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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区领导机关
规定了干部学习总路线的好办法
西北区一级机关干部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规定出许多具体有效的办法。
西北局指出，党在最近三四个月内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心，就是领导党员干部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普遍而深入的学习，和对广大群众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干部应在领会总路线的基础上，检查和总结工作，进行年终鉴定和部署明年工作，批判党员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
西北区级机关规定组织有系统的报告来帮助干部对文件的理解，并已确定马明方、马文瑞、赵伯平、汪锋、潘自力、白如水、方仲如等领导同志十八人，担任有关总路线报告的讲师。此外，还规定各单位应指定专人给初级组和参加文化学习的干部、及工作人员进行报告，务使他们懂得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为了加深高级组和帮助中级组对总路线中各项重要问题的研究，并督促各部门根据这一学习来检查工作，特别提出二十五个专门问题，分别指定各部门负领导责任的二十八位同志进行研究，并规定这些专题研究，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总路线精神的指导下，从西北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这种专题研究报告应不同于单纯的业务检查报告，也不应是一般的纯粹学术性的论文。这些专题研究论文，规定在明年一月二十日前陆续完成，送交西北局理论学习高级组审查处理（或由本人向干部作报告，或在报刊发表，或作为讨论会发言材料）。专题论文题目和研究的负责人如下：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和工资问题
冯直（原西北财委计划局副局长）
二、如何发挥地方工业的作用
吴生秀（西北财委地方工业局局长）
三、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与改造问题
常黎夫（西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
四、必须造就新的工业建设的干部
李景膺（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
五、互助合作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环节
蔡子伟（西北农林局局长）
六、如何正确地对待农民
白治民（西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李会友（西北局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主任）
七、过渡时期供销合作事业的作用与任务
苏奋（合作总社西北办事处副主任）
八、如何与农村高利贷剥削作斗争
乔培新（西北人民银行行长）
九、关于农村“四大自由”问题的研究
张中（西北局办公厅主任）
十、改造手工业的经验
陈元方（西安市财委副主任）
十一、过渡时期农村党的工作
洗依（西北局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
十二、西北地区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狄景襄（原西北财委秘书长）
刘文蔚（西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十三、过渡时期的商业工作
李维新（西北行政委员会商业局局长）
十四、如何加强过渡时期的市场管理（包括价格政策问题）
喻杰（原西北财委贸易局局长）
十五、党的税收政策在限制、利用、改造私营工商业工作中的作用
南萍（西北税收管理局局长）
十六、批判干部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影响
甘一飞（陕西省委宣传部长）
高仰云（西北局党校副校长）
十七、过渡时期党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政治工作
赵守一（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
十八、过渡时期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任务
张仲实（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
十九、文教工作如何为总路线服务
亚马（原西北文委副秘书长）
二十、当前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
刘文蔚（西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二十一、当前司法工作的任务
马锡五（最高法院西北分院院长）
二十二、当前公安工作的任务
李启明（西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局长）
二十三、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孙作宾（西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二十四、畜牧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朱敏（西北行政委员会畜牧局局长）
二十五、新闻工作和总路线的宣传
赵希愚（群众日报社社长）
莫艾（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
最后，规定在这一学习结束时（明年二月底以前），进行一次考试。考试方法为当堂测验或写论文，文化水平低不能写试卷的可用口试进行。写有讲课提纲或专题研究报告或在报刊上发表有关论文的可代替试卷，不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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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介绍西北区高级组干部学习总路线的一种方法
全国各地干部已普遍地展开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学习的热情都很高涨，预计这一学习必将使干部对我国前进道路的认识和社会主义的觉悟大为提高。
当前各地党委对干部学习领导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一学习能够认真进行，并能深入下去，获得确实的效果。因此，应该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例如由领导同志讲课，组织阅读和讨论，举行考试和联系检查工作，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各种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来帮助广大干部把总路线的学习搞好。而对于参加高级组学习的干部，除了应要求他们深入领会总路线的精神和内容外，特别应该要求他们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以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针，结合具体检查并研究自己工作中的政策问题，作出具体的结论，指导今后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总路线的学习发生确实能改进我们工作的作用。而且，也只有高级组的干部进行了这种认真的学习和联系实际和政策的研究，才有可能通过他们把中级组或全体干部的学习大大提高一步；也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这一学习中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问题。
本报今天介绍了西北区一级机关干部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具体办法，特别是他们指定负责干部对总路线的各项问题联系实际情况进行专题研究的办法。他们规定的这一办法，正是使总路线的学习提高和深入一步的具体的有效的步骤。实行这种办法，就会有助于克服那种泛泛而学、不求甚解、并使学习和实际工作脱节的缺点，就会有助于纠正在学习理论和对待实际工作时不用脑筋的懒汉作风。西北区一级机关规定这种专题研究，“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总路线精神的指导下，从西北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这种专题研究报告应不同于单纯的业务检查报告，也不应是一般的纯粹学术性的论文”。这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那种在论文中和学习讨论会里只谈理论原则或者只谈具体业务的两种偏向。
自然，这种专题研究的办法只能在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中实行，不应普遍推广于一般干部。但是，凡有条件进行这种专题研究的高级组干部，应尽量采用这一办法来进行学习。经验已经证明，高级组干部理论学习的好坏，对全体干部理论学习的好坏有很大的影响。而“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这一学习原则，如不能首先在高级组干部学习中贯彻，并依靠高级组干部的认真学习和研究的结果来指导与帮助大家，就往往会流为一般的号召，很难获得具体的结果。所以，西北区一级机关对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的这一办法，是值得各地参考或仿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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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松江县长漊、车墩两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扩大会向干部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江苏省松江县长漊、车墩两乡，在全县县、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以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会，系统地深入地向到会的人进行了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使大家受到
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明确认识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参加大会的，有乡人民政府委员，各界人民代表，青年团支部书记，各村妇联主任、互助组组长及群众积极分子等。
长漊、车墩两乡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会，首先通过听报告、小组讨论、回忆、对比、算细账等方式，使大家明确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方向，知道现在已经在一步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会上，大家着重算了四年的三笔翻身账，体会到党和工人阶级四年来对农民的帮助是说不完的。长漊乡吴家桥村干部说：
“听毛主席话，句句真言；跟共产党走，条条大路”。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年年上升。一九四九年全乡每亩平均产稻三百八十斤，一九五三年就达到五百三十斤。四年来增产百分之三十九点五。中心村过去不施肥，又常常受水淹，每亩只能收二百多斤。今年中心村的产量平均在五百斤左右，增产一倍以上。解放以前全乡养猪七百头左右，今年已增加到一千八百头。吴家桥村四年以来添制的大型农具，如犁、船、轧稻机、水车等计有十件，使全村人民有了精耕细作的条件；一九四九年全村有一百六十亩田没有下肥料，到了一九五二年，所有耕地都能普遍施肥。一九四九年大部分农民只能吃粥，并用山芋、青菜、番瓜和着吃。现在大部分吃干饭。如徐陈村共一百四十来户，解放以前只有六户吃三顿干饭，有一百十八户只能吃一顿干的。现在，绝大多数都能吃三顿干的，只有七、八户早上吃点粥，中、晚两顿都吃干的。吴家桥村吴兴生说：
“我的两个小孩在一九四九年还讨过饭，现在不但吃干的，还要讲究吃小菜”。徐陈村在解放后新造了房子十四间，做了近六百套衣服。吴家桥村黄秀祥互助组今年添购了绒线四磅、套鞋十双，还买了九十万元的布。算了三笔账，大家的思想觉悟就都有了提高。有的小组更进一步算了国家对农民的帮助。四年来长漊乡农民得到的各种农业贷款和生活贷款总计有五亿多元。中心村沈雪桥互助组今年向银行贷到一百二十万元，付给银行的利息，四个月只有一万二千五百元。如果借四个月的高利贷，起码要付“糙三斛”的高利（以米计算，借一石米还一石五斗），利息就合到六十二万五千元。会上，又以沈雪桥家购买油、盐、布、火油、糖、肥皂、白桐油等为例，算出国家工业品价格逐步降低，农民得到了很多好处。沈雪桥今年购买的这些工业品，总起来算，比解放前要便宜一石六斗六升四合米。如以长漊乡全乡一千一百六十四户计算，就要便宜一千九百三十六石八斗九升六合。如以松江县全县计算，农民得到的好处有十五万八千七百七十五石多米，或三百三十八亿一千九百零四万四千元。用这些钱去买抽水机，可买三百三十八架；买耕牛，可买三万三千八百十九条；买布，可买一万二千零六百一十匹。长岸村互助小组的组员把这些好处都联系到总路线上来认识，说：“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增长的结果”。
第二、通过回忆，诱导大家诉小农经济给予的痛苦，使大家都懂得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的道路万万走不得，启发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会议上讨论到小农经济的坏处时，大家回忆起解放以前的惨痛生活。解放以前，长漊乡一千一百六十四家中，有四十七户是依靠封建剥削致富的，大多数农民都过着被剥削的痛苦生活。山黄村互助组长何金发说：“解放以前农民在经济上有三害：租米、高利贷、天灾人祸。”徐陈村陆方根说：“小农经济一碰到天灾病祸，就要借债、卖地、给别人做长工。到后来，还落得一条讨饭的路。”长岸村中农俞友才说：“小农经济是‘三年风、四年雨’；它阻碍大量增产，使农民的生活不能提高，今年望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吴家桥村的高志青，勤劳生产，省吃俭用，买了三亩田，以为熬出点来了。那知后来嫁女儿，替媳妇医病，当年就把田卖脱，马上就垮下来了。全乡农民在解放以后，虽然“靠政府撑了腰”，生产提高了，但已经有卖房子和“吃高利贷”的。如张家桥村费顺元等四户借高利贷四百万元，五个月后就要加倍归还。徐陈村陆培坤土地改革后生活好转，后来死了爹娘，欠了二十石米的债。小农如果一亏欠，就要跌进高利贷的陷阱，“穷三担、富三担，一生一死追勿着”，不能翻身了。车墩乡的会议上还揭发了新泾乡阶级分化的现象，使许多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人大吃一惊。大家因此又比较了单干和组织起来的好坏。如任雨楼家种二十一亩半田，有三个半劳动力，因为没有参加互助组，稻子还没有收好。王顺良种了二十三亩二分地，虽然只两个劳动力，因为参加了互助组，稻子已全部收完了。乡里的沈金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比全乡每亩平均产量高出一成半左右。吴家桥互助组每亩平均产稻五百斤，同村的沈金云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在六百斤以上。在讨论中，大家看到了互助组不过有一点点社会主义的苗子，就能增产粮食，合作社的苗子大一点了，就能增产更多的粮食，将来办了大合作社，实行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一定能大量增产。所以，大家认识到老路走不得，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中心村的朱正林说：“只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才能挖掉穷根子。走老路的结果是‘一家豪富，百家穷’。这是一条死路，坚决走不得。”很多人并批判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中心村王正林说：“这回共产党把我拉起来，走社会主义的路。”吴家桥村王秀祥、卫志祥、高召楼等互助组长，都说要争取把互助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表示要在出售粮食后组织信用合作社。
第三、引导大家回忆解放以后奸商的投机活动给予农民的痛苦，对比国营公司、供销合作社的好处，分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长漊、车墩两乡的会上，还揭发了解放以后奸商捣乱市场投机剥削的罪恶。一九五○年，还没有国营公司和合作社，车墩乡农民到粮行里卖稻子的时候，私商开始出七百元一斤，后来卖稻的农民多了，粮行里的人就说：“钞票没有了，不收了。”可是农民等着钱用，奸商就乘机煞价，降到六百五十元一斤。又如亭林物资交流会上，套鞋一脱销，私商立刻就把每双价钱抬高一万元。再如上海的一个粮食商以高出牌价五百一十元的价钱收进粮食，在黑市上以二千四百元的价钱卖出，赚了一大笔钱。粮食商在长漊乡把山芋、海蜇等赊给农民，还账时只要粮食不要钱。华阳镇许公记行赊肥田粉给农民，市价折合四石米一袋，赊出三、四个月就要八石米一袋。不少农民增产得来的粮食，都填了奸商的腰包。经过讨论，大家都认清了奸商的真面目。中心村吴金章说：“把粮食卖给私商，他就要囤积起来，趁机抬价，剥削买粮吃的人；卖给国家，大家都能买到价钱便宜的粮吃。”
最后，用具体事实说明工业和农业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关系，使大家懂得了国家为什么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双梅村姚长龙说：“有了重工业，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美帝国主义碰也不敢碰我们了。”中心村王友林说：“就拿抗旱来说，有了戽水机，戽水就便当得多了。国家有了重工业，我们就可以用机器种田了。”顾锦娟说：“我们用了轧稻机，就比掼稻省力，而且一人抵得上两人用。”顾荣根也说：“要用肥田粉就要发展工业。”双梅村小组在讨论时，都表示要尽帮助工业发展的责任。王火根说：“工业化，要靠工人增产。他们增产工业品，贡献比我们大得多。”姚岳龙接着补充说：“靠工人阶级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农民也要负责任。要多产粮食来卖给国家，让工人吃了好生产。”中心村顾锦娟说：“社会主义工业化，就要靠工人造机器，我们就应该好好生产粮食。”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王梦来等都表示要带头把粮食卖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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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矛盾
马前卒
五月间，利用休假机会回了一次故乡。故乡是新解放区，在天台山脉横亘之处，是山区。但就是这样偏僻的山区，也放过流动电影；农民们看过了苏联集体农庄的影片后，非常羡慕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农民间存在着两种思想：一种是还不习惯于互助组，愿意单干。另一种是欢迎互助合作，欢迎社会主义。他们常常聚议：“咱们这里是山地，大半土地靠山坡起伏，开成梯田；这怎么能用拖拉机耕种呢？”他们唯恐社会主义到不了山区。
单干的小私有观点和对社会主义生活的向往，成为我们那里农民的矛盾思想的中心。
总路线的学习普遍展开，工商界也无例外。据说，有这样两位商人，听了报告和经过讨论以后，他们也了解到国家只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能真正繁荣、富强与巩固；而私营工商业也只有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发挥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他们也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属于公有，而生活资料却是私有的。他们很称道总路线的好处，并且十分拥护！但是，其中一个发问了：“那么到那时候，股票怎么办呢？”另一个接着说，“是呀！股票是靠工厂生产取息的。到那时候，生产资料公有了，股票也就取不到利息了。那么生活资料呢？”——结论自然是，社会主义好是好，但可惜股票却没有用场了。
其实，股票没有用场了，不等于拿不到生活资料。生活资料可以用工作去换。然而对惯于靠股票过生活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思想矛盾。
这两个矛盾的解决过程，也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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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积极设法解决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
山东省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有效办法，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
四年来山东省的中等教育事业有大的发展，中学校已由解放前的七十七所发展到一百九十二所；中学生也由二万八千多人增加到十四万二千余。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仍不能大量地录取投考的学生。今年暑期仅录取了二万九千二百一十八人，占投考生总数的百分之九点七强。这种情况曾在部分学生和家长中引起了某些思想波动。
山东省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今年暑假招生后，曾由各地党、行政负责人或通过青年团、文教机关召开了各种会议，如落考学生会议、学生家长会议、居民小组会和群众大会，向大家讲清道理，说明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同样是有前途的。
今年夏季，山东各城市文教领导机关，充分运用和发挥了现有中学教师和校舍设备的潜力，增加班次，扩大招生名额。如济南、青岛两市及各个专署驻地，条件较好的中学都实行了二部制。据统计，济南、青岛两市共增设了八十个班，增收新生四千人。青岛市设立了五处文化补习学校，并在有条件的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校中附设补习班或夜校，解决了一部分同学的入学问题。青岛市今年共有高小毕业生九千多人，暑期招收的初中新生只有两千多人，采取各种办法后，解决了六千人的学习问题。目前，其余一千多名小学毕业生的学习问题也正在继续进行解决中。
山东各地农村中，正开始试办农村小学毕业生业余补习学校，大力帮助他们组织业余自修小组进行学习，或吸收他们到夜校、高级民校学习。此外，吸收他们参加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担任记账员；吸收他们参加生产技术传授会，通过他们向农民传授，宣传农业技术知识，给农民读报，这对农村工作帮助很大。荣成县一区海崖乡乡长说：“这批学生工作积极，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许多的任务。”小学毕业生从参加劳动的过程中，体验到劳动的可爱和光荣，转变了轻视劳动的观点，提高了思想觉悟。有一个青年同学说：“现在，自己能生产粮食了，吃的穿的都靠自己；我生产的粮食还能供给城市的需要，这才是真光荣啊！”有的说：
“如果有人问我：你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干了什么？我就会告诉他：我们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战士，供应了工人们的粮食。”有的小学生说：“我们要积极学习农业技术，安心生产；随时响应祖国的召唤，祖国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愉快地去干什么。”这些例子充分地说明，小学毕业生不仅可以成为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生力军，而且可以成为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播者。
根据今年小学毕业生的处理情况，山东各地准备在总路线宣传中向小学教师说明：国民教育必须服从国家工业建设，只有工业生产有了大的发展，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事业，才有可能得到相应的发展。高小毕业生，在受过基础教育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除一部分升入中学将作其他工作外，绝大部分将为农业生产服务。并通过教师，向学生进行爱劳动、爱祖国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积极试办农村小学毕业生业余补习学校，使小学毕业生能够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一面劳动生产，一面进行学习。对那些只从事劳动生产，而不进行学习的小学毕业生，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使之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断提高和进步，以便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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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的路是农民共同富裕的路
郭小川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本报前些天连续刊载的“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一批文章中的一篇，因故延至今日发表。这批文章（共八篇）即将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全国发行。
一、两条路
全国革命胜利，土地改革完成，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好处。农民有了土地、有了自由，再不受国民党匪帮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了；而且有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心，有了工人兄弟的援助，在生产上生活上的困难有许多都得到了解决。所以，这几年来，农村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日子比旧时代好过多了。
可是，旧时代的农民太苦了，现在比旧时代好一些，那算得了什么呢？现在农民的生活还算不得富裕，比苏联的农民还差得远呢。而且，如果农民老是现在这样子的小生产，是永远不能大富裕的，不但不能大富裕，而且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还会发生很多困难，甚至重新变为贫农雇农。
小生产为什么不能大富裕呢？第一、小生产是一家一户为单位，人力单薄，劳动力有限，而农活很多，顾不过来，既容易误了农时，又不容易把农活做好。第二、小生产是一家一户占有一小块土地，土地太少，不能使用较大较贵的新式农具，更不能使用机器；不能使用新式农具和机器，生产就不能有很大的发展。第三、小生产者人手太少，土地又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就不能利用许多新的农业技术（农作法）。因为，一方面，人少活多，不容易找出功夫来学农业技术、学文化；另方面，有好些规模较大的新技术就是学了也因人少地少用不上。不能使用新技术，生产就不能有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不能有大的发展，农民当然就不能大富裕。
那么，要是照老样过下去，为什么大多数农民还会贫困呢？第一、小生产经不起天灾，如果一闹天灾，水、旱、风、霜、雹、虫，田里地里打不出粮食来，这些农民就要穷下去。同时，农民小生产者又因力量单薄，最不能防止天灾。他们没有能力兴修水利、种树造林来防水灾、旱灾、风灾，田里生了虫，也常常没有力量来除治，所以，天灾是常常要找上农民小生产者的大门来的；第二、小生产也经不起人祸。疾病死亡总是难免的，一出了这样的事，既要用大量的钱，又要丧失劳动力，这样，因为农民底子薄，有些人家就这样穷下来了；第三、小生产者经不起城乡资本主义的剥削。乡村里的富农、高利贷者，城市里的商业资本家，都是最会盘剥农民小生产者的。比如，城乡的商人，兴风作浪，要是把粮价、棉价和别的物价弄得一涨一落，农民就要吃大亏。又比如，有的农民因为天灾人祸或有了其他临时需要，必须借钱借粮，一借到高利贷者的门上，就算进了地狱了，利又大，滚得又快，一来二去，把人剥削穷了。所以，小生产如果照老样子过下去，时间久了，大多数农民就会穷困起来。
由此看来，小生产者是不能照老样子过下去的。而且，事实上也不会照老样过下去。土地改革以后，大多数农民都比从前好过了，有不少贫农上升到中农。可是，有些单干农民富裕一些之后，就感到靠原来那点土地过日子不够味了，所以正在用做投机生意、囤粮倒粮、雇工等办法来发财致富。当然，想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的人并不是个个真能发财致富，只有极少数人真的变成了富农。另外有一部分单干农民却穷了下来。湖南省洞口县第八区茶辅乡，在今年入秋以来就有二十九户卖了田。这就是说，单干农民已经在慢慢地分头向贫富两方面走。
所以说，小农的地位是不能稳定的，事实上它也没有稳定。
摆在个体农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向社会主义发展；另一条路是向资本主义发展。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就要走资本主义的路，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二、资本主义的路是少数人发财、绝大多数贫穷破产的路
怎样是走资本主义的路呢？有的同志说：“只要你没有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就是走资本主义的路。”这话当然是不对的。没有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民，是一只眼睛望着互助组、合作社，另一只眼睛望着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站在这两条路的十字路口上动摇不定。今天虽没有加入互助组、合作社，明天也许会加入的。可是，十字路口上是站不长的，如果老是不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就必然要走上资本主义的路，就是多数人变成贫农、雇农，少数人变成剥削者。
在农村，资本主义就是用雇佣工人、放高利贷（买青苗也是一种高利贷）或经营商业等等的办法来剥削人家的劳动。农村中的富农、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干的就是这种雇工、放高利贷、经营商业等等的剥削勾当。我们说农村走资本主义的路，意思就是农村一步步地让这些剥削者得势，让多数农民受他们的剥削。
长久不加入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民，如果比较富裕，手中有了余粮余钱，往往就会学剥削者的样，进行种种的剥削活动。这种农民的剥削活动，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个农民，如果起先只是偶然进行次把剥削，得了点利，以后就会渐渐变成经常的剥削者。等到他靠剥削得来的收入成了他重要的或者主要的收入，这个农民也就不再是普通的农民（中农），而变成富农、高利贷者和商人这样的资本主义分子了，变成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过活而是靠剥削别人来过活的人了。
还有许多单干农民或者没有多少余粮余钱，或者没有去经商盘剥的心计，即使想当富农也当不成。但是他们也可能起了帮助农村向资本主义走的作用，因为这种单干的农民恰好是剥削者的好对象。要知道，如果没有被剥削者，剥削者是发不了财的。商人、高利贷者和富农很难向已经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打主意，但他们可以利用单干农民的贫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剥削；单干农民也很容易上当受欺，例如有的农民禁不住商人的引诱就把粮食卖给他们，结果便宜了商人，自己吃了大亏。所以单干的农民多正好便利了商人、高利贷者和富农的发展。
在这里要注意：第一、雇佣工人（不论长工、短工）和你雇我、我也雇你的换工性质的互助不同，不能混淆起来。雇工是出工资来买别人的劳动，可是劳动得多，工资出得少，所以是一种剥削，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换工性质的互助，虽然有时也用工资的形式来交换，可是你雇我、我雇你，谁也不剥削谁，所以不算剥削，也不算资本主义的剥削。第二、高利贷和农民之间的互助性质的借贷不同，不能混淆起来。高利贷是把粮或钱借出去，要收回很高的利息；互助性的借贷则没有利息或只有极少的利息（多大的利息才算高利贷，因地点和时间条件的不同，暂时不能完全划一）。目前的高利贷也可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剥削。第三、商业和农业副业、手工业不同，也不能混淆起来。商业是从不断地买进货物和卖出货物当中来进行剥削的，它并不生产任何东西，靠商业挣来的钱，都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它是一种剥削；而农业副业和手工业却是靠自己的劳动来取得收入的，不是剥削。如农民用一头驴来跑运输（不是做买卖，而是帮国家或合作社运输货物），他所挣的钱是用走路、搬东西等等劳动换得的，那是劳动，而不是剥削。
走资本主义的路，是少数人发财、绝大多数人贫穷破产的路，对于广大农民说来，是极其悲惨、极其痛苦的路，是于国于民都有害的路。现在，全国已经有很多农民看清这条路的危险，下决心不走这条路了。只有一部分农民，自己手中有点余粮余钱，土地又好，牲口又壮，就以为自己满有靠剥削发财的把握，一个劲地往富农、高利贷者和商人的窝里奔。其实，这也是靠不住的。有点余粮余钱，地好牲口壮，就能爬上富农、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地位吗？如果你也抢着、他也抢着靠剥削发财，那还不是你坑我，我赚你，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吃来吃去，还不一定把谁吃干净呢！就算侥幸地爬上了富农、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不但不光荣，而且最后也还是没有出路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一定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城市里的资本主义都要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农村的资本主义还能长期存在下去吗？所以，有觉悟的劳动农民一定要不走资本主义的路。
三、社会主义的路是农民共同富裕的路
那么，怎样才能不走资本主义的路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农村，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联合起来，用大规模生产和新的农具、农业机器和新的农作法来经营农业，使大家能够共同富裕。这就是说：第一、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大农具、大牲畜等），也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也就没有了，因为公有的生产资料是用来为大家生产，为大家谋幸福的。第二、社会主义的农业，是大规模生产，大家联合起来用新式农具、农业机器和新的农作法来经营，所以，比现在的农业生产规模大得多，劳动起来力量大得多。第三、实行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东西特别多，所以大家都能一年比一年富裕，将来大家的生活要比今天的富农和过去的地主的生活还好得多。第四、社会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按劳取酬”，谁劳动得好、劳动得多，谁得的报酬也多。有劳动力的人不劳动就没有饭吃。但是，孤寡老弱的人却能受到社会的照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是最幸福、最光明的社会。
可是，社会主义是不会自己跑来的，必须大家努力劳动来建设它，也不能一下子就建设成功，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怎样才能一步步地走到社会主义社会呢？在农村，走社会主义的路，首先就得参加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参加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然后就可以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庄）了。
在社会主义的路上走一步就有一步的好处，越往前走，好处越大。
为什么走一步就有一步的好处呢？
从对农民的好处来说，一方面，互助组比单干生产得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比互助组生产得多。据四川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查：今年他们种的小麦平均比当地互助组多产百分之十六以上，比单干农民多产百分之三十四。山东文登县四区西南台村于松长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种玉米三十八亩，共打了一万二千八百零六斤，平均每亩三百三十七斤，比当地的一个互助组平均每亩多产九十八斤，比全村玉米每亩平均产量多一百零五斤。这个情形，当然不是四川和山东文登县一个地方的特殊情形，哪里都差不多。另一方面，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就不像单干农民那样向贫富两个方面分化了，农民就都可以一同富裕起来。万一有人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用找什么财主想办法，因为大家一可以互相帮助，共同想法，二可以到信贷合作社去借钱。这时纵然有少数的人还想继续用剥削的办法发财，可是要雇工找不到工人，要放债找不到借户，要做生意，大家都走供销合作社，也没人理睬他们，他们要继续剥削下去就困难了。所以，发展互助组、合作社既可以避免农民的分化、不走资本主义的路，又可以使农民一步步共同富裕起来，最后走到社会主义社会。
农民走社会主义的路，不但对农民有好处，而且对整个国家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第一、全国建设了，城市人口增加了，生产棉花、烟叶、茶叶、蚕丝、麻类、甘蔗、花生、芝麻、豆类、蔬菜、水果等项技术作物地区以及牧畜地区的人口也增加了，农民生活也好了，各方面对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要越来越大，只有互助合作，增加生产，才能适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第二、国家的经济建设是有计划的，全国要多少棉花、粮食都是有一定的数目的，多了就浪费，少了就不行；要的时间也是有一定的，春天要的，夏天到，就不行；这种情形就要农民有计划，而农民只有加入了合作社才好定计划。如果农民不用大规模生产，一家种一小块地，就不容易定计划，生产的东西不容易和国家的需要相合，国家生产的东西也不容易和农民的需要相合，多的多了，少的少了，无论多了少了，农民和国家都要吃亏。总之，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路，才能够有计划地配合工业化的需要，工业发展了，才能供给农民以新式农具和各种农业机器，农民有了机器，就可以越来越富裕，生活就越来越幸福了。
共产党、毛主席是要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的路的，农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