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反对急躁冒进和机械搬用经验
马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民族情况极端复杂，为了做好民族工作，必须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这种改革是少数民族发展进步中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更必须采取妥善步骤，防止急躁冒进。为此党中央在给各有关地区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曾一再强调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
四年来，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以及当地民族大多数人民和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自愿进行的，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实现了全国各民族的空前大团结。但是，依据目前的情况看来，在不少地区还有不顾民族特点和具体情况而机械搬用汉族地区经验和急躁冒进的作法。有的同志曾企图在牧业区实行社会改革，结果引起牧业区的混乱。有的地区在建立民族自治区时搬用汉族地区土地改革中组织农会的一套办法。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忽视少数民族生产上的特点而机械搬用汉区经验的作法。如山区苗胞的生产以杂粮为主，每年三四月间需要先犁种杂粮的地，后犁种稻子的地，以便及时种杂粮；而有些干部却硬搬平原地区的办法，先叫犁种稻子的地，甚至有的干部还干涉群众种杂粮。诸如此类的急躁冒进和机械搬套经验的思想和作法，都无例外地把事情办坏了，在政治上或工作上造成了损失。为什么在少数民族工作中要特别强调慎重稳进的方针呢？因为：
第一，我国民族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大都与汉族不同。而且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往往互不相同，甚至一个少数民族内部的各部落间、各教派间、农业区与牧业区间，情况也多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
第二，解放以来，我国各民族虽已建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关系，但妨碍团结的因素并没有完全根除。首先是从敌人方面来的破坏，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土匪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各民族间的挑拨。他们无时不在寻找空隙，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存在于民族间的各种隔阂，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煽惑，来达到其破坏各民族的团结、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目的。特别是处在祖国边疆的兄弟民族，经常地遭受到这种威胁。其次是大汉族主义思想或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残余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或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再就是某些少数民族内部由于历史的仇隙，反革命分子的挑拨，以及某些具体利益的矛盾等原因，仍然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
第三，民族干部还赶不上工作的需要，派往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对当地情况不够熟悉，语言文字隔阂，因而在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政策，推行政令等各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困难。
以上这些情况，就决定了我们在民族工作中必须强调慎重稳进的方针。这个方针之所以必要，还由于如果不这样做，一旦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要挽回政治上的损失较之在汉族地区更要困难。
自然，慎重稳进并不是不进，而是要求必须充分估计当地民族的情况与依据广大群众的觉悟进行工作。例如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社会改革问题，我们从来是采取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准备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进行社会改革，不去作这方面工作。各民族内部的适当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各民族发展进步、逐渐跻于先进民族水平所必需经历的过程。但这种改革必须适合其本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必须根据其本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采取妥善步骤，依靠其本民族干部去进行。四年来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经验，都证明了：凡是根据党的政策，并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地坚持了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的地区，民族工作就有很大的成就，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民族间的团结合作更加巩固和发展了；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反之，有些地区对民族问题不够重视，不了解情况，忽视民族特点，急躁冒进，在工作中机械搬用汉区经验，这些地区的工作虽然也有一定的成绩，但是错误缺点很多，当地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和互助的关系并未真正建立。
急躁冒进和硬搬经验的作法，都是不从实际出发的，是和党的慎重稳进的方针背驰的。前者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是把今天还不能办的事予以适当推迟，而是企图把明天才能办的事，甚至是后天才能办的事，拿到今天来办；不是打算长期地、艰苦地、逐步地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进步和发展，而是企图在一个早上把许多事情都办完。而后者则是从自己狭隘的经验出发，往往以汉族地区的一套办法来对待情况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事情；或将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机械地搬用到另一情况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结果把事情办坏。当然，依据当地民族情况和历史条件，正确地运用先进经验，是各民族顺利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条件，那种故步自封，拒绝先进经验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也必须加以防止和纠正。总之，不少干部由于对民族工作的特殊性、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由于对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情况不调查、不研究或很少调查研究，往往在工作上表现了严重的主观成分和片面性。只看到工作顺利的一面，忽视困难的一面；只看到阶级关系的一面，忽视了民族关系的一面；只看到少数民族中积极分子的一面，忽视了广大群众的一面；只看到甚至夸大了群众要进步的一面，却忽视了群众尚被许多传统的落后影响所束缚的一面；甚至对具有民族性、群众性和历史性的极复杂的宗教问题，也忽视它的渗透群众生活的诸多方面。结果自然很容易犯错误。
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在民族工作中急躁冒进和硬搬经验的危害性，他说：“有些同志在边疆苏维埃化上所表现的那种躁急情形——这种躁急往往转为粗暴的笨拙——也是实现苏维埃自治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当这些同志在比中央俄罗斯落后一个整个历史时代的区域内，在尚未完全消灭中世纪机构的区域内，竟然决心为实行‘纯粹的共产主义’而作‘英勇的努力’的时候，可以自信地说，这种骑兵式的袭击，这种‘共产主义’是不会有好处的。”（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他又说：“把在俄罗斯中央有效力和有意义的办法，搬移到这些民族的区域里面来，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危险的。”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的报告）因此，民族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情绪与机械搬用经验的作法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为纠正急躁冒进和机械搬用经验的错误，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根据各地在改正过程中的经验和作法，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第一，必须严肃批判与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急躁冒进情绪和机械搬用经验的主观主义，往往是和一些汉族干部思想意识上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分不开的。批判大汉族主义，就有利于克服民族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
第二，必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南，对研究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指导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联系着自己的工作，认真地学习研究，就可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中，源源不竭地得到指示。同时也必须认真地学习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各种政策和文件。这些政策和文件，是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所制订出来的。充分领会党的民族政策的精神，才能有效地克服急躁冒进和机械搬用经验的缺点和错误。
第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说：“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当前民族工作中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都必须依靠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逐步解决。
第四，建立与健全各级党委与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业务。各级党委与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依据需要在自己部门中设专人或建立专门机构管理这项工作，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三十一条：“上级人民政府应足够地估计各民族自治区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使自己的指示、命令既符合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道路，又适合此种特点和具体情况”的规定，凡是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在进行带全局性的工作部署与颁发带全局性的决定或法令时，应按照各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作必要的交代。
第五，加强党委统一领导，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和分散主义，这是正确掌握政策的主要关键。因此，凡有关政策、方针性的问题，以及重要计划、重大事项，都应事先报告上级党委和上级政府，经批准后再执行。
第六，经常地、有重点地、自上而下地检查与总结工作，是帮助领导机关发现和解决问题、教育干部的有效办法。去年九月间开始的全国各地区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对干部教育是很大的。特别是县以上的领导机关，对各项基本政策和急躁冒进与机械搬套经验的错误思想和作法，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工作上有了改进。但个别地区有些干部还没有从这次检查中深刻领会党的民族政策的精神，还不懂得慎重稳进方针的重要性，因此，领导机关在今后工作中，应帮助他们研究分析具体情况，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以做好民族工作。
第3版()
专栏：
在学习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们
朱钰铭
早晨，当东方刚升起灿烂的朝阳的时候，在东北工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操场上已站满了整齐的行列。广播站播送着愉快的歌曲，同学们认真地做着体操。一天的学习生活便开始了。
在这里学习的有一千多名同学，他们都是由工作岗位上调来的。同学中很多是生产中的能手，其中有闻名全国的工业劳动模范马恒昌，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新砌砖法创造者苏长有，
“超轴、五百公里作业法”创造者郑锡坤，东北铁路劳动模范、“铁牛”运动创造者杜先扬等。
当劳动模范们从工厂、铁路、矿山走进课堂的时候，在学习上曾遇到了种种的困难。对于他们说来，在课堂上碰到的东西都是生疏的、新鲜的。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在旧社会里都是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劳动青年，很难得到上学的机会，大部分同学只念过两三年书。少数同学在语文方面，认识的字不多，连简单的信也写不好；在数学方面，只会简单的加减乘除。因此，当他们一接触到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课的时候，便感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重重的困难面前低头。起初，在课堂上有些同学往往只能听懂一部分，他们就在课后抓紧每一分钟的学习时间，细心地复习，共同进行研究；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去问老师。在开始时因用功过度，个别同志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学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方面，曾针对这种情况号召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组织各班同学开座谈会，相互交流了学习经验。
教学方法得到改进后，同学们的学习成绩和学习积极性更加提高了。他们不仅能在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在自习时间也是全神贯注地来进行复习。同学们发挥了团结互助的精神，看到别人有困难时，就主动地帮助对方解决困难问题。因此，大家在学习上进步都很快。就拿新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全国劳动模范田桂英来说吧。她刚进学校时，在算术方面感到极大的困难，但是她并没有灰心。她以坚强的学习精神克服了学习中的困难。她常常说：“我要以学习开火车的精神来克服学习中的困难，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将来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多的工作。”她在学习上的进步是非常快的，特别是语文和数学，她已能保持优等的成绩。
新砌砖法创造者苏长有，过去曾当过瓦匠学徒。他在一九五二年冬天入学时，文化程度很低，只能认识一千多个字，算术连简单的加减法也不会。但由于苏长有在学习中发扬了努力钻研的精神，学习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仅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学会了速成识字法的拼音符号。在速成识字学习开始时，他订了一个学写字的计划，要在写五百多字的基础上提高到一千五百字。要完成这个计划对一般初学写字的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由于他的不断努力终于在十天内写会了二千一百个字。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学习，他已能看报纸了，并阅读了十多本浅近的政治理论书籍和通俗的文艺小说，还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自传。在数学上，他现在已学完了整数、小数、分数。在学面积和体积计算时，他能联系砌砖面积和挖土方的计算，因此仅花几十分钟的时间就掌握了演算的方法。
每个同学对学习采取了认真、踏实和虚心的态度，如果在考试或作业中有了一些小错误，就像在生产中做出了一件废品，感到很难过，立即加以改正。他们非常重视教师平时在考试和作业中给他们提出的意见，把它收集起来，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如模范青年工人佟俊山，刚学小数加减法的时候，他把小数点点成逗点，教师在他习题本上批了几句话，告诉他小数点和逗点的区别，他就认真地练习，改正了这个缺点。他们还把课堂上学得的科学知识和自己的生产经验密切结合起来。“超轴、五百公里作业法”创造者郑锡坤在学小数这一章时，联系到过去开火车时计算周转率的方法，因而学习成绩得到了迅速的提高，由入学时的三分提高到五分。全国劳动模范王兆达学完“分数”之后，就计算配换齿轮的问题。
我们的生产模范们不仅对文化学习抓的很紧，对政治学习也很重视。平时学习时间虽然紧，但在正课以外，每人平均都阅读了十本以上的政治、文艺书籍，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可爱的中国”、“暴风骤雨”等。在阅读中，有的同学还结合着自己的思想写了笔记。政治常识课成绩一般都达到四分、五分。
同学们虽然在学习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他们丝毫没有自满的情绪，相反地，每个同学都表示要以更大的毅力和决心来继续克服学习中的任何困难。鞍钢机械厂劳动模范王殿林同学在他的作文中曾这样写道：“现在只不过是学习的开始。我学习得还很不够，今后一定学好电气这门科学知识，为祖国建设发电站，把电送到祖国的各个角落里去！”
第3版()
专栏：
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
郑振铎
古典文学作品离我们好像是很远，其实是很近；它们好像和我们的创作关系不太大，其实却是血脉相贯，呼吸相通。我们和古典文学之间是具有千丝万缕的因缘的。
一个诗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他是吸取着中国历代人民的优秀的诗的养料而发展起来的。他是一个诗人，但完全脱离不开中国的土地、人民，中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脱离不开中国诗的优良传统的薰染与影响。否则他就不是一个中国的诗人。不可能想像，一个中国诗人，他会对于中国诗的优良传统一无所知，一无所吸取的。中国诗的优良传统是绵绵不绝的具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且产生出不止几个，几十个，而是以千百计的伟大的诗人。
这只是一个例子。作为一个中国的小说家、戏曲家、散文家等等，也是完全不能漠视中国的悠久的优良的传统的。“宋元话本”、“水浒”、“三国志演义”、“红楼梦”和元人杂剧，明人传奇，对于我们都是有益有用的。
同时，广大的人民对于流传甚广、甚久的古代戏曲、小说、诗歌等等，是喜见乐闻的，很古的戏曲，像“牧羊记”的“望乡”、“金印记”的“交印、刺字”、“玉簪记”的“秋江”，很古的小说，像
“水浒”、“三国志演义”等等，很古的诗歌，像
“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山歌”等等，都是虽古而仍然新鲜活泼的；他们活在人民的心头，也活在人民的口头。广大人民是迫切需要读到并且享用到最好的和最有益的古典文学遗产的。
但问题就来了：在大洋大海似的古老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里，什么作品才算得是古典文学作品呢？什么才算得是属于优良的古典文学传统的作品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并非一切古老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或在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印刷出来的线装书，统统都是古典文学作品或是属于优良的文学传统的作品。
古典文学或优良的文学传统的作品这个名称，本身就包含有好的，有生命的，健康的，对我们有益、有用的意义在内。所谓古典文学不仅是因为它是时代比较古老的作家们所写的作品，同时，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伟大的不朽的人民性，是不朽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不朽的艺术成就，所以才能到现在还活着，到现在还为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
所谓古典文学遗产，就是指的那些有不朽的人民性的、现实主义的至今还为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的作品。他们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着当时人民的喜怒哀乐，替广大人民叙说出他们所希望的，所祈求的，所反对的，或所憎恨的心情。他们必定是出于大作家的手笔，那些大作家是具有深厚的文艺修养的，是像周扬同志所说的
“在艺术技巧上达到可惊的准确和精练程度的”，是没有败笔的完整的作品。例如诗，那韵节一定是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清亮，是掷地作金玉之声的，那情感一定是像长江大河似的汹涌澎湃的；那想像和辞华一定是像夏晨的清露在上面打滚的荷叶似的新鲜嫩绿的，同时，所歌唱的主题也一定是与当时人民同脉搏，同呼吸的。
同时，他们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历史是最真实、最生动的，具有极其丰富与正确的史料价值。在许多历史书上是不一定能找得出有同样重要的根据。要了解古代生活，撇开了“诗经”是不行的。唐代的社会矛盾，民生疾苦，最好的最真实的描写和记载，是存在于杜甫、白居易诸伟大诗人的诗集里。还有比“水浒”写得更生动的“官逼民反”，所谓“迫上梁山”的历史书么？在那里，人民的斗争的经验与其英勇事迹是感人的，是有用的。那一连串的人民斗争史和今日的斗争，是分割不断的。广大人民是需要更多的知道过去的生动的斗争历史，人民英雄们的英勇事迹，需要更多的了解过去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也就是说，广大人民是需要大量的读到古典文学作品的。
像那样的古典文学遗产，在绵绵不绝的二千多年的文学历史上是很多的，是屈指数不尽的。我们不能不以我们有那末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而感到骄傲。我们不得不感谢过去的那末多的伟大作家们遗留给我们那末丰富的不朽的作品。
但问题又来了：我们将怎样把那末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加以普及呢？将怎样使他们对于我们更有益、有用呢？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重要任务就在这里。
古典文学研究者们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像太阳似的照耀在天空；一切古代作品放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便会看得更明白，更正确，不会变形，更不会变质。原来为古老的批评和注释所歪曲、所迷误的，在这时候就会迷雾全消，真相大白了。什么是古典作品，什么是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的作品，什么不是的，便会一望而知，一见即辨。在这个普遍真理指导下的研究工作，会替古典作品洗刷去不少尘垢，使其晶光大发，也会使那些冒牌的无聊之作，丑态毕露，无所容身。在这里，把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孤立起来研究，或把文学的历史孤立起来研究的事实就不会有了。文学创作事业离不开经济基础，离不开时代影响，离不开社会矛盾。一个伟大的古典作家或一部伟大的古典作品，必定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极端锐敏的感觉并敢于揭露这些矛盾而加以生动的描写的。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不管它是用“西游记”、“封神传”，或“镜花缘”的夸张而幻想的写法，或是用“三国志演义”、“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的写实的写法，其主要的一点就在敢于揭发、暴露乃至反抗、打击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黑暗与残酷，也就是描写当时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的。是伟大的作家，就必定是充满了正义感的，同情于人民的疾苦的。
在广阔无涯的古典文学遗产的土地上，还有不少未被过去的人所发现的东西。特别是地方戏本，民间歌谣，和其他流传于各地的故事，传说，（抄写的，印刷出来的或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的）均尚待大量的加以搜集和整理。这是必须加以注意的。但这不等于说就不要注意那些最易得、最易见、最流行的作品了。最流行的作品，自有其流行的原因。为千百代广大人民所喜爱，并不是偶然的，或可以徼幸的获得的。像水浒、西厢，为广大人民所喜见乐闻的，虽历经统治阶级和所谓“卫道之士”所禁止，所烧毁，但那是禁止不了，烧毁不尽的。
怎样使那些最流行的，或若干新发现的古典文学遗产普及呢？怎样使广大人民都能欣赏它们呢？有的古典文学，离得年代太远了，其“语言”本身就发生了好些障碍，非加上明白晓畅的注释是不容易叫现代的读者们读懂得的，（像“诗经”、“楚辞”）或有许多当时的“方言”、“行语”，“前代故实”之类，也是必须加以疏释才会明白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为了使大多数人不浪费精力寻找古典作品的难解的意义，比较少数的人，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就有责任多花费时间，多用力量把古典作品的“文字障碍”和其他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的障碍都打扫干净。做好这个普及工作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过去有了不少注释的书，像“诗经”，就有了不下千种的历代的“注”家，像“楚辞”，也有了不下百家的各种的注本。有的还对我们很有用，但有的却是糊涂得很的胡说八道，令人越看越不明白。最需要注解的地方是不注的或注得糊里糊涂的，但不需要解释的地方却又注得很多。又，像金圣叹那样批释“西厢记”和“水浒”，夹叙夹议，凌迟碎割，反给读者造成障碍。在那里，是太多的金圣叹，太少的王实甫和施耐庵。像所谓“红学”那样的牵强附会，转弯抹角做索隐工作，也实在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之举。还不如撇开一切注解，直看本文，更会体会了解得深刻。但这是对有修养的专家的说法，不是对一般的读者说的。广大的创作家和广大的读者们是迫切需要浅显明白的正确的注释本的。决不能再使他们迷失在纷纭、难解的注释的浓雾中了。必须有晓日出而浓雾消散的“定本”出来才好。所以，做好古典文学遗产的注释工作乃是一切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必须用全心全意来从事的长期的事业。
要做好注释的工作，必须首先广泛的搜集异本，多看过去的注释本。有了丰富广博的版本知识，才能掌握着本门的文献，才能实事求是的辨明是非，看清古典作品的本来面目。故必须由博返约。否则死守陈编，独遵一家之言，一定会自误误人。像研究“诗经”，如只抱着“毛诗”一本，必会越看越糊涂。至少还要读三家诗，还要读朱熹注，还要读郑樵、姚际恒、方玉润诸家之书，还要仔细研究清代汉学家的训诂之学，才能融会贯通，不至曲解或误解。第二是，把许多异本加以整理，研究，去其妄者、伪者，存其善者、真者。不尽信古，也不完全疑古。虚心谨慎，不矜一时的特见，不夸大自己的新奇的主张。是明白晓畅的注释，但句句是有本之谈，即有坚实的根据，并下过一番认真的考据工夫的。总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虚怀若谷的态度来整理是第一要义。说到普及就必须对广大人民负责，同时，也必须对原作者负责。这责任是重大的，也是艰巨的。怎能不翼翼小心地进行工作呢？第三是，不仅注释其文句，也应该研究、批判其内容。研究、批判一部作品，就必须研究其作者，要研究作者，就必须研究、了解作者的时代。这也不是可以草率从事的。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的研究基础，才能像庖丁解牛似的，抉发其真相，阐明其真实的意义。广大的读者是需要这样的研究和批判的。第四是，必须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虚心接受或考虑别人的意见，展开讨论，互相帮助。研究工作，不是关门来做的，是需要集体的探讨的。
凡这一切工作，都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之下才能做得好，做得成功的。故古典文学研究者，首先必须刻苦用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否则，一切研究，便都要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的。
古典文学遗产是丰富的，是异常丰富的。广大人民是迫切的需要享受、消化这些丰富的遗产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要把古典文学遗产从重重的迷障之中解放出来，交给广大人民享用。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陕西省五千多机关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陕西省绥德、榆林、延安、宝鸡、渭南、安康等六个专区、十五个县、市和省级机关，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领导下，都成立了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将文化程度较低、不能参加理论学习的在职干部五千三百余人组织起来，进行文化学习。参加学习的学员按文化程度分别编入初中班、高小班和识字班。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并指派了专人，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除配备了四十八名兼职教员外，还配备了四十名专职教员，专门负责教课工作。目前陕西省各地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正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及组织机构，使学校逐步走上正规化。
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炳灵寺石窟图片展览”
北京历史博物馆“炳灵寺石窟图片展览”室已正式开放。炳灵寺石窟在甘肃省永靖县内，它保存着由第四到第七世纪历代精美的雕刻和壁画。近七八十年间，这个石窟曾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它之重新被发现，是在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秋天。一九五二年，中央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组织专家们前往勘查。据初步勘查，炳灵寺石窟共有一百二十四个窟龛，里面有魏、唐的精美石雕像和宋、明的壁画。勘查团在这里曾进行了精确的测绘、摄影和临摹工作。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就是勘查团辛勤劳动的成果。
第3版()
专栏：
我是怎样学习文化和理论的
黑龙江省青岗县人民政府县长 吕俊峰
一
我过去是个穷孩子。从九岁起就放牛、放羊，十一岁、十二岁这二年，在私塾里断断续续地念了一点书，以后就失学了。这以后，不是在家种地，就是给地主扛活，也到煤矿当过劳工。在那些年月里，生活是很苦的，连吃穿都常常顾不上，那有机会学习呢！所以，一九四七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文盲。
我最早参加的革命斗争是土地改革斗争。那时候，单凭热情工作，认为敢干，肯吃苦，立场稳就行，还没想到学习文化和理论的重要。当时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很明确的，都写在“土地法大纲”上了；但是我看不懂文件。区委会议上的政策传达，我也只能用脑子记个大概。这样，在工作中出了不少偏差。例如，对团结中农的政策就没有很好领会，认为中农有财产，过火点没啥。结果，光在我掌握的八区同心村，就错斗了十二户中农，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一九四八年，党提出：组织领导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倡和教育农民走组织起来的新道路。当时我对党的政策并没有弄通，农村工作的前途和方向更不明确，便盲目地组织“大把青”，“伙喂马”，“人在一起吃，马在一槽喂”，结果，经我亲身建立的几个小组，没到夏锄就垮台了。事后，大家告诉我，报纸上批判了这种做法，说这是“农业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但我还是“只听辘辘响，不知井在那”。
这两次严重的错误，使我万分难过。上级党的指示，各地的工作经验，报上登的很多，可是我看不懂，这就难保工作上不犯错误。以后更深切地感到，没有文化，没有理论，工作愈来愈困难了。当时很多农民出身的干部都有这样的论调：“大老粗吃不开了。”我也曾经动摇过。但是，经过党的教育，特别是在区委会议上批判了悲观情绪之后，我很快地认识了过去的想法不对，从此，下定决心先学好文化，然后再进一步学习理论。
我的文化学习是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开始的。开始学习的时候，困难很多：工作忙，经常要下乡，没有固定的老师和学习时间。今天学几个字，明天就忘了，总是记不住。我向水平较高的同志们请教了学习方法，得到的回答是：“恒”“钻”两个字。这给我启发很大。周围的同志又给了我很多热情的鼓励，渐渐地打消了我的“怕麻烦、没时间、成年人记性不好”的想法。我订出了初步计划，决心每天坚持学习两小时，认五个生字，把“黑龙江日报”“新农报”作为教材。我还给自己的文化学习确定了方针：“勤学、勤问、勤写”。这几年来，我是坚决地按着这个方针来做的。第一步我要求做到能认能讲。我请了区委会一位文书做老师，请他每天教给我几个字；下乡的时候，就请教小学教师；有了一点基础，就依靠字典。这一阶段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日以继夜地开会，脑子昏，但我还是坚持了每天两小时的学习。为了争取时间，有时候下乡不骑马，边走边读；冬季夜间读，夏天起早读。但有些字还是记不住。有时一个字问好多遍还记不住。我就利用生字簿，生字旁边注上同音字，帮助记忆，每月有两天专门复习生字。这样做，效果很好。紧接着我便拿起短篇小说如“夏红秋”“活路”等书来读，遇到生字，先撇开，过后再查字典，这帮助我巩固和多认了许多生字。
一九四八年夏季，单字认了一些了，可是光能认，不会写，我便确定：要学习写字。开始写字的时候，主要的困难是提笔忘字，随写随忘。我便预备好练字簿，随身带着，每逢开会前后，就学写字；睡觉前在肚皮上写。等到又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便大胆地多写便条、简单的报告和总结，写不出的生字，用同音字顶替，不让它“卡”住，实在顶不上，便划个“×”或留下空格，事后再请教别人补上。经过十五个月的苦钻苦学，克服了最初阶段的困难，共认识了一千五百个左右的单字，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了，紧接着便练习写稿。有一个月我曾写了四十篇稿子，一篇也没有登出。但我还是写。终于经过黑龙江日报社的修改，登了我的一篇稿子，题目是“一样地两样收成”。这以后，报社聘请我当通讯员，大大鼓舞了我的文化学习的兴趣和信心。现在，我已是东北日报的通讯员，并且和人民日报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二
一九四九年调县工作后，工作要求更高了，但我的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于是便开始了理论、政策的学习，在理论学习中继续巩固和提高文化。我向当时的县长温毅同志请教了学习方法，他帮助我克服了“搬大本子”的好高骛远的思想。我又为自己的理论学习确定了方针，便是：由浅而深、稳步前进。第一本我读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初学时，又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看不懂。许多名词、术语不懂，有的句子，字倒都认得，可是意思不理解。另外，还常常碰到一些生字。但是我以为，不论什么困难，只要意志坚决，顽强地向困难进攻，总是可以克服的。我在“学习往来”这个杂志上，看到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句话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教育，使我学习理论的意志更坚定了。在学习中，我体会到，学习理论要勤问才行。我就勤问领导人（主要是问县委书记李深光同志），勤问一般同志（多和同志们展开讨论），遇着不懂得的名词，就翻辞典。我又体会到，学理论和学文化是不同的，光勤问还不行，更要紧的是有钻研精神，有时一段话不好懂，我常常三遍四遍地读它，想它，直到弄懂为止。另一个困难，就是工作忙，下乡多，有时要挤掉学习。学文化时，我克服了这个困难。现在学习理论了，我想更应该努力克服这个困难。我知道，学习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克服这个困难，过去学习的东西就不能巩固和提高，那便会停顿下来，甚至有倒退的危险。所以，我首先确定，要绝对保证学习时间。学习时间内，除非有十分紧急的事，一定不办公。我是从来不睡早觉的，无论在机关里或乡下，都不放过早晨的好时光。早晨，脑筋清楚，人静，学习的东西记得牢。有时还抽晚上的时间自修。其次，要保证完成学习计划，按时完成阅读任务，只许提前，不许拖延。例如有一本书原计划二个月读完，实际
一个月零六天就读完了。下乡带着书，上省里开会也带着书。事实证明，下乡是完全有时间读书的。到省里去，光火车上的时间就很宝贵了。每到礼拜天和假日，我至少保持半天的学习。我深深地体会到，学习上的冷热病是最要不得的。所以决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由于我挤一切时间来读书，便保证了学习的经常性。
但是，后来我在学习当中，逐渐产生了贪多冒进的情绪，这样，学习头绪多，精力分散，走马观花，收获不大。特别是钻研性还很差。为了克服这种毛病，我精简了学习内容。同时，开始记笔记，随学随记。在学习中，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联系工作问题，试做具体分析，这既帮助了理解，又加深了记忆。另一方面，我还使自己的学习尽可能和工作结合起来，做什么学什么。比如我作党的组织工作时，就学习有关组织工作的书籍，如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中央整党文件等；一九五二年作政府工作以后，就学习法令汇编等；在作农村工作时，就学习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由于坚持了理论学习，三年多的时间内，我一共阅读了十四本理论书籍，有的书，像“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各读了二遍，“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各读了一遍，其中“矛盾论”和“实践论”各读了四遍，此外还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林科夫“在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国革命读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列宁的“论合作制”等等。再，我还看了“被开垦的处女地”、“日日夜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二十几部小说。这些书籍，都对我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
几年来坚持理论学习的结果，我对理论学习有了浓厚兴趣。说到理论学习给我的好处，实在是很大的。首先是加强了阶级观点。例如学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就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其次，使我能初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使得工作可以少犯错误，有了错误可以迅速得到纠正。一九五三年学习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和列宁的“论合作制”以后，我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不了解下情、计划过大、要求过高等错误，改进了工作。例如，在推广肇源县丰产经验中，我曾计划全县搞四万垧新纪录田（全县仅十七万垧田）；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方面，不了解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空想在五年内全县达到合作化。经过学习，我认识了小农经济特点，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计划，确定全县搞一万二千垧新纪录田，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了“重点推广、普遍宣传”的方针。加强了理论学习，也帮助我改变着领导作风。现在，县级会议减少了，今年春耕、夏锄期间，各组织了二百名机关干部下乡。学习“矛盾论”后，我正在学习找出和解决工作中的主要的矛盾，并把领导力量主要地放在这方面。过去各科所有文件都经过县长批示，三天不看，就积下三百多份，结果把自己陷于事务圈子，相对地削弱了主动性。现在我已改正了这种包揽的工作方法，一般文件各科自行处理，然后由秘书室统一备案，主要文件经过县长批示，这样正副县长可以经常深入农村，可以集中力量研究农业问题。
四
在党的领导下，我从一个半文盲的农民，到今天能够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了。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我知道，目前我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很低的，革命事业一日千里地发展着，党和人民都要求自己迅速提高，而我的政治、文化水平距离工作的要求还很远哩。我的理论学习，还刚刚开始。我要既不自满、也不急躁地继续踏踏实实地前进。我要牢牢地记住党章的规定：学习是党员的一项义务。我也要牢牢地记着斯大林同志的话：“工作人员底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结果也愈有效力；反过来说，工作人员底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愈多”，今后我不但要自己学好，而且要推动整个县政府的学习。现在我除了按县委宣传部规定，按时听讲和讨论经济建设读本外，还要自修好“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以便更好地向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学习，为完成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