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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路线照耀着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明白了为什么农民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
武昌县九尖乡乡长 何元亮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湖北省武昌县九尖乡乡长。我学习总路线学到要对农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思想就不通了。我想：农民在旧社会仇大苦深，打蒋匪时，都积极参军、交粮，农民总是站在最前头，为么事现在又要改造？后来听了领导同志的报告，又经过反覆讨论，我把这些问题和我乡农民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心里才亮堂了。先说我自己，我领导的互助组今年多打了七十多石谷子，我不但不让组员立刻卖给国家，要囤到春上卖高价，而且还欺骗银行，贷款一百万元，做了投机生意。我为么事要这样做？说句老实话，就是为了个人赚钱发财。我们乡里，一大组就有八户贫雇农卖田地，全乡有三十户暗放或明放高利贷。农民辛从斌因受天灾，生活困难，借了辛端生的二石谷，不到两年，就把一斗一升田抵给辛端生了。我乡贩卖粮食的事更普遍，干部就有十五个，群众就更用不着说了。副乡长郭德生，工作生产都不搞，专门贩黄豆、小麦、谷子。组长田土洪不搞互助组工作，做粮食生意，叫他开会搞生产，他说：“撤干部职都行，生意是要做的。”全乡囤粮卖给私商的有好几十户，乡委员凌明金囤了十五石谷子，叫他卖给合作社，他不同意，最后还是卖给了私商。乡里请长工的也不少，青年团员、互助组长凌明益也不好好领导互助组，常请工为他耕种。许多农民都整天做自己如何发财的梦。假使让他们这样发展下去，那大多数农民就会卖田卖房，妻离子散，过痛苦受难的日子，少数人又会变成新的地主和富农，专靠剥削为生。从发展生产上来看，现在的农村田地分散，工具落后，技术又低，也很难战胜自然灾害。这样的小农经济，如不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生产，不改进技术和农具，生产就不能更提高，这不但不能使全国农民过富裕的生活，而且也不能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要。我懂得这些道理以后，才深深认识到农民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农业非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可了。
我现在已经懂得了国家总路线的道理了，但是自己懂还不算，还要回乡好好宣传，教育农民走互助合作、社会主义的道路。我要首先作个榜样，把余粮卖给国家，并且要发动互助组员和全村农民，都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 （曹炎义记）
总路线学习把俺组引上了正路
舞阳县王楼乡互助组副组长 曹振生
我觉得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是很必要的。现在不少农民有这种思想。俺们互助组的组员，也有这种思想。
我是河南舞阳县王楼乡一个互助组的副组长。俺组十二户，三十八个劳动力，种二百零八亩地。因为劳力多，土地少，所以我组对副业生产很重视。过去由于农、副业生产搞得较好，我组被县里评为模范互助组。
今年二月，俺区副区长张同生领导俺们把土地入了股，牲口合了槽。后来，俺们又扩大了油坊的经营范围。找了五个油贩，专管卖油、买芝麻，组里光搞加工。在报税方面，俺们给税局干部说：“我们每打一次油，只打六十二斤油，出油饼七十二斤，按税率标准，应纳所得税和营业税共四万三千元，保证按月交付。”实际上，每次打油九十六斤。有的组员说：“咱的税不缴够行吗？”可是别的组员说：“咱们是模范组，少缴点不要紧。”到今年九月，税局同志才查出俺组二十七个月共漏税两千零八十万元（已补缴二百万元）。
偷税、漏税是不法资本家破坏国家税收政策的行为，俺们不知不觉地沾染上啦。俺们这样做，还影响了本村其他四个油坊漏税五千万元，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损失。而国家的收入从来都是用来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
另一方面，俺们打油用的芝麻，是通过小贩用高价收购的：供销合作社收购的牌价是六万三千四百元一斗（四十斤），俺们掏了七万元到八万元，破坏了国家的价格政策，使供销合作社买不到芝麻。这样，不但使大家吃亏，自己也要吃亏。
漏税被查出以后，有的组员说：“好啦，这一弄咱的组叫政府给搞垮台啦。”组长曹中兴觉着漏税太丢人，哭了两天。我自己也想着：往后没干头啦。
学习了总路线以后，才知道资本主义道路是条错路。是痛苦的路，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政府查出俺组漏税，决不是“把俺组给搞垮台”，而是把俺组引上了正路。我想：俺们互助组真不应该做出这样的犯法事，俺也真对不起共产党、毛主席。今后一定要动员组员好好学习总路线，使组员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害处，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为了建设国家，改善生活，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我现在的好日子从那里来的
平舆县李邦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 李金堂
我是河南省平舆县李邦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今年秋后，我心中时常盘算着：明年粮食一定涨价，得设法存点粮食。就把隔河太远不想经营的四亩地卖了四百万元，人家给的是八斗芝麻、三石豆子和一石麦子，另外还有一百四十万元，还欠我四、五十万元。我想这可不怕了。明年春天借给谁一斗豆子，麦后他还不还给一斗麦子？这一来，我就不想领导合作社了，觉着那没有单干得法。我手中的一百四十多万元，也准备买成粮食放着。
经过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我有一夜就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以前过的是啥日子，现在的好日子从那里来的？我从前少地缺房，给地主当了八年佃户；土地改革后，分了地，我当选了镇长。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我怎能这样翻身过好日子！在这次学习以后，我才知道我过去的那些打算是错误的。我回去，决心把社领导好，把我多余的一千二百斤粮食卖给国家，把卖的钱和手中暂时用不着的百余万元都储存到银行里，将来用在扩大再生产。我还要耐心说服社员和群众，把余粮和工业原料卖给国家；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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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不让粮食投机商再来喝我们的血
本报记者 林韦
土地改革的时候，农民都诉说自己受地主剥削的苦。这次讨论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卖余粮给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又看到农民普遍诉说自己受粮食投机商剥削的苦。农民有充分的生活经验使自己认识封建主义是一种深重的灾难，也有充分的生活经验使他们认识资本主义是同样深重的灾难。一切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应该确信：过去农民能够在反封建的旗帜下自觉地行动起来，现在也能够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号召下自觉地行动起来，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使国家能顺利达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实现社会主义。
这儿举河北通县四合庄村为例。这个村有九十九户农民，他们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热烈拥护的。但在最初提出卖余粮给国家的时候，也曾有过不少顾虑。他们不知道国家买了粮食会不会使农民在急需食粮时（如遭了灾）买不到，发生饥荒；或者粮价和物价发生波动，使农民吃亏。经过上级讲解和自己讨论，农民回忆了自己在粮食问题上和人民政府发生过的关系，和粮食投机商发生过的关系。这一回忆，使农民从根本上清醒过来，自觉起来了。在旧社会，农民和粮商发生的关系，比和地主发生的关系更频繁，更普遍。为了买穿的，买用的，偿还债务和各种花费，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要卖粮食。而卖粮食的过程，也正是粮商掠夺农民的过程。许多农民回忆说：秋收一下来，农民都急着卖粮用钱。车拉的、驴驮的、肩挑的，好容易把粮食弄到通县城。可是粮商一看农民都急着卖，就把两手一袖，头一歪，硬说粮食现在没销路，不值钱，故意假装不买。农民没办法，只好央求他们。然后他们就像“行善”似的，以相当原价四分之三、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的低价把粮食买去。明明昨天粮价还是十二万元，今天一下就落到十万、八万、七万元。农民谈起这些，就形成自然的诉苦：“那时节，真是天罗地网，逃也逃不掉，避也避不开。明知人家在喝咱的血，可是急着用钱，有什么法子！不在通县卖，弄到北京也是一样。今天不卖，明天也许更不值钱。上一次市，人要吃，牲口要喂，盘缠也贴不起啊！”“奸商们不只是在价钱上坑咱，斗上也还要坑咱！带一石粮食进城，害怕不够斗，事先就添了几大把；可是叫奸商们一过斗，准得差好几升。这个抓一把搓搓，那个捧一把看看，在咱家像宝贝似的，到人家手里就像粪土一样，撒得满地都是粮食！咱心疼，人家可高兴，人家有专人拿扫把扫土粮。”“卖了粮食去买东西的时候，又反过来了。商人们说：‘布现在缺得很，贵贱买不到。’明明是一万元的布，咱一去就成了一万二，一万三。买煤油也是一样。”“过了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农民缺粮食，又要去市场买。可是，昨天十二万就能买到，今天十三万、十四万也不一定买得到了。”“天旱了，雨涝了，眼看要遭灾了，这时节，粮价不是一成两成的涨，而是一倍两倍的涨了。农民用自己血汗生产的粮食，落在奸商手里，现在就要反过来制农民的死命了。”许多农民还举了今年秋买麦种问题为例。眼看要种麦了，好些人家要买麦种。政府拨麦种迟了一步，奸商们就把夏天两万多元一斗从农民手里买的小麦，一下提到四万多元一斗。诉说的人说：“要不是政府后来赶快拨麦种来，麦价不但平不下来，而且还得涨。不知道会坑咱多少钱！有的人家已经跟粮商说好四万多元买了一斗，去拿时，粮商又不卖了。”
谈到农民缺粮时的情形，农民张树轩叙述了自己的遭遇。他家本来有十六亩地，一九四六年春间没粮食吃，也没钱买，向粮商借了五石粮，一石粮利钱四斗，到秋后连本带利该还七石。还不起，只付了两石利息。第二年春天粮食不够吃，又借了三石，一共欠八石。到秋后该还十一石多。逼的不行，咬咬牙卖了五亩地。卖下粮食还没进家，就还人还完了。下一年还是没吃的，国民党又加了税。没办法，又卖了六亩。“眼看活不下去了，”他激昂地说，“谢天谢地，共产党来了！解放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我连骨头也给奸商们吸干了！”
许多农民证明：那时候粮商们用粮食高利贷把农民榨得一年赶不上一年，卖房卖地、以至倾家荡产、出去当雇工、卖苦力的，多得很，只是没有统计罢了。粮食利息，四斗并不算最高，还有四斗半、五斗的。
农民现在还不完全明白“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已经懂得：如果让奸商把粮食市场和其他市场完全操纵起来，掌握起来，会给农民带来多么深的痛苦和灾难。
谈过去，自然也就联系到现在，联系到人民政府。四合庄的农民都记得：一九四九年遭了灾，一九五○年春荒，许多人家缺吃的。但是，专门“趁农民之危”来发横财的粮商这回没有能伸展他们的血手，人民政府的无利贷粮拨来二万八千斤，一户几乎可以平均吃到两石。和粮商的四成利息相比，光这一笔贷粮，农民就省了一万一千二百斤利息。而且自那年起，粮商就再也不能操纵粮价了，其他物价也平稳了，农民再不会被奸商左一刀，右一刀的剐，反一层，正一层的剥了。
四合庄农民有五十八户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这些社员们对人民政府的政策了解得更深。他们在讨论办社为什么能增产时一致提到：“合作社有许多优越性；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牲口贷款（一千八百万元）和生产投资（五千多万元），我们就有许多困难没法解决。”
可是，政府要平稳粮价和物价，保证农民（也保证市民）不受奸商的剥削和掠夺，保证能在农民缺粮时以合理的价钱充分供应农民，或贷给农民，它必须手里有粮啊！于是农民自己得出了结论：
“应该把余粮卖给国家，让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绝对不能再让奸商把粮食拿去，反过来整我们！决不能让粮食投机商再来喝我们的血！”
国家的政策，就这样变成了农民的口号，在村里喊得震天响，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行动力量。这以前，他们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的国家联结在一起，但他们还没有完全自觉到这一点。现在，他们自觉起来了，他们主动地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自己的国家，要用积极的行动来支援自己的国家了。这个村的九十九户农民中，七十五户有余粮，共约六万斤。经过十一月下半月的酝酿、讨论，现在把五万多斤集中地一次卖给了国家。他们对国家的建设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
农民卖余粮给国家的思想基础，自然并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奸商的剥削。从总路线的宣传和讨论中，他们已经知道国家将来要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知道在“有土地、有牲口、吃饱穿暖”的幸福生活之外，还可以有更幸福的生活——机器种地，电灯电话过日子。国家要掌握粮食，也正是为了有力量去建设工业，使农民将来都过这样的幸福生活。在讨论国家和人民的这种美丽的社会主义前景时，农民中沸腾起一种追求和前进的狂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喊声到处响起来。年轻人说：
“赶快学文化，将来开拖拉机！”老年人说：“走得快一点，咱们也还赶得上！”“赶不上也不要紧，孩子们能赶上就行了。人们还不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后代！”合作社的社员们说：“咱算走对了，咱已经入了门了。”原来有个别想退社的，不退了。不在社的，开始考虑自己也要入社。有的已经正式提出申请。社员们除了自吃，有将近三万斤余粮（属于三十四户），统统一次卖给了国家。副社长李文奇一户卖出三千多斤，社员陈富生一户卖出两千多斤。卖出余粮，他们马上就开始讨论合作社扩大再生产的计划了。他们说：“我们要用粮食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不能让粮食睡觉！我们也要用卖得的钱扩大再生产，不能让钱睡觉！”讨论到本村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优越条件——平原地，靠近北京，靠近双桥国营农场，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候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浮起了欣慰的笑。他们都认为四合庄的农业机械化会来得比较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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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行政委员会检查增产节约运动进展情况
全区工农商业增产节约成绩显著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自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底，连续举行了六次行政会议，检查所属各业务部门增产节约运动的进展情况，布置今后工作，以推动增产节约运动更深入地向前发展。
检查情况说明：由于增产节约运动深入人心，广大职工的积极行动以及由于竞赛与改进企业管理相结合的结果，华北全区各系统的增产节约成绩很大。工业方面：国营厂矿九月份完成产值计划百分之一百零五点六，十月份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六。至十月底止，全区国营、地方国营工业累计完成全年国家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六以上；有少数单位已完成全年计划。全区工业、交通运输业至年底将可增加上缴利润一万五千亿元。这次运动的广泛性和全面性是空前的。不仅较大的国营厂矿发动了竞赛，而且地方国营的小厂矿及部分私营厂矿也发动了竞赛。百分之七、八十的小组都订了小组竞赛计划。其中计划具体、措施得当、又能及时检查的小组约占百分之三、四十。许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订了个人计划，保证了小组计划的完成。通过这次竞赛运动，大大地改进了企业管理工作；推广先进经验和执行苏联专家建议有显著成绩；职工中也出现了很多关于改进技术的宝贵意见。如石景山钢铁厂根据苏联先进经验，采取“炉外脱硫”、
“均热炉渣”洗炉等办法，九月份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八点六。其他如制粉、酿酒、榨油等等行业都有新的创造。在竞赛中各地都组织了经验交流会，推广先进经验。如华北地方工业局召开了制粉、造纸经验交流会，山西召开了煤矿快速掘进、安全生产及作业计划经验交流会，河北召开了榨油先进经验交流会，还发动了厂际竞赛，天津某地组织了同工种竞赛，都取得很显著的成效。
基本建设方面：截至十月底，全区已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八十四。除一部分需要有计划地变成跨年度工程外，估计今年可完成任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一般工程质量都有改进。在竞赛中，进一步开展了责任制运动，推广了先进经验，提高了劳动效率。华北直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一工区白铁工人创造偏铁立方搬子，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二百，天津浦口道工人创造钢筋拉直器，效率提高了二十倍。北京、天津、太原、唐山四个市的建筑工程效率一般都提高了百分之十四到六十。建筑工程中厉行节约的主要关键在于设计，华北建筑工程局组织了大批设计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了设计质量检查，仅据六个工地的统计，在不影响质量的条件下，改变了不合理的设计约可节约六十亿元。通过现场检查，以具体生动的事实教育了设计人员，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
农业方面：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着重贯彻了增产粮食的方针，并抓紧了“三秋”工作的领导。全区已完成冬小麦播种工作，截至十一月初统计，较一九五二年增加播种面积达一千零九十三万多亩，并贯彻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针和措施，为明年小麦增产打下了基础。
国营商业系统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扩大了卖钱额，改善了经营管理。天津交电采购供应站，对九种主要产品提出四快（快接、快验、快垛、快运）的要求，采用了“随拆、随验、随发”的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山西榆次花纱布公司召开县社、基层社业务人员座谈会，并邀请他们参观仓库，三天就售出六千四百四十八匹布，总值十九亿四千万元。还签订了明年定期收购的协议。
在节约方面：全区各业务部门都根据紧缩开支的精神，削减了可以推迟或可以不办的事业费。农林水利方面紧缩了六百亿元。文教系统卫生局削减了五百五十多亿元，教育局削减了三百九十多亿元，文化局削减了一百八十多亿元。
但是运动发展还是不够平衡的。例如有的厂矿职工发动得还不充分；有的厂矿还没有抓住中心环节或缺乏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少数厂矿因供销困难或管理混乱，还没有很好地展开竞赛；某些厂矿还发生事故增多、质量降低及突击任务等现象。商业系统增产节约运动发展也不普遍深入，某些地区还未贯彻大力依靠和扶持合作社的精神，影响了工业品的推销；有的单位只顾想办法节约，忽视了扩大商品流转。华北行政委员会特指出，增产节约不仅是今年的任务，同时也是长期的工作，因此应把增产节约的精神贯彻到一九五四年计划以至五年计划中去，以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为此要求所属各业务部门，必须继续加强具体领导，采取有效措施，使运动更深入一步，保证完成今年的增产节约任务。并具体要求各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并在竞赛中切实为明年第一季度生产做好准备工作，务使明年第一季度生产不低于今年第四季度的生产水平。基本建设单位除抓紧时间在保证质量的原则下努力完成计划外，还必须认真总结今年的经验，并通过冬训提高基层干部、技术工人的政治和技术水平，为明年的基本建设做好准备工作。农业方面除继续贯彻农业生产是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以外，还必须抓紧冬季生产（灾区是生产自救）和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注意提高耕作技术，解决农具特别是小农具的供应问题，并着重解决肥料问题，以增加生产，积累资金，支援工业。全区国营商业必须继续贯彻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第四季度的购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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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门市部两个样子
刘法中 栾学彦
邯郸城里一条热闹的街上，有一个百货商店的第二门市部，还有一个消费合作社第一门市部。这两个门市部虽然都在一条街上，可是经营的情况却并不一样。合作社的门市部虽然经营的品种不多，门面不大，但顾客多，大家愿意到合作社去买货；百货商店的第二门市部虽然排场挺大，人多货多，但是顾客到这里买货的不像到合作社买货的那样多。
问题在那里呢？让我们先摆一下两个门市部的实际情况：
百货商店第二门市部的工作人员共二十二人，其中有主任二人、会计、出纳、警卫各一人，其余是各组的营业员。他们经营着九百二十种商品；第三季度的销货额是七亿七千余万元，每人每日平均销货额是三十八万多元；每日营业时间十小时，从早九时到晚七时。
合作社第一门市部的工作人员仅六个人，经营着四百二十种商品，第三季度销货额是六亿五千余万元，每人每日平均卖钱额一百一十一万多元，从劳动效率看，比百货商店第二门市部高二倍多。这个六个人的合作社门市部，很早以前就实行了连带上班制，星期天不休息，每天抽一人轮流休息；并根据当地经营的规律，中午休息两小时，晚上延长营业时间至八时半。
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那么，主要原因何在呢？
顾客们愿意到合作社第一门市部去买货，主要是营业员对顾客的服务态度好，耐心招待、解释。合作社的营业员说：过去我们对社员常常是问啥给啥，现在我们不用问就主动介绍商品，尽量让他们挑选商品，不怕麻烦。来买东西的社员，有的不一定要买啥，只要我们耐心解释，替他拿主意，就能把货卖了。因此该门市部常常是挤不动。百货商店第二门市部却不是这样，顾客到门市部来买货，营业员不热情招待，等顾客说：“同志拿绒衣看看。”营业员一声不啃把绒衣放在柜台上，等顾客反覆挑检后说：“再拿一件换换”，营业员就说：“有毛病没有，有毛病和你换，没毛病你得要”，结果顾客没有买货空着手走了。所以群众反映：到百货公司买货比私商价钱便宜，可是不能挑选。到百货公司买货挑换两次就不敢再叫换了，买不到称心货。难怪合作社门市部只三间，商品品种少，但顾客很挤；百货公司门市部有十间，窗户盖着雨搭，商品不少，就是没人进去，很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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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听共产党的话吃了亏
赵开元 说
我老汉叫赵开元，今年六十一岁，是山西交城二区姬家庄人。种的三十多垧地，今年收成还不错，打了粮食三十二口袋，全家人都高兴。孩子们都对我说：“爹！现在国家收购粮食哩！把咱的余粮卖给咱村供销社，给我们缝上一身新衣裳穿！”当时我觉得孩子们说得对，天也冷啦！应该给孩子们穿上几件。粗粗的估计了一下，准备要粜绿豆三百斤，换些布来。
当时，供销社挂出了粮食牌价：“中等绿豆每斤九百九十元”，区、乡干部也宣传什么“余粮卖给国家，防止投机商人剥削……”。听了这样宣传后，我心里想：大概粮食价钱要涨啦！甚不甚等上几天再说。又想咱这山庄小村，粮价定的太低，要卖也城里去，好来落它个好价钱。啊！老脑筋就拿了这套错主意。
一天早晨，我儿子和我商量，要我把粮食粜到供销社。我不只不同意，还把他批评了一气。我说：“你看这局势，卖粮的人很多，等上几天涨了价卖到城里，可不是能多卖几万元吗？真是冒失鬼！”他要粜，我不粜，俺父子俩为此还顶了一气嘴。但是小腿总拗不过大腿，因为家里是我主事，最后他别气走了。过了两天，俺父子们吵架的事被村里人都知道了。我到街上，有的人就劝我还是卖给供销社好；但有一些和我一样的老年人，他们也同意让我去城里一趟。又过了一天，遇上我村民兵文书王世英，他劝我卖到供销社，他说：“赵大爷！粮价是不会涨的！咱们收购粮食，就是为的稳定市场物价，支援工业建设，你把你的三百斤绿豆卖到供销社，要是你再给供销社往城里送三百斤，一回还能赚脚价六万元，这样，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他虽然这样说，我怕是干部哄我，还是拿定主意进城卖。并对王世英说：“死也要死在交城哩！”人家没理我就走开了。
第二天一早，吃了口饭，我老婆帮我把三百斤绿豆抬到驴背上，就一直往城里走。我村离城有一百里远，紧紧走了一天才到了。第二天正赶上赶集，我就把粮食搬到市场上，开始访问价格，我心里本来想多卖些钱，但是一直跑了几处，都是一个牌价。一直等到下午，还是那一样价。这时我就开始作难起来，该卖呢？还是再等上一天呢？等吧！直等到第二天，还是那一样价，没落也没涨。共住了三天，店钱花了不少，心里又估计家里的秋翻地，反正等不上高价，最后只好卖了。卖了粮拿上钱又买了些青白布，就往回走。
前前后后在城里误了四天，一路子跑得两腿直痛。回来以后，我儿子看见我不高兴，也没和我多说，这一次实在不乐意。我在家里，又把王世英原来劝我的那一段话，想了一遍，算了算账，光受罪不说，连盘费总的吃亏三万五千元。这还不算，买回的布，和供销社的布一比，价钱倒是差不多，材料和人家差得可远哩！供销社主任问我：“从合作社里买的吗？”我一想，不是，从私人家买的。大家一笑，我的脸也红了，可不，这又吃了亏了。再说村里的人，一部分人是笑我，原来和我一样等高价的人是：一见我吃了亏他们也就死心踏地啦！一个邻家叫康有吉的，第二天就把三百多斤粮，卖给了供销社，别人家也就不再到城里去啦！
为什么我要吃亏哩？主要是怨我不听共产党的话，不相信国家的粮食价格，又想等高价，所以就要吃亏，现在正在国家收购粮食的时候，我劝大家绝不要跟我原来的做法走。（燕居谦、邢永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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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展览会教育思想认识提高
灌阳县第一区农民踊跃卖粮
广西省灌阳县第一区运用展览会的方式，向农民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
灌阳县第一区从十一月十三日开始，对各乡积极分子及重点组农民运用展览会进行了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宣传教育。参观展览会的农民非常踊跃。如在龙中乡唐家组展出时，全组三百三十一人，到会的近三百人；农民在会场上自动维持秩序，静心听工作干部的宣传解释。
看过展览会后，农民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首先是认清了国家工业建设对农民的好处，认清了工人和农民的亲密的关系。如龙中乡农民孙汝甫看过展览后说：“工人和农民谁也离不了谁。我们靠工人卖给我们布匹、化学肥料等，工人需要我们把粮食卖给他们。解放后工业品价格年年降低，我们把余粮卖给国家，工人就能多供给我们些好东西，价格还会更便宜。”第二、认识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如龙中乡展出的图画和幻灯片里，画着该乡农民苏白清被日寇毒打、锯死的情景。这引起了参观者的惨痛的回忆。唐荣易想起母亲、姐姐被日寇强奸等情形后，沉痛地说：“唉呀，你生产再多，没有强大的国家都是空的！”他下定决心，把余粮卖给国家，保证巩固国防。第三、认识了国家掌握粮食对保证供应、稳定物价的重要作用。展览会上有一幅画，画着解放前仁合乡地主范安珍收了许多租谷，眼望着农民没钱买粮挨饿吃树叶，他却放火烧了两大仓稻谷。一个老太婆看了这幅画后对工作干部说：“同志，这个展览会讲得实在对。解放前，一九四七年那一年，大人饿得发慌，小孩又哭又闹，真难过啊！今年六月天旱那么久，要不是政府掌握粮食，怕早就有好多人饿死了！”叶官乡举行展览会后，许多农民说：粮食一定要让国家掌握，绝不能让囤粮的家伙用高价或高利来剥削我们！第四、认识到应该积极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增产节约，把大量余粮卖给国家。各乡的展览会上，都公布了重点互助组产量增加的情况和节约卖粮的计划。如龙中乡展览会上公布了唐祖贤互助组六户农民，今年增产稻谷二千三百四十斤、荞麦六百斤；他们除早已卖出的一千八百斤粮食外，计划还卖一千六百斤稻谷。这些互助组的典型事例，使参观者认识了互助合作的好处，并推动广大农民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仅叶官乡二十三个积极分子，就卖粮一万二千三百多斤。
受到展览会教育的农民，纷纷卖粮，支援国家建设。到十一月二十日止，全区收购稻谷达十五万九千多斤，另外还有七万六千多斤，农民已订入卖粮计划，即将卖给国家。
目前，中共灌阳县第一区委会正准备根据人民日报“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社论的精神，把展览会的内容加以修改、充实，并准备多制造几套，以便深入各乡、各村进行展览。（中共灌阳县第一区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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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区国营百货系统组织库存交流
加强农村供应扩大城市推销
东北区国营百货系统在十月下旬组织了一次全区性的库存积压物资交流调剂工作。在这次交流会上，各省市批发站相互调剂了价值四百五十四亿元的商品，使在一地区不适销或过多的积压货调到另一个适销的地区，减少了资金占压；同时也发挥了库存商品的作用，以配合购粮保证供应。
各地国营百货公司由于进货、调拨和组织加工中都存在某些盲目性，所以各地库存中约有十分之一是不适销的。但是，这些商品并不是根本不能销售的，其中有不少是城市需要的高档货压在农村，而农村适销的大路货却又压在城市。有的是一地多余、一地不足。譬如，热河省的两个批发站存着一批高级制图仪器，因为当地厂矿设计部门较少，所以卖不出去，而沈阳、哈尔滨却缺少这种货。沈阳批发站，从关内采购进来的一批泥壶，也因为不太适合城市需要而积压在仓库里已一年多。
根据旺季的市场需要，以及增产节约的要求，东北区百货公司组织各省市公司、批发站进行了一次地区间的库存交流。在这次会议上，将热河省国营百货公司价值二十四亿多元的高级制图仪器等商品分别调给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沈阳存的八千个泥壶拨给了白城子、绥化等农村。另外有二千打粗线袜子调给了辽西省国营百货公司。从沈阳批发站调给各地的商品总值即达一百一十三亿多元。农村地区的白城子等批发站将多余的毛料子、绸缎等调给了旅大、沈阳等地，共达六万八千多公尺。这次会议根据互相支援的精神，省市公司、批发站间也将一部分多余的好销货拿出来支持了兄弟单位的需要。譬如沈阳批发站就调给锦州批发站两千多条手推车胎和自行车胎。
目前，各省市公司、批发站间互相调剂的商品正在发运。由沈阳运到锦州的手推车胎已经开始摆在商店里出售。由南部地区调剂给黑龙江、松江两产粮地区的商品，也正在陆续运送中。（李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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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密切联系农村合作社的国营百货批发商店
陈际云
中国百货公司辽西省梨树县公司批发商店的全体职工，由于认识了配合购粮的重大意义，明确地认识了只有依靠合作社才能满足农村需要，在十月初学习了中国百货公司凤城县公司孙芳芝联系合作社的经验，密切了与合作社的联系。他们首先体会到合作社采购员的困难是上街七处跑——跑粮食、煤建、专卖、百货公司，再加上跑县社、银行、税务局，因而提出：尽一切可能给合作社以方便的口号。合作社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卖。有一次六区小城子社晚九点来商店买货，虽然商店早已下班，但营业员潘凤义还是热心招待，耐心介绍商品，合作社买去了一千四百多万元商品。现在合作社采购员来时，把买货单交给商店后，就去办其他的事，午后来取货时，商店早已把票开好、货包装好，还帮助装好车，就能当天返回合作社。如果当天不能回去，商店就招待他们住宿。因而合作社采购员都很满意。
不仅如此，商店工作人员还深入合作社了解销、存情况，帮助解决积压问题。如商店主任到柳树营子合作社看到该社积压着吉士和口得意牙膏、木板镜子、白线手套、枕巾、味素以及各种青布等不少不适销的商品，就设法调剂给城内合作社；又把九区四村合作社积压的根本不能卖的乒乓球、球拍等商品调剂给别的单位。因而柳树营子合作社主任说：“这回我们资金占压少了，可以多买些适销商品。”当时就到批发商店买去条格、青、白布五十三匹，狗皮帽子、棉胶鞋等四十余种，总值二千五百多万元的农村适销商品。
商店内有的营业员很热情，在休息日或营业不忙时，去帮助城内合作社卖货，这样既增加了合作社的营业额，又扩大了合作社的经营品种。如潘凤义、卢凤祥在自己休息日去帮助中心合作社卖货，发现该社只有三双号码不全的单胶鞋，当时正有顾客要买，都不合脚，卢凤祥就叫该社营业员到批发商店去取来球鞋六双、长五眼胶鞋六双，当天就卖光。第二天该社又拿去了二打半胶鞋。由于卢凤祥的帮助，该社新增加适季商品三十余种，百货类卖钱额亦由过去每天卖一百万元提高到每天平均卖三百余万元。此外还帮助他们建立了柜台登记制度，把老乡需要而合作社没有的商品都记在本子上，当天记下的商品，当晚就帮助他们作计划，第二天就进了货。通过这些实际例子，也教育了合作社，正如中心社王主任说：“商店动员我们取冬货，我老认为早呢，还没到时候，这回可知道了。”
商店在商品分配上，过去只照顾城市合作社，因而有些数量较少的商品乡村社就摊不着经营。自第四季度以来，商店职工认识到满足丰收后农村的需要的重大意义，改变过去的分配方法为“适合农村的尽量满足农村社”，因而农村合作社普遍称好。像有一次商店来了一批“丰年乐”白布，农村合作社都需要，虽然来的数量不多，商店还是给每个农村合作社留一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梨树县国营百货商店除了半月发送一次商品目录到基层社外，还用布截成条贴成样本，发给基层合作社作为进货参考，并与不少重点合作社营业员建立了通讯关系，随时了解农民需要情况。
正因为这样，商店营业额逐渐上升，超额完成十月份推销计划百分之十点二（按季度计划百分之四十计算），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农村市场供应得以满足。现在商店全体职工正满怀信心地为保证超额完成第四季度计划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