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必须广泛吸引群众在报纸上展开批评
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中，我们的报纸应当吸引千百万群众来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评和监督。最近各地报纸的情况表明：凡吸引群众越多，对于各种缺点和错误揭露就越深刻，效果也就越好。因此，发动群众的程度如何，就成为在报纸上展开批评的成效大小的一个重要关键。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日报等，比较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就使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上海解放日报在公布黄逸峰事件后，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一月二十八日，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已由三百件激增至五百件到七百件。在这些读者来信中，揭发华东各地、各机关中县级以上干部的严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即有四十三起；而有关黄逸峰事件的来信则达八百八十一件。这些读者来信一致拥护华东局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并表示要坚决地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
黄逸峰事件的公布和处理，不仅对上海、对华东各省广大群众是一个有力的鼓舞，而且对全国各地群众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只要这些地区的报纸能够抓紧开展群众工作，群众的来信不但会“川流不息”地送到编辑部，而且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勇气也会像喷泉一样地涌现出来。东北日报发表了锦州铁路管理局张荣春的来信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压制学生批评事件对有关领导人员处分的决定’，大大增强了群众向压制批评者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警惕了那些压制和忽视群众批评的官僚主义分子。如锦州铁路管理局局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刘启勋，看了这天的人民日报，马上就检查他抽屉里是否积压群众来信；结果发现有封重要的检举、批评信压了十个多月。这回他发了慌，赶紧拿着信到党委会去研究处理。目前已迅速把这件事处理完了，被检举者受到应得的处分。接着刘启勋又找到了检举人，向他介绍了处理情况，作了检讨。然后才松了一口气。过去我曾经和几个同志揭发过一个压制批评的官僚主义分子，他并没有认真改正错误，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这次我们要继续和他作斗争。有一天，锦州铁路公安处有个同志见了我，一面从兜里往外掏一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一面向我说：‘老张，你看过这张人民日报么？压制批评的分子受到党纪的制裁啦！我们过去揭发的那个压制批评的人没有认真检讨、改正缺点，这回我们该进一步大胆揭发他啦！’”这就充分反映了群众对于批评的积极性。
但还有不少省市以上的报纸，从本报一月二十三日公布黄逸峰事件后，只刊登了这一事件的新闻和社论，并没有由此继续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去进一步推动当地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这些报纸是：华北区的北京日报、天津日报、山西日报、绥远日报、内蒙古日报；东北区的沈阳日报、辽东大众报、松江日报、长春新报、吉林日报、旅大人民日报；中南区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广西日报、江西日报、湖北日报、河南日报、长江日报；西北区的群众日报、宁夏日报、青海日报。
这些地区的报纸所以没有或尚未充分发挥群众性批评的作用，并不是因为当地没有消极落后的现象，也不是因为编辑部没有掌握到群众反映的批评材料；而是因为这些报纸编辑部，如重庆新华日报、西北群众日报等片面地认为：地方党报受地方党委直接领导，因而对群众揭发的材料，必须等当地党委作了布置，或进行了处理，才敢公开进行批评。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还认为，不这样就会把工作“搞乱”。所以他们对群众反映的对黄逸峰事件的意见，没有引起注意，没有予以发表。显然，这些报纸编辑部的这种认识和作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必须明确认识，我们的党报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天天向人民群众发布党的决定、指示和对一切事情处理的结果；它还应该钻到人民群众中去，发动广大群众，根据人民群众反映的意见，提出问题，引起党委的注意，并变成党委的意见和决定。早在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即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者负独立的责任。”“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这就是说，报纸发表批评，编辑部应“负独立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党交给报纸的任务。因此，不能把这事和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对编辑部的领导对立起来。
其次，我们还必须明确认识，大力吸引群众在报纸上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但不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威信，“搞乱”我们的工作；相反地，它将会更加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推动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开展。事实证明，如果报纸不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斗争，那末，要像上海解放日报一样在一周之内收到四十三件揭发材料的情形，就将是不可能的；那些占据一定领导地位的官僚主义者，也不会这样迅速地被“拉到日光下来”。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想与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就应当吸引下层群众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不吸引工人和农民来参加，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可以废止官僚主义呢？”我们的党中央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也曾强调指出：“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党中央的规定是这样的明确，可是至今还有许多报纸编辑部不敢在报纸上充分展开群众性的批评。这除了像中共鞍山市委那样限制报纸批评的情况以外，在编辑部来说，就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胆量。
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上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突击运动，而是我们国家生活中一个长期性的斗争。因此，各地报纸编辑部应重温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彻底克服上述缺点，并从根本上把编辑部的工作方法加以改变，即用发动群众的大规模宣传的方法代替“孤军作战”的脱离群众的方法，从而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宣传创造顺利条件。
第3版()
专栏：
暴同花
斋仁画 湘一编
（根据林钢所作“一个农家的悲喜剧”改编）
十三、暴同花和孩子，分得了二亩六分地。白天娘儿俩下地生产；夜里暴同花纺花、织布、抐鞋底。这样，两个人的吃穿也顾住了。
十四、暴同花和孩子省吃俭用，又积蓄了些钱买了个小猪子。她每天到四外捞渣草，捞水蜉，搓豆沫，拾瓜皮，又挨户去要涮锅水，喂这个猪子。
十五、猪长大了，头一窝就见了十三个小猪娃，换了一石多粮食。以后，每年两窝，暴同花的日子就过得越来越好起来。群众都说，暴同花不但工作积极，也是生产的能手。连她婆婆和丈夫也不敢再小看她了。
十六、这时候，暴同花的婆家也有了一些变化。公、婆常参加村上的会，懂得了不少新道理。两个小姑子，大的嫁了，小的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们回家来也常劝娘好好地对待媳妇。
十七、张同廷也在村里当了民兵，病也好了，劳动比以前强得多了。经过新社会的教育，他对妇女的态度也大有转变。他常后悔过去不该虐待暴同花。
十八、一九五○年五月，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法。暴同花是妇女代表，张同廷是民兵队员，他们俩人都积极地参加了婚姻法的宣传工作。一讲到第八条，就触到他俩人的心事，张同廷特别觉得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