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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有科学上的铁证
“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东北分团团员 谢少文
编者按：谢少文是中国协和医学院细菌科教授、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第三次国际微生物学会代表兼立克次氏体组主席、医学博士。下面是他最近就调查研究所得撰写的责斥美帝国主义者进行细菌战的文章。
正当我东北各地广大人民本着高度爱国热忱和保卫世界和平的精神，以亲眼看见的事实向全世界控诉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的时候，艾奇逊之流竟无耻地屡次狡辩和抵赖。美帝国主义者以为我国的科学家，特别是微生物学工作者，还没有方法运用科学的力量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事实上，我们科学工作者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东北分团，在过去两个星期中，经过细致的调查，已经得到了很多有科学论据的材料，确实证明了我广大人民的控诉是绝对准确的，不容否认的。
美帝国主义的飞机不独在朝鲜进行细菌战，而且在最近一个月以来，天天侵入我国和平区域进行罪恶的细菌战。这一个结论，是根据我们团内专家自己的工作，再加以沈阳、安东、宽甸、抚顺和其他地区的微生物学工作者，不论是教授、专家、技师、技工，万众一心，日夜工作，终于从各方面得出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的完全肯定的科学的证据而作出的。这种资料已为调查团和东北防疫机关妥善保存，以备必要时供给国际人民法庭，来证明美帝国主义不但在东北地区撒布大量昆虫，并且从这一些昆虫中，我们微生物学工作者，已经分离出对人类、对家畜、对农作物有害的细菌、立克次氏体和病毒。
现在在东北地区，尽管几年来防疫工作很有成绩，在美国侵略者的军用飞机撒布含有细菌的毒虫后，已经发现了在中国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种急性脑炎。经过我们多数病毒学专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种病是由于病毒所致。同时在美国飞机所撒布的蚊子中，又发现了一种脑炎病毒；在动物试验中，其病变和人的病症完全相同。
此外，美帝国主义所撒布昆虫中的病菌，不但能残杀我和平人民，而且对牲口、家畜、植物等一切生物都能造成严重危害。当我们从美帝国主义撒布的毒虫中找到很多毒菌时，当我们微生物学工作者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的阴谋加以判明时，我们对美国所进行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愈是不能容忍！美国细菌战犯成为给人类带来死亡的瘟魔。
最后，经过短短十多天的实地调查，我愿意向我们广大人民的高度爱国心和警觉性致最大的敬意。我们已经看见了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人民发挥着伟大的潜在力量，如在组织防疫和捕虫灭虫工作中，创造了各种适应本地情况、价廉物美而有效的科学方法，并热心为公众整理环境卫生，因此，防止了疫病的大量发生。我们要警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我国的科学家，不但能够发现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的铁证；而且，我们人民更有充分的力量来粉碎美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美帝国主义的恶毒计策，是决不会成功的，只能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有良心的科学家、微生物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的愤恨。我们的团结努力，必能彻底地粉碎美帝国主义所发动的细菌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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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粉碎美国的细菌战
刘白羽
我到过朝鲜，我亲眼看见美国法西斯强盗在朝鲜已经制造了多么严重的罪行。
我看见朝鲜每寸土地都渗透了鲜血，也渗透了仇恨，我知道朝鲜每个家庭都可以到正义的法庭上作证明，可是美国法西斯强盗现在又灭绝人性地向朝鲜散布了细菌。细菌是最残酷的杀人武器，美国一个名叫温特的教授早就狂叫：“一克腊肠杆菌可以消灭七百万人。”全世界早就用正义来制裁这种最不人道的野蛮兽行。一九二五年，四十六个国家签订日内瓦议定书：“禁用窒息瓦斯、毒气及细菌等武器”，一九四八年联合国又通过了“防止并惩办集体屠杀罪公约”。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在欧洲的罪行比瘟疫还厉害，可是它还没有敢于把“波森研究所”里的疫菌炸弹使用起来。现在杜鲁门、艾奇逊、李奇微这批吸血鬼是完全丧心病狂了，他们把他们溅满了鲜血的手伸向朝鲜，现在，一批继一批的细菌又在向我们祖国土地上散布。
我们爱我们的祖国，祖国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为了祖国，我们从南方战斗到北方、又从北方战斗到南方，多少条河流，多少条山岗，多少个黑夜，又多少个白天，我们战斗着，我们英勇的中国人民终于打破了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东方黑暗，我们建立了光荣幸福、和平自由的国家。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每天都正在发生着许多可喜可爱的新鲜事情。
我们深深耕种土地是为了提高谷物的产量，我们建设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是为了让人们过美好的生活，在工厂和矿山里，劳动英雄创造着新纪录，巨大的建设工程，一个接一个在土地上出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会带来比往年更多的好消息，你看：一百多万民工已经上堤开始了第二年度的治淮工程；你看：苏北沿海已经动手建设一千多里长的防风林，这将使千百万农民免受海洋风暴、水旱灾害的痛苦，而且还可以减少空气中的盐分，改造土壤，使农作物得到良好的生长，保证丰收。我们的国家每一个时间都在前进，我们用劳动创造着新的奇迹。在北满草原上已经出现了第一个集体农庄，旧时代农民屋顶下那里照得到阳光，现在这个地方夜晚都照着雪亮的电灯；灯光下坐着读书识字的农村妇女。战斗胜利的歌声由乡村响到城市。在城市里我们战胜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我们从社会上清除着贪污和盗窃，在我们中间生长着新的人物和新的品德。你只要想一想我们的过去，今天和将来，我们怎能不爱我们的祖国。祖国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一切，现在美国竟在我国的东北撒布细菌，毁坏我们的幸福了。我们英勇的中国人民是有力量有信心消灭它的！
美国杀人犯的罪行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怒。
杀人犯的血手已经被人捉牢，他还在玩一套撒泼耍赖的把戏，这就是今日杜鲁门、艾奇逊、李奇微这群吃人生番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丑态。当他们绞杀人民的时候，他们的心最阴险，他们的手最毒辣，当他们被全世界正义的呼声所震慑的时候，他们就尽量撒谎抵赖，这一点正是由大资本家、市侩、暴发户和人贩子结合起来的，美国法西斯的本质，卑鄙无耻、贪婪险恶的本质。
杀人的凶手说：“我没有杀人！”盗贼高喊：“此地无银三百两！”这种调子一点也不新鲜。美国法西斯的细菌是从德日法西斯温床上承继来的，柯亨无耻“否认”、艾奇逊狂吠“调查”，也只是戈培尔谎言的再版。实际上这种罪恶，在艾奇逊的阵营中早就得到了证明。一个叫作狄尔曼的记者报道：“知悉内幕的人都不愿说美国在研究这种可以不毁一房一屋而消灭整个整个城市的居民的武器方面已达到什么程度。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关于细菌战的消息是被严格封锁的。但点滴的消息曾经发表过。这些点滴的消息合起来，造成这样一个可怕的可能性：军事研究家可能已可以制造出能够大规模毁灭人、庄稼和牲畜的比较简单和比较花费少的武器。”纽约时报“科学一览”栏说得就更具体：“上次大战时，大约有四千名美国科学家探索细菌战的可能性，在马利兰州、密西西比州、犹他州及印地安纳州所建立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细菌战犯在朝鲜空中投下第一批细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陆军化学兵团研究部长克利西将军说：“我相信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种武器，可以使我们能够花最少的代价削弱敌人的抵抗力量。从而取得胜利，而不致毁灭它的经济。……和原子弹或者其他爆炸性的武器不一样，生物武器主要是对付人的，因为这种武器并不毁坏建筑物和机器，而是用来对付人本身或者人的食物——牲畜和谷物的。”当毒菌正在杀害着和平人民生命的时候，这些恶魔却在那里计算着“花费最少的代价”来取得“不致毁灭的经济”，你看，这不是只有生番和野兽，才能作这样血筵上的喧笑吗？可是艾奇逊的抵赖是无用的，因为罪证无法消除，血手已经被人捉牢，人民的鲜血正从这手上往下滴落。
世界人民为了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又一次证明和平必定战胜战争。在正义的怒涛面前，战争贩子只有发抖。马立克词严义正的斥责使柯亨一个字也答不出来，英国政府想替杀人犯辩护，可又找不到根据，结果只好把杀人犯自己找来当见证人，他说他“就这事询问过美国政府和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对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为发出抗议的呼声。因为全世界的母亲那一个不知道爱孩子。帝国主义、瘟疫，是人类的死敌。苍蝇、跳蚤和蚊虫是无法挽救美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的。在华盛顿已经不安地把美国人在朝鲜的作战叫作“薄暮的战争”、“可怖的进退维谷”。这几天范佛里特的司令部公报也在叹气，他说：“朝鲜战线上整日猛烈的刮着大风，风里又夹着雪和霰”，可是我们知道，春天已经到来。一九五二年春天带给人民的将是反细菌战正义斗争的新胜利，美国战争贩子面前的路并不广阔，杜鲁门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曾夸奖杜鲁门说：“国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挖像哈里所挖的那样直的沟”，那么他这条直的沟不是向着旁处而是向着纽伦堡法庭，向着德国法西斯匪徒曾经垂头站立过的那个地方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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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科学家发明在症象死亡状态中恢复人体生活机能的方法
苏联的科学家们正在顺利地研究现代生物学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延续生命和使人体组织复活的问题。苏联政府非常重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成果。最近，涅果夫斯基教授和他的助手斯米伦斯卡雅和加耶夫斯卡雅—索科洛娃以及安德列耶夫教授就因为发明了在弥留之际或在症象死亡状态中恢复人体生活机能的方法，而荣获了斯大林奖金。
俄罗斯功勋科学家安德列耶夫是这一方面研究的首创者。大约在四十年前，他就发表了第一部关于恢复心脏、呼吸器官和中央神经系统作用的著作。目前，青年科学家涅果夫斯基在坚持不渝地继续这种研究。
医学上已经证明：死亡往往并不意味着生命的骤然停止。死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症象（相对）死亡和生命（真正）死亡。呼吸和心脏作用停止后的五、六分钟以内，代谢作用依然在人体中继续，这时人体实际上没有死，因为它的组织和器官还没有来得及发生不可挽回的变化。这个时期就叫做症象死亡。
这几位苏联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症象死亡以后，生命还是可以挽救的，症象死亡是可以救得活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涅果夫斯基采用动脉输血的方法，输血的方向恰恰与平常动脉血流的方向相反。已经停止搏动的心脏因此得到了混和着副肾素的新鲜血液。同时，借用一种特殊的器械对病人行人工呼吸。所有这些手术必须做得极快，因为稍微缓慢一点，生命死亡就会跟着来了。
在心脏再度开始搏动的时候，医师就行静脉输血。一当血液循环和呼吸器官恢复作用之后，病人的知觉就恢复了。当然，症象死亡并不是都可以救得活的。人体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这些器官受到某种疾病或创伤的不可挽救的影响，症象死亡的救治就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了。
这几位苏联科学家曾经救活了几个因为受了重伤、震荡或是失血过多而陷于症象死亡状态的人。这些人一直活到现在。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二十三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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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森记木厂
周立波
北京弓弦胡同森记木厂是一家三级营造厂，经理康家珍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资本家。从前，森记是卖劈柴的，后来贩木材，做家具，解放后，改作营造业。由于用行贿的手段拉拢了一些干部，康家珍承包了许多军事机关的巨大的工程。在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一年的短短的两年之间，这个原是卖劈柴的小铺子，发展成了能包六十亿工程的营造厂。
正和一切私营的营造厂一样，森记的柜上张贴着爱国公约，写着“不偷税，不漏税，不偷工减料”等等堂皇的誓言。
正和一切私营的营造厂一样，森记的柜上用人很少，重要的职务是由掌柜的心腹担任的。 “五反”运动开始时，康家珍一点不慌张。开完工商界代表会议回来，他对职工说：
“森记没问题，顶多有一点点偷工减料，这是任何营造厂都免不了的。”
检查组到他柜上，要看账目时，他说：
“我们的账是本糊涂账，你们要查，我帮你们查。”
检查组想要动员职工参加“五反”运动的时候，康家珍说：“我帮你们动员。”
白天，他看到检查组的人要抽烟，自己连忙划洋火；晚上，看到他们没有带被子，就要把自己的松软的、温暖的棉被让给他们盖。
这一切，在个别斗争经验较少的组员的心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些人开始把他看成一位比较开明、比较“干净”的资本家。
检查组又在森记的街坊邻居间进行了访问，大家的反映也是有利于他的。
康家珍的十七岁的姑娘在中学念书，是青年团员。检查组的人动员她去跟她父亲说理，康家珍说：“你甭说，我比你懂得的还多。”真是这样，康家珍嘴巴上会说不少革命道理，他还对检查组的人说：“在绥远，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共产党员。”他也宣称：“我早就想参加革命的。”谈到对于“五反”的态度时，他说：“我拥护‘五反’。没有这次‘五反’运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涉及他的本行的时候，他说：“营造业是复杂的，可是我也是外行。”
检查组的个别大学教授估计他也许真正是外行，森记从事营造业还只有两三年功夫，正在创名誉，立招牌，完全守法，也是可能的。
上级又派了较有经验的同志来加强森记检查组。这些新添的同志，虽说还年轻，参加工作也不久，但他们已经检查过德盛营造厂，多少懂得这一行的门路，也多少懂得掌柜的们可能使用的花招。德盛的经理是个流氓出身的资本家，和康家珍略有不同，康家珍总是把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使人觉得他开明，德盛的老板却并不。在“五反”以前，他曾坦率地对职工们说：
“干营造业，就得稳、准、狠。”
难道森记的经理却是例外，不稳，不准，不狠了吗？
新来的同志和原来的同志们一起，耐心地继续检查：查账目，算财产，看工程，问职工，进行细致的科学的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中，他们碰到一件事情：森记一个木匠头，名叫于俊秀。他脾气很大，检查组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拍桌子，摔椅子，横蛮地说：“我就是不说，你们抓我坐牢吧。”又说：“你们干脆就把森记挪走得了呗。”
检查组在房间里算账和谈话的时候，于俊秀就在一边唱歌和跳舞来扰乱秩序。
大家着手了解于俊秀，发现他虽说是木匠出身，但这两年间，他在森记分了肥，买了房子，还置了十五亩地，他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工人阶级的叛徒了。
利用叛徒来捣乱，自己装进步，这是康家珍抗拒“五反”的手段的一种。
但是一个人做了亏心事，迟早总得露馅的。由于党的领导和工友们的揭发，森记的内幕渐渐暴露了，他们柜上的一部分真账，已经被烧毁。检查组到来以前，康家珍就对工人说： “你们是工人，瞎说没关系。”
由于防范不严密，检查组到来以后，康家珍还常常在厕所里指挥于俊秀怎样应付，如何抵赖。有一回，在厕所里，他说：“天津的汽车卖了。”
他买了一辆卡车，寄放在天津，现在他诡称卖了，叫于俊秀也这样说，来证明他的诚实。
又一回，也是在厕所里头，他说：“交通银行的家具可以说。”
他避重就轻地说出了一部分赃物，家具是其中的一种，他吩咐于俊秀也这样说，来证实他的坦白。
再有一回，还是在同一个厕所里，他吩咐于俊秀说道：
“你对他们的态度要好一点。”
厕所成了康家珍抗拒“五反”的指挥所。
不管康家珍是怎样的高明，也抵挡不住检查组的精细的科学的调查。种种事实已经证明康家珍虽然满嘴漂亮话，但在盗窃国家资财，危害国防建设上，他和别的营造业的暴发户是同样的卑污和凶狠。他用酒席、礼物、金钱和女人拉拢了一些蜕化的干部，承包了军委所属的许多机关学校的工程。在短短的两年之内，他用套购，多估，高估，偷工，减料，转包，以次料顶好料和其他种种欺蒙讹诈的手段，盗窃了国家资财十九亿元以上。
康家珍拿了国家机关的介绍信，廉价买进超过工程需要百分之五十的洋灰，再把这多余的洋灰高价卖出，赚得暴利。有一回，市场洋灰涨价了，他就和受贿的干部一起，共同修改工程计划，减少洋灰的用量，再拿这批省下的洋灰，到市场抛售，获取暴利。
有一处工程，需要三百张铅铁，但他报了六百张，自己从中盗窃了百分之五十。
以上不过是康家珍的偷盗行为的举例。所有建筑材料，从洋灰、钢筋、木材一直到窗上的插筲，他无不盗窃，而盗窃的数目往往超过工程需用物资的百分之五十，这就是说：他拿国家的金钱购买的建筑器材，有时候，只用一半，其余一半，他在堂皇的爱国公约的掩盖之下，“愉快”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这个大盗窃犯承修的房屋，现在不是漏雨，就是透风，不是墙壁裂缝，就是地基下沉，有许多房子，还有倒塌和失火的危险。
康家珍不但盗窃了十九亿以上的暴利，而且严重地危害了祖国的国防建设。
在检查组的辛勤而细致的调查和询问之下，森记经理康家珍终于被剥去了“进步”的外衣，揭开了“开明”的假面，露出了和别的奸商完全一样的大强盗的狰狞的嘴脸。
在康家珍的卧室门外的门斗上，挂着一块木匾，上面刻镂着两个涂成绿色的大字：“蕴秀”。根据康家珍的大量偷盗国家资财，严重危害国防建设的卑污的行为，根据他在厕所里阴谋抗拒“五反”的龉龊的手段，“秀”字应改成“臭”字。
“蕴秀”，这是康家珍的幌子。 “蕴臭”，这是康家珍的底子。
不光是康家珍是这个样子，所有一切伪装朋友，实做强盗的违法资本家，都是这样子。
全国人民都应该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这次
“三反”和“五反”的伟大运动中，清楚地认识资产阶级的这副阴阳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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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憎必须分明
秋生
某机关有一个贪污分子，顽固之极。他的爱人是个共产党员，在群众的压力下，检举了他。据说，她检举贪污犯丈夫之前，曾经对党的领导者提出检举后宽大处理她丈夫的“条件”。在机关举行的一个大会上，她到台上首先对贪污犯丈夫说：“我检举你，是为了挽救你，挽救我们的孩子……”意思是说：本来你是要受严厉制裁的，为了使“我们的”孩子不致失去父亲，我来检举你。
对此，有些同志说：她和他是夫妇关系，当然不能完全割断爱情，对她不能要求过高。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一个共产党员，他爱什么呢？爱党，爱人民。他恨什么呢？恨危害党、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一切党和人民的敌人。他的立场是什么呢？是工人阶级立场，也就是党的立场。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随时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宝贵的生命。检举别人（不管什么人）的罪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为党的利益而斗争的最起码的义务。
一个共产党员的爱情，是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为工人阶级的美好将来而奋斗的共同意志上，建立在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为党的利益而去努力的实际行动中，建立在互相督促、维护党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现在我们党对贪污犯的政策是：自动彻底坦白者从宽处理，拒不坦白被人检举者从严惩办。因此，当一个贪污分子已经横心顽固到成为党和人民的叛徒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检举他，而且要求严惩他。共产党员决不应该像这个贪污犯的“爱人”那样，既然表示爱党而又同时爱党的叛徒。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决不能容许任何“私情”渗入到崇高的共产党员的思想感情里面，从而缓和和冲淡了对一切坏分子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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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侵略者正走着日本法西斯的老路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一书读后
楼邦彦
十年以前，中国人民曾遭受日本法西斯匪徒细菌武器的屠杀毒害，这是一笔记忆犹新的旧血债。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强盗已完全走上了日本法西斯匪徒的道路，变本加厉地使用细菌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在揭露当年日本细菌战犯的罪恶滔天的暴行中，来认识今天美国侵略者的同样一副嗜杀成性的真面貌，应该从支持正义的苏联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判和处理中，来获得怎样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不屈不挠地为扑灭细菌战毒焰而斗争的教训。
让我们就从这一笔旧的血债说起。
（一）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苏联伯力城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以下的十二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在审判中，日本法西斯匪徒准备并进行细菌战的罪恶行为全部暴露出来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东北，就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间，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细菌战“思想家”石井四郎所主持的细菌实验所（归日本关东军的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两个为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秘密机关。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德国向苏联进攻，这两个机关就改采“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的秘密番号，分别由石井四郎和若松次郎主持。这两个细菌部队的工作规模是非常宏大的，它们拥有大批制造杀人武器的细菌学家和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它们分别在哈尔滨、安达和长春附近建立为制造、试验并储存细菌武器的广大的房舍和场所，它们研究和培养惊人数量的鼠疫、霍乱、坏疽病、炭疽热病、伤寒、副伤寒及其他疾病的病菌，它们制造撒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它们训练大量善于使用细菌武器的人员。总之，它们的目的是在准备细菌战，主要为了对付苏联和中国。在广州的“波”字第八六○四部队和在南京的“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也都同样有供大批培养细菌用的设备。后来发现新的证据，日寇在北京也有一个细菌部队，即“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它的“细菌兵器培养所”设在现在的天坛中央防疫实验处和北京图书馆傍边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现在中国科学院地址）内。在南京，日寇也以“血清疫苗制造所”的伪装，在城内北角九华山下设立了一个制造细菌武器的规模很大的工厂，“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亦已证实驻在中山北路前国民党的联勤总部所在地。
为了实验细菌武器的效能，日寇曾惨无人道地用活人来做实验的对象，这些实验的对象大部分是中国参加抗日运动的爱国分子，另外就是苏联公民。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上，被告西俊英供认了这样的惨事：“一九四五年一月间，我曾在安达站附近第七三一部队打靶场上，亲自看过那里由该部队第二部部长碇常重中佐协同该部科学人员二木一起，在十个中国战俘身上进行坏疽病传染的实验。这十个被俘的中国人被绑在各距十至二十公尺的柱子上，然后就借电流爆发了一颗炸弹。结果这十个人都被带有坏疽菌的榴霰弹所炸伤，一星期后他们全都痛苦万分的死去了。”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五年之内，驻在距哈尔滨二十公里远的平房车站一带的第七三一部队，用活人实验的结果，染受病菌而致命者，至少有三千人。
中国人民还不仅在日寇准备细菌战时遭受整批的杀害，日寇实际上也进行了残酷的细菌战，先后在好多地区用各种病菌来屠杀中国人民。日寇第一次远征细菌部队是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的，其结果就是一九四零年十月至十二月日本飞机在浙江省的宁波、衢州、金华、诸暨、阳溪等地撒布混杂跳蚤的棉絮、小麦、面粉和粟。不久，先后在这些地区及附近各县，鼠疫就蔓延起来了。各地因染受病菌不治死亡者，少则一二十人，多则竟达二百余人（义乌县）。一九四一年，第七三一部队又远征湖南省的常德地区，从飞机上投下大批稻谷、麦粒、棉絮和瓷罐，常德人民也就因此遭受了鼠疫的灾害，据估计因得鼠疫症致死者约有四百人。一九四二年，日寇又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进行细菌战，即在华中某一战区内，乘日军退却之际，撒布副伤寒、炭疽热等病菌和作为病疫媒介物的跳蚤，使进占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传染到疾病。此外，日寇在华北战场上，也曾用各种方法撒布鼠疫、伤寒等病菌，并在井中、食物中置毒，来毒害中国人民。
一九四五年，苏联对日宣战，进军东北，予日本关东军以致命的打击，才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在日本投降前夕，日本细菌战犯为了消灭罪证，就进行毁坏各种制造细菌武器的装备和文件，这又使中国人民直接或间接地遭受到屠杀和灾害。驻在哈尔滨附近平房车站一带的第七三一部队，不但把该区的杀人的细菌工厂全部炸毁了，而且为了消灭人证，又凶狠地把厂内的一千多中国工人集体枪杀了。日寇非但把厂地炸毁了，把工人枪杀了，并且还灭绝人性地放出了大批染有鼠疫细菌的老鼠，使附近一带屯子在翌年（一九四六年）夏秋两季流行着鼠疫，从六月至九月，几乎每天都有死亡，仅义发源村和后二道沟村就死了一千二百多人。黑龙江省的安达县鞠家窑村的人民，由于第七三一部队的鼠疫、跳蚤工厂即设在该村，亦在同样的情形下遭受到人畜流行病疫的灾害；今天在人民政府的防治下，鼠疫、伤寒等疫病基本上是消灭了，但各种畜疫则尚未根绝。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法西斯匪徒用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来杀害我们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血海深仇！
（二）苏联的正义审判和伟大号召
日本法西斯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目的，正如石井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发动细菌战争的时期所说： “我们将要采取最后一种武器，包括细菌武器在内，以挽回局势，变为有利于日本。”然而在事实上，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却并未能挽救日本惨败的局势，就在这一年内，由于苏联的参战，日本法西斯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了。而许多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也就变成苏联红军的“阶下之囚”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对日本战犯山田乙三等十二人在侵华战争中曾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行为，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的实际活动就是“准备和进行细菌战”，它又指出：“日本军阀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计划，不惜干出任何罪行，直至在活人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以及用强迫传染致命细菌办法惨杀了几千被囚禁的人。”这是一个为了维护和平、惩罚战犯的正义举措。
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举行了公开审判，在审判中各被告一致供认了许多罪恶深重的暴行，并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计划。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肯定，“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准备在对苏联及对其他国家开始侵略战争时，就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借此而把人类卷入新灾祸的苦海”；它又肯定，日寇“在进行准备细菌战争时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在进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实验时杀害过成千数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在中国和平居民中间散布过各种烈性疫症”。军事法庭对十二名日本细菌战犯分别判以二年到二十五年不等的徒刑。这一正义的审判给了违反人道、破坏国际公法的日本法西斯战犯们以应得的惩罚，不但中国人民深深地感到苏联人民的这一份深厚的友谊，世界的和平人民也一致拥护这个对战争罪犯的严正制裁。
一九五零年二月一日，苏联政府通过大使馆以同样的照会送达我国政府和英美两国政府，照会中除通知关于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审判十二名日本细菌战犯的经过外，还提议由远东委员会委任特别国际军事法庭来审判在伯力审判中被揭露的日本裕仁天皇、石井四郎中将医官、北野政藏中将医官、若松次郎少将兽医官、笠原行雄中将等细菌战的主要组织者和鼓励者。裕仁天皇是“准备细菌战主要参加者之一”；石井四郎曾组织并领导第七三一部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第七三一部队“进行了细菌战准备方面的罪恶研究，特别是用活人来作惨无人道的实验”；北野政藏亦曾领导第七三一部队，他的罪状是“于一九四二年曾参加组织那使用细菌武器进攻中国人的派遣队，并参加用活人进行惨无人性的实验”；若松次郎曾领导第一○○部队，“曾经从事制造细菌武器，并且用使贮水池、牧场与牲畜染上炭疽热细菌、鼻疽菌与其他兽瘟细菌的方法实现了破坏活动，该队也对活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笠原行雄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任关东军参谋长期内，实现了对于反苏细菌战的准备工作的领导，并且直接参加应用细菌武器的计划”。
我国政府立即同意了苏联政府的这一提议，即由远东委员会委任国际特别军事法庭来审判罪大恶极的日本五大细菌战犯；我国政府的照会又说：“苏联政府的正义和功绩，已得到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赞扬和拥护，尤其对于身受帝国主义日本的细菌毒杀的中国人民，更增深了对于法西斯敌人的愤慨及对于伟大苏联友邦的感激。”这正是每一个正义、善良的中国人从深心里所要说出的话。
对于苏联政府的这个伟大的号召，英美两国政府，虽经苏联政府的再三照会，均未予置理。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和平人民面前，赤裸裸地暴露了狰狞凶残的真面目，这难道还不明显么？
（三）美国政府纵容和勾结日本的细菌战犯，准备细菌战争
美国帝国主义者为什么不接受苏联关于成立国际特别军事法庭来审判以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五大细菌战犯的提议呢？这是因为它处心积虑地要勾结日本战犯来积极准备并疯狂进行细菌战，这在今天事实上，是已经完全证实了的。
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帝国主义者，如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样，早就蓄意作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和计划。当一九二五年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同意批准日内瓦议定书，把使用细菌武器明确规定为违法的犯罪行为的时候，美日两国帝国主义者却拒绝加以批准。这很明显地表示了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集团，早已有在疯狂地进行侵略战争时使用野蛮的细菌武器的阴谋。日寇在十多年前就已对我国人民下了这个毒手了，今天美国强盗也同样踏上了这条罪恶的道路。
麦克阿瑟在一九四六年初即已把十八名日本细菌“专家”和各种制造细菌武器的材料送到了美国。一九五零年，在苏联政府发出提议成立国际特别军事法庭来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的照会以后不久，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詹逊恬不知耻地宣称：美国正在继续研究并发展细菌战的方法，这一工作主要是在陆军化学兵团的细菌实验室中进行着，陆军化学兵团每年就要花费一千二百多万美元来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和实验的工作，它也和日本法西斯匪徒一样，惨无人道地用活人来作实验，美洲大陆上的所谓“下等种族”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实验细菌武器效能的牺牲品了。敌人自己的报刊也并不否认这个事实，而且还夸耀说，他们的陆军化学兵团业已发明十六种利用空气和水来散布毒菌的方法。
从去年起，美国侵略军更在朝鲜以第一○九一号细菌登陆艇来进行准备细菌武器的工作，这个罪恶的细菌登陆艇曾先后到过元山港和巨济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来做实验，虐害我们两国可爱的英勇战士。这些杀人的暴行以及两个多月来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的前线后方和在我国领土撒布能传布细菌的各种昆虫的疯狂行为，和他们对日本细菌战犯的纵容与庇护是完全分不开的，是他们在和日本细菌战犯的勾结下进行的。一直为美国帝国主义者所豢养着的石井四郎、北野政藏和若松次郎三大细菌战犯，去年奉了李奇微总部之命，自日本前往朝鲜进行细菌战的实验，并提出关于在严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的报告。就在这种无耻的纵容和勾结下，造成了现在落在朝鲜和中国和平人民头上的灾难。
中国人民一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一切侵略行为，中国人民尤其愤恨美帝国主义者今天竟悍然不顾一切人类道德，勾结罪大恶极的当年在日本关东军中领导第七三一和第一○○部队的石井、北野、若松等战犯，利用第七三一和第一○○部队的残暴杀人经验，干出了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滔天罪行。我们愤恨，我们一定要用不屈不挠的斗争，迫使一切过去和现在的细菌战的组织者和实行者把旧的和新的血债还清，予以应得的最严厉的制裁。
（四）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使用细菌武器的侵略者
事实完全证明：美国强盗所走的道路就是日寇当年所走的道路。日本的细菌战犯，今天都成了美国侵略者的专家雇员；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和第一○○部队的一切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包括把活人当做实验对象、在溃退地区撒布含毒细菌和从军用飞机上撒下传布细菌的各种昆虫等，今天都成了美国侵略者妄图挽救不可挽救的军事惨败的疯狂暴行。当年日本法西斯匪徒所走的是一条惨败的道路，那末今天美国侵略者所走的必然也是一条惨败的道路。
美国侵略者曾狂妄地以所谓“海空优势”来吓唬过我们，我们倒并没有被吓倒，它自己的纸老虎原形却完全戳穿了。疯狂地进行细菌战很明显地表示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最后挣扎，正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在发表谈话中所肯定的：“美国侵略者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得到的东西，用极端残暴的细菌战也是绝不能得到的。……我们坚信，曾经打败过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法西斯匪徒的中朝人民，一定能够打败使用细菌武器的美国侵略者。”
无条件禁止包括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工具，并宣布首先使用这些武器的政府为战争罪犯，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一致要求。血债累累的美国强盗昨天把灾难落在朝鲜和平人民的头上，今天又把灾难落在中国和平人民的头上，为了使这同样的灾难明天不会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只有让我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致奋起，来制止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罪恶的行为。
有这么一位老太太，她住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车站附近的村子里。当日寇投降时，她全家十几口人为第七三一部队所放出的含有鼠疫细菌的跳蚤所杀害。今天她悲愤地说，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尚未还清，我们绝不能饶恕美国强盗用杀害我们全家的办法来杀害中朝人民。这正表达了我们一定要向一切杀人犯讨还血债的决心。
“正义是属于我们的，胜利也必然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