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学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宋时轮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发表的。这篇著作曾经像灯塔般地指引中国人民解决了中国革命到那里去、如何进行以及前途怎样等问题。直至今天，它仍保持着伟大的理论威力。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所指示的并为中国人民实现的道路，对于东方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解放斗争，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因此，这篇著作是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参加和领导，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发动起来，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州开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迅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当时共产党的领导者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致使这个革命走到半路便被买办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所叛卖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买办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首先在上海举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宣布了反共。接着，同年四月十五日，又在广东举行所谓“清党运动”，野蛮地屠杀、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五月二十一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在长沙举行了反革命政变。最后，同年七月十五日，汉口的汪精卫派的国民党亦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向蒋介石投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便遭受了失败。从此以后，蒋介石反动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造成了全国反革命的白色恐怖。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
“左”右倾的偏向。正如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
‘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 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以后，到湖南东部组织领导了农民的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十月，他率领了秋收起义所组织起来的武装，到达了湖南与江西边界的罗霄山脉的中段——井冈山。毛泽东同志没有采取如南昌起义以后南下潮汕那样的军
事行动，也没有采取如广州起义以后在城市建立
政权那样的军事行动，而是看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
情况，看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看准了当时
革命的主观力量和群众条件，选择了群众基础好、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地形上有险可守而又可以产生
重大政治影响的地区，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到达井冈山以后，不是掩旗息鼓地隐蔽起来，而是坚决地大张旗鼓地和敌人斗争。即：创建红色政权，反对逃跑主义；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红军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扎下根来建设革命的根据地。从这些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可以证明，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对于中国革命应当到那里去、应当如何做法等问题，已经考虑成熟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采取这样的做法，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天才的表现。这是中国革命运动历史上、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斗争的类型的创造。毛泽东同志，只有毛泽东同志运用他精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通过对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敌我情况、周围环境科学的深刻的调查研究，找到了根据中国特殊情况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的规律，并根据这规律，亲自参加和领导了革命的实践，冲破了白色恐怖的氛围，在井冈山上高高地树立起革命红旗。这面红旗的树立，向反动派宣告中国革命没有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的；对全国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来说，则是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昭示着中国革命的前程，昭示了中国革命应该如何具体革法才是正确的，具体揭露和反对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杰出地创造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确运用到中国革命事业的光辉榜样。此后，其他地方起义中组织起来的部队，凡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政策，对这些武装部队实行正确领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武装斗争就逐步发展了起来；反之，就无一例外地遭到惨痛的失败。毛泽东同志在这样革命的紧急关头表现出的这种大智大勇，充分地显示出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渊深的素养，显示出他革命领袖的天才。
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它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正如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却坚决地执行了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上发展了这次大会决议中的正确方面，并解决了大会决议中所尚没有解决或没有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党员执行党的决议上创造性地作出了光辉的示范。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发表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也就是在开始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一年以后。在这一年中，由于毛泽东同志拟定的策略和政策的正确，根据地有了扩展，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群众基础更形牢固；由于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胜利会师，主力红军较前壮大，并在从四月到七月的四个月内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攻。但是，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错误地不顾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的反对（当时湖南省委是边界特委的上级组织），强使红军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红军遭受到八月的失败。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了一个营的部队去接应和会合南进的部队，在九月以后又重新打开了局面，恢复了边区，挽救了八月的失败。这一年的历史事实已证明了：如果依据毛泽东同志指示的策略和政策办事，其结果就是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人民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反之，如果脱离了毛泽东同志的策略和政策的指导，其结果就是红军受到挫折，根据地缩小以至丧失，群众受到摧残。八月失败就是明显而深刻的教训。
当时在党内军内也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时局的估量和革命的具体道路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甚至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情绪，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因此，从理论上说明红色政权所以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以统一党内、军内的认识，明确革命的具体道路，加强胜利信心，是一个迫切的课题。毛泽东同志恰合时宜地从事了这种理论工作，他科学地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政治经济情况，指出了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之下，“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敌我情况，详细地剖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他当时指出的五点原因，就已给嗣后为长期革命实践所证明的革命致胜的法宝——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的创造，提供了最初的也是完善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年来边界对敌斗争的经验，分析了八月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确定了建设和扩展红色政权的一整套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了红色政权的发展前途：“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泽东同志在以后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估计了红色政权的意义：“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说：“不是要指靠社会里已经不再发展的阶层，那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会里正在发展，具有远大前途的阶层，那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七一○页）又说：“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同上，七一一页）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时就已经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了这个原理。当时，白色政权虽是巩固的，但它是反动的、腐朽的、衰亡的，因而是可以打倒的；当时，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虽处于白色政权的重重包围之中，是弱小的，但它是进步的、新生的、发展的，因而它的前途是“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二十五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的预见。岂仅是“接近”而已！今天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全国政权，正是当时的微小的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在全国规模的扩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之所以有今天的胜利，是丝毫不能忽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作的动力作用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当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坚持了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锻炼出一支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帝国主义阵营的大大削弱，和平民主阵营的强大，中国革命的胜利突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增涨，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就也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以至最后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根据中国特殊情况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规律的创造性的分析，就有了更加广泛的指导意义。
我们回头重温一下当时的情况，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在那一个时期的著作，就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和伟大。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著作，我认为应当更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观察问题分析事物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即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真理具体运用到革命的实践的方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勇气，即如何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以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掌握问题的实质，提出具体克服困难的办法，战胜前进途中的一切困难。今天我们在祖国建设的事业中，无疑地还是会遇到无数困难的，但这些困难如果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所遇到的困难相比，那还是微小的。只要我们坚定地遵循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指示，我们就能在祖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光辉的道路上，排除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奋勇前进。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语，均引自“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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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问苏联普尔柯伐总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员 张钰哲
普尔柯伐天文台是全苏科学院系统下的总天文台。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列宁格勒的期间，全体团员四十余人，曾以一天的工夫去参观了这座全苏最大的总天文台。
普尔柯伐天文台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在一七二五年彼得大帝时代创立的。最初它设立在彼得堡尼瓦河中的一个岛上。河上的雾气很重。随着彼得堡城市的发展，屋宇灯火渐渐地把天文台包围起来，妨碍了它的观测工作。所以从十八世纪末叶女皇卡德琳娜二世时代起，就有人建议把这座天文台搬到另外一个便于进行观测工作的地方。一直到一八三○年才决定将它迁移到彼得堡南郊十七公里外的普尔柯伐小山上去。到一八三九年八月，普尔柯伐天文台正式建立起来了。第一任台长维·史楚非，不但能够完成艰巨的建台任务，而且高瞻远瞩地釐订了这天文台工作的方向。它的十五吋口径的望远镜就是当时举世无匹的仪器。此外还有些子午环、中星仪和垂直环等测定经纬度的仪器。
史楚非台长所从事的两项研究工作，正象征着天文工作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帮助解决实际的问题，如编历授时、大地测量、航空航海等；另一方面要借着经常不断的仔细观测和钻研，来认识宇宙，了解自然。无论是测量城市的经纬度或航空航海都需要看星。但是这些星在天上的经度和纬度必须先由天文台精确地加以测定才可以利用。普尔柯伐天文台就以测定恒星的经纬度，编成星表，作为它的主要工作之一。这工作并不能一劳永逸，做一次就算了。因为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置也有微小迟缓的移动。一册星表在多年之后，上面所给的经纬度便和恒星现在所在的位置有了差异。若再根据这册星表来作测量，所得的结果，必欠准确。因此天文台里测定恒星经纬度编成星表，是一种经常性的工作。普尔柯伐天文台从一八四五年起，每隔二十年，便要刊行一册新的星表。这种编制星表的传统，到现在更加发扬光大起来。首任台长史楚非的另一种天文研究工作，是发现了几千对的天上双星，他经常地量度双星间的距离和双星间联线所指的方向。他的发现，在实际应用上一时不会起多大作用；不过在理解宇宙方面，是有它的重要意义的。万有引力定律，我们原来只晓得它能适用于地球、月亮、太阳和行星的小区域之内，但史楚非观测研究双星的结果，证实了万有引力定律同样可以适用于无远弗届的恒星空间。
普尔柯伐天文台在建台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在仪器设备方面，又增添了一具三十吋口径的折光远镜——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折光远镜。在别洛波尔斯基台长的领导下，这仪器便使用于发展恒星光普和视线速度的观测。许多外国天文学者，都来到这里参观、工作和学习。不过，在彼得堡进行天文观测有许多不便的地方。这里的冬季长期阴雨；由于纬度的偏北，在夏季又有长明不黑的白夜。所以到了一九零八年，在南方克里米亚半岛上斯米兹地方（它的纬度其实还在北京以北）建立了一座分台，从事于天体物理的研究工作。不久，又在乌克兰的南部建立了一座研究方位天文的分台。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普尔柯伐天文台的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此时所增添的仪器里，有一具巨大水平式的观日仪。克里米亚的分台，也修建起一具直径一公尺的反光远镜。普尔柯伐天文台的工作计划性开始加强了。遇着重大问题它便联合全苏其他天文台共同解决。例如为了协助进行大地测量和地图测绘的工作，普尔柯伐天文台便集合了五个天文台的力量参加观测编制一部包含有三千颗恒星经纬度的大地测量星表的工作。这次集体工作的成功，鼓舞了普尔柯伐天文台再一次发动其它天文台参加观测微星和编制微星星表的工作。按照这个计划，参加观测的天文台，增加到七个之多。需要观测的恒星包括了将近两万颗肉眼所不能直接看到的微星。大地测量星表是为了增进测定地面经纬的精确度，着重于实际的应用，而微星星表编制的目的，便是为了满足恒星天文学研究上的需求，要在星空间建立起准确的方向系统。
但是当这伟大计划开始付诸实施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希特勒的军队为了打击苏联工业的中心，便向着列宁格勒进犯。普尔柯伐天文台恰好处于战争的最前线。虽然全台的工作人员和红军一起，曾将贵重仪器和一些图书迁往安全地带；但是大远镜和大部分图书，在仓促之间来不及迁移。这些研究的设备以及普尔柯伐山上的建筑物，全部毁于德寇的炮火。当一九四五年苏联科学院庆祝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和外国的学者都来到普尔柯伐山上，凭吊被德寇所摧毁的天文台。这里已是蔓草荒烟，碎瓦颓垣，和其他经过战火的堡垒竟没有任何分别。
苏联政府对于普尔柯伐天文台的恢复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当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苏联政府便已决定重修普尔柯伐天文台。这个重修计划不但要求恢复普尔柯伐天文台的旧观，而且还要扩充它。准备安装的新仪器，全由苏联国家工厂自行制造。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们访苏代表团到普尔柯伐天文台去参观的时候，这重建新台的工作已经是基本上完成了。
我们访问普尔柯伐天文台时，副台长兹维列夫给我们介绍了普尔柯伐天文台的历史，给我们放映了普尔柯伐天文台被德寇破坏情状的幻灯片。又把许多重建后的天文台新仪器的照片，给大家传观，并给我们介绍了现在的工作情况。他说：目前普尔柯伐天文台工作的主要项目，可分为五类。一、以目视及摄影方法，测定微星座标及编制星表。这是一宗国际合作的事业。二、测定并播送准确时刻。三、测定天文常数，研究纬度变移。四、观测太阳表面现象。研究这些现象对于地球所起的影响。在高加索新建立的高山观测站，便以研究太阳周围的日冕为它的经常工作。五、观测恒星光谱，研究星体演化问题。他对我们的访问表示非常高兴。他说：中国人民还是初次到普尔柯伐天文台来参观。他相信今天的会面，对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密切合作有重要意义。他说，我们两国的团结，对于巩固和平有极大的帮助。
普尔柯伐天文台资格最老的工作者，全苏科学院通讯院士齐霍夫也给我们作了关于火星上的植物的报告。这是大家共同感到兴趣的问题。齐霍夫教授在一九○○年，便来此任实习员。别洛波尔斯基台长，就是他的老师。一九○九年火星接近地球的时期，他曾以三十吋口径的远镜拍摄火星的照片，目的在研究火星上生长植物的可能性。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二○年，他又曾两度以十五吋口径的远镜观测火星，所注意的仍然是火星植物生存问题。一九四一年八月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到了中央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研究天体植物。这个地方对于这种问题的研究，具备了特别有利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火星的温度比地球低。所以地面高山上的植物就可能和火星上的植物有较为类似的地方。阿拉木图有三公里半的高山。这高山上的植物的光学性质，便可以拿来和火星上的某些部分的光学性质相比较。帕米尔高山上和北极圈附近的植物，也都是很好的研究资料。
大家都知道火星上一昼夜的长短和地球差不多。但是它一年四季之长，就将近于地球上两年的时间。用天文远镜仔细地观测火星，可以看到火星两极积雪区域的大小，随着冬夏而消长。火星上较暗部分的颜色，也随着季节变化，恰似地上植物，春夏苍翠，秋冬枯黄的景状。但是我们从所看到的这一点现象，便立刻认为火星上有植物存在，还未免武断。但是，如果以为火星离太阳比地球远，温度比地球低得多，便认为火星上不可能生长植物，这种看法也不妥当。因为植物有很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就在地面说吧，西伯利亚靠北冰洋的海岸生长着一种植物，它的花和叶可以耐过摄氏零下五十度的严冬。堪察加丘陵地带有一种水藻生长在摄氏八十二度的小溪中。所以火星温度较低，并不能抹煞植物生长的可能性。
火星上有植物生长的可能性，还不能证明火星上有植物存在。这如同水里可以养鱼，并不能证明水里就有鱼是同样的道理。齐霍夫教授曾经作了两种关于植物的光学现象的研究，解决了人们对于这问题的怀疑，他肯定了火星上植物的存在。有的人说，用能感红外光线的底片拍摄地面冬季绿色植物的照片，我们在照片上便看到树叶发光的现象，好像树上蒙罩着一层白雪。不过用能感红外光的底片，对着火星摄影，就得不到这样的结果。因此得出结论说火星上没有植物。齐霍夫教授研究了地面植物放射红外光的性能。他证明热带植物所放射的红外光，比寒带的植物，要强好几倍。火星表面温度很低，它上面的植物为着保持自己的热量，便不能容许红外光放射发散出去了。
用光谱仪来观测地面绿色植物，通常在光谱红色区域间可以看到一条阴暗的吸收带。这是由叶绿素所产生的。因此很多人推测火星上有植物区域射来光线所形成的光谱，必定也会有叶绿素的吸收带。然而实际观测光谱的结果，却令这些人失望。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齐霍夫教授又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严寒地区的植物上面去。他看加拿大的枞树，呈现蓝色，略同于火星上我们认为生长植物地区的色彩。他所拍摄的这种枞树光谱的照片，显示着其中叶绿素的吸收带，确实已经消失。从阿拉木图的枞树光谱的研究，他发现叶绿素吸收带，夏天稍为显著，冬天便非常微弱。这有力地证明火星植物的光谱里，所以没有叶绿素吸收带的原因，也完全是由于火星上气候过于寒冷的缘故。
齐霍夫教授在结束他这篇报告的时候说，他计划到中国的华南、西藏等地方，来研究高山上植物的光学性质。他希望中国发展天体生物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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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揭开地层的秘密
王文斗
是一个夏日的清晨，我们——北京地质学院一年级同学，戴着草帽，背着背包，拿着锤子，迈步爬向山巅。每个人的眼睛盯着路旁的石头，察看着每一个岩层。爬呀爬，突然前边有人喊：“找到植物化石了！”大家听见这一个胜利的喊声，就像战士听见了冲锋号，蜂拥而上。“给我看看，”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看，用羡慕的眼光投向一块灰色页岩，上边有一个羊齿植物叶的化石。没走多远，发现了页岩层，里边有很多植物化石。锤头的叮当声和欢笑声顿时响彻山谷。这边喊：“小心点！”那边喊：“别打碎了！”汤朝贡发现了一块轮木化石，就叫着跳着拿给老师看，问：“老师！你瞧，这多好看呐！”这时，谁也顾不得看别人的“战利品”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打着敲着。奇怪，一个同学的锤头声忽然停了。我抬头向他一看，他正微笑着。不用问，他一定是发现令人满意的化石了。小刘在我后边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着，活像个木头人，两只眼睛直瞪着手里的化石。他瞧我在看他，就用惋惜的口气对我说：“你瞧多好的大个化石呀！茎、叶分明。真该死，叫我打碎了。”“重来吧，九龙山上有的是化石，锤头是打不完的！”我安慰他说。
每个同学的背包比上山时加重了，这说明大家都有了很多的收获。
在页岩上边砂岩层打了半天化石的同学贾始，却连化石的影子也没看见。他气愤和好奇地问老师：“为什么页岩中化石这么多，而在砂岩中却不容易发现呢？”这个在书本上没有给予答复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争论。每个同学有各自的见解，但结论只有一个：九龙山的砂岩和页岩都是陆相沉积岩。古代河流带着沿岸和河床上的石子、泥沙流经湖泊时，因水速减小，泥沙、石子便开始沉积下来，当然，石子比泥沙重，就先沉积下来，而泥又比沙轻，也就沉积的慢了。这样经过几万万年，泥沙就一层层地堆积起来，压力也就加大，待硬化固结以后，在湖泊边沿的粗沙砾便成为砾岩，在离湖岸较远处沉积的细沙则形成砂岩，泥土则造成页岩。而九龙山在古代又曾经是一个湖泊、沼泽地带，到处都是泥土，在它的四周生长着各种植物，植物死后就被埋在土中，经过悠长的年代以后，便形成为化石。植物一般是不生长在沙土中的，因沙的颗粒要比泥土大，即便植物沉积下来，也不易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又因为砂岩容易透水，页岩不透水，偶而保存在砂岩中的植物遗体容易被地下水所破坏。因此，页岩中常常有化石而砂岩中却少有。祖国的大自然充实了我们的理论知识。
队伍继续前进，我们爬得更高了。后边是起伏的山峦，永定河环流其间；前边是一望无边的大平原，绿油油的庄稼点缀着大地。远处，工厂的烟突冒出缕缕的黑烟。永定河像一条黄色的带子伸向东南。同学们用望远镜详细观察了永定河。它是一条“返老还童”了的河流，为什么要说它“返老还童”呢？因为河流和人一样，有它自己的幼年、壮年和老年。老年期的河流，河道曲折，河谷倾斜和缓，水流缓慢，河口形成三角洲。而永定河的河谷却很陡峻。为什么河谷会陡峻呢？因为地壳上升了，使河床的坡度加大，河水向下时，就增强了侵蚀力。俗语说：“水滴石穿。”这样，河水就把河谷侵蚀成陡崖；而河谷陡峻是河流幼年期的特征。对于河流，我们并不陌生，小学生在地理书上读到它，画家也画过它，诗人、作曲家歌颂它……但是掌握它的秘密的却只有我们研究地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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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丛山密林中
赵希宇 陆静英
大考一结束，东北林学院同学们就活跃起来了，忙着作上山实习前的准备工作。每个同学都怀着兴奋的心情。
林区的实习生活是紧张、艰苦的。我们的实习地，是在带岭林区的一个山沟里。这里，人烟稀少，老师和男女同学三十多个人，都挤在一间小棚子里。在这深山里，交通当然是困难的，一切食用品，都得靠人力从山下往上运。第一天，全体男女同学组成了一个运送队，通过泥泞难行的山道，从三公里地以外，把由哈尔滨带来的仪器、行李，以及一个月的食粮、菜蔬背往实习地。
实习开始了。同学们以苏联先进的方格调查法为主，进行了经理调查的外业工作部分。起初三天，全体师生在一起进行了森林区划的踏查，以后便分小组分头进行林班区划及小班区划，以及标准地调查、树干解析等实习工作。每天，同学们带上午饭、饮水、仪器等，分批走向茫茫的树海中去，到太阳下山时才陆续回到驻地。
密林中我们经常遇到蚊子和种种令人讨厌的小虫。我们一揭开面罩，全神灌注地开始测量的时候，它们就向我们展开了进攻。有些小虫尽往头发里钻，有的虫子隔着衣服、手套咬，令人感到难受，如果身体一动，就会影响到测量的精确性。可是，大家都忍住了脸上和身上的痛痒，做好实习工作。
同学们就是在这种紧张、艰苦的环境下学习着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科学技术知识。任何困难，都不能使同学灰心，相反地，他们想法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在业务学习上同样是有困难的，但都被克服了。如发生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同学们就请教教师，或者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翻参考书。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烛光下，大家都努力学习时事，或进行讨论，或整理材料和写工作日记。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这样，才会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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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在发展中
解放以后，由于铁路职工政治觉悟的提高，物质生活的适当改善，职工子弟要求入学的人数大量增加。目前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学生人数，小学生已由一九四九年的七万余人增加到十六万余人，约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三倍。中学生已由一九四九年的六千四百余人增加到二万八千余人，约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三倍。教育经费，也是逐年增加着，三年来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强。
在校舍及学校设备方面，已有了改善。破烂不堪的都已修缮完整了；新校舍正在计划建筑中。设备方面，各校不但都有了整齐的桌椅，并且置备了图书仪器和文娱体育用品。
铁路职工子弟学校经费的来源，除国家所发经费外，主要依靠各管理局的“首长基金”来解决。如天津铁路管理局现在能容三十七班学生的王串场小学，就是去年用“首长基金”建筑的；北京、锦州、济南、郑州、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铁路管理局也用“首长基金”修建了小学和中学的校舍。
由于全体铁路职工的努力、各地铁路管理局领导方面的重视，以及党、行政、工会组织的通力合作，多想办法，或用首长基金修建校舍，办二部制（现有二部制小学五百九十六班，二部制中学三十六班），解决了许多职工子弟的就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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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丰收
王盛烈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