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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维森纳、达·芬奇、维·雨果、尼·华·果戈理简历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医学会总会七团体为了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加强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定于五月四日下午在北京隆重地联合举行阿维森纳诞生一千周年、达·芬奇诞生五百周年、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晚上举行四人纪念晚会，演出果戈理名剧“巡按”和朗诵雨果名诗。四人纪念展览会，也在同日开幕。阿维森纳、达·芬奇、雨果、果戈理四人的简历如下。
阿维森纳
阿维森纳是十一世纪中亚细亚的大医学家、诗人、哲学家。他在公元九八○年生于中亚细亚布哈拉附近阿富山村（在现在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他是塔吉克族的人。他死在一○三七年。按回历计算，他的生辰到今年正满一千周年。
阿维森纳的时代是阿剌伯文化繁盛的时期。布哈拉在那时是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阿维森纳在十岁时已熟知阿剌伯和波斯文学。十七岁时，阿维森纳已成为有名的医师和学者。他常为穷人治病，发现了若干新的医疗方法。因为他给若干国王治好了危病，得到称赏，被任命为大臣。由于部分朝臣的嫉恨，他也遭受过政治上的挫折，甚至被投入狱中。但阿维森纳在任何环境下都勤勉地工作，为人类寻找征服自然的道路。
阿维森纳的学问极为渊博。除医学外，他还精通逻辑学、哲学、几何学。他的著作共有一百余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医典”。此书共分生理学、病理学、卫生学（第一、二卷）、诊断方法（第三、四卷）及药物学（第五卷）五卷。他因此著而获得了“医中之王”的称衔。阿剌伯医学在中世纪要比欧洲医学高明。从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阿维森纳的这部著作曾成为欧洲各大学研究医学的基础，并译成为多种文字。
阿维森纳的著作中还包含着他在哲学、天文学、地质学、化学各方面独到的见解。他努力使科学不成为宗教的奴仆，按照自然界的真实面目来研究自然现象。当时流行的反科学的星相学与炼丹术受到阿维森纳的抨击和嘲笑。阿维森纳用他自己的独特的形式来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倾向。
达·芬奇
辽奥纳多·达芬奇是十五世纪意大利的伟大画家、作家、思想家及科学家。他生于一四五二年四月十五日，到今年是整整五百周年。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之一。他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的天才首先有力地表现在艺术方面。他在幼年时，即喜欢绘画、雕刻和音乐。十八岁时，入威洛契阿的画室学画。一四七七年离开画室后，任米兰大公爵宫廷画师和美术院院长多年。在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有名的艺术作品，如“弗兰瑟斯科·司弗尔扎的铜像”、“最后的晚餐”等。“最后的晚餐”是描写耶稣临死前一晚和他的门徒会餐的情景，历三年而脱稿，是一幅不朽的杰作。一四九九年十二月至一五○六年，达·芬奇率领他的学生离米兰往威尼斯、佛罗伦斯及意大利中部各城市游历。在这期间，他的名作有“蒙娜丽莎”等。
达·芬奇是一个热情的探求者。他在科学方面，通晓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数学、地质学、天文学……他热心地以观察和实验的方法研究了在他那时代所有的每一门理论的和应用的科学，其中有些并且是他所首先开始研究的。在许多方面，他的研究成就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他又是当时最伟大、最成功的建筑家、工程师。他的建筑和工程计划大胆、进步，具有惊人的气魄。
维·雨果
维克多·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伟大的民主主义作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他于一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在法国东部比撤康，到今年正是一百五十周年。
雨果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写诗和剧本。他用他早年的剧作“克伦威尔”和“欧尔那尼”宣布了和古典的传统断绝关系。“欧尔那尼”的上演成为新兴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取得胜利的一个示威。
经过法国一八三○年革命后，雨果完全放弃了他在青年时期所曾沾染到的保皇主义思想。一八三一年，他写了名作“巴黎圣母院”，以很大的同情描写了十五世纪法国人民反对压迫的英勇斗争。一八三四年他发表了小说“穷人克罗总”，描写一个工人和他的家庭的悲惨生活。
在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中，当资产阶级被革命的震动所吓倒而公开地走上反动的道路时，雨果宣布自己是共和主义者。他被选为革命后的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的议员，他向议会中的反动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因而为反动派所仇视。
一八五一年拿破仑第三称帝以后，雨果因反对帝制政体而被迫流亡国外，直到一八七○年拿破仑第三帝国颠覆后才回到自己的祖国。在十九年的流亡期间，他创作了最重要的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着的人”等。在这些作品里，雨果表现了他对被贱视者和被压迫者的热烈同情。
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阶级建立了巴黎公社，雨果虽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但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坚决地保护公社社员，使他们免遭当时法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残害。
雨果极端憎恨民族压迫，同情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他关怀美洲黑奴的命运；他歌颂希腊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他劝告帝俄军队的士兵不要为“暴政服务”去反对波兰人民；他鼓舞墨西哥爱国者保卫他们的祖国，反抗拿破仑第三所派遣的法国远征军；他声援被英国法律所判处死刑的爱尔兰爱国人士；他鼓舞古巴人民起义反对西班牙的统治。在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抢劫并烧毁圆明园。雨果也曾对这种强盗行为予以正义的揭发和抗议。在一八四九年八月，在巴黎举行过一次国际性的“和平之友”大会。雨果被选为主席，他在热情的演说中说：“全世界和平的思想是一切民族的财产，他们要求和平，如同要求最高的幸福一样。理性终将代替战争……我不仅宣布，全世界和平可以得到，我还要说，它是不可避免的。”
雨果于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逝世，成千成万的人，奏着“马赛曲”来参加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作家的葬礼，向他致敬。
尼·华·果戈理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赤·果戈理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大作家。他于一八○九年四月一日生于南俄波尔达瓦省；于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逝世，到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
果戈理的文学活动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展开的。在这个时期，沙皇政府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所吓倒，残酷地压制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现。但是俄国的先进文化界仍努力奋斗，在文学、音乐、戏剧、绘画、哲学等领域宣传民主思想。果戈理的创作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和成熟的。
果戈理在早年曾在彼得堡的沙皇机关中担任一个小职位。在这里他看见沙皇政府官吏从上到下都是在盗窃国家财产，把职务当成他们发财的来源。于是果戈理便放弃政府机关的职位，从事写作。他认识了普希金、茹柯夫斯基，并得到普希金的极大的鼓励和帮助。他写了许多描写乌克兰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一八三五年他的著名戏剧“巡按”问世。由于这部剧作抨击了沙皇专制政府的罪恶，揭露了当时俄国农奴社会的紊乱与黑暗，所以在演出后，作者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于一八三六年流亡国外，一八三七年定居罗马。
一八四二年果戈理发表了巨著“死魂灵”，这部小说生动地刻划出了当时俄国地主、官僚的荒唐的、腐朽的生活，成为革命战士打击贵族、官僚、地主政权的有力武器。
果戈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他与普希金齐名。他是俄国文学中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给俄国文学以新的内容，使它真实地反映生活。柏林斯基说他是“伟大的天才，英明的诗人及当代俄国的第一流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是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宁和斯大林对果戈理也有高度的评价，常常引用他的讽刺形象来揭穿敌人的嘴脸。
果戈理的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各种文字，成为普遍的读物。这说明果戈理的丰富遗产已成为全人类所共有的财富。
（新华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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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维森纳的医典和他在世界医学上的影响
李涛
阿维森纳平生从事促进本国医学和世界医学进步的工作，影响欧亚两洲医学进步前后不下七百年，他在加强各民族间文化联系方面曾尽了很大的力量。
中世纪的欧洲在文化上、科学上都是处在极黑暗的时代。一切经典和医学文献都由僧侣牧师掌管。僧侣以治病为副业，终日奔走于病家之门。这时的医生只是学习一些简单的医术，谈不到什么研究，他们不过问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知识。所谓名医亦不过背诵若干药名而已。
这时回教帝国成立，奖励科学，对于化学和医学尤其注意，他们不但大胆地吸收希腊医学，而且在这一方面有辉煌的业绩，远超过当时的欧洲。他们曾建立若干大学校，其中以巴格达的大学最为有名，一时曾有六千名教师和学生。
第十世纪是阿拉伯文化灿烂的时期，图书馆、学校和医院相继设立。教育也相当发达，曾训练出很多医师，其中多半为波斯人。波斯人精于科学，但因阿拉伯文是当时回教知识分子的共同语文，所以不用本国文而用阿拉伯文著述。这时最有名的医师便是阿维森纳氏。他不仅促进阿拉伯医学，而且对于欧洲医学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阿维森纳氏曾给我们留下许多的伟大著作，竟达九十九种之多。其中属于神学和哲学者有六十八种，属于科学和天文学者十一种，属于医学者十六种，诗集四种。他的诗写得非常美丽，有八种医书是用诗写的。他的哲学属于亚里斯多德派，所用的方法为亚里斯多德的辩证法，后世称他为亚里斯多德第二。在医学方面以该楞氏为法，努力为医学创立一严密系统，极力主张医学是有一致性、有规律、合乎逻辑的科学。认为治病，也似数学中的定律。
他的医学著作中最有名的是“医典”。这部书总结了所有当代的医学知识，加以整理和注释，超过他以前和他同时代的人的医学著作。这部书共分为五卷，每卷内又分若干章，共约一百万字。第一卷总论；第二卷本草；第三卷按身体部位（从头到脚）叙述疾病和治疗；第四卷全身病，就是全身各部同时发病，如发热性病；第五卷配方。但是以上这种介绍和实际仍有若干出入，例如第一卷分四章，第一章为医学定义，第二章疾病的分类和一般原因和症状，第三章论保持健康的方法，第四章为一般治法。每章又分若干节。又如第四卷除了记述天花、麻疹等流行病外，其中第五章则记载外科的骨折和脱臼等。
这部书直接吸取希腊医学家该楞氏的学说，兼采中国和印度的医学，沟通了欧亚两洲各民族医学的知识。他的医学学说是根据宇宙学、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以解释人生、疾病和死亡的问题。至于治病方法则兼取养生法、药物和手术。“医典”内的学说和治法，直到现在仍然有多处被沿用着。例如情感和生理状态；住房和饮水的选择，气候对于疾病和健康的关系；水疗法、饮食疗法、尿道注药法、阴道填塞法、口服麻药法、动物试验药力法、用疟疾治疗精神病法等等。它首先记载肺结核的传染性、糖尿病患者的尿有甜味等。
在药物方面，他记载了六百七十种之多，首先记载炼丹家的蒸馏法、酒精制造法、对于药化学进步上有很大价值。它又记载了三种矿酸、蔷薇水、砒素、升汞等。
他在诊断方面很重视切脉、验尿和检粪。脉搏的区别极其精细，多到四十八种。中国的脉经大约这时已传到阿拉伯，阿维森纳或已见到这类书，所以四十八种脉中有三十五种和脉经所记的相合。其次他对于验尿也很重视，例如尿的外观、颜色、沉淀等等都详加鉴别。书中诊断标准有很多地方和现代医学相合。
阿氏是一位敏于观察、善于描写的人，不但综合了以前医家的记载，而且用逻辑方法找出事物共同不易的规律。用此规律推论人生的健康和疾病。于是将病人分成类别，成为一完好的系统。这种方法，易学易行，使初学医的人减少了暗中摸索的苦恼，是最实用的方法。他这部书所以流行广大而且年久，主要原因是实用，其次是渊博。
这部书完成于欧洲医学衰落时期，十二世纪西班牙人将它译成拉丁文，同时犹太人更将它加以注释，所以这部书很快地流行欧亚两洲，医家都把它奉为经典。欧洲的医学校也用这部书作教本，在考试医学生时，照例地从他的书中找一些问题，让学生答复。
例如德国莱比锡大学于一四零九年成立，在第一和第二学期的医学课程教阿维森纳的医典，第三和第四学期教该楞氏的著作，第五和第六学期教希波克拉底斯的箴言，这种课程表经过一百多年都没有变动。
十五世纪欧洲印刷术发明以后，阿维森纳的这部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在一四七六年便印行起来，以后因为流行的广泛，前后曾刊行三十版以上，就是近年还在开罗印过一次。他的这部著作的原文在一四九三年首先在罗马刊印。又有希伯来文的译本，现存普隆纳图书馆内。后来这部医典曾经多数欧洲人注释，洋洋大观，所以在一五二三年意大利人曾将它辑成专书印行。
我们中国在一二七零年在北京设立了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用以治疗当时的卫士和在京贫寒者。在一二九二年更在大都（北京）及上都（多伦）设置回回药物院，聘请回民也里可温人（即基督徒）和汉人共掌医药。这时阿拉伯医学正当兴盛时代，无论阿拉伯人或欧洲人都用阿维森纳氏的医书作为教本（已在上面说明），可见这时他的著作颇有译为中文的可能。北京图书馆现存的明抄本回回药方，残缺不全，目录也仅有下卷。按照下卷的目录的次序，和他的医典相似。可见他的医典或已影响到中国的医学。
他这部著作由十一世纪起到十七世纪，一直影响着欧亚两洲的医学界。虽然十六世纪德国人巴拉塞尔萨斯氏曾在巴尔大学，当大众面前焚毁这部医典，斥为无用。但是他引起了医界人士的愤怒，终于一五二八年被逐出走。可见在十六世纪，他仍然是被医界尊敬的。直到一六五零年，蒙培利挨和罗文大学仍用他的书作教本。
总之，他在医学上的贡献不在一枝一节的临床经验，而是将医学创立系统；更善于应用逻辑到医学中去，使学医的人读了他所著的书，便有所遵循。从十一世纪起，这位医界的明灯照耀了六七百年，便利了医生的学习；解除了无数病人的疾苦，更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无疑的，他在各民族间的文化联系上已占了永不磨灭的地位。在他死后千年的今日，美国的反动医生和科学家们，忘了治病救人的真理，反而制造细菌来毒害中朝人民，诚然是人间最可耻最卑鄙的行为。我们痛恨那些利用科学技术毒害和平居民的战争罪犯，同时更使我们尊敬这位造福人类的伟大医学家阿维森纳。（附图片）
阿维森纳对学生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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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达·芬奇——现实主义艺术的前驱
王朝闻
辽奥纳多·达·芬奇〔注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学者，伟大的艺术家。他拥有广博的学识与卓越的创造才能；为了人类的幸福，勤奋地也是战斗地、自信而又虚心地劳动了一生。仅就绘画这一方面来看，他留下了现实主义艺术不朽的典范。
达·芬奇发扬了古希腊艺术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提高和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和发展了绘画技法。这一位以发明家自居的天才，十分尊重客观实际，认为“自然是一切大师的最高的指导者”；他无视一切恶意的诽谤，反对依赖前人和模仿前人，认为因袭成规是使艺术衰颓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对待宗教的题材，他也不被中世纪以来的成规所束缚，不把神当作没有人性的怪物，不把艺术的造形当成某种教义的符号。他反复地观察、研究了现实的人，并辛勤地探求着与内容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因而创造了真实的艺术的形象，改变了中世纪以来那种垂死的公式主义的创作作风。他的著名的杰作“最后的晚餐”，就是使惯用的宗教题材获得了崭新面貌的典型例子，同时也就是使思想、感情与形象取得无间的统一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典范。
为了理解达·芬奇艺术的优越性，不妨把他的
“最后的晚餐”和意大利其他名画家采用同一题材的作品加以比较。
从乔多（１２６６—１３３６）到狄·吉尔郎达育（１４４９—１４９８），都是呆板地概念地冷冰冰地处理着“最后的晚餐”这一戏剧性的题材的。这些作者虽然在人物位置的安排、背景的布置和装饰趣味上费了心力（狄·吉尔郎达育甚至把十二位当时佛罗棱斯的活人当作模特儿），但是他们都没有把握住如何适当地表现这一题材的关键，忽视或不理解耶稣“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将要出卖我”这一突然的宣告如何在性格不同的门徒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没有在叛徒犹大的罪恶尚未完全暴露但即将暴露这一特点上着力，没有使叛徒犹大的姿态动作表情符合这一特殊角色及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使耶稣的神情与瞬间的突然变故相结合，基本上没有避免乔多“最后的晚餐”的缺憾。人物漠然地坐着，庄严而无热情，不自然，不真实，结构散漫，背景与人物缺少有机的联系，事件的重点不突出，主题不明确。较达·芬奇晚生三十四年的画家安德烈亚·德尔莎陀（１４８６—１５３１）的同一题材的作品，虽然在许多方面较乔多等人的作品有显著的现实感，但仅就毫无必要地在背景的窗上突出地画两个人因而妨碍主题这一缺点看来，它也远不及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自以为他的画中的耶稣的表情还没有符合自己的理想，因而不认为是完成了“最后的晚餐”这一作品，但它的现实性与感人的力量却是无匹的。有人认为久看它的复制品，感到不只是在看画而是面对人生。这不是无根据的夸张，因为它引导人认识生活。仅就叛徒犹大的形象来看，也就远远超过乔多等人的作品。这不仅因为达·芬奇曾经长时间在现实中十分认真地寻求了和犹大相适应的坏人的性格和像貌，也由于他严格推敲了和犹大这一叛徒脚色相符合的位置和人的相互关系。在乔多等人的画中，几乎都是仅仅依靠坐位的分离和头上不画“圣光”的拙劣方法来使人辨别出犹大；这只是概念地说明他是坏人而不能引起任何实感的画法。在达·芬奇的作品中，和耶稣的无畏的神态相对照，和由于知道自己的领导者被出卖而显示着关心、愤慨、痛惜、自辩、追究的门徒们的激情相对照，犹大的离心和恐慌的神态是被真实地描写出来了。这一混在人群中的败类，粗粗一看不易从画面上发现他，一发现他就显出非常显著的区别。把罪恶的犹大混在善良的门徒中，从动作姿态表情和面型上着力的画法，是十分符合现实的复杂性的画法。只有如此才更能启发更深的想像和具备较高的教育意义。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能够远远超过其他名画家的同一题材的作品而成为不朽的杰作，是和他适当地运用多样统一的构图法以及适当发挥他在解剖、透视、明暗诸技法的高度造诣分不开的，是和他深入地观察、研究各种人的身姿、面貌、习惯、态度、动作、表情因而丰富了他的想像力的必要活动分不开的，是和他热爱工作、不满足于既有的成就、不怕一切困难、重视群众批评〔注二〕的工作态度分不开的。如果他满足于前人的创作方法与技法的成规，如果他无视生活实际的复杂性和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如果他被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和无视群众的帮助，不耐心与不认真，这一作品就不可能赢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达·芬奇在他的“最后的晚餐”的创作过程中，不仅运用着他既有的艺术素养，而且是发展着他既有的艺术素养的。我们只须把他那独创性不突出的初稿〔注三〕和完成的作品相比较，就能够证明这一点。为什么他必须强调地运用多样统一法以及绘画技法来赋予这一惯用的题材以新的生命？为什么他在这一创作任务之前能够提高与发展创作方法以及绘画技法？为什么他必须突破前人以及自己初稿那样不能令人满意的老一套的表现形式？主要应该从他这一作品的创作目的和特定的主题求得解释。这就是说：为了圆满地体现他的创作意图，必须创造新形式，发展既成的艺术修养。什么是这一作品的创作目的呢？
达·芬奇创造这一作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和巩固人的善良品质；是为了划清善恶是非的界限。因为只有把是非善恶的矛盾加以揭发，然后才能有效地启发和加强人们维护真理与正义的决心和信心，加强对于出卖群众利益的奸徒的憎恨和警惕。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的学者——达·芬奇，显然是由于获得了某种新的深切的感受，所以才能赋予这一并不新鲜的题材以新的意义；同时正因为从生活的感受中明确了这一主题的重大意义，所以才不懈地追求着和这一庄严的创作目的相适应的一切艺术的方法，因而这一作品不仅能够在当时具备着强大的感人力量，而且能使四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的观众，并不把这个作品当做宗教画来看待，而能从它的庄严的主题受到有益的启示和教育，以加强进步人类保卫真理和正义的斗争勇气。
对于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许多爱好者特别着重其构图法与技法上的成就。达·芬奇在构图法和技法上的成就当然是不容怀疑的和必须重视的。但是，如果离开了它的主题，仅仅从形式上了解其构图法和绘画技法，那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达·芬奇艺术的伟大。在达·芬奇逝世前一年出生的名画家——丁托莱妥（１５１８—１５９４）的“最后的晚餐”，从表面看，多样的事物统一在一致的光线、距离里，刻画物象的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长处不能使这一作品达到达·芬奇艺术的水平。它突出地刻画着食堂灯光的辉煌，侍者的忙碌，食品的丰富，小犬的贪食……这些可有可无的事物表面看来使画面活泼，效果上却形成画面的零乱，破坏了艺术的单纯，不能使主题突出。与其说是在描写突然的事变以揭发是非善恶的矛盾，不如说是在着重记录小食堂的热闹与纷扰。对照着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来欣赏，分明看得出什么是这一作品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原因，并且可以进一步了解达·芬奇艺术之杰出性主要依靠着什么来形成。
曾经解剖过三十个人的尸体、直到老年还不放松马的解剖学的研究的达·芬奇，不消说对于绘画技法是十分重视的。同时我们不可忽略：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以及其他作品，根据主题的需要，严格地运用技法而不为技法所拘束，是合理地同时又是灵活地运用着这些技法的。为了重点突出，“最后的晚餐”把透视的“灭点”位置在主要人物（耶稣）的头部；但同时为了避免桌上食具过分突出、妨碍主题的集中，因而不愿机械地处理桌面与背景在透视法上的统一，突破了焦点透视的限制。为了整个画面的和谐，统一地支配着明暗；但同时为了充分显示叛徒犹大与其他人物本质的区别，大胆地把犹大的面部安置在浓重的暗影里。其他作品如“蒙娜丽莎”、“丽达”、“圣家族”女性的长脖子、削肩头、大眼睛，都是为了充分地深刻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心理、感情，所以才夸张地处理着这些重要部分的。这一位不以说明自然为满足而是以改造自然为职志的学者，这一位不是依靠手的灵敏来作画、一再强调理论与思考之重要作用〔注四〕的画家，这一位重视实践、认为“知识是经验的儿子”和“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画家，一切技法知识的运用不离他的创作目的，他不是被知识所使用，而是灵活地对待一切知识的。
对于当时脱离实际需要、为解剖而解剖的画家，达·芬奇作了大意如下的指责：所谓第一流的画家，为表示出解剖学的知识，不惜把一切筋肉都突出地加以描写，结果使人体成为装着胡桃的袋子或装着萝卜的包裹；我们是需要学解剖学的，但不能仅只为了描绘肌肉而放弃其他。这种对于机械地运用技法者的指责，也就是不片面地和不表面地看问题的达·芬奇是真正科学地掌握着和支配着科学知识的证明。
对于达·芬奇绘画技法的理解，必须处处联系着他各个作品的创作目的和特定的主题，同时也就是看具体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效果。为了生动地（也就是性格地）刻画“蒙娜丽莎”优美的形象，为了准确地绘出妇人的肤泽等等微妙的复杂的变化，他使用了极其精确、细致而又洗练的明暗和色彩。但仅只是线描的老年时期的自画像，在性格鲜明这一点，却超过虽是细致地处理着明暗的“达·芬奇肖像”（半边脸被帽檐的阴影所遮，作者待考）。达·芬奇的自画像，尽管速写似地使用着线描，但那庄重的姿态，那智慧的锐利的眼光，那肯定的坚决的嘴唇……使这一位富于思考和具有不可动摇的毅力的战斗者的性格十分显著和引人敬爱。这一作品虽不如他的其他作品如“蒙娜丽莎”细致，但也精确，线描无损于它的现实性和深刻性。从它的整个效果看，不比其他作品逊色。和其他作品如“蒙娜丽莎”一样：不仅给予欣赏者深刻的印象，而且能够唤起更多联想。如果片面地强调明暗、透视、解剖的作用，甚至于把线描一律看做缺少感情的勾勒，那就不能深入地理解达·芬奇艺术。我们知道：只有作者深刻地理解了描写对象，才能够对它产生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只有把对象的精神实质用适当的形象表现出来，欣赏者的或种感情才能被激发。作为构成形象的一种条件——线描或其他，本身并无能否表现或激发感情的决定作用，而在于如何运用它。
达·芬奇是属于恩格斯所谓“不受资产阶级局限”的文化巨人。一切面向现实、具有崇高理想、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艺术家是爱戴他的。也只有敢于面向现实、具有崇高理想、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艺术家，才是达·芬奇艺术的忠诚继承者，才能发扬他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就。但不论是对待“最后的晚餐”或他的其他名作，不论是对待他的多样统一的构图法和其他技法，如果是教条主义地加以“理解”和盲目地加以套用，那就辜负这一位——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重要、反对因袭和盲从的——前驱者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知识和模范的劳动态度了。为了壮大新艺术，新中国的人民艺术家，如同对待自己民族的古典的伟大艺术遗产一样，是用正确方法和正确态度来向伟大的达·芬奇学习的。〔注一〕旧译达文西或文西（１４５２—１５１９）〔注二〕达·芬奇的札记中，在反复说明群众批评之重要性以后说：“因此你应该乐意地耐心地听别人的意见，细心地考虑和反省，别人的指责是否有理。如果是对的，就修正你的作品，如果不对，就只当不了解他的意思好了。假如他是一位你所尊敬的人，可以和他讨论，使他发觉他自己的错误。”泰纳在介绍达·芬奇的讲演中也引用过达·芬奇同时代的人的回忆：“这位画家异常喜欢那些看过他的作品的人，很诚实的讲出他们的意见。”〔注三〕在初稿上，犹大的坐位还没有改变像乔多的作品中的犹大那种不自然的情况。〔注四〕达·芬奇在他的札记中，有“实践必须永远以健全的理论为基础”和“画家只凭眼睛和技术作画，而没有任何理想，就好像一面镜子，只将放在它面前的事物原封不动地照进去，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物的存在”等等强调思想和思考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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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珍爱果戈理的艺术遗产
沙汀
伟大的俄国作家果戈理，曾经给他自己的喜剧“婚事”加过一个小题：“完全离奇的事件。”其实不但“婚事”如此，果戈理其他许多作品中的故事，也是不平常的，例如短篇小说“鼻子”和长篇小说“死魂灵”。一个十品文官竟会胡胡涂涂不见了自己的鼻子，终于又出人意表地找到了它：依旧原封未动坐在自己有着面疱的脸孔上。这不是很
“离奇”的故事吗？
但是，它是建筑在现实生活上面的。想一想吧，鼻子，这对旧社会中一个爱漂亮、爱排场、无时无刻不想往上面爬，而且正在向女性们施展手段的青年官僚，该是何等重大的物事，——但它偏偏是不见了！而在这样一种颇为别致的情势下，一个空虚无聊的官僚的本性，也就更加原形毕露。事实上，果戈理确也借此暴露了一切官僚的轻薄嘴脸，并未因为事件的离奇产生任何错觉。
至于“死魂灵”，在这个看来好像离奇的故事中活动的人物，却又极为平凡。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当我重读它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那些最近三两年间才被农民群众下掉架子的熟识人物。这是从果戈理塑造人物时所达到的高度艺术成就来的：他不仅对当时俄国的官僚地主作了极为典型的概括，同时更深刻地暴露了私有制度下一切寄生阶级所必然具有的恶德。这些不劳而获的吸血虫，他们借人民的血汗以自肥，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自己却也在精神上堕落到可怕的程度。比如，从那个贪婪到了愚蠢地步的泼留希金身上，我们何尝嗅得出半点人气？而那个荒唐透顶的罗士特来夫，除开赌博，酗酒、撒诳、简直就百无一能。至于乞乞可夫，那更是一个剥削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活的化身，一个公开的强盗。
从平凡生活中选取社会典型，这是特别需要一个艺术家的洞察力的。因为愈是平凡，就谁都见惯不惊，不加注意，更谈不上从中揭示出生活的真理。而果戈理却正充分具有这种伟大艺术家的才能。而且，通过他那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他的每个人物都借自己的每一行动和生活细节向读者展开自己的个性、习尚、以及一切隐秘的生活愿望。码尼罗夫决不同于梭巴开维支，因为他所关心的是一系列自以为高尚、优雅，实则无聊之极的痴想，并不专在一片羊肋脊身上发挥他的全部力量。而虽则同是贪鄙，泼留希金又显然有别于梭巴开维支，前者是宁肯勒紧裤带，而不愿动用一块发霉的面包的。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形象，却又莫不一致现身说法地向世人证明：剥削制度就是罪恶。
我们通常总爱把伟大俄国作家强有力的表现，称为“夸张”，而归因于他是讽刺作家。这是值得我们斟酌的。因为十分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表现形式问题，而最为基本的，倒在于果戈理对旧的俄国社会具有无比丰富的知识，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具有无比深湛的热爱。这才是每一个伟大作家应该首先具备的条件，否则，他不可能捉住生活中典型性的特点，更不可能塑造一个使读者满怀激情向往，或者憎恨的形象，而我们一般的所谓“夸张”，也就会失掉真实性和强大的感染力量。不过，这倒是的确的，一个作家如果企图将自己对于祖国人民的热爱融注在准确无误的描写当中，不是容易的事，这里需要长期的思想锻炼和严格的劳动纪律。
果戈理对于伟大俄罗斯的热爱，在“死魂灵”中，通过那些丰富的抒情插话，表现得特别强烈。借着童年回忆和自然风景的描写，作者不但十分鲜明地对比了官僚地主的愚昧、邪恶，同时更表现出他对俄国伟大前途充满了何等样的确信。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同阶级出身的限制，当他为了给人民以鼓舞，从往古乌克兰历史中觅取英雄人物和伟大性格的时候，他成功了；但当他违反俄罗斯的生活现实，企图驱使贵族地主的死灵魂复活的时候，果戈理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他的天才也就无能为力了。
当此伟大俄国作家逝世百周年之际，虽然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也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滚蛋了；果戈理所遗留下来的艺术遗产，足供我们借镜之处仍然是很多的。他的创作，对于我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中国作家，尤其具有深长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