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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丰台机务段党组织坚持领导了对奚能安的思想斗争
陈春森
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务段党的基层组织对于前丰台机务段段长奚能安在生产管理中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及其和李永禄共同假报成绩、骗取功臣称号的可耻行为，曾进行了一系列的严肃斗争。
早在一九五○年李永禄到天津铁路管理局和铁道部去“表功”时，工人们就暗地议论：“什么功臣模范！还不是段长叫谁当模范，谁就成了模范！”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可惜当时没有引起党支部和领导方面的重视。一九五○年九月干部整风期间，党员和工人群众曾给奚能安等领导人提出四百多条意见，也没有引起领导方面的注意。从这个时候起，奚能安对党的总支和支部采取了恶意报复、打击的态度。他有意识地拉拢一些人，形成一种势力，控制着党、政、工会的领导，独断专行，歪曲党的原则，无中生有地硬说总支副书记郭福顺“包办行政”，并责备总支书记王荣不该发动群众提意见。
党总支看到奚能安的问题已经相当复杂，就报告了丰台地区党委，请求帮助处理。当时，丰台地区党委清楚地看到：奚能安所以如此傲横、狂妄，不仅因为有着腐朽的小集团在作怪，而且还因为北京铁路分局个别副局长和铁道部机务局局长等人的偏信奚能安而不依靠群众的错误思想实际上在支持着他。于是从一九五○年起，丰台地区党委会一面对奚能安及其上级支持者进行了批评；一面报请北京铁路分党委处理这一问题。而分党委却把奚能安的错误当成奚能安和总支书记王荣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这一错误的认识，就采取了把王荣调离机务段这样一种妥协的办法。由于这一错误的措施，就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使奚能安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而奚能安和李永禄共同骗取功臣称号的行为也没有被揭发出来，奚能安的邪气也就愈益嚣张，党内的自由主义和不团结现象也因而日趋严重。特别严重的是由于奚能安依靠坏分子的结果，曾经造成党内组织不纯、纪律松弛的恶劣现象。某些缺乏党内斗争锻炼的党员，看到奚能安有权有势，竟不敢靠近党的组织，而去靠拢奚能安；某些工人则认为党支部没有力量，“确是奚能安说话顶事”。
奚能安家长式的领导，也严重地妨碍了丰台机务段的民主改革和生产。在他的领导下，丰台机务段的生产管理机构长期得不到彻底改造，生产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徒具形式。奚能安偏袒他“自己培养的典型机车”，歧视和排挤别的包车组，以致使他们的生产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常常不能完成生产任务。
天津铁路局党委会看到丰台机务段的领导问题相当严重，早就批评过奚能安的错误。但由于天津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机务局长及北京铁路分党委之间，对奚能安的认识不一致，曾使这个问题拖延了一个时期，未得到解决。后经天津铁路局党委反覆考虑，才决定派遣工作组去，以改进党的工作，解决丰台机务段的领导问题。工作组于去年九月到达后，参加了机务段党的总支委员会，深入调查研究，找寻问题的关键。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发现机务段各种问题的焦点是奚能安的领导有着严重的错误。如果奚能安的问题解决不了，党的组织就很难发挥战斗的作用和领导的作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就不会充分发挥出来，改进生产也会成为空话。根据这一认识，党总支决定把全力解决奚能安问题作为整顿机构、完成机务段民主改革、准备生产改革的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
这时奚能安一伙人仍然对党的组织和工作组采取两面手段。他们还迷信于他们长年使用的欺瞒上级、虚报成绩的鬼办法，认为这些鬼办法“很有效”，认为“这个工作组来住些日子也就过去了”，“只要大家一齐隐瞒，工作组也没办法”。因此，某些意志不够坚强的人仍然是顾虑重重。
为了彻底纠正奚能安的错误，党的总支委员会和工会组织，首先在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广泛地进行了关于发扬民主的教育，批判了奚能安骄傲自满、目无组织的错误思想，帮助党员群众打消一切顾虑，克服自由主义，大胆地负责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奚能安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改进意见。此外，工作组并郑重表示，坚决支持群众的斗争，事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那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也要追查下去，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群众在批评领导作风方面的积极性，长期遭到奚能安的压抑，一旦得到领导方面的正确支持，这种积极性便高度地发扬起来。
党的总支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对奚能安耐心地进行了说服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争取他自觉地改正错误。对于盲目附和奚能安的错误思想的某些党员干部，则帮助他们认清是非，纠正其盲目性，并教育他们老老实实地检讨参加小集团的错误，自觉地依靠党的组织。
由于领导方面的大力支持，党员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对奚能安的错误提了许多意见，有的党员写了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揭露奚能安以及党、政工作上的一些问题。过去被奚能安拉拢的党员干部，也逐渐觉悟了。他们过去总认为“我是奚段长一手提拔起来的，那敢批评他”；现在认识到脱离党的领导而盲从个人一定要犯错误。他们决定脱离奚能安的圈套，努力工作，改正错误；同时，积极向奚能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于是，奚能安的腐朽的小集团开始瓦解了，奚能安在生产管理中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再也无法掩盖了。但是，他和李永禄骗取功臣称号的恶劣行为还没有被公开揭发出来。在“三反”运动中，党总支又进一步发动了党内外群众，工厂的党员便开始揭发为李永禄他们的一九三九号“模范机车”做大小“黑活”的事实。这时，总支委员会发现问题更加严重，努力发动工人继续揭露。于是工人们纷纷说出长时期闷在肚子里的话：“李永禄这个功臣是假的”，“‘一九三九号’模范机车可不是真的”，“说是十万安全公里，那不知隐瞒了多少事故”，“对外说延长甲检，背地里段长却叫我们给‘一九三九号’机车做黑活”……。奚能安和李永禄掩盖了三年多的大黑幕，这一下就被揭开了。这时，总支又根据群众揭露的材料，作了仔细的查对、分析，证明奚能安、李永禄等确有伪造成绩、骗取功臣称号的行为。
但是，对于这样严重的事件，奚能安还不检讨，还想推脱。
党总支为了再次教育奚能安，在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党内思想斗争之后，决定把奚能安、李永禄的错误公开向职工群众宣布，号召展开全段的群众性的思想斗争。接着，全段九十多个工人职员小组普遍切实地讨论了奚能安、李永禄的错误，他们并补充揭露了奚能安、李永禄的许多错误事实，批判了奚能安李永禄的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不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积极提出处理的意见。
这时，奚能安仍然想把自己的错误转嫁到别人身上。他说他所以犯错误，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包围”，是“上了别人的当”。他继续对党耍两面手段，当面承认错误，背地则仍然秘密地搞私人小集团活动，仍然叫有政治问题的人替他写假检讨。至此，总支委员会和全体党员认为奚能安已不可救药，一致决定把他清除出党。
奚能安等清除出党的决定宣布以后，全段工人十分兴奋。一致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民主”，“丰台机务段三年来长期没有完成的民主改革工作，在正确地解决了奚能安问题以后，在‘三反’运动以后，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奚能安的问题所以能够获得正确的解决，概括地说，是因为党组织依靠群众，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能够从复杂纷繁的现象中找出当时的主要问题，并抓住主要问题，发扬民主，积极地支持群众，展开了思想斗争，并把这种思想斗争坚持下去，取得了胜利。
在丰台机务段党内民主没有发扬、思想斗争没有展开的时候，党的组织受着奚能安的控制，缺乏战斗力量。但在正确地开展了思想斗争之后，党的组织就实现了自己的领导作用。
奚能安、李永禄事件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很多的。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加强党内的民主生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奚能安的错误所以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首先由于上级党的领导方面对丰台机务段工作缺乏严格的监督和检查，而对来自党员群众和工人群众的意见又不予以支持。这样，奚能安就变成了不受任何方面监督的特殊人物。后来，北京铁路分党委、铁路工会天津区委会和天津铁路局机务处的领导同志虽然到丰台机务段检查过几次工作，有的还住在那里工作了三、四个月之久，有的对奚能安批评得也真是“言词激厉”，只因这种自上而下的检查和批评失去了群众基础，就没有发现严重问题，当然，更没有及早解决奚能安问题。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为了真正地爱护干部，改善领导，改进工作，上级党的领导同志应该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发动群众来审查干部，考核干部，把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结合起来，把领导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才能全面地认识干部。否则，如果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带着好大喜功的思想去处理问题，甚至对干部的错误抱迁就姑息的态度，这样的领导者即使从领导机关到了下层，也只是位置的转移，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北京铁路分局党委所以长期未能解决丰台机务段奚能安的问题，其基本关键就在这里。
丰台机务段在解放后的一年多内，由于职工群众带头推行苏联铁路先进经验有成效，曾经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机务段；但从一九五一年以后，由于奚能安的错误领导，全段生产便陷入落后状态。这次奚能安问题的正确解决，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和群众的觉悟，为今后生产改革打下了基础。现在全段正在开展一个学习运动，在党内和党外群众中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消灭一切假报告，使大家用忠诚的态度对待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运动展开以后，旧铁路遗留的、解放后一直未被清除的做假报告、隐瞒事故的坏习气，已受到了群众性的批评，作假统计和假报成绩的现象已基本消灭，全段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新纪录也继续出现，全段生产指标正步步上升。如全段货物机车日车公里今年五月份只三百四十一·五公里，七月份达到了四百一十三·九公里，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一·二。
在解决了奚能安问题和基本完成民主改革之后，生产改革已成为丰台机务段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但全段的生产问题也是严重的，还必须继续细致地、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于这样一个遭受过严重挫折的机务段，急于求成将会不利。为了巩固前一阶段运动的成果，并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实行生产改革，推行先进生产经验，整顿和贯彻经济核算制，丰台机务段党的组织还须大力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发挥党的战斗力量，使生产改革和竞赛运动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下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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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领导机关应注意纠正作假报告的恶劣作风
在我们的各级机关、工矿企业和群众团体中，有一些工作人员由于缺乏实事求是和严肃负责的作风，或者是由于有恶劣的“出风头”思想，在向上级领导机关作工作报告时，有许多是不真实的，甚至是完全凭空捏造的假情况。这种情形，应引起各地领导机关的严重注意，并采取有效办法予以纠正。去年松江省鹤岗市报告杨海山小组平均每垧产苞米八千斤，杨海山个人所种大豆每垧产七千斤。但松江省农林厅实际调查的结果，证明该组七户的苞米每垧平均仅产三千一百四十斤，杨海山个人的大豆每垧也只产三千四百五十斤。今年河北省任邱县生产办公室曾向沧县专区生产办公室报告说，该县三区六个村在防旱抗旱工作中组织了信贷社，吸收了群众的游资一千一百多万元，砖两万九千多块和粮食一千斤，解决了当地农民打井的困难。但经检查，证明这个报告是假的。这几个村并未组织起什么信贷社，而是在群众中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发动了所谓“自由借贷”。如石门桥村的村干部就以组织信贷股为名，把三十四户较富裕的农民叫来，规定了一分五的利息，让这些农户自报放账的数目。该村用这种办法收集起来的钱、粮和砖，实际只够打六眼井，而任邱县生产办公室却报告说能够打三十五眼井。四月中旬河北省建国县生产防旱办公室向沧县专区生产防旱办公室报告，全县已打井八百五十四眼。专区生产防旱办公室一追问，他们又说已经打成的只有三百七十八眼了，其他只是正动工或只是打出了井筒。到四月下旬全县打井也不过一百三十六眼，证明以前的报告都是假的。湖南省湘潭市王桂华互助组是一个生产不好的互助组。但该市的领导干部由于轻信了下面的假报告，去年把它评为模范，发给了锦旗；今年又决定把它培养成为郊区互助组的旗帜，贷给了价值九百多万元的肥料、农具等。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人爵和建设科长胡锡满等虽曾一再去检查，也没有发现这一互助组的问题。直到今年六月才查出这个互助组不但没有具备模范互助组的条件，而且庄稼长得很不好，野草很多。河南省桐柏县今年一月举行劳动模范大会，该县张庄乡农会主任王恩宽指定冯云章参加，该县领导干部没有加以审查。王恩宽在会上作了一套关于互助生产的假报告。结果他被评为县农业特等劳动模范，以后又被评为河南省二等劳动模范。察哈尔省广灵县西河窊村中共支部书记王献有意地虚构了一套该村丰产竞赛的假计划，该县领导干部看了这套假计划，未经调查，就确定该村为“丰产村”。今年六月该县召开劳动模范和互助组长代表会议，他又虚报成绩，结果该村又被评为全县的“模范村”。最近雁北专区工作组前去调查时才发现了这一情况，但已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当地群众很不满意，对增产竞赛运动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不愿参加。河南省陕州专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干部谢玖香，曾于一九五一年到陕县南县乡办农忙托儿所。她用强迫的方式把一些孩子放在庙里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照顾不好，有些孩子还得了病；自她走后，孩子们再也没有去。但她在向上级报告时却说：“因为大家努力、小心，托儿所存在期间，孩子们没有发生跌伤的现象，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农忙时节。”又说：“南县乡的农忙托儿所自从重点试办后，其他村都先后成立起来，共办了六个所，收容了六十九个孩子。孩子有人照管，妇女们生产情绪更高了。”这些情况都是她自己捏造的。
这种作假报告的恶劣作风，有的已为上级机关及时发现和纠正；但有的很长时间都未被上级机关发现，甚至还据以制订了工作计划，因而使工作受到重大损失。去年衡阳铁路管理局武昌机务段某机车本来应该停开送段甲检，但该局为了树立所谓“模范”，故意不送；甚至出了事故，领导方面还批准不算事故，仍然给这辆机车的负责人员发奖金，到处表扬他们的“成绩”。这样就使得该局各单位邀功请赏之风盛行起来。结果，去年五月衡阳“铁路工人”报发起检查事故运动时，全局仅部分单位就暴露出隐瞒的事故一千多件。据本报读者柳崖明来信说，去年绥远省遭受了旱、虫、雹、风等灾害，农作物普遍减产。该省很多地方的领导机关为了多领救济粮，减少群众的农业税负担，便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有意夸大灾情。绥远省人民政府根据这种不确实的报告作出结论，认为全省平均收成仅四成半，全省缺粮很多。因而该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四出购粮；但实际上该省去年的平均收成是六至七成，许多农民都有余粮。这样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仅粮食公司绥远省分公司往返调运六千多万斤粮食，在运输、装卸、保管等费用上就损失了一百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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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仁县县长沈浩非法扣押戴宝谦受到处分
编者按：在我们的国家里，侵犯人权是违法的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以身作则，奉公守法，并负责地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谁要侵犯人权，谁就应该受到制裁。察哈尔省怀仁县县长沈浩非法扣押前怀仁县人民政府农林科科员戴宝谦而受到处分的事件，应引起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的注意。各地领导机关都应该以这个事件来向干部进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教育。
察哈尔省怀仁县县长沈浩滥用职权、非法拘押怀仁县前农林科科员戴宝谦一事，经察哈尔省人民检察署派员认真调查，事实真相已经弄清。察哈尔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已决定给予沈浩以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怀仁县前农林科科员戴宝谦，今年一月六日调到怀仁县工作。由于他的革命人生观尚未确立，心里想革命，但又怕吃苦，工作一直不安心。因此，当二月下旬他的痔疮病复发后，便几次要求请长假回家（天津）医治。当时正在“三反”运动紧张时期，农林科科长顾勤、县长沈浩等认为他的病并不严重，所以没有批准他请假的要求，让他在本地治疗。他却坚持要走，说：“这里治不了我的病，让走也走，不让走也走。”并说：“走后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县长沈浩便让人事科科员袁绍芝请示雁北专署人事科，看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专署人事科科员冯启汉答覆：“如解释无效，可批准他离职。”于是，二月十九日，县人事科便给戴开了离职证，让他回到天津。
五月二十一日，戴宝谦亲自到怀仁县要求恢复工作，并要索取有关他的档案材料。二十二日戴宝谦为此找到了沈浩。沈浩回答说：“继续工作不可能。政府，不能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档案材料由政府保存，也不可能随便给一个老百姓。如果找到工作，政府可以给你把材料转去。”戴宝谦见问题不能解决，态度便有点不好，说：“难道我徒劳往返，就不能解决一点问题吗？”沈浩也有点动气，说：“谁叫你来的？”于是，双方便互相强词夺理地争吵起来。戴宝谦质问沈浩：“为什么干部病了你不给治？你这个县长就这样对干部不负责任？”沈浩也大发雷霆：“你来政府耍什么赖皮！”戴宝谦越发生气，说：“你当县长为什么随便骂人？”沈浩也更加恼火，说：“我骂了你啦，你到专署告我去吧！”戴宝谦说：“你这个官僚主义！”沈浩说：
“我就官僚，你给我走！”戴宝谦说：“你送我法院我也不走！”此时沈浩竟放肆地说：“好！就送你去法院！”说着便命令通信员把戴宝谦捆了起来。戴宝谦被捆后，态度软下来，向沈浩和县府秘书袁步礼请求把他解开，不要送法院，表示愿意承认错误。但沈浩没有理会，写了个便条，盖上县长的手章，命通信员把戴宝谦送法院去了。
在戴宝谦被押期间，县里曾用电话向雁北专署人事科数次请示。专署人事科科员冯启汉对于处理这样重要的问题这样处理是否妥当不请示科长，擅自作了答覆，而在事后也没有向科长报告。这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事情发生后，县长沈浩既没有向上级正式报告，也没有作进一步的处理。甚至当省公安厅下乡清理积案的干部吕凤岗对他这种做法提出批评时，他还是置之不理。中共怀仁县委发觉这一事件后，在二十六日召开了县委会议，决定立即将戴宝谦放出，并责成作为县委委员的沈浩写书面检讨。但会后沈浩并没有执行县委的决议，既没有释放戴宝谦，也没有写检讨，并说什么“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检讨”。直到三月二日，他才在各方催促下把戴宝谦释放。此时戴宝谦已被非法拘押达十二天之久。之后，又经过上级的督促帮助，沈浩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朱传诗说：“这件事对我们在旧社会作过事的人，有更大的教育意义。过去上级处分下级，比这再重也没人敢说不对；现在人民政府的县长，犯了法也不行。”
在这次察哈尔全省各地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普遍检查官僚主义的运动中，这一事件被重新揭发出来。虽然戴宝谦本人有些缺点，但这丝毫也不能抵消县长沈浩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沈浩受人民的委托，身为县长，不但不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地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反而滥用职权，侵犯人权，表现了十足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权思想。为教育其本人和全体干部，察哈尔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决定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给沈浩以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雁北专署人事科员冯启汉在处理这一事件中，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也给予记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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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志愿军参加“八一”体育运动大会代表团介绍
应邀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体育运动大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是由志愿军各个兵种和各个单位中选拔出来的文化、体育、文艺代表及其他工作人员共六百四十九人所组成，其中包括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赵宝桐、刘玉堤和八十多个战斗英雄、人民功臣。
代表团一共包括三个分团。第一分团是参观团，参观团代表及工作人员共一百十九人。他们都是人民志愿军各部队军事、政治和后勤等部门的干部。中国人民志愿军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不仅在战斗作风上，而且在开展部队的体育和文化活动方面也有很大成绩。参观团的主要任务是参观这次“八一”体育运动大会，观摩、学习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各单位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经验，并把这次大会的精神带回朝鲜前线去，在志愿军全军中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更好地为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服务。
第二分团是体育代表团，由一百三十七个运动选手和工作人员组成，其中有二十三个女同志。他们都是具有高度文化教养、政治觉悟和有相当体育锻炼的祖国人民的优秀儿女。英勇的人民志愿军指挥员战斗员们，为了完成祖国人民交给他们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即使在朝鲜战争的困难环境下，还是坚持着体育锻炼。像作战一样，志愿军指挥员战斗员们利用朝鲜的地形地物，在山坡上、山沟里或林间空地中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当接到邀请参观“八一”体育运动大会的通知以后，志愿军的指战员们便更加紧了体育运动的锻炼。除了正在执行战勤任务的部队以外，各连队都举行了小型的选拔竞赛活动。努力开展阵地文化娱乐活动，立过一大功、两小功的宣传员屈贵民，是一个潜泳的选手。搬走敌人两枚定时炸弹，救出五台机车的特等功臣王希贤，是五千公尺赛跑的选手。经过短短一个月的练习和锻炼，志愿军的体育代表团的队伍更加精练了。他们已经参加体育运动大会的比赛项目有男子篮球、足球、男子排球、女子排球，超越障碍、着装赛跑、摩托等；另外有田径、游泳、单杠、双杠、举重、自行车、拔河等。体育代表团由朝鲜前线回到祖国首都的途中，曾和沈阳、唐山、天津各地的篮排球队，举行友谊比赛。由于他们在比赛中虚心观摩、学习，在技术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女子排球队在沿途的友谊比赛中，都占着优势。正如体育代表团领队黎塞同志所说：“我们的球队是在战斗里成长的。”
第三分团是由三百九十三人组成的文艺队，其中有一百一十五个战士的舞蹈队。七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文艺演出检阅大会，检阅了全军文艺工作的成绩，交流了文艺工作经验，并评选出精彩节目，归国参加“八一”体育运动大会文艺竞赛会演。这些节目以舞蹈、大鼓、四川评书、合唱等各种艺术形式，反映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与生活的各种方面。舞蹈队所表演的节目，都是从丰富的战斗生活里提炼出来的，如工兵舞就是志愿军工兵部队的战士们，为了纪念他们一个月内完成了“八一”路的修筑而创造的，舞蹈里的动作如开山、锯树、修桥等都充分地表现了战士们的现实生活。志愿军的舞蹈，已经不仅只是简单地把“动作”“舞蹈化”了，像坑道舞，人们可以看出五次战役以来，志愿军部队是怎样发挥着高度的创造性，阻止和打击了“优势”装备的敌人，连没有到过朝鲜的人，从这些鲜明的形象里，都能感到像是自己亲身到坑道里去过一样。为了表现志愿军的愈战愈强，炮兵们也通过舞蹈来表现自己群炮的威力，其他如电话兵舞、战士舞、种菜舞等，都是各有其特点。
志愿军文艺工作团的歌咏、演唱节目里像战士刘鹏自编自唱的侦察英雄韩起发，王剑峰创造的对口相声“阵地之家”及炊事员张福生自编自唱的“炊事员四季调”等都是些生动地反映了志愿军的乐观主义与英雄气概的节目。这种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在朝鲜战地已真正成为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了。在阵地上，敌人用宣传飞机，宣传坦克……，向我们进行无耻宣传，战士们就普遍地展开文艺活动，在思想战线上，跟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次敌人用喇叭筒向我们播送“四郎探母”，班里的文化娱乐战士就领着大家唱国歌。有个阵地，好些同志负了伤，文娱战士一面包扎着伤口，一面就带头说起快板来。部队里都开展了群众性的演出，部队之间有时就互相慰问，这不但大大地加强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而且还推动了革命的英雄主义竞赛。
朝鲜战地的群众性文艺工作就是这样普遍与深入地结合着战斗生活与任务。从志愿军文艺节目中可以充分看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战士有着极其丰富的文艺才能和智慧。（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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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一”建军节运动大会速写
——舢板竞赛
苗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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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简评
纠正作假报告的恶劣作风
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所作的工作报告，是领导机关制订政策和工作计划的重要依据。因此，工作报告的一个起码条件，就是真实。但是，有一些机关所作的工作报告却是不真实的，假的。这种情形，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发现。今天本报发表的消息，揭露了许多单位做假报告的严重现象，这是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的。
这种作假报告的恶劣作风所以时有发现，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有些工作人员有粗枝大叶的作风，道听途说，随便乱报。如松江省鹤岗市在向上级报告杨海山小组的农业生产量时，既没有丈量过土地，也没有秤过产品，基本数字都是根据几个劳动模范和干部的汇报得来的，没有经过村政府审查，更没有经过群众的讨论。从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湖南省零陵县各区所汇报的虫害面积，从两千七百亩增到三十三万亩。但到四月二十六日，各区又汇报已“基本消灭”。后经调查，证明这些情况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实际的灾情并没有那样严重；但却由区报告到县，又报到专署，中间没有一个人认真地作过调查。
第二个原因，是有些地方的领导人思想意识不纯，企图用假报告来窃取荣誉。如前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务段段长奚能安为了个人的目的，不择手段地把李永禄“培养”成“特等功臣”，替他虚报安全走行公里和省油的新纪录。还有些同志为了利用“典型”来推动工作，也常常虚报成绩，故意“制造”劳动模范。如河北省晋县北彭家庄许老墨每亩产棉三百多斤，该县报告为五百斤。去年十一月许老墨出席河北省工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时说了实话，该县农业科长文光华还对他说：“你这样说，还起什么指导作用呢？”第三个原因，是有些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作风，不采取有效的办法了解情况，具体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而是单纯地向下级催报告、要数字。如中共河北省沧县县委宣传部在防旱抗旱运动期间，七天就发了十一种表格，其中所要统计的数字很多是无用的。这种大量印发表格的现象，在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有的地区的领导人脑子一热，就往下发表格，要报告，而不顾及下面干部的实际困难和是否有可能完成那样多的任务。这就使许多区、村干部不得不终日为填表格或写报告而忙个不停。而有些表格和报告限的时间又十分紧迫，或者根本不是区、村干部所能填写的，有些态度不老实的区、村干部，便随便凑个数字上报。或者大致“估”一下，就往上报。如河北省卫生厅向各县要捕鼠灭蝇的数字，河间县便报告“捉跳蚤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个”。试问有谁相信这样的数字呢？它对于领导机关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种做假报告的恶劣作风，已经给了我们的工作以极大危害，如果不彻底纠正，则势必给我们国家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造成许多不应有的困难，延缓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前进速度。因为上级领导机关万一轻信了假报告，拿了它去判断情况，编制计划，决定政策，指导工作，其结果是不难设想的。因此我们应该教育每一个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假报告的危害性，坚决肃清这种恶劣作风。有屡犯不改者，应该给以严厉的批评以至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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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玉宝写书
（根据高玉宝写的“我是怎样学习文化和学习写作的？”一文而作）
陈兴华 画
二十五、部队出发解放广西，我当军邮员。在路上等部队时，我空下来就写书。
二十六、早晚喂马的时候，我也写书。
二十七、在广西追击白崇禧部匪军时，过大山马卡死了，我背着书包同样完成了任务，同样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