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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松江县委召开干部会议
创造了宣传总路线的好经验
为了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教育和结合布置粮食收购工作，中共松江县委于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间召开了区乡干部扩大会议，到会干部一千二百余人。会议创造了比较系统的向乡村干部进行总路线、总任务教育的经验。
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到会，作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对干部鼓舞很大。会议期间，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江渭清同志又针对干部在讨论中产生的顾虑和问题，从思想、政策和工作作风等各方面作了明确的指示。这次会议收获很大，到会干部普遍反映明确地认识了革命方向，提高了社会主义的觉悟和工作的积极性，初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认识到国家工业化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懂得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做法，纷纷表示带头出卖余粮，保证国家购粮任务的完成。
会议在贯彻总路线教育，结合布置粮食收购工作方面，大体上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弄通过渡时期总路线。
首先，根据谭震林同志报告的精神，县委又作了一个启发报告，然后组织大家讨论“翻身革命已走到那一步？今后再往那里走？怎样走法？”在讨论中，反映了基层干部向往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但在具体工作中，又往往迷失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不少干部徘徊、苦闷、不安心工作，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日益上升。当他们知道了目前就是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时，莫不欢欣鼓舞。
接着，通过回忆对比，算了一笔四年来国家伟大成就和农民得到好处的细账，引导干部认清解放以来的一切重大工作，都是遵循着毛主席制订的总路线而进行的，因此，国家的成就和农民得到的好处，都是总路线的胜利。在对比算账中，大家体会得最深刻的是产量年年提高：刚解放时，全县平均每亩产量还不到四百斤，一九五一年增产至四百五十斤，一九五二年的产量接近五百斤，今年已经超过五百斤了；全县耕牛增加了一万五千多头，猪仔增加了五万八千多只。由于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日趋改善。长楼乡吴家桥村一百八十四户中，刚解放时只有十八户吃“二干一稀”，其余都吃稀、吃糠、吃番瓜，现在已有一百十四户吃“二干一稀”。亭林区陆金奎互助组组员大都有了一套列宁装，今年多数女组员还新做了呢裤子。而农民生活上的这种改善又是与农产品交换工业品的比价提高分不开的，解放前要两石米做一套单衣，现在只要一石米就能做起来；解放前一斗米换一斤火油，现在可以换到五斤火油。从今年与去年的价格比较，农民得到的好处也很大，如以全县合作社今年卖出的铁锅、龙头细布、肥皂、生油、洋纱、红糖、食盐、麻皮八项东西计算，比去年的价格便宜了约一百十八亿元，拿这些钱去买耕牛，就可买到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一头半，买抽水机可以买到一百十八部。在解放前后对比和解放后逐年对比中，领导上又有意识地启发引导，使到会干部大都认清了四年来所以能够得到这些好处，是由于党的总路线的胜利；由于工业对农业的支持；由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他们说：“人民银行也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想得周到，农民缺什么贷什么。”“乘火车便当了，因为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的”。这样，便把条条好处，和总路线联系起来，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不仅如此，到会干部还从自己四年来的经验中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因素越多，农民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大。同时，还懂得了现在的好处还仅仅是开始，日子会过得“好了还要好，甜了还要甜”。当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后，农民会有更大的好处，如枫泾区干部说：“比比过去生活是好了一百倍，比起苏联，还差一万倍。”
第二步，解决如何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方法是进行农业生产的两条不同道路、两个不同前途的对比教育，启发大家诉小农经济的苦，达到仇恨老道路，向往新道路，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
首先，讨论“老路走不得”。到会干部以亲身体验，揭露小农经济是农民的“穷根子”。在讨论
“过去想富，为什么富不了”时，不少干部列举具体事例说明了小农经济的本质。如漕泾区牛树村一百六十七户中，解放前只有一户发了家，成了富农，其余都贫困负债；枫泾区王钱乡一千一百户中，解放前只发了五户富农、二户地主。到会干部普遍反映：“走老道路发财，数不到我们种田的，过去发财的不是伪军官，就是大恶霸，不是伪乡长，就是投机商人，勤俭农民五更起、半夜睡，还糊不了口，祖祖辈辈想‘黄金万两’，但总是发不了财。”当大家深入地诉说了小农经济的苦处以后，就越加暴露了小农经济带给农民的悲惨命运。王钱乡农会副主任十一岁死了父亲，没钱埋葬，姊姊做了童养媳，妹妹送给别人抚养，弟弟死掉，自己当了七年雇工，娶了老婆，买了耕牛，自己种田，但隔不多久，老婆死了，又穷困下去，直到土地改革才翻了身。城西区干部说：“过去大多数农民是过着‘赊饼（豆饼）垩瘦田，破车踏漏田，借债缴会钱，穷鬼落井潭’的悲惨日子。”因此，他们把小农经济比作“韭菜命”长不长；比作“看鸭船”一碰就翻，又比作是“狗尾巴上的露水一摆动就掉了”，即使是“三月桃花一时红”，但还是“风吹雨打一场空”；并且，进一步体会到由于小农经济本身不稳定，必然会产生剥削，必然会有阶级分化。小农经济如不改造，“穷三石，富三石，没有多大富头”，而结果一定还是“苦死千家，发财一户”。通过以上的回忆、对比、算细账，大大提高了到会干部的阶级觉悟，认识到小农经济不改造，发展下去，只有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普遍感到“走解放前的道路是死路一条”。
第二，解决如何走社会主义新路的问题。开始从对比今天苏联人民幸福的生活和对比农民解放前后的生活着手，进一步搞通要集体致富，要依靠工业化，要依靠农业的合作化，要依靠工农联盟。大家体会最深刻最亲切的是今年的抗旱斗争。漕泾区干部说：“一九三四年五十多天不下雨，稻田全部荒掉，今年也是五十多天不下雨，但今年有互助组，有政府及时支援的戽水机，所以，产量仍旧不差。”城东区五龙乡干部算了一笔账：如果今年该乡有戽水机，每亩一定可以再多打五十斤粮食，全乡就可多打四十三万斤。经过这样对比算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变成了到会干部的自觉要求。县委为了帮助到会干部加深对工业化的理解，举办了展览会，运用各种图表、实物和模型，用对比算账的方法，反映了解放后生产资料的增加，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产品交换工业品比价的提高。许多干部看过展览会后说：“国家工业化给了我们这许多好处，我们还不晓得！”同时，又组织干部参观通用机器厂和上海电机厂，使大家进一步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在干部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较深的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干部明确认识在农村中发展互助合作，做好收购粮食工作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此，会议又作了合作化和收购粮食工作的补充报告。在讨论中，深入一步地批判了小农经济的弱点，一致认为土地改革后，虽然分到了土地，生活虽然有了改善，可是小农经济毕竟是经不起天灾病祸的，如泗泾区新浜村农民周照生，全家十口人，土地改革时，分了三十亩田，生活很好，不巧在一九五一年死了媳妇，卖掉十亩田，今年周照生死了，又顶去十亩田。同时，在讨论中也反映了凡是互助合作运动开展得不好的地方，阶级分化就比较严重，如漕泾区刘赵村农民方来云，去年单干，每亩只收二百八十斤，生活困难，典掉了二亩田；而今年参加了互助组之后，每亩产量达到三百五十斤，生活好转，二亩田也赎回来了。干部反映：“互助组当中有一点点社会主义芽子，产量就比单干农民高，生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的，产量又比互助组高，证明社会主义因素越多，产量就越高。”到会干部在认识了发展互助合作的重要意义后，大都自觉地检查了今年对互助组放任自流的错误，以及怕领导互助组的畏难情绪，纷纷表示要回去根据积极领导和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互助合作运动。
第三，在明确认识了“老路万万走不得”，“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农民唯一的幸福的道路”后，到会干部就自觉地批判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新建乡民兵队长朱志林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五年计划（先囤粮放债，再盖房买田，自己做木匠，土地由互助组耕作，由贫农变成富农。现已买了两亩田，马上可再买一亩半，并放车水工资）。许多干部经过思想斗争后，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就更加增强了。
第三步，布置收购粮食工作。主要引导到会干部在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收购粮食工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具体步骤。
首先，把余粮卖给国家的意义、好处反复讲清楚。到会干部弄通了收购粮食工作对保障国家建设巩固国防和稳定市场等方面的重大意义后，开始揭发投机奸商囤积粮食、杀价、抬价、搀假欺骗等伤天害理的活动，并纷纷回忆奸商给予农民的苦处，解放前奸商如何与地主、反动派勾结起来欺诈农民，造成“丰收成灾”的痛苦，以及解放后继续抢购粮食，囤积居奇，捣乱市场，危害国家建设等罪行。如城东区洞泾乡的五个村，今年春天向投机粮商借高利贷一亿一千多万元，秋收后付还一亿八千多万元，净息七千多万元。尤其投机粮商采用买青苗等恶毒方式放高利贷，仅洞泾一乡算一算账，农民所借高利贷（四亿多元），就要付稻谷五十多万斤，这使大家大吃一惊，说：“一年到头忙着增产，想不到一万多亩田增产的稻谷都要流到奸商手里去了。”因而不少干部自觉地检查了过去的许多错误想法，如认为私商“价钱好”，以及帮助私商套购粮食、“买东西靠合作社，卖东西靠私商”等错误的行为。表示拥护并坚决完成购粮任务。
其次，针对着干部的思想顾虑，交代政策和具体办法，反复地打通思想，使到会干部真正达到“道理通，具体通，办法通”。他们纷纷表示响应领导号召，改正错误，做个好干部，并带头把余粮卖给国家。
在组织讨论时，县委按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随时讨论，随时小结，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不断启发，不断提高。发现有解决不透的地方，由县、区作补充报告或补充发言，进行补课。并注意培养典型，现身说法，把一般教育与个别谈话、耐心帮助结合起来。最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思想成果，树立榜样，统一认识，又组织了大会典型发言。内容生动有力，对到会干部启发推动很大，造成了完成购粮任务支持国家工业化的热烈气氛。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松江县委贯彻着批判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贯彻着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不论是组织讨论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不论是回忆、对比、算账和诉苦，都为了达到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思想水平、批判干部中资本主义思想和各种糊涂观念的目的。松江县委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特别重视了保护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对那些存在着资本主义思想的干部，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此外，松江县委还对不同思想情况的干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不同的教育，并抓紧在每一段落、每一环节中深深挖出干部的思想根源，对症下药，绝不中途而废，务求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在会议总结中着重指出对贯彻总路线教育和完成购粮任务应着重抓住以下三个环节：一，集中力量开好各乡干部积极分子会议与人民代表会议；二，切实做好收购粮食的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三，切实做好基点工作，先行取得经验，以便有力地推动全面。
最后，县委向到会干部全面的布置了以生产为中心，以购粮工作为重点，以总路线宣传为动力的冬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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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全县第六、七、八区召开代表会议
宣传国家总路线动员农民卖粮
广西省全县第七区全区和第六区、第八区部分乡，在十一月中旬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取得不少成绩和经验。
这三个区在召开代表会议时，首先从对比解放前后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入手，深入进行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代表们通过总结解放后生产和生活提高的原因，深刻体会到人民政府的领导、扶助，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和国家发展工业对农民的好处。如六区南宅乡的代表们以雷家村为典型，仅计算了一下全村解放以来由于政府领导增产和廉价供应工业品使农民得到的利益，就比全村缴的公粮多出三倍。
代表们受到两条道路的教育以后，都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少人自动批判了想退出互助组、想放债等错误思想。如七区白石乡代表谢永吉看到邻居常时松放债盖了大房子，也曾想走这条路。这次他在代表会议上说：“过去我想不搞互助组了，分了那几十担稻谷的公积金，拿来放债，将来也可以照样盖房子。现在认识到这样的想法不对，我一定要搞好互助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许多代表在看清楚当地已经有些农民卖地、受高利贷剥削的事实后说：我们还是水里的浮萍，未落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危险得很！
第七区代表会议在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以后，及时把农民增加收入的要求引导到扩大生产上来，彻底打破了部分代表自发的想从扩大剥削增加收入的资本主义思想。如白石乡代表李絮明原来计划放八担稻谷的债，明年收十二担谷，经过代表会议帮助他改订计划，把八担稻谷卖给国家，卖谷得到的钱买成肥料，他十五亩田每亩增产一担谷，就可以增产十五担，比放债的收入还多。李絮明恍然大悟地说：“我没认识到扩大生产也可以增加收入，这才是爱国增产呢！要是个个都想放债，国家却没有增产谷子！”第七区代表会议通过普遍修订个人打算的“小计划”为服从国家利益的“大计划”，代表们卖出大批余粮。仅才湾乡二十九个代表就卖出余粮三万斤。
各区代表会议在进行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代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讨论了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的问题。代表们都认为把余粮卖给国家是配合实行总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行动，代表们都把动员农民卖粮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时，还有部分代表存在着等价惜售等思想，代表会议便用真人真事进行了教育。如七星乡第四居民组有六户农民去年因等价惜售，存的稻谷今年已变质不好吃。通过这些事实，代表们更加认识到把余粮卖给国家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
代表们认识到把余粮卖给国家的意义后，都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代表会议进一步引导代表们修订增产节约和扩大生产的计划。六区南宅乡有十四个代表原计划卖粮五千斤，经过修订增产节约计划，卖粮数量增加到一万零七百四十斤；缺粮户也订出了生产渡荒的计划。
最后，代表会议都交代了国家收购粮食的政策，研究了发动群众卖粮的方法。如第七区代表会议上，由才湾乡代表蒋受栋作了用回忆对比的方法耐心发动妻子、女儿卖出余粮的典型报告，对到会代表启发很大。会后，代表们都欢欣鼓舞，信心充沛，决心回家后很好地向农民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
（莫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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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东盖平县召开农业互助合作代表会议
纠正不积极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偏向
辽东省盖平县在十一月八日召开全县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代表会议，会上，盖平县县长章明作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使全体代表进一步明确认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在讨论中总结和检查了全县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成就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该县在去冬整党学习的基础上，今春又组织干部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等三个文件，并切实贯彻了东北局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全县互助合作运动又有新的发展。据今年九月的统计，组织起来的农民占全县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六，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计有集体农庄一处、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七个、常年组一千二百一十三个、三大季组三千六百三十四个、换工插犋组二千一百七十五个。在生产中，这些互助合作组织都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但是，由于部分区村领导干部没有全面地领会中共中央指示中所提出的“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的精神，不敢对群众大胆地进行互助合作的教育，把“积极领导”变成“放任自流”，放松了对互助合作的领导，致使许多互助组存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许多本身富裕、不愿组织起来的农民（并有一部分村干部）断章取义地到处宣传单干，把“允许单干”说成“提倡单干”，影响了农民组织起来的积极性。七盘岭村春起有六个常年组，现已散伙一个，组长放弃领导的两个；六个三大季组有两个组从夏锄时就散了伙，组织起来的户数比春天减少百分之十六，形成“春天轰轰烈烈、夏天松松懈懈、秋天自消自灭”的现象。第二区厢黄旗村互助组中有问题，互助组长看村干部不领导，区干部来了也不提互助合作的事，就等待秋后再说，庄稼作务得不好，草苗齐长。夏锄中雨多，草苗齐长，许多互助组轮流作业发生困难，领导方面也没有及时领导研究合理的解决办法。另外，牲畜使用、果树入社分红问题都长期没有解决，也影响互助组不能巩固。
在会上，有不少区村干部和互助合作代表，检讨了过去放松领导的错误，进一步认识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领导农民建设大家富裕的农村。会上并研究了结合冬季生产整顿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的做法和步骤。
（刘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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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省各族农民种植八百多万亩冬季作物
广西省八百多万亩冬季农作物已基本种植完毕。其中桂西僮族自治区的冬种面积约达五百万亩左右，较去年扩大二百四十万亩，现已播种百分之七十以上，估计明春可增产两亿斤粮食。其他地区已播种的麦类、豆类、红薯和蔬菜，也超过了去冬的种植面积。
广西省各族农民过去虽有冬种习惯，但大多抱着“有则收、无则丢”的态度。为了动员农民增产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今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中共广西省委员会指示各地把冬种当作一季生产看待。中共宜山地方委员会书记和许多县的中共县委会委员都深入产粮地区，领导各族农民开展冬种运动。鹿寨、临桂等县农民提前完成秋收，及时种下了小麦。都安、马山等县各族农民原无冬种习惯，今年也试种了不少荞麦和马铃薯。邕宁、武鸣等县许多僮族农民说：冬种一亩田，来春多担粮，能改善自己生活，又能多卖粮食给国家，听共产党的话没错！他们纷纷扩大冬种面积，并积极加强田间管理，计划每亩要比去冬增产十斤粮食。
由于冬种时间短促，广西省各地农民曾组织许多临时互助组，克服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目前，各族农民为保证冬种作物丰收，已开始进行保苗、追肥等活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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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
赖若愚
编者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今年十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的发言，下面是这个发言的全文。
这次主席团会议只准备解决一个问题，即增产节约——劳动竞赛问题。
根据两方面的需要，劳动竞赛问题是应该着重加以注意和研究的。第一、中央号召增产节约，我们必须响亮地回答中央的号召，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计划。如果第一年度计划不能完成或完成得不好，就会影响职工群众对于五年建设计划的胜利信心。反之，如果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我们就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要保证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就必须展开劳动竞赛。第二、劳动竞赛是在解放以后就出现了的，但以往的劳动竞赛，一般是处在初级阶段。而今天却已经有可能也完全需要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只有把劳动竞赛不断地向前推进，使它成为职工群众经常的劳动方式，才能有把握地保证今年的和整个五年的建设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如何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这便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劳动竞赛，是工人阶级在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之后自觉的、主动的劳动热情的一种必然的表现。从解放以后的护厂、接管、清点物资、献纳器材、恢复生产、抗美援朝以及几次的增产节约运动，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以往的劳动竞赛，大多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的劳动竞赛的主要特点是：偏重于加强劳动强度，突击性盲目性很大，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往往对产品质量和劳动保护注意不够。而正常的劳动竞赛则应当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应当着重于改进生产技术与劳动组织，推广先进经验，发掘生产潜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改善操作环境和技术安全，全面地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当然，初期的劳动竞赛也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劳动强度也是应该适当提高的。同时，当企业的改革工作还没有基本完成，我们还忙于企业改革的时期，也不可能集中精力来领导劳动竞赛，更没有足够的条件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可是现在不同了。在“三反”运动之后，企业的民主改革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各工业部门又都开始实行了计划管理、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各个地区的工作逐渐趋向平衡，即全国绝大部分厂矿都有可能由改革运动切实转到生产方面来。工会组织完全有可能与生产管理工作的进步相适应，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并根据正常的劳动竞赛的需要，来改进整个的工会工作，建立工会的正常的工作秩序。这是目前整个工会工作的迫切任务。
工会在一年以来，特别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作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从整个工作的发展来看，我们依然处在由政治改革运动切实转向正常生产的过渡阶段（由改革运动到正规生产是一个质的变化）。要顺利地结束这种过渡，使工作早日走上正规，其中心问题是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并围绕着劳动竞赛来解决其他问题——整个工作秩序的问题。
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劳动竞赛比过去有了一些进步，许多厂矿已经注意了克服劳动竞赛中的盲目性和突击性；注意了生产技术上和劳动组织上的改进；注意了保证质量、降低成本和安全生产。同时，集体合同、特别是生产会议也开始为许多厂矿所采用，并取得了一些经验。根据这些初步的经验来看，生产会议是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开展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搞好生产的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
但是应该指出，工会在组织群众的生产工作——劳动竞赛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多数厂矿企业的劳动竞赛，还是停留在一般号召和挑战应战的水平上，缺乏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缺乏切合实际的竞赛条件（生产计划）—明确的奋斗目标。所以竞赛往往是“一阵风”，虎头蛇尾，没有持续力。
有些工会组织不研究怎样组织竞赛，怎样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只是在形式上打圈子，追求新形式，就连竞赛的名称也是很奇怪的，有什么“单一竞赛”、“天安门点将台分四阶”、“抗美援朝保卫胜利果实”等等。这种现象一方面表现了领导政治运动时期的“轰”的作风还没有转变，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工会干部在领导劳动竞赛中的“苦闷”状态。
第二、许多厂矿放松了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根据华北地区的统计，去年地方国营纱厂，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曾达到百分之八十，今年反而降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了。山西的纺织厂（晋生、晋华），去年“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推广到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百，而今年比较好的也只达到百分之六十。富家滩煤矿“长壁式回采”的工作面，去年有五个，现在只有一个。山西机器厂“多刀多刃切削法”去年曾推广到百分之五十九，今年只留下十一个人了。这种下降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为什么推广先进经验的情况有“倒退”的趋势呢？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过去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是突击，突击之后，没有使它成为经常工作，没有把已经取得的成绩加以巩固和提高，这样就形成自流，就自然松懈下来了。
二、在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中原来就有虚假数字。
三、对于解决推广先进经验中的具体困难注意不够。
在合理化建议的问题上存在着两个缺点：一是处理建议不及时，如沈阳五月份竞赛中，出现大小窍门八千六百四十一件，而处理了的只占三分之一。二是合理化建议缺乏明确的目的，许多地方不是像五三厂那样，根据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提出课题，围绕着课题发动大家找窍门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形成“窍门满街跑，任务完不了”的现象。
第三、劳动竞赛中资本主义思想相当严重。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虚假现象，个别厂矿企业的干部为了骗取荣誉，不惜采取各种恶劣的欺骗手段。如去年揭发的铁路系统的假劳动模范李永禄，过去说他“安全行车十万公里”，实际上他没有一万公里的行车是安全的。今年铁路系统又揭发了牡丹江铁路工厂的领导干部连续假报成绩。沪宁铁路高资工区，过去叫“全国铁路模范工区”，可是，这个光荣的称号也是骗来的。在轻工业系统中，沈阳橡胶四厂的前任厂长赵均、党总支副书记潘巨、副厂长丁洪涛、工会主席曾宪宁等，从一九五一年起就连续假报成绩，骗取了沈阳市“模范厂”和“轻工业模范厂”的荣誉。这一类的现象，虽然只是个别的，但它的性质是极严重的，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必须坚决地反对和纠正。
资本主义思想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主义倾向：有些厂矿的生产鼓动工作缺乏政治性、思想性，提出的口号有许多是经济主义的口号。如：“好好生产吧，奖金向你招手了”、“超额生产多得工资”、“找窍门得奖励”等。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以后，在工厂里还提这一类的口号，这是惊人的。工作超额完成，应该给予物质的和荣誉的奖励，但是工会工作者应该把这种奖励提到政治上来教育群众，即强调他这样作的政治意义，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而不应该把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降低到经济主义的水平来适应一部分落后群众。这是资本主义思想表现的另一个方面。
第四、对劳动模范的联系和培养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因而有不少的劳动模范存在着骄傲情绪。由于骄傲情绪，使得某些劳动模范停滞不前，脱离群众。这也是必须严重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把劳动模范提拔成干部，一般地说，这是不恰当的。我们对于劳动模范应该是从生产中去培养，不断地从政治上、文化上、技术上去提高他们，让他们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真正成为生产中的骨干。
总而言之，工会的群众生产工作做得很不够，既跟不上行政管理方面的进步，也落后于群众的热情，更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提高对劳动竞赛的领导水平，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并围绕着劳动竞赛解决工会工作的秩序问题。
关于劳动竞赛这个问题，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有原则的决定，其基本精神是要求通过劳动竞赛来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并改善操作条件，保证生产安全。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十分注意生产技术与劳动组织的改进，而不应该是偏重于拚体力的。这样的劳动竞赛，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不能是自发的。这样的劳动竞赛才能够是持续的经常的劳动方式，而不是突击运动。应该指出，在厂矿企业实行作业计划之后，劳动竞赛的目标（或条件）是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了。作业计划同时应当是竞赛的目标或条件。这就使竞赛的组织性、计划性加强起来了。所以作业计划并不否定竞赛，而是使竞赛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许多工会组织正是根据这种认识领导了劳动竞赛，因而使劳动竞赛得以经常化。他们在发动广大群众讨论国家计划（指标），或配合企业行政制订与执行作业计划的主要方法，就是引导群众针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展开找窍门、挖潜力的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运动，突破旧的定额，变国家计划（生产计划）为群众的行动纲领，并制订车间、工段、小组及个人的具体奋斗目标与各项保证办法，作为竞赛条件，在此基础上开展以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或作业计划）为中心内容的经常性的劳动竞赛。群众性的找窍门、挖潜力的合理化建议运动，会促使企业行政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制订出先进的生产计划——或切实可行的作业计划；它也能够促使职工群众顺利地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加强计划管理推行作业计划，就是严格地要求厂矿企业全面地、均衡地完成生产任务。保持均衡性就要消灭落后环节，不使其影响整个生产的有节奏的进行。为此，也必须发动职工群众找窍门、挖潜力配合企业行政的技术组织措施，以保证作业计划得以贯彻执行。只有不断消灭落后环节，才能使我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有的同志认为均衡生产就不能开展竞赛，这是对于均衡生产的误解。所谓均衡生产是向先进的生产水平求得均衡，而不是向落后的水平求得均衡。生产的均衡常常被破坏，但那不应该是由于落后，而应该是由于先进。当生产中的某一环节突破了现在的定额的时候，应该使其他落后了的环节很快地赶上，以求得新的均衡。这样地使先进带动落后，就使生产不断地前进，就使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
目前，在许多厂矿的劳动竞赛，已经注意了生产技术与劳动组织的改进，而鞍钢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现在，让我介绍一下鞍山的经验，作为一个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的范例。
自从去年秋天，小型轧钢厂张明山创造反围盘成功以后，鞍山钢铁公司就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技术改进运动，自去年秋天到今年七月止，参加技术改进、提合理化建议的职工占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七月的十个月来，经公司审查认为可以采纳的合理化建议共四六八件，已经试验成功的有二九九件。这些成功的建议中有五一件是增加了产量的，有二十三件是提高了质量的；有二十八件保证了安全生产；有六十六件节省了劳动力；有二十二件改善了操作环境；有四十件使体力劳动大大减轻。这都是合乎增产节约的要求的。
根据鞍山的经验（五三工厂也有这些经验），要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开展合理化建议，领导上对于合理化建议必须有力地予以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鼓励，而且要从实际上给以很多便利。鞍山钢铁公司对支持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有一些具体规定：
一、职工所提的合理化建议，经初步研究认为有价值者，即批准给予一定的试制时间。试制期间的工资不低于本人前三个月的实际平均收入。
二、初步试制成功的技术上的改进，经审查批准后即在生产中试用。为避免试用期间由于技术措施上的不完善或操作上的不熟练所引起的暂时的产量降低，影响工人的计件工资，规定试用期间，操作工人的工资不低于其前三个月的平均收入。
三、试验或试制时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工具，由行政方面拨给。
四、对于使某些生产过程机械化的建议，由行政方面安排施工力量。
五、每一项技术改进成功以后，要组织工人学习，使他们掌握新的操作法。
六、由于生产的合理化使定员减少时，被减少的工人不能辞退，要给他们新的工作，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技术。
行政领导上有这样明白的规定，对于职工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鞍钢行政上还积极地支持了工会所领导的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已成了团结广大职工群众的组织。行政支持加上党和工会的政治工作，就使工人、技术人员的主动性大大得到了发扬，使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受到了打击。鞍山钢铁公司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第二、要重视和做好老工人、技术人员的工作。鞍山钢铁公司所有重大的创造发明，几乎全部是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倡议的。由这里可以看出，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是生产中的骨干。把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发动起来，才能使工人的实际生产经验与技术人员的技术知识相结合，才能不断地提高工人群众的技术水平，才能不断地改进我国工业的技术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加强对于技术人员的政治工作，树立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重视群众的实际经验的思想。同时，也必须加强工人群众的技术教育和文化教育，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技术，提高他们为了掌握新的技术所必需的文化水平。
要使劳动竞赛经常化，科室人员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在实行计划管理以后，科室工作人员的作用比较显著了，科室工作做不好，计划管理就搞不好，劳动竞赛也必然要受到影响。
有许多基层工会的同志，不敢做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工作，认为自己的文化、技术不如人家，做不了人家的工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不是和技术人员、职员比技术、比文化，而是做政治工作，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三、必须有正确的奖励制度。鞍山钢铁公司对于采用了的合理化建议，都按照重工业部的规定，及时地给予奖励。第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取得苏联专家的帮助。以上几点经验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可作为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的方向。现在已决定把鞍钢的展览会搬到北京来展览一次，通过这次展览，把它的经验加以推广。最后，再讲一下关于整个工会工作的秩序问题。
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这是当前工会工作的中心问题。可是，如果工会基层和厂矿整个工作没有正常的秩序，如果工作上的混乱状态不能克服，就不可能真正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先建立厂矿的工作秩序，然后才能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而是在开展劳动竞赛的同时，要围绕着劳动竞赛，把工会工作和厂矿整个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劳动竞赛的正常发展，将有助于正常的工作秩序的建立，而正常秩序的建立，将会保证劳动竞赛的正常的持续的发展，使它成为经常的劳动方式。
工会工作的秩序，可以从三个方面即组织方面、制度方面和工作方法方面加以整顿。
组织方面：基层的许多组织不是根据工作的发展和需要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的，所以有些组织直至现在还是徒具形式，应根据工作的要求加以整顿，各厂矿也不必强求一致。同时，既然建立了一种组织，就要明确地规定它的职责，充实它的工作。
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会议问题，一是业余活动问题。会议多、会议长、会议质量不高，干部忙于开会，不能深入车间小组，这就是问题。所以必须采取各种办法减少会议、缩短会议时间、提高会议质量。
业余活动（技术学习、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各种讲座等等）有许多是强制参加，我们提议把这些业余活动的强迫制改成自愿制，即不是以行政权力来强使群众参加，而是以我们正确的工作来吸引群众参加。当然这并不能理解为可以削弱这些工作，而是要认真地改善工作方法加强这些工作，因为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才能吸引群众来参加，而吸引和说服的方法是工会工作的基本方法。这种自愿制，应该有重点地，逐步地加以推行。
工作方法方面：政治改革运动、突击工作的工作方法，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深厚的影响，在我们的整个工作切实转向生产的时候，这种工作方法必须加以改变，必须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深入、更加具体、更加细致。任何工作都不应当只是“动员”，除开进行必要的一般的动员号召之外，更重要的还要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解决具体的问题，并及时地总结经验，抓住典型，加以推广。关于工作秩序的问题，十二月基层工作会议将进一步地加以讨论。
目前的工会工作，正处在由不正规转向正规、由政治改革运动转向生产的过渡阶段，为了早日结束这个过渡阶段，我们应该抓住劳动竞赛这个中心环节，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同时，随着劳动竞赛的发展，并适应劳动竞赛的要求，把厂矿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