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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大寨村党支部和张志全农业生产合作社
本报记者 苗 风
（一）
远在一九四三年，山西省榆社县大寨村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就领导着群众一面拿枪打击敌人，一面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从一九四三年以来，大寨村的生产发展很快，群众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中间虽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群众曾因此自满，产生过“退坡”“单干”思想，但经支部及时教育纠正了。以后全村群众的要求提高，他们觉得，几年来添儿养女娶媳妇，人口增多了，生活要求提高了；可是互助组还是“老地老种法”，因此大家要求想法增产。支部知道要继续提高生产，就要使用新式农具，继续发挥土地的潜在能力；就要“因地播种”“因地施肥”。但是这些办法在互助组里很难行得通。例如有的是冷性地多，但是热性肥料少；或者热性地多而冷性肥料少。因为肥料不能配合土地使用，就影响了粮食的增产。张根金和张维生说：“咱也知道播种、施肥应该讲究，可是没条件，只能‘将就’些了。”
这种矛盾一年比一年尖锐了。在去年春天的一次支部党员大会上，当讨论到互助问题时，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上，大体有这两种意见：
有的说：“互助不成散伙吧！”
有的说：“咱们互助了好几年，不能散伙。请上级给咱想个办法。”
这时，支部书记张昌福向大家说明：现在互助组遇到的困难，是发展和前进中的困难。他说：“咱们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让互助组向前迈进一步。咱们共产党员都应当记得党的号召，一定要继续互助合作下去，不能光靠上级想办法，每个党员都要想办法，不能散伙。”
经过多次的讨论，又经请示中共榆社县委批准，方向肯定下来了，大寨村支部决定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二）
大寨村支部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在党内进行了反复讨论，然后又发动群众酝酿讨论。经过讨论，支部发现要办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群众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因为有山地而没有河滩地的人害怕河滩地歉收，使自己吃亏。因此他们主张：“有河滩地的人办一个社，有山地的人办一个社。”从支部本身来说，也缺乏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因此，支部提出试办一个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便创造经验。并决定由支部书记张福昌和支部委员张志全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工作。这样，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办起来了。
到庄稼收获的时候，大家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确实优于互助组。入社的土地过去每亩平均产量是一石三斗，现在打了一石七斗八升五。党内外群众都高兴地说：“支部想的办法好，这条路走得对。”为了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影响，支部有计划地领导共产党员和群众学习了张志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以及长治专区平顺县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这以后，张志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了：由原来的二十一户增加到四十二户，土地由原来的二十二亩，增加到五百九十九亩八分。在互助组里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修河滩水渠、改进农业技术、使用新式农具、农业和副业结合等等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都给一一解决了。这给没有入社的互助组员和单干户作出了一个样子：应当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美好的将来而奋斗。
（三）
张志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来以后，只有大寨本村的十二个共产党员入了“社”。分散在三个自然村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还未入“社”。因此，南河底自然村的党员刘金维等也提出要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支委会对南河底村的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后，认为这村办“社”的条件还不成熟。就耐心地给刘金维等作了解释，并且告诉他们：“现在全体党员应当集中力量把张志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在取得经验以后，再办别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上级党委的‘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刘金维等觉得支部的意见很有道理，同意先集中力量办好大寨的“社”。将来自己办“社”时就不走弯路了。这样，其他自然村要求办“社”的问题也都随着解决。
大寨村支部在领导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始终紧紧地掌握了“全体党员办社，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张志全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支部专门召集大会向党员讲解了全体党员办社的道理。在每月的支部大会上，由社内的党的小组向全体党员报告一个月的社内工作情况和问题，请大家提出意见。这样全体党员对大寨的“社”都非常关心，都能够及时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帮助支部和社内的党的小组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
（四）
大寨村支部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在严重的困难环境中，也能够领导群众前进。今年七月间，一场狂风暴雨，把河滩地的好庄稼全部冲压在泥土里了。这时社员的思想极为混乱：
有山地而无河滩地的人说：“入社吃亏了，我们被有河滩地的人连累了，简直是给‘野鸡刨窝’哩！”
有河滩地的人说：“亏了入社！要不地里庄稼被冲了，就亏死了。”
有的说：“合作合作，合作顶甚！毛主席不给咱们管看老天爷，合作也没用！”
张志全明明在大雨以前就患感冒，有的社员却说“劳动模范也气倒了”。
有些共产党员要下地去察看灾情。有个别社员讽刺地说：“平啦，看甚，小心把你们冲走！”
县政府指示登记一下减产的情况。有的社员说：“登记有什么用！就说减产一千石，县里也不能给咱发粮食呀！”
搞运输的人也不想喂牲口了。女社员也不作卫生工作了。有的社员串亲戚去了；也有的气得整天睡大觉。……
这时，张志全赶忙带病到地里察看灾情，想设法克服这个困难。张志全看到还有不少的谷叶子露在泥土外面，认为马上挖苗扶苗，还能救活这些庄稼。支部同意张志全的意见，召开了支委会、支部大会、动员共产党员带领群众开展挖苗扶苗运动。张志全合作社也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详细讲明了扶苗挖苗的办法。会后，共产党员、社员代表、青年团员、积极分子分头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工作。三天内，动员了四十八人下地挖苗扶苗。四天以后，就扶起了一百零六亩地的谷苗。又在完全没苗的地上补种了黑豆。不久，被冲过的谷子、高粱由黄变绿，又茂盛起来。补种的黑豆苗也出土了。
这时候，根据支部的建议，生产合作社召开了社员大会，对一度表示消极和埋怨别人的人进行了批评，要求大家坚决地、有信心地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在会上，张志全又宣传了生产合作社的好处。他说：“这次挖苗扶苗运动告诉咱们必须互助合作，要是咱们没有合作起来，遭了灾就了不得。”曾经一度表示消极的共产党员和社员，都自动在会上作了检讨。
最近，社员张朴小等往谷地上追肥时，看到齐脖子高的谷子都大笑起来，高兴地说：“谷子呵，要不是共产党员，你危险，我们也危险。”
（五）
今年夏天，支部领导张志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制订了今后长期的建设计划：在三年内，争取全村农民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所有的小块平地都通成大块，山坡地修成梯田，使全村农业生产再提高一步。在河和水渠两边，大量种植树木，并要求在五年以后，做到全村燃料自给，十年以内，用自己的木材建筑楼房。此外还要求大家栽种果木树，多养羊、猪和鸡……
大寨村的党员、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在支部的领导下，正在充满信心地建设着自己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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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法观点危害国家经济建设
曹杰
保护国家财产和国家经济建设，是人民司法机关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有些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未经彻底改造的旧司法人员，却有意无意地以反动的国民党“六法”为依据，帮助不法资本家盗窃国家财产，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在处理公私纠纷案件时，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所谓“契约自由”为依据，不断地替不法资本家辩护，损公利私。如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电业管理局和沈阳电业局向董祥华购入房屋两处，总价东北币二十七亿一千一百八十万元。当时房屋产权未完全弄清，但董诡称无问题。并约定即交现款三亿零一百四十五万元；其余款项由董购买公债，交电业局保管，作为担保。董设下圈套，在契约内作了“若将来产权发生问题，只能返还公债”的规定。后来证实两处房屋都是汉奸财产。电业局发现被骗，便要董返还房价。此时，董以有“双方契约”为凭，申言只能以公债作抵了事，不再负任何责任。此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该分院竟认为电业局是“咎由自取”，要电业局“不得再行请求出卖人返还房价”。对董祥华隐瞒逆产及骗取国家财产三亿零一百四十五万元的犯法行为，一概不予追究。浙江省公营碾米厂于一九五○年委托私营公大隆碾米厂加工，后因公大隆挪用存米，请久丰银行作保，保证限期内如数归还。期满后还欠大米四十四石，公营碾米厂便向久丰银行追偿，起诉到杭州市人民法院。但该院却判决“按照所立保单文义是普通保证责任，不应迳向保人追偿，应由原告另向公大隆起诉”。这种见解，显然是从旧法上的所谓“保证契约”来的。根据这种见解，在本人不履行义务时，保证人也可以不负责任，结果就只有听任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了。
其次，是把私商盗窃国家财产和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犯罪行为，当作一般债务性质的民事纠纷来处理。对于向国家人员大量行贿以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也不以严重违法论处，这就助长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气焰。根据一九五一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的报告，过去河南许昌市人民法院和郾城县人民法院，几乎把盗窃国家资财的案件全部作为债务纠纷处理，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不予判刑。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对于私商欧阳岭故意违约拖欠粤汉路局枕木六千根一案，只单纯处理赔偿部分，不追究刑事责任。东北私商吴春绪向沈阳市石棉厂孟厂长行贿一亿元，被孟厂长检举，经沈阳市法院判处吴犯徒刑七年。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审核这一案件时，竟认为私商吴春绪是单纯行贿行为，“就其犯罪结果来看，对国家财产并无损害，对社会的危害性亦不大”，极力替不法商人辩解，以减轻其罪责。
再其次，是以“罪刑法定主义”来替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开脱罪责。北京市瑞盛纱布庄非法利用纱布投机，买空卖空，并伪造帐据，将期货写成现货。仅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商业局查获者即有棉纱三十二件之多，使国家经济遭到很大损害。后经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该纱布庄不法老板盛瑞芝徒刑二年，罚金一千万元。盛犯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该院审判人员竟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的旧法条文，认为“原审处以监禁，显有未当”而改处罚金二千万元了事。长春市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李纪元（伪满法大毕业、旧法院审判官），并公然认为资本家犯法不应该办罪。他说：“如果办罪，他们还能做买卖吗？”有些资本家偷税、漏税，由税务局起诉到法院，李纪元说：“如果属实，办他们的罪。罚他们的款，他们是否拿得起？”有的更藉口保护工商业，为违法资本家公开辩护。资本家以偷工减料等非法手段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也认为不应办罪，甚至连经济损失也不令赔偿。理由是所谓“国家资力雄厚，受点损失无大影响”。
此外，还有许多具有旧法观点的司法人员时常以拖延判案的办法，坐令国家财产遭受损害。如杭州市私营协泰盐号老板朱舜才拖欠中国盐业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食盐一案，法院承办人金鸣盛（旧检察官）接到四十几次诉状都置诸不理，一直拖延了两年多还未处理，听任朱舜才把财产隐匿分散，使国家遭受二千多石米的损失。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旧法观点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危害性是何等严重！具有旧法观点的司法人员在处理公私关系的案件上，常常是站在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极力为他们辩护。他们宁愿使国家财产遭受极其巨大的损失，不愿抛弃那些反动的旧法条文。为了保护我国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立即整顿我们的司法机关，肃清那些反动腐朽的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树立人民的法律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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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学习大寨村支部的工作经验
山西省榆社县大寨村的党支部，是个善于引导本村农业经济向互助合作方向发展的支部。这个支部的特色是：不论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或者在困难的环境中，都能够坚持党的原则，领导农民稳步前进。
大寨村支部所以能够作好自己的工作，首先是因为这个支部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之下，自觉地坚持贯彻了党关于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明确地认识到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它能够和部分党员的“退坡”“单干”等右倾思想进行斗争，保持了支部党员的思想统一；它能够在互助组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继续发展生产的愿望，群众思想开始混乱时，坚决地领导群众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互助合作运动推进了一步。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以后，支部又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巩固和发展了生产合作社。其次是因为这个支部在掌握了正确的方向之后，能够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使群众自觉地向着党所指示的方向前进。支部所采用的许多启发群众自觉性的方法，特别是典型示范、由小到大等等的方法，都说明了这一点。再次，支部及时纠正了某些党员在办“社”工作过程中的急躁情绪，防止了可能发生的强迫命令作风。最后是因为这个支部已经掌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党员和群众中的错误思想，例如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遭遇困难时消极悲观、埋怨领导、自私保守思想以及个别人不服从领导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等等，都适时地有效地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了这些错误思想，保证了支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保证了全体社员依照党所指示的方向前进。
大寨村支部的这些经验，值得各地农村支部参考。现在有不少支部对互助合作还采取消极的态度，不懂得互助合作运动是引导广大农民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使用机器耕作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不懂得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化的过渡的形式。因而它们没有领导或没有积极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使农业生产陷于自流状态。有的虽然也作了一般的号召、动员，但由于领导思想不明确，办法不多，那里的互助合作运动仍然缺乏生气。这些农村支部尤其应该学习大寨村支部的工作经验，加强对本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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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三年来有很大成绩
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开国三年来已获得很大成绩。
西北各少数民族人民，解放前曾长期遭受着疾病的痛苦。如新疆省巩哈县蒙族人民聚居的一个村庄，在解放前二十年，人口约一万多户，由于疾病连年蔓延，临解放时已减少到约三千户；青海省群裸族（藏族的一支族）原有二百多户，解放时也只剩下三十多户。因此解放前在西北各少数民族人民中普遍地流传着“常见娘怀儿，不见儿走路”的沉痛呼声。
一九四九年西北地区全部解放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状况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到达各少数民族地区时，便派出大批医务卫生人员免费给少数民族人民诊治疾病。一九五零年八月中央访问团到达西北时，又以价值十五亿元的药品及医疗器材赠送给各少数民族。在中央和西北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三年来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恢复了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二百三十多处。人民政府并先后拨发人民币三百多亿元，专为少数民族人民免费治疗之用。各省人民政府不但派遣了大批汉族卫生工作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而且已经培养了一批各少数民族卫生工作干部，使西北地区六百多万少数民族人民的卫生医疗条件有了初步改善。
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各省人民政府卫生医疗机构，从一九五零年起，曾分批派出二十多个医疗卫生工作队，深入牧区和边远地区进行巡回防治工作。医疗队的工作人员常在很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背着药包到各个帐篷和家庭中去访问、治病。三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共诊治病人九十一万多人，治愈率平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医疗队在为少数民族人民治病同时，以各民族的文字、语言和采用画片、歌舞、幻灯、模型等形式，广泛宣传通俗的科学卫生常识。
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三年来没有发生大的病患，原有的各种疾病也逐年减少。今年开始重点防治性病以来，甘肃省临夏市和夏河县城两地人民中多少年来无法治好的性病患者，已有百分之八十获得痊愈。青海省大通县南门摊村一九五一年因疾病死亡的人数，较一九五零年减少了十分之八点七。因普遍施种牛痘的结果，天花病例已大大减少，青海省西宁市等若干地区已基本上消灭了天花。甘肃省夏河县和宁夏省吴忠市、同心县，新疆省迪化市和青海省上五庄等城镇，都成立了妇幼保健站，婴儿死亡率已经逐渐降低。
今年夏天，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使卫生状况获得了进一步的改善。青海省乐都县在卫生运动中成立了十五个新法接生站；海晏县在蒙族、藏族牧区和农业区还建立起卫生小组，并在各个德哇（村）训练了三十九个卫生员。
西北各少数民族人民对于人民政府三年来领导他们走向康乐的道路，都表示无限的感激，他们盛赞：“毛主席的满巴（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离开青海省海晏县时，沿途三十多里都有少数民族人民送行。送行的藏民们歌唱道：
高不过蓝天，
我希望蓝天更蓝更亮。
宽不过“哈里华”草原，
我希望“哈里华”草原更宽更长。
伟大的人民救星共产党，
我希望你永远领导我们前进。
恩典重不过我们的毛主席，
我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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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草原上的爱国卫生工作
师海云
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涌现出了千百万的卫生模范工作者。绥远乌兰察布盟草原上的蒙族牧民妇女苏米亚便是其中的一个。
苏米亚今年二十三岁，他从七岁起便给人家放牲畜，十四岁那年她的爹娘因没法养活她，便把她卖给一家富裕的牧民做媳妇。她只会放羊，不会做针线活，因而受尽了磨难和毒打。由于饱尝了旧社会的痛苦，年青的苏米亚面容有些憔悴；但也由于终年劳动，她锻炼得如钢似铁一般的坚强，她那高大而又粗壮的个子，宽阔发黑的面颊，以及穿着长统马靴，善骑骏马的雄姿，乍看起来，使你很难猜想她是一位女子，是草原上一位牧童出身的妇女。
乌兰察布盟草原解放后，苏米亚和其他被压迫的蒙族牧民妇女一样见到了太阳，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翻了身。她参加了绥远省民族干部学校，经过短短的三个月的学习，苏米亚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了飞跃的进步。去年五月她回到达尔罕旗，受了一个短时期的卫生训练，便被分配到牧区进行卫生工作。起初，她在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许多年老的牧民说：“我们多少年来没讲卫生也活出来了，不洗锅碗也能吃饭。”个别的蒙族牧民老太太还说：“衣服越洗越烂得快……”。针对这种情况，苏米亚便采取了“由里到外”“先老后少”的工作方法，苦口婆心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苏米亚首先向她七十多岁的舅父太木柴得宣传讲卫生的好处，通过他老人家再宣传别人。工作一开始，她舅父也和其他牧民一样，说：“年老了讲卫生干什么，不讲卫生也能活出来！”苏米亚便以生动事例说明了非讲卫生不可，她说：“四十二岁的阿儒得玛，因不讲卫生得了病，十三年不能生养，去年医生来给她治好了性病和胃病，今年便生下个男孩子，从此面黄肌瘦的阿儒得玛也红光满面了。”苏米亚的舅父和一些旁听的年老牧民感觉她的话有道理，才频频点了头，表示接受她的意见。达尔罕旗二努图克（区）一苏木（村）牧民老太太听说苏米亚舅父也讲起卫生，她便主动把她自己不讲卫生的害处向一苏木二组的牧民讲说了一遍，她说：“去年我害怕打针，到山沟躲了两个月，可是回来后却病了一个多月。”今年四月卫生员到村宣传种牛痘时，这位老太太不但带头先种，而且号召别人也种了牛痘。但该旗二努图克（区）二苏木（村）蒙族牧民老太太鄂里格尔又以质疑的口吻说：“生养孩子可以讲卫生，但衣服不洗也能穿啊！为甚洗它？越洗不是越烂得快吗？”苏米亚和另一个卫生员额林清桑耐心地一面解释洗衣的好处，一面就亲自动手给老太太洗了衣服，老太太穿上后感觉又软又轻快，因而深受感动地说：“孩子们说的对，以后我一定要讲卫生。”现在鄂里格尔老太太，不但每十天洗一次衣服，而且每天还打扫蒙古包一次。
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苏米亚曾配合省卫生防治队，跑遍了达尔罕旗第一、二努图克（区）的每个角落，治好了患性病的男女牧民和喇嘛共四百零九名。经过苏米亚和卫生队的共同努力，乌盟草原上牧民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出现了新的面貌：水井上都做了崭新的井盖，还摆着新置的木槽，供应着牲畜的饮水。百灵庙附近牧民的水井上不但有了井盖子，而且还搭盖起保护水井的井房子，在每天傍晚牧民不用水时即将井房子的门锁起来。在每个蒙古包背后百十步远的草地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深深的土坑——牧民们新挖的厕所，在粪便满后，他们即铲土把它埋起来（草地上人们都用牛羊粪做燃料，人粪无用）。踏进蒙古包，使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牧民睡的毡铺上，再也看不见牛羊粪便
（因为人和牲畜已分开住了）；在蒙古包的正面尺许高的木制的宽板凳上，不但看到一个一个擦得洁净的油漆小柜，而且还会看到五颜六色的被褥和绒毯（都是解放后新购置的）。牧民们怕它们潮湿了不耐用，就每隔十天到半月拿到太阳下晒一次。在蒙古包的左侧，映进眼帘的不仅有遮盖饭具的雪白洋布，而且还有盖着盛奶子的洋磁盆的绿色纱布。在饭具下边他们还摆着从来没有用过的带花磁的大小洗脸盆。达尔罕旗四苏木格少村读报组长保德希拉对我说：“今年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后，草地上到处变了样。过去常不冲洗的挤奶桶，如今不仅在挤奶前用开水冲洗一遍，而且在作奶食前还用洁白的细布把奶过滤一次；牧民们吃饭时用碗、筷，已成司空见惯的事了。青壮年男女牧民大多买了茶缸和牙刷。”
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在草原上多年来不被人重视的妇婴卫生工作也开展起来了。过去广大牧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剥削、欺骗宣传和封建迷信的教育下，从来不知道讲卫生，有了病总是去庙里叩头求神；妇女们连自己的月经来了也不敢告人，不少妇女在月经期间还干着沉重的劳动，甚至跋山涉水，因而更增加了蒙族牧民妇女的痛苦和疾病。有不少妇女快要生孩子时，还不敢告诉自己的公婆和丈夫，更不敢在蒙古包里生养，怕冲了“佛爷”，一辈子不“吉利”。她们往往隐藏在草原上、山上养娃娃。牧民那尔保说：“解放前能生养孩子的妇女就不多，即使生下几个也活不成，全被‘四六’风抽死了”。搭木赛冷老太太生了十一个孩子，就抽死了九个。患关节炎、胃病、伤寒症致死的也很多。达尔罕旗牧业区三千多蒙族男女中，有二千多人有性病和胃病，去冬今春治疗的一千三百人中，患性病的即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人，虽已彻底治好七百八十人，但尚有不少牧民认为草原上蒙民得病是“天意”，苏米亚便和其他卫生员向这些保守落后的思想作了斗争。她以亲身经验说明讲卫生的好处。在发动作“月经带”时，有些妇女害羞，不好意思做，苏米亚就一边向妇女们宣传说：“为了咱们身体健康，不要怕，羞什么！”一边便用布给妇女们剪“月经带”的样子，经过说服动员，四苏木格少村贫苦的牧民妇女奇齐克等首先采用了。
爱国卫生运动越深入，草原上的妇女们越感到旧接生法的不卫生，她们迫切要求新法接生。如过去难产的牧民妇女梅得格玛，患着性病，不能生养，开始她说有病，后又害羞不敢让医生看，经过苏米亚说服动员，去冬让医生看好了性病，今年五月间即用新接生法生下一个胖娃娃。梅得格玛欢喜得连嘴也合不住，见人就宣传妇女讲卫生和新接生法的好处。在她的影响和旗人民政府的号召下，达尔罕旗牧业区怀孕的一百二十多个牧民妇女，不到两个月，已有十二个蒙族牧民妇女到百灵庙卫生院用新接生法生了孩子，大人小孩都安全无恙，因此，乌兰察布盟草原上的牧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还是讲卫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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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奥夫钦尼科夫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
评我国影片“新儿女英雄传”
塔斯社莫斯科十日电：中国新影片“新儿女英雄传”正在苏联各电影院放映，映出十分成功。奥夫钦尼科夫今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评论这部影片，他写道：今天，当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侵略势力在日本重新抬头的时候，真实地描写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艰苦生活和他们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可耻的国民党卖国匪帮——的英勇斗争的艺术作品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儿女英雄传”正是这样的一部艺术作品。
这部影片是根据中国作家袁静和孔厥所写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编的。这部小说的俄文译本已发行了第二版，苏联读者对于它是颇为熟悉的。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向是寄以不倦的关切和深刻的同情的。现在，他们正以极大的关心来欣赏这部令人鼓舞的影片——中国民族电影艺术的最新成就。
作者指出：“新儿女英雄传”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某一个小村庄的中国游击队的英雄战绩以及鼓舞人民奋起抗敌的伟大力量共产党的情形。在当时，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侵略，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感到惊慌失措、无所适从，而国民党则卑鄙地出卖民族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被证明是能够把人民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并把他们对于侵略者的沸腾的仇恨心动员起来击退敌人的唯一力量。
英雄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共产党员在日军后方所组成的游击队在抗敌斗争中担负了最艰巨的任务。
奥夫钦尼科夫指出，把这么长的一部小说改编为电影，是一个困难的工作，整个说来，这部影片的编导史东山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他巧妙地选择了其中几个最重要的场面，保持了主题的统一和首尾贯串。
作者在叙述影片内容时说：不管这个村庄的游击队和日军作战时获得的成就是多么微小，但是这些成就是走向当时即将到来的伟大的人民胜利的组成部分。贯串着整部影片的这种思想，使得影片具有积极的、乐观的情调。
“我们要回答现在和将来所有的敌人：中国人民是永远打不倒的！”这是共产党员黑老蔡在影片结束时所说的话，这些话对于那些想把中国的城市村庄再度卷入战火中去的人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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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儿女英雄传”在莫斯科公映
莫斯科二十五家电影院从九日起同时放映我国影片“新儿女英雄传”，映出十分成功。影片脚本所根据的孔厥和袁静合著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俄文译本最近已经发行第二版，苏联读者对这本书感到很大的兴趣。
真理报十日特为这个影片的映出发表了奥夫钦尼科夫的文章。文章中指出：在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的今天，这部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影片的放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夫钦尼科夫说：编导史东山把“新儿女英雄传”从小说改编为电影脚本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巧妙地选择了小说中几个最重要的场面，保持了主题的统一和首尾贯串。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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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守思想要不得
——根据新华社通讯“人翻身了，田也要翻身”改编
顾生岳 娄世棠 吕洪仁 等集体创作
四、回家后，王树桂坐在自己新分得的田地上想了好久：“解放两年了，减租、反霸、分田，毛主席的心整天在为我们打算，人民政府说的话从来没有错过。”
五、春天，县农场请了许多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开了一次生产会议，王树桂也被邀参加。农场工作同志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增产经验，并让大家实地参观了农场的耕作办法。王树桂才相信农场水稻的丰产是真的。他当时同几个青年人商量了一下，就向农场提出保证创造每亩收水稻一千斤的纪录。
六、王树桂在家庭会议上提出“千斤计划”时，全家都摇头咋舌。他父亲说：“我在田里干了六十多年，也不敢讲句大话。一亩稻田三石八，再不能多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