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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花虎硕区委会领导青年团组织的经验
杨恩普
中共内蒙古科左中旗花虎硕区委会经常注意对青年团组织的领导，使当地青年团组织真正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完成了党所分配的各项任务。
一、熟习团组织的实际情况，切实指导团组织的工作
中共花虎硕区委书记乌力吉白乙说：“要想领导好团的工作，就要熟习和掌握团的情况。”因此中共花虎硕区委会的七个委员，个个都能够注意学习团章和有关团的工作的一切指示和文件。对于团的各个时期的工作计划、总结，也都注意研究、讨论。因此，每个区委委员不但对团的性质、任务了解得很清楚，而且对于当地团组织的现状也十分了解。
在每一运动之前，花虎硕区委总要认真讨论一次团区委所提出的工作计划。在运动结束时，又帮助团区委总结工作。例如，今年三月下旬，团区委提出要在防旱运动中整理六个支部。花虎硕区委经过讨论，认为按照团的现有力量还只能整理四个支部。团区委就根据党的区委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计划。团区委在进行整理支部工作时，花虎硕区委又指定两个区委委员予以协助。结果如期完成了四个支部的整理工作。团区委对此十分满意。
花虎硕区委会还经常把上级党委的工作指示给团区委阅读，使他们了解上级党委的意图，自觉地去完成党所给的各项任务。
二、培养干部，提高团区委的领导能力
花虎硕区委在领导团组织的工作中，要经常注意提高团区委的领导能力，发挥团区委的领导作用。其方法是加强对青年团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当发现团区委的领导老是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工作进展很慢时，花虎硕区委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团区委不会运用点面结合的领导方法，以致东跑西走，终日忙碌，而作不出什么成绩来。接着区委会指示团区委召开会议，具体解决这一问题。并指定区委副书记长命同志参加对这
一会议的领导。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学会了点面结合的领导方法。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开展生产竞赛时，团区委除进行一般号召外，书记那木吉郎就以第四村的团支部为基点，创造经验。在取得经验后，团区委发动团员那民布和他的互助组向全区团员挑战；并召开全区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介绍了第四村团支部组织生产竞赛的经验。同时，花虎硕区委也向全区发出通报，表扬这个典型，要大家学习。结果，全区有六十一个常年互助组参加了生产竞赛，有力地推动了春耕播种和铲?工作。而团区委的工作也从此转向深入。
要加强对团组织的领导，还应注意充实团组织的干部力量。花虎硕区委除抽调两名优秀团员充任团区委的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之外，又决定由两个区委委员兼任团区工委委员，以加强团的领导力量。
三、加强党对团员的教育，发挥团员的突击作用
花虎硕区委对于团员的教育是十分注意的，指定了七名党员担任团员的教育工作。区委书记乌力吉白乙告诉这些同志：“这是党所交给的任务，要负责地教育好团员，以加强党的后备力量。”又规定这些同志要经常开会研究团的教育内容，交流教学经验。这样保证了团的教育能够经常地普遍地进行。据统计，去年下半年平均给每一个团支部上课八次，使团员熟习了团的基本知识，提高了他们的觉悟，更加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全区进行整党教育时，花虎硕区委又主动地组织团员参加了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学习。经过这一学习，团员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了。
由于区委的有力的领导，花虎硕区的团组织在各种运动中都发挥了突击作用，推动了各项运动。以今春的生产救灾运动说，在运动开始时，广大群众的思想是混乱的，有的悲观失望，有的要出外逃荒，无心进行生产救灾工作。这时团区委号召全区团员配合党员带头突击生产救灾工作，转变广大群众的情绪。不久，全区群众都卷入了生产救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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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党的生活简评
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
中共内蒙古科左中旗花虎硕区委领导青年团组织的经验是好的。首先，他们对团组织的领导是经常的、具体的。他们能够推动党的支部以及区里的其他干部注意团的工作。他们能够定期研究团组织的情况，向团区委交代任务，帮助团区委制订计划和检查、总结工作。这样，团组织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如干部缺乏等）和工作上的缺点（如工作不深入，对团员的教育不够等），都能及时地得到解决和纠正。其次，他们能够从团组织的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团组织的工作。花虎硕区委一方面经常从下面了解团组织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经常阅读团的文件，研究上级团委的指示，了解上级团委的工作意图和部署。这样，花虎硕区委对团组织的领导，既不是抽象的公式化的领导，也不是盲目的就问题解决问题，而是把上级的指示、要求和下面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目的有方向地去进行领导。第三，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使团的干部和团员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和区委各个时期的意图。这样，团的干部可以根据这些来布置团的工作；团员能够自觉地完成党所分配的任务。
花虎硕团组织的工作所以进展得甚快，并且已经在救灾、生产竞赛、互助合作等工作中发挥了突击作用，成为党组织领导工作的有力助手，是和花虎硕区委的领导分不开的。
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党委对团组织的工作缺乏应有的领导，他们平时不关心也不研究团的工作，甚至对团干部的请示报告也置之不理，或者形式地批一下，从不做具体指导。中心工作或突击任务一到来，就撇开团的组织，只使用几个脱离生产的团的干部。在这些地方的团组织，则往往由于主动地接受党委的领导不够，对党的政策、党委的意图不甚了解，加以缺乏经验，以致不是感觉中心工作和团的工作矛盾，就是感觉跟不上运动，工作被动。这样，虽然有团的组织，但广大青年群众的作用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我们的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需要发动广大的青年群众参加这一建设。因为青年群众是群众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最容易响应党的号召首先行动起来的一部分。而团正是协助党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工具。因此，各地党组织不仅应该依靠团组织去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各种斗争，并且应该在斗争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品质，使他们逐渐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为了作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中共花虎硕区委领导团组织的经验是值得各地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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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话剧“控诉”和由此引起的一些意见
宋之的作 载“剧本”月刊二、三月号及“解放军文艺”四月号
袁水拍
编者按：“控诉”剧本发表后曾在很多地方演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它也存在着缺点。本报于七月二十五日召开了一次关于这个剧本的讨论会，出席者：丁玲、林默涵、陈沂、曹禺、张庚、严文井、陈企霞、光未然、焦菊隐、锺惦棐、陈其通、凤子以及光明日报、新民报、“剧本月刊”等编辑部同志共十余人。本文是作者参加讨论会后所写的。
文学艺术家以其高度的政治热情，运用适当的文艺形式迅速反映当前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运动，有效地鼓动和教育人民，这是党和人民要求作家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控诉”作者宋之的同志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鼓励的。
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群众迫切要求演唱材料。“控诉”发表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二百多处相继上演这个剧，说明了它虽然有缺点，并且有严重的缺点，也还是适应了当时的需要，多少满足了群众的迫切要求的。
在反盗窃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一些奸商暗害志愿军的骇人听闻的事实，证明了三年来不法奸商的“五毒”行为是十分严重的，他们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已经达到叛国助敌的地步。他们的血腥罪行激怒了全国人民。在这个时候，“控诉”写出这些事实，将广大群众的愤怒表达出来，是能起鼓动作用的。它描写了不法资本家蒋绍庭向工人阶级进攻的猖狂性，他的“派进来”“拉出去”布置坐探的阴谋，他的恫吓诈骗的手段，他和贪污分子订“攻守同盟”，他向工人栽赃，以及他的抵死狡赖的无耻面目。剧本也描写了工人阶级怎样胜利地粉碎奸商的进攻。尽管在暴露奸商方面还不深刻，却多少已经在舞台上粗略地画出了一个不法资本家的面目，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黑暗的一面，这对于观众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
但同时，观众也表示了不满足，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些是有充分理由的、正确的。
剧本的突出的严重的缺点是它所描写的作为主角的贪污分子，给人以可以宽恕和同情的印象，仿佛这个贪污分子对自己的犯罪并不负有严重的责任。作者所创造和描写的舒渭清这个人物及其遭遇是缺乏典型性的，缺乏教育意义的。
此次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贪污行为，是有其社会的根源和旧思想的根源的。周总理曾指出贪污“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造成某些干部贪污的客观原因，但这并不是说那些贪污分子本身毫无责任，他们在旧社会中所玷染的坏思想、坏作风正是造成他们贪污的主观因素。作者强调了奸商的进攻，几乎完全不表现贪污分子本身的责任，这样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犯了片面性的毛病。
大家都知道，解放后，旧的社会基础是变革了，从这个基础所产生的旧思想却还残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并没有彻底消灭，也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消灭。作家应该忠于现实地、深刻地反映新社会中的人物怎样和旧思想作斗争，怎样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打退旧思想的侵袭，或者怎样依旧被旧思想所束缚和俘掳。作家应该将新思想的胜利的必然性，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以教育群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一个没有经过改造的新参加机关工作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贪污行为写成仿佛没有社会的基础和思想的根源，并且把他写成虽则“在旧社会混过几年”，思想上却“比较纯洁”，只是政治上不够“开展”，因而他的受贿完全是被动的，是在中毒昏迷后被奸商硬拖下水的。这样一个人物和事件不但没有典型性，而且，也不能说明旧思想对于一个人的毒害作用，因而也就不能说明知识分子、特别是受旧社会影响较深的人们为什么必须改造思想，为什么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实质上是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界限的运动。
有人认为这样写，说明了干部的贪污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攻，因而表现了作者的阶级观点明确。这是片面的看法。指出造成贪污现象的客观原因和对待贪污分子的罪行采取严厉的态度是两回事情。尽管有些贪污分子可以完全是被拖下水，但他既然贪污，他的行为就仍然是可耻的，不能令人同情的。而且，即使是小贪污分子，在他未彻底改过自新以前，在他仍然为资产阶级思想所俘掳的时候，如果为这样的贪污分子卸罪，就恰恰是模糊了阶级观点。况且作者所选定的贪污分子的类型，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技术人员，而不是另一种类型，即过去受过革命的锻炼、入城后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缺乏警惕，因而堕落蜕化的老干部。对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是应采取各别的描写方法，不能混淆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样写对当时没有坦白的贪污分子能够起些作用，即进行了“坦白从宽”的政策宣传。这说法也是不对的。“坦白从宽”是指处理的方针，我们可以表现贪污分子由于自动坦白而得到宽大处理，但不能因而就否定他的行为的罪恶与可耻，更不能在作品中放松了对贪污分子的严肃的批评。不这样，作品就不能产生大的教育作用。
在描写反贪污斗争的戏中，没有宣传“一切贪污行为都是犯法的”（薄一波）这一思想，没有严正地批判贪污行为的罪恶与可耻，相反地，却过分强调了贪污分子犯罪的被动情形，以致使人觉得仿佛贪污分子也可以原谅，甚至值得同情。这不能不说是“控诉”这个剧本的严重缺点。而且，舒渭清因为受贿而放弃了十五万件救急包的检查，使志愿军遭受了不应有的牺牲，这是何等严重的罪行！即使并非由于受贿，而仅仅由于失职，也是必须予以严重的处分的。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写成是一个几乎令人同情的或者可以原谅的人物呢？
在人物创造上，除了对舒渭清的描写有错误外，其他像奸商蒋绍庭和几个正面人物也没有写好，缺乏比较深刻的刻划。
对蒋绍庭的描写是比较表面化的，外形上的丑化多于精神和性格上的刻划。他的内心生活，他的极端腐化堕落、唯利是图、丧天害理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被发掘出来，他怎样以资产阶级的思想来腐蚀干部，并没有表现出来。观众仅仅看到他玩弄一些并不“高明”的手段。这样的描写虽也需要，也的确能起一些宣传教育作用，但仅仅这样是很不够的，与创造一个典型的不法资本家的形象的这一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马局长是作为党和政府的政策的体现者在剧中出现的。作者对他的描写既有不足的地方，也有从表面上去作不适当的夸张的地方。作者更多地写了他在办公室里忙碌处理公务，不断发号施令的领导者的生活的一面，没有生动地表现他联系群众的一面。作者竭力想渲染马局长的英明，也就是想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却对他作了过分的夸张。观众看不出他的判断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虽然戏的情节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正确，但显得是人为的安排，看不出这种发展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因此，作者原想表现他的英明，却反而使人感到他的武断；原想表现他的“当机立断”，却反而像是草率从事。和作者的原意相反，好些观众把马局长看成一个具有官僚主义气味的人，是并非无因的。当然，演员的比较生硬的表演，也应负一部分责任〔注一〕。此外，作为“五反”斗争的主力的工人的形象，也没有写好。可以看出，作者对工人和工人生活是不够熟悉的。
在结构方面，剧本的缺点是：没有处理好“三反”“五反”怎样结合起来描写的问题。有这样一种意见：剧本的缺点是由于把“三反”“五反”搅在一起写的缘故〔注二〕。问题不在这里。正因为两个运动是密切结合的，运动由机关内部推向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发展，剧本可以而且也应该反映这一现实。但在结构上，“控诉”中的贪污分子的坦白好像仅仅是为了作者企图表现这一段剧情而写的，它并没有作为情节发展上的一个关键，和奸商的被揭发紧紧扣在一起。奸商的罪行、罪证早已从别的线索上找到，贪污分子的坦白与否，从剧情发展来看，已经不起多大作用。剧本的这一艺术上的缺点，同时也造成了它对两个运动的描写的分量上的轻重倒置。剧本的主题是反盗窃，是控诉奸商，却更多地描写了贪污分子的转变。
创作上还有别的一些疏忽，例如：剧本中表现的领导机关“三反”的马局长，同时也领导私营工厂的“五反”。这和私营厂检查组由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的规定不合。这是有关政策问题的错误。
“控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演出，在多少揭露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这点上，是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的，但它又存在着如上所说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比较严重的缺点，对这些缺点加以分析和批评是必要的，是有益于观众和作者的。但必须指出，当时的有些批评，也犯了片面的、笼统的、简单化的毛病。例如有人提出了“是谁控诉”的问题〔注三〕，怀疑到控诉奸商和领导对奸商进行反击的不是工人阶级。批评者看到舒渭清在斗争会上第一个控诉了奸商，就认为只是贪污分子在控诉。这个批评是不对的。显然地，在会上谁先控诉，谁后控诉，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剧中的所有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人，都是控诉者。工人阶级领导“五反”运动，对不法资本家进行严肃的斗争，这一点在剧本中是明确的。
有的批评认为剧中表现“女干部运用温情使丈夫坦白”，成为“运动胜利的基本条件”，“不符事实”；认为“这种温情的行动，居然比领导上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都有效力”〔注四〕。这批评也是不对的。在这次运动中，大量存在着类似这样的事实，即家属的规劝成为一个贪污分子坦白的契机。描写了家属工作最后发生了作用，不会因而便否定或降低了整个运动的力量。很明显，家属之所以能起作用，家属之所以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站在贪污分子立场上，以帮助运动的进行，也是由于家属受到党和群众的教育之故。作品中完全不必这样来描写：对任何一个人，不论他属于什么阶级，不论他觉悟的程度怎样，不顾具体的情况怎样，一律都要用同一种方式来进行教育。这显然是一种机械的看法。
还有的意见认为对舒渭清的单纯技术观点没有批判〔注五〕。很明显，要在作品中表现对人物的某种错误思想的批判，不一定要采用大篇说理的方法。剧中情节本身及其发展的结果，就批判了那种错误观点。
“控诉”剧本是在“三反”运动尚未结束，“五反”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写作的。那时，运动本身的规律还不够明显，写作上的确存在着许多困难，当我们评价这个剧本时，是应该把这一情况估计在内的。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原谅剧本的毛病。这个剧所产生的一部分的好的效果必须肯定，它的缺点也必须指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和提高。
〔注一〕这里指北京的演出，演出者为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
〔注二〕讨论会上有这样的意见，另外五月十二日光明日报“评‘控诉’”（符金）中亦有类似意见。
〔注三〕六月九日新民报“是谁控诉？”（北风）。
〔注四〕四月二十一日新民报“试评‘控诉’”
（季君生）。
〔注五〕同〔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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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队歌舞团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 欧阳予倩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以莫耐斯古·考尔耐利乌为首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队歌舞团，把罗马尼亚人民高度的热情，深厚的友谊带到中国来；中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深厚的友谊迎接你们。
不同的语言，需要用翻译。但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欢呼，是不要用翻译的。听你们歌唱，我们的耳朵就靠近你们的心；看你们舞蹈，我们的心就追上你们的节奏——在这艺术的喜悦里表达出我们兄弟般的感情。
你们的艺术表现着民族的优秀传统；你们的表演，看得出是经过严格的训练。你们所选拔的团员都有显著的才能。你们的到来轰动了北京，还要轰动很多地方，到处将受到中国人民普遍的、热烈的欢迎。因为，你们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是战斗的，就很容易和任何国家劳动人民的感情相结合。为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罗两国人民有着同一的崇高目标；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我们守住同一条阵线。我们的友谊就建立在为人类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基础上。
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制造灾难，想毁灭世界，尽管结果必然毁灭他们自己，在他们进入坟墓的一刹那间也决不会放弃他们狠毒狂妄的幻想。我们和他们正相反，如罗马尼亚老诗人阿·托玛所歌唱的，我们要“撕开天上的帷幕，进入幸福的世界”。我们坚决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能毁灭和平与爱情”，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被一个花环‘快乐’联系在一起”。
亲爱的弟兄们！我很欣幸在抗美援朝节节胜利的时候欢迎你们！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召开的前夜欢迎你们！
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更紧密地拉起手来！让我们把胜利的旗帜举得更高！为着扫除人类的灾难，为了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前进，前进，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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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人民法院领导权被篡夺
经初步整顿坏分子已基本肃清
还应进一步实行司法改革肃清旧法观点
云南省人民法院在“三反”运动以前，基本上还是原封未动的旧法院。这里留用了大批的国民党伪法院人员，其中包括许多伪法院的高级官吏，甚至还有反革命分子。法院的领导权完全操在这批人之手。
云南省解放初期，伪法院的一些高级官吏，就有计划地图谋夺取人民法院的领导权。云南省伪高等法院院长胡绩、首席检察官乔文萃、刑庭庭长刘清洁以及伪昆明市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方涤华等，首先组织了一个“新法学研究会”（是昆明市人民政府未准登记的非法团体），把曾在伪法院当过书记官以上职务的旧司法人员完全拉在一起，以保持他们的势力。以后，方涤华、刘清洁以及大批旧司法人员被留用在省人民法院工作。方涤华和省人民法院前副军事代表、副秘书主任瞿剑秋（党支部书记）是同学、同乡关系，他就通过这种关系，用种种卑鄙手段腐蚀了瞿剑秋。接着，方涤华、刘清洁分别窃取了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均无正庭长）的要职。同时，方涤华等又鼓动瞿剑秋用省人民法院的名义，把“新法学研究会”的骨干分子从革命大学调到省人民法院任职。一九五○年十一月，省人民法院开办司法干部训练班，方涤华就亲自拟定招生条例，规定必须过去在伪法院担任过书记官以上职务的人才有报考资格。考试时，出题目、阅卷子，均由方涤华等包办。这样，他们又把另一批“新法学研究会”的人员拉入省人民法院
（以后经西南司法视察组到云南视察，发现这一情况，清洗了一批）。此后，方涤华等又通过瞿剑秋的关系，用私人“作保”和冒名顶替等方法，陆续拉进来一些人。他们不仅用一切办法在省人民法院布置自己的人，还派遣一批爪牙有重点地安置到县人民法院去，现已查出者即有十三人。从此，省人民法院从审判人员一直到勤杂、警卫人员中，都被安插了“方涤华集团”的分子。在省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工作的人员中（包括副庭长），有蒋匪南京中央特刑庭的首席检察官和济南特刑庭的首席检察官；有蒋匪许昌警备司令部军法官；有“军统”和“中统”分子。担任其他职务的人员中，有顶老婆名义混进来的伪云南警备部中校人事参谋；还有顶工友名额实际做书记员和缮写员的蒋匪空军中校和宪兵连长。伪法院原来的两个贪赃卖法集团，也被保留下来。此外，方涤华等还计划把云南伪高等法院院长胡绩和首席检察官乔文萃拉进省人民法院分别担任副院长和行政处长，但未能实现。
伪法院的官僚和一些旧司法人员中的坏分子篡夺了云南省人民法院的领导权后，就和蜕化变质的老干部瞿剑秋相互勾结，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甚至包庇反革命分子。民事审判庭前副庭长周鸿钧（旧司法人员）在处理反革命分子朱淮（蒋匪“军统”特务、师长、伪国大代表、元谋县县长，在云南解放战争中，曾授权给伪乡镇长屠杀人民）案时，搬弄旧法条文，处处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他竟说朱淮“当时之主使杀人，纯系为民生及社会利益着想。纵或涉及擅杀，情节亦非无可原……要与故意擅杀有别。如遽以论罪处刑，实不足以成信谳，而资折服”。又如屏边县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地主杨世忠在去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被当地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杨世忠的老婆到处“喊冤”，并直接找到窃据省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职位的刘清洁。刘清洁则公开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替地主“打抱不平”。他亲自给蒙自专员公署打长途电话，说大地主杨世忠老婆的话“情辞恳切”，要蒙自专署认真调查，“以伸奇冤”。一九五一年七月，云南玉溪专署把二十六个反革命案件报请省人民法院处理。方涤华、刘清洁等竟拖到十二月才批下去，而且把两个应判死刑的罪犯轻判成徒刑。蜕化变质的瞿剑秋，不仅纵容这些坏分子胡作非为，而且自己也接受贿赂，卖放罪犯。如一九五○年八月，押在昆明监狱的特务嫌疑分子王震宇通过刘清洁向瞿剑秋行贿，瞿剑秋就给王震宇写了“无罪释放”的证明书，释放了。大贪污犯伪昆明监狱典狱长冯启禄，也是在向瞿剑秋行贿后被放了的。
这些坏分子无论处理任何案件，无不设法敲诈、贪赃或按反动的旧法办事。方涤华和范致忠（留用的旧司法人员）在审理张春华和李天文债务案时，和张春华一起吃饭，公开讲条件，约定张春华胜诉后所得债款，按数目多少拿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作为给方涤华等的报酬。方涤华等还和昆明市人民法院内的坏分子勾结，结成“贪赃集团”，“包打”两审（昆明市人民法院和云南省人民法院）。方涤华的老婆张乙（留用的旧司法人员）在昆明市人民法院作审判员；张乙审判的案子被上诉到省人民法院时，又是由方涤华等审理。因此他们能通同作弊，贪赃枉法，仅在审理熊振波等的纠纷案时，就接受熊振波贿赂六百万元。
在伟大的“三反”斗争中，云南省人民法院的这些严重情况全部暴露出来。云南省领导机关对此已作了严肃处理：把蜕化变质的瞿剑秋开除党籍，判处五年徒刑；对其他坏分子则分别逮捕法办、清洗或令其转业。云南省人民法院将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开展群众性的司法改革运动，改造司法人员的思想，肃清反动的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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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马尼亚部队歌舞团演出观后
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吴晓邦
在罗马尼亚人民获得解放以后，旧社会所遗留给人民的苦难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今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他们可以自由地歌唱和尽情地舞蹈，他们用歌舞来歌颂自己快乐的日子。他们的舞蹈和歌唱是从他们的幸福生活的源泉里迸发出来的鲜美的浆汁。
在八月二十三日庆祝罗马尼亚解放八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队歌舞团的精彩的歌舞节目。这些歌曲和舞蹈传达了罗马尼亚人民的新的思想和感情，反映了他们的幸福的新生活。他们歌颂伟大的斯大林，歌颂苏联红军，同时他们也歌颂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们唱苏联的歌，也唱中国的歌。我们并听了他们新创作的优美的罗马尼亚民间歌曲。
歌舞团演出的丰富的健康的舞蹈节目获得了中国观众的热烈赞扬。“新兵舞”“被夺去法律保护的人”和“人民的面包”等，都是我们十分喜爱的舞蹈。
“新兵舞”自始至终都贯串着愉快的情绪。它把罗马尼亚部队内的新战士和老战士的友好亲切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对于刚参军的战士和家庭的关系也表现得活泼可爱。把战士们的思想情绪充分地表达出来了。他们用人民所最喜爱的民族舞蹈表现出战士们内心的感情，用集体舞蹈的形式安排了一个迎新会，表现出两个新兵的典型的性格来。乐观主义的精神在他们的舞蹈中是鲜明的特色。像这种在形式上提高了的集体舞蹈，对于舞蹈的普及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从这个舞蹈内，我们看到的是同志间的爱，和真诚、坦率、勇敢、活泼的人民性格。这个舞蹈真正表现了罗马尼亚人民的新的品质。
“被夺去法律保护的人”是表现罗马尼亚人民在十九世纪中忍受不住地主残酷的剥削，因而武装起来，隐藏在山林里随时准备着与封建势力作英勇斗争的舞蹈。这一个舞蹈的题材是非常好的，因为从这一个题材内可以看到罗马尼亚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女的农民也参加了斗争，她们在战斗中担任了守卫和供应的任务。男的农民在生龙活虎般地练习短剑。当他们的领袖回来时，他们愉快地去参加战斗。从这一个舞蹈里，我们看出罗马尼亚人民在过去是一个勇敢的和从来不甘屈服的民族。即使是被夺去了法律保护的人们，他们也是一样地要生活下去，并与敌人战斗。
“人民的面包”这是罗马尼亚集体农民们歌颂自己幸福生活的一个舞蹈。他们把这一个节目带到中国来献演，将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在这一个舞蹈里，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农民们的欢乐情绪和他们的富裕的生活。在舞蹈内两个集体农庄庄员们的舞蹈非常突出鲜明。没有现象的罗列，是从舞蹈动作所表达出的思想感情说明了“人民的面包”是人民自己的劳动果实。
从这次音乐和舞蹈的演出中，我们看到了罗马尼亚人民爱好和平和自由的意志，这次演出是中罗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它将会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以诚挚的友谊，热烈欢迎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队歌舞团来我国演出。祝他们胜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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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文艺报”第十六期内容介绍
“八一”建军节体育运动大会文艺竞赛中的不少优秀的歌曲和舞蹈，表现了战士们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显示了部队文艺活动的强烈的战斗性和广泛的群众性，“文艺报”发表的“战斗性、群众性的部队优秀作品”（记者）一文，对这些歌曲和舞蹈进行了综合的评述。两年来的新年画的创作有着显著的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亟须克服的缺点。王朝闻的“创造真实的形象”一文，通过对于许多具体年画作品中造形丑恶和“一般化”的现象的批评，对年画艺术的造形问题作了论述。梅兰芳的“中国戏曲艺术的新方向”一文，就戏曲改革工作中旧有剧本的审定和修改、新剧本的创作、艺人的思想改造、戏曲团体旧有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以及艺人与群众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具体的评述。关于通俗文艺作品和地方文艺刊物内容的改进问题，本期“文艺报”发表有三篇文章：“要创作大量优秀的通俗文艺作品”、“谈地方通俗文艺刊物的语言”与“关于文艺刊物对初学写作者的指导问题”。本期“文艺报”以“希望展开对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批评”为题，发表了三封读者来信，对目前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中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提出了批评。本期还发表了翻译论文“高尔基论描写新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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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大进军
彭彬 孙翰春 作
十、注音符号单拼倒不难，可是两个拼在一起就有点困难了。比方“勹ㄚ”这两个字拼了半天硬是拼不到一块，不是拼出个“勹”来，就是拼出个“ㄚ”来，别人都能拼了，我还拼不出来。老王比我还吃力，后来我和周大保一齐研究，他说：“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冲，就行了。”我和老王试验后，果然拼出来了。
十一、三个音拼在一起就更难了。不过，教员在教之前先教了个拼音要领歌，歌子学会了，三拼音要领也记熟了。随后，教员在黑板上写了些“勹一比”、“攵一皮”、“攵ㄨ扑”……的拼音办法，我们念起来又顺嘴，又有趣，没到晚上，就把三拼音也拼熟了。
十二、第四天课目又变了。教员说：“学了拼音，好比掌握武器来突击生字，今天要学三百字，拿出冲锋陷阵的精神来，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教员的教法跟以前也大不一样了，比方“速”就是动作迅速的“速”，又简单，又好记，就好像钢印印在脑子里，不到二十分钟就教了一百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