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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喜讯报告毛主席
——记沈阳第二机械厂创制“五吨蒸汽锤”的胜利
孙北
沈阳第二机械厂职工最近创制了中国自制的第一台巨大的“五吨蒸汽锤”〔注一〕。参加试制工作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一九五三年——这个全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的年头就要到来的前夕，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他们满心高兴地商量着写一个捷报，把喜讯报告毛主席。
五吨重的蒸汽锤是中国从来没有制造过的。这个机器高有九公尺五十公分，体重一百五十吨，最大的打击能力有四万三千八百公斤米〔注二〕。一九五二年四月，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接到试制这样大的汽锤任务的时候，还不能想像这个锤是什么样子，他们不但没有看见过，而且也没图样和资料可以参考。可是他们脑子里有一种想法：创制大汽锤是“为了祖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就象征着“繁荣、幸福和富强！”因此他们心里都有这么一股劲：“既然祖国需要，就必需完成它！”经过七个月的时间，他们冲破了设计和制造中的层层困难，终于把它制造出来了，而且比国家的要求提前四个月完成了任务。
在座谈会上，“五吨蒸汽锤”的主要设计人——沈阳市劳动模范王铮安同志兴奋而诚恳地向写报捷报的人说道：“要报告毛主席：我们青年技术人员听了毛主席的话——向苏联学习，依靠工人，才得到了这样大的胜利。”
参加“五吨蒸汽锤”试制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很年青的。王铮安一九五二年只有二十七岁，和他一起工作的技术员都超不过他的年纪，最高工龄不过四年。“五吨蒸汽锤”的设计工作开始时，青年技术人员们翻遍了所有可以找到的参考书，到处打听那里有这样大的蒸汽锤，那里有这样大的蒸汽锤的图纸。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所找到的只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从美国买来的一份一万磅蒸汽锤的图纸，而且在那图纸的设计中还有很多错误和不合理之处。他们又打听到某地工厂有一台全国唯一的“五吨蒸汽锤”，但已经是四十年前的老机器了。现在怎么能还照四十年前的老样子来制造过了时的机器呢？他们必须设计效能高的，使用安全，操作方便的，而且是本厂设备能力能够制造的新机器。
正当青年技术员们在设计中碰到很多困难无法解决，迫切需要一个老师傅来指导的时候，收到了苏联寄来的一份三吨蒸汽锤的说明。从这个说明中，他们得到很大的启示，并开始参照苏联三吨蒸汽锤的图样说明，进行设计五吨蒸气锤。
“五吨蒸汽锤”的草图绘制出来了，实用不实用呢？技术员们不能作肯定的答复。于是他们把草图拿到工厂的锻冶车间，找最有经验的老工人商量；提出设计里的各种疑难，请各车间的工人们帮助想办法。经老锻工刘相名等同志的帮助，改变了汽锤架体横梁的高度，由一公尺八十公分上升为一公尺九十公分，便于工人操作时在横梁下自由来往；并把横梁下的连杆也提高了二十公分，使汽锤能够锻造更大的工作物。类似这样重大的建议，一个接着一个由锻冶工人、翻砂工人、金属加工工人、装配工人提了出来。改正了设计中的缺点，丰富了“五吨蒸汽锤”的设计。
图纸完全设计出来了，但制造起来还有很多困难。如汽缸太大，现有的躺镟不能加工；汽锤的钻子有三十二吨重，加工车间的吊车吊不动，而且没有那么大的摚床来摚平面。这又怎么解决呢？青年技术员们拟出十个关键问题，用“课题悬赏”〔注三〕的办法来和工人商量，也都得到了解决。技术员徐敦根据四位老技术工人的建议，设计了一部活动摚床；技术员王永嘉根据工人的建议，设计了一个摚汽缸用的摚杆；又经工人们想办法利用一台破旧的对头镟改进了汽缸的加工工作。锻冶工人积极工作，用两吨锤来锻造五吨锤的锤头钻子。工人们的无穷智慧和忘我的劳动精神，更鼓舞了技术员的工作热情。青年技术员徐敦在设计活动摚床时，创造了“快速制图法”，本来应该用两个人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他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并保证了图纸没有差错。
“五吨蒸汽锤”经过实验，证明试制工作完全成功。用王铮安同志的话，概括这次成功的经验就是：“在这个创制过程中，更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是万分正确的，建设新中国必须学习苏联和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同时使我们相信，只要做到以上两点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提高技术水平，就没有打不倒的困难！”〔注一〕“五吨蒸汽锤”的吨数不是机器的体重，
只是锤头、拉杆和活塞的重量。〔注二〕“四万三千八百公斤米”的计算方法是：
往上打一公斤重的东西，可以打出四万三千
八百米高。〔注三〕“课题悬赏”是把生产中不能解决的问题
做成题目，向全体职工公布，动员大家找窍
门，发明创造；对提出解决办法的职工给以
一定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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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中国的第一座重型机器厂
本报记者 李翼
新旧情况的对比，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时生活。
如果说，旧中国的机器工业，即使是机器工业最发达最出色的上海，也是带有殖民地性质的，大多数机器工厂只能为英美进口机器做些修补性的工作，最多也只能做些小的普通的机器，而不能独立地制造成部的或成套的重型机械的话，到今天，我们就必须断然地改换话头来评价新中国的机器工业了。新的，能够系统地制造重型机械，为重工业服务的重型机器厂，正在太原创建中，这一座工厂的创建，同时亦为正在筹划中的更多的重型机器厂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我带着一颗兴奋的心，访问了这一座机器工厂。
我徒步从工厂大门沿着一条马路走进去，八分钟以后，到达一所小型五金库门前。斜对着这一所“小屋”（就是这小屋也比普通的礼堂大），就是高大的厂房。在这里，已经建筑起来的有高达数公尺的锻压、冷作和初加工车间。在今春，土地一解冻，一座一万余平方公尺可以翻铸七十五吨部件的铸铁车间，和一座二万余平方公尺的金工装配车间，还将继续着手建造。就是在去年冬天，工人们（这儿的工人很多来自长江流域）在凛冽的、在南方从未经受过的风雪里，已经在一万余平方公尺的土地上，树起了铸钢车间的部分钢架。这高达三十余公尺的钢结构，被漆以鲜红色，它与漫布皑皑白雪的山峦与大地相衬托，更显得十分美观。人们在想，也许不要一年的时间，就会在这昔日阡陌相连的田野里，建立起新式的平炉、电炉，几十吨重的钢件，将源源不断地被铸造出来。
有了重型工具机，才能谈得上重型机械如冶炼、化工、矿山机械等设备的制造问题。在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可能性了。而在三年以前，当中央重工业部举行第一次全国机器工业会议时，与会的各地代表，对于建立一座重型机器厂，也还只是一项美好的理想。这厂向国外订购的机器，有相当一大部分尚未运到，已经运到的，就全部订货来说，多是一些较小型的。但就国内一般机器工厂说来，这些已是够大的了。在初加工车间，我看到一部六公尺半的龙门刨。据说，这在已订购而尚未运来的龙门刨中，只能算是较小型的。我又看过一部五公尺的立式车床，这是一个重约一百五十吨，占地竟达一百平方公尺的庞然大物。有了像这样大的车床，反而觉得厂房太小了。虽然厂房已是够高的。这是一部可以拆开来搬运的车床。在这部车床运来以前，中央重工业部曾调拨给太原重机厂两部同样大小但只能整运的立式车床。由于正太铁路隧道太小，不能搬运，只好做罢。隧道小，机器大，运不来，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着的新课题。然而，这又何尝不是迈向工业化途中一项令人愉快的“困难”呢？
工程师同志把我带进一座锻压车间里来。在这一车间里两部五吨汽锤和一部一千吨的水压机，正在逐步的安装。看了这些设备，人们禁不住要发生强烈地力的感觉。那是究竟有多大力气的东西？也许很多人到过普通的机器工厂，亲自看到过汽锤锻压钢铁的情形，汽锤的锤击声连耳膜都会感到疼痛的。但是，一般的汽锤，也才只有一吨的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一吨或两吨的，可就真算是了不起的了。然而，在这里，那就只能是小弟弟。在这里，一座更大的锻压车间，已在筹划中。
当我把整个已有的建筑都看过之后，又数次地依照工厂的总布置图察看了今年即将着手兴建的工程。我觉得这个工厂正在兴建中的交通运输网，是一个伟大的体系。在工厂的西部，是一座本厂专用的车站，另有七道总共约二十公里的支线通达各个车间。各个车间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全部用火车、电车和少部分的汽车运送。这里，我们完全可想像得到，那样重几十吨或成百吨的钢铁铸件，人的两手是难以直接为力的。而把铸钢、铸铁、锻压、冷作以及初加工车间的半成品汇总起来送往金工装配车间的，是一道长达七百公尺的室外空中大吊车。这吊车就好像是一位多孩子的母亲，提起每一个孩子——车间的产品，归汇入一个大的框篮——核心的金工装配车间去。使它最后装配成一件一件的成品。这一交通运输网的特点是：一、一般地不使用体力搬运，而是用机械替代了人力。二、使用吊车联系各个车间，减少了火车和电车的运输线路，缩短了半成品的运转时间，减低了运输成本。三、火车电车路在下，吊车在空中，使各车间在将半成品运往金工装配车间时，不致发生互相扰乱的情况。
这是一座在苏联专家用社会主义先进技术经验帮助与指导，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设计而兴建的工厂。建筑这样一座重型机器厂，就国内的第一流机械专家说来，也还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国内的不少机械专家，是曾经到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或实习过的。但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常常仅是一座工厂的一小部分，能看到或摸熟一座工厂全部的，是绝少的或没有的。在这座工厂担任技术室主任的苏知俭工程师对我说，他曾在奥地利的一座军火工厂中实习六个月，然而，他实习的地方最多也只有现今这座工厂的五金库房那么大小。这样，在建设我国空前未有的重型机器厂的课题面前，从设计到施工，是有着许多不容轻视的困难的。例如，像这样高大的厂房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设计，各个车间里的机器应该安多少部，应该如何做到经济上的合理等等，没有一项是早先经历过而胸有成竹的。这样，就非得大开脑筋不可了。于是，一九五○年秋，在上海就聚集了成百的工程技术人员，采取集体研讨的方式进行设计。纵然这些初步设计后来不只更改过十次八次，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在中国工程技术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而有历史意义的尝试。
例如，初步设计时，不少人认为应该越大越好；所有机器都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二流的，产品样数繁多，兼容并包；厂房之间和厂房以内遗留的余地应该大些，以便扩充，而没有周密地考虑到一座工厂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先进性，使其成为一个谐合地、有节奏的有机体。在苏联专家数次热心地、令人难以忘却的帮助下，这些由错误思想而产生的不少错误和缺点，都得到了纠正。例如：将工厂的总布置图来了一次大更改，把不该有那样大的厂房缩小了；厂房之间的距离由原来的一百五十公尺缩改为六十公尺。这样不仅大大减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土地的利用面积。而最重要的，是苏联专家帮助我们树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思想。即应以现实技术条件，决定工厂的规模和产品种类；各车间的设备应该与产品数量取得平衡，使其充分发挥效率。
这几年，怀恨新中国的杜鲁门、艾奇逊之流的战争贩子们，曾大喊着并百般威胁着他的一些附庸国家，停止向我国输出所谓战略物资，企图从经济上窒息我国。但是，当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一座工厂的机械设备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说：你们这些无耻之流的阴谋诡计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给了我们以无私的援助。新的，大型的各种机器正在不断运来。而这些机器所具有优点，又远非美英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制造的机器所能赶得上的。来自这些国家的机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机器精密；结构合理；电气操作部门集中，使用安全；生产效率高。我曾参观过一部苏联制造的摇臂钻床。那车床的设计者，为着工人的安全，可以说想的无微不至。当使用它的工人，由于一时的疏忽、忘记了打开电气自动松紧机关，而直然开动操纵盘的电门时，机器就会自动地把机关松开，然后再听任工人的摆布移动。这一项装置，正表明了今天苏联机器制造业的高度水平。有了这一装置，即使钻头对准极小的一点，一开车也不致于发生丝毫的移动。
十二月在太原，已是雪花纷飞的时候了。汾河，没有激流，没有巨浪。但在长长的汾河桥上，却是一幅紧张的图景。载料的汽车与马车常常把桥道挤得水泄不通。汽车的鼻声和马车夫的叱喝声互撞着，交织成一片。空车和重车都在为新中国的第一座重型机器厂而奔驰。而放眼看那行走在山脚下拖着一道雪白蒸气的火车，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吼声，而卸下了成堆的机器和钢料。新中国的第一座重型机器厂，正以较一般人的想像为快的速度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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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确立设计工作中的经济核算思想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土木建筑设计公司经理 朱国平
如何在基本建设中贯彻经济核算思想，以求得尽量节省国家的投资和使国家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效能，乃是从事基本建设工作同志们的一项重要责任。目前基本建设当中最重要的经济核算是在设计方面，如果设计得正确，不但可以降低建筑成本，而且可以使以后的生产成本降低。从三年来的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了设计工作在整个基本建设经济核算中的重大作用。
一九五二年，由于我们推行了新的结构设计标准，职工宿舍的设计比使用旧标准平均每平方公尺至少节省十万元；以修建一百万平方公尺计算，可节省一千亿元以上。哈尔滨亚麻厂的职工宿舍，以很少的投资修起了很漂亮的大楼，主要是采用了苏联新设计标准的缘故。我们用这种实际例子向设计人员进行教育，使大家都认识了采用新设计标准对节省国家投资的重要作用以后，不但在一九五二年的设计当中顺利地全部推行了新标准，而且对一九五一年已完成的设计也进行了部分的修改。譬如工业部子弟学校按照新标准修改以后，较原设计节省了六亿元。
对建筑物基础的设计，过去都是凭设计人员的主观臆断。他们往往过低地估计了地耐力，无原则地把基础加大，使国家的宝贵财产无必要地埋在地下。一九五二年我们根据科学的土壤分析来确定地耐力和基础的大小与深度，克服了基础工程设计上的浪费。譬如沈阳市铁西工人村的设计，按照沈阳市过去的习惯，地耐力一般是算做八吨到十吨；但是经过土壤分析，大部地区的地耐力都在二十吨以上。根据这样计算做出的设计，就比旧办法节省一半材料和人工。另外一处宿舍，原设计基础为两公尺三，经过钻探以后，知道了地下是风化得不厉害的岩盘，于是便把基础改为五十公分；比原设计节省了四分之三的材料和人工。现在这些工程都已完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对取暖的设计，过去也是多凭设计人员的臆断，过高地估计了热量的消耗，无原则地加大管径和增加暖气片。譬如我们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年设计的职工宿舍，由于暖气设备太大，暖气来了，头疼眼花，职工们不得不开窗睡觉；暖气停后，便弄得伤风感冒；既浪费了资财，又不合乎卫生要求。今年我们学习了苏联的采暖计算法，每一千平方公尺的建筑，在暖气工程上可以节省一千万元。在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中，如果普遍推行这种计算方法，节省的数目将是很大的。
但是，由于过去我们缺乏在设计工作中贯彻经济核算的思想，盲目地进行设计，也曾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譬如我们一九五一年设计的土坯宿舍，是一种临时性的建筑物，应该力求节省；但是我们没有注意。本来应该用比较简单的人字架，却设计了非常复杂的穿斗式的房架，比人字架多用了一倍的木材。墙壁上一律是洋灰抹面，又抹石灰。屋顶一律使用洋灰瓦。总之，各种材料与建筑物的性质极不相称。按规定，这种宿舍每平方公尺应该用五十万元，但修起以后，不少单位竟用了八十万元。另外，在材料规格上，不研究木材出产的情况，而盲目地规定一律使用小圆木。许多单位为了按照设计施工，不得不去砍伐幼林。这种设计不仅在建筑上造成浪费，而且使国家的造林事业受到损失。
在厂房的设计上也有许多类似的现象。譬如电器工业管理局某中型厂的厂房内有两吨半和五吨的两种吊车，吊车柱子和基础应该按不同的重量设计；但设计人员为了省事，一律按五吨设计了，浪费了
一倍的材料和人工。该厂的研究室是一个二层楼的普通建筑，使用砖结构完全没有问题；但设计人员却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的构架，浪费了六亿多元，又延长了施工期。该厂房的附属建筑应该放在厂房之外，开门贯通，以节省厂房内的使用面积；但设计人员却采用了大房套小房的极不经济的办法，在以高价修起来的大厂房内摆进了一些小型建筑物。而且由于附属建筑在厂房之内，为了防火起见，也一律使用了钢屋架。再如一九五一年我们在哈尔滨设计的一个新建工厂除了所有的楼板和立柱都按旧方法计算以外，又毫无原则的加了百分之八的钢筋。设计门窗时，没有注意到玻璃生产的规格，安装时不得不把大片的玻璃切掉，造成很大浪费。在其它单位的设计上，我们也看到过这种现象。如我们曾看到苏联专家审核一个普通仓库的设计。当他审查到这个仓库的墙壁有三砖多厚时，便问：“这个仓库是存什么的呢？”设计者说“是存铁管子的。”专家说“铁管子怕不怕冻呢？”设计者说“不怕冻。”专家说：“既然铁管子不怕冻，这个仓库的设计，除了浪费以外，就没有其它意义了。”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设计工作者如果没有经济核算的思想，会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如何加强设计工作中的经济核算呢？我认为主要的是提高我们设计人员的思想觉悟。设计人员应该明确认识：国家对设计工作的要求，不仅是要把房子盖起来，工厂修起来，而且要求我们技术要先进，在使用上要经济。有些人存在怕“沾包”，怕负责的思想，认为只要不出问题，浪费点材料人工没有啥。有的人认为设计错了没关系，可以再修改。他们没有认识到中途修改设计对施工的影响有多大。一九五二年设计的职工宿舍，由于空心墙发生了问题，中途进行修改，结果哈尔滨某工地的几十栋楼房，已经修起一层了，不得不拆掉重盖，使几千人数十天的劳动化为乌有。目前我们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要求我们，要以最节省的投资，设计最先进最合理的工厂和房舍。因此，在设计工作中贯彻经济核算思想，使国家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效能，应该是我们设计人员的一个光荣的严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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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苏联农民的榜样，支援国家工业化
——记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的信念
罗颖民
在蛟河县的一条大路上，我碰到一辆一辆的胶轮车，载着柴草和粮食，赶向保安屯去。这是新立屯的农民把一九五二年的余粮和谷草送到保安屯去，作为加入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股金。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庄稼一九五二年遭了雹灾，但没有被“打伤”。集体的力量战胜了天然灾害。全社二十五户，农业副业总收入合计四十万六千多斤粮食，社员的收入比单干农民的收入一般要高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鼓舞了社员们前进的信心，也照亮了周围农民们前进的道路。韩恩从苏联回来以后，把他在苏联见到的情形对大家一讲，大家更加看清了美满幸福的前途。新立屯有十五户农民，一再要求加入保安屯的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新立屯有个老头叫张富，以前，有人向他说集体农庄怎么好，他就说：“谁看见了？再好，不是一样干活吗？”这回听了韩恩的谈话，他也见人就说“苏联的集体农庄好”了，他说：“集体农庄是也要干活，可是使上了机器，干活可就大不相同了！”以前有人劝他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连说八个“不”字，这次他却自动要求入股了。新立屯王中和以前老怕将来“归大堆”，几年来生产一直不积极，这次听了韩恩谈苏联的情形，连夜到五十里外把自己藏在亲戚家的一匹马也牵回来入到合作社里了。保安屯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迟殿武，过去也老害怕到成立集体农庄时把财产平分了，总想一九五二年秋后算完帐，就不在合作社里干了。听了韩恩的话以后，再也不想单干了。他自己算了一下帐，马上动员他的一年也没下过地的儿媳妇李文莲参加了合作社；全家都表示一定要跟全社一同走到集体农庄去。
韩恩和我谈着他从苏联回来以后屯子里的人们的思想上行动上的变化时，非常兴奋。他说：看到群众这样高的情绪，我也进一步受到了教育。要不是有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不知道会摸到什么道上去了。我在苏联看到的许多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农民的幸福生活，和国家的工业化是分不开的。
韩恩说：我们在苏联参观了一个“无人工厂”，完全是自动化的，只有几个人坐在管理机器的电气装置前面，管着电钮。原料不停地从这个机器蹦到那个机器，最后就装配成了机器。我们还看到一个很大的转运机，把铝块送到熔炉里化成铝水，然后自动倒出来，铸成汽车和拖拉机上发动机里用的活塞坯子，坯子在自动的机器上按着次序钻孔、镟光、磨光，一会儿就成了活塞。一个汽车工厂，六分钟就能出一辆汽车；一个拖拉机工厂，七分钟就能出一架拖拉机。就是工人阶级造的这些机器和汽车，把幸福带给了苏联农民。工业越发达、越进步，工人和农民就都越幸福、越快乐。我们在苏联还参观了列宁伏尔加河—顿河通航运河。运河上的一条坝，有几十丈高。有很大很大的水闸，能叫河水倒流，能叫轮船爬山。这不但便利了交通，减低了运输成本，还能溉灌、发电。列宁伏尔加河—顿河通航运河的引水灌溉系统，就能够使罗斯多夫州和斯大林格勒州两个州的全部土地不受旱灾，年年丰收。苏联朋友告诉我们，这块土地的谷物因此可以增产九倍，水果、牛、羊可以增产三倍。水电站发的电，供给工厂、城市用，也供给集体农庄用。有了电，农庄的生活就大大变了样：开拖拉机用电力、“打场”用电力、浇地用电力、喂牲口（铡草、供水）用电力、挤牛奶用电力，还有电灯、电影、无线电广播、电熨斗、电力磨面、电力榨油等等。电力把许多重劳动都担当起来了，把农民们的日子照得更亮堂了。这大运河，这灌溉系统，这电力，那一样都是工人阶级造出来的。要不是苏联国家工业化了，这些事情谁也做不到；就是做到了，也轮不到农民沾边。
韩恩说：苏联农业部部长给我们做报告时说：“苏联的工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为了减轻人们的体力劳动；工业把机器和化学肥料供给农业，是为了使农业得到更多的产品。”韩恩说，我从苏联的实际情况看，确实是这个样子。苏联工业年年把最新式的机器供给农业；老的机器不好使了，就给换了新的。双轮式拖拉机效力不够高，就给造出了各种履带式的拖拉机。苏联工厂还不断造出许多新机器，代替农民更多的体力劳动。不光犁地、耙地、播种、除草、收获、割草用机器，连栽烟、栽树、摘棉花、上粪、刨萝卜、剪羊毛、挖渠、修路也都用机器。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的劲真大！用它带着犁翻土，能翻三尺深；用它拉收割机割麦子，一天能收三十垧（连割带打）。这怎么能不多打粮食！人们干起活来怎么能不带劲！
过去，老社员牛德芳一听到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不服气地说：“不管它工业怎么样好，咱们不种地，工人也吃不上饭！”听了韩恩的报告，他明白了：要是工业不发展，农民的饭也吃不怎么好。女社员牛桂芝过去说：“工人造机器，我们种地，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她说：“我现在明白了：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就没有好布穿，就没有好东西用；到将来，生产越发展，生活越要提高，就越离不开工业了。”老社员郜文鸣说：“听了韩恩的报告，又看了‘幸福的生活’那个电影，我才算真明白了，要是工业不发展，没有拖拉机‘拖’着咱们走，咱们怎么也走不到集体农庄去。”
韩恩说：我过去向老乡们宣传错了。那时我说：“你们好好劳动，过几年咱们好买个拖拉机。”到苏联参观后我才明白：工业发展了，国家就会给我们机器使。只靠自己的力量，是弄不来许多大机器用的。现在我们全社都明白：要是没有国家工业化，农民八辈子也不会和笨犁、和牛马分家。要是没有工业，别说拖拉机使不上，就是新式农具也使不上。一九五二年我们收入多了，和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很大关系，也和使用新式农具分不开啊！韩恩还说：我们过去还有一个错误想法，当新式农具才来到我们屯子里的时候，我们不大熟悉技术，老是想：政府为什么不派一个专家来帮助我们呢？到苏联参观以后才知道，技术应该是农民自己好好学才行。苏联的拖拉机手大部分就是农庄庄员。他们冬天在修理厂做零件，修机器，春天到秋天就开着机器下地生产。农民也渐渐“工人化”了。现在我们已经决定成立一个技术队，训练男女青年，让他们学会掌握新式农具，将来进一步培养他们当拖拉机手。连老头子们都觉得不学习不行了。老汉梁乃堂说：“连个字码都不认识，将来怎样能使机器种地呢？”他病着，还在家里要他姑娘教他练习拼音。推行了速成识字法，全村大部分男女都已经认识一千字以上了。
在一个晚上，韩恩召开了一个制订一九五三年全社生产建设计划的社员大会，讨论怎样迎接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怎样支援工业生产战线。韩恩讲到一九五三年我们国家就要开始实行五年建设计划，大家非常兴奋。女社员牛桂芝说：“我天天盼着这一天，这一天可快要来了！再过几年，我们一定能造出拖拉机来。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现在学会用新式农具，将来学开拖拉机。”
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用这些实际行动作为给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献礼：
一、扩大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年以内把全村都组织进来，为转变到集体农庄创造优越的条件。
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供给国家更多的粮食。一九五三年粮食要增产一成。（一九五二年实产量约为四十万斤，一九五三年要产四十四万斤。）全社九十垧地中，有二十五垧地要增产一倍。
三、和供销合作社订结合合同。通过供销合作社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结合起来。
四、全社青年保证在今年消灭文盲、半文盲，要学习农业技术，并为工厂培养劳动后备军。
梁乃堂、牛德芳等几个老头又补充了一条：工业要发展，离不开木材。为了支援工业，我们要把育林苗圃扩大为四垧。全社社员都鼓掌响应他俩的建议。
韩恩又告诉大家：植树还能改造自然、防风防旱。我们要在五年以内把山地、碱地都种上树。为了增产，还要修水渠、开草甸子、挖池塘。此外，还要发展牧畜业，多出牛奶、肉、鸡蛋。他说：这也是支持工业；这些也是工厂里很需要的。
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完成这些计划，和工人老大哥进行竞赛。
第二天上午，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迟殿文指着屯子南边的大草甸子对我说：“等国家工业化了，农业集体化了，来了拖拉机，这一大片荒地，都要翻过身来，变成肥地。南山做牧畜场，能放牧大群大群的牛羊。那时，工业发展了，要电气化也不难。”
我们望着四周的开阔的原野；这一大片土地，在我眼里变得更加可爱了。随着国家的工业化的胜利，这里将成为年年五谷丰收的大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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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农民要为工业化的总目标努力
曲耀离
我和我们互助组种的棉花，已经连着三年获得了高额丰产。这三年丰产的经验，使我认识工业化对发展农业生产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工业的支援，没有工人老大哥的帮助，我决不能连着三年得到高额丰产，更不能在今后争取更高的丰产。一九五○年我有两亩棉花，每亩平均收到七百四十五斤。那年年成很好，我们村里还有人每亩收到六七百斤。一九五一年就不同了，那些每亩收六、七百斤的都降到了三四百斤，我的两亩棉花丰产地，却创造了每亩平均收棉花九百一十二斤的全国新纪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一句话，是沾了工人老大哥的光。一九五一年我们互助组买了两张新式步犁，又买了两部解放式水车。新式步犁过去没有见过，村里人都不乐意用，但是我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我知道工人老大哥专为我们造的家具坏不了。我就第一个用开了。犁起来果然又深、又平、又快，地是虚的，不怕棉花受旱。解放式水车，只有二百多斤，比旧式水车要轻三分之二，抬来抬去非常方便。我们互助组用它在二十亩水地上来回浇，实在得劲，啥时候也旱不了。这两件宝，成了丰产的保证，帮助我创造了全国棉花丰产新纪录，使我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的奖励。组员们认识了新式农具的好处，对于政府奖给我们的两张新式步犁，都非常喜爱，并且又添买了一架水车。在我们互助组影响下，全村买了五十多张新式步犁、七十辆水车，大家的生产也都提高了。今年，遇到了旱、涝、虫、冻四大灾害，特别是七月里，一连发生了棉铃虫、玉米食穗虫、盲椿象、造桥虫等十三种虫害，来得又多又猛，把棉桃一个一个吃掉了，人们又心痛又着急。幸亏我们有工人老大哥制造的喷雾器和药剂。我们动员了三十二个人下地，四天之内，在二十二亩棉花地里普遍治了两次到四次，喷洒了“一六○五”和“滴滴涕”拌成的药水一万一千多斤。虽然我们动手晚了，每棵棉花平均已经损失了五个半桃子，但到底扑灭了虫害，仍然争取到了丰产。我的九亩丰产地，平均每亩收棉八百一十六斤。记不清是一九四四年还是一九四五年，辛苦了整整一年，眼看棉花要丰收了，突然遇上了灾害，结果连三、五十斤也没收下。一九五二年灾害比那一年都严重，如果没有工人老大哥的支援，怎么能丰产呢？现在，我们互助组已经发展成农业生产合作社，新式农具也多了：有水车、步犁、喷雾器，还有新式耧、铡草机和玉米脱粒机，此外还有专为妇女解决困难用的缝纫机。但是，这还差得远哩。我们一定要加紧生产、加紧建设，使国家工业化早日实现。到那时候，犁地用机器，收割用机器，连摘棉花也用机器，才能真正做到年年丰产，一年比一年更丰产。
年前山西省开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时候，我和翼城吴春安、绛县姚文章、盂县刘海悦四人联名向全省棉花丰产模范和全体棉农兄弟提出挑战，保证一九五三年的水地棉花高额丰产地要比
一九五二年扩大三倍，每亩平均要产棉一千斤到一千一百五十斤；旱地要扩大一倍以上，每亩平均要产棉五百五十斤到一千斤；并保证带动所在村棉花增产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附近三十四个行政村棉花增产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多生产一斤棉花，就是多给国家增加一分建设力量，国家工业化和集体化、机械化的时间就会来得更早一些。一九五三年是我们祖国实行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全体农民，都要为实现工业化的总目标而努力。 （吴象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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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把眼光放远点
——农业劳动模范陈双田谈国家工业化和民主制度
张若煌
浙江农业劳动模范陈双田最近参加了浙江省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省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这件事给予他深刻的印象：他联想到参加中国农民访苏代表团时在苏联看到的一切，进一步认识到国家工业化和民主制度是分不开的。
他说：组织起来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这个真理在未去苏联之前是有些懂得的，并且早在开始走这条路。一九五○年组织了互助组，一九五二年三月里又把互助组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好处是亲眼看到了。但是到苏联参观以后，才更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用机器进行大生产，才能得到彻底翻身，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他说：“在苏联的集体农庄里只看见机器在奔跑，不但从耕种到收割都用机器，就是种树、采棉花也都用机器，并且还用飞机施肥。你想，这么多的机器，单干的农民不但买不了，就是送给他也没法用。像我们现在这样豆腐干一样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拖拉机掉不过屁股，康拜因机连摆也不好摆！”本来他以为已经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不错了；但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比，才知道自己还差得远。目前，他正在准备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扩充和巩固起来，以便在条件成熟时再向前发展一步。
以前他曾经听到人家说：将来就没有农民了，只有农业工人；当时有些想不通。他想：不管进到什么社会，吃饭的米总是农民种出来的，怎么会没有农民呢？在苏联看到的一切，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说：“在苏联的集体农庄里几乎样样工作离不了机器，样样离不了电。剪羊毛、挤牛奶这一类工作，照我们想总是非用手不行，但是在苏联也是用机器的。天晴天雨我们没法知道，但在苏联每一个集体农庄里都有预测气象的仪器。各种耕作的机器都是几个轮子几个盘，你说没有技术推得动吗？这些人虽然在生产粮食，其实都是开动机器的工人。”从这里，他就更进一步认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不单是农民生产原料供给工人、工人制造机器供给农民，更重要的是：农民在工人老大哥的领导之下，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将来也要成为能够掌握机器的农业工人。在苏联，陈双田亲眼看到苏联人民所以会有今天，是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分不开的。
陈双田在没有去苏联以前，曾经想：现在敌人打倒了，土地回家了，吃饭穿衣不用发愁了，以后对生产建设的领导放松一点也没关系了。但是苏联的事实告诉我：越是在大建设的时候，越需要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他谈起这样一件事：“当我们刚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有人问起以后机器从什么地方来？当时大家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有百分之四的公积金，积上几年，我们合作社就可以买一部拖拉机，像苏联一样用机器生产了。现在想想这种说法真好笑。在苏联集体农庄里耕作的大机器都是属于国家机器站的，靠自己的公积金最多只能解决一部分困难。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些。只有整个国家工业化了，才能根本解决集体农庄用大机器耕作的问题。”
最近他参加了浙江省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认为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他说：“我们参观苏联‘共产主义灯塔’集体农庄时，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成绩。他们回答说：获得成绩的最大保证是民主制度。他们农庄的主席是由全体庄员选举的，因此选出来的人就是最能够为全庄办事的人。正因为他们农庄一直有着好的主席在领导，所以才保证了农庄里的事业不断发展，生产不断提高。我们也是一样，在毛主席、共产党和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我们的新的建设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