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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各地报纸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从“张顺有事件”发生以来，即在不同程度上向漠视人民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现象展开批评和斗争。在开展批评和斗争中，有的报纸开展得好，有的较好，有的不好或不很好。开展得好的有上海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新海南报、浙江日报等报。这些报纸开展批评的特点，一般是勇敢地提出批评，并发动了群众参加。
上海解放日报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报道了上海公共交通公司站务员梅芳庭因在报上进行批评遭受该公司和前新市区人民政府报复，被无理解雇和非法扣押一百零四天的事件后，又连续揭发了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无锡市公司副经理景明礼等压制批评的事件、中国土产公司华东区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国家人民财产损失的事件。一月十九日又揭发了反党分子黄逸峰压制批评的事件。该报在揭发“黄逸峰事件”时，还发表了社论。紧接着，该报为动员广大群众在报纸上大力展开批评，又发表了该报所召开的通讯员大会的消息，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胡立教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胡立教同志在讲话中，阐述了发动群众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号召广大通讯员继续大胆地向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期间，该报还发表了很多读者来信来稿，对黄逸峰的反党思想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些来信来稿进一步揭发了一些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如一月二十四日所揭发的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等“闯入剧场非法扣押演员”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报在揭发这一事件的同时，还在短评中指出，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省公安厅厅长苏毅然等既要常光华“检讨”又要剧场检讨的姑息调和态度，是错误的，应即严惩违法乱纪分子。解放日报同时对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处理“梅芳庭事件”的敷衍塞责行为，继续进行了斗争。
东北日报在去年十二月三日主动地揭发了沈阳百货公司批发站的“绒衣积压事件”后，也曾发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批判。东北日报并邀请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中国店员工会东北区筹委会、东北区百货公司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了如何接受“绒衣积压事件”的教训来在国营商业部门开展反对积压、浪费现象的问题。这就使思想批判结合自下而上的检查，在东北全区商业部门造成一个群众性的批评运动，从而使报纸的批评真正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新海南报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代表读者意见，就海南区很多机关不认真处理读者来信和抗拒批评问题，向中共海南区党委和海南人民行政公署提出申诉，以公开的、指名点将的方法，公布了在去年十个月中积压读者来信四百五十二件不予答复的一百六十三个单位的名单，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答复并作出一年来处理读者来信的总结性检讨。新海南报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面前来解决，不仅主动地争取到党委的支持，督促党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而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新海南报还以召开工人通讯员座谈会、机关干部座谈会和在报纸上辟出“坚决向抗拒批评，漠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专栏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斗争，造成全海南地区的群众性的批评运动。现在这一斗争已取得很大成绩，被报纸指名批评的海南区一级和海口市一级绝大多数机关，如海南财经委员会、中共海口市委会等，已对积压的报纸读者信件作了答复或检讨，并建立了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和制度，同时进行了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学习。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压制批评的干部，已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如海南行署农林处副处长林庆墀，在崖县任县委书记和县长期间包庇地主恶霸，引用反革命分子，对干部群众的批评均置之不理，并加以打击，已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行政职务。新海南报对那些经报纸批评后仍迟迟不作答复，或检讨不深刻的单位和个人，还继续坚持了斗争。如对中共澄迈县委、定安县委等，该报就曾在报上公开督促答复。对那些只在形式上承认错误而在实质上仍然抗拒批评的典型官僚主义者，如海口市副市长林诗耀、海口港务分局局长林岳等，该报一面发动群众揭发，使他们在证据确凿的事实面前无法进行狡赖，一面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了他们“只能由上级批评我，不能由报纸或群众批评我”等错误思想。浙江日报在去年十月下旬报道了三件干部侵犯人权案（即“冯镇元事件”、“潘香球事件”、“顾伯贤事件”），并曾以这些典型事件为中心，发动干部群众在全省系统地展开了反对官僚主义的讨论和批判。
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较好的，有西安群众日报、黑龙江日报、辽西日报等。这些报纸都分别揭露了一些典型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件，并结合这些典型事例，初步发动群众在报纸上展开了讨论。西安群众日报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揭发了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铜川转运站站长王景荣等压制批评的“朱珉事件”后，即在第三版辟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把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提高
一步”的专栏，对于抗拒批评、压制批评的错误思想展开了斗争。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铜川转运站经报纸批评后，在中共西北石油工业委员会等机关组成的检查工作组的协助下，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展开了自下而上的批评，解决了该站过去工作中的不少问题，如忽视安全生产的问题、领导作风不民主、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等。其他地区和部门有些比较负责的干部，如中共咸阳地委书记、中共栒邑县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等，也联系本地区、本部门对待群众批评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黑龙江日报在去年十二月五日揭发了肇东县第七区区、村干部张吉祥、宁金亭等斗争打击农民通讯员刘守本的事件，并连续发表了与此事有关的机关和个人如中共肇东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肇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肇东县第七区区委书记等的检讨，及其他干部联系此事所作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对待群众批评的自我检查。辽西日报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道了“郑怀恩事件”后，并以“郑怀恩事件”为中心，继续对官僚主义展开了批判和检讨。这些报纸虽然在上述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还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在报纸上广泛揭发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因此还没有在当地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批评运动。
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不好或不很好的，有南方日报、安徽日报、河北日报等。这些报纸有的也揭发了某些典型的官僚主义或违法乱纪的事例，但都是在处理有结果后当作案件发表，发表后也没有主动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因而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如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局长余美庆及前越秀公安分局局长王志明等诬指税务局工人李朝韬、谭子池和市民翁业韩及其十一岁的小孩翁炳生有偷窃行为，非法扣押李朝韬六个多月并扣押谭子池等三人七十多天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三日经受害人李朝韬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诉，但拖延了八个月到最近才作处理。在这期间，南方日报不是毫不知情的，据南方日报编辑部某同志反映，主要是不敢揭发。及至一月十四日该报公布这个冤狱案件的处理结果时，对广州市领导机关只给予违法乱纪分子轻微的处分（余美庆和王志明仅受到行政上警告处分），也未表示任何意见。有的报纸在开展批评方面是被动应付，“虚幌一枪”，再没下文。如安徽日报虽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报道了该省许多机关忽视人民来信，以致该报八月至十一月发表的一百四十件读者批评建议信件就有一百一十九件没有答复；但对其中某些干部如嘉山县公安局局长责备干部不该写稿批评他压制批评的行为，只简单地提了两句。此后也没有发动群众对典型的官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因此直到最近仍不见被指名的单位或个人作出认真的检讨或答复。最显著的一个例证是，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违法乱纪的事件，被上海解放日报揭发之后的第二天（二十五日），安徽日报才配合“开除常光华党籍的决定”，公布了这一事件。而对姑息违法乱纪分子的省委宣传部长桂林栖、公安厅厅长苏毅然等同志，则仅以“某些领导同志曾经一度作过不当的处理”，“确实是值得各级领导机关严重注意的教训”，而含混过去，甚至连“检讨”二字都不敢提一下。像这样在报纸上不敢展开批评以及安徽省委不支持报纸批评的情况，据安徽日报编辑部某同志反映，是“一贯的严重问题”，并要求本报“加以支持”。河北日报在这一方面甚至比安徽日报还要软弱。河北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的事件，虽经本报一月十九日揭发已有十余日之久，但河北日报对当地所发生的如此严重事件，至今不敢转载，也不表示任何态度。其他还有不少报纸虽面对着当地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但至今没有展开公开批评、进行斗争的勇气。
上述这些报纸没有或不很好地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虽然和当地党委支持报纸批评的程度有关，但编辑部显然是有着严重的软弱病，因而放弃了或放松了在报纸上展开批评这一有力的武器。这种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大大影响到我们报纸的战斗力，并使报纸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此，必须迅速克服编辑部的自由主义，加强报纸的战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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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芜湖地委宣传部长
林杰严重抗拒批评辱骂党报
安徽日报应该对他进行坚决斗争
安徽日报在一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中共芜湖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林杰压制批评，辱骂党报，作风恶劣”的消息。
一九五○年七月十五日皖北日报刊载了林杰的前妻孙彦的来信，揭发林杰打骂妻子、玩弄女性的错误。林杰和孙彦本来是参加革命后自由结合的，以后林杰因孙彦不生育，就对她肆意辱骂，说她“不如一只鸡，鸡还会生蛋”。当时正当婚姻法颁布不久，林杰竟曲解婚姻法，以达到不正当的离婚目的。皖北日报为正确贯彻婚姻法，并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就在报上对林杰的这种封建落后和玩弄女性的思想行为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当时身为中共六安县委副书记的林杰，怎样对待党报这一正确的批评呢？他不是深刻检讨，公开承认错误，并以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而是拒绝批评，始终不作检讨。不但这样，他甚至恼羞成怒，仇视和辱骂党报。林杰曾经在干部中说：“皖北日报是国民党报纸，我不看它也不写稿”，并不止一次地对前中共巢湖地委宣传部长杨杰说：“你写稿子不要投到皖北日报去，皖北日报是国民党报纸。”
一九五二年林杰担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时，县委机关一个姓王的炊事员，在“三反”中对他提了些意见，他在事后即对这个炊事员进行打击，讽刺他：“你这么积极，怎么干到现在还当伙夫？”他在无为时，又有一次，去地委开会，船上很挤，专署粮食局加工科科长在上船时碰了他一下，他就大发脾气，叫警卫员将这个加工科科长看管起来，到巢县后还要将他关押。
我们要问：究竟是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报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皖北日报是“国民党报纸”，还是抗拒批评、辱骂党报、压制民主并任意侵犯人权的林杰自己是“国民党作风”呢？当林杰侮辱自己的妻子“不如一只鸡”时，当林杰破口大骂皖北人民的报纸是“国民党报纸”时，当林杰叫警卫员随便看押一个毫无错误的革命干部时，凡有点政治常识的人，一看就会明白林杰究竟是什么人了。
奇怪的是：像品质和作风如此恶劣的林杰，居然能够一再被提拔，从中共六安县委副书记而无为县委书记，而芜湖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人们不禁要问：当地党的组织为何一直纵容他到这样的地步？
同样奇怪的是：前皖北日报和现在的安徽日报，对于林杰这样严重抗拒批评和违法乱纪的人，不是紧紧掌握公开批评的武器，对他进行无情的斗争，而是一遇到挫折就妥协、退让，以致事情拖到今天才“拉到日光下来”。但今后应该怎样办？这还须看安徽日报有无坚持斗争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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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华东积极开展冬学运动
干部忽视冬学、群众等待速成的现象应即纠正
华北、华东两区正在积极开展冬学运动。这次冬学运动的规模是很大的，仅据华北区的河北、山西、绥远和北京三省一市的统计，到去年年底为止，冬学入学人数已达六百万人。
这次冬学运动的特点是：和广泛开展冬学运动同时，在条件已经充分具备的地区进行了速成识字法的重点试验，积极为今后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创造条件。为了把这两项工作同时做好，华北各地早在去年十一月上旬就先后举行了文教会议。浙江、安徽等省在十二月中旬开始，就积极宣传冬学运动的方针和进行训练师资等冬学准备工作。河北沧县专区各县在十一月下旬集中训练了一万三千五百三十名文化教师和政治教师。接着，各县又先后召开了区、村干部会议，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布置冬学运动。在村子里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向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着重解决农民等待参加速成识字班学习而不愿参加民校学习的思想，干部、党员、团员带动群众参加冬学学习；一方面积极准备冬学的教室和教学用具，村干部依靠群众解决教室、桌子、凳子、油灯等问题。到十二月十日，沧县专区就有十二个县镇的大部分村庄开了学，二十八万农民参加了冬季学习运动。
当前冬学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干部不坚决执行“大力开展冬学运动，重点推行速成识字法”的方针，热中于扫除文盲的实验工作，忽视对于冬学运动的领导。这些干部对于冬学运动的重大任务认识不足，对于扫除文盲工作的艰巨性也认识不足，他们错误地认为“冬学年年办，不解决问题，要搞就搞速成识字法”，或者认为：“冬学任务小，工作简单，群众有经验，人少和教师质量差，没有多大关系，照样可以搞开。”他们不估计主客观条件，在没有经验、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到处开办速成识字班。这样做的结果是两方面的工作都没有做好。山东省淄博专区是一个例子：这个专区到去年十一月份为止，已在六百一十七个乡内，开办了九百六十九个速成识字班，而章邱、章历两县几乎乡乡都有速成识字班。这一来，冬学运动开展得就极为迟缓了，该办的没办，已办的无人负责。县、区领导干部则顾此失彼，又要收拾冬学无人领导的混乱局面，又要照顾分散的速成识字班，于是连速成识字班也没有办好。“掉队”、“夹生”、“回生”现象很严重，有的速成班甚至中途停办，群众大为不满。福建南安县又是一个例子：这个县的领导干部普遍存在着“重视速成，放弃民校，不管冬学”的思想，在布置冬学任务和配备干部力量的时候，把强有力的干部和教师都派去搞速成识字班，因之其余的教师产生了“冬学是旧的、落后的”等错误思想，不愿教冬学。这两个地区的领导干部在发现了这种现象以后，根据中央指示，一面大力宣传冬学运动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上冬学；一面巩固民校，并根据实际力量，有重点地开办速成识字班，这样才使学习运动转入正常发展的道路。但是，在另外的一些地区，干部忽视冬学领导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急需纠正。
群众中“等待速成”、不愿上冬学的思想，也严重地阻碍了冬学运动的开展。山西省闻喜县有的群众说：“两天速成学三百字，两年冬学也不过认三百字，不开速成班，冬学我也不上。”山西省寿阳县刘家庄群众说：“速成识字是火车，冬学是牛车，有了火车谁还坐牛车。”山东省文登专区有的群众说：“真怪事，有快的不让学，偏叫学慢的！俺高低不上冬学，要等着速成！”北京郊区海淀镇有的农民听说不开速成识字班，把新买的书也撕掉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干部没有好好宣传中央关于冬学运动的方针，而热中于速成识字的重点试验。各地经验证明：只要干部思想扭转了，并把冬学运动的方针向群众交代明白，群众思想是比较易于扭转的。例如有的地区的干部在自己的思想扭转以后，曾组织速成识字班学员向群众宣传：上过冬学或已经认得少数字的，在速成学习中，要比没有上过冬学或一字不识的人学起来快得多。群众明白了上冬学并不白费，就很安心地进入冬学学习。北京市郊区马家堡学员听了干部宣传以后，说：“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明这个道理呢？早点说不早就没有事了吗？”丰台群众说：政府处处为咱们，这比上半截出岔子强多了。山西寿阳县牛黄口村妇女知道扫除 半文盲比扫除纯文盲容易之后，都说：今年上冬学打个底，明年再速成。各地应该参照这方面的经验，认真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以便把冬学运动引入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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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翻身村扫除文盲工作为什么会失败
吴重远
翻身村是黑龙江克山县十四区的一个村子。全村有二百四十七户，一千零四十七人，耕地九百十七点四垧。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完成后，因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全村人民的经济生活提高了，几乎每家都买了大车和牲口。
由于经济生活的上升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全村人民普遍要求学习文化。一九四八年，村里搞了一处冬学，有学员四十人；一九四九年，冬学发展到四处，学员增加到二百九十八名；一九五○年，在省、县文教部门的帮助和指导下，冬学学员全部转入常年民校学习。当时，群众的生产和学习情绪是很高的，真是“粮车、柴车、骡马连成行，男女老少说说笑笑上民校”。这样，“翻身村”就获得了“模范识字村”的称号。
一九五○年，发生了旱灾，村里的四百垧大豆地普遍歉收；一九五一年，春旱夏秋涝，收成也很不好。从此，全村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便下降了。
这时，防旱、防涝，搞副业生产，乃是全村人民的中心任务，也是群众的普遍要求；可是村干部竟对这一工作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他们不去领导全村群众进行防旱、防涝，搞副业生产，却盲目地强调文化学习，以文化学习来代替生产度荒的中心工作。在他们看来，这是保持“识字模范村”称号的惟一有效办法。
错误的领导给全村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到一九五二年夏锄期间，全村二十二个互助组半数以上都“散伙”了，其余的互助组也都处于瘫痪状态。扔地、荒地的现象极为严重：十二点六垧地没有下种，五十四垧地下种后没有铲趟，其余的地也只进行了一两遍铲趟，另有七十五垧地遭受了雹灾、虫灾、水灾。
村里的灾荒现象更严重起来了，全村有半数的人缺粮，必须依靠政府的帮助。而县“扫盲试点工作组”却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没有及时向党的组织反映，竟在区长谷振东的坚决要求下，以该村为试点，用“全面铺开”的方法，开展了扫除文盲运动。黑龙江省文教厅的工作组明知“全面铺开”的作法是不对头的，也没有向群众、干部进行说服、劝阻。村支部书记于占河，则错误地向群众宣传：
“去学习是饿肚子，在家待着也是饿肚子，不如上识字班。”并为了强迫群众入学，在发调剂粮时，竟规定：“二流子不发，学习不好的不发。”村里的某些党员因此就扔下了土地；有的带头“跳组”，脱离互助组。而群众则以为，干部来动员上学，如果不去就说不过去；有的怕不上学就得不到调剂粮，也就扔下生产，上学去了。村的青年团组织，也同样如此，不关心生产，片面地强调文化学习。
速成识字班虽然搞起来了，但成绩是很坏的。开始时，动员来学习的人有三百零三人（约占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到后来只剩下了一百八十九人，而经常能到课的却只有几十个人。许多人虽然身在课堂上，可是他们的心却惦念着下一顿的粮食。例如，学员赵振铎在上课时往往抱着头，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回答说：“我家里十几口人没吃的，我的心都在这上头呢！”
翻身村扫除文盲工作中的失败教训，已经引起中共黑龙江省委的注意。省委领导方面曾就此事向全省文教干部进行了教育，说明文化教育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学习和生产必须结合起来；并在整党中向全村党员进行了教育，缩小了扫除文盲工作的“铺开面”，只组织能参加学习的群众继续学习。人民政府也采取有效的办法，帮助该村整顿生产组织，进行各种副业生产，为春季大生产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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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接受黑龙江克山县翻身村扫除文盲工作中的教训
黑龙江省克山县翻身村的扫除文盲工作，由于村干部的盲目追求“模范”、“旗帜”称号，省文教厅工作组以及县、区领导机关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这个教训应当引起各地文教领导干部的警惕。
翻身村的教训告诉我们：扫除文盲工作决不能孤立地进行。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群众的经济生活条件，看他们有没有参加学习的可能。毛主席说过：“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见文化建设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果不问客观条件如何，盲目地把扫除文盲工作“全面铺开”，是一定会碰钉子的。
翻身村的教训又告诉我们：在扫除文盲工作的具体领导上，必须注意把学习和生产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单纯地强调文化学习，忽视对生产的领导，那么，扫除文盲的工作是搞不好的。应该把领导生产的组织和领导扫除文盲工作的机构统一起来，合并办公，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分工，统一计划。这样才能使生产组成为领导学习和生产的强有力的组织。许多地区的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有效的。
翻身村的教训又告诉我们：扫除文盲工作的干部必须具有整体观念和群众观点，要时刻警惕自己工作中的命令主义作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克山县人民政府的某些文教干部因为缺乏这种思想，就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他们在发现该村扫除文盲工作中的这一偏向以后，虽然知道这一偏向已给群众生活以不利影响；但是，他们既没有帮助村干部纠正这个偏向，也没有向党的组织反映这种情况。他们竟无视群众的迫切要求，迁就了区干部的错误意见，把扫除文盲工作盲目地“全面铺开”了，这就给全村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根据翻身村的教训提出来的问题，值得各地注意。我们希望各地接受翻身村的教训，切实检查一下扫除文盲工作，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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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婚姻法图解通俗本”的编写经验
华东人民出版社
我社出版的“婚姻法图解通俗本”，自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出版以来，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为止，已印行了一千八百三十六万二千册。这除了说明广大读者对政治文化需要的迫切外，并说明这本书还是比较适合读者需要的。为了更好地改进我们今后的工作，特在此将编写这本书的经验作一个介绍。
编写的情况
一九五一年春，本社编印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读者要求我们把其他重要的政策法令也编印成图解通俗本。这时，恰逢婚姻法公布后的一周年，各地检查婚姻法公布后的婚姻问题，发现不贯彻婚姻法、不学习婚姻法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于是在八月份，我们就正式决定编印“婚姻法图解通俗本”。
最初，我们没有认真研究编写的方法，就完全依照编写“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的经验，把条例意义作简单扼要的说明，另作字义解释。在编写过程中，发觉这样的编写，势必变成了为解释条例而解释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多是具体的量刑标准，问题明确，用不着多作说明。但婚姻法的通俗化工作，一定要涉及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给予人们的影响，并不是随着封建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一下子都消灭掉的。只有宣传婚姻法，同时又解除了群众中对婚姻问题不正确的思想认识，才能使群众在思想上划清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才能使婚姻法真正为群众所接受。但是经过这样改写以后，又显得重复囉囌，而且还不能解决群众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问题。如婚姻法第二条，就涉及婚姻法实行以前的重婚、纳妾如何处理，不生育是否可以再娶一个老婆，婚姻法实行前的童养媳如何处理，为什么要禁止干涉寡妇的结婚自由，寡妇改嫁时孩子和财产如何处理，为什么禁止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等。这些问题如仅按照条例作通俗解释，是不能解释清楚的。因此，最后才确定了该稿的编写方法：除对条例作词句上的通俗解释外，凡涉及思想认识问题，都标出小题目作重点解释；一些具体的问题，则根据有关的文件作解释。
初稿在八月二十日完成，先交时事政治通俗科的同志提供意见，又经领导上审查修改，然后将原稿油印，送请华东有关部门审查；并寄人民出版社数份，除请他们审查外，并由他们转请中央有关部门审查。同时，由本社美术编辑部第一科组织上海美协的同志配图。从十月八日起，先将该稿的图画部分在解放日报连续刊载，征求读者意见。
华东有关部门的意见在九月底收齐，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在十月底收齐。他们都提供了许多极宝贵的意见。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指出本稿应着重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进行宣传。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加写了一篇前记，说明贯彻婚姻法的重大政治意义。对其他原先着重从生活现象来说明的地方，则重加补充改写，着重从政治上、本质上来解释。如讲解为什么要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原来的解释中没有指出封建婚姻制度与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密切联系，而只孤立地从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去讲解，因此就不可能把婚姻法的基本精神讲解明白。又经过了修改，本书的政治思想内容，是大大地加强了。
最后把清样送请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及人民出版社批准，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付印。
本书的影响
“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为止，印行了一千八百三十六万二千册。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有十四个报纸、刊物转载；好几处妇联及宣传部门来信要求我们允许他们把图解复制成大张的宣传画；很多群众把复制的图文，张贴在工厂、里弄、街道、商店橱窗中；不少地方妇联、青年团支部、工会、民校把本书当作教材，组织学习讨论。
根据已经搜集到的群众反映，这本书已深入到了群众中间，并已在当前人民政治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受封建婚姻迫害最重的妇女，对该书表现了高度的热爱。据福建闽侯潘墩乡文教委员董应珍说，妇女购买这本书的数字占该乡销出书的数字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她们以摸鱼、种菜所得来的钱付书款。妇女郭赛英买得这本书后，请人为他讲解，听得忘了做饭。她说：“婚姻是我们的大事，不可让我一知半解。”妇女王桂花说：“过去我们妇女在旧婚姻制度下难做人，今天有了婚姻法，有了撑腰人，这本书我饿肚子也要买一本。”
很多乡村干部认为，这本书有条例，又有讲解，并用新旧婚姻的对比来说明，真是谈得清楚深刻。不少宣传员、妇联干部反映，他们有了这本书，就有了有力的宣传婚姻法的材料了。一个老大娘听人讲解这本书时，竟哭泣起来。原来她有两个女儿在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下牺牲了生命。她说：“这本书讲得真对，真有道理，以后我再也不敢包办儿女的婚事了。我还要买一本帮助宣传。”
这本书帮助群众解决了婚姻问题。许多青年男女，在学习了这本书后，突破了封建家庭束缚，公开宣布自己正当的恋爱，废除了不合理的婚约；父母离婚后的子女得到了应得的抚育；早婚的恶习得到了纠正；把婚姻法当成离婚法的错误思想也得到了批驳。
几点体会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获得了一些体会。首先，编写通俗读物，应注意从本质上、政治上来作解释；只有这样，才能使读物具有强烈的政治思想内容。在编写这本书的初期，错误地认为要使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就必须多从生活现象出发来解释。但是，宣传婚姻法如果不从政治上、本质上来解释，如果不着重说明婚姻法的实行对社会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就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婚姻法的重大政治意义，也就不能教育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起来和封建婚姻制度及封建残余思想做斗争。
其次，国家政策法令的通俗化工作，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必须采取十分严肃审慎的态度。那怕是一字一句的说明，都应该有所根据，绝不能因要求具体而擅自做补充说明。因为出版社无权解释法律的内容。而且许多条文也只能作原则性的规定，如加以具体的补充，反倒挂一漏万，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造成群众思想的混乱。
再次，上级的领导、支部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帮助，是使这本书所以能有较高质量的主要原因，也是使编写此稿具有信心的主要原因。
最后，在编写一本通俗读物时，除了要明确认识这本读物的读者对象外，同时要明确认识编写这本读物的目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一本读物适合一定读者的需要。要知道，任何工作都没有捷径，即使运用成功的经验，也必须开动脑筋，研究是否适合具体情况，并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大胆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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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上海中、小学师生开始过着愉快的假期生活
上海市中、小学校从上月二十八日起放寒假，六七十万师生现已开始过着愉快的假期生活。
为了保证中等、初等学校教师、职员在寒假期间得到充分休息，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规定除一部分中等学校教职员参加思想改造学习和参加十分必要的工作经市级领导机关批准者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利用寒假布置教职员工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为保证学生们的假期生活过得活泼、愉快，号召各校采取自由结合、分散活动的方式进行活动。
华北区一九五三年足球选拔比赛大会结束
在保定市举行的华北区一九五三年足球选拔比赛大会，已于一月二十九日胜利结束。这次比赛大会选出了今年出席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华北区足球选手。这次比赛大会，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历时五天。参加比赛的有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西、绥远三省的五个足球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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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能够写信了”
——农村速写 刘继卣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