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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支部在领导理论学习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曾三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以下简称中直）已经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了。中直各机关支部应该怎样来领导这一学习呢？根据去年中直机关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支部工作纲要”，我提出几点意见：一、领导和组织机关工作人员
学习是机关支部工作的首
要任务
中直各机关支部，近几年来已把领导和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党员和非党员）的文化、政治和理论学习当成首要的任务。在“支部工作纲要”上也这样规定了。
“支部工作纲要”规定：机关中的党的支部工作，是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要把机关中的党的支部工作和机关的行政工作混淆起来。像我们中直这样的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都属于工人阶级，为什么还需要政治工作呢？我们需要政治工作，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是为了对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教育。我们知道，机关工作人员虽说都属于工人阶级，但是由于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又经常受着各阶层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着思想不纯的现象。所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并经过这样的教育来巩固机关党的组织，加强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力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说，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工作人员头脑中的非工人阶级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因此，领导和组织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是政治工作中的首要工作，也是整个支部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刘少奇同志教导我们说，要把组织和领导学习提到政治工作的高度。这个指示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我们必须坚决加以执行。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凡是抓住领导学习这一环节的机关，其工作人员都有蓬勃的朝气，不论业务方面或思想方面都是进步很快的。二、加强统一的集中的活动是
保证学好理论的关键
“中直各机关党的支部应以尽可能统一地集中地进行党的活动为原则。”“支部工作纲要”上是这样规定了。在这次领导和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我们就要按照这一规定去作。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说：
“党章规定：在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机关和学校中，不论党员有多少人，从三个党员起，到几千个党员止，都只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组织，成为党在这个工厂、矿山、机关和学校等等群众中的战斗的堡垒。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特殊地称为党的总支部或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党的支部之内，将党员编入若干小组的办法，是应该采用的，对工作有些便利，有些作用，但不应该过分强调小组的作用，不应将许多工作分散在小组去进行，而应由支部统一地集中地去进行，只有由支部集中进行不方便的，才分散到小组去进行。”（“论党”一二八页。着重点是我加的——笔者）刘少奇同志这个报告是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由于我们的实际经验不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有些机关支部没有对刘少奇同志的这一指示给予应有的注意。一九四八年冬季，刘少奇同志又在中直机关的一个总支大会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是把党的小组误认为党的基础组织，因而把许多工作都推到小组去进行。有的机关因为把支部划得很小，那里的支部活动实际上等于小组活动。现在中直机关比过去更加扩大，更加集中，这个指示对于我们就更加重要了。这种落后的、分散的活动方式是不能再允许它继续存在了。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认识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指示的重要性，所以在“支部工作纲要”上作了上述的明确的规定。
坚决执行这一条规定，对于组织“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要组织数千干部在一年的时间内学完“毛泽东选集”这样一部科学巨著，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我们的机关，已经集中在交通方便的北京城，如果还沿用过去在农村的方法，而不把中直机关当作“一个机关”看，不统一地进行学习，不将辅导的力量集中使用，仍由各部门各自为政、分散地进行学习，那是一定学不好的，至少有一部分机关学不好。所以由中直机关党委统一地规定学习步骤、学习方法，集中地进行辅导学习和解答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就一个部门来说，学习的领导又应该集中在总支委员会（或直属支部委员会），如果让分支部委员会（或小组长）去领导学习，也是领导不好的。比如某小组的组长是学文化的，那他怎么能领导他的组员学理论呢？一个较大的部门，应由总支委员会统一地布置学习，集中地请人讲授和解答问题；否则由各分支部委员会去布置学习，就一定会发生步骤不统一、学习不深入、了解不一致等毛病。
这次中直机关党委规定，中直各机关都要在八月底以前学完“实践论”和“矛盾论”，好从九月一日起，全中直机关按照统一的计划齐头并进地学习。又决定在中直机关党委领导下成立学习辅导组，进行集体的辅导工作，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都要作启发报告并解答问题。这样，数千参加学习的同志在一个机关党委领导之下、在一个集体的辅导力量帮助之下，又是同时学习，互相启发，互相推动，就可能有比较良好的成绩。所以我认为，要使中直各机关都能按计划把“毛泽东选集”学好，就必须加强统一的集中的支部活动，加强党委对学习的统一的、集中的领导。三、总支委员会（或直属支部
委员会）、分支部委员会
和小组长应该做些什么
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总的计划、请人作启发报告、解答疑难问题等等，已经或者将要由中直机关党委统一地规定和进行。总支委员会、或直属支部委员会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它们的任务，就是如何具体执行中直机关党委的学习计划：具体说来，约有下列几方面：
（一）了解本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政治和理论水平，动员他们参加学习，并且要努力学好；同时正确地编好班级。在进行学习动员和编级时，一方面要反对“好高鹜远”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要反对个别同志的明明可以参加而不敢参加高级组学习的思想。
（二）了解学习情况、学习进度、学习成绩以及学习中发生的问题（如果成立了学习小组，可通过或协同学习小组长进行），组织及时的有效的辅导工作。组织和领导辅导员（或辅导员小组）的工作。
机关学习辅导员的任务，照中直机关党委的规定是：“甲、传达党委辅导组关于进行学习的意见并指导本单位的学习；乙、帮助参加学习的同志解答问题。”设立和培养学习辅导员，对于我们中直各机关，还是一个崭新的工作；总支部或支部的委员会必须经常地帮助这些辅导员，和他们讨论工作方法，给他们以工作的便利，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等；不能把这一工作只交给教育委员一人去做。
（三）通过分支部委员会或党的小组长对参加学习的同志进行考勤的工作，如是否按时认真学习了，是否作了笔记，在学习中有无思想偏向等等。
按“支部工作纲要”规定，总支部下面的分支部也设有教育委员。这个教育委员的任务是要在中直机关党委和总支委员会规定的计划之下对各种学习负检查督促之责。但是，大家在学习中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程度，他不负主要的检查责任；这种责任主要的应由总支委员会来担负。只有这个分支部的住地离总支部太远时，那里的教育委员才负有更多的责任——不仅负责考勤，而且要负责帮助总支委员会检查大家在学习中对各种问题的了解程度。
总支委员会或直属支部委员会为了统一地集中地领导和组织各种学习，教育委员的工作必须加强。有的机关设有文教科或教育科，这样的部门实际上应该成为教育委员的助手；有的机关的辅导员很多，就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作为教育委员的有力助手；最好能把两个助手都使用起来，分工合作。这两个条件都没有的，可以采用下述的两种办法来加强教育委员的工作：或者是增加教育委员，或者是把几种教育分开，各设教育委员一人。有的机关把学习小组长和学习辅导员组织起来，在教育委员领导之下成立“干事会”，这种办法也能够加强教育委员的工作，因此也是可以采用的。
机关党委、总支委员会（直属支部委员会）、分支部委员会、小组长在领导和组织理论学习中的这种分工，我认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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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具体地、有效地领导经济
“真理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了乌克兰斯大林州州委
书记斯特鲁耶夫的以“具体地和有效地领导经济”为题
的论文，摘要如下：
本州内工业工作的改善，是提高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党组织对群众的影响和更具体地和更有效地领导经济的结果。
众所周知，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巧妙结合，是布尔什维克领导条件之一。
高尔洛夫市的党组织曾作了许多工作，致使城内一些煤业托辣斯有步骤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也有个别的矿场的工作不够标准。最大矿场之一——第八号矿场的工作是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的。
党的州委会曾仔细地研究了这个企业的工作情况。结果发现党的高尔洛夫市委会和加里宁区委会的许多工作人员虽然也常到矿场上去，但并没有深入地研究生产情况和党工作的内容。
州委会对第八号矿场的经济活动和党的工作的深入检查，揭露出了主要的缺点并动员全体矿工来消灭它们。党组织和经济领导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克服矿场的落后上面。在全体矿工参与下所制订的技术方案获得了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的保证。在地下工段，在采煤小队里，又增添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随后，在一些重要的生产工段，建立起五个新的党小组。在规定对矿场管理当局的经济活动的有效监督方面，在组织实物的、战斗性的、前进性的政治鼓动方面，也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
矿场的群众政治工作的高涨，矿工的文化、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善，促使广大的社会主义竞赛获得开展，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对矿业技术的良好使用。现在第八号矿场的工作做得好多了，它的全体员工顺利地执行着自己的职责。
具体地领导经济——就是说要深刻地了解各企业的工作情况，不是笼统地和平均地判断一个城市或一个区的工业的工作成绩，而是要分别地按照每个矿场、每个工厂、每个车间和每个工段来判断工作的成绩。只有深刻地分析这个或那个工业区的活动、分析工厂的活动情况，才可以作出正确的结论，才能发现薄弱的地方，因此才能事先采取消灭缺点的必要措施。对于先进的企业来说，这样可以更快地注意和总结良好的经验，使这个经验变成其他企业的财产。
战争、贫穷与饥饿的计划
消息报七月十三日发表亚历克赛也夫的论文，驳斥近来美帝国主义的一群御用学者们的反动著述，摘要如下：一九五一年末，在美国出版了“经济动员和稳定”一书，这本书是普林斯敦大学一群学者们的集体创作，主编为卡德莱和华莱斯两教授；同时出版的还有哈佛大学教授亨里斯的“动员经济学和通货膨胀”，卡德莱教授的“一九四○——一九四八年美国的通货膨胀”两书，在内容上与上述各书相近的还有早一年出版的林德赫尔姆教授所著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为垄断资本家收买的学者们以全力颂扬军备扩张，把它看做是获得全民“充分就业”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可靠”手段。这些被雇佣的下流文人们没有隐瞒他们的所谓全民“充分就业”就是指：大量扩张军队的编制人数，增加军事工业的从业人员，同时大大缩减民用工业……并保留一个“不大”的失业后备军（即使是一——二百万人也好）。
马列主义的经济科学依靠对大量实际材料的研究，肯定了军事工业的增长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走向片面的畸形发展。在战时经济的状态下，尽力扩大军备，战略原料、军需品和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其他物资的生产，同时，大众必需品的生产则急剧减缩。因军事准备所引起的人民购买力的降低使销售市场更加缩小。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这种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军备扩张，则只能加深经济的混乱并加速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崩溃的来临。
生活驳斥了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们关于美国工业
“战后繁荣”的预言。与这个预言相反，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早在二次大战结束的前两年便开始下降。一九四九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一九四三年美国工业生产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六。一九五○年由于美国侵略者发动了对朝中人民的军事冒险，于是对美国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剥削也大大加强。对美国劳动人民的野蛮剥削和对附属国和殖民地人民的掠夺曾使美国工业品（主要是军需品）产额曲线呈现了上升的趋向。但到一九五一年时，美国工业品的生产额的增长即告中止，而在一些民用工业的部门中则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虽然被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侵蚀的美国经济正在越益遭到更多的困难，但“经济动员和稳定”一书的作者们却向美国政府建议，不仅要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全部国民经济的军国主义化。根据参预本书编辑工作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萧和劳利·塔西斯的意见，工业的军国主义化应当使美国的工业生产规模到一九五六年增加为一九五○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正如列宁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中，当资产阶级的国家“愈来愈密切地与资本家的全能的联盟打成一片”的时候，垄断资本家就广泛地利用国家预算的财源使自己致富。在战争和军事准备时期中，公开的和隐蔽的盗窃国库的行为尤其被加紧进行着。
因此，当美国统治集团和它的附属国的助手们在加强对新的世界战争的准备的时候，卡德莱、亨里斯和其他垄断资本的走卒们就企图预计，为进行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的战争，人类可能付出的代价。根据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及增长中的现代军队的武装威力，这些御用学者们以一种残忍的冷静来“计算”人类血液的价值和股息的大小。依照亨里斯的“计算”，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美国广大阶层的纳税人担负三万亿美元的支出，与之相较，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消耗是三千亿美元，而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则是三百亿美元。
遵照垄断资本掠夺者们的指示而行动的帝国主义的现代辩护人武断地说，仿佛军事性预算拨款的增加可以给予生产力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可以引起工业的繁荣、促进就业的增加，消灭失业并平均个人的所得。帝国主义的仆从们在反复地申述，仿佛预算支出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各阶级和人民团体中平均分配着，他们谈到课税对“减轻”财产不均现象的作用在增长，谈到预算赤字的“利益”，谈到公债对于社会进步和国家财富增长的“良好影响”。
但是现实明显地驳斥了虚伪的帝国主义的宣传。在上次大战和战后时期中，美国的直接和间接税的税率急剧提高，实行了新的课税，税的起征点降低了，对数百万纳税人的一些优待被减少或者竟完全废止了。结果是使纳税者的人数急剧增加，而税收数字则由一九三七——一九三八预算年度的五十五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度的六百九十四亿美元，换句话说，就是增加了十一点六倍！
卡德莱、华莱斯和亨里斯正像所有帝国主义的辩护者那样，“在科学地论证”更残酷地推行“压榨穷人”政策的必要性。卡德莱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财政总结时，曾责备美国政府，说它“没有用力挤压”普通纳税人的口袋，仿佛这正是“造成战争和战后时期中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为一九五二——一九五五年的军备扩张作计划时，“经济动员和稳定”一书的作者们向美国政府建议扩大纳税人的数字，并主张提高税率。
与此同时，为华尔街服务的美国政府正在以各种方法使垄断资本的利润免受课税。这个政府公开地表示，对利润课以高税会使企业家失去对扩大生产军用必需品的兴趣。一九五一年美国垄断资本的利润是四百四十八亿美元，与之相较，一九五○年是四百一十四亿美元，而一九三八则只有三十三亿美元。
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们正在尽力为美国垄断资本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和他们的对外扩张政策辩护。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经济而且对帝国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破坏影响均愈益增加，他们对此则一直缄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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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给热望于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同志们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副院长 李幻山 戴正启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在北京开幕以来，每日都接到不少函件，这些函件来自都市，也来自辽远的乡村。在全国范围内，每日都有人向这个医院表示庆贺的热忱或提出自己的要求。在这些函件中充分流露出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地祝贺这个医院诞生的热烈情绪，同时也看出了我们对苏联医学上的成就和苏联人民、苏联专家无私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所表示的衷心欢迎和感激，以及所寄予的无限信任和期望。这些函件，对我们说是有着非常重大的鼓励意义的，我们医院中的全体工作同志，都在这一鼓励之下，积极地工作着。
以甫罗哈洛夫院长为首的全体苏联专家们，都是以高度负责的革命热情领导全院同志审慎地处理着每一个病案和每一个问题。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每天工作的时间是较少的，来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以后便规定了八小时的工作制，而实际上自医院开幕以来几乎每天都是坚持着十小时的工作，有时甚至十五小时或二十四小时。很多专家刚到北京，下午便来上班，有的专家外出会诊时常常是利用午睡或吃饭时间。严重的患者到院时，他们从不耽搁一分钟，马上就动手诊治。病情危险时，院长和专家们甚至亲自守护着，一直到患者转危为安为止。他们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是非常的亲切体贴。斯大林同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培养与教育出来的医务工作者们的这种工作精神，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予全院的中国同志们以极大的影响与教育，所有中国同志们都充分发挥了中国医务工作者的优点，进一步学习苏联专家们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学习苏联专家的忘我地为病人服务的工作精神。中苏两国医务工作者在医院中水乳交融地在一起工作，共同为满足中国人民的热望与要求，为消灭疾病的灾难而努力着。
开幕近两个月来，每天除了门诊和病房的经常工作外，专家们外出会诊六十余次，作了五次报告。外地寄来或亲自送来要求解答的函件及标本达一千余件，请求参观和谈话的也日有多起。要求是多方面的，有很多医药卫生机构及医务工作者要求能很快了解并运用苏联先进的医学经验和工作方法；很多同志要求告诉他们以更新的卫生知识，使自己身体更健康，更好地为祖国建设而奋斗。病者的要求更多：有的询问诊断、疗法和药物性质；有的要求医治慢性疾病或无望的残疾，如后期的癌瘤和脱发等；还有一部分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或敌人的酷刑下损坏了健康的，也迫切地要求复原。像这样的来信，每天就有五十封以上，加上各方面所提出来的如参观、谈话等多种多样的要求，在经常业务极端忙碌的情况中，我们很难使热望于我们的同志们迅速地得到满足或解答。
为了帮助热望于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同志们进
一步了解这个医院，这里提出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说明。
首先，这个医院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与医疗作风等，都是以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先进经验作为指导原则，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来规定的。但是由于开幕时间很短，一切都在试行与摸索期间，医院中的中国同志们也正在积极学习，不能即时熟习苏联的先进医学思想与方法，加之现在的院址是临时的，地方狭小，许多设备及措施不能全部建立及实行，因此目前还不能提出十分成熟的经验。至于参观的问题，有代表性的机关要参观时，须事先得到医院方面的同意，个人及较小单位的参观与访问，我们暂时不预备接待。
其次，同志们所提出来的迫切要求解答的信件，因为数字太多，专家们非常忙，同时也有一些信件写得很不具体，所以我们准备把相同的问题综合起来系统地在报纸上作答复，个别特殊的问题个别答复。这样做可能不能完全满足同志们的要求，但我们相信同志们会予以谅解的。
最后，关于求治的手续问题。因为目前的院址只能容纳八十张病床，门诊定额也只有二百人，为了照顾全面，来诊者必须经过有关机关的介绍。如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至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联合门诊部或福利医院开具中央卫生部机关卫生处的介绍信，北京市市民以及市级机关工作人员经由市公共卫生局领导的各区卫生所、市立医院开具介绍信，本市军人须至军委卫生部直属卫生处开具介绍信，各大军区军人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疗处开具介绍信，外区机关工作人员及居民来诊治时须得到中央卫生部所指定的机关卫生处同意及开具介绍信，具备有上列手续的才予以接诊，否则无效，希望求治的同志们注意，以免往返徒劳。
在门诊方面：初诊满额时就需要预约，复诊时须持有医师填发的复诊预约券诊病。住院方面须经门诊医师检查认为必要者始能收容。请求会诊者须由各医院经过组织接洽，病人或原机关请勿自行约请。本院神经科、小儿科已经开诊；结核科已取消，已有苏联专家去北京市红十字会结核防治院指导工作。门诊时间：挂号为每日上午七时半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五时半。停诊时间：外科每星期二、五上午，妇科星期三上午，皮花科星期三、五下午，耳鼻科星期四上午，牙科星期四下午，神经科星期二下午，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不应诊。探病时间：星期二、四下午三时至五时，星期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三时至五时，每次只能进入一人，十三岁以下儿童不得进入病房。门诊及住院一律收费（都订有详细办法）。
在负有这样重大任务的医院中，尤其是中国同志，特别感到力量与经验的不足，希望同志们能本着热望与爱护我们的热忱，经常对我们提出意见与批评。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和苏联同志密切合作，虚心学习，为完成这一重大、光荣的任务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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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各部队展开大规模文化学习运动
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近年来以战斗的姿态，响应毛主席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伟大号召，掀起了文化学习热潮。“文盲”这个名词，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就要基本上成为过去的了。
早在一九五○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就编发了全套的部队速成小学与初级中学的课本，至今已发行两千万册。各军事、政治学校都附设文化预科，而专门的文化速成学校已逐步建立，至今已达数百所。在文化教育战线上，英雄的战士，像打仗一样地发挥着他们惊人的毅力与创造性的智慧，出现了不少高玉宝式的苦学苦练的文化战士和李国富班、李树森组等互助学习的典型，以及使用“月光灯”、自造电动机仪器等克服困难进行学习的生动范例。在尊师爱生运动中，工农出身的指战员和知识分子干部更亲密地结合起来。教学方法上的不断创造，正如“百花齐放”一般。继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之后，出现了曹卫民、孙克定等人从事关于速成算术的创造性的研究。曾端仪、唐斌、周斌等人创造了新写字法。像祖国生产战线上的新纪录运动一样，他们正以最大的努力来提高教学效率，缩短教学所需的时间。
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是有准备、有计划地稳步进行的。各军区普遍开办了实验班，取得经验后，又用观摩教学的方法，普遍训练了文化教员；大体准备妥当之后，才开始全面展开速成识字教学。各军区在进行速成识字教学中又经常检查效果，总结经验，及时克服“求速不求成”以及放松速成识字的巩固阶段等偏向，避免了大量“掉队”与“夹生饭”等现象的产生。最近的一次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又本着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集中了已有的经验，制订了
“部队小学语文、算术速成教学方案”（草案）。全军同志在“巩固起来，坚持下去”的口号之下，更加积极地奔赴更高的目标。
人民解放军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的工作，目前仍着重普及小学班，逐渐扩大中学班。各小学班课程以语文为主，算术次之，随后再学习自然、历史、地理常识。小学语文教育方面，在速成识字切实完成的基础上，采用掌握重点逐步提高的方针；讲课、阅读、写作三者结合进行；熟读、多看、多写；充分利用学员经验，启发思考的方法；注重字、词、语句的基本训练。根据现有经验，从文盲提高到高级小学毕业的语文程度，只需六百五十个教学小时
（包括速成识字在内）。小学算术教育方面，则强调正确地发挥口诀的作用；结合成人已有的算术知识、理解能力和心算能力，系统地周密地改组现有教材，恰当地排列难点，予以重点突破；讲练结合，注意运用实物、图解、模型进行教学。这样做，只要有三百二十小时左右的教学时间，就可以大体完成高级小学的算术学习。
在团以上各级党委领导下，各部队都设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调集相当数量的干部，组成检查队，及时地掌握文化学习运动的发展。连队的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在学习文化中起了先锋作用，成为学习文化的突击力量。各级领导机关为文化教育做好了有关课本、课堂、纸张、笔墨等物质保证。许多干部自动地让出了自己的住所，改为文化教员的办公室。各种优良的通俗读物正在大批地编印和选购中。各种报刊都以极大篇幅报道与指导着文化学习。有关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影片，正在加紧制作；各军区并创作了许多歌曲、戏剧、舞蹈，配合文化学习运动。
军队的文化教育，三年来曾得到全国教育界许多热心的帮助与指导，而军队文化教育的经验又协助了各地工农群众的识字运动。目前已有数十处工农速成学校采用着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文化教材。在西南等地，部队帮助地方开办了许多速成识字法实验班；华东等地，则派出了军队的文化教员参加工农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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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大力改善环境卫生工作
在解放前，武汉是一个环境卫生很不好的城市。到处都是残砖败瓦、垃圾堆。有些里巷，因垃圾堆积过多，只好把后巷封锁，让垃圾堆在那里发臭。许多街两旁的明沟，没有加盖；有的粪管已多年不通。下水道的入孔也有缺盖子的，到处污水横流，臭气薰天；有的下水道不通畅，每逢江河水涨或下大雨时，下水倒泄，有些里巷便给阴沟内的脏水所浸没。汉口方面大部分地区原是用煤渣或垃圾填起来的（后湖），六渡桥以上的中山大路，跨湖建屋，很多地方残存着湖塘，聚积污水。武昌汉阳方面的湖塘也不少。
解放后人民政府马上着手敷设友益街、三元里等地的下水道。从此，这一带的居民，再不会在污水中过日子了。据统计，解放后三年内总共加铺了下水道干管八千九百多公尺，支管一千六百多公尺，疏浚沟一十二万六千多公尺。此外还疏浚了宣泄下水的黄孝河，在沿江及戴家山地方，设置了抽水机，基本上解决了市区内的积水问题。天津路有一条粪管的出口，整整三十年未通，这一次也被疏通了。明沟已逐步地改为暗沟，中山大道江汉路至三民路一段，早于翻修水泥路面时便改修暗沟，江汉路的明沟，也早已改为暗沟。垃圾堆已逐步清除，各里份（就是胡同）的后巷都已打通、清扫；房屋正分别修复，三年内共修复和新建房屋四千三百八十五栋；第一批职工宿舍已建筑完成，第二批也已计划开工。现正配合消防运动，疏散密集的棚户，改善环境，并新建了公共厕所四十一处。这些都为搞好环境卫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市人民政府并在各区内逐步地建立了卫生机构，提高了医疗护理人员的服务精神；举办过卫生展览，准备了大批预防接种的材料，为大规模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了保证。
武汉市的爱国卫生运动现已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普遍发动了群众，清除了垃圾一万三千七百多吨、污泥七百八十多吨，疏通沟道七万九千九百多公尺，修建沟渠一千七百九十多公尺，填平水塘三百九十四个，修理厕所二百七十五个，拆填不卫生的厕所二百一十五个，扑灭苍蝇八亿多只。此外还进行了清洁水源、管理清凉饮食等工作。第二阶段的任务是消灭苍蝇，大量减少蚊虫和臭虫，做到公共宿舍中没有臭虫，并保持环境清洁。
全市人民在运动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例如双洞门一位六十四岁的老太婆，曾接连为修沟的乡邻烧了一个星期的茶水；有的小朋友一天打了一千多只苍蝇；工人乐华斌，义务修沟，一天连续工作十三小时。卫生人员和各卫生学校的师生，在雨天下乡进行卫生工作。桃源坊居民清除污泥，修好了一百七十多公尺的两条大沟道；鲇鱼套居民填平了一个臭水塘，使附近的河水清洁了，沿河一带的居民都得到好处。在汉阳方面，为了让救火车可以到处通行，已把一些污泥坑和烂泥路铺填成平坦的大道。有的并铺上了青石路面。在城市中，处理垃圾问题，本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人民的智慧和劳动，使这一问题获得了解决。在铁路外渣家右路，有一个垃圾场，现在已成为可容万余人的公共广场，上面装有三盏路灯，周围有竹篱，中间有戏台，每天晚上有成群的小朋友在这里进行各种游戏。在陈家湖一带，也出现了三个很大的广场，大的可容二万多人，小的可容一万多人，居民经常在这里开会，晚间还被当作是纳凉的地方。谁会想到在不久以前，这里是些垃圾堆呢？
人民在各项卫生工作中，还发挥了创造的力量。市总工会的同志，创制了“杀臭虫蒸气炉”，利用蒸气来杀死臭虫。市公安局和市搬运公司的同志，用“肥皂水灭蚊法”消灭蚊虫（蚊子畏光，白天多聚集在黑暗的角落里。经用泡沫喷射，蚊翼粘着，便不能飞动，然后扫出用火烧死）。
为了使突击的工作变为经常的行动，全市各居民小组有的已订好爱国卫生公约，有的还正在商订。同时还建立了一些经常的制度，如在第四区中，便建立了“各扫门前”的制度，相约于垃圾车到达时一齐出动，分段清扫，不留垃圾；依户轮值，负责清扫，按时进行评定检查。做到道路、沟渠、房屋、衣被、身体等“五净”。
（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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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中国图片供应社供应各种展览图片
新华通讯社所属中国图片供应社准备自八月份起，按月以匈牙利放大纸精制数种展览图片，以备各地函购。其八月份供应的展览图片将有“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英勇战斗的朝鲜人民军”、“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马克思生平及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七种。该社展览图片供应工作在最近期间的发展，说明群众对展览图片的需要日益增加。在今年第二季度的三个月中，中国图片供应社供应各地的展览图片达十八种，共制作一千二百九十三套（每套最少十三张，最多五十三张），发行地区遍及全国各大省市的宣传教育机关、团体：文化馆，图书馆，书店等。其中以纪念“七一”图片三种：“马克思生平及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销行最广。在短短十天内就销出三百七十七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