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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
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各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已自十二月一日起进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学习。
最近三个月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参加理论学习的高、中级组同志都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第九章。有个别单位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时，曾结合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路线的学习。这对目前的总路线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对这一次学习作了如下的规定：学习的目的，在于使全体工作人员，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有明确的了解。在学习中必须结合各机关的实际情况，对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进行批判，从而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思想和工作水平。因此，原参加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的同志，都应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的基础上，认真阅读指定的文件，并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讨论。对初级组的同志，各机关应组织有关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组织他们结合“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第一、二、三章进行学习。对参加文化学习的同志，则由各机关指定专人作若干次有关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通俗讲课，并组织大家进行讨论。
为了更好地进行学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由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作了学习动员报告。杨尚昆同志在报告中阐明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有关这方面的各个政策问题。他号召到会的党员干部，努力地认真地学习总路线，依照总路线的精神去进行工作，并随时随地向群众作宣传；在学习中结合文件检查和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目前，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都已根据党委的计划，作了具体的布置，并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总路线的学习。为了使同志们更好地领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于十二月五日举办了一次学习报告大会，请廖鲁言同志作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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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安徽两省各级干部
向广大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
河南、安徽两省各级干部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普遍提高，目前各地干部正向广大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
河南省自十月份起，省、专区、县及区、乡各级干部即开始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全省一百十七个县都召开了区、乡干部扩大会议，并有九十八个县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参加学习的干部，都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安徽省六十八个县在十一月下半月，也普遍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传达和学习了总路线。
河南、安徽各地干部在学习总路线中，澄清了对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各种糊涂观念，明确认识了必需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河南各县干部在学习中，批判了只看到农民的眼前利益，而忽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有些干部检查到在土地改革后对农民所表现的个体经济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平列看待的错误，把农村中的借贷、雇工等自由和互助合作运动同等提倡；并在工作中将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的道理片面理解，而放松了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安徽省许多县的干部在学习中，检查出过去只看到农村面貌越变越新，而对个别农民买卖土地，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原因认识不清，现在才知道这是小农经济盲目自发势力的表现。要克服这种盲目自发势力，只有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加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另外，有些干部在认识了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之后，踊跃地将自己家中的余粮卖给国家，当涂县就有二百五十多名干部在学习中，自动报名将家中的余粮卖给国家。
目前，河南、安徽经过学习的各级干部，正向农民广泛进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河南省各个乡现正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大会和各种活动分子会议，进行总路线的传达和学习。这些会议结束后，向农民大张旗鼓的宣传运动，就将在全省农村中展开。安徽省参加学习的干部，现在也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向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宿县西北乡的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五十多个互助组在干部领导学习了总路线后，都表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做好冬季生产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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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安森向漠视国家财产的官僚主义者坚持斗争
使三千多吨钢梁没有遭到损失
今年四月间，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人民监察室根据新建铁道工程总局武汉大桥工程局长沙修配厂
（原广州铁路管理局工务处长沙工务修配厂，以下简称修配厂）油漆车间工长刘安森来信检举材料，派出工作组检查了修配厂、多余物资委员会等单位领导干部不重视职工合理化建议，听任大批钢梁露天锈蚀的事件。这一事件已经处理完毕，有关失职人员已分别受到处分；刘安森因为爱护国家财产，积极向上级提出建议，使价值数百亿元的三千多吨钢梁未被锈坏，在九月二十八日铁道部发出的部令中受到表扬。
解放后，广州铁路管理局等部门陆续在修配厂存放了三千多吨钢梁，这些钢梁大部分都是没有用过的。但是，修配厂领导干部却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这批财产，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泥土上、水洼里，任它风吹雨打，钢梁很快地就生了两三分厚的锈。该厂领导干部虽然每天都看见钢梁在被锈蚀，却都不在意，不积极设法加以保管。一九五一年年底，刘安森从衡阳工务修理厂调到修配厂来，第一眼就看见了这批被严重锈蚀着的钢梁，感到无限痛心。一九五二年一月间，他就积极地向厂长提出意见，要求油漆这批钢梁，好好加以保养。厂长把这个意见反映给原衡阳铁路管理局工务处，要他们转报上级批示。
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刘安森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恰好原衡阳铁路管理局郭维城局长在三月间来到厂里，他决心要把这个意见当面告诉郭局长。但他又想：“算了吧，郭局长事情这么忙，他能管得了这些事情吗？”可是，他再看钢梁，上面的锈一层一层地厚起来，用手一抓，锈就一块一块地往下掉，他难过极了，勇气又上来了，终于告诉了郭局长，接着又给郭局长写了一封书面的建议。不久，郭局长来了回信，告诉他已叫材料处准备油漆，局里也通知他们做计划。
八月间，刘安森做好了整理钢梁的预算计划，满心高兴地送了上去。计划到了原衡阳铁路管理局，经过工务处审查，由多余物资委员会报告了铁道部。十一月上旬，铁道部指示油漆费用在处理定量外材料业务费内开支。但是，多余物资委员会的负责人潘世宁和秘书林荷达却不愿在业务费内“往外”拿钱，他们没有通知工务处，也不向上级请示，就把公文积压下来。曾经审核过预算的工务处，也没有追问这件事铁道部批了没有，做预算的修配厂自己预算出了门，就认为“完了责任”，也再不催问。
公文被积压下来，钢梁仍然任风吹雨打，锈越来越厉害，配件也残缺不全了。刘安森眼睁睁地盼望着消息，直到今年二月间，眼看这批钢梁只要再锈得严重些，就将不合规格而变成废品了。他十分焦急。他记得在支援荆江分洪工程做黄山头节制闸时，听说一块六公尺长、一公尺半宽的钢板就要两千多万元，这三千多吨钢梁要值多少钱呢！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挽救这批钢梁。于是，他给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批评了领导上长期不解决钢梁问题，漠视人民财产的官僚主义态度，要求铁道部赶快解决。他确信滕部长一定会支持他的。果然，不久铁道部人民监察室就给他回了信，告诉他很快就处理这件事，接着便派人来进行了调查，被积压了五个多月的批示才被查了出来。
今年六月一日，钢梁整理工作终于开始了。刘安森高兴得不得了，在钢梁整理工作中，刘安森又开动脑筋创造了蒸馏加热法和绞漆机，利用了废料（油漆）一万一千八百公斤，为国家节约了一亿六千多万元。全体工人也都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前十四天完成了整理任务，同时质量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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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的成就
陈叔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经过二十一天的热烈紧张的会议，已经在十一月十二日胜利闭幕了。这是全国工商业者继去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后空前未有的盛会，也是对于全国私营工商业者的团结和教育，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大会。
这次大会的特点是：
首先，这次大会是正当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全国人民指示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时候召开的。大会环绕着总路线和总任务进行讨论，明确了私营工商业的前途，指引了私营工商业者努力的方向。特别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李维汉副主任的讲话，作了深入而详尽地阐述，指示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其次，全体代表按大行政区及西藏区分别组成代表团，国外华侨也组成了代表团，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团，领导和组织都很坚强；对于会议顺利进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这次大会充分地发挥了民主团结精神，充分自由地讨论问题，尤其在各种小组座谈当中，各代表以彻底敞开、适当分析的方法，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彼此启发帮助，使各种问题得以明确化，同时也具体化。
会议期间，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代表们听了大会上的报告，经过了小组讨论，认真而深入地学习了大会开幕辞和李副主任的指示，一般地都提高了思想认识，使这次大会获得了下列几点重大的成就：
第一、全体代表一致认识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伟大正确，表示热烈拥护，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都流露了欢欣鼓舞的心情，代表们保证遵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自愿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百年来的愿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现在我们国家，一开始即以宏大的规模，来建设工业，稳步地由落后的农业国过渡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是所有的爱国工商业者莫不感到兴奋的。
经过这次会议，代表们一致地认识到我国工业化绝对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以少数人剥削极大多数人的办法，来保证少数人的最大限度的利润，结果是发展成为垄断资本，走上经济危机、失业贫穷、战争和死亡的道路。只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所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保障我国经济的完全独立和国防的确切安全，以及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
全体代表也认识到了私营工商业的两面性。为了适应国家建设，逐步纳入国家轨道，必须克服私人资本主义消极的一面，而发挥其有利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所以，代表们多说：私营工商业者必须：“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认真学习，欢迎改造。”
这是大会的第一个重大的成就。
第二、全体代表一致认识到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是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因此一致表示自愿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积极地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经过了深入讨论，代表们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进行联系与合作的经济联盟。这种联系与合作是按照不同条件，采取各种形式，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的。按类型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区分为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低级形式的收购、经销，在商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公私合营、代购、代销、从国营企业批购并按国营企业规定价格出售等各种形式。
很多代表根据自身的经历和经验，介绍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而为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所不能具有的优点。很多代表都明确了私营工商业首先要安于合法经营，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自己创造条件，争取符合国家的需要和可能，不论工业和商业都是可以有步骤、有区别地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
这是大会的第二个重大的成就。
第三、代表们一致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私营工商业者必须把企业改造和个人改造结合起来。正如这次大会决议所指出：私营工商业者首先必须加强个人的思想和作风的改造，加强爱国守法的教育和国家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的教育。不断地和反复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切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唯有这样，私营工商业者才能逐步提高思想认识，端正经营作风，看清楚祖国远大的光明前途，认识到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道理。
这是大会的第三个重大成就。
第四、根据李维汉副主任的指示，全体代表进一步地明确认识了私营工商业开展增产节约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方向。对于国家建设来说，增产节约运动是不断改进生产，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巨大动力；对于私营工商业来说，增产节约运动更有着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清除五毒和改革企业落后状态的特殊意义。代表们一致保证：为了实现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光荣任务，私营工商业者必须在国家的计划轨道上，依据供、产、销平衡原则，积极进行增产节约，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减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产价廉物美的商品，为国家建设和供应广大人民的需要服务。
这是大会的第四个重大成就。
通过这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是一个什么组织呢？它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政策法令的组织；是代表各类工商业者特别是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的一种组织，也是私营工商业者团结、互助和进行自我改造的一种团体。今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教育全国工商业者。并使各行，各业，大、中、小户在各级工商业联合会和同业公会中各得其所、以便培养骨干，带领广大工商业者一道前进。
经过二十一天的会议，虽则讨论和学习并不完全是平衡的，但代表们都感到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爱国守法的私营工商业者是光荣的和幸福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因素，现在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有适当的工作可做。代表们都认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私营工商业者能够加强学习，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爱国守法，积极改进生产，安于合法经营，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享受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
我相信全国私营工商业者通过这次大会，将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贡献其更大的力量。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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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业科学
——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叶笃庄
为了从科学技术上帮助农民提高生产，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许多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便是其中的一个。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给农民作了一些什么事呢？和农民有些什么关系呢？
首先谈谈“六六六”吧。大家都知道，这是农业生产上的一种杀虫药剂。在一九五一年以前，我们还不会制造这种药剂，要想用，只好向外国买。一九四九年中央农业部给予了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一项任务：研究“六六六”的制造方法。经过多次的试验，终于在一九五○年把它的制造方法研究出来了。
用国产原料所制造的“六六六”，价格比进口货便宜，零点五“六六六”粉剂每斤约合小米三斤，而过去的进口货每斤约合小米八斤。这就为农业害虫的防治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过去我们完全依靠人力来捕打蝗虫，现在我们则有条件以药械来消灭蝗虫了。
有了“六六六”，紧跟着来的就是使用问题；对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害虫，必须研究出不同的使用方法。例如对于蝗虫，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蝗虫组在一九五○年就明确提出毒饵的方法，一九五一年在河北静海等地大量使用；一九五二年明确了毒饵的配合量为二点五“六六六”粉二市斤，麦麸一百市斤，水一百市斤，并在河北、山东、原平原等三省二十一个县八十万亩的大面积上施用；一九五三年施用毒饵的面积又大有增加。施用毒饵不仅可以节省药剂，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例如，一九五二年山东省无棣县第八区施用毒饵治蝗面积为二万零四百六十三亩，共用一千零十六个日工，每工可以防治二十亩；用喷粉法治了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亩，共用一千三百八十个日工，每工仅防治九亩。至于人工捕打，每个工仅能打几分地的蝗蝻。如以五个人工打一亩蝗蝻计，则毒饵可以比人工捕打节省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力。
在土蝗严重的地区，小麦保苗成了严重的问题。例如山东惠民专区，一般在秋分时播种小麦，因土蝗为害严重，麦苗多被吃掉，群众连续补种小麦有达三次以上的，有的被迫把小麦播种期延迟到霜降前后，而播种期晚，又会碰到腥黑穗病（乌麦）的为害，因此有些农民不敢种小麦了。在政府推广毒饵法以前，群众都用一根小木棍在上面钉一鞋底，来打蝗虫，效率是很低的。但是使用毒饵法之后，情形就有很大的改变了。无棣、沾化草荒附近历年不敢及时种麦的群众都说：“今后再也不怕蝗害了，我们有办法对付它，并且还能够多种麦子哩！”山东乐陵县四区张玉温想到一九四二年的蝗害：那时庄稼被吃光了，逼得出远门，两个妹妹也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今年政府发药治蝗时，他兴奋地说：“毛主席、共产党真是救命恩人！”
当然，单纯施用毒饵法并不能完全解决蝗虫问题，还必须进行准备工作和侦查工作，这是防治蝗虫的基本环节。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蝗虫组根据历年来的治蝗经验，并参照苏联的先进经验，在一九五二年提出了一套有系统的侦查制度。同时，还研究出一种马拉捕蝗器，来捕捉大面积草原上的蝗虫，解决了这些地区不适于用药或用药不经济的困难。
此外，在治蝗工作上，我们国家已开始有重点地使用飞机；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其他如动力喷粉、动力撒饵，都会逐渐地研究出来而加以应用的。
在其他农业害虫方面，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研究出用“六六六”毒饵、毒谷、拌种等方法来防治地下害虫—金针虫、蝼蛄、蛴螬，并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这对于小麦保苗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一九五○年最先提出了用向叶心（喇叭口）喷药方法来防治玉米螟（钻心虫），后经各地改进，收到了更大的效果。
关于牛瘟，是农民多年来最头疼的问题。牛瘟在我国流行了很多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不闻不问的。举个例子来说，一九三七年在川北因牛瘟就死去三万四千多头牛。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的时候，原察北地区发生了牛瘟，人民政府立刻派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原家畜防疫系的技术人员前往配合地方政府进行防治，并开始提倡大量使用牛瘟兔化疫苗，把牛瘟扑灭了。此后在华北、东北、西北、内蒙等地普遍利用了这种疫苗，给牛只进行预防注射。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的牛瘟已经控制，农民养牛，再也不必担心这种可怕的疾病了。这种疫苗不但有效，而且经济（用一只兔子就能制出供三百头牛用的疫苗）；并且经预防注射一次后，一年内决不会再得牛瘟，假如在一个地区对牛只连续进行预防注射几年，基本上就可以消灭牛瘟。
牛的气肿疽病也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家畜防疫系曾制成了气肿疽疫苗，并进行大量生产，供应内蒙、华北、华东，以至海南岛等地应用（每注射一次只需数百元）。炭疽病是牛、马、驴、骡、羊都受传染的一种严重的疫病，解放前因这种病死去的牲口不计其数，该系曾大量制造这种疫苗和血清供应华北、内蒙等地使用（每注射一次只需数百元）。解放后经过几年的预防注射，上述二种牲口病已基本可以控制了。
亚洲鸡瘟（鸡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鸡的传染病，每逢这种病流行时，甚至可以使一个村子的鸡统统死光的。家畜防疫系研究出一种疫苗，只要把这种疫苗用钢笔尖在鸡的翅膀下刺一下或在眼睛里滴一滴，就可以避免鸡瘟。河北省在一九五一年曾用这种疫苗免疫了一百多万只鸡。这对农村副业生产有很大的好处。
花生根瘤菌是种花生的农民所熟知的一种细菌肥料。如果每亩用上五钱此种肥料（只需三、四百元），一般可增产花生二十至三十斤。一九五○年曾在五万三千亩的土地上示范推广，效果良好，受到群众的欢迎。今年的使用面积，已达到六十二万亩了。
在蕃茄（西红柿）方面，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园艺系曾先后向北京郊区农民介绍了十三个品种（这些品种是从二百多个品种选育出来的）。丰台区太平桥村刘景林在一九五一年试种粉红蕃茄“七九号”
（中熟种），并一直把这个品种保持到今年。据今夏调查，在相近的栽培管理情况下，其他粉红蕃茄中熟种蕃茄每亩产量约为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到一万三千六百斤，而“七九号”的产量约为一万四千五百六十斤；如每斤按二百元计算，“七九号”每亩可多收入十九万二千元到五十六万元。在甘薯方面育成的新杂交种有“一一七号”，“一六六号”、“二八四号”等，性状优良，已可推广。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观的需要，使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今年初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率领下，组成了两支农业科学先遣部队，其中包括作物、土壤、肥料、病虫害等部门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先后进入河北省的中部和山西省的汾河流域，与当地的农业技术人员共同组成若干综合性的调查研究小组，深入农村工作，在河北省共建立了二十三个小麦研究基点，十三个棉花研究基点；在山西省也设立了六个地方工作组，分别在临汾、运城、榆次三个专区十个县二十七个村庄建立了基点工作。除了上述的麦棉农村工作组外，该所还组织了畜牧工作组、牧草工作组以及园艺工作组。这些工作组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是区域性的，另方面是综合性的。它们的任务在于通过实际问题的解决来提高理论的研究；整理农民的生产经验和研究、解决当前农业生产的问题，同时为将来合作化、机械化、草田轮作制时期所需要的巨大科学工作创造条件。一年来的工作证明了，这样做下去，不但可使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农民联系起来，而且也可使农民取得农业科学知识。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各方面帮助农民提高了生产，科学技术的帮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又仅仅是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究竟还是小农经济。这种落后的小农经济既不能使用机器、拖拉机和利用大规模的农田水利，也不能充分利用农业科学的成就和先进技术。所以农业科学工作者热烈盼望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合作化的早日完成，因为只有这样，农业科学才能更有效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也只有这样，农业科学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可靠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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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述评
必须重视职工群众的合理化建议
司马进
铁道部人民监察室根据工人刘安森来信，检查处理了新建铁路工程总局武汉大桥工程局长沙修配厂等单位领导干部漠视国家财产的事件。这一事件的正确处理，不但保护了国家财产不受损害，打击了漠视国家财产的官僚主义，并且也支持和鼓舞了群众向官僚主义者作斗争。工人刘安森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的爱护国家财产的热情，对企业管理的关怀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气概。
依靠群众办好企业，是我们管理企业的根本方法。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提高生产的源泉。几年来，由于我们在企业中依靠了广大职工群众，发挥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采纳了大大小小足以增产节约的各种合理建议，企业的经营管理才日臻完善，生产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已重视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支持了群众的创议和发明，并尽快地加以采纳和应用。不少的企业领导干部，对职工的合理化建议采取了种种不正确的态度。有些人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因循苟且，习惯于所谓“按步就班”的工作方法，满足现状。他们对职工群众苦心钻研出来的增产或节约的合理建议，不是积极地加以支持，而是以“研究研究”、“待处理”、“没有材料无法作试验”等等作为借口，抛置一旁，长期积压下来。根据各地所发现的情况，被积压的合理化建议，有长达半年、一年、二年甚至三年之久的；有的更被遗失，不知下落。有些企业单位好像重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但制订了许多繁琐累赘的手续，使一个合理化建议从登记、审查、调查、批准、处理……经过十多个过程，转来转去，久久不得实现。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不从国家长远利益着眼，吝惜些微的试验费或其他必需费用的支出，而对合理化建议置之不理。有人则把发动职工群众提出合理化建议的经常工作，误解为临时的“突击运动”，在一个时期之内，对职工的合理建议十分重视，尽量采纳，但“运动”过后，又大批积压下来。最恶劣的是那种粗暴抗拒的态度。有的企业领导干部认为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是“多此一举”，对他们是一种“额外负担”，因而不但不积极支持合理化建议，甚至反对职工钻研试验，予以多方阻难。北京新华印刷厂装订部工人贡才元提出的把订本机由人工续本改为自动续本的合理建议，被积压了三年。在这期间，他曾做过二次模型，都被领导干部丢在一旁。他在车间党政工团办公室一个角落里作第三次试验时，更被装订部的工会主席赶了出去。官僚主义者就是这样对待职工的创造发明的！以后，由于贡才元坚持向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和该厂党组织的支持，这一建议才得实现。
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职工的合理化建议，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它给国家生产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职工群众直接参加生产，有实际经验，他们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许多都是可行的，采纳和实行这些建议，对于生产，对于国家建设事业，都会发生很大作用，给国家创造或节省大量财富。旅大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在研究了一百多件被积压的合理化建议后就证明，这些建议大部分都是适用而且有很大价值的。可以想见，如果所有可行的合理化建议都能及时被采纳，对于推动国家建设将会发生多么大的作用。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合理化建议，更重要的是它打击和窒息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以后，广大职工由于觉悟的提高，都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积极生产，许多人为了改进某项生产过程，使这种改进对国家有所贡献，更刻苦钻研，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这种创造热情正是我们发展生产的原动力，应该十分珍贵和倍加爱护的。然而职工群众的这种创造活动在若干厂矿企业却遭到官僚主义者的冷淡和打击，它的结果就是使群众的创造热情降低，有些企业单位的合理化建议逐月减少正是这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在“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一文中，曾经指出这种扼杀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官僚主义的危害：“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在：它束缚群众的活力、主动性和独立自主精神，它埋没那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后备力量”。因此，打碎官僚主义的羁绊，克服对于群众合理化建议的官僚主义，并对提出合理化建议者进行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或表扬，是发扬群众智慧，发扬群众的创造热情，提高和改进生产的重要关键。要克服漠视职工合理化建议的官僚主义作风，首先应使各企业的领导干部懂得，职工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无论其价值大小，都是热爱祖国，发挥了爱国主义劳动积极性的具体表现。企业的领导干部依靠群众的这种积极性，正是管理好企业的重要方法，是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重要保证条件。企业部门的党的组织和监察部门，应当担当起保证合理化建议彻底实现的任务，对于成熟的完整的合理化建议，要督促企业的领导干部尽速实施，就是对于还不成熟的萌芽状态的合理化建议，也应当多方设法，帮助职工继续研究，直至完成。在合理化建议提出到实施的过程中，党的组织和监察部门必须实行严格的监督，向任何积压合理化建议的官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反对那种漠不关心甚至压制合理化建议的作风。事实证明，党组织和监察部门实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和有效的。甘肃省山寨煤矿对于职工的合理化建议十分不重视，大批积压，经营管理不当，长时期不能完成生产任务。这一情况经矿的监察室报告甘肃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工业厅等部门派人进行检查后，采纳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改善了管理经营，在短时期内，煤产量即较前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九。
广大职工群众，在提出合理化建议之后，不要因为暂时被积压下来而气馁、消沉，应当以不懈的斗争精神，督促合理化建议的实现；如果本企业部门的领导干部确实长期置之不理，或一再阻难，可以向上级告发，一直告发到最高领导机关。在我们的国家，任何打击群众创造性积极性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任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都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只有像刘安森一样，坚持斗争到底，自己的理想才终能实现，才有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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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人的劳动热情的颂歌
——介绍保加利亚影片“祖国的早晨”
颜浩
编剧：卡缅·卡尔契夫 导演：安东·马陵诺维奇、斯杰方·斯尔恰德齐叶夫 翻译：陈涓 保加利亚电影制片厂出品 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
保加利亚影片“祖国的早晨”，是一首青年人的劳动热情的颂歌。
影片朴素而真实地表现了保加利亚青年建设祖国的高度热情。他们踊跃报名参加工作队，争先恐后地要去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两个月的义务劳动。被批准的人被称做“幸运儿”，他们豪迈地在群众夹道欢呼中开向工地。一个钳工要参加工作队，全车间就负担他的生产定额。男女工作队员们在路上就发起了竞赛，在工地上，他们展开了优胜红旗的竞赛，悬崖绝壁在年青人的臂膀挥舞下屈服了，道路开成，堤坝筑起来了。他们向工程师担保浇完水闸基底板之后，还能赶好临时坝，保证把劳动效率提高到百分之二百。这种劳动热情在暴风雨之夜抢修临时坝，防止山洪冲毁工地时达到最高潮。青年们在雨的狂流下紧张地劳动，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水淹没的危险。几百人像一个巨人一样地一致动作。青年人已经在劳动中变成了战士，他们的勇气、毅力、信心、组织性、有效率的操作都告诉人们建设者一定会得到胜利。这是对劳动建设的壮丽的颂歌。
俄国伟大的思想家别林斯基说得好：“爱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说，要渴望祖国能成为人类的理想的体现，并尽自己的力量来促进这点。”热爱祖国的心，绝不会消极地满足现状，它一定充满了要使祖国的一切更加完美的愿望；而且一定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拿出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影片里男女青年的形象，是令人喜爱的。他们那样热诚、愉快、专心一致地从事劳动，他们那样肯定地理解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的意义。为祖国工作得好，工作得更多，已成为他们心中的支配思想。他们唱着：“在时间与空间里突击，把一世纪变成一年。……”
影片着重描写了青年学生伊凡·鲍勃契夫的进步过程。当党号召青年参加义务劳动工作队时，他正在一心想进大学去学医，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去当“苦力”浪费时间，学医可以给国家更大贡献，这才是一个人的“发展前途”。这里揭露了“专家思想”和当前工作的矛盾。这使他不能和同伴一样热情地奔向重要建设工程。后来他负气报名，在火车上和其他工作队员们格格不入，大家欢快高歌，他一个人却衣冠楚楚，怕挤，受不了一个农民青年伸到他鼻下的大葱的气味，受不了扑面的煤烟。这些刺激得他下决心中途离队，几乎下车回家。到了工地，他开头因为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持，受不了体力劳动，显得垂头丧气，小组因为他的落后总争不到红旗。他不留神受伤，就完全灰心，肯定自己不适合这样生活，想出一种有些知识分子常会拿起的理由，叫做“不要因为我连累小组”（好像是不愿影响集体，实际是把自己不算做集体里有用的一员，而且肯定了自己的无能，对克服困难没有信心）而又想回家了。这些思想和行动的细致描写，也是真实的。但他有着另一面，即光明的、向上的、可改造的一面。影片很好的全面掌握了伊凡性格的两方面。首先描写了伊凡决定自己不参加工作队时，他是苦恼的。他和父亲吵嘴后出来，在马路上无目的地溜达，四处看到动员的招贴画，听到动员的广播。朋友们又都去了，他不能不感到难堪和孤独。特别是工作队高唱着走过马路时，他虽然不去，但又感受到自己成为局外人的难过。其实并不是他和大家距离更远，而是内心矛盾更加深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能负气去报名参加。这种不巩固的热情，也就使得他曾经想从火车上悄悄离队回家。恰巧在车站上欢迎群众中，有一位穿丧服的老太太向他献了花，说他很像自己在游击队里牺牲了的儿子，要他代表她的儿子，好好地去参加建设。伊凡第一次看到人民对建设自己祖国的人是怎样热情和寄托着何等高的期望。他留下了。
影片对伊凡进步过程的描写，细致地表现了年青一代怎样在党的亲切关怀教导和革命先烈崇高品质的感召下，不断地成长。青年人有着易受感动的心灵，我们经常能从这方面找到打开一个青年人进步之门的锁钥。当伊凡受伤后再次动摇的时候，队长恳切的谈话安慰和稳定了他。夜间各小队点名历数牺牲先烈的名字，在火炬照耀下唱起悲壮的挽歌：“你们才是真正走过英勇珍贵的道路啊！”伊凡被感动了，自己撕毁了写好了的声明离队的信。这些好的因素和有力的影响，使伊凡支持了下去，终于习惯了劳动，挥起铁锤，推起手车来都不是那么困难了。劳动已经逐渐成为自觉的工作。甚至当特务企图炸毁水坝时，就有一股勇气支持伊凡奋不顾身地跳下水去抢救。
青年人可以从伊凡的故事里受到很多教育，从而懂得个人打算就是进步道路上的基本障碍。当伊凡有这样的思想时，他是苦恼的、孤独的、脆弱无力的。他也很容易成为破坏分子拉拢的对象。而当他开始全心全意为国家献出个人一切力量的时候，他的心情便是光明的、向上的，他会生活得愉快充实；他的周围都是亲切的朋友和同志，他没有个人包袱，感到自己有力量，有信心。伊凡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发展，得到进步，逐渐成为具有优良道德品质，人民所最需要的新人。全部影片对青年最大的教育意义就在这里。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开始建设，更加需要青年完全服从国家计划需要的时候，学习保加利亚青年这种建设祖国的热情，从伊凡的进步吸取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我也要提起影片中提出的另一问题。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残余分子，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影片里有两个特务乔治和蒙卡，他们先是破坏青年们参加义务劳动的热情，而后就混进工地来挑拨离间。再则企图使工作队不去加固临时坝，阴谋让山洪冲毁全部工程。当人们不顾生命危险在洪水前抢救堤坝工程的时候，他们更不惜点起炸药。影片加进了这样的情节是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要有高度警惕，在劳动热情和胜利欢呼中，不能忘了防备阶级敌人的破坏。
“祖国的早晨”，这是个诱惑人的充满了希望的名词。人们忘不了影片结尾：一支坚定的英勇的青年劳动大军浴着朝阳的光辉前进。从每一个青年身上，从他们整齐的步伐中，我们听到了保加利亚向着社会主义大踏步前进的声音。我们可爱的祖国有计划的建设也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光芒正照耀着我们。我国的青年们，正迈着和保加利亚青年同样坚定豪迈的步子，走向建设岗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