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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关于宣传员传授站的领导制度和方法
张同
（一）
宣传员传授站是供给宣传员宣传资料，集中指挥宣传员活动的基地。因此，建立和健全宣传员传授站制度，乃是巩固农村宣传网的重要工作。特别在没有建立起党支部的某些新区乡村，迅速设立传授站，对于加强县、区党委对宣传员的实际领导，更有其重要意义。
自从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以后，各地随着宣传员的发展，相继建立了宣传员传授站。根据去年十二月的统计：东北区已建立了传授站四千六百八十三处，共传授了三万二千七百四十七次；华北区的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四省，共建立宣传员传授站七千六百处，其中仅河北一省即有四千一百七十五处；华东区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区已建立了传授站；中南区的湖北省已建立传授站八百五十五处，湖南省也建立了二百一十六处。宣传员传授站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开展，提高了宣传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增强了宣传员的工作能力，因而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得以正确贯彻，使广大群众在正确思想引导下投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爱国丰产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工作。去年夏征时，河北大名县的报告员全体出动，到传授站向宣传员报告了夏征意义。宣传员根据报告员的指示，动员全县群众一天完成了夏征任务。像这种经过宣传有效地推动了工作的例子是很多的。
（二）
根据各地宣传员传授站工作的情形来看，坚持必要的传授制度，是加强党对传授站的领导和办好传授站的中心环节。一年来，各地的县委和区委对传授站的领导，一般地说还是重视的。但是，也还有一些县委、区委对传授站的作用认识不足，他们认为：“工作已经很多了，建立传授站又要给区、村干部添麻烦。”因此，有的不坚持传授制度，或把传授和布置行政任务混同起来。这种现象虽然在实际工作中一再批判，但有些党委至今没有认真领导传授站的工作，这是必须立即纠正的。
为了把宣传员传授站的工作作好，一般应建立和坚持下列的制度：
第一、区委、区报告员和一部分县报告员，应实行传授负责制（即包干制）。每个区委委员或区报告员要按照每人的活动范围，分工负责一个传授站的工作，掌握所辖地区的群众思想情况和工作问题，按期进行传授，并领导传授站站长进行日常工作。传授站的工作好坏，由他完全负责。
第二、坚持按时传授的制度。传授日期最好经过民主讨论后确定，以增强大家遵守制度的自觉性。根据现有材料来看，各地传授大多数是半月一次，这是比较合适的。每次传授时间，一般应是两小时，最多不能超过三小时。
第三、定期召开传授站站长的会议或举办短期训练班，讲明传授站的重要意义，及时解决传授站站长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临时发生的问题。
第四、县委应建立传授后的汇报制度，并定期
（十天或十五天）听取传授站站长的汇报。另外，要随时检查传授的效果。根据汇报和检查的结果，每月通报一次，及时进行表扬和批评，推广好的经验，防止传授工作流于形式。区委会则应定期（三个月或半个月）汇报和研究传授站工作，并定期作出总结。
（三）
要办好宣传员传授站，还必须有切合实际的传授内容，并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传授。传授内容：第一，必须根据当前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密切结合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传授。如河北省河间县区报告员针对群众在卖棉花中怕“露富”的思想，山西省平定县十区报告员针对农民在秋征中夸大灾情的偏向，在传授站上进行了购棉和征粮的报告，纠正了上述的思想和偏向。那种不研究群众思想，光把现有的宣传资料一字一句、从头到尾照念一遍的作法，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第二，传授内容应该简明、通俗和具体。每次的传授内容不要过多，最好只讲一两个问题，并注意多举群众熟悉的事例，切忌一次就讲七八个问题，免得大家记不清楚。
在传授方法上，第一，每次传授前必须充分准备，作好讲授提纲，并经区委（或县委）讨论批准。讲授的提纲最好能印出来，在传授后发给宣传员，以免他们在回村传达时发生错误。第二，每次传授时除报告员讲解外，一定要拿出一些时间，让宣传员进行讨论，以便消化传授内容。同时还应该让宣传员汇报上次宣传情况，及时推广好的宣传方法，如果发现错误则及时纠正。山西平定县娘子关村的宣传员，曾以“不捐献，就是忘本”的话来硬让群众捐献，并且把这种错误的宣传，当作“一针见血，根本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在会上汇报。经过大家的讨论，才纠正了这种错误。第三，有计划地组织宣传员作实地参观。如山西在去年爱国丰产运动中，曾组织宣传员参观了鹿家庄王永盛互助组水管浇地的情形（辘轳一天浇地二亩半，水管一天能浇五亩）；并请王永盛向宣传员讲述了他在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上的见闻。宣传员回村后，就发动七个村安装了四十六部水管。第四，每次传授以后，站长应深入各村进行检查，了解宣传效果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区委也应有重点地到力量薄弱的支部帮助进行传授，以克服传授工作不平衡的现象。
（四）
最后，为了领导和传授的方便，第一，应该选择工作基础较好，位置又适中的村庄，建立传授站。这样既便于召集所有宣传员到传授站听讲，又可以组织宣传员就地学习一些经验。第二，每个传授站应该设站长一人或二人，帮助区委管理传授站，督促和帮助各村宣传员到传授站学习；并了解宣传员的工作情况，以及宣传员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定期向区委汇报。传授站站长以由作风正派、在片村群众中有威信、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村干部或小学教员担任为宜。山西有的地方由区委委员或区报告员作站长，这个办法值得考虑。因为区委和区报告员的工作都很忙，如果传授站的一切事情都由他们来作，容易影响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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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里宁论共产主义道德
张腾霄
今天是加里宁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加里宁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卓越人物，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伟大的天才的教育家和宣传鼓动家。他不但善于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党的各种政策，生动活泼地贯输到群众中去，变为群众行动的指针；而且在教育方面，譬如：对于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培养性、教育的全面发展以及共产主义道德等都有许多创造性的论述，因而提高了教育工作的效能，丰富了教育学的内容。在教育学的宝库中将永远有他光辉的地位。
关于共产主义道德问题，加里宁在“论我国人民底道德面貌”、“论共产主义教育”、“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等文章中，曾经作了深入浅出的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共产主义道德在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及在克服人们资本主义思想残余中，是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的。
什么是道德？加里宁说道：“在人类社会初期，道德从生活条件中成长起来，在实践上逐渐构成人们行为底准则。当然，这种准则，并没有明文规定为任何法规，须知当时还没有文字；然而那时人们曾应遵守这些准则，大概并不亚于我们应遵守现代的成文法规。对公社、宗族、家庭的关系、男女关系、生活上的关系既已日趋巩固，于是就变成了公认的心理轨范和社会道德。”这就是说，道德在阶级社会以前就产生了。
自从人类社会划分为阶级以后，道德就成为阶级的道德，就成为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群众之强有力的工具。在这里，加里宁转引了恩格斯的著名论点：“既然社会至今都是在阶级矛盾中发展着，所以道德从来都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辩护统治阶级底统治及利益，或者反映被压迫阶级——但已经是充分强大的被压迫阶级在反对这一统治时所表示的愤激心理，并捍卫被压迫者将来的利益。”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统一的道德标准是不存在的。统治阶级为了掩饰自己的统治，尽管说什么“人民的利益”“公共的道德”，实际上这完全是撒谎，完全是以自己的狭隘的阶级利益来冒充全民的利益，以剥削阶级的道德冒充全人类的道德。在统治阶级看来，剥削他人、损人利己、投机取巧都是合理的道德的行为。而对于工农劳动群众所进行的反对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反认为是不合理不道德的行为。工农劳动群众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为了生存就必须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解脱自己身上的枷锁，并认为这是正当的道德的行为。譬如：工人认为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向资本家告密，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极其可耻的；对于工人殴打工贼、暗探、告密者等认为正当的报复。所以列宁曾经指出：“批判资产阶级，发展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心，提高阶级觉悟，善于团结本阶级的力量”，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道德的基本内容。
伟大的十月革命把人类的道德提升到最高的阶段。随着旧的阶级在苏联的被消灭，人类社会开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自己的生活。现在每一个苏维埃公民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平，远大的理想，高尚的精神生活。我记得在一本书上说：有人问苏联的少年儿童说：“今天你用一百个卢布买成货物，明天便可以赚到同样的数目，你愿意这样赚钱吗？”这些少年儿童回答说：“这样的人应该依法惩办。”他们认为自己不劳动而剥削他人的劳动，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然而这种道德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长期同资本主义思想残余斗争的结果。马克思说过，人们的意识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所以人们“那种种由地主资产阶级几百年来所薰陶的精神习惯和风俗”，绝不能单靠革命就能够一下子消灭干净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自觉的思想改造，才能逐渐克服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树立新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标准，加里宁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
“爱好劳动是共产主义道德主要成分之一。”加里宁说：“如果说，在苏维埃制度以前，一个人作工作得很好，那他同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把奴隶的枷锁更加牢固地套在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的颈脖上。但现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一个人作工作得很好，那他就是站到社会主义方面，并用自己的成绩不仅清除通共产主义的道路，而且还打破着套在世界无产阶级身上的奴隶锁链。他也就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积极战士。”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劳动态度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他们认为劳动不再是“受苦”，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事，而是一种“光荣和英雄的事业”。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加里宁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向之一”，是“苏联劳动者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中的雄强武器”。劳动人民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进行的斗争，其成果不仅要表现在生产的数量方面，而且还要表现在质量方面。加里宁以其通俗的语句说道：“共产主义就是：产品尽量多，质量尽量好。”加里宁这里所说的产品，“不只是体力劳动底产品，而且是智力劳动底产品，即工程师、建筑师、作家、教师、医生、演员、美术家、音乐家、歌唱家等人底劳动产品”。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人民，都要以自己高度的劳动效率为社会生产又多又好的产品。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之所以受到尊敬和爱戴，是因为他们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劳动，他们为大家生产了又多又好的生产品。优秀的作家、文艺工作者之所以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是因为他们以顽强的劳动创造了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所以那种给公家劳动总要比给自己劳动差一些的人，在创作时粗制滥造，对读者不负责任的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也就是缺乏共产主义的道德。
其次，共产主义道德就是爱护公共财产。在旧社会里，盗窃公款公物的行为是公开的秘密。资本主义社会乃是浪费人民财产以及浪费人的劳动的社会。加里宁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历史上最爱护财产的社会。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品的支配和消费是操在生产者的手里，他们在消费这些生产品时，自然要比剥削和掠夺他人财产的要节省得多。
所以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无具备共产主义的道德，就要看他对于公共财物的态度。那些直接盗窃国家财产，破坏公物，为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家利益的，就不必说了，这是国家的罪人；对于这种人，加里宁说，应该依法惩治。就是不把公家财产放在第一位，对待公家的东西总不能像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的爱惜，也是没有真正具备共产主义道德的表现。
第三，爱护社会主义祖国。加里宁认为苏维埃的爱国主义，必须和民族沙文主义，和统治阶级上层分子的“爱国主义”区别开来。民族沙文主义者和统治阶级上层分子实际上是用爱国主义的幌子来进行民族压迫和制造民族仇视的勾当。苏维埃的爱国主义是和国际主义密切相联系的。就是说，爱护自己的祖国，发扬自己祖国一切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同时还要尊重别的民族以及他们的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并且要建立互相吸引的关系。
第四，集体主义精神。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人主义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加里宁说，应该使集体主义精神在我们习惯和品行规范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任何有才干的人如果离开了集体和集体力量都将是一事无成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高阶段的道德。今天中国仍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我们还不能以这种道德标准作为全国人民行动的轨范；但新中国人民的道德面貌，随着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正在急剧地转变。一切旧的道德，在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特别是在工农劳动群众精神生活中日益破产，新的道德在他们中间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应该承认，三年来，全国人民的进步，特别是工农劳动群众的进步要胜过以往许多年。绝大多数人把个人的利益和人民祖国的利益已经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正在有力地推动着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了继续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我们应该善于用共产主义道德的精神教育广大的人民，扩大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以便更有效地推进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
（附图片）
加里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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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美术工作者给中国美术工作者的复信
编者按：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写信给全日本美术工作者，鼓励他们为争取日本人民的自由解放而进行坚强不屈的正义斗争；并表示在争取和平与民主的目标下，中国美术工作者要和日本美术工作者更紧密地携手前进。随信并寄去中国木版、版画选集、连环画、年画等美术作品。下面是日本美术工作者的复信。
亲爱的朋友们，全中国美术文化工作者同志们：在值得庆祝的十月一日的前夜，你们寄来了充满友情的信和珍贵的礼物，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们对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领导下，为全亚洲民族、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而节节胜利地斗争着的你们——美术工作者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你们是我们真正伟大的指导者，我们真诚的朋友，不论谁都不可能割断我们之间的日益坚固的关系。
正如你们所指出的，没有贵国和苏联参加的，帝国主义者和我国反动派缔结的单独和约，是侵犯了中国、苏联以及全亚洲人民的幸福和独立的。他们已经在朝鲜掀起了对中苏侵略的起端，屠杀着无辜的人民。单独媾和使我们民族处于殖民地的被奴役地位，使我国人民成为帝国主义的雇佣兵，帝国主义的这个阴谋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目前，我国的美术文化已在自由党的吉田内阁的破坏政策下被毁坏着。民族的美术遗产将不留丝毫地被外国帝国主义所掠夺、盗窃，工农大众的独立自主的美术文化活动，在受着反动势力的摧残，美术家的生活困惫不堪，创作和团体活动也不得自由。
这时，不断鼓舞着我们并指给我们以正确方向的，不是别的，正是你们为四亿人民的解放运动而服务的美术文化活动的经验。
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不但指示了你们，而且也是我们的经典。
新中国的朋友们，全中国美术文化工作者同志们：
在为民族的和平与独立而团结全体人民的政策下，我们已觉悟到我们的木刻美术运动必须符合人民的期望而迅速地进行改革、刷新。我们将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努力改造和锻炼自己。
你们的鼓励和赠品，将成为我们自身的力量和我们工作的榜样。
我们已开始将你们寄来的作品和画集通过各种形式分发下去。工人、学生、市民们都欢欣鼓舞起来，初次接触过你们的人都很惊讶，为了解放而斗争的他们，受了很大的鼓励。
我们在表示衷心感谢的同时，更希望你们今后紧密地协助我们。
祝你们胜利！
日本国民美术工作者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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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屯留县西故县村的农忙托儿所
申鲁明 杨千 耕溪 杨迁
山西省屯留县西故县村的农忙托儿所是在一九五
一年春天建立起来的。当时该村正在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杨喜成互助组为要顺利完成春耕生产计划，曾发动妇女下地参加生产，但是许多妇女被孩子拖累着，下不了地。后来杨喜成提出了伙看孩子的办法，他说：“去年咱组里六十五岁的王果仙老婆，一个人看管她的三个外甥，让她的两个闺女下地做活，这个办法不很好吗？”这就提醒了大家。赵黑子接着说：“这办法是好的，就看是不是有人来照顾孩子了。”杨喜成说：“我先回去动员我的老婆来给大家看。”周双喜接着说：“我六十六岁的老娘，半辈子都是照料孩子，满有经验；妇女们也相信她，我保证动员她给大家看孩子。”问题便这样解决了。由杨有仙、王果仙、宋银苗三个老太太看管了七个家庭的十二个孩子，腾出了十二个孩子的青年母亲们下地做活。杨喜成互助组的农忙托儿所就这样地组织起来了。
妇女们一开始把孩子交给别人看管，总是放心不下。她们怕别人对自己的孩子关心不够，怕孩子离开了母亲要啼哭，怕孩子饿肚子，怕他们和大孩子打架，怕孩子们跌交，怕下地回来孩子们吃上热奶要生病。她们怕这怕那，总觉得不如自己看管好。因此在开头几天，有的母亲下地做活回来时，总要先悄悄在门外听一听动静，看看孩子哭没有哭，看看老人们照管得怎样。后来大家亲眼看到老太太们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她们不但给孩子们洗屎布，还拿自己的米面给孩子们熬汤、拌面汤。孩子们都高高兴兴地在一块玩耍。这样，母亲们才完全放了心。许多妇女说：“老人们看孩子比咱还操心呢，真和自己的亲娘一样。”
小孩吃的东西由各家准备；大一点的孩儿在半前晌给熬米汤拌面汤喝，米面由各家公摊。各家的小儿玩具集中起来，让孩子们在一块儿玩。不让小孩乱吃东西或吃生冷食物。妇女们下地回来给孩子喂奶时，都先挤去奶头上的热奶，把奶揉一揉，歇一阵再让孩子吃，使孩子们保持了健康。对看孩子的褓姆，适当地给记分顶工。
专署和县领导方面为了使这个农忙托儿所办得更好，派干部去帮助和指导它。
首先是加强看管小孩的制度和托儿所的卫生工作。为避免发生意外的事情，厕所、井口一律上盖，每天扫一次院子，经常保持托儿所内的清洁。褓姆每天给小孩洗手洗脸一次；给很小的孩子，每天洗屎布一次。每十天请村医疗所的医生来检查一次小孩的身体，如发现有传染病，立即隔离治疗。小孩出所入所都要交代情况，说明小孩有无疾病。
第二，做到等价两利。办法是：按照小孩的年岁计分，两岁以下的小孩看管一天计二分五，四岁以下的计二分，四岁至六岁计一分。满了十分，就顶一个女全劳动力，按农忙期间评定的工资标准，给予报酬，或给工资，或换工上地，或帮助推碾、缝洗衣裳等工作。
第三，加强对褓姆的政治思想教育。褓姆除按时参加读报组听读报外，每五天由专人到托儿所讲解一次政治时事问题，并发动褓姆订立爱国公约，把“操心看管小孩”这一条订在爱国公约里。同时由医生经常给褓姆讲解卫生常识。
这样，托儿所便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
托儿所成立以后，下地干活的妇女逐渐增加了。农民刘金元的老婆过去因为受三个孩子的牵累，啥活也不能干。现在她把孩子一齐送到托儿所里，和妇女变工锄麦子。今年全村共发展了十个托儿小组，有褓姆三十五个，看管着一百二十五个小孩，腾出九十八个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在抗旱防旱春耕播种工作中，妇女配合男人打井二十五眼，打蓄水池四个，拾了九百七十亩田里的谷槎。全村一千七百多亩麦田也大部由妇女锄过。由于大批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土地加工”做得更好了，为一九五二年丰产打下了基础。妇女们的社会地位也随着提高了。许多男人说：“如今妇女们顶了大用啦。”此外，家里没有劳动力的老太太，也有了发挥力量的机会。如六十多岁的王果仙老太太，眼睛发花，干不了什么活，但在托儿所里当褓姆却很能行。她一个人看管着六个小孩，从去年春天到今年春天共得一千五百多分，合一百五十个工，每工以三升米计，可赚米四石五斗。她高兴地咧开嘴笑着说：“谁想到咱一个瞎老婆子也中了大用。”
其次，农民之间的感情更融洽了，邻居关系也改善了。如马五儿和张贵生的小孩，以前常在一块打架，引起了双方家长的不和。现在两家的孩子都送到托儿所里，再不见有打架的事情了。许多妇女看到褓姆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都自动地帮助她们做鞋、缝衣裳、梳头，亲如一家人。褓姆们抚摸着孩子的年青的母亲们说：“你们都像我的亲闺女一样。”
孩子们也都养成了集体生活的习惯。有孩子的妇女们都说：“现在叫一个孩子呆在家里要，他就哭得不行，呆在一起就高兴得又蹦又跳，饭也不想吃了。”因此母亲们时常带孩子在一块做针线。
西故县村有这样一首歌谣：“托儿所真正好，它的优点有三条，第一褓姆照顾好，孩子长得呱呱叫；第二生母放了心，上地齐把生产搞；第三培养后一代，对于社会有功劳。”附近村的群众也都夸奖西故县村，说庄稼长得旺，孩儿吃得胖，村里闲人少，街院时常扫。
西故县村的农忙托儿所办成功了，长治专区卫生科、专区妇联会、屯留县人民政府及县民主妇女联合会都对它进行了奖励。为了推广这一经验，组织了附近十五个村，四百多人的观摩大会，用真人真事说明了农忙托儿所的优越性。西曲村妇女赵昌花看了托儿所以后说：“这个办法真是好，一春天我早想参加互助组，可是孩子累得我不能行。这回我回去也得搞个托儿所。”李家沟妇女王闺女说：“要是早知道这个办法，办起个托儿所来，俺家的苗子也不会荒。就是因为孩子累着咱，上不了地，又找不下忙工，才荒了地。回去咱也得向西故县学。”经过观摩以后，全县已有二十多村组织了农忙托儿所。襄垣、黎城、长治、壶关、武乡等地农民群众也纷纷组织了农忙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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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第十九小学的托儿间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中国教育工会中南区办事处
武昌第十九小学设在武昌的郊区。全校共有教师三十九人，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三分之二强。很多有孩子的女教师，都迫切需要有人照顾孩子（这些孩子全是一月以上至一岁半的幼儿）。最初，这一问题没有得到适当解决。妈妈们为了工作和学习，不得不把孩子寄放在别人家里，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有的雇褓姆来家里照管孩子。表面上看来，妈妈们的困难似乎解决了，能脱手做事情了，但是她们精神上的负担是重的，因为孩子寄放到别人家里以后总是闹病。雇来的褓姆对孩子的照顾也不够好，孩子常穿尿湿的裤子。这样就使妈妈们放心不下，“身在学校，心在外面”，工作学习都受到了影响。
因此，妈妈们迫切要求着学校里能有一个托孩子的地方。但她们对托儿间提出的要求太高了：要好房子，设备要完善，要请有卫生常识的褓姆，还要有文化水平较高的保育员。她们更希望行政方面或工会能拿出一笔钱来办。这样，托儿间就无法办了，母亲们的困难当然也得不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工会基层福利委员便抓紧机会在母亲中进行了动员，使大家认识到要求过高而自己又不想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母亲们逐渐认识了不能要求过高；必须从实际出发，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以后，工会基层福利委员会就着手举办托儿间。为了解决房子和经费问题，他们首先争取行政方面的帮助，并由妈妈们共同负担经常的费用——儿童用费及褓姆的工资（这较过去把孩子交给别人或雇人照管都要便宜）。在行政方面的协助下说服了厨房工友，将厨房移到另一个侧屋里去；并在福利委员的带头下，群众自己动手，把黑墙刷白，把水沟填平，装置了天花板，这样便将一个黑洞洞的厨房，变成了精致的托儿间。
房子和经费都有了，托儿间就正式开办起来。这对于女教师们说来的确是一件大喜事。学校里的人都为托儿间的建立而高兴，母亲们把孩子的玩具、用具都送进了托儿间；美术教师也给托儿间画了几张漂亮的画，把托儿间布置得很美观。但是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妈妈们又存有自私观念，都要求褓姆对自己的孩子照管得格外周到些。结果就使得妈妈和妈妈之间、妈妈和褓姆之间有了意见。对托儿间里的事，每个妈妈都想作主，一下了课就往托儿间里跑，成天都为托儿间的事情操心。结果这个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托儿间，反而成了她们的包袱。教育工会基层委员会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先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明确确定了领导责任，拟出了托儿间的管理章程。经过酝酿，召开了妈妈座谈会，又由校长、女工福利委员、妈妈和工会会员代表共同组成了托儿间管理委员会，管理托儿间的全部工作。并订出了各种管理制度，如：褓姆工作制度，“妈妈须知”和“值日员须知”等。值日员由管理委员会的七个委员轮流担任，任务是检查托儿间的清洁，儿童的饮食等，并随时对褓姆进行教育。由于认识了托儿间对整个学校的好处，管理委员会做到了认真负责，妈妈们对托儿间的事完全不操心了（如有一次卫生接种站派人给学生种牛痘，值日员马上领他们到托儿间去给孩子们种好了牛痘，妈妈们都还不知道）。因为生活有规律，孩子们也都长得好了。
托儿间建立和制度健全了以后，妈妈们都安心了，提高了工作热情。以前，妈妈们开会时要抱着孩子，准备课程、改卷子时也要抱着孩子，学习时也要抱着孩子；上课时虽不能抱孩子，却又放不下心。现在，除了喂奶的时间进托儿间以外，他们不再往那里跑了。从前有的妈妈不担任夜校课程，现在也开始教夜校的课了。
同时，妈妈们的学习加强了，也参加了社会活动。徐俊容老师以前老是抱着孩子看书，孩子一闹，啥也看不下去。现在，她说：“我一定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提高自己。”妈妈们参加校外活动，如听报告等，也方便了。
在建立和改进托儿间工作的过程中，妈妈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也提高了。在孩子刚进托儿间时，妈妈们彼此间的界限分得很清，草纸和肥皂都分开用，怕别人的孩子用多了，自己吃亏。但由于托儿间的工作不断改进，使她们认识到：用集体的方法解决问题，比个别地解决问题，要容易些、节约些。于是慢慢地减弱了她们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们的集体生活的习惯。
现在第十九小学的全部小孩都进了托儿间（除一个有结核病的以外）。有一个刚请产假的邱老师说：“托儿间真好，等一月产假满后，我一定把婴儿和两岁大的孩子一块送到托儿间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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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模范高贯斗
李桦 于学信作
十六、高贯斗不但一般地推动了大护驾庄农民的生产运动，而且引导农民走向合作经济的道路。一九四四年，他组织了织布合作社。原来从外面买回的布每匹需要六十斤小米，自己织的只要二十斤。农民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踊跃地参加合作社。
十七、一九四九年，高贯斗把原来分红的合作社改为供销合作社。最初有人说：“不图利，不分红，谁还加入呢？”共产党员们都入股了。合作社从区供销社买来的物品，照原价卖给社员们，每张席子比市价便宜四斤麦子。这样便提高了农民对合作社的认识，他们都愿意加入合作社了。
十八、今年一月间，高贯斗参加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的生产会议，听到政府号召组织土地合作社，回庄后便按照大家意见，把原有的互助组改组为土地合作社，组织群众进行副业生产，如制造麦芽糖、养猪积肥。这样不但改善了社员的生活，而且为今年的丰产打下基础。
十九、高贯斗和他的社员们看着他们亲手耕种的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一致表示要巩固现有的生产成绩，继续改进生产技术，保证丰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