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美国空军第五十八战斗轰炸机大队第三一一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官和驾驶员上尉约翰·阿·奥斯本的供词
我是约翰·阿·奥斯本，美国空军上尉，军号AO—796188，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抵达朝鲜，被派至一三六战斗轰炸机大队第一八二战斗轰炸机中队，即现在的第五十八战斗轰炸机大队第三一一战斗轰炸机中队。我是第三一一战斗轰炸机中队的作战官和F—84型飞机的驾驶员。我曾参与三十三次飞行任务，其中有六次我投掷了细菌弹。
我于一九四○年十月六日参加陆军航空队。在我来到朝鲜前，我是美国空军战略空军司令部第三一战斗护航联队里的小队长，自一九四七年九月起，我即在该联队。
我所受的关于细菌战的训练实际约始于一九五一年八月。战略空军司令部曾命令在佐治亚州阿尔巴尼市的特尔纳空军基地建立一所原子、细菌及化学战的学校。我到该校时我们曾听过一次关于细菌弹构造的讲课。那是一种我们称之为薄壳弹的炸弹，沿着弹头至弹尾的中心线装有引起爆炸的炸药。我们被告知，在大小和外形方面，它大致与一般五百磅普通炸弹相同，内装液体。我们又得知这种炸弹里所装有的细菌系用来散布天花、伤寒、黄热病、霍乱及鼠疫等疾病的。我们被告知说，我们可以使用一种适合于喷射的带菌物。这种带菌物能使用于标准化学喷射油箱像烟幕剂和毒气一样。讲课人并没有提到在朝鲜战争中将要使用细菌武器。
当我和其他几位从美国来的驾驶员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抵达日本板付时，我们在小型地面学校里上过课，该校系为向第一三六战斗轰炸机联队报到的驾驶员而设的。我们在该学校时，曾花了一天工夫参观基地军械区。在参观时，有一位技术军曹做我们的向导和讲解员。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第一三六联队所使用的一切军械。他在讲解细菌弹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他所告诉我们的关于细菌弹的构造及其内部所含的物质和我们在特尔纳基地的原子、细菌及化学战学校所学的相同。在我们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到达K—2基地后，我从诺韦基上尉处获得关于实际投掷细菌弹的某些情况，他是我们第一八二中队的作战官。他所告诉我们的主要情况是：投掷细菌弹与投其他任何一种炸弹没有什么不同。他还指出，当携带细菌弹的飞机起飞后，如果必须中途折回，则我们的紧急投弹区是浦项K—3以东十英里的地域，这一点是极关重要的。
在第一三六大队和第五十八大队里，我们曾使用细菌弹。我肯定地认为阻碍我们使用喷射细菌的方法，其唯一理由在于这样做就需要更多的人员和费更大的力气，以及K—2基地之缺乏这种设备。
在每一次投掷细菌弹的任务中，我所承担的工作如下：任务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预备命令就到达我处，我的工作就从此而开始。假如该项命令规定由一个小队来携带细菌弹，那么作为作战官，我就必须决定由那几架飞机来组成该小队。然后，我审核各小队长所交给我的小队飞行人员名册。假使将担任投掷细菌弹任务的小队中排有技术不佳的人，我就和该小队长联系，以便换一个人。作为作战官，我必须经常对由我所指挥的所有驾驶员和飞机都有相当的了解。我将飞机安排好以后，我就通知军械部门哪些飞机应装上细菌弹。当我把我的驾驶员和机号都安排妥当时，我即将此任务单上报大队，以便大队能将其列入简令牌上。
直到我被俘的时候为止，对一个携带细菌弹的驾驶员所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他必须能够击中目标。由于巴克斯将军所建立的连续训练计划，所以经常地检查所有的驾驶员，并对那些需要受到进一步训练的人进行进一步的训练，以便所有的驾驶员都能具备携带细菌弹所需要的条件一事，并不是很困难的。
约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我执行了第一次投掷细菌弹的任务。目标是平壤东北的一座铁路桥梁和隧道。参加这次任务的共有二十四架飞机，由布蒂中校领队。带细菌弹的小队是由夏尔普中校领队，我是他的僚机。
关于这次任务的简令是在七时左右开始的。大队作战官弗林特少校开始简令，告诉我们这次任务的号码。接着他说，目标是平壤东北的一座铁路桥梁和隧道。他随即告诉我们参加这次任务的驾驶员和飞机号码。关于军械方面，他说，除了“E”小队的每架飞机携带一枚细菌弹及一枚普通炸弹外，所有的飞机都是携带二枚一千磅的普通炸弹。此后，他提到带细菌弹的小队的紧急投弹地区在浦项以东十英里处。
第二个给我们简令的是大队情报官米勒中尉。他用地图和照片指示了目标区。随后，他告诉我们在目标区周围的高射炮火的位置和如果有人被击中时，所应采取的紧急措施。
第三个给我们简令的是联络地面部队的军官。他很快的谈了一下前线形势的概况。
然后，是由气象官进行简令。他全面扼要地向我们说明了往返目标途中，在目标区上空和飞回K—2基地时将遇到的天气情况。
最后简令的是这次任务的领队布蒂中校。他首先谈到滑行、起飞和编队的程序。然后他谈到在目标区上空我们将使用的程序。接着又谈到对付米格飞机的战术和紧急投弹区。
我们回到中队以后，夏尔普中校举行他的中队简令。他开始说道，这次任务与其他任何任务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为我而说的，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第一次投掷细菌弹的任务。然后，他使用了在中队简令室中为了指明紧急投弹区而用的地图，指出了紧急投弹区。他随后谈到，万一我们遭到米格式飞机的袭击时，我们在中队里将用何种战术应付米格式飞机。至此结束了我们的简令。我们约于九时起飞。我们按照简令编队并飞向目标。飞达目标上空后，我们向右转弯并向南投弹，把我们的细菌弹投在桥南端的岸上。我们以四架飞机编成一小队的队形飞回K—2基地。我们着陆后就进行汇报。
当我们“E”小队最后进入汇报室的时候，其他小队有的已经汇报完毕，有的即将汇报完毕。米勒中尉取来了目标区的照片和地图，我们就开始汇报。我们报告我们所投的武器是四枚细菌弹和四枚普通炸弹。然后，我们尽可能正确地将炸弹的爆炸地点在地图上和照片上予以指出。我们最后汇报了在目标地区的高射炮火和天气的情况。至此结束了大队的汇报。
我的第二次投掷细菌弹的任务是在七月六日左右。此次任务的目标为海州以南两湖之间的一个小镇。该次飞行共有四架飞机，由加菲尼中校领队，小队中有邦加尔德上尉、哈斯顿上尉和我自己。简令如常。在每架飞机上我们携带了一枚五百磅型细菌弹和一枚五百磅普通炸弹。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约为十五时。我们的细菌弹和普通炸弹都按简令所规定的投于目标区。汇报如常。
我的第三次投掷细菌弹的任务，目标为海州以南的延安。这次任务约在八月七日，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约为十七时。该次任务的领队为弗林特少校。携带细菌弹的小队领队为杰·德·布朗中尉，小队之其余成员为华尔希中尉、我自己及培基中尉。投掷细菌弹的小队的军械为每机一枚五百磅型细菌弹和一枚五百磅普通炸弹。这次任务的一般目标是延安，但是我的小队将细菌弹与普通炸弹按简令投于该镇东边的一个形成三角形的住宅区中。汇报如常。
我的第四次投掷细菌弹任务是在八月十三日左右。此次目标为铁原以北一个埋藏起来的供应地区。参加这次任务的共有八架飞机。任务的领队为罗伯逊上尉，我带领携带细菌弹的小队。在我的小队里，其他两人为詹姆斯中尉和范布鲁塞尔上尉，我记不得第四人是谁。携带细菌弹的小队中，每架飞机的载弹量为一枚五百磅型细菌弹和一枚五百磅普通炸弹。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约为十五时。这次任务除了詹姆斯中尉必须中途折回而只剩三架飞机投掷细菌武器以外，均按简令进行。
我的第五次投掷细菌弹的任务是在九月七日左右，它是一次特殊的任务。因为除了携带细菌弹以外，我们还在安东飞越了鸭绿江。此次任务分为两批，每批有十二架飞机。第一批由弗林特少校领队，受令在新义州向右转弯，以轰炸水丰水闸南面的军官学校。他们的军械是每架飞机两枚一千磅普通炸弹。第二批由布蒂中校领队，受令飞到安东。关于此次任务之简令为时较长，内容较一般简令为多。凯科阿中校带领投掷细菌弹的小队，那是第二批的第二小队，我是他的僚机。我们的军械为每架载一枚含有液体的细菌弹和一枚五百磅普通炸弹。其他八架各带两枚一千磅普通炸弹。夏雷上尉简令说，第二批目标为最靠近安东的一个飞机场。我们的联队长华福特上校在此次任务出发的前一天的下午，曾在第五航空队里。第五航空队情报处的德·勒·布朗中尉也来参加我们的简令。在一般简令后，第一批飞行人员各自回到他们自己中队里去听中队简令。布朗中尉于是向第二批的人员简授关于第五航空队对于在安东地区有关逃走与闪避的情报。然后，我们的情报官纳希中尉告诉我们关于目标地区内的高射炮火的位置。他还用照片来指示我们的目标。然后，华福特上校向我们讲了实际上与布朗中尉同样内容的话，但语气更为加重了一些。然后，夏雷上尉供给了为我们所需要的关于那另外一小段航线的情报，并告诉我们说，在回来时，如有需要可在K—13基地着陆并加油。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大约是十五时。这次任务在我们到达鸭绿江以前，均按简令执行。第一批飞机已转向军官学校，而当我们刚越过鸭绿江时，我们就遭到了米格式飞机的袭击。我们就在安东上空抛下了细菌弹和普通炸弹并开始夺路南去。简令时曾告诉我们说，F—86机将掩护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一架。我们的汽油几乎用尽，因此不得不在K—13基地着陆加油。除了我们不能报告任何关于目标及轰炸的情报以外，汇报的其余部分如常。
我的最后一次投掷细菌弹的任务，也就是我最后一次的飞行任务，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九日。在这次任务中，我携带了二枚五百磅型的细菌弹。这次任务的目标是元山西北的铁路桥梁。鉴于这是一条主要的供应线，所以他们要试图尽可能久地使修复工作不能早日进行。我与第三一○中队同飞。这次任务的领队为弗林特少校。卡特中尉带领载细菌弹的小队。我飞第三号机，伯奈特中尉飞第四号机。简令及其他一切都如常，直到我们到达目标地区以南，并开始下降穿过一层薄的云层时为止。在云层里不是我撞了某人就是某人撞了我，于是我不得不跳伞出来。时间大约是十二时。
我也还带领过几次投掷细菌武器的任务，但细菌武器不是由我所投的。
这种任务的第一次，其目标为梧山里以西的一个大供应区。时间约在七月二日左右。参加这次任务的共有十二架飞机。携带细菌弹的驾驶员为伯罗中尉，他带领该小队，此外，还有英格拉姆少尉、奎尔斯中尉及帕姆格伦中尉。细菌弹的枚数为每机一枚。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为九时左右。
第二次在八月二日左右。参加这次任务的共有十二架飞机。携带细菌弹的小队由第六十九中队的英格拉西亚上尉领队。该小队中每架飞机携带一枚细菌弹，一枚普通炸弹。目标区为安州以北的一段业已切断了的铁路，我们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约为十四时。
第三次任务是在八月六日左右。参加这次任务的共有二十四架飞机。细菌武器由萨利斯柏利中尉、福恩斯中尉、夏雷上尉和哈特中尉携带。他们每人携带一枚细菌弹和一枚普通炸弹。目标是熙川以北的铁路桥梁。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是十七时左右。福恩斯中尉在这次任务中被击落。
最后一次任务在八月二十九日左右。参加这次任务的共有二十四架飞机。我带领最后一个中队，该中队有投掷细菌弹的小队。携带细菌武器的人员有大队长约旦上校、詹姆斯中尉、加里克中尉和哈洛兰中尉。在这次任务中他们每人携带一枚细菌弹和一枚普通炸弹。目标为平壤东北角的住宅区。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约在十七时左右。除了情报官在向我们简令时说及我们可以在目标以东的地区进行扫射以外，这次任务的简令如常。约旦上校的小队就这样做了，并且扫射了平壤以东约十英里的一个俘虏营。在这次任务之前一天约旦上校曾去第五航空队，这使我相信，他受到简令要进行这次扫射。
在我来到朝鲜之前，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就我们方面而言，这不是一次正义的战争。而自从我亲自参与了对无辜平民投掷细菌弹以来，我确实知道我的那种感觉是对的。当我在北朝鲜执行我的任务并投掷这些武器时，有一个事实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我们被派去“轰炸”的目标并无军事价值。那仅仅是杀害平民和毁灭家庭而已。自从我被俘和我能够看见我所参与的带给对无辜平民的破坏以后，我每晚都祷告上帝，饶恕我过去所干的事。除向上帝祈祷外，我也正请求中朝人民饶恕我的罪行。
约翰·阿·奥斯本（签名）
美国空军上尉
AO—796188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
我是约翰·阿·奥斯本，美国空军上尉，军号AO—七九六一八八。我过去是第五十八战斗轰炸机大队第三一一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官。
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左右，我带领了一次以熙川以北的铁路桥梁为目标的任务，参加此次任务的共有二十四架飞机，投掷细菌弹的小队即“E”小队由萨利斯柏利中尉领队，威·勒·福恩斯中尉飞二号机，夏雷上尉飞三号机，哈特中尉飞四号机。他们每机携带五百磅细菌弹一枚，五百磅普通炸弹一枚。在十七时左右飞临目标上空，这次任务的简令如通常一样，在我们开始进入目标地区前，任务系按照简令所规定的那样飞行，但在此时萨利斯柏利中尉失去了与他的第三号及第四号飞机的联络，其他各小队都正常地投了弹，但萨利斯柏利中尉和他的僚机投了弹后就向上爬，并盘旋寻找他的第三号及第四号机。刚在他把他的小队集合起来时，米格机向他们袭来，他们与米格机打了一个回合后又集合到一起，但米格机又向他们袭来，他们这次又和米格机打了一个回合，而福恩斯中尉不知去向了，小队再也没有能够和他建立联系，他们认为他已被击落，所以他们就回到K—2，除了向第五航空队呈上关于“战斗失踪”的报告以外，进行汇报如通常的一样。
约翰·阿·奥斯本（签名）
美国空军上尉
军号AO—796188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
（新华社）（附图片）
美国空军第五十八战斗轰炸机大队第三一一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官和驾驶员上尉约翰·阿·奥斯本在供词原文最后一页上的签字。
（新华社稿）
美国空军第五十八战斗轰炸机大队第三一一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官和驾驶员上尉约翰·阿·奥斯本曾参加了投掷细菌弹的罪行。这是他在进行供词录音的情形。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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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兄弟国家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
能在这里学习是多么幸福啊朝鲜留
学生 吴在松
渡过图们江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就感到和平、繁荣的气氛。城市的商店和食堂里，传出了和平人们的笑声；商店门口挤满了人。工人们高兴地拿着刚买到的花布，带着女儿穿过两旁种满枫树的马路。汽车、自行车……穿梭般地来往着。电灯照得像白天一样亮。这里到处都是和平幸福的景象。
我们一行十一个朝鲜同学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到了全中国闻名的北京大学。一进那具有民族风格的校门，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办公楼。当我走上草坪中间的柏油小路时，感到温暖、愉快，就像从前线归来的儿子投向母亲的怀抱。
到校以后不久，我们便在中国教师和同学们的亲切的帮助下，开始了学习。第一课是学注音字母。当我们学到最困难的字母时，教师便对我们进行个别辅导，中国同学也来帮助我们。不久，我们就会说几句中国话了，这时教师和同学都好像看到孩子开始学会说话似地那样高兴。
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有的同学还让我用当天学过的词汇来造句，有了错误，他就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解释；如果我还不明白的话，他就用笔在纸上写好叫我记下来。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体会到这种宝贵的品质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的新中国青年身上才可以找到。
有一天，我和同学一起打扫屋子的时候，马寅初校长亲自来看我们，中国同学向马校长介绍了我。他抚着我的后背问道：“生活习惯了吗？”他那慈父般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我深深感到我们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啊！
一年以后的今天，我可以拿起笔来不费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这使我感到万分兴奋。
当我们祖国的人民正在忘我地重建被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的美丽的家园的时候，我能在这里学习是多么幸福啊！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的关怀，决心努力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我的学习任务，将来在我回祖国的时候，能在金日成首相面前无愧地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的生活、思想丰富起来了匈牙利留学生 高恩德
我想，长时期留在外国的人都有两种情绪：一边高兴，一边眈心。高兴的是因为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会得到新的经历；眈心的是会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碰到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三年前我从匈牙利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有这两种情绪。一到北京，我就接受了许许多多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事物。可以说，每一个在新中国度过的日子都使我的生活、思想丰富起来。这使我觉得非常幸福。但在学习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原来我以为，学习中文一点都不难，只要费少许的时间，就可以学到的。事实并不如此，有一个较长时期，我为了练习发音（即“四声”）、练习汉字，天天都费去好多时间。这就给我说明了：学习中国语言虽然不是十分难，但也并不容易。
后来，由于我的教师们、朋友们的帮助，由于我对中国认识的逐渐深入，一切困难都克服了。学校方面给我很多机会来全面地认识中国人民的新生活；我也用一切的办法去认识和理解中国同学们的生活习惯、学习方法，等等。这样，我慢慢地能把我的日常生活习惯跟我的环境相联系起来，我的学习范围也就扩大了。
中国同学们对我的热爱，表现在对我的大公无私的帮助上。拿个例子来说，当我还在清华大学的时候，跟很多理工科的中国同学交了好朋友。那时候，我还不大能看中文书，但很想了解中国文学。因此，常常拿一些有关中国新文学的问题来麻烦他们。他们一发现我这种情形，就开始经常地、详细地读“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给我报告文学新闻。到了北京大学，同学们也都热情地帮助我。
经过三年的学习，我已能看文学杂志，研究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但我在写作、会话中仍遇到一些困难，比如我说话时发音不大准确，文法上也发生某些错误，词汇也不够丰富，今后还得继续努力。
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罗马尼亚留学生 江冬妮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最鲜明的印象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脑子里：一九五○年底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辆汽车载着我们几个罗马尼亚同学驶向清华大学。一下汽车，就有许多年青的中国朋友拥上前来。他们把清华大学的校徽佩带在我们的胸前。接着来的是紧紧的握手和热情的拥抱。
开始学习后，遇到的困难比想像中的还要多。在中国语文学习方面，我们特别感到困难的是发音和写字。我们不能辨别一些发音相同而意思不同的字。但在中国教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初步完成了学习任务。
我们在学习上所以能获得大的成绩，是由于我们都认识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通过它去取得中国的丰富的文化知识，了解中国人民英勇的革命斗争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新的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如此，今后我们还要在中罗两国文化交流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们回到祖国——罗马尼亚去过暑假。那里，到处都有人渴望着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人民的生活。罗马尼亚劳动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在建设事业中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很大的兴趣。这大大地加强了我们学习的决心和毅力。
同年秋天，我们又来到了中国。从那时起，我们选择了专业，开始和中国同学一起正式听课了。我进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文学专业。新的学习带来了新的困难。比如，有些教授讲课时不是用北京话，而是用其他难懂的方言；许多中文参考书和文学作品里面生字很多，特别难懂的是鲁迅的作品。但中国教师和同学又在课余帮助了我们。为了帮助我们补笔记，中国同学在下课后给我们重复讲一次；教师们也每星期抽时间来辅导我们。在一年中，我们学习了鲁迅、茅盾、丁玲、赵树理等的代表作。在学习期间，我们看了一些话剧和歌剧，这不仅使我们知道了许多作品的内容，而且使我们比较深刻而具体地了解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比如，我们看了歌剧“小二黑结婚”，就更深刻地爱上了勇敢的乐观的小二黑和小芹；看了话剧“屈原”，使我很具体地认识了两千二百多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以及一个伟大的、正直的、天才的爱国诗人。
现在，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我学习着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史。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门课程，因为它不但使我了解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同时使我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文艺作家及其作品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最使我高兴的，是我有机会了解鲁迅的活动和作品。我知道，新的困难每天都在发生着，但我相信，在教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看到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生 史以锐
我曾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大学东方语文系学过一年中文和中国历史，以后我被送到中国来留学（开始在清华大学，后来又转到北京大学）。
在中国我学中国文学。以前我曾看过几本翻译成捷克文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杜甫、李白和白居易的诗，茅盾的“子夜”和赵树理的小说，以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作品。看了这些作品，我是多么兴奋啊！
虽然我们在学习中还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中国的灿烂的文化、革命历史。现在，我们每天看人民日报，读毛主席的伟大作品，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头一次看中国戏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春天。以后我看了很多的戏，如京剧和越剧。我最喜欢的是京剧“三岔口”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扬州，我曾看过两个比较短的地方戏剧，这两个戏剧的演出是生动的，这证明了在中国的较小城市里边也同样有着富于民族性的艺术。
我们还从其他各方面认识了现代中国的生活。我们参观了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和学校。我们曾跟工人、农民和青年同学谈过话。在北京附近的通县，我们跟一个老头谈话的时候，他对我们说：
“我的第二个儿子在朝鲜战场上为祖国献出了生命。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祖国，来建设新中国！”每次这样的见面，使我更深地认识了中国人民的高贵品质。
我们也参观了其他的地方，如南京、上海、杭州、天津。虽然我们所看过的地方不过是中国的一小部分，但我们好像看到了整个的中国，看到了中国的过去和将来。
我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怀，感到了中国人民对于我们的友情。中国青年怎样敬爱着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伏契克啊！有一天，我把伏契克的像片给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看。我问他：“你知道这是谁？”他说：“当然知道，这是伏契克！”“你怎样知道他的？”他回答道：“‘绞刑架下的报告’不是他写的吗？”
我留在中国已经快两年了，这两年来，我不断地学习着。对于我，每一天都是宝贵的。今年暑假，我回国了一次，从和群众的接触中进一步认识到了我国人民怎样渴望着了解新中国。我的责任是重大的，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来回答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中国人民对于我们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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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人的学习热情
——记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郭良夫
从一九五○年冬天开始，年年都有兄弟友好国家的男女青年到我国来留学。从这一年秋天开始，我们的政府为他们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中国语文专修班。一九五二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这个班就移设到北京大学来了。三年来，留学生的人数增加约十倍：由最初五个国家的三十三人，增加到九个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的三百五十人。他们学习中国语文的年限是一年到两年。去年和今年暑期都有结业生，他们大多进入了我国各高等学校的研究部和本科，有的进入中等技术学校，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及其他学校里都有留学生。他们选定的专业有：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法律、外交、经济、贸易、美术、理工等科。
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祖国的人民的希望来的；离开这里的时候，又将带着中国人民的希望回国。人民的希望，他们是深切理解的：为加强各国人民的友谊，巩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献出所有的力量。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在选定自己的专业之后问道：究竟怎样学习才能更快地、更多地对世界和平民主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呢？这正好说明了他们能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并取得优良成绩的原因。
学好中国语文，还要学好一门专业，应当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会有不少困难的。不过，三年来我们并没有看见一个怕困难的留学生。从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的祖国来的青年，曾参加过反抗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在学习中碰到困难的时候说：党交给我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一年学不好就学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这是怎样的决心啊！朝鲜留学生才学习了半年，就能用中国文字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诗，写成了和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崔八娃的“狗又咬起来了”一类的文章。如果坐在屋子里听屋子外面的一位罗马尼亚青年同别人谈话，人们真以为那是北京人在说话呢。原来，他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不断朗读课文，练习发音，用录音机校正四声。一位指导匈牙利留学生的山西籍的中国文学教授说：“他们的北京话说得比我强多啦！”学习中国文学的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一小时能看茅盾的小说二十页左右。准确地读、写汉字，对于一个外国同学说来，也不是容易的，但一个蒙古青年不但汉字写得好，而且能准确地发音。总之，你随便遇到一位在中国学习了一两年的留学生，他都可以用中国话和你交谈。
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做着加强中外人民友谊、沟通中外文化的工作：时常将中国的新事情写给本国的报纸和杂志，将中国的著作翻译到本国去。毛主席的著作和我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了好几种文字。同学们冒着暑热翻译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高玉宝的作品发表后，大家都争先翻译了寄回国去发表。他们不仅帮助本国人民认识中国，也同样帮助中国人民认识本国。波兰留学生协助我们寻求伟大诗人米凯维兹的作品；匈牙利的留学生和我国的翻译家合作，介绍伟大诗人裴多菲；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帮助我们的剧院排演描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伟大儿子伏契克的戏剧。
他们喜爱我国的文学艺术：经常去看歌剧、话剧、音乐舞蹈的演出，很多人收藏着我国古代和现代的美术品，有民间工艺品，也有齐白石的绘画。我国的作家，如冯雪峰、老舍、许广平等，也像学校里的教师关心自己的同学一样，和他们见面通信，讨论问题，给他们解答疑难。如果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大家总是尽量帮助。有一位同学需要参考文艺报的一、二、三卷，书店里已卖光了，文艺报编辑部的同志知道以后，就把自存的一套寄赠给他；另
一位同学对我国建筑艺术十分爱好，想找一套古代建筑的图片，编一本书给本国人民，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就给送来了。
每年暑假有一次长途旅行。同学们曾到过上海、南京、杭州、天津，到过淮河，到过工厂和农村；有的曾到过敦煌，考察我国古代美术。每一次旅行参观，都加深了同学们对我国的认识。到处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跟他们成了好朋友。
在学习中，他们与教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各国青年同学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两个民主德国的青年，对给他们补课的一位青年教师表示：要不是他多方面的帮助，他们的中文是不会学得这么快的。他们和我国青年在一起生活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哥特瓦尔德同志逝世的时候，留学生布置了灵堂，我国同学自动轮流去守灵。带着花圈和信件来吊唁的人，挤满了灵堂，挤满了灵堂外面的院子。许多同学节余下自己的生活费，拿去作抗美援朝的捐献。
新的学期又开始了。旧有的同学已从各地旅行参观归来，有的已从休养地回来；新同学也自东方和西方来到了北京。他们都怀着很高的学习热情，开始了新的一课。（附图片）
各国留学生在课后进行文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