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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遭受阻难事件的自我检讨
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卫逢祺
山西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为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奔跑了三个省份、二十七个机关，费去半年时间，到处遭受到官僚主义者的重重阻难。有关人员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程度和恶劣程度，已经十分惊人。我是造成张顺有事件的有关人员之一。张顺有两次来山西省人民政府要求解决路费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因此我的官僚主义错误及由此给党和政府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现在，就事件经过和我的错误事实检查如下：
今年一月十八日，张顺有拿着崞县人民检察署给山西省人民检察署及忻州专署给山西省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各一件，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他先到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找到助理员吴告成。吴告成觉得路费问题无法解决，就让张顺有到省人民政府解决。张顺有离开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找到人民检察署。检察署派人和省人民政府秘书处赵清泉秘书协商后，由省检察署写信，让崞县检察署处理；另外又给察哈尔省阳高县去信，询问处理反革命犯宋郁德的情况和给张顺有带手铐等问题。张顺有拿着检察署的信，又到省人民政府秘书处，由赵子玉秘书接见。接谈后又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名义给崞县人民政府写了封信，让查明情况报告省人民政府处理。张顺有到崞县后，崞县人民政府补助张顺有小米五十斤和人民币四万元。因为路费还不够，张顺有又给山西省人民政府来信请求解决这一问题。此信到省人民政府后，行文科当作一般的群众来信批到人民问事处办理。人民问事处因不了解情况，就给张顺有去信问这一问题原来是什么单位承办的。同时崞县人民政府也在二月九日来函请示路费开支问题，行文科又以检举反革命摘由送省人民法院办理。省人民法院又函询崞县人民政府。直到三月二十一日这封信才转到省人民检察署。在这以前，张顺有三月十二日二次来省人民政府，先到秘书处，由秘书干事郭景宏接见。除又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二次给崞县人民政府写信，让崞县认真办理外，并介绍张顺有去省人民检察署接谈。张顺有拿着信先到人民问事处（因问事处曾给他写过信）。问事处以为问题已有承办单位，而且秘书处已给崞县写了信，便不再过问。张顺有又到了省人民检察署，该署王修珍和张顺有接谈后即来找我。我当时并没有请王修珍详细谈谈全盘情况，即潦草简单地提出政府并无奖励金规定，且无此项开支，让王修珍回去动员张顺有：“他这种行为很好，现在反革命分子已经抓住，应回家好好生产。”至于结果如何，我再未过问。
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
第一，我不顾人民群众的切身疾苦，单纯地从政府没有这笔开支规定出发，拒绝了张顺有的解决路费问题的正当要求。作为一个革命的工作人员，这是完全脱离政治的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错误。由于我缺乏政治原则性和应有的群众观点，因而就不认识张顺有的行动表现了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号召的极其宝贵的革命热情。对此，人民政府完全应该采取爱护的态度，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鼓励。至于政府的法令和规定，乃是完全符合于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人民群众则是完全同意和拥护政府的法令和规定的，而自己又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在这里，政府的法令规定、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自己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而我却把它对立起来，忘掉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以为政府没有这个具体规定（实际上中央早已有明确的立功者受奖的原则规定）就可以漠视群众疾苦，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从而打击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割裂了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和党的联系群众的根本路线是完全违背的，也是完全违背了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原则的。
第二，我的错误的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对待群众问题缺乏严肃的负责精神。省人民检察署王修珍既来找我，一定是他们认为这件事是应当处理而自己又处理不了的。我应当以严肃的态度了解一下问题的全部情况，或者亲自接见张顺有，对问题加以周密调查和慎重考虑，给以正确处理。王修珍当时向我反映的情况虽不十分具体，但对张顺有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奔跑了察哈尔、绥远两省的事实是向我谈过的。对此我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特别是对各地机关拖延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没有表示正义的激愤，认为反革命分子既已被逮捕，就算完事了；而且又抓住张顺有不听政府多次劝说，自行奔跑于察哈尔、绥远之间，和政府没有这项奖金的规定等等，就简单潦草地提出了个人的错误的处理意见，把事情推诿过去。这说明我对待群众的问题是十分不严肃、不负责的。诚然，王修珍当时反映的情况，也多少有点差错，比如说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曾打死了张顺有的姐丈，现在证明是省人民检察署贾书林第一次接见张顺有时听错了的；但即使如此，也丝毫不能减弱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热情的可贵和我的错误的严重性，因为他的个人仇恨和全体人民的仇恨是完全一致的，没有每一个具体人民的仇恨，就没有全体人民的仇恨；而全体人民的觉悟程度，正是透过每一个人对反革命的仇恨而体现出来的。对此我没有深刻认识，因而觉得张顺有既然是个人仇恨，仇已报了，就算完事；政府没有奖金开支规定，只好动员他回家好好生产，根本不考虑其他。从这里看出自己的群众观点是如何的薄弱，政治水平是如何的低下。
第三，从省人民政府的几个有关单位来看，尤其是在我领导下的秘书处、人民问事处来看，也是存在着严重缺点的。张顺有的路费问题，秘书处自己无力解决，应当请示上级。但随便向下边推；而且对崞县随便把张顺有介绍到省人民政府、使张顺有跑来跑去、徒劳往返的错误没有提出正确批评。结果使下级政府感到上级政府不解决问题。秘书处行文科接到崞县人民政府请示公文（是请示张顺有的路费，应由何项款下开支），只看摘由是有关检举反革命问题的，根本不问一下原来是什么单位承办的，就送到法院去办理，这种敷衍塞责的态度，造成了公文旅行的恶果。而省人民法院接到请示公文后，明明知道原来不是自己承办的，却又不肯就近向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或省人民检察署等有关机关查询，即直接写信去问崞县人民政府，往返途次，使原请示公文，在法院积压了二十八天，才转到省人民检察署。直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派人来检查这一事件时才发现这件请示公文。人民问事处在接到张顺有的第一次由省回县、因为没有解决了路费问题又请求省人民政府解决的来信之后，也由于不了解这件事情原来是由那一单位承办的，连近在咫尺的秘书处也不去问，就直接给远在数百里以外的张顺有去信询问。张顺有二次来省人民政府，先到秘书处，秘书处又写信给崞县，推了下去。但人民问事处是看了秘书处的信件的，明知道那封信不能解决问题，也不积极提出意见。这也是缺乏对人民群众负责精神的表现，降低了人民问事处的作用。特别是对这样一件重大事情，几个有关部门都没有经过本部门负责首长，一直在下边推来推去。这些制度上的混乱，确实已经严重到极点。我是省人民政府的秘书长，负有省人民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系的责任，对这种混乱的制度，平时既不注意积极改进，又很少系统地进行过检查。秘书处又是我直接领导的部门，其所犯错误是和我的领导完全分不开的。因此所有上述各部门由于制度上的混乱所发生的问题，我应负重要责任。
第四，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的官僚主义的错误发生在雷厉风行的“三反”运动当中。官僚主义给党和国家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是我在运动中亲眼看见了的。我自己对官僚主义也是极其痛恨的。但对察哈尔、绥远两省某些机关在张顺有问题上所采取的那样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却没有引起自己应有的义愤和警惕。对山西省各机关在这个问题上所发生的同样错误，既未能及时发现，又没有尖锐地认识到。恰恰我自己就存在着这样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不自觉，这说明我对“三反”运动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在运动中我只注意到检查和反对了造成贪污浪费方面的官僚主义，而对因对群众不负责任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却熟视无睹。因此我所反对的官僚主义是片面的；我对自己的官僚主义的检查，是极不全面、极不深刻的。
我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其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主要是多少年来在政府工作中，满足于自己处理日常具体问题的零碎经验，不注意政治上的继续提高，因而政治上不够坚强敏锐，考虑问题常常是从政府的具体规定、制度出发，忽视了政治原则和群众要求。这种严重的保守主义思想，使自己在政治上成为短视的庸夫，终年忙碌，成绩微小，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就必然要犯严重错误，这在张顺有事件中暴露得极其明显，给予我的教训也极其深刻。
我是党培养了十五年的一个党员，党和人民又让我站在这样的一个领导岗位上，我应当兢兢业业，力求进步，作好党和人民的事业，以不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而现在所发生的这种错误，在像我这样一个比较负责的党员来讲，确是不能容忍的。以后将决心加强自己的政治理论学习，使自己以后不再犯这种原则错误。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山西省委以张顺有事件为起点，向一切恶劣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冲击的英明措施。我也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刻检查自己，以改进自己的工作，彻底肃清官僚主义，并作一个反官僚主义的前哨战士，向一切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最后我诚恳地向党提出，为了教育我本人和全党同志，使党的事业今后不再遭受官僚主义的损害，请求党给我以严厉的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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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几个美国“王牌军”俘虏
李蕤
在开城前线某地，一个开满各种野花的山村里，我和几个年青的同志们，去看几个刚刚从前线捉来的美国俘虏。
这几个美国俘虏，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这个师有一百七十五年的历史，号称“王牌军”。美国侵略者为了替拖延谈判增添本钱，特地把这张“王牌”从东线抽到开城前线，接替了李伪军陆一师的阵地。这几个俘虏，都是第五团的，他们的团长不断对他们说：“要保持陆一师的光荣，当俘虏是最耻辱的事。七团在东线被俘的太多了，我们五团被俘的还不多，至少要保住本团的光荣。”但是，他们的兵却保持不住，也无心保持这个“光荣”。
战斗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四月十六号夜晚，开城前线我志愿军某部的一个加强连，发动了对一九五高地守敌的奇袭。敌人的阵地，是有几道外围工事的，有铁丝网，照明雷和种种“近代化”的防御障碍物。但是，在我志愿军的迅速而集中的炮火轰击下，敌人的防御工事被摧毁了，我们的战士很快便突入阵地，把这一连守敌完全分割包围，打死打伤七八十人，这五个就被活捉过来。俘虏们说：“你们的动作太快了，我们听到枪声往连部跑，连部已经被包围了。”
这五个俘虏中，有两个是比较“顺当”地过来的。活捉他们的，是我们一个年纪才十八岁的新战士，他平常做梦也想立功见毛主席，这次就真正立了功。另外三个，被俘时拚命挣扎，不肯过来，战士们一发火，就像扛猪一样把他们抬下山来。事后问他们为什么不肯乖乖的过来，他们说：“第一，再差一天，就该轮换下去了。第二，我们是陆战队一师的，当俘虏太不光荣。第三，你们没有喊话。”我们的战士原都学过英语喊话的，但过去对面作战的是李伪军，喊李伪军投降的口号喊熟了，美海军陆战队一师是刚刚上来的，战士们冲锋的时候一紧张，忘记了喊英语的投降口号。俘虏们说：“你们要一喊话，我们就不那么害怕了。”
这五个俘虏兵，都是美国海军陆一师五团第一连的，第一个二十岁，西班牙籍的上等兵。第二个二十四岁，美国籍，曾在建筑工程的专科学校毕业，毕业后还没有找到职业，就被征入伍。第三个二十二岁，原来是一个土木建筑工人，被强迫征调入伍。另外还有两个是糊里糊涂的小孩子，一个十九岁，另一个十八岁。他们从东线下来的时候，都以为是要轮换回家的，但结果却被送到板门店的前线上来。他们在四月十日到达阵地，在阵地六天就做了俘虏。如果他们没有说谎的话，他们是在第一次战斗中就被活捉了，到战场的时间，还没有从美国来战场走路的时间长。
谈到美海军陆一师的新老兵的比例的时候，他们说：“补充的新兵很多。我们的一排里，老兵只有六七个。我们的班里，只有班长一个是老兵。按原来的规定，新兵是到东京训练一个时期才到前线的，但是我们在东京只停了四个钟头，就开到前线来了。”
谈到他们军官和士兵的关系时，那个十九岁的说：“我们好像机器一样，叫我们做什么就得做什么，长官从来不和我们商量事情，也不许我们问事情的道理。不说再大的头儿吧，就是排长，连我们的名字也不记得。生活真无味极了。尤其是夜里在前沿站岗放哨，实在太怕人。我们大家都讨厌这个战争，我们只盼望三件事：盼望停战谈判成功，盼望轮换回家，或者轮换到后方休息，还有，晚上盼望天快些亮。……”
那个年纪最轻的，在被俘时眼睛受了伤，过来后，我们的医务人员替他医治了几天，他的眼睛已经微微通明，他为这感动得流了三次眼泪。他说：“我的手今年冬天冻坏了，几乎烂掉，谁也不替我治一治，或问过我一声。我是你们的敌人，被俘后你们反而这样替我治眼睛。我是个糊涂虫，如果将来能回去，一辈子也不再到朝鲜来送死了。”我们问他，那边朝鲜的老百姓对他们怎么样，他闭着眼睛，说：“朝鲜老百姓都恨我们。我们一到，老百姓都跑光了。那是当然的，我们美国兵对他们太坏了。”
接着，我们问他们：“你们在班里面，常常谈些什么？什么事对你们最有兴趣？”他们毫不思索地回答道：“我们谈得最多的，最感到兴趣的是回家，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一说到回家，大家就凑到
一块了。”
这个问题，就在被俘以后，显然对他们还是最有兴趣的。那个工人出身的俘虏说：“我不愿到朝鲜来作战。我找不出我们来朝鲜干涉朝鲜人事情的理由。我们谁也找不出它的理由来。因此我很怕死。我想：为什么要死在这里呢？我家里有十一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盼望我回去。我们士兵们都希望停战谈判成功，……”这时，那个二十四岁的专科学生说：“回家，真是我们最喜欢谈的题目了。前些时，我们的排长和我们大家打赌，他说四月一号停战谈判准可以签字，他情愿以一百块美金和我们大家打赌。我们大家都是希望谈判成功的，想着，如果真能成功，大家情愿输给排长一百块美金，如果不成功呢，可以赢排长一百美元。结果，排长输了。他很懊恼，我们也没有人高兴。我们是情愿输给他的。”
这样就谈到了拖延谈判的责任，谈到交换俘虏的原则。那个工人出身的说：“反正，我们美国的人民，都是希望结束这个不干净的战争的，我们兵士也一样，而且越快越好。停战了全部释放俘虏，那更是天公地道的。这可不是我们当了俘虏才这样说。可是，那些‘大肚子’们，他们另有心思呀，他们那里是真想停战呢？”那个在板门店会场区做过守卫人员的，他愤愤地说：“我知道的最清楚，他们一会轰炸中立区，一会扫射会场，没办法了再谈，也是尽量的拖，有些日子每天只开三十秒钟的会。他们要有一分诚意，我也不会做俘虏了。”他脱下他的眼镜，重重叹一口气。
这时候，另一个俘虏翻翻眼睛，坦率地说：“他们爱怎样拖就怎样拖吧，反正我已经成了俘虏了。没有当俘虏的时候，我当然不愿当俘虏，我盼望停战谈判，盼望轮换期限快到。可是轮换期限到了也没有用呀，到了轮换期还是不叫走。谈判又没指望，当了俘虏也还是不错的。要不，谁知道那一夜不会忽然被打死呢？……”我望望其他的几个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表情。显然他们是都同意这样的说法的。
此外，还谈了许多事情。他们的思想很复杂，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像那个工人出身的俘虏，经过我们的初步教育，他知道美国侵朝的战争是不义的。他明白美国今天的政府不是代表人民的政府。他说，今年大选如果要他投票，他不投杜鲁门，也不投艾森豪威尔或杜威，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家的看门狗。他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美国人民要起来进行斗争，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再让这些人来摆布，但他不知道走什么路。又如那个受过十三年“教育”的专科学生，他只知道如果不来打仗，他可以有一个赚钱的职业。他是五个人中最反动的。还有一个只想赶快写一封信给家里的人，说他还没有死。那个十八岁的，只想怎样早日回去结婚。五个人有五种思想，但，有一点却是他们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知道他们参加的战争是不得人心的，他们找不出为什么要来作战的理由。他们都觉得他们一定会失败，丝毫没有胜利的信心。他们一致希望他们早早停战，各自回家。如果不能，就宁愿做俘虏。
这些“兵”，和个个义愤填胸，个个如龙如虎，个个充满胜利信心的中朝人民战士比较起来，正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对照。
这五个俘虏，并不是特殊的，他们就是美国侵略军“士气”的代表。如果说特殊的话，那么就是：他们是鼎鼎大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师的，是美国的“王牌军”，而且，据俘虏们自己说，他们五团是“最好的”一个团，他们这一连又是五团中“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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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农家的悲喜剧
林钢
在旧社会里，封建的婚姻制度，像条锁链，锁着妇女。河南鲁山县瀼河街有个媳妇，名叫暴同花。无论地里活，家里活，都做得漂漂亮亮；街坊邻居都夸奖她利亮，可是在家里她却是奴隶。
暴同花今年三十五岁，二十岁过的门，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同花过门来才知道男人有病：流鼻血，前后流了十年，黄巴脸子，劳动也不很好。嘴上不敢说，心里可不愿意，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婆婆和丈夫决心用压迫手段来制服媳妇。她家有六口人：公公、婆婆、丈夫、两个小姑和她。这个中农家庭有着一套封建秩序。婆婆心恶，几里地以内都知道。她成天找媳妇的错，饭稠啦，汤稀啦，费粮啦，费线啦……媳妇串门子，说她“扯风”（不规矩），走娘家时，拿的包袱大了，说是“鬼捣”
（偷）东西。凡是能够想到的恶毒话和侮辱妇女的字眼，都用来咒骂媳妇。两个女儿帮着娘折磨嫂子。公公是个只管劳动，百事不问的人。丈夫名叫张同廷，打起老婆来真狠。隔不了十天半月，铁锨、扁担、杆杖……拿起来就打老婆。暴同花常被打得顺头流血。黑夜闩住门打；白天，婆母站住门，不叫人拉。婆婆对儿子说：“媳妇是墙上的泥皮，揭了旧的换新的。”暴同花曾经用尽方法来取得婆婆和丈夫的欢心，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凡事都严严谨谨，可是这种努力都白费了。也想逃跑过，可是怕丢娘家的人，没敢。做了一年媳妇，消磨尽了求生的念头。过门第二年，自己关在磨房里上过吊，邻居破门救活了她。以后她衣袋里没有断过大烟。又过了两年，暴同花生了一个男孩子，这才算打消了寻死的念头，以后的日子她是为儿子活着的。
儿子取名官印，长到十岁，做父亲的没有抱过一回，也从来没有管过孩子的穿戴。孩子四岁那年，家里种了二亩棉花。从种花到收花，暴同花参加了许多主要劳动。花摘回来，婆婆把好的拣拣，挑了一斤十三两坏的给她。暴同花心里很不痛快，就自己拣了二斤好花，想轧轧给官印换身袄裤。这事叫婆婆知道了，先吩咐儿子打了一顿，第二天又亲自逼她拿出花来。暴同花说：“官印长这么大，没穿过你一寸布。种这花俺忙了一秋，就不应份穿点？”媳妇敢反抗，那还了得！恶婆婆六七年来折磨媳妇用的是嘴，这回动了手。她举起凳子满院转，追着打媳妇；两个闺女也帮着打，大闺女把手里端的碗，连汤带饭往嫂子头上摔。暴同花躲到同院六嫂家里，娘儿三个把人家的门拥倒追了进去。经过这一次打闹，婆媳俩再也不能在一起过了，把舅舅请来分了家。
分开家，暴同花心里想：“两口子过，可不会生气了吧！”她想错了。婆婆的威严仍旧压在她的头上。丈夫待她也和从前一样，吃不到嘴里也打，穿不到身上又打。张嘴“休你”，合嘴“卖你”。暴同花心里害怕，整天流泪，脸哭得焦毛黄。他们家的地，原来就像沙滩一样，夫妻感情不好，自然都没劲好好生产，连粪也不上，草长得和玉米一样高。
鲁山解放了，暴同花翻了身。她当选为县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上县里开过会，上区里开过会。婆婆背地里骂她“疯障”，她不管；她工作积极，妇女们拥护她。只不过她以为自己“和男人没缘法，永世过不成了”。又想：“现在女人家自己劳动也能过活，为啥黑地白日跟着他挨打受气呢？”就在张同禄当农会主席的时候，她和丈夫分了家。从此，男的不管女的一两盐、不给挑一担水；女的也不给男的做一双鞋、缝一针线。
官印跟娘，娘儿两个分得二亩六分地。暴同花细心地安排着自己的日子。二亩地种主要粮食，其他种点棉花、红薯等。她想，年长日久种地，光央求人家也不是办法，所以除掉犁地，耩地，耙地以外，其余割麦，锄草，砍玉米，翻红薯秧，场上打打扬扬，都自己动手。可是地太薄，打的粮食不够吃；后来便出租了一部分，自己搞副业生产。鸡叫就起床，夜里纺花、织布、纳鞋底，一直到半夜。这样，生活就顾住了。一九四九年做卖鞋换了个小猪娃，又喂起猪来。喂这口猪可不容易啦，买不起糠，她独个上四外捞水蜉，捞渣草，搓豆沫，拾瓜皮。东街没喂猪的人家，她挨门挨户去要涮锅水。自己赶猪放圈（猪交配）。半年，猪长大了，第一窝见了十三个小猪娃。暴同花留了一个肉猪，其余换了一石多粮食。以后每年生两窝猪娃，可换三四石粮食，生活就更加好起来。
在新社会里，暴同花依靠自个劳动生产，生活由贫困过到富足；加上她积极参加村里的工作，改变了自己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地位。鲁山解放以后，家里人的思想，也都有了进步。两个小姑大的出嫁了，小的参加了工作，都在城里住。毛主席把她们教育得懂道理了，回来劝娘要好好待媳妇，也上嫂子家坐坐。公公婆婆常参加会，也懂得了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是啥世道。婆婆虽说还是看不惯媳妇，可是再也不敢骂街了。丈夫的病，吃了千把个鸡蛋、五斤糖，也已不常发了；劳动比以前强多了；前年麦季里，他又在村里当了民兵。这个中农家庭的封建秩序已经瓦解了。只不过婆媳和夫妻之间，还是不和睦，“反贴门神不对脸”，谁见了谁都不说一句话。
前年五月，毛主席颁布了婚姻法。瀼河街上住着区的机关，宣传工作做得很好。张同廷在民兵队上，暴同花是代表，两人也向群众宣传婚姻法。可是一讲到第八条，就触着他俩的心事了。第八条的条文是：“夫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
张同廷这二年思想天天在进步，对妇女的态度，也大有转变。他自从和老婆分开住，常想到老婆的好处，后悔当初不该虐待她。两个妹子出了门，自己穿也穿不上了，身上的袄穿了二年，没拆过，胳膊肘已经稀巴烂。娘常走闺女家，留他爷儿俩，没人做饭，切个面条比筷子还粗；做饭弄菜，也不知道稀稠，也不知道生熟、咸淡。婚姻法叫家庭和睦，他听了最对脾胃。
暴同花如今吃的穿的都不愁了；可是自个过日子，总也有困难。比方耩地、犁地都得央求人。公婆老了，也得有人照管。再说，解放以来，特别是从她独立生活以来，婆婆和丈夫对她的态度显然有了转变。婆婆包了饺子，总端两碗过来。她还常听人说，婆婆和丈夫背地里夸奖媳妇。从大处说，暴同花因为从小受苦受罪，解放以后才翻了身，她是最领谢毛主席的恩情了，毛主席号召干啥，她总是领头干。她说：“如今毛主席号召家庭和睦，俺能不听？”
锄秋的时候，大约是婚姻法颁布后的个把月，有
一天，官印在地里做活。张同廷打地头走过，见了，站下说：
“官印，我给你锄地吧！”
官印年纪不大，却很懂事。这些日子他也常听人宣传婚姻法。他向着这个生了他而不曾养育过他的爸爸，呆望了一会，说：
“锄吧，晌午叫娘给你烙油馍！”
晌午回去他告诉了娘。娘叫他晚上领爸爸回来吃饭。傍黑，张同廷跟着官印来了。走到门口，暴同花正在打水。张同廷望着井上的辘轳说：“今天给你锄地，来吃你的饭了。”暴同花把第二桶水提到井口说：“上屋里坐吧！”她准备了油馍，还做了菜。吃罢饭，张同廷吸袋烟，就走了。第二天又是那样。第三天还是那样。第四天吃罢饭，张同廷又坐在小凳上吸烟。暴同花涮锅，洗碗，又喂了猪，天已经很黑了。张同廷还坐在那里抽着烟。暴同花问：“今黑在那里住？”张同廷说：“我不走了！”
从那一天以后，已经过了一年多，两口子越过越和美。地里有人，家里也有人。秋麦两季，男女一齐上地干活，扬场放滚，男的领着做，女的搭把手。赶猪放圈的活已经移交给男的。暴同花真能干，地里活有人做了，她织布纺花赚的钱够全家穿戴。一家子冬天棉的，夏天单的，全凭自己做。男的现在待女的比起从前来真可说是好多了：女的要做卖鞋，男的就种半分麻；女的急着开会去，男的说：“我来涮锅。”张同廷是识字的人，去年冬天动员暴同花上冬学：“冬学里还有抱孩子的呢，你也去报名吧。”暴同花说：“等牙痛好了，俺自会去的。”家里有事，都事先商量。官印成了娇儿，夫妻俩商量着攒点钱，等官印在完全小学毕了业，就把他送到城里上中学。婆婆也特别心疼官印。婆婆如今也晓得媳妇是她的媳妇了。暴同花也尊敬公婆，老人家有个头痛脑热，热汤热饭端到跟前。去年冬天，婚姻法执行情况中央检查组到鲁山那几天，区里的干部和乡妇联的干部帮助他们开了个家庭会议，决定全家合在一堆了。家庭会议上订了计划，准备把十来亩沙盘薄地变成肥田，等这窝猪下来，又可换二石多玉米，到时再喂头驴。住房多年没修理了，今年要好好修理一下。两口子现在是有逗有笑。我去访问的那一天，张同廷说：“官印他娘，有人说婚姻法是离婚法，今儿县上林同志在，咱也打离婚吧？”暴同花说：“婚姻法二十七条，你光记这一条！不是毛主席的婚姻法，俺一家五口零散着过，越过越不成人家了。”
暴同花二十年前生了官印，现在又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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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中央民族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通讯组
中央民族学院成立迄今已经一年了。当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这个学院成立的时候，还只有军政干部训练班和语文系的藏文组，而且带有试办的性质。现在，学校比初成立时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军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已经毕业；语文系增加了七种民族语言；研究部和民族文工团都已建立起来；合并了蒙藏学校为附属中学。最近将开办政治系，着手加强研究部和文工团，并准备扩充校舍。在这一年中，有三十四个民族的学生聚集在这里，愉快地学习。
政务院所规定的中央民族学院的任务是：一、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以及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培养高级和中级的干部。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扬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三、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编辑和翻译工作。
这些任务是重大而迫切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根本消灭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团结，建立起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鼓舞下，普遍提出了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要求。少数民族干部的需要随之日见迫切。普遍地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已成为推行一切民族工作的中心环节。中央民族学院为了担负起自己的光荣任务，只经过短期的筹备，便在缺乏教师、缺乏设备和缺乏工作经验的条件下，匆匆开学了。但是，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学生的热情，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获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
军政干部训练班有短期政治训练班的性质，学生毕业以后就要回到本民族地区参加工作。因此，这个训练班的任务是在短期间内培养和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祖国观念，同时使他们了解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并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训练班规定了九种必修课程：中国简史，中国情况，民族政策及民族问题，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社会发展史，革命人生观和时事政治。讲课内容，主要是介绍伟大祖国各方面的情况和革命斗争的历史；讲解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同时要说明一个革命工作者应具有的立场、观点、道德、品质及如何修养的问题。
由于民族学院学生情况特殊，教学方法也和一般学校略有区别。各少数民族学生来北京学习，其迫切愿望之一是要见到中央首长。因此，请中央负责同志和学生见面并给学生做报告，对学生的鼓励最大，也最能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在讲课时，采用先讲情况、历史，后讲基础知识和政策，从具体到抽象，从现状到历史的讲法，最适合于学生的要求，也容易生效。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相结合，也是非常必要的。这里首要的是使学生认真参加重要的政治运动。例如学生参加了抗美援朝和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就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认识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各民族、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一切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因而，全体学生踊跃地参加了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并在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了名。又如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审干、“三反”等运动，不但划清了敌我界限，认识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而且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此外，中央民族学院还组织学生参观、游览和参加各纪念节日的活动。参观了机耕农场后，很多学生说：“将来我们民族也要建设这样的农场。”参观了在天津举行的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学生们说：“我们祖国什么都有，真伟大，什么帝国主义都不怕。”参观工厂时说：“现在才看到工人兄弟们真进步，进一步明白了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的道理。”
由于学生的民族语言的隔阂和文化水平的不齐，在教学上有很多困难。因此，必须由辅导员根据学生的特殊情况，采取各种方式和各民族的语言复讲各课。同时，在教员还不能用各民族语言讲课时，加强同民族学生间的互助，是非常必要的。中央民族学院采用了这些办法，解决了教学上的不少困难。
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学生经过八个月的学习，爱国主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获得了一定的基本政治常识。他们亲身感觉到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正确，加强了民族平等团结的信心，激发了求进步的勇气和决心。现在第一期学生已经毕业，回到本民族地区参加工作了。他们经常写信回院，报告他们家乡的各种令人鼓舞的情况、自己对工作的信心以及对毛主席和人民首都的怀念心情。
为培养能兼通汉族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的干部，以担任翻译、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语文系。去年六月招收高中毕业以上的志愿作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学生三十四名，首先成立了语文系的藏语组，学习藏语藏文。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的协助下，这个组的学习已取得相当成绩。
藏族是有文字的，而且是拼音文字。但因原有字母并不表达一定的发音和声调，而且用这些字母写成的文字和普通语言有很大距离，所以初学藏语的学生如果从藏文入手，就有很大困难。为了学习方便，中央民族学院采用了一套记音符号作为学习语言的工具。这套符号在表达拉萨藏语时，发音上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的正确性，声调上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正确性。
藏语组的教学过程，在过去一年中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掌握学习语言工具的记音符号及学会简单会话。学习记音符号的目的是练习正确的发音，并能把听到的话按音调记录下来。学生在初步认识音符后，就结合生活中的简单会话，反复练习，达到能准确地发音和记音。
二、锻炼听和说的能力使之熟练。在这个阶段中，教员在课堂上讲故事，在课堂外多和学生谈话，进一步组织学生相互间用藏语交谈。
三、学习藏文。这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学藏文字母，用藏文字母来拼写藏语，这种拼写出来的藏语，相当于汉文中的白话文。第二步，由浅入深，学习现在西藏通行的“文言”和经典。现在藏语组已能选读浅近的通行文言。
从音调到会话、从语言到文字、从“写话”到“文言”的正确学习方法，加上学生们政治觉悟较高，能把学习当成政治任务，并热爱藏族人民，所以学习成绩较大。
从藏语组取得初步经验后，语文系就开始筹备成立维吾尔、苗、彝、纳喜、僮、仲家（布伊）、瑶等七种语言组。除维吾尔语文外，其余都需要先定出记音符号，然后才能进行学习。在筹备期间，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帮助，依各族方言，编定了记音符号和试用课本，共十三种。为了培养教员，从军政干部训练班中选调了各族学生，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他们学会新符号，并参加编定课本。这些培养中的教员，受着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的鼓舞，日以继夜地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努力学习，终于按计划完成了任务。今年二月，这七种（十三组）民族语言组开始上课了。
学习这七种民族语言的学生是从各大学调来的，共六十五名，主要是汉族。他们到校后，先经过政治学习，从思想上重视了他们的任务。学习方法上又有藏语组的经验，所以进步较快。经过四个月的学习，大部分已经能用所学的民族语言作简单会话。西南各民族参观团到中央民族学院参观时，学生们都用各民族的语言和他们谈话。
中央民族学院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家庭。过去一年中，已经有三十四个民族的学生聚在一堂。这里反映了各民族人民间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中央民族学院不但要培养能执行民族政策的干部，而且本身就是民族政策的具体实践。因此，学校的一切设施，都必须从民族政策出发。
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信奉伊斯兰教的学生，宿舍里有他们的专用房间，以便于日常的礼拜，并可以每周去清真寺礼拜。他们的饮食习惯和其他民族不同，所以设有专用的食堂；“把斋”时也得到特殊的照顾。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节日，学校就帮助他们分别组织自己民族形式的过节活动，并欢迎其他民族的学生参加。学生们可以自由穿着他们民族的服装。学校除供给普通制服外，并备有民族服装。学生们反映：“毛主席对我们比亲生父母更体贴。”
学生们的文娱活动，也尽量发扬他们的民族特点。在课后，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跳着各种民族舞蹈，唱着各种民族歌曲。而且经过你教我、我教你、各民族学生间互相学习，更加强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他们回到家乡后，也就会把各民族优秀的艺术带回去。
学生们最感兴趣的，是和各学校的学生、各工厂的工人们联欢。这种联欢会经常举行，他们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到天津参观时，南开大学的学生们把自己的床让给他们睡，把饭让给他们先吃。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回来以后说：“大家庭真是温暖。以前谁看得起我们！现在毛主席教育了大家，我们比亲兄弟还亲热。”
由于中央民族学院体现了民族的平等、团结的精神，因而少数民族来京参观的代表们说：“这是我们的家。”各地少数民族都关心它，希望它更快地成长，从这里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为他们服务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