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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贵州省委员会
认真检查和纠正执行民族政策中的偏差
三年多来，贵州省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获得很大成绩，但也发生过不少错误和缺点。对这些错误和缺点，在今年一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的专门会议上检查揭发后，大部分已得到纠正，或正在纠正。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少数民族共有三百六十余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百分之二十五。其中以苗族、布依族（仲家）、侗族、彝族较多。全省除道真、玉屏、德江、思南、沿河、印江等六县外，其余七十余县及贵阳市都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区。解放后，民族关系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由于各级人民政府执行了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新的民族平等、互相尊重、互助友爱、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在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愿与要求下，全省实行了土地改革，目前已基本完成。人民觉悟提高，生活也得到改善。全省建立了四个县、八个区的民族自治区和五个专区、二十八个县、三个区、四个镇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有七千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参加了工作。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空前高涨，积极参加了各种爱国运动，特别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少数民族人民尽了自己最大的支援力量，许多青年踊跃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经济贸易部门，大力开展了少数民族贸易工作，使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逐步上升。全省现有民族小学九十四所、学生十三万七千六百九十八人，民族中学十所、学生四千五百五十多人。全省已建立少数民族区卫生所三十八所，省及专区民族巡回卫生工作队七队，巡回医疗组七组，全省六十多个县卫生院都实行了少数民族免费医疗，并培养了少数民族卫生人员二千四百三十三人。
但是，三年多来有不少地区曾发生了许多违犯民族政策的严重偏向。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贵州省委去年十一月份在全省重点检查的结果，发现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是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一般干部虽然工作热情很高，主观愿望也好，但是对民族特点认识不足，没有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当作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而认为是“生活细节”或“群众落后”，因而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例发生了很多，表现了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作风。如有的干部曾不让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要他们说
“客话”（汉话）；有的提倡“剪发改装”，威宁县六区妇女干部竟在大会上剪了两个少数民族妇女的发辫；他们说穿汉衣、说“客话”是进步，引起少数民族群众不满。有的干部硬性禁止少数民族祭祀、“吃牯脏”（是苗族的一个盛节，有的七八年举行一次，有的十几年举行一次，每吃一次“牯脏”，一个乡要杀二三十条牛不等）。三都县一个干部在土地改革时将水家族祭祀用的几大箱水文书全部烧毁。台江、龙里、安龙等县有的干部打神破庙、砍伐“神树”。有的干部违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干涉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摇马郎”（苗族）、“赶裱”（布依族）、“行歌坐月”（侗族）（以上都是少数民族男女青年聚会歌舞进行恋爱的方式），认为回民上清真寺礼拜是“落后”。龙里县弯寨乡干部张传明说：“玩马郎的人不能参加共产党”；并在入团宣誓大会上规定：“参加青年团就不准玩马郎”。当然，对于少数民族中的“吃牯脏”、“摇马郎”等活动，耐心地说服他们注意节约，避免浪费，并不要耽误生产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应硬性地禁止和干涉。
其次是有些干部抹煞民族地区的特点，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譬如在土地改革时，有的地区没有认真贯彻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在分配果实和征收土地中征收了少数民族的祭祀田、“神山”、“打牛场”、“马郎坡”等。
在土地改革中最为严重的则是若干地区故意给少数民族少分田，分坏田，甚至不分田。
第三、有些汉族干部对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培养和具体帮助不够，工作中包办代替，甚至歧视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无权。惠水彝族、苗族自治区第八区一个武装干部曾当面对彝族副区长说：“你不够资格管我！”个别地区的汉族干部对提拔少数民族干部还有不满情绪。这些都影响了民族团结和工作的开展。
对于上述偏向，中共贵州省委在今年一月份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作了严格的批判，指出发生这些偏向的原因，主要是干部没有认真学习民族政策，不懂得民族工作的特点及重要性。同时指出各级领导对民族工作重视不够，对干部缺乏教育和帮助，且没有及时纠正偏向。因此，会议确定全省各地要普遍检查执行民族政策情况，迅速纠正偏差；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及凡有少数民族的地区，今后均必须认真宣传民族政策，经常深入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汉族干部要加强政策教育，彻底肃清大汉族主义的残余思想；提高干部质量。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树立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工作的思想。对少数民族干部应加强培养，具体帮助他们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民族学院应有计划地轮训少数民族干部。今后对有关少数民族的各项措施，应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
经过这次会议，广大干部对民族工作已普遍引起注意。各级党委都组织干部学习民族政策，并切实纠正了各种偏差，处理了有关的问题。截至目前，已有五十多个县认真检查了执行民族政策情况。经过学习和检查，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改进了工作，从而为今后进一步作好民族工作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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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省龙胜支行
强迫收兑少数民族银首饰事件已纠正
银饰尽量退还，有关干部分别受到处分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省龙胜县支行（以下简称龙胜支行）违反民族政策，强迫收兑当地少数民族的银首饰，造成严重恶果；这一事件经广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等单位派专人进行调查后，已作了严肃处理：根据群众意见，退还银饰，赔偿群众损失，对失职人员，按责任大小，分别给予处分。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银行桂林中心支行召开桂林专区各县支行行长会议，会上分配储蓄任务，龙胜支行分配数字为四亿六千万元。龙胜支行前任副行长俸安中等回县后，召开了营业所主任会议。他们为了向上级表现自己，不顾本县经济条件和群众的储蓄能力，擅自扩大中心支行分配的数字，布置了十一亿元的储蓄任务，且没有把桂林中心支行和县委指示的“完成多少算多少”的精神传达下去，也没有交代政策和作法。各营业所主任感到任务太重，没有信心完成任务。龙胜县为侗、僮、瑶、苗、汉等民族杂居区，少数民族特别是妇女，有戴银饰的习惯，因此，龙胜支行会计股股长周云峰在会后便向各营业所主任说：“龙胜少数民族有很多银首饰，可以发动他们储蓄。”并附带告诉一种欺骗群众的方法：“这些银子大都只有三成，我们宣传时，只说八千元一两（不说出银子只有三成），我们内部则按三成计算掌握，给予储蓄存单。”各营业所主任接受了庞大的储蓄任务，但对于发动群众储蓄的方针、方法又不清楚，正苦于没有办法，于是大部分人认为周云峰的办法很好。
泗水、官衙两营业所在收兑银饰中，没有按照周云峰的办法欺骗群众，据实向群众说明银子将来按成色计算，大都只有三成，所以收兑不多。瓢里营业所范围内的大罗乡，因银行干部强迫收兑银饰，引起少数民族群众不满，经县公安局局长亲往处理，将银饰退还原主，即时纠正了错误。情况最严重的是平等营业所。平等营业所主任龙泽源在县开会回去后，就和区人民政府取得联系，联合通知各乡，召开乡干部扩大会议，布置储蓄任务。龙泽源在会上说：“不拿银首饰储蓄就是不爱国。”“银首饰是死宝，兑换了就把死宝变成了活宝。”会上并“培养”了积极分子，发动挑战，“自报”任务，又号召乡干部带头。龙泽源还要干部发动群众互相“摸底”，甚至布置小学教员发动小学生回家动员母亲兑换银饰。并用周云峰的办法，含混地宣传“银子八千元一两”，欺骗群众。
龙泽源的强迫命令作风，使基层干部在发动储蓄中，也不择手段。一个乡干部强迫群众出兑银饰，自己在妇女头上拔下首饰。有的说：“以后戴银首饰是封建落后的表现！”在这种威胁恐吓之下，群众非常恐惧，被迫拿出银饰。从九月三日到十九日的十几天中，该营业所共兑储银饰二万零五百三十七两。该营业所在收到银首饰后，按八千元一两、每两按三成计算，开出三月、半年、一年的存单。群众见每两只得两千多元，且不是现款，意见纷纷；同时，因为银行账目混乱，有些人交了银子，没有下落，群众意见更大。但这时银饰已大部运往桂林，附在银饰上的物主姓名都已拆掉，有些因验成色，且已切削。
龙胜支行这一强迫收兑银饰事件，严重地脱离了群众，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首先，群众不了解这件事是个别干部的违法乱纪，因而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发生怀疑。其次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受到打击。今年春耕生产时，龙胜县兑换过银首饰的地区，生产会议都开不起来。一个侗族妇女连布也懒得织，怕织了布政府又要储蓄。强迫兑换银饰事件，也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和民族内部的不团结。少数民族群众认为这一事件是汉族捣鬼，因而迁怒到汉族人民身上。侗族干部蒙光到广南乡去发兑银子的钱，群众说：“你是侗族，如果是汉族，就会不客气！”
这一事件所以能发生，是由于龙胜支行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领导和丝毫不注意民族政策，以及因此造成的下面干部的命令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这一事件所以能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也是与龙胜县党、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不注意民族政策的态度分不开的。
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省委、广西省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立即责成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广西省分行派专人组成检查组，由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秘书黄传林率领前往龙胜县调查处理。检查组在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到达龙胜。为了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检查组工作人员会同龙胜县自治区人民政府干部，分组到各乡了解情况后，于三月三十一日召开了银饰兑储户代表会议。会上先由检查组组长黄传林作了报告，指出银行收兑银饰，破坏兄弟民族风俗习惯，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同时说明这是个别干部的错误，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所不容许的，并要求大家多提意见，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办法。为了使大家确信收兑的银饰成色确实很低，曾举办了兑出的银饰展览会，将一成、二成、三成、四成的银饰分类展出，并当场化验给代表们看。最后，黄传林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一、由县长、副县长、龙胜支行行长及四、五、六区区长等九人组成“清理兑换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银饰兑换工作；二、现在银行营业所的银饰，上面有名有姓的，一律退还；三、已送桂林的，上面姓名已乱，不可能退还原主，为了满足储兑户的要求，储兑户可自报需要退回的数量和种类（不超过自己兑出的数量），银行根据各户需要退还；四、不愿要银饰或只要部分退还的，不分成色，按六千元一两计算。代表们一致满意这些解决办法，并通过这个总结为大会决议。
通过这次会议，代表们认识到强兑银饰事件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故意要这样作，也不是汉族老大哥有意欺侮兄弟民族，而是个别干部违反了政策，因而消除了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偏见。苞田乡代表杨如香说：“听了报告，看了展览和化验，我明白了。我换出的银子很多，过去意见也最大。现在我主张按四千元一两计算，因为我们的银子都在五成以下，现在政府照六千元一两计算，已算到七成五，政府吃亏太大了。”苞田乡小坝屯的代表荣惯英在会后指着毛主席的像向检查组干部说：“根据毛主席的政策办事就不会错。看见你们就像看见毛主席一样，谢谢你们。”代表们对回去向群众传达大会决议、打通群众思想，表示有充分信心。如宝赠乡侗族代表石万芝说：“我母亲天天在家闹，经过这次会议，我完全有信心说服我母亲。由我家带头，保证全村群众都会满意。”
具体的善后工作，由副县长杨瑞清负责，在四月十五日以前已处理完毕。
根据这一事件实际情况，检查组在商得地委、专署同意后，予龙胜支行现任副行长周念钊等以适当的处分。中共龙胜县委虽曾一度注意这一事件，对龙胜支行作了正确指示，但因片面相信支行的不真实报告，不深入了解情况，直到群众普遍不满时才予以注意，没有主动解决这一问题，已作了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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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苏体会点滴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员 华罗庚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访苏期间，访问了苏联科学院所属八个部及其所属研究所中的二十个单位。在这次访问中，我们代表团每一位同志都获得了不少新的知识，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本文中仅将我记事册中较完整的片段，记忆中较深刻的印象，和与专门业务关系较少的部分，提出三点向读者报道。第一点将说明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苏联科学怎样地突飞猛进，党怎样领导苏联科学院，从沙皇时代的旧俄罗斯的科学进入使苏联科学在世界上占居首位的过程。第二点将说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苏联数学家怎样在宽广的科学战线上推进，他们的数学工作怎样地为人民作出了具体的贡献。第三点将提出例证，来说明苏联数学家根据国际主义精神，怎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帮助我们。
先叙述一下已往的事实。旧俄罗斯并不缺乏特出的伟大科学家，但由于沙皇政权的腐败和对科学发展的漠不关心，以致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俄罗斯科学院全部科学研究人员只有一百五十四人。脱离人民是它的特征。它不和生活相结合，而研究着极其空洞的问题。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粉碎了并消除了科学和人民之间的壁垒，使科学接近生活，并空前地扩展了科学的活动范围。
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肯定了科学的重要性。一九一八年列宁亲手写下的有名的“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案”，就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科学家走向为人民服务的第一个号召。当时，党并委托科学院研究和拟定改组全国工业和复兴经济的计划。但当时科学院并没有能够迅速地去掉理论和实际脱节的现象，以及依据个人兴趣来选择研究题目的传统。一九二九年起，苏联科学院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在这次改组过程中，基洛夫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使科学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具有统一目的的指导全苏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机构。
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给科学院院长柯玛洛夫的两封电报，指出了在卫国战争中，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方向。由于斯大林伟大的号召，苏联科学家为粉碎敌人的进攻，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一九四六年，斯大林提出：“我相信，只要我们对我国的学者给以应有的帮助，他们在最近期间，就不仅会赶上，而且会超过国外科学的成绩。”响应斯大林的号召，苏联科学家在执行伟大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特别是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中，积极从事并且完成了不少极复杂的任务。也在此时肯定了苏联科学的重要特点：综合地解决一切重大的科学任务和国民经济任务。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号召全苏科学家：“进一步发展先进的苏维埃科学，使它在世界上居第一位。”苏联科学院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苏联科学院正在进行着一件巨大的工作，即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和研究世界上所有科学领域的成就，以便选择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决定关键性的问题。苏联科学工作者全力使科学接近于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接近于工业生产，吸收工业和生产革新者的经验，并在这一基础上来解决巨大的、关键性的理论性的科学问题。
苏联科学院为什么会在最近三十年来获得飞跃地发展，会从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进入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研究，会从在世界范围内占比重较小的情况而达到今天的要求占世界首位的情况？无疑的，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其最主要的原因。以上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苏联共产党怎样领导着科学家，逐步地由旧的牢笼中走出来，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一直达到使苏联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范畴内的最高峰。这一事实教育了和鼓舞了我们，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唯有依靠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才能走向光明，走向胜利，才能从科学落后的现在走向科学昌明的未来。
苏联数学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对我并不算生疏。自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就为苏联数学的精深所倾倒，特别是苏联数学界的旗帜、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的辉煌成就，我十余年来“瞻之在前，倏焉在后”地学习着。我体会到苏联数学有着由具体问题寻求新方法的特质。这一次去苏联使我更扩大了眼界，了解了苏联数学的另一面——博大的一面。我具体地体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即科学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
拉符抡捷夫院士的声名当然是我所素知的。过去，我只知道他在复变数函数论、泛函分析方面的一些贡献。但是，当我们在苏联访问时，谈到计算数学的时候，我才知道拉符抡捷夫院士不但是数学部门中理论数学的专家、数值计算机构的负责人，而且还是力学专家，他在地震学方面也有极大的贡献。这使我十分惊讶。若干年来在我所接触的资产阶级学者群中，我时常听说：近代的科学分工太细致了，每个科学家仅能研究其中的极小极专的一部门了！受了这种思想影响的我，当然会为拉符抡捷夫的博大而震惊。
不仅是拉符抡捷夫院士如此，其他如阔勒莫果洛夫院士、索伯列夫院士、彼得罗夫斯基院士等也都是在多方面有贡献的科学家。这使我不得不追根求源地思考一下。为什么在苏联会有这么多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认为在现代科学中所不可能产生的；据我的体会，这完全是由于苏联的科学家具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苏联的科学家密切地注意了理论和实际配合，教学和研究工作结合的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苏联科学家经常地注意各门科学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在苏联，数学不再成为若干个孤立的山峰，而是科学的有机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当然，我在苏联所体会到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给予科学家的帮助的地方还很多，不能一一尽述。但仅仅上面所说的，也就足以使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认识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才不至于走上偏狭的道路，才不至于受不可知论的蒙蔽，才可能克服一切困难而达到苏联科学家的水平。
毛主席的著作在苏联科学家间发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对我们说：如果你们遇到了困难，可以在毛主席的著作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苏联科学家对我们的热爱、关怀，是说不尽的。他们异常诚恳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先进经验，唯恐我们走一点儿弯路。在苏联，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当我们提出问题时，他们从不吝惜时间，把宝贵的经验详尽地介绍给我们。其中很多不单是对今天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有着重大意义，而且是我们终身受用不尽的。
我现在仅举数学研究所所长维诺格拉多夫为例，来说明苏联科学家对我们的关心。他关心我们的数学发展是无微不至的。他从中学数学教育说起，他关心我们的教科书；他提起中学的数学小组，他更介绍了苏联中等学校八年级至十年级学生的数学竞赛会的情况，并且告诉我们怎样从竞赛会中选拔对数学有特殊培养前途的青年升入大学的数学系，在大学数学系中又必须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的方向入手，一直谈到数学应当如何发展及中国力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如果细致地想一下，就会发现他对中国数学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键都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不仅如此。就是偶然提到的一些例子，维诺格拉多夫也都是谈得非常具体而亲切的。例如，他讲到如何有计划地培养青年学者的时候，他说：“有些青年数学家喜欢研究抽象代数、拓朴和实变数函数论，而不喜欢研究复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论等。但是做数学领导工作的人有责任说服他们，让他们走到和祖国的建设有着实际联系的部门。”
当谈到数学的发展方向的问题时，他曾经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在一个研究所里，如果只有拓朴学而没有微分方程，很不好；如果只有微分方程而没有拓朴学倒还可以。祖国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把什么来做为我们的重点。
我想他这一段话的意义是说明我们的重点应当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的，同时也说明了微分方程的需要发展比拓朴学更为迫切，而不是说拓朴不重要。至于拓朴学在我国的成绩，那是肯定的。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讲了这段话之后，他又诚恐我们走上了错误的途径，他又补充说：“我们所需要发展的数学是各方面的。因为有些部门在今天并不很重要，但将来是可能有用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是怎样地关心着中国数学的发展，是怎样地关心着中国数学能够走上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这使我联想到过去有人谈起的一个故事：在一九四六年，伪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将成立的时候，为了确定数学发展的方向，曾经把中国数学发展的问题，请教过一个美国的“权威”学者。这位“权威”的建议是：“中国数学的发展最好是找一个和旁的科学关系比较少的、容易发展的部门，集中所有力量研究、发展，这样就十分容易地在世界上占有地位。把培养好的青年送到我们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来深造。你们的研究所可以看作是我们在远东的分所。”根据这个建议，伪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便决定以组合拓朴学为唯一重点，忽视了数学中的其他部门，对于和应用有直接联系的部门更是置之不顾。这个建议阻碍了我国数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对比一下，苏联的数学家总是拿数学研究工作必须和祖国的建设需要相结合为前提来教育我们，希望我们照顾到全面，指示我们必须要有重点地进行工作，而这个重点必须放在祖国需要的部门上；指示我们要扩大眼界，高瞻远瞩，远看到若干年后。他们这样地关心我们，是唯恐我们走了弯路。他们把自己的经验，一一地具体地深入地介绍给我们，他们给予我们一定能够发展科学事业的信心，还教给我们一系列的达到这一目的的工作方法。谁是我们的好朋友是十分明显的。
从以上几点，我充分地体会到：新中国的科学家应当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这样，中国的科学才能像苏联的科学一样，从一个胜利走上另一个胜利。我们应当以苏联的科学家作榜样，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为丰富和全面地发展我国科学事业而努力。我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科学家的帮助下，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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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机关的党组织必须具体领导干部理论学习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理论教育处处长 查汝强
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是机关党组织的首要的经常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五十二条中，规定支部任务的第四项是：“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进行党的教育，以及监督共产党员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必要的起码知识，是一切党组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共产党的组织不但要教育自己的党员，同时还应该负起向非党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责任。
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是保证完成行政任务的根本方法。斯大林同志说：“在国家工作和党工作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底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结果也愈有效力”。因此，每一个机关的党组织都应该把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作为它的首要的经常工作，这是最明显不过的。
现在很多机关的党组织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也还有一些机关的党组织对这一点缺乏深刻的认识，放弃或放松了对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领导。他们或者藉口忙于党的组织工作，认为无暇及此，或者错误地将责任推诿给机关的学习委员会，满足于所谓“原则领导”，而实则对干部的学习问题很少过问。更多的机关的党组织虽已开始重视了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但还没有真正把领导学习当做自己的经常工作重心。支部书记很少过问学习问题，只推给宣传委员去单独负责，支部委员会很少或根本不讨论领导学习的问题，因而也就谈不到对学习的集体领导。
目前机关党组织很多都已经注意建立学习的组织和制度，这是必要的。但在组织和制度建立之后，必须进一步注意思想领导和对理论学习内容的指导，才能使理论学习获得真实的效果。现在许多支部中管理学习的同志，对于了解、研究干部在学习中的具体思想情况重视不够，尤其是很少组织机关内的各种学习指导力量，给理论教员和辅导员的活动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总之，现在机关的党组织对干部学习的领导还落后于学习发展的需要。目前干部在学习中遇到很多困难，他们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还有不少缺点。如果党组织不加强对他们的学习的领导和帮助，就不能使他们得到很好的学习效果，也就不能使他们现有的学习热情巩固下来。因此加强机关党支部对干部理论学习的领导，是搞好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的基本环节。
我们应该要求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方面做些什么工作呢？在这方面，需要而且可能做的工作是很多的。一般说来，有下列三方面工作：
（一）在自愿的基础上坚持必要的学习制度，从组织上监督党员的理论学习。一方面要强调每个党员应有学习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党组织对他们作严格监督，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党支部应该加强思想领导，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放松组织领导。应该运用各种可行的办法来发挥组织监督的作用。如规定学习的具体进度计划，根据计划来监督每个参加学习者的进度，督促大家遵守集体学习活动（包括上课、讨论、考试等）的制度和纪律，党小组会定期检查党员的学习，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与党员进行个别谈话来检查学习等。
（二）对干部的理论学习进行具体的细致的思想领导。干部在理论学习过程中经常发生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方式等方面的各种思想问题或偏向，例如在学习态度上的不刻苦、不虚心，不多开动脑筋、急躁贪多、对各种学习方式的作用的片面看法，对在个人自修的基础上的集体学习的原则的片面了解，或者怀疑集体讨论的意义，或者对集体讨论的要求过高；依赖听报告，对报告的要求过高，以及在学习方法上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各种片面看法，或者不联系实际或者乱联系一气等等。党支部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地及时地了解情况，对各类干部思想情况作分析研究，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动员、解释或批判，引导干部学习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
（三）根据可能的条件组织和争取支部成员内各种学习的指导力量（如高级组的同志，行政负责同志，理论教员，辅导员），分工合作，进行理论指导。当然，这要根据各个支部内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的多寡来提出不同的要求。关于理论内容的指导工作虽然应由上级党委更多地重视和关心，但是所有支部至少应该也可能做到下列两点：一、介绍和督促干部利用上级所发的各种学习材料如杂志、提纲、问题解答等。支部在理论上帮助大家的能力很有限，那么就应该很好地注意利用已有的各种条件。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同志感觉学习抓不住重点，但又把上级规定的学习提纲放在一边不看、不研究；有些同志的疑难问题得不到解决，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在“学习”杂志或其它学习刊物上有了解答。支部应该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二、要经常及时地收集和向上级反映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只有及时地将学习中的问题集中起来，上级学习领导机关才可能来作适当的解答。解答问题可以用“逐级过滤”的办法，就是说每个学习领导的环节都必须尽可能地解答一些能够解答的问题，而将它所不能解答的问题逐级汇报上去。
要做到上面这些工作，首先就要求机关的党组织提高对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责任心，真正把领导学习作为机关党支部的首要工作。在组织上，支委会应以领导学习作为支部工作的重点，经常讨论学习问题。在支部对学习的领导方法上，要注意依靠学习的积极分子，组织学习领导的核心，以带动一般同志；要总结个人、小组等学习的典型经验，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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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叔通先生捐献“百家画梅”画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把他几十年来搜集珍藏的“百家画梅”画幅捐献给国家。
梅花是中国诗文中吟咏的对象之一；宋代杨旡咎（即杨补之）和明代王冕专画梅花，自成一家，此后历代画家画梅花的颇不乏人。陈叔通先生费尽心血搜集的“百家画梅”全部凡一百零二家，共一百零九幅。其中有唐寅、陈录、王綦、邵弥、道济、弘仁、胡玉崐、扬州八怪和陈豪诸家的杰作。陈录专力画梅花凡三十年，弘仁的别号就叫做梅花古衲。扬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百家画梅”的搜集颇不容易，郑板桥的一幅，他自己的题辞就说：“一生从不画梅花。”
上述“百家画梅”，已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接受，并将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专题展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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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担任理论教员的初步经验
宋寒民
我担任理论教员之初，本来是有些胆怯的，可是在党委和行政领导的大力帮助下，两个月来已提高了信心。我深感到担任“联共（布）党史”理论教员，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同时我感到由于我的理论水平不够高，这个工作又艰难，必须兢兢业业，百倍虚心地从工作中学习，积累经验，以提高教学质量。
下面是我在教学工作中的初步体会：
（一）必须认真拟好讲课提纲，不怕繁难地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八月下旬，在党委的领导下，我开始起草“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学习引言的提纲。我以半个月时间来写引言的讲稿，并听取领导上和同志们的意见，前后作了四次修改。征求意见的项目，包括内容是否正确，中心是否突出，论点是否明确，阐释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楚等等。我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修改，才能提高讲稿的质量。此外，这种修改工作对我也有很大好处，每一次的修改，都使我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
（二）要按步就班、由简入繁地充实提纲内容。我的撰稿程序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根据必要的资料，将要讲的问题拟出段落和纲目，写出小标题作为讲稿的“龙骨”；其次，按照每一个小标题的要求，搜集有关的文件资料（除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外，还包括报纸、杂志上的有关专题论文、学习笔记等），记下它们的页数和段落，作为写稿的资料索引，批注在每个小标题之后，这样，全部讲稿的工程蓝图已经构成，材料也大致齐备，心中也有数了；第三步，经过有关方面审查、讨论来确定以上草案；第四步，着手撰写讲稿，按照索引翻出所有有关某一小问题的章节段落来，对照阅读、考虑、比较，确定如何编写，以那个命题为基础，补入那些材料，引证那些原文等等最后写出这一小题的初稿，这样逐题写完后就进入反复核阅、讨论、修改、审查、试讲及最后定稿的过程。应该指出，编写初稿在全部写稿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我的初步经验是，如果按照上述的步骤来编写，是会比较完备的。
（三）必须掌握少而精的原则。撰稿和讲课一定要针对着学员的一般水平，力求中心突出、概念明确、层次清晰、内容有系统。这就必须使自己对讲课内容中心有透澈的了解。如果抓不住问题的实质，那么尽管旁征博引，唇敝舌焦，也不能讲得很清楚，不能使学员感到“解决问题”。我曾经试写了一次过渡时期必要性的问题，写了三四天，文字的逻辑仍很混乱。得到领导上的启示后，才发现我的讲稿虽然引用了许多列宁、斯大林的话，但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宜一次搞得太多，而要集中力量搞通几个主要问题。
（四）讲课之前要通过学委会搜集学员在预习中的问题，此外要常看各单位的黑板报、壁报和小报，要常和周围的同志“聊一聊”学习中的心得、体会和疑难问题，作为讲课的参考。这样的做法，就能结合实际，较之对于讲课对象没有具体了解、无的放矢、泛泛而谈的教课，效果就要好得多了。这次在我讲新经济政策问题时，事先从下面了解到很多问题，例如：“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否说明十月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何以还会有‘谁战胜谁’的问题？”又如在最近准备讲商业问题时，一个小组中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当时从商业中排挤私人资本，是否与我国共同纲领中‘各得其所’不相同？”这些问题对我撰写讲稿是有启发的。随时了解学员的疑难问题，并在备课和讲课中加以注意，就能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教学效果。
（五）理论教员应该研究讲课的方法。我认为讲课要力求平稳，重要的地方尤其应一字一句说清楚，甚至可反复一二次；引证的材料最好说明摘自何书何文多少页，以便帮助同志们进一步查对原文并提高深入学习的兴趣。以我的经验说：在阅读许多专题论文时，进一步查对原文，就会发现许多更适合于自己选用的论据，并使学习更深入些了。其次，为使学员便于接受，在讲课时可适当采用分段分节的办法，使讲解层次更清楚些，但必须防止“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发言过快或说话不清楚都会大大损害教学效果。过快会使人记不下笔记、找不到重点，特别是思想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发音不清楚则会使学员听不清。经验证明，经过统一备课，统一讲课提纲后，同一讲稿也能得到不同的效果，其原因主要就在讲解方法上。
总的说来，担任理论教员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党与行政领导上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只要肯当小学生，虚心地听取意见，细致地钻研讲稿，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从这两三个月来的学习与摸索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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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西北区国营剧团到工地为工人巡回演出
西北区国营剧团——西北人民话剧团、歌舞剧团、秦腔剧团及西安市易俗社，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郿鄠剧团，甘肃省秦腔实验剧团，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宁夏省歌舞剧团，新疆省文工团，在西北文化局及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组织与领导下，先后分别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迪化五市及陕西省咸阳、铜川、灞桥、宝鸡等地工、矿、基本建设工地，给工人巡回演出共计五十七场，观众达九万八千三百多人。
这次巡回演出的剧团，都是在整顿以后出发演出的，因此演出的节目也是经过比较认真地选择与排演的。演出的节目有：秦腔“游龟山”、“白蛇传”、“木兰从军”；郿鄠“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堤”；歌剧“结婚”。此外，还有短小精悍的快板、数来宝及西北各少数民族的舞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