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朝鲜江西郡朴然浩鼠疫事件经过
平安南道江西郡某上村农民朴然浩、宋昌源、崔龙西等，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四时左右听见有美机一架在该地上空低飞盘旋，但并未扫射或投弹。当天早上六时左右朴然浩到离家东北约八十公尺处的水井上洗脸，看见井东四公尺处的一公尺高的水缸水面上浮着许多跳蚤。水缸里的水是他前夜灌满的。朴然浩的邻居宋昌源也看到了这些跳蚤。他们当即向村防疫委员会报告。当地防疫队随即派人从水缸中夹出跳蚤二十只送防疫站检验。
四月二日上午九时朴然浩卧病，头痛、寒战、发高热。四日下午十一时三十分死亡。
从死者朴然浩的历史来看，他身体健康，仅一九五一年夏曾一度患疟疾，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接受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四联疫苗注射。他在原籍生长，未曾出外旅行，发病前一月内也没有客人在他家里住过。
根据江西郡卫生科的统计：从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一日，在该郡只有过几例回归热，白喉和麻疹；没有其他传染病。与朴然浩同居一村的村民也证实该村没有传染病。朝鲜中央流动防疫队队长崔宪洙的报告指出：在朴然浩住的村子捕捉到的老鼠，经检查没有发现鼠疫杆菌；尸检了二十三只老鼠，也没有发现特殊变化。
朴然浩死后，经朝鲜中央防疫检验站张元荣医师解剖和病理学家南昌春医师的镜检，证实他的死因是腺鼠疫。细菌学家李如圭以朴然浩的心血、肺、肝、脾及淋巴节的涂片进行细菌学检验，发现含有巴氏鼠疫杆菌；用无菌镊子从朴然浩所发现的那个水缸中夹出的跳蚤二十只，做细菌学检验，也发现巴氏鼠疫杆菌。
根据国际科学委员会获得的资料证明：在过去五个世纪里，朝鲜不曾有过鼠疫。再则，在江西郡所发现的跳蚤不是在自然状态中能带鼠疫杆菌的鼠蚤，而是人蚤。从许多鉴定和其他材料中，我们知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用过的，也就是这种人蚤。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曾检查了由朝鲜及中国的专家自朴然浩体内分离出来的细菌培养，深信这确实是鼠疫杆菌。
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朴然浩事件的结论是：“美国空军在朝鲜应用了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以撒布鼠疫很相似的方法，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
美国侵略者在江西郡所撒布的鼠疫，由于该地及时的卫生措施，胜利地阻止了这一疫病的蔓延。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朝鲜大同郡赵万福霍乱事件经过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六日夜十时左右，大同郡某村自卫队队长崔膺亮等听见美国飞机一架，在该地上空盘旋在一小时以上，既未扫射，又未轰炸，好像它的驾驶员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第二天清晨，该村居民李英子在附近山坡上采野菜时，发现一个草包裹的蛤蜊。她拾了些蛤蜊回家，和她的丈夫赵万福当早餐生吃了。当天晚上两人突然发病。十八日晚上李英子的哥哥李日男从平壤回家时，他喊他妹夫的名字，没有得到回答，只听到微弱的呻吟。到了屋里，他发现他的妹妹已不省人事，妹夫在垂死状态中，有气无力地告诉了他吃蛤蜊的经过。当晚八时半和十一时之间赵万福和李英子先后死亡。
平安南道的防疫队得到报告后即刻赴现场调查，一面将该地区隔离，进行了灭蝇和消毒等卫生措施，一面将死者的大便、吃剩的蛤蜊和民兵在山坡上找到的四包蛤蜊一并送防疫站检验。尸体在现场进行解剖。检验结果证明致死的原因是霍乱。同时也证明了所有这些蛤蜊都严重地感染了霍乱弧菌。邻近的居民与病者饮用同一水井的水，但都没有得病。在水井和该村附近的蓄水池中，也没有发现霍乱弧菌。
一系列的疑问就由此产生了。蛤蜊是一种海洋软体动物，怎么会出现在乡村中间的山坡上？为什么许多在山坡上发现的蛤蜊的厚壳竟会摔破？在朝鲜，出卖的蛤蜊，通常不是用稻草包的，它们平常是在六月里才出现的。事实上，自从战争发生以来，它们就从未上过市。况且，在朝鲜，霍乱从来就不是地方流行病，而且很少在八月以前出现。因此，这些蛤蜊又怎么会感染上霍乱弧菌呢？
证人的证词表明：发现蛤蜊的地方，距离山顶上的抽水站约四百公尺山脚下有六个泉水池。每一个水池约有六十公尺长，六十公尺宽（约有两个大型游泳池大）。有水管从水池通到山顶上，又有水管从山顶通到沿海的城镇。水池与抽水站之间的距离约有一公里。在发现蛤蜊的前一天，美国飞机曾轰炸山顶部分，用小型炸弹，准确地炸毁净水设备，但抽水机本身却完好无损。这说明了美国侵略者企图污染水源，来大量杀害朝鲜人民和中朝人民部队。这个阴谋之所以没有达到，是因为投掷蛤蜊的那天夜里的气候条件，使驾驶员不能找到这些蓄水池。
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防疫检验队的细菌学专家魏曦教授的研究表明：在较高浓度盐水中能够生存，这是霍乱弧菌的特殊性能。霍乱弧菌在淡水中也可以活到三十日之久。日本谷川氏著的水产细菌学一书，曾引用远山氏（Toyama）的实验，证明霍乱弧菌能在一种海蛤中大量繁殖。
根据科学的缜密的研究、复查和分析，国际科学委员会得出下面的结论：“美国空军根据事先定好的一个缜密的计划，首先破坏大同的滤水厂而不损毁抽水机，然后企图用霍乱弧菌污染饮用的蓄水池。这一对年青的夫妇，由于战争的蹂躏而致穷困，因而不慎吃了这些意图用为散菌媒介的蛤蜊，以致死亡。”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我们发现了美国飞机大批撒布的跳蚤
志愿军某部测绘员 曹景馥 口述
新华社记者 曾思明笔记
我的姓名叫曹景馥，是志愿军某部的测绘员。四月二十三日，我和测绘员方元同志，在淮阳郡兰谷面松洞庄子山附近发现了大批美国飞机撒布的跳蚤。
这天，早上四点钟左右，我刚睡醒就听见从南飞来的美国飞机的声音。敌机由远而近，到了我们住地庄子山上空后即行盘旋。它飞得很低，好像要震塌我们的防空洞似的。呼啸的飞机声音，把其他的几位同志都从熟睡中惊醒过来。飞机盘旋了约十分钟后就飞走了。
早饭后，我和方元同志到庄子山附近的一条山沟去抬前一天砍好的搭防空洞用的木头。这条山沟从东北向西南倾斜，长约一百数十公尺，宽约二十多公尺。山坡上有些松树，山坡下是黄沙质的田地，没有草，也没有农作物。
十点钟左右，我们抬完了两次木头。当我们坐在昨天砍木头的西山坡上休息时，只闲谈了几分钟，无意中我发现在我的右鞋上有两个小黑虫在爬，刚想抓它，就给跳到另一个地方去，仔细一看，原来是跳蚤。我正叫方元看的时候，方元马上就对我说：“怎么你的裤腿上有跳蚤呢？”我一看果然有四五个黑色的小点在我裤腿上跳来跳去。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昨天我们砍木头后在这里休息时还没有，而且这里离人行道又有一百公尺左右，离老乡的房子也有三里地，怎么会出现跳蚤呢？这时，我想起了上级时常告诉我们的话：“提高警惕，严防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发现有可疑的昆虫，应马上报告上级。”于是，我们很快就离开坐地，到附近的一块石板上去，把衣服脱下来抖干净，就飞快地跑到离我们不远的门诊所去报告。
十点半钟，我和方元带领着军医张明矩同志回到以前我发现跳蚤的地方来调查。张医生带了一个装标本的小瓶子。到了现场后，我们带上口罩，并且重新扎紧裤脚和袖口，然后开始侦察。侦察时我在前面，张医生在中间，方元在后面。我们先从我发现跳蚤的地方往山坡下走。刚走几步，我就发现在我的裤腿上又有好几只跳蚤，当时我即告诉张医生说：“咱们抓标本吧！”张医生看见了跳蚤后便说：“往前走看看，是否有较多的地方。”我们再往前走时，各人的裤腿上又发现了一些跳蚤，但不多，一直走了二十多公尺，到达田地时，我忽然看见在黄沙质的田地上有一块颜色比较黑的地方，我的右脚刚踏进去，裤腿和鞋面就跳上了很多跳蚤，地面上的跳蚤也在乱动。我怔了一下，叫声“哎呀！这里怎么这样多！”后，便急忙向后倒退两步，等张医生和方元赶到时，大家就在我的裤腿上抓了三四十只。这时，只见地面上无数的黑色小点在跳来跳去，看起来真有点呕心。我们估计了一下，这块密集的地方约有三、四平方米。离开密集区后，我们又分好内、中、外的距离，并排前进，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仔细观察或跺脚，看看是否有跳蚤。绕了一圈后，我们便按照各人是否发现跳蚤的情况估计一下，整个跳蚤散布地区约三十公尺长，十公尺宽。
调查完毕后，我们把衣服整理干净后，很快就回去准备扑灭跳蚤的东西。张医生一边走一边看着玻璃瓶内的跳蚤说：“这样多的跳蚤出现在荒山旷野里，毫无疑问是早上美国飞机投撒下来的。”这时，我明白了，原来早上的美国飞机是来撒布细菌的。
过不多久，我们三个人和另外两位同志，便带了三洋铁桶汽油和三个洗脸盆回到发现跳蚤的地方来。我们先将跳蚤散布区的周围用汽油浇了一圈，使跳蚤不能再向别处乱跳，然后又弄些松枝洒上汽油扔在跳蚤区里，点火焚烧。这时，和我们一起参加灭蚤的通讯员，看见熊熊的火焰腾空而起后就愤慨地说：“杜鲁门，不要脸，打不过我们就用细菌战。志愿军，真英勇，打败敌人的海陆空，火葬杜鲁门的细菌战”。跳蚤烧完后，我们先用酒精洗手，回去后又洗澡和换烫衣服，并服磺胺药片三天。同时我们还被隔离了九天。
最后，我以军人的崇高荣誉宣称：我对我上述事情的真实性负完全的责任。作为美国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的见证人之一，我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我呼吁一切善良的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制止美国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第3版()
专栏：
美国微生物学专家不能再装糊涂了
中华医学会总干事 方石珊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话是我中国金石之言。美国政府自本年一月起，在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经我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及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分别组织了调查团，进行现场调查，在调查之后举出一切证据，加以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铁案如山，而美国政府还敢一再抵赖。实际上，在世界人民指责面前，抵赖更有何用呢？本年七月我到柏林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遇到一位老朋友，世界闻名的波兰微生物学专家，赫次菲特教授，他将六月间写给美国微生物学会一封信的底稿交给我看，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先生：
波兰微生物学会（我亦是该会会员）接到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最初的消息之后，就向全世界包括美国各微生物学专家发出一封控诉书，主张进行调查并加谴责。一九四七年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微生物学会大会中，美国专家也在内，共同议决的誓言竟被美国微生物学专家撕毁了，这是出人意外的事实。
其誓言如下：
“第四届国际微生物学会大会认为使用像细菌武器那一类野蛮手段是任何文明社会所不容许，深信全世界微生物学专家必定尽其一切可能的力量去防止这一类野蛮手段的使用。”
中国和朝鲜的微生物学专家提出的调查报告证明了细菌武器确已被美军所利用，其证据确凿可信。今后邀集国际有权威的专家组织委员会，对此问题再加缜密调查是所必要。细菌武器的使用是破坏了我们科学的基础，撕毁了我们共同决议的誓言，自应立即制止，尤其是美国微生物学专家更应当起来制止美军进行的细菌战。
我写这封信，不仅因为我是波兰微生物学会的会员，而且因为我与你们中间许多人有交好与同工之谊。我愿同全世界诚实的科学专家们，包括美国出席哥本哈根的代表，去找细菌战的证据，来制止使用细菌武器。
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祖国争取光荣起见，我请你，主席，答复以下的问题：
一、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批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协定？
二、美国微生物学专家曾否将哥本哈根国际微生物学大会用了极尖锐的措词禁止细菌战的决议报告你们的政府？
三、为了结束现在进行的细菌战你们作了些什么或是准备了些什么？
我这封信希望能引起你们注意到国际的力量，这个力量是要拯救人类使其不至遭受细菌武器的威胁，美国微生物学专家们也许还不明了目前情势是如何的严重。
我请求你们一致起来，为制止细菌战而奋斗！
路特威克·赫次菲特
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
美国微生物学会回给赫次菲特教授一封简短的信，信中只说他们希望得到证据，并无其他的表示。
近由苏、英、法、意、巴西与瑞典六国科学工作者组织委员会，来到中国及朝鲜。其任务是证实与否定北朝鲜及中国人民所提出关于细菌战的控诉，所以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致力于细菌战各种事件的分析，定格极严，耐劳冒险工作两个多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这是最客观最公正最详细的报告，又是最有力量的科学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在中朝两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是确凿的，不可怀疑的。
美国微生物学专家们，现在全世界人民一致起来制裁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日子到了，——你们还能再装糊涂么？
第3版()
专栏：
新中国保健事业和卫生运动之备忘录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附件四十二）
一
委员会到北京立即做了两个观察：
1、街道、公园、广场和商店极为清洁整齐。
2、几乎完全没有蝇子和蚊子。
北京大部分仍是一个旧式的城市，有很多狭小、古老的房子和院子。所见到的院子都是每天扫的干干净净，并且从来没有看见垃圾堆着。就是在堆栈里木料或碎铁也是堆的很整洁。六七年前曾在中国住过的委员会委员看见这些改变不禁惊讶。
委员会发现售卖的食品，现在总是盖着的。街上卖的茶都盛在带盖的碗里。在公园里有盖着的热水缸。所有的痰盂都盖着大小合适的木头盖，盖上有一根木棍，掀盖时无需弯腰。厕所也是用相同的方法盖着。还有从前极普遍的吐痰习惯现在也大为减少。发现蝇子时随时随地都能找到蝇拍，并且在每个乡村里都可以看到儿童们很有力而有效挥舞着蝇拍。每个人没有例外的对于蝇子都很敏感。
二
委员会的委员曾与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局长，北京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严镜清教授会晤。他发表了以下的谈话。一九四九年以前国内的卫生水准颇低。解放使人民对卫生的态度有了完全的转变，认识卫生是提高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干部们到处宣扬这一点。这就是下面各项成就的背景。
1、垃圾——过去北京是一个充满了垃圾的城市，街道脏。有一条街叫“二龙路”；人们在夏天叫它“二龙河”，在冬天叫他“二龙山”，因为有很多垃圾。在一九四九年旧存的垃圾（堆集了四十年之久）都被清除了。现在垃圾的产生和清除已达平衡。一九五○年内清除了五十万立方公尺，一九五一年内七十万立方公尺；垃圾的增多是由于生活水准的提高（也许还由于人口的增加？）所有的垃圾桶现在都是盖着的。
2、厕所——解放前厕所照例是不盖的，现在都有盖（见上文）。每天都有人带着有盖的容器把它们掏干净。有些房子还是没有厕所，里面住的人用公共厕所，这些公共厕所都是很小心的弄的很清洁。每个城市里都盖了许多新的公共厕所。私用的和公共厕所都洒石灰。就是北京今天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居民能用抽水马桶。粪便在城外相当远的地方摊开，并且时常翻弄使蝇子不能在上面孳生。混合肥料就是用这些粪便做成的。
3、沟渠——北京自从明朝（十六世纪）就有雨水沟，但是它们已有很久没有修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解放后这些沟已修好，并且增建了新沟，例如“二龙路”现在一年到头都是一条路了。北京有一个地方有一条明沟。人可以掉下去，而且的确曾有人掉下去过。现在已修成阴沟。这就是有名的
“龙须沟”，有人曾为它写了一个剧本。在城外某地有些污水坑，里面的淤污已经加以处理。
4、自来水——以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有自来水用，其余的人只好从井或抽水井里打水。在解放后的今天所有城内的居民都有自来水用。
5、蝇子和蚊子——远在一九四九年就已感到需要一个灭蚊运动，自从那时起这个运动一直在进行。封闭所有的明沟是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措施。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是堵塞所有的树洞：这些洞是用泥和石灰填塞，这样在下雨后它们不致成为蚊子孳生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些堵起来的树洞。
厕所加盖和每天清除厕所，好像是灭蝇所用的最要紧的措施。严博士说：“如果你好好照管厕所，封闭明沟，清除垃圾，就不会有蝇子。”
6、狗——从一九五二年春起北京不准养狗。委员会在中国的第一个月里一条狗也没见过。禁止养狗的理由是：
（1）狗可能传布传染病；
（2）狗的排泄物露在外面会吸引蝇子；
（3）狗可能是脑炎病毒的储藏宿主；
（4）狗会造成交通上的困难。
7、卫生运动——这个运动大概是对蚊蝇作战最重要的措施。中国在这方面以及一般的公共卫生方面的不平凡的结果只能用群众和每一个人的全心合作来解释。像这样就能用很简单的方法得到不可置信的结果。卫生运动的标语是：“每个人都需要健康”和“人民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健康”。
灭蝇灭蚊的卫生运动每年从三月起始一直到秋天。有时开大会由政府官员讲演，然后城内各区居民再开小组会。还展开竞赛。卫生负责人经常检查。各种组织（妇女、青年）保证所有的决议都要百分之百的执行。普通每十家有一个人负责。思想认识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邻居彼此批评是不合乎老风俗的，但是现在带有建设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受鼓励。兴趣年年在增长。今年的结果比任何一年都好。
卫生运动不单是用开会的办法来执行，而是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画贴着，教给人如何把房子或衣服弄干净，如何抚养儿童等等。无线电也不断的给予指示。报纸经常的刊载有关卫生和卫生措施的重要性的文章。有趣的附有插图的小册子卖的很便宜。在戏剧和音乐会上时常有一个或两个名角，一男一女、一起唱保持健康的好处和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从掌声中可以听出这种表演很受欢迎。
8、卫生统计——上述的种种措施的结果使传染病已远不如从前猖獗。如果拿一九五零年四月到六月北京死于伤寒的人数做为一○○，一九五一年同一时期的数字是四○，痢疾在一九五一年不可解释的上升（一○○——一一四），但一九五二年的数字是五一。其他肠传染病（夏季腹泻，肠寄生虫等）的数字一九五一年为七四，一九五二年为三五。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在国民党时期每年只有不到七百三十万人接种了牛痘（一九四六年最高纪录）。自解放以来到一九五一年底，接种人数已超过人口半数以上（三亿七百万人）。这个数目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底又增加到三亿六千九百多万人（369，360，893）。牛痘的流行几乎已经绝迹。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未曾有过霍乱病例。收生婆的训练已使初生儿死亡率减少了（初生儿破伤风）；在北京的死亡率为
1949年 0．72％
1950年 0．57％
1951年 0．25％
产妇死亡率也几乎减少了一半：
1950年 0．24％
1951年 0．13％
为了减少鼠疫流行的可能性，中国东北已经展开了经常的灭鼠运动；一九五一年内消灭了三千五百万只老鼠。
9、疫苗生产——委员会参观了在汤飞凡博士主管下的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
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对卫生部负责。一九四六——四七年建立，但现在已大为扩展。它有七个分所分布在中国各城市，这个是总所。其中有工作人员七○○——八○○，技术人员约占五○○。生物制品所在北京西城外有自己的动物饲养场，并有自己的玻璃厂。科学标准是最高的。生物制品所的主要工作是制造和检定疫苗。牛痘苗的产量自然是很大；除了普通牛痘苗之外他们又制造一种干燥牛痘疫苗封在安瓶里。
其他大量制造的疫苗有伤寒、副伤寒、霍乱、百日咳和斑疹伤寒（鸡胚制法）。
卡介苗是单独在一个建筑里制造；破伤风和气性坏疽也是如此。
脑炎疫苗（对抗中国夏秋型脑炎）是用白鼷鼠的脑子制造。
所有的疫苗最后须经过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检定，所以管理是很严格的。
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还大量制造血清，并且制造青霉素和链霉素，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是小规模的。
10、杀昆虫剂的制造——虽然灭昆虫的运动，主要的并不依赖化学方法，但是滴滴涕和其他杀昆虫剂的制造已在新中国突飞猛进。这在反细菌战和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需要方面证明了它的用处和重要性。
三
委员会随后有机会看到中国东北在怎样进行卫生工作和怎样面向细菌战的危机进行斗争。
这些是在北京车站已经遇到过的。任何人如买票到山海关以北的任何地点，在进入车厢以前，他必须出示他的预防接种证明书（上附相片）。山海关就是火车穿过长城的地方。
车厢本身也很洁净，宣传怎样增进健康及向细菌战威胁作斗争的宣传画在车上随时可见（着有颜色并很引人注意）。
在车上，茶水是装在有盖的玻璃杯内。在有些车站上，有成排的妇女出售食物，她们穿着白衣，和戴着口罩。出售的食物，系放在有盖的器具内，供给时，用镊夹取（馒头，烧鸡，腊肠等）。他们都是在铁路当局管理下的私营小贩。
从沈阳返回北京时，在山海关边境的站上，当车厢在进行消毒时，委员会必须由车上下来一些时候。自细菌战发生以来，发明了一种新的车辆消毒方法，现在已经实行。这是包括一个短的隧洞，在它的四壁上有许多管子，通过这些管子喷出摄氏二○○度的水蒸气，将车厢消毒，但如遇有可能被蒸气损害的货品时则用药剂消毒。客车则用普通的手动容器喷洒药剂消毒。
四
在沈阳，委员会注意到像在北京时一样的事情：洁净，没有垃圾，没有蚊子，几乎没有苍蝇。
东北行政区卫生部副部长白希清医师把有关反细菌战所采用的措置，报导给委员会，他说他们确信自一九五二年二月以来细菌战就在中国东北进行着。因此即时展开了普遍的宣传教育工作。全体人民都组织起来了，并知道怎样去应付。给他们讲解了个人卫生及怎样保持他居处洁净。他们都知道任何从飞机上或天上落下来的东西，必须立即消灭，也知道不能用手去接触它。他们知道所有的鼠洞必须堵塞。如果确定或疑心曾有袭击则立即举行消毒
（有关这点的详细命令，请参阅附件十三）。自从开始疑心有细菌战以来，即教育居民们消灭所有昆虫（苍蝇、蚊子及跳蚤等）。寻觅昆虫的工作经常在进行着，次数的多少可依着细菌战争的情况而决定，特别努力的是学生和青年。
在沈阳，委员会参观了一个豆腐磨。它具有一个现代化合乎卫生的盖子。这种没有盖的磨在中国至少已应用了一千年。这是由两个有孔的磨石组成，上面的孔用以装注黄豆，而豆浆便由下面的孔流出来，逐渐的加水，使磨子的推动更容易。磨子上面附有一种装置，能用一只驴子来推动。在以往，灰尘、驴子的污物、毛发、及其附带的细菌污染了豆浆，以致在热天往往无法制造。而现在已经发明了一个很完美的木盖，并在各处都应用了。这上面还有一面镜子，可以使人从中看出装豆浆的容器，是否将要满了。
在沈阳，有的委员会委员们拜访了几个普通工人住宅。每天清晨五时，即开始全部清扫，清扫后，才将当天的蔬菜果品买回家来。在一家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高而窄，好像很旧的陶制的缸，上面有一个木盖。我们听说这就是用以消毒蔬菜和果品的器皿。用亚氯酸钙（漂白粉）溶液处理五分钟。以后果品再在开水中洗涤，而蔬菜则加以煮熟。在中国蔬菜很少是生吃的，但煮的时间常是极短的。
总起来说，所有的保健工作的完成并没有改变他们那些旧式的，而且时常是很简单的生活情形。这是中国的特点，给与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他们没有时间等待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房屋的建造。因此他们就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卫生宣教工作。经验证明这样作是完全能解决问题的、至少在今日的中国是如此的。
五
当委员会坐在卡车上在黑龙江省的最北部与内蒙古邻界的拉哈到甘南道上旅行了一百五十公里的时候，在每一个地方都不由得不惊佩它的清洁和秩序。涂有石灰的带盖的木垃圾箱放在村子的每家门前。那里有很干净的简单的土茅厕，也盖的很好，水沟保持得很好；也看不见鼠洞。在许多村子的十字路口上可以看到极受欢迎的黑板报，上面用粉笔写条规，警告和新闻，并常有关于有害的昆虫和细菌的巧妙的图画。这种布告是很经济的，有地方的色彩，也很容易改换。
委员会了解了一些具体的事例，证明中国东北的人民当遇到细菌战的时候完全知道怎样去应付。想引起他们的惊惶是不可能的。委员会对此深信无疑，其原因是由于有了在遥远的甘南县的经验，和摆在他们面前的见证人们的举止和言谈。委员们曾和接近朝鲜边境的辽东省人民谈过话，也和沈阳附近的许多成年男女和儿童们谈过话。当他倾听这些人谈话的时候，他开始看见了以前从来没有知道过的一些事情——一首可怕的，离奇的，而又动人的史诗在他的眼前自然的展开了。他看到了成百甚至成千的人们戴着自制的口罩和手套，手里拿着玉米秸做的像筷子似的镊子，一天一天的在他们自己的乡村里慢慢地移动着，弯着腰收集一个一个的小昆虫和羽毛，当他们耐心地工作的时候，他们知道死亡就近在手边。也有些人觉得害怕——他们这么说——但是没有人抱怨。
在他们热情的尽到他们职责的时候，热情地执行政府的合理的指示，消灭投掷下来的一切物件，收集昆虫，羽毛和啮齿动物，以及寻找容器的时候，他们能够忘记了恐惧。换句话说，他们过去是，现在还是甘心地并且决心地为人民服务。
六
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考查了北京市和中国东北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毫无保留地赞同了以下的意见：
一、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二、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减低了。
三、在我们看来，试想用细菌战消灭这样一个民族不仅是犯罪的，而且也是徒然的。（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国际科学委员会彻底揭穿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 汤飞凡
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一开始便受到全世界人民正义的谴责。美帝国主义虽百般狡猾抵赖，一些御用的科学家如寇兰、杜波斯等虽曾妄图为细菌战犯掩饰，但结果却是欲盖弥彰，因为铁一般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
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和人民，一道在防御细菌战的同时搜集了大量的证据。由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由国际公正人士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以及“朝中专家记者联合询问团”等相继调查的结果，一致证实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空降特务王琦、金志源等以及奉命撒布细菌的美空军中尉奎恩及伊纳克也都供出了罪行的真相。尽管美帝国主义用一切卑鄙的手段封锁真实新闻报道，迫害参加调查洞悉了实情的正义人士，他的可耻罪行还是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被揭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了。
现在，“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了两月余缜密的实际调查，更证实了美国军队确是对朝中使用了细菌武器。“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是没有偏见的科学家，而且是抱着“不轻易置信”的客观态度来进行调查的。他们所发表的调查报告，已使美国强盗企图蒙蔽全世界的无耻阴谋全部破产。
对这样灭绝人性的暴行，凡是有良心的人都是不能置之不理。我们科学工作者，尤其不能坐视。我热烈拥护“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正义号召，要尽一切的努力来使世界免遭战祸，并制止科学发明被用来毁灭人类。我并愿意在此向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致敬。他们远道来自不同的国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朝鲜前线进行调查，不顾个人可能遭受的迫害，勇敢的作出公正的结论，他们的客观的科学态度和其无畏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于和平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的公正行为将更进一步的感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不分国籍、种族、宗教信仰及政治见解，一致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第3版()
专栏：
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的重大贡献
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主任教授 刘崇乐
飞航万里、工作两月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于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签署了有历史性的调查报告书。这报告书的结论严正地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这个报告书的公布，再次揭穿了美帝国主义进行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的万恶细菌战的罪行，而对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报告书的序言中提到：“委员会的委员们………以高度的客观态度，遵循他们所知道的最严格的科学原则，从事调查。”我以参加反细菌战工作人员的身份，完全证实他们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为了了解美军飞机在甘南空投小田鼠的经过，他们亲到黑龙江省西部这个小县份作了实地调查；为了证实鼠疫杆菌的鉴定，曾亲入实验室作了菌种检验的工作；为了了解标本虫如何携带炭疽杆菌，曾详细研究了该虫的构造；为了调查蛤蜊携带霍乱弧菌的事实，又曾亲到朝鲜听取人证和研究物证。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符合“最严格的科学原则”的。
在他们收集一切证据之后，当他们讨论报告书的草案时，他们对于任何一个问题，始终是“以高度的客观态度”来进行分析的。除了反复研究之外，有时讨论甚至很激烈。但是他们坚持追求真理，毫不放松，必定到获得一致意见之后，方才认为满意。
在国际科学委员会进行工作之前，美帝国主义总是抬出细菌战的事实未经国际科学家的证实一句话来妄图掩饰和抵赖。现在，他们的这一可怜的藉口也给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一举而打得粉碎了。
报告书的内容包括正文十九章附件四十六件，丰富异常，牵涉亦广。现在我只就所提到的十八种昆虫中的人蚤来加以阐明。当在朝鲜初次发现充满了鼠疫杆菌的人蚤时，委员会委员们觉得有些突出。后经各方面提供资料和国际科学委员会详细讨论，终于看出美帝国主义使用人蚤来传播鼠疫的毒计。在自然情况下，人蚤传播鼠疫虽次于鼠蚤，但人蚤耐寒力强，尤适用于较寒冷的地区和寒冷的季节。其次人蚤的寄生比鼠蚤多，被投下后较易找到寄生以继续生活继续传播疫病。还有，人蚤经过人工感染即可直接引起鼠疫，无须经过啮齿动物中（包括鼠类）鼠疫的发生。这些经验日本细菌战犯早已掌握。此次美帝国主义沿用这种方法正足以证明这两撮子万恶细菌战犯的勾结是铁的事实。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既如上述的严格和严密，所以他们公正的结论，一定会给美帝国主义的无耻抵赖以致命的打击。同时，这一报告书一定会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重视。正如他们的结论中所说：“现在，全世界的人民都应加倍努力，使世界免遭战祸，并制止科学的发明被用来毁灭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