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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而斗争
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
丁 玲
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曾经为我们的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指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解决了文学艺术上的长远的根本问题和当前的实际问题。许多自以为是已经无产阶级化了的人，许多靠近革命的和对革命怀疑着的人，都从这个讲话中认识到自己的某些糊涂观念，某些立场不稳和党性不纯的阴暗思想。大家都在这一次讲话后，再认识自己，而从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当时经过一年多的痛苦的学习过程，这个讲话才比较明确的为许多文艺工作者所接受。但这个讲话的意义和现实的关系，只有在跟着而来的实践中，用革命的感情到群众生活中去参加斗争以后，才能得到比较深刻的体会；而真正掌握住其整个精神，并正确地执行它，却还需要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能做到。十年以来，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也有一些偏向和错误。我们必须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问题的方针、规律，经常分析我们所获得的各种经验和新发生的问题，经常研究我们执行的正确或理解的偏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自以为是，在个人是必然走入歧途，在领导，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不是要求大家在口头上承认它是伟大的经典文献，却是要求每个文艺工作者，尤其是负领导责任的，在群众中有影响的作家们，把它当做日常工作的指南针，用它做武器，在
一切具体的实践中反复思考，具体分析。我们必须反对用毛泽东同志所反对的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的著作，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抽象的，从这个文件中得出几个概念，就自以为拿着了法宝，可以通行无阻，解决一切复杂的细致的文艺创作上的问题，那是一定会碰壁的。毛泽东同志老早就给过我们这个警惕。
从去年“武训传”这样的影片能够摄制和公映，而在公映后并未立刻受到文艺界的批评这种情形看来；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和“三反”运动中所暴露的问题看来，文艺工作者们并没有把这个文件学好，或者是已经把他们所学到过的忘记了。在进城以后，在文艺工作中出现了放弃领导的现象，放弃了以工人阶级思想作为领导的思想，而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他们的狂妄的宣传，不特失去批判的能力，甚至是相处得颇为舒适的样子。我们听到过以资产阶级趣味来抹煞我们的某些好的作品的论调，也听到过要求趣味化，以迎合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的言论。这些论调是尽到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义务的。我们有许多年青的同志们走了弯路，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立场不稳，一方面也由于受到了这些错误论调的影响。这种现象，即使经过文艺整风学习，也还是目前我们文艺工作中残存着的严重问题。我们在肃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点上，还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决不应该袒护这种错误倾向，或寄与同情。这个问题，近来谈得比较多，暴露得也比较多，我不打算多谈。我想谈一些另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这很大的一群曾较长期地在解放区中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今天，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部分都曾为着实践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文艺方向而努力，到生活中去，参加武装斗争，参加土地改革，参加工业建设，和战士同起居，学习工作，学习群众语言，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写了各种各样的作品。就一方面说，我们的确在工作中也有了不少的成绩，但就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创作总是不能提高，总不能满足群众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十年来比较能站得住的作品是不多的。我们还很少写出十分感动读者的作品，使读者读着我们的作品时，就自然的从心中发生爱，发生恨，自然的要求行动，要求向作品中的人物学习，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中的主人公。我们不能把作品中的事件写得轰轰烈烈，写得亲切感人，使读者向往，乐意为新的社会，为祖国，为新的人，劳动的可爱的人民而献身。已经十年过去了，可是从各方面检查起来，总觉得进步太少。今天有许多人，特别是年青的文艺工作者为着这个问题而苦闷。这个道理何在呢？那末是不是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过去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实践，我们的看法和做法是否有错误，是否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想是必要的。那末，我就举出几点来，请大家研究。
第一，关于主题。主题是什么呢？是作品中所反映的、所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从作品的主题是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水平的，就是看作者所注意的、关心的是今天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矛盾还是琐细的无关紧要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是新的战胜了旧的呢，或是为旧的做了宣传。我们今天需要反映的最主要的主题是反帝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国家建设中新和旧的斗争。我们平常说写土地改革，写抗美援朝，写“三反”“五反”，写工业建设，就是指的这个。要解决这些主要斗争的问题，可以有不知多多少少的题材，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取材。过去我们很多人把主题和题材混同起来，以为有了主题，就可以创作了。作家先有了一个抽象的主题，然后到生活的海洋中去找材料，按照作家或领导方面的主观需要，在他所接近的生活边缘，抓取一些零星的生活，就凭空构造一个“伟大”主题的作品。这样的创作方法，我们是不难找到失败的例子的。
科学家把现实斗争生活研究以后，概括起来的一些观念，这是理论。这种理论，作家是应该知道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作家去了解生活，明确地形成主题。可是作家自己要真正获得这主题，还必须通过生活的实践，靠自己取得丰富的感性认识，还必须对个别的事物进行观察和研究，有新的发现，而且须要通过具体的生活形象而把握这个主题，然后才能借助人物在事件中的活动而细致的写出深刻的矛盾，并写出怎样依靠于新的发展的力量来解决矛盾。文学作品写出了某些积极的主题，并不是告诉人一些理论，一些概念。科学的论文会分析得更有条理，做得更好。文学是要它能感动人。作家务必使读者能经验到作家在生活中所经验的，务必使读者能同作家一样去感受生活，和感觉、体会到生活中的问题，帮助读者提高，深化，补充他日常所接受的一些理论。因此创作决不能简单地从主题出发。
有人说从主题出发也可以写出伟大作品，那是还不了解创作所必须走的过程，甚至最主要的过程。现在有些人是采取这种办法的，偶然也有写出来的作品，为一般人所称赞。但这些赞美的话不外是
“主题正确”，可是你却从来也没有听到有人说那里边的那个人物，太感动人了，那生活太亲切了；这种作品，慢慢就会被人忘记的。像水浒传这样的伟大作品，固然有着它的好的主题，但是到处流传的，人人津津乐道的是花和尚鲁智深，是打虎的武松，是黑旋风李逵，……读者们是从水浒传中的这些活生生的人物来接触这部书的主题的。
提醒作家必需懂得正确的主题在作品中的重要性，那是必要的，但作家必须努力在生活中，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在自我的斗争中去把握正确的主题。作家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而认识现实生活中那些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样就可以免得像盲人骑瞎马，乱闯乱撞，在生活的海洋中乱摸，茫茫然无所得；但如果以为只凭几个抽象的主题，由此出发，拼凑一些印象和材料，就来进行创作，那是必然要失败的。
简单地说从主题出发也可以写出伟大作品，是带着很大的片面性的。这种论调对于某些文艺工作者的搜集材料，采访材料的生活方式，是起了影响的。对于一些不愿长期深入生活，不决心改造自己的人们，好像是帮助他们取得了捷径，但实际上却有多少人跟着走了弯路呵！
第二，关于“典型人物”。作品主要要写出人物。作品中活动的是人，是人的思想，人和物的矛盾，人和人的矛盾，人本身的矛盾，一切问题都是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人物要写得分明，要写得突出，就是要写人的个性。要对于具体人物的个性有充分的表现，就要借许多许多日常的生活来让人物在其中活动，要使人物在多样的事件中有各种方式的表现，而这又要表现他的个性的一致性。这样，人物的轮廓才能分明，人物才能像活的一样。这种人物写好了，写得对于读者像真有其人一样，使读者把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使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又发现了从作品中所得来的人物，这种人物就成了典型，就有了他的典型性。典型性是从个性来的，是要作家在生活中观察，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创造一种带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物却应有他个人强烈的个性。所以真正的典型人物是从生活中来的，作家如若没有丰富的生活，没有许多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人物，是不能写出什么人物来的，更谈不上典型。
但是，有的人是怎样告诉年青人去创造人物的呢？是首先告诉他们要写“典型人物”。大家先在屋子里研究人物的典型性，共同性，一个英雄应该是怎样怎样的，一个贪污分子应该是怎样怎样的。研究好了他们所应该具备的共同的特点，越概括越好，然后决定在作品中以何者为主，何者为辅。这些人物还没有写出来就已经定型化了，脸谱化了。因此，这些人物是从开会中得来的，是从报纸材料中得来的。我们看见很多作品中的确有了各种“典型人物”，代表了进步的、落后的、中间的……但太“典型”了，“典型”得像死人一样，毫无活人气息，这些人物都是按主观的概念而活动的。人物的思想、言、行都是最公式化的会议的结果。这种作品写完之后，“典型人物”的理论家看了也不得不说“概念化”。
为什么在我们的作品中会有这样多的“典型人物”而缺乏活生生的人物，其道理何在呢？既然是从概念出发，怎么能不得到概念化的结果呢？我们经常听到的写转变人物，写英雄等等号召都常陷于缺乏分析，缺乏具体指导，只顾主观需要，忘了作家应从根本的问题入手。
第三，关于“思想和政策”。人们常常问：什么是思想性，怎么才会有思想性，如何提高我们作品中的思想性。我以为过去我们要求过，鞭策过，批评过，但没有解释过，或解释得很简单。譬如说：
“思想性就是政策性，要有思想就要写政策，思想即政策。”因此我们写工业就写工业政策，写劳资两利，写公私兼顾；写土地改革就写如何订阶级，如何划成分，如何团结中农，如何发展生产一连串的政策。写军队就写战略思想。于是我们的作品常常充满了政策和条文。人们要求一个作品解决许多问题，得说明为什么要有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包含什么内容，以及它的正确性等等，但一个作品总是很难把这一切都说完全。这的确不是作家所能胜任的。作家拿着中央的指示，生硬地用些个别的故事来解释，借人物的道白来讲演，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作家本企图达到有完满的思想性，但结果给人的感觉还是觉得太浅，太低，没有内容。因为他只做到对指示的一些蹩脚的翻译。这个办法是不对的。
我以为思想性是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在作品中的反映。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是应该具备大公无私的性格与作风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并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去分析研究生活中的矛盾，得出正确的结论。作品要给人一个正确的观念，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影响读者，使读者读了这个作品以后会生长起来对工人阶级事业，对人类美好远景的无限感情。它要扩大读者的眼界和心胸。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品质。作品要有思想性，仅仅依靠一些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作家不能简单地接受别人综合起来的一些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更不可能把科学的理论直接地化为形象。作家必需去实践，到生活中去印证，并且求其更丰富和更深刻。所以思想性不是硬借来的，不是可以套用的，不是可以假装的，也不是忽然就有了的。这必须作家有广博的知识，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有工人阶级的立场，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反复地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逐步培养和丰富自己的阶级感情，使自己的呼吸和群众一致，而且比群众看得更全面，更远。只有经过痛苦的自我思想改造，和长期辛勤而诚实的劳动才可以做到。除此以外，是没有任何捷径的。
至于政策，也不是供人背诵的条文。作家只能在群众的斗争中，在事物的矛盾中来体会政策。作家必须懂得政策，因为一切生活，一切变革都离不开政策，政策帮助我们来把握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作家写一切生活，一切变革，都应该符合政策，对政策的推行有利，但决不是简单地写政策。我们读过不少写政策的作品，除了枯燥以外，我们还能感受到什么别的么？
第四，关于“宣传教育作用”。文学本来就是革命战线的一部分，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向群众宣传。但文学不等于一般的宣传，不等于教科书。这道理本是很浅近的。可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却有人不是这样看法。譬如写土地改革吧，就有人说：“这本书，土改过程不完全，对实际土改工作没有什么用，”或者“那本书，过程是完全了，但却又过时了，对新区不适用”；写抗战，写解放战争，则说“材料太旧了”！因此作家能写些什么呢？必须写新的工作方法，新的技术，新的发明。常常听到有人说：“这是先进的例子，写出来对别的地方，对落后地区有作用。”于是这本小说中有电焊条的方法，那本书里也有电焊条的方法，这本书里有一个修理炉子的方法，那本书里也有一个修理炉子的方法。有些文学作品，作者卖弄一些其实大半是外行的所谓专门技术，或者就是讲解一些最肤浅的有关目前运动中的道理。解释土地改革的政策，我想是不能依靠写土地改革的作品的，作品不应该担负这种任务。作品也不是推广先进的工作方法的，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决不是要从书里学习如何用手摸字去写作，值得人们学的是保尔·柯察金这个伟大的人物的心灵，是他的精神，是他的钢铁般的意志。
文学同时事宣传的小册子究竟不一样。为着当前的一些运动，文学作品应该及时有所反映，但这样的作品也必须有些人物，有些生动的语言，必定把话说得比平常更洗练些，具体些；而且也不要求作家只写这样的作品而不写比较更有内容，更有研究的作品。作家是不要赶时髦的。我看见有些人常常去抢材料，好像作品同新闻一样，迟出一天就减少了价值，这完全是多余的担心。我们说，我们的作品赶不上现实，文学上的成就还远远落后于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成就之后，意思是指我们作品的质量，是指我们作品的内容，没有很好的反映伟大的斗争的现实生活。作家是要写新鲜事物的，作家如果生活在群众之中，他每天都看见新鲜事物，他自然会写的，用不着抢。作品要真能写得感动人，教育人，起到宣传的效果，要写得好，作家还是应该从他最了解的生活，最感动了他个人的生活去动手。如果作家为了环境的需要，为了任务，他是应该也写说明书，也写工作方法，也写教科书，也写传单，这些都可以增长作家的知识和能力，但决不能把这些就当成文学，以此为满足。
存在于目前文艺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还很多，我不能全部来说，以上这几点，我以为是很重要的。这里包含着学习方法的问题，学习态度的问题，对毛泽东同志的文件理解和执行的问题。还是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还是依照教条主义，主观的唯心的方法的问题。虽然这种错误的看法并不是很普遍，但却有影响，而且还严重地存在着。我们要承认我们彻底检查我们的思想、理论和批评工作，是从来就做得很差。过去，当我们的文艺受到资产阶级攻击的时候，我曾经为工农兵文艺的整个成就而辩护过。写了一篇文章叫“跨到新的时代来”。这些辩护，我认为是对的。但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的今天，我却不得不提出我所感到的问题，那些关于我们自己所犯的另一方面的教条主义的缺点。如果我们不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注意着我们向来就有的公式化、概念化，那我们将很可能发展这种倾向。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文艺界、文艺领导者、有影响的作家们为着解决我们很多年青的文艺工作者的苦闷，为着使文艺为人民服务得更好而认真做起一些研究工作，和展开理论思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要不怕暴露弱点，勇敢改正错误。同时我希望很多年青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长期地深入生活，不要将学习和生活，和创作隔离开来，清除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改正生活和写作的态度。清算以文学做为个人成就的打算，老老实实地、勤勤恳恳地劳动，以劳动的成果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要为着这个方向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思想言论做斗争、也要同我们自己的党性不纯、主观主义、粗制滥造等等不良倾向做斗争，让我们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大旗举得更高些，为我们在文艺工作上的更高和更大的成就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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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迫切要求文艺食粮
——记本报召开的农民文艺座谈会
本月二十日，本报召开了北京市郊区农民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五个区十三个村的农民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文艺爱好者和文教干部，共十八人。他们在座谈会上，反映了许多村子的文艺活动的具体情况和目前存在着的主要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和希望。
文艺宣传在农村中很起作用
据十一区南苑镇王林江说，农村中文艺宣传活动的动人事实是说不完的。有些村建立了文艺组或村剧团，从事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搜集当地材料，结合当前运动，编快板，演小戏，到处宣传，“挺起作用”。十四区关西庄张凤山，是附近几个村有名的快板能手。他们村里一共有四百二十七亩地，今年有二百五十七亩地生了麦蚜虫。经过他的宣传，群众积极地起来捉虫，共捉了四千七百三十四斤害虫。他说：“我们村里人最喜欢听快板，我在快板里编进了蚜虫繁殖的道理，打破了群众的迷信思想。”他说的快板，总是紧密地结合着季节和当时的情况。他说：“如果地里正长虫，就说害虫，大家自然留心听；要是在冬天也说害虫，群众就不爱听了，冬天我就说关于肥料的事情。”
文艺活动帮助宣传组织互助组，也收到很大效果。十二区下营村剧团副团长修福说：“我们村里去年搞互助组的时候，最初只成立了十个组。剧团根据当时村里的思想情况，把韩维森（一个三十岁的壮年人）只顾个人眼前利益想单干的事实，编了一出话剧‘组织起来真光荣’，批评他的落后思想。韩维森看到这个戏，头也抬不起来。戏演完以后，剧团的人又个别地跟他谈。他到底参加了互助组，而且后来还成为积极分子。”现在，全村已经有五十一个互助组，差不多全组织起来了。
为了宣传婚姻法的好处，许多村剧团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小女婿”、“双满意”和农民自己编写的“婚姻自主”等剧。四王府的女孩子看了这些戏后，听见别人说起婆家，也不红着脸跑掉了。现在她们都是自己找对象，做父母的也不再办浪费金钱的嫁妆，留下钱买肥料了。下营村演完“婚姻自主”，很快就有五对新式结婚的。黄姑坟的妇女出嫁，再也不坐花轿了，伴她们的是村里的秧歌队。有一个新娘子也参加了秧歌队，和大家一起扭。
结合政治任务的文艺宣传的效果也是很大的，能够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南苑镇在抗美援朝的宣传中，演出了话剧“讨还血债”，这是一个东北出版的剧本，他们把方言改了，演得很成功，观众三千多人。好多观众哭得抬不起头来，大家痛恨美帝国主义强盗。演员们经过这次演出后也提高了觉悟程度。有一个演主角的女演员，演完戏以后，还跑进后台大哭一场。
农村文艺活动迫切需要领导和辅导
农村中这些业余文艺团体是在群众的热爱、支持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南苑镇为配合政府取缔一贯道，一九五○年建立了文艺宣传组，当时只有三个人，演出一些快板和数来宝。现在，这个宣传组已经扩大到三十多个人，自己能够编些小戏了。十四区西柳村，全村三百多户，二千多人口，参加剧团的有五十多人，半数是农民，半数是村里的学生，团长李德才也是种地的。一九四九年开始组织了一个秧歌队，一九五○年改演话剧，演了“不拿枪的敌人”、“刘四嫂捉特务”、“取缔一贯道”、“组织起来力量大”等剧，很受群众欢迎。群众原来也喜欢听快板，可是现在一说快板，就不爱听了。农民爱看戏，演员也爱演戏。“听的人听不够，唱的人也唱不够。”下午演起，一直演到夜里下三点。为了适应需要，他们把演员分甲、乙制排演，免得一个人连续演出又疲劳又耽误生产。他们在每次演出后，都要开检讨会，检查每个团员的工作和作风。他们还和群众一样搞好生产，上民校学习，一切文艺活动都在业余时间进行。这个剧团从成立到现在，始终保持了很好的信誉。李德才说，他们演戏一面为了宣传，一面也是为了要提高演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开始参加剧团的时候好多人都不识字，现在都能够看报了。
在群众自己的培植下，农村文艺活动开始萌芽了。大家感觉苦闷的，是没有一定的机关来领导。一个区仅有一个文化馆，几个村才有一个文化站，文化站主要的工作是办民校搞识字教育。有的村政府的主要干部根本不重视文艺宣传。十三区门头村吴永利说：“你演不演，都没人管。”十二区田各庄王书田说：“我们剧团好像没有靠头，要是文化馆或是北京文艺处多和我们联系，召集我们谈谈，大伙儿觉得上级关心，情绪也会高些。现在一年半年也没人到村里去。”因此有的组织垮了，有的村搞不起来。十区八里庄刘恒博说：“去年冬天，我们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出去演‘光荣自卫队’，还得了奖。原想把这个文艺宣传队巩固下来，可是自从村里设立了文化站以后，站里的同志不帮助我们，反而散了。”海甸文化馆金普说：“我们根据十三区劳动模范狄桂林的增产事实，编了一个剧本，就叫‘狄桂林’，送到北京市文艺处审查，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没有退回来。”农村中业余文艺团体没有经费，也是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大困难。每一剧团差不多都提到了需要一块幕布，需要演出时用的煤油等等起码的东西。现在，这些村的活动经费，有的是大伙儿开荒、种公地或搞其他生产赚来的；有的是群众捐助的，有的是搞工作的人自己掏腰包。赵彦茹说：“我们村的群众因为爱看剧，冬天给剧团凑了钱买煤生火来排戏。有一个叫李文龙的，自愿出钱给剧团买了一本‘小二黑结婚’的剧本。去年十一月北京市郊区工作委员会让各个剧团把预算做好，填了表，说可以补助一些经费。但是至今没有下文。”他们认为农村的宣传工作，应该由一个统一的机构来领导。不然，区政府、文化馆、派出所各搞各的，讲的内容重复，农民不感兴趣；而他们所热爱的文艺宣传，倒是谁也不管。
青年农民喜欢跳舞，都想学，可是没人教。五一节晚上有人到天安门去玩，专心地默记人家怎么跳的，淋了一身雨，回到村里就教起集体舞来了，活跃了村子里的黄昏。有的村里，农民们已经会跳几种简单的集体舞蹈，但时间长了便又嫌陈旧，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下营村的修福说：“搞舞蹈的同志赶快教给我们一些吧。”
文艺工作者为农民创作，是很重要的。同时，把文艺这个武器交给他们，帮助他们搞，也是农民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急切盼望的。他们认为文艺工作者到他们中间去的太少，几乎没有。他们热烈要求辅导他们和给他们观摩机会。他们派人进城看一回戏，就是为了要学点东西，每次总能够得到不少收获。甚至曲调也学会了。黄成祥说：“过去我们不会化装，把农民和地主化得差不多。听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志讲过一次化装以后，我们就懂得不少，解决了化装问题。”“三反”斗争中，南苑文艺宣传队原想编一个独幕剧，不懂得编戏的窍门，拚命把材料往上加，结果弄成一个大剧。费了很多时间，还是演不了。田各庄王书田说：“虽然我们编的真人真事很起作用，可不能老是这一套。”爱好文艺的农民积极分子，在不断的实践中要求提高；他们拥护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也期待着文艺工作者能够为他们多做一点工作。
农民要求电影下乡，要求供给短剧
几年以来，郊区的农民很少看电影，甚至有的人还没有看过。下营村虽然是十二区的重点村，也只放映过三次电影；十三区比较偏僻的南安河的农民，直到最近，才看了看幻灯片“赵一曼”和“鸭绿江上的怒火”，刮顶大的风，农民也都来看。那里的人甚至没有见过毛主席的照片，当他们看见了幻灯片上毛主席的像时，高兴极了。电影在农村中放映的效果是非常大的。电影“白毛女”在十三区东北旺放映时，群众看到黄世仁给大春抓住了，都愤怒地喊：“枪毙他！枪毙他！”十四区北顶五十多岁的马连喜说：“我们村子里的人看过两回‘白毛女’以后，影片里的歌子，普遍唱开了，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也学会了。”他们热烈地盼望着电影下乡。
海甸文化馆金普说，苏联影片“山野的春天”在镇上放映过，这样的片子如果能到农村去放映给农民看该多好。
农民看不到电影，也看不到专业文艺团体的戏剧。他们反映：城里常有招待工人、招待战士、招待干部的戏演出，这是对的；可是不演给农民看，就不应该了。自己想演戏，又找不到合适的剧本。十三区门头村吴永利说：他们村里爱评剧，可是评剧剧本多数很长，很难演，自己排起来要二十来天，希望有短一些的。同时这些评剧剧本都没有印上曲谱，也是一个缺点。黄成祥说：“我们南苑镇文艺宣传组的人，觉得群众觉悟提高了，要求也高了。自己的工作又忙，又要生产；可是一个月不演出，群众见面就问‘为什么还不演戏’，可是，材料到那里找呢？希望文艺工作者多给我们编一些小戏。”王林江也这样说：“文艺工作者给我们写的东西真是太少，特别是为我们农民写的小戏太少。”赵彦茹说：“这次老乡们知道我来参加座谈会，叫我带个信，希望多给我们编些好剧。”农民就是这样迫切地期待着作家们的创作，他们要求形式短小的剧本，不要五幕十场的大戏，他们演不了。
农村需要大量通俗读物
农民也挺喜爱连环画和画报。他们特别欢喜颜色新鲜的图画，不爱看那些单线条的画。但是即使单线条的连环画，村子里也很少。十二区下营村的修福说，他们要走五里地上文化站看书，来回起码一小时。加上书少人多，有时还要空跑一趟。不识字的人对看图识字的小本子最发生兴趣，能够帮助他们记住生字。最近，北京市郊区正大力推行速成识字法，三个月以后，农民就能读民校的第四册课本，到那时更需要大量适合他们阅读的通俗文艺作品。现在民校的二年级学生，已经在文化馆抢着要书看了。八里庄刘恒博对刊物提了一个意见，说：“字还好认，就是连成一篇文章，意思就不好懂。”农民普遍地希望要把给他们阅读的作品编得通俗一些，字要印得大些。大家还希望黑板报能够改成漫画报。目前的黑板报照报抄写，不吸引人。十四区黄姑坟的邢敏才说：“老乡们见着黑板报上长篇大论，一片黑，心就烦了。”他们要报纸和刊物多供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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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向前
——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
曹 禺
十年前的五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获得了正确的指针。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时期，毛主席这篇“讲话”坚决有力地指挥着我们。在今天，中国已经站起来了，经济建设的高潮眼望着就要到来，全国的劳动人民更迫切地需要丰富的文化食粮。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加倍努力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十年以来，凡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学习和遵循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而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都得到了一定的收获，做出了劳动人民所赞许的作品，有的并获得了国际上的赞扬。凡是以不老实的态度学习这篇“讲话”、不去认真改造自己的人，也就在文艺创作上遭遇到挫折和失败。
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千千万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员，成为毛主席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然而我又多么胆怯，仿佛刚刚睁开眼的盲人，初次接触了耀目的阳光，在不可抑止的兴奋里，又不知道如何迈第一步。多少年来，我脱离革命的群众，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我猛地见了一直在渴望着的光明事物，反而觉得不能像亲人一般地立刻拥抱它。
我开始用心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知道如果用高谈阔论、用宣言或者粗制滥造的作品来证明自己是人民的作家，那是枉费心机。工农兵希望读到忠实地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反映他们的思想情绪的作品，他们毫不需要冒充工农兵的人物上场，不需要一些代用品在他们面前推销。一个人可以表示主观愿望如何为了工农兵，可是群众只会老老实实地看他的货色、他的行为、他所写的作品。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实践是检验主观愿望的标准，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逐渐发觉自己的空虚，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古人有一句话，“贫无立锥之地”。我今天才明白一个人在精神领域中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当口是多么痛苦。
在这个当口，我从毛主席的“讲话”里听见了伟大的指路的声音：“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我又听见：“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这一些指示深深刻印在我的脑里。是的，不熟悉的，我们应该去熟悉，没有了解的，就要去了解。除非对人民的事业毫无热情，除非对人民和他的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永远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我们见到了祖国的光明，见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就得热情地去歌颂，一切困难都应该克服，也必能克服。一切纠缠在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根盘上的腐烂的东西，都应该斫断。新的生命不能从这样旧的腐朽的根上发芽，新中国的人民文艺不能在这上面生长。必须从一个阶级移到另一个阶级，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一下。纵然是长期的痛苦的磨练，也须要像许多开路的新中国文艺工作者一样，一步一步地经历过来。
要变化，要改造，我该沉下心来，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意识，究竟有多少是人民大众的，多少是非人民的。一套套的超阶级的善恶是非的观念，若隐若现地深深扎在我以往的作品里，有的甚至还很猖狂地叫嚣起来。我好说我痛恨黑暗的旧社会，不满意人压榨人的血腥事实，也说必须推翻封建势力、官僚买办的万恶统治，可是我却是一个超阶级的人性论者，我相信在那样的阶级社会里，人性也是普遍的善良的。我从未明确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性。我没有明了客观决定主观，存在决定意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情感。
我明白我的精神领域里原来并不止于贫乏，那是一个好听的名辞，一个旧知识分子在躲闪无路时找到的一个遮丑的遁辞。实际上，在我的思想意识里，并非是如以往自命的那样进步，那样一心追求着真理和光明。我的仓库里有一大堆不见阳光的破铜烂铁，一堆发了霉味的朽木。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把自己的思想根据毛泽东思想来加以彻底的清算，这些腐朽的东西还是放在那里。
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知识分子，很难忘怀于自己多少年来眷恋的人物、思想和情感，像蚂蚁绕树，转来转去，总离不开那样一块黑乌乌的地方。我记得在反动统治时期，在特务如麻的重庆，第一次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仿佛立刻就明白了文艺当然是为工农兵。这还有问题吗？但是读到什么是人民大众，文艺为什么人的时候，我发现也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写，便又窃自心喜，觉得我所熟悉的那一类生活和人物还可以用得上去。只要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成了。当时我虽然读了一两本社会科学书籍，却实在不能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么回事。现在才觉察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钻空子。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夫妇之间”的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写革命的干部，结果歪曲了革命干部的形象。这是一个教训。
十年以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
我们伟大的领袖是这样有力地指示过的。
记起童年时代在私塾里作文写一些“大禹惜寸阴”之类的东西，小学生写了一些类似平时如何不用心读书的缺点，末了总要写上两句“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的话，但从此也就忘了这两句话。现在想起来，“往者已矣”如果只指时间，那确是已经消逝了的。但“往者”应该是指自己的缺点，对于像我这样出身小资产阶级的人说来，这缺点主要应该是指小资产阶级的坏思想，那就不能凭两句宣言就能够“已矣”的。如果不随时检查，不随时靠着党和群众的指导，不彻底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的问题，那还是会死灰复燃，即便到了群众中去，也不能从群众中学习什么东西。
我到过淮河，参加过土地改革，在那短促的期间，我曾犯了些错误，靠了群众的帮助，得到了及时的纠正。我还不曾写出一个字来。这使我每次想起毛主席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我就深深感到愧痛。
但我是毛主席的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建设业绩鼓励着我们，全中国光明的前途召唤着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一定要学习得比现在更好。我自身的毛病会使我遭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一定要逐渐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工农兵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
这是不可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