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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戴松恩
我记得过去我曾说过这么一句话：“米丘林生物科学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一套。”今天检讨起来，仅仅这一句话已足够说明我还是留恋着莫尔根的老一套，认为老一套虽有问题，但已成为完整的一套。这明显地表示我起初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基本上是抵抗的。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我认识了这种严重的思想错误，曾进行过几次反省。
一九四九年我开始接触米丘林生物科学时，抱着怀疑和懊丧的情绪。怀疑的是：外界环境条件果能影响生物的遗传性吗？懊丧的是：我是被迫去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因为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老一套技术是不可能玩弄的了，我的技术领导资本成了大问题。当时我被迫着去寻找参考资料，希望很快就能充实我的新的“技术资本”。过了好几个月我才借到一本两个英国人写的小册子“苏联的新遗传学”，看完以后，使我将信将疑，相信的是那么许多新的结果摆在我的面前；怀疑的是该作者们把新遗传学批评成为一种没有经过精密研究不很可靠的理论。当时我没有作进一步的钻研，却匆忙地选择重要的结果和其他一些材料编写成为“米丘林学说的理论和成就”一文。在参考文献中我还不敢把这本英国人写的书列入，以免别人批评。当时我编写这一稿件的目的主要是想要别人知道我正在钻研米丘林生物科学，并已获得了相当认识，以提高我的学术地位。今天我认识到这是一种卑陋的投机行为。后来我又发表了一些类似的文章，目的还是投机。虽然当时我对于各地盲目进行各种嫁接试验有所感触，应当提出一些意见，可是这仅是一种附带的动机。我从同一错误观点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把旧的“纯系育种法”修正成为“系统育种法”。我根本不懂得如何控制环境条件，就进行了土壤肥力改变小麦遗传性的试验。后来知道李森科院士也曾经指出种子受土壤肥力的影响远不如无性繁殖部分为大，因此中途又改为土壤肥力影响甘薯遗传性的研究。因为当时我依然没有认识，所以抱着怀疑态度进行试验。我进行一些秋小麦和春小麦互变的研究时，也没有掌握住它们的发育规律，没有获得结果而放弃了。所谓“系统育种法”是在什么基础上拟订的呢？当时我想，旧的“纯系育种法”已不允许存在，新的方法又没有，遂拟出了一套所谓“系统育种法”，想表示我已懂得米丘林生物科学，借以增加我的技术领导资本。小麦品种内杂交（即“复壮”工作）在苏联早已成为普遍实行的育种方法，但是我没有把它应用到“复壮”国内的小麦品种上去，却重复地进行效果测定试验。这种作法表示我基本上没有接受新的学说，而是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来重复试验。此外，我也进行了主要作物的春化处理研究，我仅从提早成熟期和提高产量方面着眼，而没有认识到春化处理是控制植物发育的基础，应当从研究许多品种的春化期入手。这是严重的错误。
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起，我的懊丧情绪就开始消失，因为从那时起我已开始写关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文章，并进行各种试验。有些人因此就认为我思想“开展”，能接受新的科学，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新的“专家”。殊不知我当时完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至于怀疑的情绪也从一九五○年起开始消失。一九五○年秋季我获得了经过肥育的春植甘薯底蔓进行夏植后确能增产的结果后，我就相信外界环境条件确能影响遗传性。一九五一年秋季，我看到了祖德明同志所主持的茄子嫁接杂交试验结果后，我就相信嫁接杂种的可靠性。同年夏季，我获得了小麦品种内杂交的结果，证明千粒重的显著增加，我就相信作物品种内杂交确能产生“复壮”作用。但今天我认识到这种学习方法是表面的，没有根基的。它充分说明了我是采用了选择的方式来接受一部分新的理论，而拒绝其他的一部分；如果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它，我是抵抗新学说的。我应当从基本上来认识米丘林生物科学，如遇不懂的理论时，我应当继续钻研，直到搞清楚为止，不应把不懂的理论就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过去我学习莫尔根遗传学时，很多复杂的东西一时也不能彻底搞通，但并没有怀疑它，根本原因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钻研它；今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不能从基本上来接受全部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我必须叛变我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如果我真正能够接受外界环境确能影响生物的遗传性的原理，那末对于品种内杂交，肥料和嫁接的影响等，无须经过亲自试验，就应当全部接受过来。换言之，如果我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我自然会肯定“基因”学说的偏面性、虚伪性，自然会否定“品种万能”，而注意植物的外界环境，如何控制外界环境来控制它们的发育。这样我自然会注意栽培条件来达到丰产目的。
今天我认识到我确是披着米丘林的外衣而进行着莫尔根本质的研究工作，其为害之深，影响之大，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我一面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一面支持了育种试验，而没有把栽培试验重视起来，没有去总结劳动模范的经验，把它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进行研究；因此，丧失了技术领导作用。关于育种试验，我还是采用了不正确的杂交育种和系统育种的方法，既没有掌握住原始材料，又没有控制它们的发育，也没有注意它们的培育条件，使育种工作完全建立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上。我在技术领导方面毫无预见性，也没有结合当前的实际。例如斯字美棉在华北区早已退化，我没有及时地提出选种，品种内杂交并结合栽培条件来使它“复壮”。又如掌握育种原始材料问题，过去我完全不注意，没有认识到为了开展长期性育种工作，必须掌握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材料，测定它们的春化期和光照期，以便产生优势变异，利于选育优良品种。
我所修订的“系统育种法”不但严重地影响了作物育种工作，而且使华北五省，甚至全国的农业试验机构跟着我们走错了路，使解放后三年多的作物育种工作完全白做。这对于人民事业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我必须特别把它提出来予以批判，使大家明白我的资产阶级伪科学思想的危害性，并使大家不再跟着我们走错路。当我把旧的“纯系育种法”修改成为所谓“系统育种法”时，我仅认识到绝对纯系是不存在的，必须进行连续选种，必要时进行品种内杂交，以避免退化并提高生产力；我也仅认识到取材必须慎重，不应凭机会，要缩短试验年限，并注意培育环境。我把这许多“要点”都放到所谓“系统育种法”里面。在当新旧学说开始冲突的时候，我提出这种改良主义的方法，欺骗了一些技术工作者，难怪人们批判我“披了米丘林外衣”。我既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又没有亲自实践过，仅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来捏造一套改良主义的方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比干脆采用莫尔根的方法要大得多。因为莫尔根方法大家都讨厌，不会而且也不敢公开地采用它。一直到了“三反”运动开始时，我听了作物系和应用植物学系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了解了苏联先进的作物育种方法后，我才开始认识到正确的育种方法应当是：必须慎重地、广泛地取材，不但要搜集国内所有的地方品种，而且要征集全世界所有的品种；必须明了所有原始材料的发育特性，特别是春化期和光照期等；必须注意所得良种的可靠性，而不应片面地光注意缩短试验年限；必须注意有计划的“复壮”工作，而并不是只在必要时进行“复壮”工作；必须整体地看育种的各个步骤，不应把它们孤立起来。育种方法必须包括原始材料苗圃、育种苗圃、鉴定苗圃、预试苗圃、比较试验、区域试验、“复壮”工作及良种繁殖等。以上的对比，充分说明了“系统育种法”的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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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青年共产党员郭清四
新华社记者 张海涛
在萍乡煤矿的一个矿井里，记者会到了首创手镐采煤全国新纪录的郭清四。借着安全灯的光亮，记者见他正挥动着手镐劈向煤层。煤灰随着劈刺直向他身上喷射，滴水顺着顶板打在他的身上，可是，这个在劳动战线上为祖国增加财富的战士，对这些一点不加理睬，他正准备带动全组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一周年纪念创造先进纪录。
郭清四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在一九四九年三月（萍乡煤矿解放前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他很快地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一九四九年四月，矿区反动当局停发全体矿工的工资。党的地下组织领导工人起来罢工，并举行抗议示威。郭清四就成了罢工队伍中的骨干。不顾反动军队开枪射击，他扛着岩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动群众前进。以后不久，国民党匪帮准备逃窜，阴谋破坏萍乡矿区时，郭清四又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积极地发动护矿运动。他带着铁锤铁棍，站在矿井上面的山头上警戒着敌人。
矿区解放以后，党号召党员要领导工人群众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斗争。郭清四又模范地执行了这个新任务。
去年十月增产节约运动展开时，萍乡煤矿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矿的多数回采区尚未机械化，仍用手镐采煤；而工人们在采煤时又沿袭着旧的方式，效率很低。因此，如何在现有落后的设备条件下高度发挥采煤方面的潜在能力，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青年共产党员郭清四勇敢地把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放到了自己的肩上。为了多出煤，他曾一天又一天地加强劳动强度。但尽管他累得精疲力竭，采煤效率并未提高很多。这种情况使得郭清四坐卧不安。他日夜思想，觉得只有改进手镐采煤方法，才能解决在设备落后的条件下，为祖国增产煤炭的问题。
采煤历史不久、经验还不丰富的青年矿工郭清四，开始了他的改进手镐采煤工作方法的钻研。每次出班以后，他就伏在家里的桌子上，划出许多歪歪拉拉的图案，反复思索。进班以后，他就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加以试验。几次试验都遭到失败，但他毫不气馁。为了克服困难，他到处打听其他工人的先进经验。有一次，他听到王家源矿场工人冯家礼等在采煤的操作方面有了若干改进，就连夜翻山越岭步行十余里赶去实地学习，但却没有碰到冯家礼等的当班时间。于是在第二天他又照样去跑了一趟。
郭清四为了改进手镐采煤法，经过三番五次地研究、试验，终于发现了提高采煤效率的规律。最初他发现了采煤时不掏槽口或槽口掏得很浅，会影响速度。他就破例地在煤层腰部掏了一道九公寸深的槽口，工作效率果然大大增加。接着他又怀疑到：每次采掘的范围是否太短了一些？由于地方太小，采煤时拖煤工不能拖煤，拖煤时采煤工又不能采煤，说的是每班工作八小时，实际上只做了四、五小时的工作。他想，如果延长每次采掘的范围，一定能消除这种现象。他提出这个意见和其他工人商量，并进行了试验，结果：不仅消灭了从前存在的窝工现象，而且充分地利用了顶板的压力，提高了采掘效率。就是这样，郭清四胜利地完成了改进手镐采煤工作法的一系列的试验。当去年十一月底大家正苦恼着手镐采煤效率不能迅速提高的时候，郭清四运用他的新的方法，首创了一个工作班采煤七十九吨的手镐采煤全国新纪录。这件事迅速地震动了全矿，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某些职工认为手镐采煤不能提高的保守思想。郭清四手镐采煤新纪录的出现，把全矿正在兴起的新纪录运动，带上了新的高潮。其他工人兄弟向郭清四学习，接二连三地创造许多手镐采煤全国新纪录。两、三个月中，萍乡煤矿手镐采煤的最高效率由十吨、二十吨提高到一百七十多吨。今年一月以来，郭清四采掘的工作面绝大多数是连风镐也打不进的最坚硬的特号煤层。在这种煤层中，从前一个工人在一班工作时间内只能采出一吨到两吨煤，但几个月来，郭清四每班采出的煤始终是八吨到九吨。
郭清四新的手镐采煤工作法的创造成功，对我国煤矿工业的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重要贡献。萍乡煤矿先进经验推广委员会已对郭清四的成就作了专门的总结，并根据他的经验制订了一个新的先进的手镐采煤工作法和操作规程。这个新的方法被命名为
“郭清四手镐采煤工作法”。
在平常的工作中，郭清四时时刻刻都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总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个地方顶板不好或滴水过多，一般的工人不愿去的，郭清四就自告奋勇地到那里去工作。修理压碎了的棚子，是件很危险的事情。郭清四总是叫旁人站得远远地，自己钻进去修理。
郭清四今年到北京参加“五一”节的观礼，有机会和各国的工人代表相见。朝鲜的工人们紧紧地拥抱着他。英国的工人兄弟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告诉他说：英国的工人得到的工资除了吃饭以外，一年买不起一套衣服。郭清四从和这些国际工人兄弟的接触中，更进一步体会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北京，党的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告诉他要尽一切努力降低煤的成本。郭清四紧紧记住这一句话。他回矿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带动群众开展检石头运动（这样可以提高毛煤质量，降低成本）。目前这种运动已在他的矿井里热烈展开。从前该矿每吨毛煤含石量达八十公斤，郭清四所在的组里最近已降到十公斤以下。为了迎接党的三十一周年诞辰，郭清四最近正进行着创造新纪录的各种准备工作。他决心要在“七一”节以前带动全组工人创造出几个有重要价值的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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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农民战胜旱灾洪水的共产党员哈彼布
新华社记者 吴玉森 王得温
共产党员哈彼布领导东乡族农民战胜旱灾洪水的生动事迹，已传遍了甘肃东乡自治区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东乡族的农民一提起哈彼布，就满口夸奖说：“他处处为咱们农民谋福利，真是毛主席的好党员。”哈彼布原是一个东乡族的贫苦农民，解放前，因为马步芳匪帮抓他当兵，他出卖了仅有的一亩多地，顶了兵款。从此，他就过着流浪生活。一九四九年东乡地区解放后，他随着解放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时，东乡地区社会环境极不安定，他便领导东乡族农民协助解放军积极剿匪；他击毙了一名匪首，获得当地中共党委的表扬。以后他又在生产救灾等各项工作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一九五零年四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不断地教育和培养下，现在他已成为领导农民发展生产的模范党员。去年冬天，哈彼布被调到龙泉乡工作。原来龙泉乡是一个“干羊皮不黏草”的山区，经常遭到旱灾的威胁，各种作物的产量很低，该乡农民普遍存在着“靠天吃饭”的思想。今年春耕期间，哈彼布组织农民响应毛主席的增产节约号召，他向农民宣传说：“毛主席领导咱们分了地，咱们要好好劳动，多打粮食，来报答祖国和毛主席。”当他向农民提出今年每亩地增产五斤粮食的计划时，农民们纷纷议论起来，有些农民说：“咱们这个地方十年九旱，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够，那还能增产呢？”他的提议被农民拒绝了。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他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干部，不能向困难低头，只要和群众多商量，就会有办法增产。”同时，他发现龙泉乡增产粮食的关键，就是如何领导农民进行防旱抗旱。因此他就经常和农民们研究抗旱的办法。他用崖头岭村老农阿不都克里木去年挖涝池积山水灌田，使每亩地增产三十斤粮食的具体事例教育农民，并组织农民实地参观涝池。经过他反复地宣传和教育，逐步地打破了农民“靠天吃饭”的保守思想。思想打通了，全乡农民就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有的挖涝池，有的开山沟，开展了挖涝池的竞赛运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劳动，全乡每一个山坡都挖了涝池。一到雨天，农民们就忙着把山水引到涝池里；当庄稼需要灌溉的时候，就把涝池里的水放到田里去。这样，就使全乡一万八千亩山地没有受到今春干旱的威胁。从此，农民们也就提高了增产的信心，他们高兴地说：“哈彼布的主意真好，过去‘干羊皮不黏草’的地方，现在也长出了好庄稼。”据估计，今年全乡因为挖涝池防旱，每亩地至少可以增产十斤粮食（比哈彼布第一次提出的增产计划提高一倍），全乡今年共可增产粮食十八万斤。
今年四月，哈彼布接受上级的命令到红塔、新华两乡检查春耕生产。当时，他发现这两个乡还有二百多亩土地没有播种。经他调查结果，原来红塔、新华两乡的耕地是以一条山沟为界，过去因为东乡族和汉族农民不团结，都不愿整修沟渠，因此每当山洪暴发，两乡的田禾常被洪水冲坏。在今年春耕播种时，当地农民便把沟旁的二百亩土地，任其荒芜。哈彼布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心里非常焦急，他想：“如果两乡农民再不团结修渠播种，今年的增产任务就无法完成，这对国家和农民都是损失。”于是，他便深入到每村每户，向农民进行“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教育，并且以中朝人民部队并肩打击美国强盗的英雄事迹，进行国际主义宣传。结果许多农民大受感动，纷纷参加修渠。在修渠时，哈彼布亲自带领农民搬石头，挖土块，更加鼓舞了农民的修渠情绪。十天工夫，八道防洪沟渠就建筑起来了，二百多亩荒芜的土地也及时种上了苞谷和洋芋。接着他又领导农民整修渠堤。在今年山洪暴发时，洪水顺沟而下，没有淹没一亩田禾，保证了两乡全部农田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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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歌颂她们
白朗
“我可以自豪地讲一句：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金日成将军满怀自信地对我们说。他那嘴角上、眼角上展现着的微笑，是流露着多么崇高的民族的自豪感。正像一个母亲谈到她可爱的儿女时那种母亲的骄傲一样。我想，这不正是朝鲜人民领袖的骄傲吗？
我们伟大的人民志愿军领袖彭德怀将军也曾恳切地指示过我们：“朝鲜民族是一个富于斗争精神的勇敢的民族。他们具备着和中国民族同样的优点——勤劳朴素、英勇顽强、有着高度的民族自觉和最大的忍耐力，特别是妇女。”他着重地说，“我们的作家，应该很好地歌颂她们。”
是的，我们应该很好地歌颂她们，正像歌颂我们伟大祖国的英雄姊妹们一样。可是，每当我提起笔来的时候，便深深地感到我缺乏的是清新有力的语言，又怎能把她们那种喜悦、新鲜、美丽、健康的形象描绘得恰如其分呢？
抗美援朝以来，我有机会和朝鲜革命的、劳动的妇女接触，天长日久，我了解了她们，对她们产生了衷心的敬爱。她们忘我的劳动、无私的爱国忠诚和永不屈服的顽强斗志，深深感动了我；她们是那样乐观地生活在受难的土地上，战斗在不平凡的斗争中。
没有到过朝鲜的人，很难想像到两年来的朝鲜人民是过着怎样苦难的日子。和平居民的鲜血染红了被侮辱的土地，烈士的白骨掩埋在寸草不留的废墟上。在那些瓦砾堆中，你可以随便翻到孩子的残肢和女人的头发。美国空中强盗在朝鲜的天空撒下罪恶的种子，他们血淋淋的魔爪，每分钟都在制造着灾难。在朝鲜半岛上，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一个没有丧失亲人的妇女。“一家团聚”这个美满幸福的词句，在她们听来，是多末稀罕、多末珍贵呵！
可是呵，你简直无法相信，她们的遭遇尽管如此惨痛，生活尽管如此艰苦，而像“凄惨”“悲哀”和“辛酸”……这一类的字眼，是不能随便按在她们头上的，纵使你是出于同情和怜惜。在我和她们的交往当中，她们一点都没给过我那样的感觉。
去年五月，国际妇女调查团到达北朝鲜时，到处受到朝鲜姊妹们的热烈欢迎。她们穿着节日的服装，捧着结着彩绸的鲜花，在洁白的月夜里，排成几里长的行列，迎接来自十八个国家、主持正义和人道的朋友们。那一片战斗的歌声，竟淹没了空中敌机的吼叫。她们愉快的欢呼，响彻山谷，简直使人幻觉到这不是在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而是和平国家的人民在庆祝着什么盛大的节日呵！
按照一般人情的想像，这些灾难深重的不幸者，一定被悲哀折磨得挺不起腰来了，抬不起头来了。因为骨肉离散、田园破毁，必然是蓬头垢面、形容憔悴，过着流泪和叹息的日子，哪里还会有欢笑的心情呢？更怎会有打扮的兴致呢？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却完全是出人意外的景象。
看着那一个个兴奋的脸、鲜艳的服装以及修饰得整齐的头发，听着那健康的歌唱和笑声，好多代表不禁吃惊了：“她们的遭遇真是那样悲惨吗？她们的生活真是那样艰苦吗？”接触多了，大家才领悟到：这原来正是朝鲜妇女的特点。她们在长期的苦难中，经历千锤百炼，已经像钢铁般坚强。她们之所以兴奋喜悦，正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力量。她们之所以忍耐，正是因为对光辉的未来抱着热切的希望。
“朝鲜妇女是不流眼泪的。为什么呢？难道她们的眼泪都流干了吗？”我曾经这样想过。
有一个原籍南朝鲜的民主妇女同盟委员长（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她的父母、儿女、丈夫……一家十一口亲人全被敌人杀掉了，而她却依然是精神饱满地为和平而奋斗不息。在她那付沉静的面孔上，
一点都找不出气馁的表情，我也没有看见她滴过一颗泪水呀。
这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在我碰到的很多朝鲜妇女，都有着类似的特点。当她们叙述着自己亲人惨死的情景时，竟像讲着古老的故事一样，没有眼泪，也没有叹息；但在她们那愤怒的眼光里，我却可以看出这样的决心：“这笔血债一定要欠债者用血来还！”当她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屋毁于敌机之下时，她们没有绝望，没有嚎哭，反而挺起不屈服的胸膛，把眼泪变成坚决的誓言：“强盗们，你们毁吧，你们毁了我的房子，却毁不了我顽强的意志，我将永远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安排我的生活，而决不是按照你的！”就这样，在那荒漠的废墟上，又出现了一座座用断瓦残砖搭起来的小房。有一天，我们站在新义州文化宫残破的屋顶上，曾经看见下面好多妇女儿童正在一片瓦砾堆中辛勤愉快地建筑着
一座美丽的花园，敌机在头上嗡嗡盘旋，她们傲然而视，似乎在说：“强盗们看吧，被你毁了我们的美丽的生活，我们一定再把她重建起来！”
然而，朝鲜妇女真的不流眼泪吗？不，她们流的。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渡过鸭绿江时，她们流泪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抛头颅、洒热血解放了她们的乡土时，她们流泪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奋不顾身抢救她们的生命财产时，她们流泪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她们生产、节约粮食救济她们的灾荒时，她们流泪了；当各兄弟国家给她们以无私的援助时，她们流泪了；……她们的眼泪，只有在热情汹涌、感激爱戴时才任它洒流的。有多少次，在她们亲热的拥抱中，我们友谊的泪流在一起而湿透了衣襟！
她们的性格是：既柔且刚；她们的感情是：爱憎分明。她们懂得如何去爱她们的朋友；更知道怎样去恨她们的敌人。在朝鲜战场上，不但产生了很多志愿军爱民故事；也流传着不少人民热爱志愿军的佳话，下面就是个最平常的例子——
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在志愿军某重伤医院的洞子外边，徘徊着一个七十多岁的朝鲜老大娘，她挎着一篮子新蒸的馍馍，焦急地等待着会见她的亲人。她告诉护士说，她昨天晚上才听到张万厚负伤转来的消息，便连夜磨了留做种籽的麦子蒸了这一篮子馍馍。她一再要求：
“不让我见到人，这馍馍总得替他留下呀！”
“不是不让你见，赵大娘。”护士们都亲热地称呼着她，因为大家都熟识她；她就是不久以前才从这里养好伤出院的赵德实老太太。“他的伤很重。在危险期中，任何人都不准接见的；至于这馍馍，你想他又怎么能够吃呢？”
赵大娘听说她的亲人生命危险，脸色立刻苍白了，她不安地徘徊了半天，才失望地挎着篮子离去。
就从那天起，赵大娘每天都要来一次。她在那冰冻的山路上，迎着严寒的北风一跌一滑地走着，而每天都是带着失望和不安回去。
一个礼拜过去了，她已经显得更衰老了，而张万厚终于脱离了危险期，医院终于允许接见老大娘了。她三步并成一步地冲进病房，一下子就扑到张万厚的床边。张万厚看见挎着馍馍、脚步蹒跚的赵大娘时，竟忘记了伤痛，感动得什么也忘了问，只紧紧搂着她的脖子叫道：“你真是我最好最好的朝鲜母亲！”赵大娘颤抖着声音说：“你才是我最好最好的中国儿子呢。”这时，她清楚地记起，“敌人在撤退前如何把她毒打了，而后和很多同胞一齐被活埋了。当志愿军赶来营救时，她已经是气息奄奄，四肢都被压伤了。战士张万厚把她抢救出来，立即不顾疲劳地背她到这个医院里，随后便去追赶队伍。想不到竟是这样巧……”老大娘想到这里，不由得把张万厚拥抱得更紧，喃喃重复道：
“你才是我最好最好的中国儿子呢，最好的……”
善良的朝鲜妇女，是以女性的温存和母亲的慈爱去热爱自己的军队和朋友的，同时却用勇敢坚决的行动去对付她们的敌人，黄海道遂原郡面女盟委员长李少女的行动，就是个具体例子——
在前年军队后退期间，李少女没有随军撤退。一天，十七个敌军来到她隐蔽的地方，命令她给做饭吃，她推说去借米，便乘机派人通知了游击队。但为了拖延时间，她借来的不是米而是稻子，于是她便坐在院子里故作忙碌地推呀磨呀。但是，饭做好了，还不见游击队的影子。她始终相信游击队一定会来的，怎样再拖延几分钟呢？眼看敌人们快吃完饭了。她急中生智地走进厨房去，把墙上的一串干辣椒拿了下来，很敏捷地便磨成了粉末。她得意地想：“捉不到你们也让你们吃点辣的”。当她走进屋时，敌人们正在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嚼着，她咬了咬嘴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把一大碗鲜红的辣椒面像播种似地向敌人们的脸上撒去，于是，三十四只杀人杀红了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正在他们狼狈挣扎时，游击队赶来了，十七个敌人一个也没有能够逃脱。
除此之外，更有无数的朝鲜女英雄、女劳动者，为了保全民族气节，为了严守机密，甚至为了抗拒野兽的凌辱，竟咬紧牙关忍受着自己的丈夫惨遭杀戮、眼看着自己的儿女被挑死在敌人的刀尖上，而最后自己也成为无畏的烈士。上千上万的悲壮事迹，是用血写成的一部伟大史诗。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凡是没被杀害的青壮男子，都英勇地走上了前线。留下来的，除了老弱残废，绝大部分是勤劳的妇女，因此，她们便成为后方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她们不顾敌机轰炸和既无种籽又缺畜力和农具的困难勇敢地提出了“用我们的力量保证生产”的口号。就这样，在军队和政府人力物力帮助之下，她们提前十五天完成了一九五一年的春耕任务，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一○二。要不是洪水为灾，去年的收成会是很丰盛的。
界川郡劳动英雄金洛熙，是一个身体不大健康的十九岁的女孩子，没有一点生产经验；可是当她的父亲被敌人惨杀后，她决心要为“向前线多送一粒米”而斗争。结果，不但完成了自己刨地四、○○○坪的全部计划，还帮助无劳力户刨了一五、○○○坪地，铡了马草六○吨。比父亲生前增产水稻二九麻袋，终于实现了向金日成将军献出爱国米的心愿。
在工业生产战线上，同样也出现了不少女劳动英雄。但，不要忘了，她们是在怎样狂轰滥炸的威胁下，坚持着她们的生产的。在朝鲜的国营纺织厂，我们荣幸地会见了屡次获奖、曾出席国际纺织会议的缫丝英雄唐云实。她不过是个刚满二十岁的姑娘，却成了全国知名的英雄。在和平时期，她的生产量是百分之四○○；战争爆发后，她加紧努力的结果，又使她的生产量超过和平时期生产量的百分之五○。她的生产力是这样地惊人，可是当她向我们报告她的生产成绩时，却是那样的朴素谦虚。她去年春天到过中国，她说：“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我的教育和感动太深了，郝建秀同志的事迹给我的帮助和鼓舞太大了。”
朝鲜妇女不但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同时也是保证运输、支援前线不可少的动力。当你坐着车子，飞驶在坦平的公路上时，你就不能不感激她们的一份劳绩。在那修浮桥、铺泥路的民工行列中，你可以经常看到她们活动的影子，她们舞动着最原始的工具，一锹一锹地铲着沙石，两只脚插在污泥里，泥浆溅满了洁白的衣襟。那愉快的欢笑和不疲倦的歌声，会使你感到她们是无忧无虑，然而，也许当她们劳动归去后，家中还没有下锅的米，甚至连一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双多余的鞋子都没有啊。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你前一天曾经陷过车子的路，到第二天再从原路返回时，路已经修得像柏油马路一样平滑。而那些修路的妇女们，当你的车子经过她们的身边时，她们便会向你招手欢呼，仿佛在显示着她们劳动的胜利，并祝你一路平安。
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前沿阵地上，女医务人员、女文工团员自然是常来常往，而劳动妇女的足迹也是经常出现的。在战斗激烈、供应困难的时期，妇女们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竟不避艰险地，冒着敌机扫射，穿越层层火网，从五六十里以外的后方，顶着上百斤的弹药送上火线，下去的时候，便把伤员背回后方。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前沿的战士常常两三天吃不上饭，敌占区的妇女们是不肯让保卫国土的勇士们挨饿的，她们宁愿自己不吃、不睡，也募集粮食，连夜挑水磨面，偷偷制成一袋袋的“打糕”，再偷偷地送上阵地。然而，穿过敌人的炮火是会有牺牲的，她们唯恐干粮送不到勇士们的口里，便有计划地组织起来，送一麻袋“打糕”，就要去五六个妇女，她们拉成一个保有相当距离的行列，小心地前进。假如前边的一个倒下去了，后边的人马上扛过袋子，踏着那新鲜的血迹，勇敢地冲向前去。
在英勇战斗着的朝鲜半岛上，像这样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到处都在传诵着的。妇女英雄和民族烈士每天都在涌现着。妇女们已经成长为一支不可战胜的抗击侵略的力量。可惜我的记录不在手边，仅凭片段的记忆，是不足以描绘她们的勇敢于万一的。
勤劳勇敢的朝鲜姊妹们，的确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她们的优美品质，是没法不叫人敬爱的。虽然我的歌颂远不如事实那样激动人心，但我还是要歌颂她们。因为，我永远要歌颂我所敬爱的。
亲爱的朝鲜英雄妇女们，我谨以一个姊妹和战友的身份，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和最崇高的敬礼！亲爱的姊妹们，更勇敢地战斗吧，你们的斗争永远不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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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为了在“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北京市各区公私营厂、店职工的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青年团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市文教局工农教育处、中苏友好协会北京市分会、市府文化事业管理处等单位，联合组成“北京市职工政治教育委员会”，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研究和领导全市各区职工的学习。该委员会决定：从七月初起对全市各区公私营厂、店职工有系统地进行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学习方式分收听广播和上大课两种；学习人数初步统计有七八万人以上；学习期限暂定八个月。
“政治学习讲座”于二十五日晚七时开课，由北京市总工会秘书长冯佩之及青年团北京市委会宣传部副部长王浒作有关学习的报告。二十六日晚七时至八时、十时至十一时重播报告录音。
此外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并在电台设立“时事政策讲座”，内容以时事讲话为主，必要时讲解政策法令或报告工会或青年团中心活动。每星期五晚七时至八时讲课，星期六晚七时至八时和十时至十一时重播讲课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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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将军现形记
方成 锺灵作
一、在战场上是逃得最快的孬种
二、对手无寸铁的战俘，是“勇敢善战”的“英雄”
三、在谈判桌上，是颠倒黑白的无赖
四、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是进行细菌战的衣冠禽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