，我们却更希望他能更详细地道出得到这些结论的过程，并如何把这种对人物的认识表现为外在的形象，以及前辈演员对这方面的经历。我想，读者们会像我一样期待着作者在续写本书的时候会更多地满足我们，像我们读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和恩·契尔卡索夫的“演员的艺术”一样。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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