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大力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
第四野战军已基本扫清文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自大力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以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基本上扫清了文盲。现在广大的干部、战士一般都能阅读部队出版的“战士生活”、“战斗员”等杂志报刊，有一大部分同志已经能写几百字的短文了。第十期“战斗员”报上面有近一半的稿子是战士自己写的，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在连队中，像“战斗员”这样的通俗报纸已成为干部和战士们最爱好的读物了。整个部队的学习面貌已为之焕然一新。过去我们需要几年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我们在两个月内就解决了。这是我们部队文化教育建设上的一大胜利，给部队打下了走向现代化国防军的基础。从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看到人民的战士不但勤劳、勇敢，而且聪明。我们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什么样困难都能克服。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非常重视速成识字法的创造。远在去年四月，即聘请祁建华来作示范教学，介绍经验；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并派专人协助总结经验。结果证明：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是迅速消灭文盲的好方法，无论干部、战士、青年或老年，南方人和北方人，经集中教学后，都获得良好的成绩。第四野战军在有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后，即于本年度在全军推广。该部领导机关先召集了全军文化教员代表会议，广泛介绍速成识字教学经验，有计划地训练了教员，并作了实地观摩。
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吧：某师的速成识字教育，是从今年一月五日开始的，到三月七日结束（按进度是三月十五日结束），共经过了二百七十八点五小时的学习（实际突击生字占去七十六点五小时）。根据测验的结果：全师学员巩固单字的成绩总平均为二千三百五十一个字，其中个人成绩达二千三百字以上者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最差的是两千字，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八。某师在今年一月五日开始用速成识字法进行教学，二月底进行了
一次测验，结果是：第一教学班平均每人识二千一百二十八个字，能巩固的字占百分之八十九；第二教学班平均每人识二千三百零六个字，能巩固的占百分之九十六点七；第三教学班平均每人识二千三百五十三字，能巩固的占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第四教学班平均每人识二千三百七十六个字，能巩固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但这里应该加以说明，这次测验离速成识字教学结束时间还有十五天，预计到结束时，全师学员能巩固两千个以上的单字。
干部和战士都用打冲锋的精神来进行学习。有的因为念拼音字母把嘴都念肿了，但他们还是坚持着直到念会为止。为了白天的学习，他们宁愿在夜晚值勤；有的睡在被窝里的时候还偷偷地用小手电照着认字；或者用手指在自己的身体上来回地划着；有的战士甩掉了烟袋，节省下津贴费去买钢笔、字典……。大批的学习英雄涌现出来了。
雇农出身的战士庞金满同志，是某部的侦察员。他从一九四八年参军以来，在几年的艰苦战斗生活中，深深地体会了没有文化的困难。上级提出了用速成识字法来完成扫清部队中文盲的任务后，他马上响应了这个号召。他希望从第一个字开始学起，很快地把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当一个文武双全的现代化国防军战士。因为他有了这样正确的思想基础，才能积极地进行学习。他上课时用心听，下课后勤复习，他把每天学得的生字，剪成纸块放在一个裤袋里；不会的放在另一个裤袋里，抓紧每一个空隙时间随时进行复习，直到全部学会了为止。由于苦学苦练，他创造了三十个小时学会二千一百二十八个生字的纪录。
像庞金满同志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我们可以在连队中大量地发现这样的人物。如某部四中队战士鹿世元同志，参军前是个矿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但他在五天的学习中认识了一千八百个生字，而且能拿起通俗的书报来念了。以前鹿世元同志经常对别人说：“现在全国大陆都解放了，咱没有文化，将来怎么当好一个现代化国防军的战士呀！”部队开始速成识字教育以后，他就投入了学习运动。但鹿世元在学习中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学习的第一天，鹿世元虽然把三十七个注音符号都记会了，可是有几个字音咬不准，舌头总绕不过弯来，因此使他急得满头大汗。但他想到：“我是为谁学习呢？还不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以前我为祖国为人民曾经越过了像十万大山那样高的山，渡过了像琼州海峡那样深的海水，难道生字就能把我绊住吗？”于是他鼓起了勇气，胜利地突破了这一关。到第五天，他就突击完了一千八百个字的单字本；晚上，他拿起了部队的小学国语第三册课本，从头念到尾。在书上他亲眼看到了斯大林、毛泽东的名字，读到中国人民热爱领袖的故事——这些事他过去不知讲过和听过多少遍了，可是总没有这一次亲切。鹿世元兴奋得一晚上没有很好地睡觉。
经过了速成识字教育以后，某些人的“工农出身的人脑子笨；年纪大记忆力差，学不好！”的错误观点被纠正过来了。事实上只要领导方面重视，多想办法，耐心地给干部和战士以帮助，他们同样可以学得快，学得好。
譬如，某部班长徐殿生同志，今年三十七岁了。开始学习时，他的记忆力确比一般青年人差些，但从他过去的战斗经历来看，他是个英勇、机智的人——他是全中队有名的孤胆英雄，曾经俘掳过很多敌人，立过大功。速成识字教育开始时，教员没有很好地了解他的接受程度，而把他当作一般人看待，主观地要求他赶进度。他还没有学好注音符号，就转入了突击生字，几乎每天都要突击上一二百字。学习时他总是急得满头大汗，跟着别人赶。结果学了新的忘了旧的，气得他时常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认为自己“笨”，没有办法。他看到别人都飞快地前进了，他心里十分难受。他想：“自己是个党员，又是个班长，过去在战斗和工作中都没有落后过，难道在文化学习上就会掉队吗？”他不相信自己会这样。他又想到志愿军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精神，他的勇气就来了。检查工作的同志便鼓励他，指出他学习不好的原因不是心笨，而是学习的方法不对头。后来就把他和其他几个“掉了队”的同志集合起来，从新学习。开始时讲得少，让他多多复习；并耐心地加以指导，打开他脑子里的“窍门”。第一天，徐殿生把学的生字用纸片剪成三十个小方块，进行“各个突破”，到晚上，三十个字已记得烂熟了。第二天学了七十个字，他记住了五十个。以后，他便一天比一天进步了，几天中就学会了四百多字。从此，中队里再也没谁说他笨了，他自己也放下了“笨”的包袱。徐殿生同志的例子，说明了成年人的记忆力并不差。他们具有着“理解力强”的优点，只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这一优点，他们同样能学得很好。
部队的文化教员由于确立了“为兵服务”的观点，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全心全意为提高部队文化水平而努力。许多教员作教案时，总是把教案拿到班里去做，随时征求战士的意见，满足战士的需要；学习战士的语汇，时刻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启发战士们的智慧。他们都说：“教了战士，同时也向战士们学了不少东西，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速成识字教育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我党我军一贯地重视文化教育。去年末，全军举行了第一届文教代表会，布置了速成识字教育工作。各级部队又专门召开了多次的会议，进行思想动员，制订教学计划，并做好了必要的物质准备。而部队的政治工作则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
为了进一步开展部队的文化教育工作，全体指战员正动员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完成提高部队文化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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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怵目惊心的罪证
——记中国协和医学院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展览会
本报记者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慈善事业”、办“教育事业”的勾当，早被我们揭穿了。中国协和医学院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展览会又提供了许多怵目惊心的罪证，具体说明了美国的“煤油大王”为什么要在北京办协和医学校，以及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个医学校干了些什么勾当。这虽然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长期文化侵略的罪证的一小部分，但也足以表现出它的人面兽心的原形了。
一、美国“煤油大王”创办“协和”的动机和目的
陈列在展览会上的许多档案，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者创办协和的动机和目的。美国的“煤油大王”洛克斐勒曾在一九○八年、一九一一年、一九一四年先后派“考察团”到中国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洛克斐勒并在一九一四年一月间召开了一次“中国问题座谈会”，出席者都是“中国通”，如北洋大学的创办人丁尼和后来担任过“协和”校长的顾林等。他们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物，有百分之六十二都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留过学，不必付出很大代价，便能聪明地使他们很好地工作。”同年考察团根据在中国考察的结果，断定“由于中国人民容受力之大，可能有无限的利益和有用的结果，应竭力推荐洛克斐勒基金委员会打入中国市场。”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容受力”大，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物”又那么易于驾御，所以洛克斐勒本人也认为这是“空前未有的好机会”。同时为了跟其他帝国主义竞争，他认为也必须抓紧这个机会，而“所谓竞争，就是竞相从中国政府得到利益，但在给予中国政府的好处上，并没有任何竞争。”这些纪录，把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五脏六腑，都反映出来了。
问题在于如何进行侵略。对于这个问题，一九一四年“中国问题座谈会”的纪录回答道：“卫生工作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工作，不管政权如何改变，它仍使所有的人感到兴趣。”一九四六年洛克斐勒基金委员会考察团的报告也说：“我们选择任何计划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它能起什么影响……在中国办事业（？）成功与否，和慈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办工业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我们相信最聪明、最便宜的是集中办医。”
“办医”固然是一种“慈善事业”，但一定要跟另一种“慈善事业”——“办学”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青中国人，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这方面的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收获。”“中国问题座谈会”上，也有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说：“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是训练出一些中国的领导人物，他们将做些我们所愿意他们做到的事情。”“对中国在教育方面友谊的顾问与监督，比金钱的帮助更有益，这对于改善中美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协和”前校长顾林在给南京伪卫生署美籍顾问兰安生（大特务）的信中说得更露骨了：“我相信用一百万美元来支持各大学，对蒋政权来说，比用二百万美元来维持军队，更有力量，因为军队可以随时叛变，至于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会更加驯服可靠。”
在如何培养“可靠”人士这一问题上，美帝国主义者的算盘是打得很周到的。“中国问题座谈会”记录中说：中国“有些保守派的人，还是有自尊心的……所以仍应保持旧的考试方法，这样他们就不反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控制。”他们说中国还有一些人士“反对旧的学者的统治”，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对这些人“最好是用经济的方法，发给规章不严格的奖金。这样经过一个时期，渐渐地中国人就不得不符合于基金委员会的要求，同时他们又可以对保守派说：‘我们与外国没有什么盟约。’”你看，这是何等恶毒的阴谋！创办“协和”，便是实施这种阴谋的手段之一。
二、“办医”罪行录
“协和”的“事业”是美国“煤油大王”在中国办医、办学的双重“慈善事业”，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业”的内幕吧。
展览会上陈列着许多惊心动魄的图片和文字纪录，说明了“办医”方面的“业绩”。金碧辉煌的协和医院的大门，原是专为革履西装的“高等华人”开的，但院内居然也有收容中国劳动人民的“三等病房”，据说这里的病人还是“免费治疗”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一纸三等病房病人的“入院规则”：“病人住院治疗，附有条件，即须愿被合理地用作教学目的。病人必须愿受一切检验……如不愿合作，可出院。”无数惨无人道的血腥罪行，便在这个“规则”背后发生了。
美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割取病人身上某一部分做标本，或为了进行某项药物的试验，就把病人活活弄死。一粒花生米塞在张琪玖的气管里，只要用钳子把它夹出来就得了。但耳鼻喉科大夫斯莱克需要孩子肺部做标本，便故意用橡皮管乱通这个不满一周岁的孩子的气管，使他立刻窒息而死。回归热可以用“六○六”作有效的治疗，但在回归热患者田玉山的病历上却写着：“此人不予‘六○六’治疗，因需留给梅伦纳大夫研究用。”脑系科帝国主义分子雷曼为了观察脑子的变化，故意在精神病患者董小永和吴轩秋的脑部进行致死量的放射线照射。他的溃烂的大脑被作成了标本，它跟雷曼的论文一同陈列在展览会上。仅据档案所提供的材料，这个雷曼一九三六年在六十九个中国人（四十九个精神病患者和二十个健康的人力车工人）身上作过抽风药（卡的阿错）的实验，人力车工人是用每注射一次得两元美金的代价诱骗来的。当被注射者受着剧烈抽风、几乎停止呼吸的痛苦时，雷曼还说“不要紧，我负责。”最近从仓库里找出来的电影短片（据说因为照得不好，没有被带走），活生生地表现了这种实验的惨酷景象。两个被害人都很强壮，赤条条地在病床上抽搐着，急喘着。据目睹这种惨状的工友莫福绵说，抽风的人痛苦得把病床上的铁条都弄弯了，被汗水湿透了的褥子，可以拧出水来。
在这个展览会上，我们还看到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人身上进行细菌实验的罪行。内科教授梅伦纳和公共卫生科大夫蓝杜亚为了作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的试验，竟强迫孤儿院的孤儿和其他穷苦人民喂养虱子，用装满虱子的纸匣子绑在他们的手臂上，每次达十二小时之久。该院工人明乐斌，由于多次喂养虱子的结果，在四个月里生了三次回归热。展览会上的讲解员连清奎，是该院洗衣房工人，他曾亲受毒害，当场控诉了那些衣冠禽兽的罪行。“皮肤花柳科专家”裴尔斯，曾在非洲大批黑人身上作过锥虫病试验，到“协和”后，又用活的梅毒螺旋体接种在病人身上，进行“免疫试验”。一张下疳病患者的照片，就是这种试验的罪证。
为便于“实验”起见，刽子手们还特别设立了三个所谓“调养院”，每个经常住着二十个左右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有的死了，又补充了新的。展览会的讲解员莫福绵说：“不要提调养院了。我们过去给那里的人送饭，叫做喂剖料。”剖料就是解剖的材料。我们看到该院教授窦威廉曾在美国“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介绍了美国人怎样利用当时中国的饥荒，雇用了两万穷苦人民做试验品的情况。他说：“我们用老鼠作试验，还没有那么多。”
旧中国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帝国主义所享受的“治外法权”，是这一切血腥罪行的护符。一九三三年瘤系科司皮斯治死了病人李特成，家属提出控诉，就被“治外法权”挡回去了。华尔街的“慈善”家们，不知道欠我们中国人民多少血债！
三、“办学”罪行录
为要从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上抹去这笔血债，美帝国主义者就在“办学”方面下功夫，进行其奴化教育，培养崇美恐美思想。他们以所谓“国际标准”、“美国博士”等为饵，引诱“驯服可靠”的中国人来充当他们的“教育”对象。他们首先用英文代替中文，以摧残中国青年的民族意识。我们在展览会上看到这样的成文“规则”：“学生入学考试时，中文程度如不合标准，可用英文写同样的文章。学生英文知识不足，影响其医学学习时，须和决定其能否继续学习的其他因素同等考虑。”一九三○年，两个学生在实验室里用中国话交谈了几句，解剖学系主任福泰因当场提出警告：“在协和，只有英文才是合法的言语。”同时，他们用繁重的功课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使他们没有时间过问政治，进行爱国活动；他们又用“分数”来麻醉学生的头脑。一个名叫华复一的学生，为了写一篇论文，不得不在两个月中看完一百七十多本被指定的参考书。学生每次做生理实验，为要交上一张合乎“标准”的图，不得不从下午二点钟做到深夜。护士学校的学生黄美金，因为学年平均分数只有七十九点三，被开除了学籍。展览会上这一类材料，举不胜举。他们甚至用什么“天赋的健康和美丽的标准”来侮辱护士学校的学生们。在护士学校卫生课程的考试记分标准中，就有这样的一条“标准”，其内容是：适合于年龄和身材的身高和体重、光亮的头发、闪亮的眼睛、整齐的牙齿、有愉快表情的嘴……。
这样培养出来的“可靠”“人才”，有的被分配到全中国各地去，“在政府与私人最重要的机关中工作……以取得到处扩大影响的各种地位（见一九三三年“协和现状和需要”一文）；有的留在医院里工作，学着“老师”们找“怪”病，找“有兴趣”的病，对于普通病人则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个骨质软化的病人入协和就医，大夫们认为这是极端“有兴趣”的病例。为要试验丁种维生素的功用，他们在病人病危的情况下，给病人吃含钙及热量极低的膳食，使病人在第三天就生了由缺乏钙所引起的搐弱症。一个多月后，病人死了，大夫们便进行尸体解剖，写了一篇够“国际标准”的论文。一九四六年洛克斐勒基金委员会来华考察团的报告中说：“每年三四十个大夫毕业出来，还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有无限价值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毕业出来的人来给其他中国人作出一种示例，说明他们可以从高等学校里得到什么。”前述的情况，就是他们所说的“示例”吧。此外还有偷窃情报的“示例”，展览会上就陈列着不少情报的底稿和美国老板嘉奖这些情报活动的信件。 “中国问题座谈会”记录中说：“我们要尽量得到关于可选择的各战场的情报，这样当我们决定一个插足点时，我们会了解所有能了解的问题，可以依照可能得到的最好报告，采取行动。”其他文件又证明了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特务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收集“战场的情报”。“协和”前外科主任娄克斯“教授”，就是伪装“超然”、“表面上和蔼、亲切，使我们忘掉祖国”（外科大夫曾宪九控诉语）的美国大特务。他是美国国务院及罗氏基金委员会派来远东的双料特务。他向国会供献侵华策略说：“周以德（美国会议员）先生：美国应规订中国不要再用官价外汇来减低慈善团体工作（！）的效率……”他与美国间谍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在他日记本上记着很多这类活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与包瑞德（阴谋炮轰天安门的美国间谍）商量运药事”，“我与柯乐柏（美国领事）谈及安全措施……”在解放以后，他仍然大胆地进行一连串的特务活动，如指使窦维廉破坏政治课，强迫教授签名看美国反动书报。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时，他给学校行政当局的信中说，他想和窦维廉一起回北京。福美龄是罗氏基金委员会派来的协和“注册主任”，他一方面控制学生思想，限制学生一切活动，一方面毫无顾忌地从事搜集情报活动。一九四九年五月福美龄给返美“述职”的娄克斯十余份情报，其中有“经济情报（单位指数）等项”。总务科职员刘振控诉了福美龄如何利用他搜集情报的罪行，秘书陈仁确控诉了福美龄如何利用他调查党团员名单的阴谋。一九四六年纽约中华医学促进会秘书皮斯来信夸奖福美龄说：“在这里，有许多人倚赖你，欣赏你的工作。”
展览会上有“生物化学专家”大特务窦维廉给山东美国领事馆的山东经济情报，里面有国防工业、矿产、轻工业部门分布状况、生产详情和数字。他附信说：“我相信在美国我们应当注意训练有关上列工业的山东学生；美国在这些工业方面的方法和经验可以用在这个省份的工业方面。”前面提到过的蓝安生，也是一个美国大特务，他通过“协和”培养爪牙，掌握全中国卫生机构，利用“协和”某些学生，搜集情报，并打着“国际公共卫生局”的招牌，搜集东南亚各国和苏联的情报。……“协和”前校长顾林给文森的信中说：“在他（指蓝安生）直接管理的公共卫生工作部门没有多大事情可做的时候，有了协和的职业，便可以很自然地为他解释他为什么要留在中国。”这难道还说得不够清楚吗？
还有盗窃文物的“示例”。“北京人”是我们极珍贵的文物，却被美帝国主义分子盗窃去了，现在存在美国自然博物馆里。陈列在展览会上的“北京人”头骨的石膏模型，引起了观众的无限愤怒。
上述种种，就是在美帝国主义分子掌握下的“高等学校里可以学到”的东西。
四、解放以来的协和
事实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都阻挡不住中国人民的力量，无法阻挠中国的解放。第四展览室里的一幅画，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后的协和中国师生和职工的新生。他们马上建立了工会，进行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慈善”的外衣被撕得粉碎了，人面兽心的福美龄、博文、窦威廉、娄克斯等，就在第一次反帝怒潮中被赶出了中国。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卫生部正式接收了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把它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协和不少师生职工参加了志愿手术医疗队、输血队。在三反运动中，特别是在目前思想建设阶段，他们又从思想上清洗着美帝国主义留给他们的余毒。在今年五月十六日的该院控诉大会上，他们看到了血淋淋的罪证，全场痛哭失声。他们揩着眼泪，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和沉痛的自我检讨，决心用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实际工作和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来洗雪美帝国主义给予他们的耻辱。美帝国主义几十年来在协和所施行的阴谋毒计，全部破产了。我们怀着无限的愉快庆贺协和的新生，也带着无限的希望，祝祷协和在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附图片）
解放前，帝国主义分子雷曼竟于协和医院明目张胆地在我国六十九个同胞（其中包括人力车工人）身上注射抽风药（卡的阿错），进行试验。这种试验是无比痛苦的，被试验者很容易骨折、脱臼甚至呼吸停止。这是雷曼在我国同胞身上注射抽风药后所摄的电影片。
新华社稿
帝国主义分子雷曼，在我国的三个患精神病的同胞的头部施用大量的放射线照射以观其变化。结果，其中两人的头部被放射线损害而发生溃疡（见图），并于一年后相继死亡。
新华社稿
被帝国主义分子雷曼用大量放射线杀死的我国同胞，经解剖后，可见脑之枕部白切面有显著之坏死。新华社稿
协和医院洗衣房工人连清奎在“中国协和医学院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展览会”上控诉说：“前协和医院公共卫生科的帝国主义分子蓝窦亚，为了研究斑疹伤寒，强迫工人们把虱子盒绑在手上，用鲜血来喂虱子，我就是当年被迫害的一个。”新华社稿“北京人”头骨被盗走了，这是头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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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共平原省委举办的理论教员训练班，自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开学，已于今年五月二十一日结束。省委决定全体毕业学员今后长期从事理论教育工作，以逐渐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为今后正规理论教育工作打下基础。
该班选读了毛主席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而以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学习的主要教材。“三反”开始后并增添了“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和“经济建设的理论与政策”等课程。学习的结果，不仅提高了全体学员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培养了领导理论学习的骨干，并取得了学习党史的经验。
▲武汉市文教局已协同中南总工会筹委会、武汉市总工会在私营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重点试办速成识字教育实验班。
▲苏北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将在该地区大力推行“速成识字法”。该委员会已计划首先在扬州、南通、泰州、如皋等十六个县市内重点试办速成识字实验班，取得经验后，再普遍推广。在农村中，则准备在今冬明春农闲时大力推行。
▲中国铁路工会西南区筹备处会同有关部门组成了安全卫生检查工作队，最近在成渝铁路沿线，用流动放映幻灯、图片展览和座谈会的方式，宣传和检查安全卫生工作，收效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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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速成识字法教学讲话
编者按：关于祁建华所创造的速成识字法的内容、特点、教学步骤和教学经验，本报曾经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为了使读者较有系统地了解这个识字法，我们特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宣传部文教办公室根据西南军区两年来文化教学经验所编写的“讲话”（共分七讲）连续发表（此讲话稿曾刊载于西南军区“人民战士”报，经总政治部宣传部文教办公室补充改编而成）。速成识字法不仅适用于部队，也同样适用于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这已经由各地经验证明了。因此，这篇为部队编写的“讲话”，对于工农识字教学也有很大的用处。各地识字教育工作者，尤其是用速成识字法进行识字教育的教员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教学经验，从各方面加以补充和改进，使速成识字法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第一讲为什么识字可以速成？
开始听到速成识字法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的怀疑：“一天学三五个字记起来还非常困难；现在一天要学百十个甚至好几百个字，又不是吃字喝字，那怎么可能？”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因为自己有了以往学识字的困难经验，不相信这回事；文化水平低或不识字的人更不相信。但是，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运用速成识字法就可以很快地扫除文盲。这里我们开始向大家介绍速成识字法的道理：
速成识字法，是一九五○年全军扫除文盲运动而创造出来的。速成识字法基本上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教学思想上，速成识字法是从部队工农出身的成年人的各种优点出发的。我们部队中工农出身的成年人，他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在实际战斗中、工作中和各种军事政治生活中，由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都受到过很大的困难。因此他们认识到：没有文化，要想担负起建设现代化国防军、建设工业化新中国的任务，实在太困难了。所以，他们对文化知识的要求非常迫切。正像一位开始用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学员说的：我们要求提高文化“就好比在强烈的太阳光照射下，急行军六十里，想喝开水的劲头儿！”正因为这种如饥似渴的要求是建立在政治觉悟的基础上的，再加上部队同志战斗化的工作作风，和我们部队是在战胜困难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他们在文化学习中充分地表现了自觉性、顽强性，克服困难的勇气和钻研的精神。再者，部队工农出身的同志，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生活知识。他们对于一个个的方块字虽然不认识或者认识很少，但一般字的字音可能代表的意思，他们是懂得的。这和儿童学生字就不一样，儿童学生字，主要靠死记；成年人学生字，就可以通过联想，运用生活的经验去记生字。比方说：有这么一个人，你在很早以前曾多次地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有一天有人把这个人给你介绍了一下，你自然能很快地把这个人的名字和这个人联系到一起了。此外，成年人理解力强，他们联想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也是识字能速成的根据之一。例如门字里加一个“兑”字是当“看”讲的 “阅”字，这个字并不好记，但是只要给战士们一说到阅兵的“阅”，他很快地就会记住了。这种丰富的斗争知识和联想能力，是儿童所赶不上的。这是我们部队战士或工农劳动人民识字可以速成的第一个道理。
第二，在教学领导上，教员和学员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有人说：“成年人记忆力差”，其实并不是这样，主要因为成年人接触的事务繁多，思想不会像儿童那样单纯集中。只要我们能创造出思想集中的条件，运用和发挥成年人“理解力强”的优点，其效果和成绩比单纯地死记要好得多。许多用速成识字法学习过的成年人，都以他们的实际经验说：“一天教二、三百熟悉的、能懂的字，我们都能记住。”同时，以往被大家认为脑子“笨”的人，只要我们能善于诱导、启发，突破“学不进去”的那一关，同样可以达到速成识字的目的。
怎样创造思想集中的条件呢？首先，我们部队的同志们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领导，相信上级。只要深入地进行动员，把任务和方法交代清楚，打消各种怀疑和顾虑，并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发挥教员的领导作用和学员自觉苦学的精神，任务一定能完成。这就是识字可以速成的第二个道理。
第三，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大量突击，分散难点，逐步占有、巩固和提高”的方法。上面说到了，由于部队工农出身的同志对文化知识的要求非常迫切，他们“急于求成”，要求很快地看到成绩，很快地把学会的运用起来。同时，他们喜欢单一，怕繁琐，因此，旧的教法，每教一字都要求要会念、会讲、会写、会用的所谓“四会”，就使学习的人感到识字太难，从学到用离得太远。事实上，一下要求所谓“四会”，也是不合理的；如果硬要如此，就会大大地影响学习信心。速成识字法就不同了。它把两千多个常用的单字作一单元，把“四会”分开，先要求初步会念会讲（二者不要分开），再要求会写和会用，一个中心接着一个中心，每个中心都是单一的，就容易学会。同时，不管那个中心，都是采取大量突击的方法，使学的人容易看到自己的成绩。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学员能够初步会用（能够阅读一般的书报，就是会用的一部分）。学员每学一步，随时都能看到成绩，信心和决心也就大大地提高了。这是识字可以速成的第三个道理。
以上三个特点，就速成识字法本身而论，是和我们部队的共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分不开的，是和我军一向重视文化教育和教学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同时，它也是我军文化教育工作同志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所获得的成果。我们人民部队的成员固然具有着这些条件。新中国的劳动人民同样也有这些条件，所以都可以运用和发挥这些特点，来扫除文盲，提高文化水平。
（第一讲完，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