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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北京市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决算和一九五二年度财政收支预算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一日在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友渔
现在，我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本市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决算和一九五二年度财政收支预算。
首先，我要向大会报告的是：从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决算来看，我们执行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预算是有成绩的。在收入方面，超过原预算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七二，如加上市属地方企业收入，则超过百分之一百三十二强。这主要是在全国经济情况好转的条件下，本市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结果。据调查：一九五一年度本市工业生产总值比一九五零年度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六，其中，私营工业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商业营业额比一九五零年度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其中，私营商业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八。工业生产总值和商业营业额既增加，税收当然也就随着增加了。我们的各项税收超过中央核定的原订计划数的百分之一百强。在支出方面，则超过原预算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八，如加上市属地方企业收入转为投资部分则超过百分之五十九点三一。支出超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收入既然增加了，就应该根据人民的需要，多花一些钱，进行首都的必要建设。北京过去，长期处在反动势力统治之下，破坏多，建设少。解放后，我们曾经不断地进行了建设工作，但限于财力，不可能百废俱举，应该也只能分别轻重缓急，有重点地进行一些必要与可能的建设。我们几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并已获得了成绩。当然这还只是开端，好像万里长征，刚迈出了第一步。本来，一九五一年度的预算就是事业费的比重大于行政费（包括党派团体补助费），在预算总额中，前者占百分之五十九点四八，后者占百分之三十七点零四。后来，我们又追加事业费预算，或从预备费项下开支，新建医院、小学、市民住宅、工人宿舍、劳动人民旅馆以及南郊屠宰场，东四人民市场等；增修道路、下水道，疏浚龙须沟附近的金鱼池，和增办其他必要的事业。这样，事业费的比重就更大了。在一九五一年度的决算中，事业费占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三九；行政费（包括党派团体补助费）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八。支出虽然增加了，但收支相抵，不仅消灭了原预算中所列的赤字，而且把中央税超收留成的半数上解中央。此外，还有一些结余转入了一九五二年度预算。
我们执行一九五一年度预算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主要是遵守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还不够严格，对基本建设工程包括市政建设工程，没有严格地掌握与领导，以致有些可以不花的钱花了，可以少花的钱多花了，甚至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有些干部不仅化大公为小公，打埋伏，报虚账，而且还有过严重的贪污浪费行为。这些缺点，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已被揭发，被纠正，当惩办的，已予惩办。另一方面，我们在编制预算上，是有缺点的。由于我们对客观情况，主要是对建筑在全国经济情况好转和不断发扬的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础之上的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速度估计不足，在收入方面，提得目标过低，最后，实际收入超过很多，因而在支出方面，也就不断地，赶造计划，追加预算，造成工作和财政上的被动现象，加以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便给贪污浪费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我要向大会报告的是：一九五二年度财政收支预算，是以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决算为基础，估计了“三反”、“五反”后经济情况的可能发展，根据中央的财政方针和市人民政府的工作计划编成的。它的基本精神是按照中央所规定的税率，努力增加可能和应有的收入，以保证必要的支出。而在所谓“必要的支出”中，主要是事业费。事业费以外的一切开支，尽量撙节，挤出钱来进行建设。
一九五二年度，中央核定的原订税收计划，较一九五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强，但较一九五一年度的实际税收仅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二七。这个任务是可能完成的。因为第一、像前面所说过的，一九五一年度预算在收入方面，提得目标过低，本年度应该提高；第二、去年一年中，经济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善和发展，今年将必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
在全部税收中，除地方税原属本市收入外，并可从中央税中留成百分之二十，作为本市收入。再加上专卖收入、契税收入、各项附加收入、市属地方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公产收入、行政收入以及上级（中央）补助和其他收入等，即为我们一九五二年度财政收支预算中的收入总额。它较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决算中所列收入总额减少百分之三点一三，但较预算中所列收入总额，则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强。
在支出总额中，事业费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一三，行政费（包括党派团体补助费等）占百分之二十点六二。这笔巨额的事业费将怎样支配呢？首先是用在文教、卫生和优抚救济等社会事业方面，即在支出总额中，卫生事业费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六，文教事业费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九（最近中央核准建筑中小学校舍五千间的经费未及计入），社会事业费占百分之二点三八，合计共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五三。本市解放前，公共卫生事业特别是环境卫生方面是很差的。医疗机构很少，尤其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区域更少。三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曾进行了不少建设工作，增加了医疗机构，改进了卫生条件，但还远不能适应客观需要。为了配合爱国卫生运动，保护广大市民的健康，本年度在卫生事业方面，多花一些钱是必要的。同样，在文教事业方面，三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不少建设工作。本年度，中小学还要大量增校增班，同时积极进行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至于优抚救济等社会事业费也是不论绝对数字和在开支总额中所占比例，都较一九五一年度有所增加。在事业费中占第二位的，是市政建设费，计占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一点零四（其中，不包括各国营工厂、企业自建工人宿舍和中央最近核准建筑市民住宅一千九百间、劳动人民旅馆四千间的经费）。主要用途是增加电车和公共汽车，扩充自来水管线，修缮公有房屋，以进一步解决市民住房、吃水和交通问题。市属地方企业投资占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五点四五，较文教、卫生、市政建设所占比例都小。这是不是说明我们不重视发展生产，违反我们自己所提出的“生产第一”的方针呢？不是。第一、在本市范围内的大企业，大工厂，如钢铁厂等，都是由中央直接投资，本市筹设的五万锭纱厂也是中央另拨专款，都没有列入本年度预算；第二、我们接管了机关生产三百四十二个单位，价值四千多亿元，都转作本市企业投资，也没有列入本年度预算。还有市政建设事业费中，用于自来水、电车和公共汽车的部分，也带有企业投资的性质。因此，实际上，本年度企业投资并不少于文教、卫生或市政建设事业费。在事业费中占第四位的，是农林、水利支出，共占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一一。这个比例很小。但也不是表示我们不重视农业生产，而是因为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造林，将由中央另拨专款，而一般扶植生产，则采取了由银行、合作社贷款或收购的办法。总之，在本年度预算的支出总额中，事业费占了四分之三以上，超过解放以来任何一年的比重。如果再把为了进行上述郊区基本建设工程等中央所拨的专款和最近核准建筑校舍、旅馆、市民住宅等经费计算在内，则事业费就更由百分之七十五点一三，增大到百分之八十二点六六，而行政费（包括党派团体补助费）则由百分之二十点六二，更降低到百分之十四点四八了。
最后，我要向大会报告的是：上半年，执行本年度预算的情况是良好的。在收入方面，全年税收计划已完成百分之五十点一一，其中，中央税完成百分之五十一点五二，地方税因房地产税开征较晚，只完成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八三。因此，本年度预算所列收入总额只完成百分之四十五点六二。今后，在收入方面，仍须我们努力。税收人员必须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不使任何税收有所偷漏。但同时，也不许有一文额外征收。一切都须依法办理。估计计划一定可完成，因为“五反”运动后，经济更加繁荣，税收可能较上半年增加。在支出方面，因市政建设工程开始较晚，而文教卫生等事业费，下半年开支较上半年为多，故已花的钱，只占原预算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三。但如把暂付款和基本建设备料款加入，则为百分之六十点一九。下半年的开支，比较上半年本来就要多，现在并已有些单位提出追加预算的要求，如不抓紧，就会有突破预算、入不敷出的危险。这是应该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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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市人民法院组织严重不纯应彻底改造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法院的组织严重不纯，革命叛徒和旧司法人员中的坏分子掌握了领导权和审判权，三年来发生了许多违法乱纪和贪赃枉法的严重事件。该法院已基本上变了质，应在这次司法改革运动中彻底改造和整顿。
该法院前院长杜千秋是一个革命叛徒，曾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脱党，先后任阎锡山匪帮办公室秘书、日伪山西省剿共委员会事务主任、督导员、调查科科长，并曾在日寇的特务机关“洲之内公馆”任职；一九四七年潜入解放区，到达太原行署，伪称“隐居家园，现始逃出虎口”，混进我北方大学和山西大学任教；一九五○年任太原市人民法院院长，并当选为市代表，市协商委员和市府委员，直到“三反”运动中才被撤职。
该法院是在接收阎匪伪法院的摊子上建立起来的，留用了大批旧司法人员。目前该院四十七个干部中，有旧人员二十三人。作审判工作的二十七人中有旧人员十七人。在二十三个旧人员中，曾经长期在伪司法机关供职的旧司法人员有十三人，参加过反动党团的有十九人，其中有的是解放以后仍有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两个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该院书记员赵鼎，解放前曾充当日、阎伪市政府书记、县政卫团干事，伪高等法院录事，参加过阎匪“同志会”、“特工”等组织，解放后留用，作审判工作，仍与反革命组织有联系。另一书记员王凤祥是地主成份、国民党员，曾充当日伪河北省任县建设科代理科长，忠实为敌人服务，殴打群众，拆毁民房，砍伐树木，强迫民工修筑炮台，罪恶多端，为当地群众所痛恨。任县解放后，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他畏罪潜逃到太原，任阎匪太原地方法院录事，解放后被留用，任书记员。
这批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占据了人民法院的重要位置，利用职权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危害人民。群众的反映是：“共产党领导的法院，被国民党掌握了。”这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三反”运动中该院查出旧人员有贪污问题的共十五人，占旧人员半数以上。这十五个人中有十三个是作审判工作的。所有贪污行为，情节都极端恶劣，如重罪轻判，偷放犯人，偷改判决，作黑律师代当事人写诉状，给犯人通风报信，擅自动用违禁物品，侵吞赃物，敲诈勒索等等。该院前院长杜千秋就曾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为犯人开脱罪责，减轻处刑。罪犯阎子清向他行贿二百万元，要求延长保释期限，他便擅自答应了。罪犯张时春本应处刑三年，杜千秋受贿后把判决改为二年。有一次，他接受犯人董玉岗的贿赂，答应将董释放，释放得迟了一些，董犯的母亲便到法院门口大叫大闹：“花了钱，人还不放出来！”过路群众听见，纷纷议论说：“现在法院还是要钱！”该院书记员赵鼎在审判反革命案件时，通知反革命头子到庭旁听，刺探审判情况并私改判决，擅改拘押日期。该院书记员阎道契（旧人员），甚至在庄严的法庭上与当事人讲价钱，收受贿赂二百万元的保票。处理某一案犯时，因牵涉到中央药房经理刘鸿斌，他即用扣押、封门相威胁，敲诈了一百万元。书记员王凤祥（旧人员），曾给罪犯杨勤英通风报信，使杨犯潜逃。在承办破坏金融犯吴松梅一案时，吴犯不服判决，托阎道契找王凤祥，王便代吴犯写上诉书。旧司法人员党仲宾勾结审判员田夫等，擅自动用库存金、银、毒品，进行黑市买卖；并在押解犯人途中故意将犯人放跑，侵吞了赃物。助审员刘启杰、审判员王桐仙都有利用职权侮辱妇女的卑鄙行为。
这些旧人员曾与奸商杜星灿等勾结，有计划地拉拢和腐蚀老干部。该院有十一个老干部被拖下水。仅张守中一人就拉了阎纪前（审判长）、田夫、王桐仙、杜春芳（审判员）等四个党员老干部下水。张守中并在法院的对门新盛酒店专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行贿卖法的交易场所，形成了法院门外的“黑法院”。许多案件都是先在那里和法院干部讲好价钱，商量好如何判决，然后才到法院去走过场。因此有的群众称张守中为“院长”。
不仅干部如此，有的法警亦敲诈勒索，欺压人民。老百姓去法院，如无诉状，即被门警（旧人员）拦阻，借机敲诈。
该法院所以搞得这样乌烟瘴气，除组织严重不纯外，另一重要原因是该院部分领导干部受旧法观点影响很深，曾长期闹独立性，认为法院不应受市人民政府领导，连证章也认为不应在人民法院以上冠以太原市人民政府的字样。他们忽视政治，思想麻痹，单纯技术观点，盲目相信旧司法人员，认为他们有文化，有技术，会写判决书（旧司法八股），即当作骨干分子使用，任其独立办事。该院某副院长就认为阎道契、王凤祥是法院中最强的干部，对他们所写的判决书，连看也不看就予签发，并三次提拔阎道契，两次送他去学习。“三反”运动时，群众把阎道契、王凤祥二人贪赃枉法的确凿证据都摆出来了，这位副院长还不相信。老干部杜春芳也认为院长不能改他写的判决（司法独立的旧法观点），迳将自己的图章交给书记员，由他自行盖章结案。此外，在分配案件上由承办人任意挑选，执行没收、交赃等也无一定手续，办案人可以直接处理。这都给了坏分子以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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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一日在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仁
自从去年毛主席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来，我们全市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工人群众，就纷纷起来热烈响应。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又给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我们全市的工人、农民和私营工商业者应该进一步动员起来，开展国营工业、私营工业和农业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一、全面开展国营工厂、矿山、企业的爱国增产节约竞赛
运动
北京市的国营工业，去年全年生产总值比一九五零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九。今年我们要求除完成比一九五一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二的国家生产计划外，争取再为国家增产节约八千亿元。
要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总结与大力推广先进经验，特别要努力学习与推广苏联的先进经验。最近这一时期，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劳动热情，我们已经总结与推广了一些重要的先进经验。这些先进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不但改进了技术，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且极大地鼓舞了职工的创造性的劳动热情，迅速地改变了和改变着工厂的面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试烧劣质煤成功，即降低了燃料成本百分之四十一。清河制呢厂细纱间重点学习郝建秀工作法成功，每个人管理纱锭的数量，增加了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二百，说明了郝建秀工作法不但可在棉纺中而且可在毛纺中推广。长辛店铁路工厂推广双手电焊法，提高生产效率一倍以上。华北农业机械厂一分厂学徒金兆瑛创造了一套两手同时动作的有规律的操作方法，不但使镟“压母”的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零八，而且带动了工人群众学习先进经验、找“窍门”的热潮。华北农业机械总厂黄润萍创造了新的仓库管理法，不但改变了过去盲目供应的状况，使仓库主动为生产为车间服务，而且雄辩地证明了那种以为管理人员不可能找到先进经验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
但是，在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上，我们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领导不深入，停留在一般的开会、号召和宣传，而忽视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这种缺点必须迅速改正。在推广先进经验上，应该首先组织典型试验，以便吸取经验，发挥示范作用；在试验成功以后，即应拟定具体的推广计划和步骤，普遍推行，限期作出成绩来，并经常进行检查，保证计划的实现。在总结先进经验上，必须依靠群众来进行，集中群众智慧，取长补短，总结、提高成为系统的操作方法。同时，我们还应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高度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决生产和管理上的问题，从而发现、总结与推广先进经验。无论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或者开展合理化建议，都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围绕着解决带有关键性、普遍性的问题来进行。为了保证以上工作的顺利进行，应该做到：第一、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随时研究群众的先进的成就，及时总结、推广；第二、组织技术人员深入车间，指导工人解决技术问题，使技术人员的科学知识和工人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发挥技术人员在改进生产、提高技术上的积极作用。第三、建立与健全领导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专门组织机构，并配备得力的专职干部。首先是要领导上抓紧此项工作。
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是一个生产改革运动，在运动中必然会发生激烈的思想斗争，这种斗争主要是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特别是与保守思想的斗争。我们必须善于利用生动具体的事实进行教育，克服职工特别是若干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的保守思想，结合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的模范事迹，宣传推广先进经验对改进、提高生产的伟大作用，并结合生产上的成绩，宣传增产节约对于建设伟大祖国、增强国防的伟大意义。
充分发动职工群众，订立先进的增产节约竞赛计划，是胜利开展竞赛运动的重要工作。我们要求计划真正能发掘、发扬、集中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为群众所掌握。
在增产节约竞赛运动中，必须充分注意保证应有的质量，应该注意防止单纯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必须同时注意不断改善安全设备，把安全与生产予以同等的注意，应防止与纠正因竞赛而增加事故或损伤工人健康的现象。
对于一切有成绩、有贡献的职工，必须按其成绩与贡献的大小，及时给予奖励和表扬。并在实施奖励的过程中，逐步使奖励制度健全起来。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改善环境卫生，保护职工的健康，并切实解决必不可少的职工福利。现在我们正计划修建较大规模的职工疗养院，并争取在两、三年内基本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
随着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暴露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要求我们进一步改进经营管理。因此，今年下半年内，我们要有计划地在车间与小组中进行查定工作，并在有条件的工矿、企业的主要车间建立车间成本制度，打下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基础。而在条件较差的工厂中，则应着重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如记录统计制度等，为实行经济核算制创造条件。各个厂矿、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深入车间，钻研业务，及时发现与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各厂矿、企业的厂长或经理，必须亲自动手，搞好一个车间的工作，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全厂。
二、开展私营工业的增产节约运动
北京市的私营工业去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如与一九五零年比较起来，户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职工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生产总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四。有些带着很大投机性的工业，在“五反”后已经逐渐被淘汰或没落，其他的私营工业生产在“五反”运动期间，也曾经受到暂时的影响而下降，经过人民政府大力扶植和职工主动团结资本家协商搞好生产后，现在除了投机的、落后的以外，有利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一般已经基本恢复了生产，有些已经有了新的发展。
因此，在私营工业中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环节，是改进技术设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在有原料、有销路的工厂作坊中，并应力求同时增加产量。一切私营工业均须努力改善经营管理，面向城乡广大劳动人民，大力打开销路，即为他们而生产，克服单纯依靠国家扶植的思想。一切私营工业家并应充分认识，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是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充分发挥与依靠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私营企业中的职工，也必须认识到搞好生产和业务不但对资本家而且对国家、对工人都是有利的。这就必须及时召开劳资协商会议，签订生产合同，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劳资两利政策，适当地解决职工的生活福利问题，并对改进或提高生产有成绩的职工，给予奖励。
三、开展农业的爱国丰产运动
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总产量比一九五零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五点三。今年我们要开展爱国丰产运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争取在耕地面积因都市建设的发展而减少的情况下，总产量仍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十。
组织起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道路。今年我们要求把有劳动力的农民百分之七十组织起来。在尚未组织起来的地区，要大力发展季节性或临时性的互助组；在已有互助基础的地方，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常年的农业、副业相结合的互助组。各区应抓紧对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系统地认真总结经验，为明年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奠定有利的基础。今年秋季应结合秋收选种，评比生产成绩，自下而上地选举丰产户、丰产组、丰产村和劳动模范，召开农业劳动模范大会，树立丰产旗帜，并总结与推广先进丰产经验。国营农场必须充分发挥示范作用，保证丰产棉花每亩产量八百斤至一千斤，旱地棉花每亩产量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水稻每亩产量一千六百斤。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要主动与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和国营农场取得密切联系，吸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结合具体情况，指导农业生产。
我们相信，依靠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今年的增产节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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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的各大学教师致函本报
拥护司法改革和反旧法观点运动
编者按：本报顷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政法教育工作者全体学员——全国各大学政法学系教师五十八人来函，表示拥护司法改革运动。原函如下：
编辑同志：我们读了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的社论及八月二十三日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以后，我们一致认为开展一个司法改革运动，是完全正确和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的。
我们是来自全国各高等学校政法学系的教育工作者，现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解放后我们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虽然有些改进，但实际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反动的旧法观点在作祟。例如诉讼法教师对“三段论法的判决”——主文、事实、理由的一套仍然津津有味；商事法教师把票据法认为是“世界性”的法律，而依据旧法条文讲解；刑法教材中还有不分敌我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谬论；讲授惩治反革命条例时强调“不究既往”；民法还讲什么离开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绝对的“契约自由原理”，甚至以日本法西斯分子我妻荣所著的民法教本为参考教材；有的则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以“比较批判”为名，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的反动法学理论；更有不少人用旧法观点从形式上来看待现行政策法令。这类反动的旧法理论和思想，在教学中或多或少地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课程中占着统治地位，直接给人民政法教育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这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和广大人民的要求，显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对于政法教育工作者，批判和肃清旧法观点正是思想改造的具体内容之一，也是政法学系今后课程改革的主要关键。只有把旧法观点彻底肃清，才能谈到今后培养大批政法工作干部的任务。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伟大的司法改革运动，正是我们自我改造的一个极好机会。我们不仅表示热诚拥护和支持，并决心在运动中全面地系统地深入检查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发动广大师生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揭发和批判教学中的旧法观点和它的危害性，在伟大的实际运动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同时希望全国各大学政法教育工作者都来积极地响应和参加这个伟大的运动，严格地进行思想批判，共同为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而奋斗，争取司法改革运动的彻底胜利！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全体政法教育工作者学员——上海学院法律系教授王效文、广西大学法律系教授王觐、华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兼院长卢干东、上海学院讲师宋恩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楼邦彦、重庆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德禄、武汉大学政治系主任曹绍濂、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王德辉等五十八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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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一日在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吴晗
北京市的爱国卫生运动，所收到的效果是很显著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今年本市的苍蝇、蚊子确实大大地减少了。一些最容易招惹苍蝇的鱼肉市场到这时候还很少看到苍蝇。在灭蚊工作中，在三区、四区、七区已经先后出现了八个没有孑孓的地区分会；第二、传染病的发病数和死亡数显著地减少了。以危害较大的九种急性传染病的发病数和死亡数为例，如以一九五一年四至六月的发病数与死亡数各为一百，则一九五二年同期发病数减到七十一，死亡数减到四十六。
清洁大扫除工作进行得相当彻底，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在全市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地区都进行了不断的扫除。在扫除期间，城区每日运出的垃圾较平时平均增加了约三分之一。从三月中旬到七月中旬，共清除了垃圾二十六万八千多公方。一区苏州胡同“徐状元府”四十多年未曾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十八万三千多公方，有些并且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世的污秽都已经清除和正在清除。许多劳动人民聚居的大杂院，现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其次，为了改善人民的环境卫生，市人民政府三年多以来修建的各项卫生工程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这次爱国卫生运动期间，我们首先疏浚了龙须沟的下游，并改明沟为暗沟，改道向东流入护城河，又掏挖了陶然亭地区和左安门内龙潭的苇塘洼地使之变为活水湖。太平湖、炮局、北官厅等洼地均加以填垫，市内南横街铁辘轳把等七处较大的明沟今年一律改建下水道，连同为解决其他地区污水、雨水排泄的困难，共新建下水道约三十公里（连同郊区的下水道，今年共新建四十六点四公里），整修下水道六十公里。
以上这些工程有的已经完工，有的正在施工。数千劳动人民现在正在各个工地，为改变污秽环境而进行不倦的斗争。
广大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来消灭病媒动物。截至七月底，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市共捕鼠五十八万三千余只，堵鼠洞四十四万多个；消灭成蝇一亿四千多万头，尤其重要的是消灭蝇蛹和蛆，估计总数在十亿以上；为了消灭蚊蝇的生存条件，全市有六万八千多个粪坑加了盖，有一万七千多个粪坑加深了；共填平了一万一千多个大小水坑，堵树洞近五万个，在近三十万平方公尺的孳生孑孓的地方喷射了杀虫药剂。 饮食物的卫生状况，也有了初步改善。卫生训练和预防接种工作，已在全市普遍展开。
这次卫生运动的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通过这次运动不仅提高了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进一步改善了首都的卫生状况，并且建立了群众的卫生习惯，改变了不讲卫生的风气。
这一次运动证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伟大的群众力量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仅捕鼠工具一项，群众自己制造的即达六十五种。
目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在少数的干部和群众中，正滋长着松懈情绪和麻痹思想。有人以为“今年的卫生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搞卫生会影响生产”，“卫生工作像一阵风，刮过去就完了”。若干机关、团体的负责干部还没有足够地重视卫生工作。以为卫生工作是卫生部门的事。
其次，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空白点。此外，在预防接种工作中，由于少数医护人员仍有粗枝大叶作风，卫生训练，也多少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
至于粪便的清除还作得不很好，七区有些坑洼无土可填，八区稻田大量孳生孑孓，垃圾待运场一时难以全部取消，以及河湖水量不足，还难免孳生一些蚊虫、孑孓等，都是今后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从四个月来的工作中，我们取得的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要做好卫生工作，必须发动群众，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唯有在群众自觉地努力下，才可能使卫生工作更加普遍、深入。尤其是广大的家庭妇女，对于家庭的环境卫生，起着决定的作用。
其次，为鼓舞群众情绪，提高群众的工作水平，在运动过程中，必须深入检查，认真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并及时提出表扬与批评。尤其是登报批评，开展挑战应战和红旗竞赛，对运动的推动作用很大。同时，在每一项工作进行到适当时期，必须及时地订立制度，以巩固群众的工作热情。
目前，本市的爱国卫生运动，正处在最有决定性的阶段。自八月四日到十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突击周，根据我们的计划，九月份，将再以捕鼠为重点，继续堵塞鼠洞，并实行“坚壁清野”，使老鼠与一切食物隔绝，以消灭其生存条件。
为了胜利完成爱国卫生运动的伟大任务，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商店、街道、村镇都必须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保证在各个单位内逐步彻底消灭这“六害”——老鼠、苍蝇、蚊子、虱子、跳蚤、臭虫。凡是不努力消灭这“六害”的单位或个人都必须受到批评，凡是消灭彻底的单位或个人都应受到表扬。某些直到现在还是“空白点”或不重视爱国卫生运动的单位，必须立刻改变这种对人民不负责的态度，切实认真地把该单位的卫生工作做好。
第3版()
专栏：
关于实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和开展识字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一日在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廖沫沙
北京虽然是全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方，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又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业余文化补习教育，但是，根据典型调查的材料来估计，全市两百多万人口中还有五、六十万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郊区的若干乡村，文盲和半文盲的数目，有的竟占人口中的百分之八、九十。在解放以来，人民政府曾经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识字教育，使劳动人民识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办了一百零二个职工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十五万人；郊区每个行政村都设立了农民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农民约五万人；在城内各区设立了一百三十九个群众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市民约五万人。全市共有二十五万人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在各种业余学校工作的教师达七千多人，但是我们虽然组织了这样多的人来学习，用这样多的人来教识字，而在他们中间学完高小语文课程，能认识一千多字的人，还不到两万人。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给我们的文字教学解除了一个极大的困难。从今年一月起，北京市首先在高碑店的农民中开办了一个速成识字法实验班。仅仅经过三个月，一百六十四小时的业余学习，就一般都能认识到一千六百多字，读完四册农民识字课本和五万字左右的通俗书报，能阅读“学文化”杂志和通俗文艺作品，写二、三百字的书信。在今年四、五月，我们又先后在机关工作人员、重工业工人、轻工业工人、行业工人、农民、家庭妇女和摊贩等不同的对象中开办了五十一个实验班，进行第二步实验，目的是在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条件下，取得各种教学经验。第二期实验参加学习的人数共一千五百人，比高碑店第一次实验的效果更好。
在今年六月以后，为了取得在一个厂、矿、村、街和行业推行速成识字法的经验，我们又在石景山钢铁厂铸造部车间等处进行第三期实验，参加学习的工、农、干部、市民已有九千人，可能到万人以上。这一期实验将在九月底以前完成。如果把第二第三两期实验的人数合计起来，那么，仅仅在今年四月到九月的半年期间，就使一万多个文盲、半文盲识两千字左右。就人数来说，差不多等于过去两三年来文盲识字人数的总和；就效力、就识字的数目来说，那就更大更多。
通过这些实验，我们可以完全肯定：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是效果极大并且可以在任何群众中推行无阻的。因此，我们准备把这种速成识字法在北京普遍推行，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扫除文盲。我们的计划是今年九月以前作识字运动的准备工作，十月起展开广泛的识字运动，分批进行识字教学，争取在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内，即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基本上扫除文盲。我们的步骤是首先着重机关工作人员和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然后推广到农民和全体市民；首先着重已经参加业余学校的群众，然后推广到还没有参加业余学校的群众，采取分批进行，逐步推进的方法。
一、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文盲、半文盲约八千人，从今年十月开始，在一年内分两批完成前述识字教育。
二、工人中的文盲、半文盲约十九万人，从今年十月开始，在一年半时间内分三批完成前述识字教育。
三、农民中的文盲、半文盲约十七万人，从今年十月开始，在三个冬季期间，完成前述识字教育。
四、街道其他居民的文盲、半文盲约二十一万人，从今年十月开始，分五批完成前述识字教育。
以上共计约五十七万八千人，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准备以各种业余学校为基本组织，在今年九月以前，将现有的教师七千多人，全部加以速成识字教学法的训练，并准备动员社会的大批知识分子作为群众教师，参加工作。
这就是我们推行速成识字法展开识字运动的第一步计划。第二步计划待取得典型的经验后再制定。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那么，我们人民首都在三年以后，全市的成年人差不多将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之后，在文化上也翻身了。这就更可以迅速地、完全地实现毛主席的指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