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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农村党组织在春耕、防旱中的宣传工作经验
孙衷文 冯鲁仁
最近两个多月以来，在春耕、防旱工作中，各地农村宣传网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经过宣传，解除了农民对于增产的怀疑和顾虑，批判了农民群众中的保守思想，从而发扬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些宣传活动，对于运用宣传网推动中心工作，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了进一步推动爱国丰产运动，这些经验是应该加以推广的。
一、党的县、区委员会要根据生产任务，及时布置宣传工作。
在布置春耕和防旱工作的同时，许多县委都及时地召开了宣传员代表会议，由负责同志传达今年农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说明春耕和防旱工作的重要，批判“靠天吃饭”、“增产到顶”的错误思想，并领导他们进行讨论，交流过去的宣传工作经验，布置当前的宣传任务。河北省定县专区所属十二个县，还同时由政府召开了人民代表会、村干部扩大会等，共动员了五万多个宣传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参加宣传工作。不少县、区委还组织报告员下乡，到各传授站和各村、镇去作报告，同时检查生产工作，指导宣传网的活动。这就使县、区党委和宣传员的联系更加密切。经过这一系列的步骤，就把宣传任务从县一直布置到村。
春耕、防旱的宣传任务一经布置到村，村支部就在党、团员会议和宣传员大会上进行动员；同时经过其他各种会议向村干部、人民代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民兵、妇女识字班学员、小学和民校的教员、读报组长、民间艺人等进行动员。然后以党的宣传员为骨干，吸收宣传工作中的积极分子组成强大的宣传队伍，按组、按户、按片分工包干，一齐出动，向全村群众展开宣传活动。大家分头召集互助组会、片会、家庭会、地头会、群众座谈会等，在会上座谈当前的旱象，回忆过去灾荒造成的痛苦，交换解放以来战胜灾荒的经验，总结去年增产的成就，以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发动爱国增产的热潮。
二、必须针对群众思想，运用生动的事例进行宣传。
各地农民在防旱和春耕生产中，一方面要求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又比较普遍地存在着“靠天吃饭”的消极思想和“增产到顶”的保守思想。要突破农民的这些思想障碍，就得拿出活生生的事实，来启发他们。
（一）用算账对比的方法，批判靠天思想的错误，说明“人定胜天”的道理。浙江嵊县的宣传员代表会议，就曾用这种方法首先教育了宣传员代表。嵊县三界区的群众因抗旱不积极，百分之八十的村都“迎龙”、“请菩萨”，结果使全区受旱稻田达到了六千多亩，每亩减产以二百斤计，共损失一百二十万斤。损失的稻子折成钱，能买耕牛一千六百头，能供给二千六百人吃一年。而农民吕其茂因为积极抗旱防旱，用了十多部水车浇地，结果增产一成半。这种事实的对比，教育作用很大。
（二）组织村干部和群众到先进村参观，学习先进经验。平原浚县各区干部一方面掌握基点创造经验，一方面及时组织周围村的干部、劳动模范、宣传员到基点村参观。参观时，由基点村干部及打井能手介绍发动群众打井的经验，讲解打井技术。接着各村参观的人进行酝酿和讨论，并结合检讨本村打井工作的优缺点，初步订了回村后的打井计划，开展村和村、组和组、个人和个人的竞赛运动。
（三）总结和宣传当地农民的生产经验。辽东盖平县惠家屯村的农民，起初都感觉增产没有办法。党的支部就领导宣传员总结了去年当地农民的生产经验。总结中指出刘绍林去年种七亩九分地的棉花，是粒选的棉种，下满肥、又上了二遍粪，打四遍药水，再加上种得及时，战胜了旱涝不均和油蜜虫等灾害，结果每亩收了三百多斤籽棉。刘振德的四亩七分棉田，每亩只下了十八堆粪，只收了一百四十五斤籽棉。这样进行对比教育，不但打破了农民“生产到顶”的思想，而且把大家动员起来，家家选种，纷纷积攒肥料和购买大批的豆饼。
三、宣传员必须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带动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宣传员要使农民群众完全相信自己的宣传，还必须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带动群众。山东招远县丁家庄子村宣传员丁义堂在动员群众进行春耕、防旱时，一面以自己往年由于拖延下种因而减产粮食一半的亲身经验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早耙耢地；一面又和李彦邦等七户组织起来，带头行动，以一天半的时间，将全组十九亩麦田全部锄完，耙耢了八亩春地。该村农民群众在他实际行动的影响下，都很快地组织起来投入春耕、防旱工作。
另外，配合宣传活动，宣传员还应该帮助群众想办法，出主意，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山东莱阳县大吕疃村农民的麻痹等待，靠天吃饭等糊涂思想，虽经宣传员解释而消除，但在实际行动中却碰到许多困难。比如打井，一个人单干就不容易打成功，群众便因此向宣传员提出意见。宣传员把群众的意见反映给村支部，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将全村的整劳动力组织了十二个打井小组，将半劳动力组织起来压麦子、耙地。这样解决了人力问题，也就坚定了群众打井的信心。
四、及时动员群众订出爱国增产计划，修订爱国公约，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
在春耕、防旱宣传已经深入人心，群众觉悟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应该及时地动员群众订出爱国增产计划，发起爱国丰产竞赛。
随着订立爱国增产计划，乡、村支部和宣传员应该发动广大农民修订爱国公约。华北、东北、中南等地某些农村的党组织和宣传员在这次春耕、防旱中，即曾根据当前的政治任务，动员农民群众以爱国增产竞赛为中心，修订了爱国公约，并建立定期检查爱国公约的制度，来保证爱国公约的执行。例如山西省许多农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都建立了每月举行一次或两次“抗美援朝爱国日”的制度，来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状况，及时地评比成绩、纠正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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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序史剧“屈原”的俄文译本
郭沫若
编者按：今天是“端午节”——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忌辰，我们特将郭沫若为史剧“屈原”俄文译本所作的序言发表于此。“屈原”俄文译本系于一九五一年由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局出版，译者为费德林博士。
屈原是两千年前我们中国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他在我们民族诗史上的地位，有类于希腊民族的荷默，而他的性格更和意大利的但丁接近。
他不是单纯的诗人，而同时是一位有深刻的思想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他的时代在我们中国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蜕变的时代，他是尊重人民，同情奴隶解放的。他遭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因而在政治上失败了，形成了他的人生悲剧。他过了半生的流窜生活，最后看到自己的国破家亡，而终于自杀了。
他的悲剧是一个时代悲剧。由于他的政治上的失败而终于招致到他的祖国——楚国的灭亡，而他尊重人民的理想也始终没有得到实现。人民是同情他的。一直到今天，在相传是他的死日的那一天（旧时太阴历的五月五日），中国民间对于他都还在举行着纪念。
我把他写成剧本当然也是为了纪念他。我尽量地利用了有关于他的一些零碎的资料，加上我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所得的知识，把他的生活组织了起来。但我不想否认，这里面是有不少的想像成分的。例如最忠于他而且爱他的女弟子婵娟，最后救他出走的那位自愿作他的“仆夫”的卫士，都是我所虚构的人物。那可以说，是两种诗的感情或两种诗人性格的象征。婵娟是象征着优婉的怀旧的感情，卫士是象征着激越的奋斗的感情，前者我让她哀婉地死了。屈原在流窜后是有了这样的变化的，不仅他的诗起了变化，他的性格也起了变化。
但我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我的这样写法在当时是收到了效果的。剧本的发表和演出，从进步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而从反动方面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弹压。然而中国的时代进展得很快，仅仅八九年的期间中国已经成为了人民的中国，因而这样的剧本便很快地失掉了它的时代的意义。这样的剧本，在今天看起来，就仿佛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作品了。
这个剧本在今天被介绍到苏联，在我自然是很光荣的事。译者费德林博士是屈原研究的专家，当这个剧本的写作和演出时，他也正在重庆；我是怎样为这个剧本的，这个剧本演出时的一般反映情况是怎样，费德林博士知道得最清楚。因此，费德林博士可以说是再适当也没有的译者了。
但我很耽心，这个剧本不一定能够受到苏联读者的欢迎。原因是如上所述，它所表现的是两千年前的中国的故事，而又很快地失掉了象征现时代的那一段意义。在这之外，更加以我没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假使我这耽心成为事实，自然是该我负责。费德林博士是尽了他的最善的努力的，我谨向他致谢。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这篇序文是一年半前写的了，史剧“屈原”的俄文译本已于去年十月出版。今年三月，在莫斯科遇见费德林博士，他告诉我，莫斯科戏剧界正在酝酿着这个剧本的演出，法捷耶夫也表示支持。法捷耶夫也曾当面告诉我，他很欣赏这个剧本，人物塑造很鲜明，我的“耽心”是过虑。我很感谢苏联朋友们十分重视我们杰出的历史人物。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图片）
屈原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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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保卫儿童健康而奋斗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傅连暲
儿童是人类的花朵，是未来美好社会的主人，是国家伟大建设事业的继承者。新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对儿童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爱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蓬勃开展，人民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给我们的国家开辟了幸福、美好的前途，也给儿童们的生活和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健康问题是儿童首关重要的问题，“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已有明文规定，卫生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即根据这一规定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比如旧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是惊人的，每年一岁以内的婴儿死亡率平均达千分之二百，这对国家和民族实在是严重的损失。解放以后由于妇幼保健站、接生站的大量成立，旧产婆的大量训练改造，和新的助产、保健人员的培养，使婴儿死亡率显著减低。由于普通医院门诊单位的增加，病儿的医疗条件也提高了。单独的儿童医院和儿科病床也有增加。在儿童防疫方面对几种最普遍的急性传染病，都进行了预防接种和注射。现已有一亿以上的儿童接种了牛痘，一百一十六万多的儿童接种了卡介苗，一百八十八万六千多的儿童进行了白喉预防注射。对麻疹及黑热病也大力进行了防治，大大减轻了这些疾病对儿童健康的威胁。两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学校卫生工作，各大城市中都成立了学校卫生委员会，动员了大批医师为儿童作健康检查和缺点矫治，对儿童的健康和发育帮助很大。
儿童保育事业更有飞速的发展。据一九五一年统计，各种类型的保育机构已有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处（包括托儿所、幼儿园、保育院、幼稚园等），收容儿童共五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八人。尤以农忙托儿所和工矿托儿所发展最快。不但使许多母亲可以安心地参加生产及其他建设工作，也使儿童们得到了合理的健康照顾。
家庭环境的改善，给儿童带来的幸福也是很明显的。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生活改善了，对儿童的看法和关系也有所改善，儿童已经不是像旧社会那样成为父母的累赘和“出气筒”，而成了家庭幸福的因素。父母们有能力有心情来关怀自己的儿童，给以最大的抚爱，这对儿童的健康和发育是有直接联带关系的。当我们到处看到一个个一群群健康活泼的新中国儿童的时候，我们不禁为我们祖国的前途欢呼。
当然，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开端，离客观的需要和我们的理想还很远。我们还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开展儿童保健、保育工作，加强儿童疾病的预防医疗、健康检查、卫生宣传教育、改善营养及缺点矫治等工作，并大力发展儿童保育事业，使我们的儿童健康水平更加提高，给他们从事学习和将来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把儿童保健、保育工作做好，需要各方面的努力，特别需要母亲们、保育人员、医务人员、儿童教育工作者等亲密合作，共同努力。
毫无疑问，母亲们都是热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是有少数的母亲因为怕麻烦或以妨碍工作学习为辞而有不愿带孩子的想法，这就妨碍对孩子的细心照顾。抚育儿童是母亲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也同样有责任），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托儿所，可以使更多母亲能够参加工作，而又不妨碍孩子的抚育。但如果条件不具备而需由母亲自己抚养时，我们应该把这当做和其他工作同样重要的工作，发扬母爱的精神，把孩子带好。广大工农劳动妇女，一方面参加生产，同时又要带孩子，她们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另方面对孩子的溺爱会给孩子以不良影响，我们也要防止。
作保育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母爱的精神，应该把旁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更应该把他们当作祖国最宝贵的财产来看待。抚育国家的幼苗，使他们能够安适而健全地成长，这一工作是光荣而伟大的。保育工作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保育工作者应该兼备母亲、医生和教师的美德和一定的业务知识。我们应该给保育工作者以应有的尊敬，也希望保育工作者能够安心工作，钻研业务，把孩子保育得更好。
医务工作同志们，对儿童健康负有直接的责任，同样应该有“母爱”。我们曾经在儿童保健方面作了许多的工作，我们要特别强调工作中的细心和耐心，要善于揣摩儿童的心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果。今年的国际儿童节，各地医务人员应该根据中央卫生部的指示，积极参加预防疾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并适当推广育儿法，和积极参加儿童健康检查和缺点矫治工作。
儿童除了身体健康之外，还需要心理健康、思想健康，这就需要儿童教育工作者负更多的责任。新中国的儿童教育方针是贯注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的，新中国的社会正在清除旧社会的污毒，新中国的家庭是和睦而幸福的，这都是培养儿童健康心理和健康思想的有利条件。儿童教育工作者应该根据儿童的特点，并贯注最大的热爱儿童的精神，来进行教育，把新中国的儿童培养成为崭新的一代。所以儿童教育工作者也应有“母爱”。
当我们在解放了的中国来欢欣鼓舞地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在资本主义国家及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家内的儿童们正遭遇着饥饿、愚昧、恐怖、死亡的可悲命运。我们更不会忘记美帝国主义向中朝人民发动了细菌战、妄图大规模地屠杀和平人民和可爱儿童的滔天罪行。因此保卫儿童和保卫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要保卫儿童就必须保卫和平。我们首先要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扩军备战和进行掠夺战争，反对使用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四月十二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保卫儿童大会，已代表了六十一个国家千百万关心儿童基本权利的人们发出了正义的呼声。我们完全拥护该会的各项决议，并为实现这些决议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我们相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我们庄严的理想就一定可以实现，战争贩子的罪恶野心就必然要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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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空军战俘奎恩和伊纳克的讯问
本报记者 林洪
作为“朝中专家记者联合讯问团”的成员，我亲自参加了美国空军战俘伊纳克和奎恩的讯问工作。由于这两个俘虏毫无顾虑地供述了在朝鲜投掷细菌弹的详细经过，我们大约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在讯问之前，朝中人民军队战俘营管理处的负责人，还有终日和伊纳克、奎恩生活在一起的翻译同志，都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两人供认投掷细菌弹的经过情形。
伊纳克和奎恩到达战俘营之初，和其他一般美国战俘的表现很不相同。特别是问到他们是否投掷过细菌弹时，更显出十分惊慌和心神不安。战俘营的管理当局，本着宽大待遇和尊重俘虏人格的原则，并未采用任何强迫的方式继续追问，而是反复地耐心地对他们解释我方对待俘虏的政策，向他们指出：过去如果在美国战争贩子的欺骗下，在朝鲜和中国投掷过细菌弹，那本来是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原则的严重犯罪行为；但只要能够诚心悔过，谈出全部事实，一定会受到宽大处理。同时在生活上也给了他们和其他战俘同样的待遇，发给他们足够的食物和用品。这种人道待遇，使他们两人深受感动，终于解除了顾虑，供认了在朝鲜投掷细菌弹的经过。
翻译同志告诉我们，伊纳克和奎恩供认投掷过细菌弹以后，都好像卸下了沉重的负担似的，精神立刻轻松愉快起来。在第一次为伊纳克拍完电影时，他还笑着对翻译同志说：“很遗憾，今天拍电影没有同时录音，我希望今后这样作。”我们联合讯问团的全体同志开会研究了这些情况，大家认为这两个战俘既然已经完全自愿地承认了投掷细菌弹前后的主要事实，已经没有什么重大的思想顾虑，于是决定立刻分组和他们谈话，以后再进行集体讯问。
我们和这两个战俘谈话时，采取了极为随便的谈话方式。每一次都是伊纳克或奎恩和我们共同围坐在一起，大家一面喝水、抽烟，一面毫无拘束地谈话。我们除了问到他们受细菌战训练和投掷细菌弹的经过情形以外，也问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被俘后的感想。我们第一次和奎恩谈话是在一个夜晚。我们和朝中两国的几个专家一同走上一个半山坡，在一间小屋子的前面停下来。这间用木料建成的屋子有一丈多长，一丈多宽。屋里正闪耀着明亮的灯光。同行的朝鲜同志告诉我，在目前战争的情况下，能够住这样的屋子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见屋子的一边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木桌，上面摆着几本书，一包中国出产的香烟，一碗吃剩了的鱼，还有一些零星用品。在屋内另一面的炕席上，有两个差不多同样大小的睡铺，都有棉被、毯子等物。靠里面的一个睡铺是奎恩的，旁边摆着他原来的美国空军制服，另一个睡铺是翻译周道同志的。那天晚上，奎恩穿着一件美国空军用的黄色毛衣，脚上是一双皮靴。他留着一小撮略带棕色的胡须，脸色红润，样子显得很健康。当翻译周道同志向他说明我们的来意后，他立刻高兴地让我们进到屋里，并和周道同志一起急忙卷起被盖等物。因为坐位不够，我们多数人都围坐在炕席上。
谈话开始，我们先问了一些他被俘后的感想。他回答说：
“自从我被俘以后，就受到很好的待遇，这使我非常惊奇。我不但得到日常必需品，而且还得到奢侈品，如香烟、糖果等。我在被俘以后，觉得可能受到刑罚；但是，这种顾虑很快就打消了。”
接下去，他回答我们的问题。谈到他个人的简历，家庭的情况，参加美国空军的经过，一直到他在朝鲜群山美国空军基地地面学校听细菌战讲课的详细情形。他这样形容当时的讲课人阿西福克：
“那次给我们讲细菌战课的是个叫阿西福克的先生。我听说他是从日本来的。他约有四十多岁，五英尺十英寸高，人不很瘦，头发已经大部脱落，穿着一身灰色的平民服，带着一副眼镜。从他的口音和种种外形来看，我十分相信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说，阿西福克一开始就告诉他们，细菌战是很重要的。以后就讲到了细菌武器的种类、构造和使用方法，带菌昆虫和小动物的种类，以及细菌万一延及美国的军队时的预防方法等等。讲得最多的是细菌弹的种类、构造和投掷方法。奎恩还特别用手势比划了阿西福克给他们看的照片上的各种细菌弹的形状，逐一说明了各种细菌弹怎样破裂开，从中放出带菌昆虫，撒下带菌尘埃。他也谈到他还听过一次关于原子弹的讲课。那天晚上因为时间已经十点半，我们不愿妨害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谈话就暂告一段落。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和奎恩继续谈话，内容是他两次在朝鲜投掷细菌弹的详细经过。他就所能记忆的，一一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他先谈到一月四日投掷四枚细菌弹的经过。那天早上一点零五分钟，他和领航员罗吉士中尉、机械士赛尔军曹，都到了大队部作战科。在值夜班的作战官的小屋子里，值班雷诺兹上尉对他说：
“今天你有一个特殊的任务。”
“是什么特殊的任务？”他这样问。
雷诺兹大约三十岁，约五英尺多高，蓝色眼睛，棕色头发。他听到奎恩的问话以后，立刻回答说：
“在机翼下挂有四个炸弹，你应该尽可能地在靠近平壤的地区，在二百英尺、甚至更低一点的高度，先把这几枚炸弹投下去。”
当时他有点奇怪，因为根据他所知道的，在这样低的高度投下五百磅的炸弹，是会危及飞机本身的安全的，一般飞机投弹的安全高度是一千二百英尺左右。因此他对值班的作战官说明了他的怀疑。但是雷诺兹告诉他：“你不用管，这些炸弹是不会爆炸的。”并特别叮嘱他回来时要汇报这四个“不爆炸的炸弹”的投掷情况。他说，那时他就想到所要投掷的就是细菌弹。因为他记得阿西福克说过，细菌弹是不爆炸的，而且也听到其他的驾驶员和领航员平常在闲谈中说过，他们的作战官也告诉过他们，“不爆炸的炸弹”就是细菌弹。从作战科出来，他走向飞机，看见一个卫兵在那里看守。在检查飞机时，他发现这几个“不爆炸的炸弹”都没有信管。起飞后，他按照作战官规定的高度投下这些炸弹以后，果然都并未爆炸。于是，他完全肯定了他所投掷的就是细菌弹。
他谈完这一次的任务以后，接着谈了第二次投掷细菌弹的经过情形，内容大致相同。在我们和他的谈话结束后的一两天，他把和我们谈话的内容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我们。
我们和伊纳克的谈话，也是在同样的情形下进行的。
在分组谈话结束后，我们联合讯问团又分别对伊纳克和奎恩进行了一次集体讯问。这一天他们两人都穿着崭新的蓝布衣服，特别刮了脸，谈话毫不拘束。伊纳克的年龄比奎恩小，没有留胡须，显得稍胖一些，从脸色上也可以看出是很健康的。他们两人一一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并且愿意把讯问经过拍成纪录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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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革新后的“大众电影”第一、二期合刊今已提前出版。该刊系根据全国文联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由“大众电影”和“新电影”两个刊物合并而成。新创刊的“大众电影”，发表了“电影工作者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并在“我国人民电影战线上”这一栏内，报道了电影工作中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各种新近的措施，综述了电影工作者经过北京文艺整风学习后深入实际的斗争生活，并介绍适应工农劳动群众的需要而增设教育短片的制作机构，以及全国电影观众的巨大变化等等情况。
▲西安市人民政府为解决郊区一百零七所初级小学今秋实行新学制后的校舍问题，在郊区全体农民的热烈支持下，展开了群众性的建校运动。到目前为止，郊区已有二百一十六间教室和七十四间教师宿舍全部完工，较原有的校舍扩大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许多整齐明亮的新校舍里面，已经挂上了毛主席的画像，传出来小学生们愉快的读书声和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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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顾头不顾屁股的“鸵鸟”
韦启美作
美国空军战俘奎恩和伊纳克供认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消息和供词录音向全世界广播以后，美国侵略者被供词所暴露出来的不可辩驳的事实吓得慌乱不堪。美国远东空军总部甚至妄图以“拒绝评论”的自欺欺人的手段来掩盖事实，就像传说中的受惊的鸵鸟一样，以为把头插进沙里，便谁也看不见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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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劳动模范高贯斗
李桦 于学信作
一、农业劳动模范高贯斗是河北省深县大护驾庄人。本庄农民依靠在他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改良了碱地，战胜了旱灾、虫灾，奠定了爱国丰产的基础。一九五○年他被选为河北省劳动模范，并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二，高贯斗所以能把生产搞好，是因为他执行了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指示。大护驾庄的农民是在一九四三年组织起来的。最初，一部分农民还不知道组织互助组的好处，所以抱着观望的态度。
三、高贯斗这时是村里的生产委员。他看了这种情况，心想，不先做个榜样是不能够把群众发动起来的。因此他就和高红子、高老乾组织了拨工组，把组里的二十四亩小麦赶快收完，又给别人帮工，让群众看一看组织互助组的好处。从此打下了组织起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