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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天津、西安、张家口等十三个城市
广泛展开总路线宣传教育工作
上海、天津、南京、济南、青岛、西安、兰州、唐山、石家庄、张家口、保定、秦皇岛、宣化等十三个城市，都向广大干部、群众广泛展开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四百多万人受到总路线教育。
从十一月中旬起，上海市三千多个党的报告员、临时报告员出动向广大人民作了报告。约有二百万人受到这一宣传的教育。目前，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正在上海市深入进行。全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和群众团体的党内外干部，已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通知，认真开始了学习。与此同时，六百多名私营工厂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三百名私营五金工厂的青年团基层干部，已分别被抽调到上海工人政治学校、上海青年团团校进行有系统的学习，以便回厂后，在贯彻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中，加强党和青年团的工作。全市十八万中学生和教师、店员、工商业者也开始了总路线的学习。
天津市从九月中旬起，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书记吴德即分别在党内外各种重要会议上作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全市四万多干部关于总路线的学习早在十月份就已开始。十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中共天津市委各委员，又分别向各机关、企业及部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作了总路线的报告。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并分别将上述报告向本单位的党员、干部和职工进行了传达。接着，大张旗鼓地向广大群众宣传总路线的工作便在全市各区广泛展开。仅各区出动的报告员就有一千多名。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到十一月底有七十九万多人受到了这一教育。
南京市从十一月中旬起，党、政机关的负责干部和五百多名报告员就分头向全市的机关干部和各界人民作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听到报告的人数已达五十多万。各机关干部已普遍展开学习，并将结合检查工作，开展思想批判，在思想上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南京化工厂的全体工人已听了一次到三次报告，并进行了三次讨论。全市各居民读报组每天晚上都挤满了人，学习和讨论总路线。居民中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等听了报告后，正向周围群众展开广泛宣传。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在十二月二日召开了宣传会议，决定从现在到春节前后，再连续开展三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济南市十一月二十八日前后出动了六百五十多个报告员，分头向济南市工厂企业职工、街道居民、学校师生作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觉悟。
青岛市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工作，已在全市机关干部、工人、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郊区干部中广泛进行。据初步统计，截止十一月底，全市已有近四万人听到传达报告。
西安市截至十二月二日止，已有八万人受到教育。全市参加高、中和初级组政治理论学习的一万四千多名干部，已在十一月中旬和下旬先后转入总路线的学习。十一月二日到三十日，中共西安市委第二书记方仲如、副书记董学源等负责干部已分别向全市各机关干部和各界人民作了有关总路线的报告。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西安市支部十一月二十七日联合举行委员会议，会上由总支部主任委员杨明轩作了学习总路线的动员报告。
兰州市到目前止约有十万人受到了总路线的教育。十一月十三日和十四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曾向全市各机关干部、学生等一万五千多人作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十一月二十八日甘肃省一级的报告员二十八人，又分别向兰州市的工人、教职员、学生、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作了报告。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共兰州市委又组织了报告员三十七人，向全市居民普遍进行总路线的宣传。甘肃省人民广播电台从十二月一日起已增加了关于总路线的特别广播节目。此外，兰州市并组织了三个电影队和一批民间艺人准备到郊区进行放映和演出。甘肃省中苏友好协会等单位组织的图片展览组，已携带图片在兰州市郊区展览，对郊区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
唐山、石家庄、张家口、保定、秦皇岛、宣化等市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工作在十一月上旬开始后，首先在各厂矿、街道、机关、学校和工商界、医务界基层以上干部、党员、团员、积极分子中展开，十一月下旬起，便陆续深入到厂矿、街道和郊区群众中去。到十一月底止，唐山市据开滦煤矿、唐山钢厂、唐山机车车辆修理厂、唐山发电厂等厂矿初步统计，受到总路线教育的职工已达七万人；张家口市已有十万人听到一次到三次总路线的报告；石家庄市已有十四万人听到报告；秦皇岛和宣化两市也各有两万人受到了总路线的教育。上述各市中共党委都很重视总路线的宣传工作。各市除制订了总路线的宣传计划和干部学习计划外，各市党委的负责人并亲自向各该市干部作了总路线的报告。中共张家口市委派到全市宣传总路线的干部有一千人以上。中共保定市委派出的报告员有六十八人，宣传员四百五十人。中共秦皇岛市委集中了二千七百四十八名宣传员进行总路线的学习。
广大人民群众在受到总路线的教育后，无不欢欣鼓舞，感到“奋斗目标更明确了”“心里亮堂多了”，大大提高了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国营上海第二棉纺织厂印染工场工人，听了有关国家工业化的报告后，十月份在产量和质量方面创造了四年来的新纪录；十一月份生产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海钢铁公司第二厂的盘元生产，在十一月中也创造了新纪录。国营天津钢厂一分厂中型轧钢车间工人讨论了总路线，认识到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意义以后，劳动热情更加高涨，轧制钢材连创两次新纪录。天津市人民政府公用局电车公司修造厂工人云春华听了报告回家后，当晚工作到深夜，设计出一种图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改进工具的合理化建议。公私合营大蚨织染公司织布工人王成江说：“现在我才知道工厂改为公私合营，就是离社会主义又近了一步。”从此，他的生产劲头更大了，他已由每天织布三十七码增加到四十二码，正布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南京化工厂硝化车间工人学习总路线后，十一月份提前七天完成全月生产计划。工人赵广德正计划把某些用人力劳动的操作改为自动化。国营唐山钢厂古冶耐火器材部职工听了总路线的报告后表示：在提前四十三天全面完成全年生产计划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提前完成四十六亿七千万元的增产节约计划。张家口各企业都根据总路线检查了执行国家生产计划的情况，提出改进办法。如探矿机械厂的工人，都积极想办法改进生产，有八个小组提前五天完成了十一月份的生产计划。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切装车间工人吴守德听了总路线的报告后，在讨论时说：“我们多切一块玻璃，就多给国家增加一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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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桂西僮族自治区一年来的成就
何家礼
桂西僮族自治区成立于去年十二月九日，是相当于行署一级的自治区。自治区共辖三十八个县和三个相当于县一级的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总面积共为一三四、四六三平方公里；自治区境内，除僮族外，还有苗、瑶、侗等十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其中僮族约五百四十万人，苗、瑶、侗等少数民族共约六十余万人，汉族约二百三十万人，全自治区人口共约八百四十万人。这是我国目前已建立的民族自治区中人口最多的一个自治区。
桂西僮族自治区成立一年来，桂西各族人民，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已把自治区建设得更加美好了；自治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首先，自治区成立后，在桂西地区内出现了从来没有的民族团结的新气象。如田东县三区作登街的僮族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把三千多斤粮食的斗争果实送给了缺粮的新发乡的瑶族兄弟，男女二百多人敲锣打鼓送去；瑶族人民也集合一百多人以感激的心情来半路迎接。凤山县六区朗汉屯瑶胞三十一户移住山下时，许多僮族农民自动去帮助瑶胞盖房子。靖西县新造乡发现有二百多只猴子损害农作物，这乡僮族人民因缺乏打猴子的经验，就去请打猴子有经验的苗族兄弟来帮助；苗族兄弟一直帮助他们把猴子打完。这些新事情，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现在在桂西的每一个山城和乡村，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各族人民已经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消除了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间的互相仇视和互不信任心理。
桂西僮族自治区成立后，僮族人民更加主动地团结各兄弟民族人民，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号召。今年春天，僮族人民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生产力，并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觉悟程度。同时，僮族人民团结自治区内各族人民展开了爱国增产运动，发展了农业生产。
在各族人民的积极努力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自治区内今年共兴修小型水利一万多处，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四处、抽水机站六个。这些水利工程共扩大与巩固受益农田达一百万亩，其中仅大型水利工程之一的宾阳塘来水库即可灌溉农田三万多亩。这样不但使很多地区的农田免受旱灾的威胁，而且已使部分地区的一季稻田变成了二季稻田。如扶绥县岜盆村僮族农民改种两造的田即有一千八百多亩，大量增产了粮食，早稻的每亩最高产量有达六百七十多斤的。人民政府为了满足自治区内各族农民生产上和生活上的要求，并发放了四百三十多亿元的农业贷款，一百多亿元的救济金。据不完全统计：各族农民用这批贷款已购得耕牛一万三千多头，农具十七万多件，种籽一万二千多担，很多农户都解决了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人人都讲：毛主席这样看重我们，让我们当家作主了，又贷给我们款，再不努力生产，就对不起毛主席。
僮族人民在农业生产方面是有丰富的经验的，是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学会种水稻的民族之一。他们种的水稻整齐而均匀，禾苗也长得很结实；同时，他们很早就有了“帮工背工”（变工互助）的习惯。今年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后，为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种“帮工背工”的优良习惯，已在原有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互助合作运动也蓬勃地展开了。仅原邕宁专区的十五个县和宜山专区各县就有互助组五万二千多个，参加人数共八十八万多人，其中常年互助组有二千八百多个。百色专区靖西县龙显乡龙首屯去年没有帮工互助组，今年已组织了十八个互助组。今年互助组一般都获得了丰收，并出现了不少模范互助组和劳动模范。平果县李春花模范互助组所种谷物，今年就比去年增产三成四。自治区内各族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她们的劳动和男人一样强，目前参加互助组的妇女，已占全自治区劳动妇女百分之十五以上。宾阳县包括一部分劳动妇女的杨祖露互助组水稻产量比一九五一年分散单干时增加了七成九。自治区内不少县份都召开了劳动模范大会，进一步推动了生产。
今年自治区内，部分地区曾遭受旱灾，但由于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干部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找水源抗旱，至八月底的统计，就抢救了四十万亩田地，战胜了旱灾。野兽危害农作物在当地是历史性的灾害，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保障各族人民生产和生命的安全，在农闲时就组织农民打猎，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很多地区基本上消灭了兽灾。如隆林县七区瑶族农民在半年内，就打得老虎、山猪、箭猪等二百二十八只。
自治区内今年各季农作物都获得了丰收。早稻一般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五，许多县则平均增产一成以上。中稻、黄豆、玉米亦已得到丰收；自治区内最贫瘠的百色专区，今年中稻、黄豆、玉米也增产一成五以上。该专区靖西县第五区的十个乡的统计，今年粮食产量比去年增加二成六。镇都县二区黎明、龙盛等乡的黄豆比去年增产一百万斤。僮族农民和其他各族农民，为了进一步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在秋收中创造了各种节约办法，改变了过去不注意稻谷在收获中的损耗现象，普遍做到了“颗粒还家”，“收好、打好、晒好、藏好”。如百色县大同乡僮、汉农民想出了各种积极办法，使每亩田里少损耗了一斤到二斤稻谷，全乡就多收了四千七百多斤。在丰收之后，僮族农民又团结各族兄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如横县石井乡梁增成互助组三户僮族农民，在早稻丰收后，即卖了二千九百多斤余粮给国家。田阳县劳动模范黄昆，卖了一千斤谷、七百斤大米给国家，并准备再卖二千二百斤谷。各族农民热烈地缴纳爱国公粮，并保证自己交的公粮是 “一干二净三饱满”，交得快，不留尾欠。他们说：“公粮交给国家，还是为了自己，交的公粮坏，还是自己吃亏。”
随着生产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也普遍提高了。今年自治区内的市场大大活跃起来，自治区贸易部门根据这一发展情况，在初级市场中设立的贸易机构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并普遍组织了流动购销组。据初步统计：贸易机构供应各族人民的农具、棉纱、煤油、工艺品等，平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到三倍。桂西土特产丰富，素有“土产仓库”之称，贸易部门又增加了资金，大力收购自治区内的土特产。今年上半年收购黄糖、白糖、八角
（即茴香）、药材、云耳、木耳、生猪等土特产所投放的资金即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土特产价格也合理地提高了。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斤八角只换到一斤多谷或四两盐，现在一斤八角能值十斤谷了。自治区内大宗出产的桐油、茶油，今年也有了销路。因此靠出卖土特产生活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飞跃地提高了。自治区内已基本消除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状态。
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后，对文化的要求也就更迫切。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已在区内各县扩充和兴建了文化馆及收音站；增设了民族中学、民族师范学校和一般学校，并扩充了原有学校的设备。仅自治区所辖百色专区的完全小学和乡小学就发展到了三九○四所，学生增加到二六九、四七九人。如百色县一区第二完全小学学生比一九五○年增加了四倍。全百色专区平均每一个区有两所以上的完全小学，每一个乡有两所至三所乡小学；今年下半年在人民政府帮助下，全专区民族小学还增设了一百六十六班，民族小学教师也增至六千四百多人。大部分教师都学习了民族语言，并用民族语言授课。全专区的中等学校已增加到十三所，还有两个师范学校，中学和师范的学生共达六九三五人。自治区内今年培养、提拔了大批民族干部，有关专区都办了民族干部训练班。到目前为止民族干部训练班和广西民族学院培养出来的和正在培养的民族干部即达一三四三人。自治区内还重点建立了民族医院和扩充了各县卫生院，增设了卫生所；另外还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为各族人民治病。由于卫生工作的发展，现在已基本上制止了流行病的蔓延。自治区并培养了大批卫生工作干部，如百色专区即训练出各族卫生员六百人、接生员二百八十六人，专区医士学校并正训练着数百名卫生干部。
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进行各项工作中，都重视了自治区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特别注意解决其他少数民族的特殊困难。今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为解决住在生产条件极差的山区的瑶、苗等少数民族的根本问题，进行了移民工作；在广西省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将陆续把住在山区的二万多瑶、苗等族人民移住土地较多较好的僮、汉族地区，以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生产。
广西省僮族实行区域自治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空前发展，除由于僮族人民自身的努力外，是与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广西省人民政府一向重视境内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在领导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培养民族干部等方面都作了很多的工作。最近中国共产党广西省委又召开了民族工作会议，总结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民族干部等工作的经验，并研究了其他有关民族工作的问题。这对僮族自治区和广西省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进一步开展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桂西僮族自治区一年来的成就，又有力地说明了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正确和伟大。正如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中所指出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推行，“增强了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积极性和自动精神”，“加强了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密切了自治机关同人民之间的联系”，“逐渐促进了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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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经过全国各地半年左右的筹备，七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开幕。
这次展览会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各地民间美术工艺品的生产现状，发扬我国民间美术工艺的优良传统，推动专业美术工作者向民间美术学习，从而有步骤地使民间美术工艺得到改进与发展，以适应今后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这次展览会的展览品将近三千件，是从二十多个省市和许多兄弟民族的九千多件民间美术工艺品中慎重评选出来的。其中分为陶瓷、染织、刺绣、金属工艺、漆器、编织、雕塑和木偶、年画、剪纸、玩具等类。陶瓷中瓷器有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福建德化的白瓷，广东潮州枫溪的蓝绿釉瓷，山东博山的陶瓷器，河北磁县的黑花瓷等；陶器有江苏宜兴、广东石湾、安徽阜阳、六安、宁国和云南建水、湖南铜官等地的产品。染织刺绣中有各地的蓝印花布、彩印花布、棉织品、毛织品、刺绣、缂丝、挑花、抽纱等。雕塑中有各地的木雕、石雕、玉雕、煤精和琥珀雕刻、砖瓦雕、竹雕、骨雕、象牙雕、泥塑、面塑、墨雕等。漆器有福建、四川、北京、江苏、山西等地的脱胎漆器、雕漆、画漆、嵌银丝等。金属工艺有北京的景泰蓝、花丝、烧瓷及各地的铜锡器、银器、铁花等。编织物有竹编和草编的帘、扇、席、帽、篮、提包、拖鞋，其产地遍及国内大部省份。少数民族美术工艺品共一千多件，是由中央民族学院代为征集的，这次特设专馆展出，也分为纺织与刺绣、编织物、饰品、乐器、木竹角器、金属器、陶器等类，包括蒙、朝鲜、藏、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塔尔、苗、彝、布依、傣、傈僳、僮、瑶、侗、黎等许多民族的产品。
这次展出的美术工艺品非常丰富，每一类展览品中都有许多承继着优秀传统的、富于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的作品，每一作品都反映了作者的高度智慧。这说明了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富有审美能力和创造天才。美术工艺产品的种类多，生产地区广，是我国各地劳动人民的重要的手工业。在人民的经济生活上，有相当大的价值。
展览会还展出了许多新作品，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设计和制作的瓷器，广州市人民美术社改进的广东石湾的陶器，北京特种工艺公司和清华大学合作设计的景泰蓝及西南艺术专科学校设计和制作的漆器，这些作品由于得到人民政府的支持和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帮助，质量大为提高。
这次展览会将在北京展览到今年年底，在展览期间，文化部还要邀请各地优秀的民间艺人来京观摩，并交换关于改进民间美术工艺的意见。
展览会开幕前，曾举行预展。参观预展的美术界和文化界人士，一致对我国民间美术工艺的辉煌成就表示无限的赞赏。（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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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十四届全会
李何 李楠
编者按：本文所介绍的康·西蒙诺夫和亚·法捷耶夫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十四届全会上的报告全文已分别在本年第二十一号、第二十二号“文艺报”上发表。这两篇报告对继承文学遗产、创造正面人物、戏剧创作技巧、戏剧批评以及苏联作家协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都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对于我国文艺界的各方面工作，都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在十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在莫斯科“电影之家”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十四届全会。参加会议的有：莫斯科、列宁格勒的作家，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州的作家组织的代表和批评家、戏剧电影工作者。
全会讨论了苏联戏剧创作的情况和任务，决定了委托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研究第十四届全会的材料，作出为实际所必需的办法，来活跃莫斯科、各共和国、各边疆、各州的剧作家组织的工作，主要是直接帮助剧作家提高他们的创作技巧。
全会决定了在一九五四年秋季召开苏联作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
一九三四年举行的），并且委托主席团在两个月内准备好关于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代表的产生和定额，筹备的办法等提案，全会决定了在一九五四年
一、二月间第十五届全会上具体讨论代表大会的准备问题。
为了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选出了主席团和书记处。全会一致选举亚·法捷耶夫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并选出了由三十六人组成的主席团和由阿·苏尔科夫（第一书记）、康·西蒙诺夫、尼·吉洪诺夫、列·列昂诺夫、尼·格里巴切夫和鲍·波列沃伊等人组成的书记处。
苏联戏剧创作的发展问题，是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这届全会讨论的重点。苏联全国现在有四百九十七个剧院，以三十九种民族语言演出。苏联现在有三十五万业余戏剧小组，参加工作者在五百万以上，它们在一九五二年一年内演出了九十一个节目，吸引了九千万观众。在苏联，戏剧被公认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手段。但是最近几年来戏剧创作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被批评为苏联文学阵线中落后的一环。苏联共产党特别关心这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帮助苏联文学家批评了有害的无冲突论，教导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号召发展各种体裁的创作，特别是讽刺作品。这样，在党的鼓励下，在作家的努力下，从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年中，苏联戏剧创作有了显著的进步。戏剧的创作和批评的力量加强了，出现了不少以现代问题为主题的新剧本，这一个戏剧季节演出的，比前一个季节要丰富。但是就客观的需要和苏联文学阵线拥有的雄厚的力量来说，苏联的戏剧创作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本届全会就怎样发展苏联戏剧创作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康·西蒙诺夫在会上作了“苏联戏剧创作发展中的问题”的报告。
西蒙诺夫报告最近苏联戏剧创作和批评的活跃现象。西蒙诺夫认为，苏联剧作家在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的二十年间创作的、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剧本，应当爱惜。他说，必须深刻地研究和承受古典的遗产，向苏维埃各民族的剧作典范学习。
西蒙诺夫指出，作家必须记取党的教导，真实地描写生活。他批评最近几年来一些批评家和作家所怀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既然是从生活的发展中表现生活，那么，与其把人们描写成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不如把他们描写成他们应当变成的那个样子。他说：“人民并没有想向文学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对文学的要求向来不变：真实地写生活。而真实地辩证地表现我们现有的那样的生活，他自会预示着，未来的、明天的种子，每时每刻在我们今天产生。什么是看到未来呢？这是否说，作家在描写现代社会的图画时候，应该推论式地把他认为应有的先进人物放进去呢？自然，不。看到未来，这就是说，在今天锐敏地看到实际上存在的先进的现象，先进的人物，多多注意描写这些人物，在这些人物的性格和行动中预见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特点和品质，并且在表现他们的功绩之全部理想的美时，丝毫不使他们失掉活的本性，同时，在艺术的形象中创造生活的和工作的榜样，供人仿效的榜样。这就是看到未来。”
西蒙诺夫详细地谈论创造正面人物底性格的技巧。他说，戏剧创作整个说来要把写正面人物作为中心任务，但是不应该机械地要求每个剧作家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写正面人物上。他说，创造正面人物的性格问题，是戏剧创作技巧的原则问题。用艺术手腕表现劳动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要靠创造正面人物的鲜明性格。正面人物的性格越鲜明，他们身上所表现的人民的形象也越鲜明。
西蒙诺夫批评那种注意人物的职位而不注意人物的性格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剧作家必须把就职位重要性来讲是不可少的人物，都放进自己的剧本中去。他说：剧作家绝无必要写一个党委书记就非得放一个工厂委员会主席在他旁边不可。因为你尽可以把党委书记拉上舞台，而仍然不能表明党组织在苏维埃人的集体中所起的作用。剧作家在创造正面人物时，不必以他的人物所在的机关编制表为指南。他的必要指南只有一个：努力经过某些或许多性格的发展和冲突，写出一幅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舞台上不需要没有特色、没有性格、只作为职位而存在的人物。职位显不出人，人却显得出职位。苏联戏剧创作创造过丰富的正面人物。这些形象的主要特点，是他们正面的性格，而不是正面的职能。这些人物不站在战斗之外，总是站在战斗深处。他们怎样斗争的场面，构成他们为人之美。
西蒙诺夫反对把正面人物与理想人物混为一谈。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该把理想的人物的概念代替正面人物的概念。“剧作家在动手写剧本时，在很大的范围以内以剧本发展的全部进程，以自己的正面人物的行动肯定自己的理想。但是这和把自己的人物理想化毫无共同之处。这是活的、地上的人物，他们斗争着、思想着、有时动摇，有时犯错误，可是终归作出正确的决定。”关于写正面人物的动摇和怀疑，西蒙诺夫说：正面人物在采取正确决定以前不一定动摇和怀疑。考虑，这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正面人物和别人一样也享有这种精神生活方式的权利。
西蒙诺夫要求剧作家注意描写正面人物的精神面貌。他批评有些剧作家太注意寻找特殊的、非常的正面人物而忽视现实中存在的、无限丰富的正面的典型、性格、人的特点。他认为剧本不能简单地解决问题。“是的，正面人物在结局中要正确地解决剧本所接触的那些根本问题，剧本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写的。但观众希望看到人物怎样达到这个解决，如果见到困难的解决，那么想看到人物怎样困难地达到它。”他说：“剧作家有时表面地理解人物的行动为只是直接的举动，而不表现人物内心所产生的精神动作。但是如果给予人物只是举动，而同时保持他的精神、理智、情感于不动，那么不能认为你创造了活动的人物形象。”
西蒙诺夫指出，创造活的、为观众所喜爱的党的工作者的性格，是苏联戏剧创作的迫切任务。他批评三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颠倒因果。“我们有些剧作家在试图创造党的工作者的正面形象时，混淆了因果概念：他们认为，人是好的，因为他是书记。而实际正相反。人成为书记，因为他是好人、好党员。”因此，这些作家很少关心创造人的性格，以证明具有这样性格的人配做群众领袖；这些剧作家只关心人物的行动符合于他的职位。第二种错误是把党的工作者写成别人过失的审判员。“往往，我们剧本中书记很少出现为这样的工作者，他卷起袖子做自己的党的工作，思想着，辩论着，作着正确的决定，有时犯错误，为自己的每个行动对党负责；而最多最常出现为别人错误的审判者，……甚至好像他专门等待周围的人们犯错误，以便他可以冷静地斟酌他们的长短，作出自己无错误的最后判决。而在这些剧本中，照例，他对于自己没有及时防止人们的错误不负任何责任。”第三种错误是，不把党的工作者写成普通的正面人物而写成理想的人物。
西蒙诺夫谈到怎样处理正反面人物的斗争。他说：“创作正面人物的真正艺术形象的任务，和同现实的一切阴暗面作无情斗争的任务，不但彼此不矛盾，反而辩证地互相补充，构成真实地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同一任务的两方面。”正面性格和反面性格在彼此斗争中最鲜明地揭开。但不要犯最近一些剧本中的错误：开始时斗争很尖锐，在决定关头反面人物忽然认输，似乎反面人物只关心怎样赶快向正面人物缴械和帮助正面人物很好地取胜。这些剧作家急于迫使反面人物赶快向正面人物说出自己全部的反面本质。这样做，不仅破坏了反面人物行为的自然，而且弄拙了正面人物。
西蒙诺夫谈到戏剧批评的眼界和技巧。他指出最近一年半来由于许多新的批评家的出现和演员、导演、剧作家的参加，戏剧批评有些进展。那种教训式和以公式来套创作的论文已经减少，而活泼的、有艺术分析的、提出尖锐问题的论文在增加。他认为戏剧批评中还存在的最大缺点是，不够注意艺术的特征和戏剧文学的多样性。他说：“戏剧批评应当是戏剧创作勇气的宣扬者，新的创作的艺术特征的捍卫者。苏联的艺术需要最多样体裁的舞台文学——从悲剧到杂带歌舞的喜剧。”他批评了因为避免揭露和讽刺生活中反面的现象，因为批评家对喜剧提出不适当的要求而使喜剧不久以前有某些衰退现象。他指出要根据一定文体的规律来批评这个体裁的作品。他要求戏剧批评爱护戏剧创作的干部。他说：可以也应该很严格地批评某某剧作家的严重错误，但是不要无充足根据而怀疑剧作家的一切，不要造成舆论不信任他的气氛。要关心剧作家的命运。
西蒙诺夫在报告的结语中说：“我们将作一切努力以光荣地回答党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我们将以自己的剧本回答那些感动苏联人的关于生命、工作、友谊、爱情、生活诸问题。”
在这届全会上，亚·法捷耶夫发表了“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的重要演说。
法捷耶夫首先讲到党对作家的教育。他说：党在战后许多年来，对作家不论在政治教育上，在艺术思想教育上，都作了巨大的工作。党所进行的各方面的教育培养工作，就是为了使苏联作家们学会认识到在不断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并以新世界艺术家所可能和应有的热爱去深刻理解人民的生活；就是为了使作家在思想与艺术方面进行顽强的、不知疲倦的学习，从俄罗斯和世界的古典文学、苏联各民族的文学的伟大典范中去学习，从苏联文学三十六年来所产生的典范中去学习，以提高作家的艺术技巧的水平。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苏维埃人作为文学注意的中心。党教导了和教导着作家了解并真实地描写党在苏联人民的各种生活和斗争中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领导作用。党教导了和教导着作家认清在苏联文学发展道路上的各种思想敌人。党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了和教育着作家。苏联作家在党的领导下，向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崇拜现代资产阶级的假文明、以及形式主义的影响进行了和进行着斗争。应该记着党在思想和艺术上所给予的这些教育，不致再在新形式下重犯老错误。
法捷耶夫接着谈到作家协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法捷耶夫认为应该从近几年来社会对作家协会工作的批评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他说：许多优秀的作家，各民族从事创作的积极分子有权利参加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但他们远未充分参与作家协会的社会的和艺术思想生活的领导。各种创作组织的工作的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吸引所有作家中的积极分子参加领导工作的情形。现在，有九十个杰出的作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拉脱维亚及其他民族的作家，组成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但作家协会全部从事创作的积极分子还要广大得多。但是在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在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领导机关实际只有比较窄小的作家圈子在工作。这并不是由于作家的积极性不够。苏联的作家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和国内政治的社会活动，联系着工厂、建设工地、集体农庄、学校、研究机关，参与苏联报刊的工作，他们写的论文和评论对于苏联的文学生活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缺点是在于作家协会，不曾吸收广大的作家参加自己的公共活动，特别是参加协会各机构的领导工作。
法捷耶夫分析造成这种缺点的三个原因：
第一、在对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教育方面，当某作家的作品遭受到社会的批评时，作家协会的各领导机构仅注意到指责作家的错误，而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任务在于，在错误讨论完毕之后继续向这个作家进行工作，并且当作家改正了错误之后，欢迎他的进步。法捷耶夫举了对卡达耶夫的作品“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批评为例。这部小说的错误是第十三届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的讨论中心。作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改写了自己的作品。作家协会没有对改写后的作品表示态度，这样似乎避开了承认卡达耶夫创作上的成就。法捷耶夫又举了卡查克维奇的小说“朋友的心”。这部小说有一些思想上的错误，遭受了作家协会主席团的批评。但这部作品的错误不能埋没这部作品的整个价值。可是没有一个出版社，连苏联作家出版社在内，出版这部作品。法捷耶夫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从思想上和艺术上教育苏联作家的主要方法。但是批评错误和缺点，这只是必需的第一步，在这以后，还应对作家进行同志般的深思熟虑的工作，把作家引导到新的创作胜利。”
第二、在对待作家的态度上，还残留着缺少专责制和平均主义的现象。法捷耶夫指出，作家应该成为本身业务的匠师，研究生活，真实地描写生活。描写人的性格、人的关系和人的冲突，是艺术的任务。描写性格的艺术才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获得的，正因如此，所以必须重视和爱护艺术中的真正匠师。法捷耶夫指出在发展艺术才能上，许多值得学习的典范极有意义。没有深刻地、经常地、长期地研究过去艺术中的伟大典范，是不可能成为文学中的匠师的。他说：“可以在作家协会内居于随便怎么高的职位，但不深刻研究与领会古典作家的典范，要成为那怕极为微小的严肃的作家也是不可能的。”应该以负责的态度爱惜艺术大师，教育青年作家学习他们的榜样。法捷耶夫提出：年长一代的作家应该和年青的同志一道写作，应该单独地、爱护地、要求严格地和他们一道工作。在青年作家中有许多极有艺术才能的人，他们今天还是“中等的”作家，但他们不断研究生活，不断工作，变成了人所共知、所喜的作家。法捷耶夫说：“青年作家同样要求对他们进行单独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对他们才能的爱和毫不容情的严格的要求结合起来。不管对年青还是年长的作家进行这种工作时，如果缺乏对个人才能的爱，缺乏必需的严格要求，只知按‘缺少专责制’和‘平均主义’的原则工作，那么只能带来害处。”
第三、一部分作家对自己的组织持冷淡态度的原因，是莫斯科和各共和国的作家协会的组织常常不采取广大群众参加共同解决创作问题的方法，却代之以行政官僚主义的方法。法捷耶夫对此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他说：“作为全苏组织的作家协会自然不可能不在自己工作的许多问题中处理许多有关组织的和行政性质的问题，而且也不能不管物质和生活中的问题。但是无疑的，思想教育和艺术教育问题、创作问题、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的问题应该成为作家协会所有组织注意的中心。当我们违背我们组织生活中最基本的民主原则的时候，当作家协会的书记处以自己代替了更广泛和更有威望的由作家选举的机关——作家协会主席团的时候，当我们已有很多年来未召开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会的时候，这是不对的。早已是提出召开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了。”
法捷耶夫谈到作家协会中的集体领导问题，他说：“我们作家协会需要真正的集体领导。协会的所有刊物、出版社和创作委员会都需要工作中的真正的委员制和消灭任何命令和行政方式的标记。只有如此，苏联作家的广大集团才会感觉到自己是协会的主人，作家协会和它所属各机关的工作才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必须记着：作家协会的工作意义不是在陪审官席上裁判裁判，而是促进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创作的讨论和研究的意义，不在于讨论研究，而在于它如何符合创作优秀艺术作品这
一主要目的。正因为如此，应该一次再次强调指出，协会的领导和其他机构，特别是它的刊物机关，应该用很大的力量对每一个作家进行个别工作。但是应当爱惜作家的时间，作家按照这种职业的意义，要写作，也必须有时间以生活的知识武装自己，进行多方面的学习。而且真正的诗——如果不论体裁，那么文艺作品也是诗——是要求有时间来深思、考虑的。”
法捷耶夫同时也批评了某些作家对作家协会的轻视态度。他说：“这些文学家们早就应该了解，在我们有组织的社会中，作家的许多困难是和自己组织的困难分不开的，把自己的精力分一部分给作家协会，比以后花费许多精力在心情难受上去，要有益得多。” 十一月五日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