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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结合宣传国家总路线，办好今年冬学
向农民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一九五三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今年冬学，一般以进行政治教育为主，其内容应特别注重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总路线，国家对粮食的政策和继续发展互助合作，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等三项”。指示并指出，在上政治课的时候，除原有冬学学员外，应尽量号召和组织一般群众参加学习。这是很正确的。
过去的经验证明：通过冬学向广大农民进行政治时事教育，对配合当地各项中心工作，提高农民的政治认识，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领导农民按照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采用各种形式，向农民反复进行总路线的宣传，而冬学正是较有系统地进行总路线宣传的重要场所。首先必须教育所有参加冬学工作的干部懂得今年冬学中宣传总路线的重大政治意义，防止某些干部在冬学中只进行文化教育，不注意政治教育的偏向。
在冬学中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时，要使农民懂得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怎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关于总路线的宣传，不能光讲大道理，必须联系当前的中心工作，主要是联系粮食的计划收购工作。要针对着当地农民在出售余粮时的思想情况，用具体生动的事实和模范事例来进行讲解和宣传。其次就要结合当地互助合作的实际情况，教育广大农民走向大家富裕的道路。再次，要动员农民积极进行冬季生产和对明年的生产作积极的准备。为了完成上述的任务，除对冬学中的文化教师要认真地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外，各地县委还必须在农村党的支部、宣传员和乡村干部中，指定适当的人担任冬学的政治教员，并及时地供给他们宣传提纲和有关材料。教育内容要通俗具体，要结合群众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用算细账、对比、回忆等方法通过上大课、小组讨论、小组漫谈等方式，有计划地进行。经验证明，凡是政治教育效果良好的冬学，都是因为教师懂得群众的思想情况，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政治课的内容，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教学。各地必须注意对教学的指导，及时检查其教学效果。
今年冬学的文化学习，各地可根据去年的经验和今年的情况以及学员的不同的学习条件，适当地规定学习进度。应当指出：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使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有步骤地扫除农民中的文盲，是完全必要的。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说：“农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将它当作经济目的看待，那就正是要实行合作化。……但这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是包含有农民
（正是广大农民群众）底高度文化水准在内，即如果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那么，完全合作化便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便是扫除文盲。这便是扫除文盲工作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扫除文盲工作，应当在逐步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和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条件下，稳步前进。脱离农村现实条件，不照顾当前工作情况，孤立地强调文化教育工作是错误的；但根本不考虑农民对学习文化的要求，看不到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这种要求将必然要日益增长的趋势，忽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认为农村中的扫盲工作是可有可无的，因而不采取积极的精神实事求是地领导进行这一工作，也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的扫除文盲工作是有成绩的。估计到明春冬学结束时，将有三百万的农民达到非文盲标准，这将大大地鼓舞农民对学习的信心。今后将继续采用冬学、民校、识字班、识字组等形式，逐步扫除农村中的文盲。今年冬学的文化学习，各地应在不妨碍总路线的宣传和中心工作的前提下，作妥善的计划和布置。全国情况不同，在要求和作法上也不宜强求一律。
为了使今年冬学正确而有效地宣传国家总路线和粮食计划收购政策，以及适当地进行文化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及时地解决教员、教材、经费等问题。在本期冬学结束时，还应注意总结经验，以便为明年的冬学工作准备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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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教育部、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关于一九五三年冬学工作的指示
多年的经验证明，利用冬季农闲季节举办的冬学，是从政治上和文化上教育农民的重要方法之一。今年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利用冬学向农民群众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教育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粮食产量，并把余粮踊跃地卖给国家，以支援国家建设事业，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工作。由于今冬农村工作任务繁重，冬学的文化教育工作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施行，不能要求过高。为此特作如下指示：
一、今年冬学，一般以进行政治教育为主，其内容应特别注重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总路线，国家对粮食的政策和继续发展互助合作，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等三项。此外还应适当地联系到抗美援朝、普选和婚姻法的宣传等。政治教育的教材或提纲，由各地编写。政治教员由各县根据当地情况设法解决。冬学应依照向来习惯上政治课，每课应有中心，最好是集中讲一个题目。上课时除原有的冬学学员外，应尽量号召和组织一般群众来听讲。教员讲政治课时要力求针对当地农民的思想情况恰当地解答他们的疑问和顾虑。
二、冬学的文化学习，仍用去年出版的“农民识字课本”为教材，由各地根据去年经验和今年情况，自行规定学习进度。鉴于冬学、民校已办了多年，农民中已经不全是文盲，今年应力求将文盲和半文盲依其文化程度分别编班（或编组）学习；但在初办冬学、或程度比较一致或教师不够的地方，仍可只开一种班次。对于学习条件较差的学员，如孩子多的妇女，冬季副业生产较忙的农民等，学习的要求应当较一般学员放低。文化教育的重心，应放在使男女青年和壮年农民提高文化水平，扫除其中的文盲和半文盲，这对于国家的建设是很重要的。为了迅速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应特别注意抓紧教育文盲，识字的人多了，经过他们去扫除文盲也更容易了。
三、提高农村干部、积极分子的政治文化水平，对正确贯彻政府在农村中的各种政策和做好农村的各项工作，有极大的作用。但鉴于农村干部、积极分子虽迫切需要提高文化，惟因工作较忙，在冬学中往往带头入学，但不能经常上课，以致成绩不如一般学员，甚至丧失对文化学习的信心，又鉴于今冬农村工作任务繁重，因此必须适当地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应在不妨碍工作和冬季生产的条件下，运用冬学有计划地组织全部或一部分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学文化。以往经验证明，使农村干部、积极分子轮流学习，和在冬学中把他们另行编班（组）的办法是可行的。这些办法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
四、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在学习时间较长的冬学教育中，农民学习文化适当地采取速成识字法是有效的。但在农村中一律机械地以速成识字法作为唯一的方法，这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各有不同，因此就不能只采取一种方法，要求一样进度。今年在冬学中，应依据情况，不同地方、不同教员、不同学员，采取不同的教法。在少数完全有条件（即一、有懂得速成识字法的教员，二、学员自愿，三、学员容易集中和有时间突击识字）的地方，可采取“分段突击、分段巩固”的速成识字法；在没有条件和条件不完备的地方可采取其他教法，包括每次教三五个字的方法在内。但必须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注意创造和总结经验，使我们能在农村识字教育中力求采取比较进步而又适合于农村的教学方法。并希各地将这方面的经验，报告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五、冬学政治教员应由各县筹划解决。文化教员应主要依靠当地不脱离生产的业余教师担任。小学教员任务繁重，寒假一般的应让他们休息，只可请他们作业余教员的辅导工作，非不得已不要动员他们来教冬学。对已经识了大约两千字的原来冬学和民校的学员，应培养他们成为冬学教员，他们将来会成为冬学教员的主力。对业余教员，不要要求过高，对他们要进行业务指导，使他们逐渐进步，成为好的冬学教员。
六、关于冬学经费问题，除教师训练和一定数量的奖励费由人民政府开支外，其他一切费用均以群众自筹为主，但确有必要时，人民政府可酌情予以补助。多年以来，群众中有维持冬学经费的传统办法，并且各地不同。这些办法，应加以研究，把好的办法推广出去，不好的为群众所不赞成的办法，应加以改变。
七、由于过去在冬学工作中，单纯追求数字现象和无计划现象比较严重，又由于今冬农村工作繁重，因此，各地必须注意对冬学工作的领导与掌握，一方面防止冬学工作中的不切实际、追求数字的现象，防止把冬学工作的地位放得不适当以致妨碍中心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对冬学采取消极态度，不积极利用冬学来帮助完成中心任务，并引起要求识字的农民的不满。今年办冬学，必须结合农村中心工作进行宣传动员，仍要有适当的一部分农村干部、积极分子来领导和组织这件事，但入学的学员必须是自愿的，并必须有教员，有经费，不致使冬学中途停顿。
冬学工作，应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主，联合青年团、妇联等有关方面来进行。县以上可以由上述几方面的代表，组成冬学工作委员会，负责管理今年的冬学工作。
八、各地应在今年的冬学工作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冬学的学员、教员、经费、教法、教学效果，和工作中的问题。为了使一九五四年的冬学预先有计划，并能早作准备，各地应在明春总结冬学工作时，拟出明年冬学工作的计划，层报省政府，省政府限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以前同时报送大行政区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大行政区的明年冬学工作计划，应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中旬以前报告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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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徐悲鸿先生
郭沫若
悲鸿先生是中国新美术界的前驱者。由于他的父亲是画家，故对于祖国文化遗产颇有深厚的亲炙。又由于早年赴法国勤苦学习，故对于泰西近代画法复有真切的揣摩。就因有这样的根柢，悲鸿先生的画颇能融会新旧而创立一独自的风格。近十余年为慢性肾脏疾患与高血压症所苦，限制了他的从事创作的体力，使他未能得到应有的更大的成就，是一遗憾。
悲鸿先生于作画外，复尽瘁于美术教育事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似乎更大。他曾屡次主持国立高等美术院校，现代中国美术家，大多受过他的熏陶。他的注重基本训练、主张师法造化、反对形式主义、尊崇文化遗产的教育宗旨对中国美术界是发生了良好的影响的。
悲鸿先生富于爱国心，亦富于正义感。虽然他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教育，和国内旧社会中的上层人物亦颇有往还，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反动派更存心利用他作为摆设，但他却能和而不流，有所自守。这是他能在艺术创作上和艺术教育上有所贡献的基本原因。
一九四五年初，民主运动达到高潮。重庆各界均向国民党当局进言，要求废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中国文学艺术界也于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宣言，有三百七十二人签名，悲鸿先生也是签名者的一位。这件事情是使蒋介石震怒了：因为他没有料到悲鸿先生和其他一部分人士会在宣言上签名。宣言发表后，反动派曾用尽种种方法迫使签名者声明反汗。不肯反汗者不少人因此失掉职业，如费巩教授则更因此遭了暗杀。悲鸿先生虽然是被迫的一位主要对象，但他终于坚定下来了。这一往事恰足以表示悲鸿先生的性格，他和反动派确实是不肯同流合污的。
悲鸿先生自解放以来更有显著的进步，在思想学习上认真地体会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满怀信心地准备把自己的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一九五○年曾抱病到山东导沂工程地区去住了两个月，体验实际生活，为创作作准备。对于美术教育工作也未忘记锐意加以改进。假使健康允许，无疑，悲鸿先生是应该有更大的成就的。
可惜得很，疾病终于夺去了这样有根柢、有才能的艺术家，疾病终于从艺术界中夺去了一位人民的友人。
我们对于悲鸿先生是不能忘记的。他所遗留下来的担子，我们应该用更大的力量来共同担负起来。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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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卓越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学习
江丰
我们美术界敬爱的徐悲鸿先生，不仅是一个卓越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个卓越的美术教育家；他对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的成长和发展，贡献是很大的。徐先生对美术教育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在艺术教学上一贯主张和坚持严格的素描练习和忠实于对象的写实精神。从这要求出发，他在长期实践中，建立了比较科学的训练方法，从而培养出了不少具有实学的美术工作者，这给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无论在师资方面或在训练方法上，都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徐先生在教学上所以十分重视素描练习，强调素描练习为培养美术家的最重要的课题，其目的是为了使学习者通过素描的练习能够掌握正确的写实方法和熟练的写实技术。徐先生认为：只有这样，在创作上才有可能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这一看法，从他自己的艺术实践更可以证明是正确的。以他的国画创作为例，他所以能够突破传统的格式、题材，摆脱一般国画家的墨守陈法和摹仿古人的习气，而从事于现实事物的忠实描写，创造了形象正确生动的、富于现实感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这显然与他的高度的素描修养是分不开的。素描在美术教育上的地位，如同造房屋的打基础工作，基础打得不巩固，房屋是造不起或造不好的，徐先生所以重视素描练习，其理由就在这里。
徐先生要求素描练习必须忠实于描写对象，这并不是在提倡“依样画葫芦”的手法，这种自然主义的手法，他向来是坚决反对的。忠实于描写对象这个概念，徐先生一直认为除了要求对象的比例、明暗、轮廓、解剖等精确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现象的描写，应该表现出对象所具有的特性。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他在指导学生作画过程中，主张观察对象要“尽精微”，表现对象要“致广大”。这意思就是要求作画者细致地观察对象，根据自己理解对象的程度，从对象的复杂现象中，加以取舍和概括，找出它的规律，掌握它的大体，从而使对象的特性凸出，以达到单纯而又丰富的效果。徐先生为了防止学生作画用眼不用脑的倾向，曾十分强调锻炼记忆的“默画”作业。由此可见，徐先生所说的忠实于描写对象的这个概念，是有着丰富内容的，它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的要求是一致的。
熟练的写实技术的获得，徐先生曾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除了勤学苦练，再没有其它捷径可走。因此他要求学生多画，严格规定了课内外作业数量，并在学习态度上要求“诚实”，反对取巧和空谈。为了勉励学生在艺术学习上养成勤劳的习惯，他经常向他们说：要做一个具有真实功夫的艺术家，必须要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恒心。
我们回忆一下旧中国时期的一般美术教育的混乱情况，就更显得徐先生的教育主张和教学方法的优越。在旧时代，大多数的美术教育工作者，受了西欧形式主义艺术的影响，在教学上轻视严格的素描练习和写实作风，提倡所谓“个性自由”，而实际上是在放任学生任意涂抹画面，鼓励学生养成偷懒取巧的习惯，因而很多有才能的美术青年的前途被贻误了。当时国画教学的缺点也很明显，几乎是以那种依照稿本临摹的陈旧方法去训练学生，结果，把学生训练成为只知摹仿前人和只会画几种古巳有之的题材的“国画家”。这种对青年、对艺术不负责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教育方法，徐先生一直是凭着自己的艺术、良心和爱护青年的热情，经常尖锐地给予批评的。然而那些被批评者往往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因此，徐先生在美术教育上的主张，在旧社会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这直到解放后，才得到了真实的评价和应有的发扬；而徐先生所反对的那种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教育倾向，也受到了有力的批判，从而在美术教育的领域中已不再有它们的地位了。
三十年如一日地，徐先生一直是以无比的热情从事培养青年的教育工作，近年来因患高血压症在休养中，但还是念念不忘地关心美术学院的教学工作，他亲自给学生讲美术史，主持评审新生和赴苏学习学生的考试成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今年暑期，学院的教员组织业务进修时，他非常热情地制订进修计划，选集参考资料，不知疲倦地每天按时到工作室指导，给进修者改画和讲解。徐先生在培养青年的工作中，总是无私地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他们，并且他经常以敏锐的艺术眼光，热心地发掘着艺术的才能，对于具有艺术才能的人，不论是校内或校外的，他都愿尽心加以培植，使他们的才能不被湮没。有不少优秀的美术家，就是经过他的发现和培植而成长起来的。徐先生对培养青年的工作，可以说，真正达到了忘我的程度，表现了他甘愿做青年一代“垫脚石”的崇高品质。这将永远成为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者的榜样。在美术界中，还存在着轻视培养青年工作的这种反常现象的今天，发扬徐先生以全身心付与美术教育事业的精神，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徐先生重视素描练习和主张写实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教育方法，这在美术教育上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也不能否认，他过去的教育思想，受了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并没有突破旧现实主义的范畴，因而还存在着很大的弱点，这就是还没有把教育的目的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作为教育事业的出发点。指出徐先生的教育思想这一弱点，并不是企图降低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只是更明确地说明旧社会束缚了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发展。解放后，由于徐先生勇于追求进步，接受了毛主席所指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于是他的教育思想起了显著的变化，开始认识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必须与人民的需要相结合这一原则。因此，他鼓励学生下厂下乡实习，赞成他们从事普及工作，为了向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他曾屡次设法与苏联交换美术作品作为艺术学习上的借鉴。同时，在这个时期，徐先生在创作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在一九五一年卧病之前，创作了不少描写新主题和新人物的作品，如“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水墨画）、“毛主席在人民中”（油画）、“鲁迅与瞿秋白”（油画稿）、毛主席像（油画），以及二十多幅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的素描像。
徐先生在艺术思想上的进步，正与他在政治上的进步一样，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向来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和热爱真理的艺术家的必然结果。不幸徐先生已永远离开我们了！否则，我们相信他在教育事业上和艺术创作上一定会有更多和更高的成就的；他的逝世，实在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附图片）
徐悲鸿先生和他未完成的油画稿“鲁迅与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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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区各地结合各项具体工作
向群众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
华北区各地普遍举行了三级干部会议，向全区乡级以上干部传达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现在，华北各地正结合各项工作在群众中广泛展开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
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已在华北全区持续了两月之久。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和河北、山西、绥远三省以及北京、天津两市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先后召集专门会议反复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除向华北一级机关干部传达外，又到保定、石家庄等地，向五千多机关干部传达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十一月中旬起，全区各县又相继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河北、山西各县的会议已在十一月底结束。北京、天津两市已在各界人民中进行了突击性的宣传。全区将在干部普遍学习总路线的基础上，由近万的报告员、宣传员组成一支强大的宣传队伍，深入到工厂、矿山、乡村，向全区人民宣传总路线。在各县召开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一般都采用了对比的方法向干部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教育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以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的办法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
各县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使干部学会了结合当前任务宣传总路线的方法。这就是在干部中要先讲总路线，然后结合当前具体任务和政策，有讨论有检查，反复进行宣传。在群众中要大量培养骨干，采用小型座谈、家庭访问、个别座谈等多种方式，启发群众想过去、比现在、看将来，并正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使总路线的宣传教育逐步作到普遍和深入。
各地向群众宣传总路线后，大大推动了各项工作。工厂、矿山中的增产节约竞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华北区十一月份已有七十多个厂矿先后提前完成了国家的生产计划。提前完成计划的厂矿正在追加任务；没有完成计划的厂矿也在发动职工争取完成计划。在各县三级会议上，有成千万的党员、干部自报将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如遵化县五里屯乡老庄子村，因为深入宣传了总路线，在十多天当中，就超过计划一倍多完成了粮食收购任务，并推动了互助合作与冬季生产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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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江苏嘉定县委采取各种方式
向基层干部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
中共江苏省嘉定县委在十一月间召开全县区、乡、村干部会议，采取启发、诱导、回忆、对比等方法，向到会干部进行了总路线教育，收效良好。
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结束前，县曾召开了全县区委委员、乡支部书记会议，深入地讨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大家基本上弄清了总路线、总任务的精神和实质。这样就为扩大干部会议训练了一批骨干和核心力量。会议结束后于十一月十七日召开了全县扩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县一千三百多个区、乡、村干部和六百多个机关干部。会上听取了县委书记潘林儒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并结合嘉定县的具体情况，生动通俗地对总路线的内容进行了阐释，又引导全体干部进行了复述和讨论。
会议开始时，多数到会干部对当前革命斗争的任务缺乏认识，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方泰乡干部吴厚礼说：“以前，我总觉得，社会主义像是迷雾中的远山，白茫茫，见不到影儿。听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以后，工作有了灯塔，认识到社会主义并不是太远的。”沥江乡戴玉丰说：“现在，我认识到，在过渡时期，我们大家就好像坐在摆渡船上，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主席掌着舵，我们在撑篙、划桨；要到社会主义，我们就得加劲撑篙、划桨。”杨甸乡的互助组组长刘阿毛开会前对互助组没有信心搞，听到报告后说：“小农经济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光靠锄头、铁?是不行的，一定要通过互助合作来改造，回去下决心搞。”新泾乡干部朱春荣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今年已经活了六十六岁，还要干下去，看看社会主义！”
讨论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意义时，会议启发干部们回忆了过去，使大家认识到工业化对巩固国防的重要性。甘南乡金荣祥说：“过去，我们吃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许多苦头，村上房子都烧掉；只有工业化，才能保障国家和个人的安全。大家又认识到：只有发展了工业，才能用机器种田，用药械消灭虫害。马陆乡的一个干部说：“今年抗旱时，亏得机器帮忙，要不，年成好不了。”新杨乡的干部说：“今年棉花田里打了‘二二三’乳剂，把虫害消灭掉，每亩平均收到一百八十斤。”马桥乡孟福兴说：“今年靠了工业的支持，得到了丰收；今后要开拖拉机，更离不开工业。”
干部们明确认识了工业化的意义和重要性之后，县委书记潘林儒同志、副书记牟敦高同志又分别向干部们作了报告，用事实对比了两条道路，指出了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总结了过去四年来国家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的情况及其危害性。会议期中，还组织全体干部参观了嘉丰纺织厂，听劳动模范报告了访苏见闻，看了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影片，更加深了对总路线的认识。
会议又采取算细账、诉苦、回忆、对比等办法进行了讨论。大家从讨论中一致认识到，解放四年来，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嘉定县十三万农民分到土地十六万三千亩，水稻、小麦、棉花等主要作物产量已有很大提高。如小麦：解放前平均每亩只产九十斤，现在每亩的产量已达到二百十四斤；讴思乡横泾村的水稻，一九四九年每亩产量为三百斤，一九五三年的产量则为五百斤。随着生产的提高，生产资料也大大增加，如新杨乡宗家村的农民倪文甫，房子两次被日寇、蒋匪烧光，农具也都被毁；现在房子修起来了，农具也全部办齐了。他的互助组里还有风车、稻床、犁耙、喷雾器，以及中耕机、拌种机；马陆乡泾圈村土地改革以后，买了大船两只，水车两部，喷雾器七部，锄头、铁?每家都增加三把；方泰乡解放前轧稻机只有四部，解放后添了六十一部。农民的生活，土地改革后大多上升到中农水平。沥江乡解放前有近百个农民讨饭，现在讨饭的一个也没有了，生活过的挺好。南翔区农民在解放前冬天床底垫草席，现在上下都用被子，很多人穿上了新衣。文化教育事业，几年来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小学入学儿童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多；农民参加民校、冬学学习的已有二万多人，不识字的逐渐减少了。电影放映队、剧团、业余剧团也经常给农民放映电影或演出。
另外，四年来，人民政府为了鼓励农民增产，仅嘉定县就发放了二百亿元的农业贷款。在兴修水利方面：在反动派统治的三十多年间，全县只修了四条河，而解放后短短四年中，就修了河八十条，使今年的庄稼在天旱的条件下得到了丰收。在价格政策方面，也使农民得到了好处。比如，解放前，农民要拿七十斤小麦才能在市场上换到一张大豆饼，现在只要四十一斤五两就可以换到一张。泾河乡干部说：四年来泾河乡农民共买了四万多张豆饼，每张便宜了一万八千元，全乡得益有七亿元；如果用这七亿元来买米的话，二千个人可以吃一年。政府又在农村中组织了互助组，提高了产量。
为了使到会的干部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危害性和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会议引导大家通过讨论，认识到农村阶级分化的严重情况。如方泰乡的杨家弄村二年多以来，就有三户把田卖了；鹰房乡农民徐阿照分到的五亩土地也已全部卖光。农村中买田和雇工、放高利贷进行剥削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发展下去，正如干部们所说，结果一定是“十年田地转三村”（嘉定谚语）。通过回忆，使大家认识到小农经济发展结果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遭殃”。泾河乡干部朱雪桂说：“小农经济有如小船重载，经不起风浪，一碰就翻”。望仙乡干部黄裕文说：“小农经济的发展结果只能是少数人吃鱼吃肉，多数人哭南哭北。”六里乡干部朱流宇说：“去年，我们夫妻俩生了病，孩子年纪小，稻在田里没有人收，亏得互助组的帮助，才把稻收回家来。”
通过听报告、典型发言、小组讨论、参观工厂等，到会干部自觉地检查并批判了买田、囤粮做生意、出租土地和当中人等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表示决心划清思想界限，组织起来，提高产量，过“大家好”的生活。许多互助组的领导人表示：回去下决心搞好互助组、合作社。
在全体干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副县长刘文鲁作了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布置了冬季工作，并展开了讨论。很多干部在讨论中，纷纷控诉奸商投机倒把、抢购粮食的罪恶。如葛隆乡贫农陆甘卿解放前向粮商尤克明借了一百斤米，过了二年，要他还二千五百斤，陆甘卿只得将三亩土地抵债。解放以后，有些奸商仍投机倒把，抢购粮食，破坏粮食供应工作。为了稳定物价，保证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干部们纷纷表示：回村后一定做好粮食收购工作，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很多有余粮的干部在会上自报卖粮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娄塘区即卖给国家两万多斤粮食。会议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结束后，全县干部即回到各区、乡向农民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目前，嘉定县各乡全面展开总路线的宣传工作。
（朱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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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摆法
马前卒
学习总路线，首先要端正“我”的摆法。
我们经常会说，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集体、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但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可就不一定那样。
在一个单位里，同志之间有时也爱比等级和待遇。“我”的能力不比你弱，你居然高我一级， “我”不服气。同级的呢，能力强的，往往感到委屈。“哼，他竟能和我列在同一级，而‘我’呢？”接着，自然还是一个“哼”！
有些领导干部，一谈起工作，总是“我这单位”工作怎样怎样，或者说，“我这单位”工作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既不爱说“我们”，“单位”上面仅有一个“我”；也很少想到戏是难于独脚唱得好的；一个单位工作的成就，不全靠领导，更应该说是靠集体的共同努力。一个同志的错误，也未必没有自己的一份，领导的更不用说。工作从来不犯错误，是好的，但重要的还须检查成就是怎样的，这才是“向前看”的精神。太看重“我”的人，对工作总容易故步自封，“但求无过”；或者是，不从工作的实际结合着政策出发，专门揣摩领导个人的意图，借以讨好领导。
也有这样的人，一报告起工作来，总是“我呀我的”，“我”怎样怎样做了工作；“我”讲了话，怎样引起广大群众的欢迎；“我”早已说过，这么干是不行的；好，现在上级来批评了，这可不关“我”的事。这样的人，就是把“我”摆在集体之上或集体之外的；“英雄”是够“英雄”的了，也许是个诸葛亮，然而是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是事后诸葛亮；还是有害集体的。
应该多多记住“我们”或“咱们”。从集体、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的高度来衡量这个“我”；不仅要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社会和人民的利益，而且要使这个“我”尽最善的努力来扩大集体、社会和人民的利益。这才是正确的“我”的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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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徐悲鸿先生纪念会和遗作展览会
为了悼念中国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的逝世，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今天在北京举行徐悲鸿先生纪念会和遗作展览会预展。展览会自明日（十二日）起将在中山公园公开展览，展出作品包括油画、素描、国画等二百二十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