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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细菌战杀害了葛权书
吴文和
我到志愿军某部第九连的时候，该连副政治指导员正在上政治课。他讲到“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阴谋”时，声音变得激愤起来。他问：“大家记得葛权书同志怎样牺牲的吗？”战士们齐声回答：“永远忘不了！”到晚上，副指导员在摇曳的烛光下，又怀念起葛权书，他说：“往常，现在该是葛权书来汇报全连卫生工作情况的时候了。”大家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一个健壮、活泼的青年形象又一次浮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葛权书和连部的同志才睡下不久，就听到敌机在驻地上空低飞盘旋，时间约有半小时，既没有打机枪，也没有丢炸弹，大家觉得很奇怪。
第二天早晨约九点钟，营部门诊所军医郑法鹏照例到九连去巡查。他走到九连驻地时，忽然看到在路旁的雪地上有小黑点，走近一看，原来是许多棕黑色的跳蚤。当时温度在摄氏零下五度，有一些跳蚤已冻得不能跳动，有的则仍能跳四、五寸高。跳蚤散布在约一百五十平方公尺的面积上，疏密不等，稠密的地方每平方公尺约有三十至五十只。郑法鹏发现这一情形后，一面报告卫生队，一面通知九连。葛权书得到通知后，立即带了一个班去扑灭。他们除了收集一部分跳蚤作标本外，其余全部予以烧毁。此后，在二月二十九日和三月二日，九连又在驻地先后发现死鼠两只。三月二日的死鼠，是葛权书和五班战士陈庆山发现的。
美帝国主义撒布跳蚤的罪行激怒了全连战士，他们马上展开了一个群众性的反细菌战运动。葛权书积极带头捕鼠灭虫，发现的死鼠都由他加以深埋。
三月四日下午两点钟，全连集合上课。卫生员孙仲文不见葛权书在课堂里，就跑到隐蔽部去找他。孙仲文看见葛权书蒙着被子睡在那里，身子冷得直发抖，头上烧的很厉害。孙仲文感到奇怪：葛权书身体很好，入朝以来从没生过病，现在怎么突然病得这样重呢？军医郑法鹏来诊视后，即按热性病常规，吩咐孙仲文迅速将病人加以隔离。
五日上午，葛权书的病势逐渐加重，热度很高，脸成土色，精神烦躁不安。上午门诊所来电话，决定立刻将他送团卫生队。葛权书念念不忘连里的工作，他被护理人员抱上担架时，还关照孙仲文要好好照顾连里的卫生工作。同志们在葛权书走后，几次打电话给营部门诊所，打听他的病情。第三天
（七日）早晨，团卫生队长来电话，向孙仲文详细地询问葛权书得病的经过和开始时的症状。站在电话机旁边的同志们预感到不祥，当孙仲文报告完毕，指导员就接过电话来问：“葛权书好点没有？”对方沉痛地说：“他牺牲了！”指导员和同志们都为这个噩耗呆住了。
葛权书牺牲后，卫生队医务人员即从他遗体的心脏中抽出十西西血进行检验，经过显微镜涂片检查，即发现心血中含有革兰氏阴性杆菌。卫生队立即将心血标本送交志愿防疫检验队，检验队先将这个标本进行培养和分离的细菌接种，然后又进行血清反应和豚鼠接种，证明确为鼠疫杆菌。在这份检验报告书上署名的是医学博士、细菌学教授陈文贵和细菌学副教授方亮。
第九连自七日下午起即实行紧急的隔离和封锁，进行精密的检查和有效的预防措施。该连到十八日解除封锁，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发生。
青年卫生员葛权书牺牲到现在虽然已经整整六个多月了，但战友们对他的回忆却永远是新鲜的。他是全连指挥员、战斗员们所热爱的好青年，死时才二十一岁。他志愿抗美援朝参加了志愿军，在连队任卫生员，积极地为战士们的健康而工作。在第五次战役中，他负了轻伤以后，还冒着炮火跑到前哨阵地将重伤员及时抢救下来。部队在构筑工事时，大家整天在山上劳动，没有时间洗衣服，葛权书就和连部军械上士张钦江在三天内帮全连战士洗了二百多套衣服。他经常地关心同志们的健康，一到新的驻地，马上带动大家改善环境卫生，例如修厕所、做痰盂、挖水沟等等。他每天到各班检查好些次，要是有人在他吃饭时来叫他看病，他就马上放下饭碗去到病人处；要是病人的病比较重，他晚上就搬去和病员住在一起进行护理。战士们有什么困难，也总愿意和他商量，有些不识字的战士常请他帮助写家信或给祖国人民写回信。平常，他是那样的愉快活泼，连里举行文娱晚会，战士们总要拉他上台演个节目。
美帝国主义向全人类挑战，用细菌战毒害了年青的葛权书，全连指挥员、战斗员更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在追悼大会上，指导员蒋同治报告了葛权书的生平事迹。他说：“美帝国主义用细菌战杀害了葛权书，人们能允许这种违反人类道德的罪行吗？我们宣誓要继续站在保卫和平的最前线，提高警惕，为彻底扑灭美帝国主义细菌战毒焰、为保卫人类的安全而战斗到底！”战士们写了控诉书，他们决心做好反细菌战工作，争取打更大的胜仗，为葛权书报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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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理掩盖不了！”
——记中国细菌学专家陈文贵的发言
新华社记者 林麟
七月三十日上午，在朝鲜专家报告从美机投掷的跳蚤分离出鼠疫杆菌的情形以后，曾在抗日时期调查日本在湖南常德地区撒布细菌的我国细菌学专家、中华医学会西南分会理事长陈文贵博士做了补充发言。他的发言，受到国际科学委员会全体委员的重视。
陈文贵博士说：朝鲜专家所分离出的菌种，我曾经复查过。他们所分离出的和我们志愿军发现的病例完全一样。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员，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及跳蚤体内找出的杆菌完全一致，这是值得注意的。根据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湖南常德调查日本进行细菌战的经验及这次检验看，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细菌战犯所用的细菌武器没有什么不同。
这时，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任伯力日本细菌战犯审讯的首席医学专家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说：日本细菌战犯川岛清曾供称：日本在常德撒布跳蚤是用米糠一道撒下的。当时我虽不是直接管理寄生虫，但是，我的经验完全清楚地知道这里指的所谓跳蚤，就是人蚤。这一点我们的寄生物学家科兹洛福斯卡娅是十分清楚的。
陈文贵博士对伯力审判证实他的报告，非常兴奋。他说：当时我们中国一部分科学家还不相信跳蚤可以传布鼠疫呢！事实上，在我国当时，不是没有找到证据。在日本在湖南常德进行细菌战的前一年，一九四零年秋在浙江宁波就曾找到。那时敌人虽在拂晓前撒布跳蚤，但全日有空袭警报，以致市民到晚上才能回来。那年我国宁波鼠疫流行，共发生患者九十九名，死亡九十八名。根据当时的报告，确有人在白天看见日本飞机在市区盘旋，并且低空投下一些东西。空袭后，有一家居民在他家天井的金鱼缸中水面上发现了一些跳蚤。这些跳蚤曾送往国民党浙江省卫生试验所制成标本（因无细菌学家，未做培养）。由省卫生处备公文上送，并注明附上了跳蚤标本。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卫生署在重庆宣布只收到公文而不见附件，据说跳蚤标本在途中“遗失”了。当时的卫生署曾派了防疫处长和德国顾问前往调查，却将真实内容密不公布，反而谴责了当时浙江省卫生处防疫不力，认为宁波城区的鼠疫是从福建省传播而来。那时在重庆召开的全国防疫会议上，我曾经提出日寇很可能使用带菌的跳蚤来传播鼠疫。我曾建议卫生当局发布指示提高警惕，监视敌机撒布跳蚤。结果不惟不蒙采纳，反而遭受警告，命令我不能泄露机要的军事秘密。
陈文贵博士继续指出：一九四一年冬，日本飞机又在常德城区撒布大量的谷麦杂粮，其中带有鼠疫传染性跳蚤。我曾亲自率领防疫队前往调查，我到达现场时距日本飞机在常德上空撒布带菌跳蚤已经三个星期了，因此除发现真性腺鼠疫而死于败血症的病例外，没有机会收集到跳蚤。我写了一份报告，在结论中说明从鼠疫流行病学的观点看来，确认敌机投下物中带有鼠疫传染性之蚤。因未获得物证，曾遭受一些责难。虽然没有一个科学家能说明常德鼠疫的来源，因距福建疫区太远，不可能如宁波的人工鼠疫一样，可以推辞狡辩。国民党政府对常德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是不关心的，他们说证据不够，从科学观点上不能指责敌人。虽然我作了报告，当时我的直接上级曾将报告书译为英文，分送给当时各国驻华大使馆。但国民党的卫生署防疫处长反而将报告书骗去积压不发表，竟纂改内容，加上他自己及奥顾问的名义，在“防疫旬报”上简略提及。他们明知日本是在宁波和常德使用了细菌武器，但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收买和压迫下，他们为个人的利益而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和祖国人民的幸福。他们一直没有指责过，更不敢控诉敌人使用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因而，敌人于一九四二年秋，又在华中浙赣线上使用大量细菌武器，除鼠疫之外又加上霍乱，我国人民所遭受的损失是不可估计的。……
陈文贵博士发言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一致向他握手致谢，并对他寻找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表示祝贺。
委员会的委员马戴尔（法国）教授说：“刚才陈教授给我们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哲学性的科学家，这种态度表明：真正的科学家就应该走这种路线。为什么科学要与政治联系？这是很显然的，一个反动政府，它是永远不要真理在世界面前出现的。它们用各种方法否定真理。但是，真理掩盖不了，正如陈教授刚才揭穿的一样。今后，如果还有那一个政府企图如此做，我们就可以告诉它：过去也有这样的反动政府，它们企图永远掩盖真理，但是，它们所要掩盖的真理，在战犯们新的罪恶面前暴露无遗了！我要重复一遍：真理一定胜利，真理掩盖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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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牙利人民向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
——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展览会”看匈牙利工农业的新成就
超祺
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展览会”会场，展览着各种农业机械、工业机械、长途客运汽车、载重汽车以及海船和火车的模型，这些实物，配合着很多表明工业农业恢复和发展的照片，标志着匈牙利人民在解放后七年多时间内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也展示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拉科西同志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途程中的景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匈牙利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大部分工业掌握在美、英、法、德等国资本家手里，重工业少得可怜。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劳动人民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展览会里有一组照片是说明当时劳动人民的饥饿和贫困的：像解放前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一样，一些人住在歪斜的木屋和阴暗的石洞里，一些人则露宿街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法西斯野蛮的掠夺，匈牙利财富损失达百分之四十二，工业损失达三分之一。我们从几幅照片里很容易看出来，德国法西斯给匈牙利人民留下来的，是破坏了的铁路和桥梁，烟囱歪倒了的工厂，毁坏了的农村和城市……到处是废墟和饥饿。
苏联红军击溃了德国法西斯匪帮，解放了匈牙利。匈牙利共产党（即劳动人民党的前身）领导人民在废墟和饥饿中建设自由的国家。一九四五年实行土地改革，使几百万农民永远摆脱了地主的剥削。一九四六年，开始实行工业国有化，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同年八月，实行货币改革，稳定了财政和金融。这一系列的措施，加上苏联的援助，使匈牙利人民能够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开始实行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这个三年计划的目的，在于把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匈牙利人民在苏联人民热情的帮助下，仅仅用了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便超额完成了计划。到一九四九年年底，工业生产总值已超过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三，国民收入超过一九三八年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四，工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九点二。展览会里关于三年计划执行结果的照片，生动地说明了匈牙利国家的巨大变化：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喜悦地劳动着，麦田里生长着丰硕的麦子；铁路交通恢复了，工厂也恢复了。政府为工人建筑了新的宿舍，劳动人民得到了生活的改善。
从一九五○年起，匈牙利开始执行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规定把匈牙利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到一九五四年末，工业生产将比一九四九年末增加二倍，其中重工业将增加二点八至二点九倍，轻工业将增加一点五倍；农业生产也将大大改变，它将获得二万六千辆拖拉机的装备，生产总值将比一九四九年末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人民生活水平至少要提高一倍半。
展览会里所有的工、农业机械和模型，以及大部分的照片，活生生地说明了匈牙利人民两年来执行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一九五○年工业总产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一，其中重工业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二，轻工业增加百分之三十四。一九五一年工业总产量又比一九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点一。两年多来，由于工人阶级的创造性的劳动和苏联的帮助，各种工业都突飞猛进。在煤矿方面，从掘进、回采到搬运，都采用了苏联的现代化机器以代替过去的人工生产。铁路和交通也在大规模地发展着。几条新的铁路已经建筑起来。在布达佩斯，目前正按照五年计划，建筑一条地下铁道，这条铁道穿过多瑙河河底横贯首都。由于交通的发展，许多从前不能制造的新的交通工具也随着制造出来了。工作母机制造工业的突飞猛进，是匈牙利人民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解放前，这项工业是最薄弱的。但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两个新建设的现代化工作母机厂已经开始生产了。
然而，最突出地表现匈牙利工业的成就的，还是多瑙河畔的斯大林城——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建设。在展览会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雏型的照片。建设这个城市是匈牙利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斯大林城的联合钢铁厂是匈牙利五年计划中最大的建设，这个工厂的投资约为五年计划工业总投资的十分之一。斯大林城将拥有由冶炼矿砂起直到制成辗金属为止的一系列的工厂和一个大的“十一月七日发电厂”、一个化学工厂、一个砖瓦厂、一个宽阔的现代化的内河不冻港，同时还要有一条长达九十公里的铁路，以及为缩短由港口到工厂运输线而建设的高架铁路等。联合钢铁厂已在去年十月革命节炼出了第一炉铁，等到它全部开工时，将使匈牙利的铣铁、钢和辗金属的产量增加一倍。“十一月七日发电厂”也于去年十月革命节开始供应电力给匈牙利工业生产了。
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等新的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已经在匈牙利的田野里工作了。大规模的机械化和苏联新生产方法的采用，使农业得以迅速的发展。这种发展给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集体耕种的道路。个别耕种的农民愈来愈认识集体耕种的好处，每年参加生产合作社的人越来越多了，一九五○年国营农场和生产合作社的耕种面积，只占全部可耕面积的百分之十三，而一九五一年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了。
由于工业、农业的发展，劳动人民生活已大大提高。失业现象已经永远被消灭了。一九五○年工人人数增加了二十二万。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基金在一年内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七。劳动农民在一九五○年除了他们必需的用度外，每家平均积蓄了七百五十六元匈币。
苏联对匈牙利的无私的援助，是匈牙利工业农业在短短的七年内获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展览会的照片说明，苏联红军不仅解放了匈牙利人民，而且帮助他们重建被德国人破坏了的家园。在解放初期，饥饿笼罩着匈牙利，苏联人民用汽车把粮食运到布达佩斯。在执行三年恢复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时，美帝国主义百般利用反革命的残余分子进行破坏，而苏联人民则从技术、人力、设备方面给予大力的帮助。在建设斯大林城的伟大工程中，在建筑现场上工作着的拖拉机、挖掘机、测量器和起重机等现代化机械，有许多是苏联供给的。仅是用苏联的机器在现场上所掘的土方，就等于开凿巴拿马运河时所挖的土方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在技术上，苏联专家也给以很大帮助，苏联著名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高速砌砖工人马克沁明柯，乌拉尔的著名焊工阿莫索夫等都亲自去到工地，把苏联先进经验介绍给匈牙利的兄弟们，使他们改进操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加快了建设的速度。匈牙利人民永远感激苏联的帮助。在展览会里工作的匈牙利专家海德尼同志说：“只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匈牙利人民把五年计划叫做“和平建设计划”，他们在这条战线上的伟大成就，无疑的将鼓舞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将加强我们建设的胜利信心。（附图片）
匈牙利自己制造的拖拉机在田野耕作的情形
斯大林城的雏型
匈牙利制造的六节柴油火车的行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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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优秀的人民司法工作者吕志杰
薛述明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庭审判员吕志杰，是一个优秀的人民司法工作者。他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对人民司法工作有高度的热情和创造精神，他自觉地运用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正确地及时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案件。
吕志杰今年五十六岁，贫农出身，一九五一年参加人民法庭工作。旧社会的压迫，使他懂得革命的真正意义，懂得人民司法机关的职责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镇压反革命。他在做审判工作的同时，经常向群众揭发旧社会的罪恶，揭发地主恶霸的罪恶，并拿新旧法院的对比来教育人民。在旧社会，有许多农民被地主欺压得活不下去，卖掉家产去和地主打官司。写状、“正案”、进衙门、应付狗腿差人，都得花许多钱，但结果总是农民败诉。人民的司法机关如人民法庭，则搬到群众门口去问案。当事人一不花钱，二不走路，三不耽误生产，谁有冤枉都能申诉。他的宣传，使群众对人民司法机关有了正确的认识。农民见到审判人员分外亲切，主动反映材料，甚至有人背着干粮到外地帮助人民法庭调查案件。
吕志杰在审理案件时非常注意调查。他在进行调查时，和某些偏听偏信的审判人员截然不同。他每到一处，就和当地的人民政府、农会、工作组建立密切联系，了解农民和干部的情况。接近群众时，首先就要了解对方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弄清其阶级成份，以便“心中有底”。例如在调查反革命分子仇成安的儿子诬告仇邦海杀人一案时，最初因为受了坏分子的指引，误入了仇家的亲戚窝，听到的都是有利于仇成安的儿子的材料。他马上便警觉起来，抽身而出，另作调查。他走访了许多贫农军属，终于弄清了案情真相，并弄清了仇成安的儿子诬告仇邦海的目的，是向革命群众实行报复。他在石家坡调查恶霸邓世觉的罪恶时，是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启发了农民的政治觉悟，才得到了大量的可靠材料。
吕志杰谈到他的工作经验时，特别强调吃苦耐劳和忘我的精神。他说，为了证实材料的正确性，绝对不能以一地所得的材料为满足，而要“从东到西，从远到近，四面八方，全面调查”。他在工作中始终贯串着这种精神。他把自己的腿称为“橡皮腿”，意思是说最能跑路，不怕跑路。
吕志杰是怎样审判案件的呢？
吕志杰说：“毛主席号召‘实事求是’，我最记得这句话。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不枉不纵。”因此，他审理案件不是凭主观臆断。处理复杂案件时，更要先做多方面的了解，对证材料，然后才定案。周密的调查和发动农民说理斗争，代替了野蛮的刑讯和逼供。他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遭受过恶霸欺压的农民群众，看到人民法庭逮捕了他们的仇人，十分兴奋，感情激动，要求动打。这时吕志杰便向群众说明，人民法庭是说理斗争的地方，要有秩序。而且受害的人很多，乱打起来就没法诉苦了。群众在说理斗争中提供了恶霸所犯罪行的确凿证据以后，即使恶霸死不认罪，一经材料证实无误，也迅速判决执行。
有些司法人员习惯于“坐堂问案”，并大摆架子。但吕志杰却特别强调就地审讯，他认为这是正确处理案件和教育群众的良好方式。他经常在案件发生地点或犯人就捕地点召开群众会进行审判，并邀请当地农会主任、村长、民兵队长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审讯采用谁调查谁当主审以及与案件有关者作陪审的方法；或是采用大家共同审讯的方法。群众可以自愿参加，不使群众对参加公审大会有任何顾虑。
“游行审判”是吕志杰在工作中的一种创造。这种审判方式对于弄清案情有很大方便。恶霸邵世杰对自己的罪行认小不认大，人民法庭便采用了“游行审判”方式。每到一个村庄，群众看见邵犯，立即围拢过来，要求人民法庭停下，要“问他（指邵犯）几句”。经过群众的控诉，弄清了邵犯的几件罪行。又到一村，又弄清了邵犯的另外几件罪行。最后，邵犯终于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他说原先不承认，是因为那里没有认识他的人。
吕志杰十分注意审判和宣传工作相结合，这和某些司法人员“孤立办案”的作法截然不同。吕志杰不但能在处理一件案件后向群众说明政策法令，说明案件的实质，并能适当地结合当地的中心工作处理案件，推动中心工作。去年洋县姚坪乡土地改革之前，干部、妇女代表在参加学习时。有一位妇女代表夜晚出外解手，被一个外号叫“张飞”的坏分子拦住，企图强奸，后被民兵发觉未遂。事情发生后，土地改革工作组认为“张飞”是中农，没有认真处理，忽视了由于这件事情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吕志杰却认为：好容易才把妇女发动起来，如不认真处理这件事，以后妇女工作会遇到很大困难。事实证明了吕志杰预见的正确：事件发生后两个月内，妇女联合会的工作陷于停顿，农民不让妇女出门，怕出乱子。后来经过调查，“张飞”是个二流子，曾抢过人，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以后召开了斗争会，吕志杰正式宣布把“张飞”逮捕法办，并正式给那位被辱妇女代表恢复了名誉。这一措施立即受到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拥护，妇女工作也很快有了进展。
吕志杰所在的人民法庭，也曾办错过案子，但他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和“官无悔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司法作风。错误发生在斗争恶霸何天定的那天。诉苦快终了时，一个老太婆忽然站起来控诉何天定。她说有一次何天定在崖下走路，正遇上她的十三岁的养女在崖上撒尿。何天定认为是“霉”了他，便用拐杖把女孩子戳死了。当场还有两个老婆出来作证。根据这一情况，人民法庭对何犯判处了徒刑。但在审判时，吕志杰发现群众审判员问得很不起劲，群众的情绪也毫无激愤。事后问何犯，何犯也不承认。以后问外村群众，也都说那不是事实。最后问了女孩子的亲生母亲，才知道杀害女孩子的并不是何天定，而是那个老太婆。何犯在解放前当伪保长时曾调解过这件事，让老太婆破费了钱；老太婆怀恨在心，便想趁群众斗争的机会打击何犯。对于这一错误，吕志杰主张立即报县纠正。但有些干部不同意，认为还是不报告为好。吕志杰驳斥说：“如今办罪要贴布告，还要开会宣判。如果不合事实，群众会说人民法庭办事不公，坏分子还会钻空子。那样，毛主席的政策不是让我们搞霉了！”由于吕志杰坚持正确意见，这一案件的错误判决很快地得到纠正。
吕志杰虽然有了这些优越的成绩，但他并不自满。他时常把他的成绩归功于：一、毛主席的政策好；二、省领导得好；三、县上帮助学习好；四、群众有觉悟。吕志杰是从群众中来的，也相信群众的巨大力量。他十分懂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的深刻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解释，那就是：“群众的眼睛多得很，这个没看见那个看见，这个不知道那个知道，针尖大的事也看得清楚。”
吕志杰走群众路线的审讯方式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司法工作人员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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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五九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一五九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大量篇幅刊载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最近发布的重要文件：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通知、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五年苏联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苏联共产党关于党章的修正草案全文。
本期还刊载了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契西尼夫斯奇庆祝八月二十三日光荣的苏军解放罗马尼亚八周年纪念的文章：“罗马尼亚人民获得解放的伟大节日”。契西尼夫斯奇在文章中分析了罗马尼亚从解放以来在工业、农业和人民福利等方面的卓著成就，并且强调指出：罗马尼亚工人党目前所面临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联盟、保证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坚持不渝地实行限制与排除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契西尼夫斯奇最后说：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对伟大的苏联的友谊和联盟以及苏联的无私的援助和支持，保证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国家主权、发展及繁荣。因此，罗马尼亚人民回顾解放以来八年中所经历的道路，估计了国际舞台事态的发展，他们更加信任党的政策的正确，并更加决心追随这个政策到底。
本期另一篇重要文章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贝利奥兹的“法国人民采取行动反对波恩单独条约和‘舒曼计划’”。贝利奥兹说：美帝国主义者在欧洲的侵略计划引起了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在法国，自从侵略性的波恩条约和关于所谓“欧洲防御集团”的协定的全文公布了以后，这种不安情绪特别来得明显。这些军事性条约的签订，是法国大资产阶级执行有计划地出卖民族利益和准备新战争的政策的结果。贝利奥兹揭露了波恩单独条约扶植西德报复主义分子准备新战争的阴谋及其损害法国主权的性质；并分析了帝国主义间在“舒曼计划”问题上的矛盾。他强调指出：法国政府出卖本国利益的反人民政策已遭到愈来愈大的反抗。过去，有些人认为由于无可避免的原因使得战争必然会爆发；现在，这些人看出了帝国主义阵营现在正在遭到人民的抵抗；人民是能够阻止战争的。贝利奥兹最后在叙述了法国人民斗争的历次胜利后说：法国人民的勇敢的反对战争的斗争收到了效果。法国目前正在展开筹备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运动。法国和平拥护者的运动提出了一项正确的任务，他们要求这个筹备运动要集中注意于反对批准波恩条约和“欧洲军”条约，因为这两个条约使法国受目前正在复活的德国军国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的支配。法国和平拥护者运动正确地指出：拒绝批准这些条约就会加速谈判的到来并且对于德国问题的根本的和平解决有所贡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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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思想要不得
——根据新华社通讯“人翻身了，田也要翻身”改编
顾生岳 娄世棠 吕洪仁等集体创作
十六、王树桂又按照县农场的科学方法，按时在田里踩草、追肥、灌水。两个弟弟也干得更有劲了。
十七、到抽穗时，王树桂的“千斤田”上的穗子抽得又早，长得又长，老年人又来看“怪事”了。
十八、秋收时，人家怕他虚报数字，当场看他“扮禾”（打稻子），结果王树桂在一亩六分田上扮了一千六百二十五斤稻子，合一亩田产稻一千零十五斤，大家才相信了。王树桂对大家说：“保守思想要不得，我们一定要照人民政府的话去干。明年我还要创造每亩田产水稻一千五百斤的新纪录呢！”大家都说：“人翻身了，田也要翻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