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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瑞典工会代表团团长纳特·赛南德
“在瑞典，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看作和平阵营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前来参加我国“五一”节观礼的瑞典工会代表团团长纳特·赛南德首先对记者传达了瑞典人民对新中国的看法。
这位瑞典国会议员，用简短的语句概括地说明了他对新中国的印象。他说：“很明显的，占有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长期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而且今天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为它顺利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纳特·赛南德肯定地指出：“中国人民的胜利，支援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也支援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斗争。”
在北京短短的几天中，瑞典代表团仅仅参观了几个大中学校，就已获得了深刻的印象。纳特·赛南德说：“尽管这些大学和中学目前还缺乏优越的条件，也还存在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若干旧影响；但是我们亲眼看到了学生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在继续地迅速地增加中。同时由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目的更有利于全国人民了。举一个例：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子弟在北京市第八中学学习，我们认为这是很大的成功。瑞典没有遭受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灾害，然而在瑞典的高等学校中工人子弟只占百分之三。”他兴奋地说：“我们在看到的一切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一定能从广大的人民中间取得伟大的力量，这些力量是建设新中国所必要的。新中国的青年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愉快以及对伟大祖国前途的坚强信心，对我们造成了特别鲜明而深刻的印象。青年们同样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信任和爱戴，毛泽东主席照顾青年们的健康和爱抚青年，同样受到青年们衷心的感激，这些都使我们难于忘怀。”
谈到瑞典人民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时，纳特·赛南德激动地说：“瑞典人民是具有爱好和平的传统的，我们的国家一百四十年来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我们都没有蒙受到破坏，但是瑞典人民还是积极地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虽然如此，在我们争取和平的神圣工作中，仍然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我们的劳工运动，由于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所执行的反动政策而分裂了。然而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名的有三十一万八千人，在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上签名的迄今为止已有三十余万人，而且签名运动仍在进行中。我们有三百个地方和平委员会分布在全国，在瑞典和平大会出版的一种名为“和平生活”的报纸上，经常有优秀的和进步的作家写文章，如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伦德奎斯特，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说：瑞典人民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伟大运动正在全国热烈地普遍地开展着。（王真）（附图片）
瑞典工会代表团团长纳特·赛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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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局召开“毛泽东选集”学习会
高岗同志主持讨论并决定建立经常学习制度
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十八日召开了“毛泽东选集”学习会，讨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学习会由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主持，参加讨论的有东北局各委员与各部负责干部。到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战斗的哲学文献中，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学说，尤其是深入而周密地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系问题，严厉地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片面与表面的思想方法的错误，这对于当前的伟大革命斗争与思想改造运动，有着极其巨大的指导意义。因此认真学习“矛盾论”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是提高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的决定性的问题。
讨论会历时四小时，大部分的时间讨论了现阶段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矛盾问题，革命成败的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的关系问题、党内思想斗争的问题、目前国营企业内部以及东北农村中的矛盾问题、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问题。多数东北局委员和各部负责干部都发表了意见，讨论极为热烈。高岗曾用许多实际材料和理论上的根据，就会上提出的某些问题，进行了生动具体的分析。
为使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成为经常制度，由高岗任东北局“毛泽东选集”学习组长，并决定每两星期召开学习讨论会一次，讨论前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都须充分准备，并联系当前革命斗争和工作中的问题。下一次讨论会，拟进一步就“实践论”与“矛盾论”进行深入讨论。最后，东北局委员林枫等并提议每个东北局委员对自己领导的部门都要组织“毛泽东选集”的学习小组，当即得到到会同志的一致赞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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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议美国政府迫害民主教授
何思敬
布兰德魏纳教授，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团长，被奥地利政府解除了格拉茨大学教授的职务，此消息传到北京，使北京和全中国学术界和知识界非常震怒。
但这显然不是奥地利政府单独的行动。它背后站着美帝国主义，美国政府。这完全是美国的报复行为。“奥地利人民之声”这样指出，指得对。看吧，布兰德魏纳教授原定在维也纳美占区博览宫中报告调查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事实的结果，但到了最后一刻，由于美国占领当局的要求，维也纳警察局禁止了他作报告的集会。指使人是美国占领当局，下手人是维也纳警察局。可见美国统治者多么仇视布兰德魏纳教授啊！
很显然，这不仅是对布兰德魏纳教授个人的迫害。美国政府迫害着一个正义人士——千千万万的正义人士之一，也就迫害着千千万万正义人士。
美国侵略者凭其犯罪心理，早已想到他们的犯罪事实，不可能不落到被害者国家的手里成为证据；但只要没有公正的客观的第三者，亲身接触到这些事实，并根据这些事实作出客观的结论来告诉全世界，那末，他们还可以施展其犯罪的狡计说：“联合国军过去未进行，现在也未进行任何细菌战。”因此，如果美国侵略者进行的细菌战在朝鲜和中国境内造成了灾害，那只能——在美国侵略者的口吻中——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真正流行病”。
现在看吧。公正的第三者们——以布兰德魏纳为首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站出来了。这个调查团对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的细菌战，进行了详密的调查，得出了公正的结论。这个调查团发表的两个报告，提出了不容抵赖的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证明美国侵略者对中朝两国和平人民确实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细菌武器，因而犯了违背国际公约的战争罪行。
调查团的这两个报告具备了充分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首先这两个报告充分证明调查团尽了科学调查工作应负的义务和责任，就是：一切结论必须从物质的证件和客观的事实中取得逻辑，判断和归结。
另外，这两个报告也充分证明调查团尽了公正第三者应负的义务和责任，就是：使被杀害者，受难者，被蹂躏者，被掠夺者，被侵略者的受害事实得到必要的证实，并找到了最纯朴的见证人的陈述。
在这样一个正义的、健全理性的科学的调查工作及其客观的结论面前，美国侵略者的所谓“自然原因造成的真正流行病”以及其他一切欺人之谈完全破产了，美国侵略者的假象被揭穿了，现在美国侵略者恼怒了，——解除调查团团长的教授职务，禁止他向公众作报告——用横蛮无理的暴力来对待正义，对待健全理性，对待科学工作，对待大学！
这就是战争贩子们对待和平人士的手段之一。这更是战争贩子们扩大战争犯罪的方法之一。
对于美国强盗们大规模使用有毒生物来进攻人类的滔天罪行，难道人类还不该发出正义的呼吁吗？
布兰德魏纳和他的同志一道做了这件事，还想继续做这个工作。但狠心的美帝国主义者却横蛮无理地对布兰德魏纳教授进行公开的迫害。这显然不仅仅是对付他个人，而是向一切关心正义与和平的善良人民实行最无耻的威胁。
起来吧，一切关心正义与和平的善良人士，向美国的现代罗马暴君抗议吧！抗议到现代罗马暴君、美国富豪政府的末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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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丹麦工会代表团团长吉尔德·阿伯尔
应邀前来我国参加“五一”节观礼的丹麦工会代表团团长吉尔德·阿伯尔是丹麦著名的剧作家。他接待我国记者的热情，说明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他说，当他知道一个新的中国出现在东方的时候，他和一切进步的丹麦人一样，就希望到中国来看看。但他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所以这次接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参加我国“五一”节观礼的邀请后，立即到中国来了。
吉尔德·阿伯尔来到北京以后，已经参观了北京的一些中学和大学。他说，他从前在报纸、书刊上看到的中国，是旧的、老的、没有生气的中国；现在亲眼看到的是新的、生动的、充满了活力的中国。经过几天的参观，他说：“我不但看见了新的中国，而且看见了未来的新世界。”北京的清华大学、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学校里快乐的感情在升涨着。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将来的前途。他说，他深为学生们对于学校、对于新中国的高度责任感所感动。在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他看见每一个学生的脸上都是快乐的表情。回想起清华大学的情形，他说：“没有人可以抢去他们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吉尔德·阿伯尔说：丹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寄予无限的同情。丹麦人们称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诗人。在丹麦，我们想像新中国时，好像是神话一样；但到中国后，发现它是一个现实的神话。
谈到丹麦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中的贡献，吉尔德·阿伯尔团长说：丹麦人民一向是、现在依然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丹麦人民懂得：目前不可能找到任何比避免战争更重要的事情。他说：丹麦人民爱好和平的意志支持着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意志。
吉尔德·阿伯尔回忆丹麦人民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中的贡献。他说，在丹麦，已有十五万人以上签名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十五万人，对于四百二十多万人口的丹麦来说，是不多的数目；可是，我们的和平运动者，还正在继续克服困难，争取更多的签名。此外，丹麦除了世界和平运动丹麦分会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和平组织，例如和平与自由国际同盟的组织。单是参加这个组织的农民妇女就有两万多人。当中国人民的代表伍修权将军在联合国大会上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时，丹麦和平与自由国际同盟会员，曾发出一万张明信片，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支持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丹麦，还有和平联盟、战争抵抗者等等保卫世界和平的组织。国际民主妇联，在丹麦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也非常活跃。吉尔德·阿伯尔说：在丹麦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期间，丹麦人民知道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我们抵抗德国的伟大同盟者。（林里）（附图片）
丹麦工会代表团团长吉尔德·阿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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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
决定大力推广速成识字法
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为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扫除职工中的文盲，于四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具体的实施步骤和计划问题。到会有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常委邵荃麟，中央教育部副部长韦悫，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副部长冯宿海，中央教育部工农业余教育司司长林汉达、副司长兼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江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杨述，全国民主妇联宣传部部长沈兹九，中央劳动部代表董锄平，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文教部部长张则荪，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局长梁寒冰，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副局长薛成业，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祖田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周厂长和中央重工业部代表等三十人。会议由中央教育部韦悫副部长主持。会上首先由天津市纺织工会、京津两市教育局同志分别报告在天津纺织工人、分散的行业工人中实验速成识字法（包括业余的和脱离生产的）的情况和经验，以及北京郊区实验的效果。随即进行讨论。到会同志一致肯定了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是扫除文盲的有效工具，它将使扫除文盲的期限大大缩短，并促进工农兵群众文化教育的发展，这对国家的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都将发生重要的作用。
最后，会议决议：
（一）首先有重点地在各大城市、各产业部门、各工矿区推广实验，从而制定具体的扫除文盲计划。然后，根据这些经验制定全国推广计划和扫除文盲的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此事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具体商讨办理。（二）目前，先以北京、天津两市为重点，选择几个工厂、学校，大力进行推广和实验（五月中旬开始）。同时制定全市推广速成识字法和扫除文盲的计划，并总结已有的经验，向全国报道。（三）教材和通俗读物的供应问题，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商同有关方面有步骤地解决。（四）建议新闻机关、各报社、各杂志社，大力宣传报道速成识字法的实验情况。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拍摄速成识字法教学过程的电影、幻灯，向全国推广。（五）五月中旬，再召开一次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
又讯：中央教育部正准备在今年冬学中推广和扫除文盲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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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第十区速成识字实验班“突击生字”的一点经验
吴琴
北京市第十区为了推广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三月下旬在工人、农民、市民中开办了几个速成识字实验班。各实验班经过六到十小时的注音符号和拼音教学以后，即进行大量“突击生字”的教学，得到了很大的成绩。据统计，工人用三十八小时突击了一千八百字；农民用四十八小时突击了一千六百三十八个字；市民由于本身的工作较轻，在二十八小时内就突击了一千八百字。工人、农民是采用分册突击的办法，其中用十六到二十小时阅读课本，练习生字；课后的复习时间大体上和教学时间相等。
“突击生字”是速成识字教学中最紧张的一个阶段，教员、学员都必须集中精力来进行。由于实验班是在高碑店实验成功的基础上开办的，学员都知道速成识字法有效，但对于自己能否学成还是半信半疑的；所以必须充分说明速成识字法的优越性，并鼓励学员的学习自信心。学习中有时也受旧教学方法的影响，如怀疑：“只是认，不写，能顶事吗？”
“拼出音来有时不准确该怎么办呢？”因而，必须反复地讲解速成识字法的教学特点和能够速成的原因，以坚定学员的学习信念。其次是教师应当很好地掌握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如前两三天先教熟字，使他们熟悉利用注音符号识字的方法。每天不超过一百字，使学员不觉得困难。因为工人、农民、市民都是业余学习，他们有生产工作，有家务，思想不易集中，假如复习时间少，使他们的学习发生困难，他们便往往要畏难退缩。因此，要经常地“算账”（总结学习），使他们能看到自己的成绩。此外，还应当发挥小组互助的力量，使学习差的学员能及时得到帮助。还应该组织学员互相通信、举行座谈。东坝农民班在个别学员学习情绪低落时，便请成绩好的学员向大家介绍克服困难的经验。
每天两小时的教学时间，一般是突击一百到一百四十个字，最高达一百七十七个字（市民）。学习是分两节进行的，第一节突击的字数较多，第二节较少。教学过程是：教师领着拼读二、三遍，讲一遍；再拼读一、二遍，丢开注音符号读一遍；有的学员还要回讲一遍，这样用十五到二十分钟教六、七十个字以后，小组即用十五到三十分钟的时间进行练习。方法是学习小组长领着拼读和讲解一、二遍，然后就丢开注音符号认字，最后由教师用五分到十分钟的时间再指名叫学员接力读（丢开注音符号），或由教师领读一遍。这样再经过课后二小时的复习，大部分学员就能把生字全部认下了。
学员记字的方法，除依靠注音符号外，主要借助讲解字形和联想字义。如果教师善于引导学员利用这两个方法，就能使学员加速丢掉注音符号，提高认字速度。辛四村农民班学员在没有运用这两个方法以前，每天学一百零二个字，二十五人中只有九人能全部认下，全班平均只完成九十四个字的学习任务；运用这两个方法以后，每天就有十九人全部能学会，平均完成一百个字的学习任务。东坝有个学员叫王淑珍，最初学一百三十个字只能认会十三个，但抓住这两个方法以后，就增加到认识一百一十三个，以至全部能认。
讲解字形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记字方法；但这主要适用于比较明显的象形、形声、会意一类的字。如把“尖”字说成“上小下大是尖的”；“剥削”都有立刀，说地主剥削穷人像用刀子刮似的；“哭”字好像是两眼哭出眼泪来的样子；这样的讲解对学员记字很起作用。但还应注意偏旁、部首、相似的字，最好用比较分辨的方法，如“炕、坑、抗”；“贷、货”；“我、找”；“砂、纱、炒”；“抬、扒、控”等。凡是经过分析比较的字，学员都记得牢固。但必须注意：不可讲得太复杂，也不要一下子举出太多的字。
讲解字义能使学员看到字形、联想字义、读出字音。如学员柳秀兰说：“我看到了字，就想起了‘讲’，想起‘讲’来就知道念什么。”市民班教员讲“膨”字为“膨胀”；“霞”为“晚霞”，学员总记不住。后来有的学员领会到“膨是膨闷胀饱的膨”；“霞是火烧云”；这样一说就都记住了。“补”字在三轮工人班教师讲为“补衣服”，学员说是补车带的“补”；“理”字教师说是“修理”，理发工人认为是理发的“理”。由此可见，讲解通俗、联系学员熟习的事物，是最能帮助记忆的，因而教师必须少用知识分子的语汇；了解学员，向学员学习。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讲解字义的片面性、狭隘性和庸俗化。如“祖”字讲为“祖宗”就不如讲作“祖国”。讲字的简明也是很重要的，高碑店有位教师讲“布”字，先拉着学员的衣服问“这是什么”？学员说是“棉袄”；又问“棉袄是什么做的”？这样才说到“布”字。如此绕圈子是不必要的。讲了不能帮助记忆的可以不讲，如“埃”讲为“埃及”；“者”讲为“之乎者也”；学员问什么叫“埃及”？什么叫“之乎者也”；反倒加重负担，不如不讲，而叫他们多记字形。能联接成词的字如“革命”、“茶碗”、“囉嗦”等，应排在一起教，这可以免去讲解的麻烦并便于记忆。但应防止由于联想字义而不认真分辨字形的偏向，以免脱离字表后发生混淆不清的现象。所以，能连接成词的要倒念、横念、转弯念、乱点着念。此外采取一些生动活泼的方式，如“器”字讲为“一家四口对面坐，一个小狗当间卧”。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学员创造性的记字方法是值得注意搜集、和推广的，如学员彭常山记“收”字为注音符号的“丩”“ㄥ”“ㄨ”；学员张秀清说：“我记枣字就想我家的枣树。”还有些学员说：“给字找个主儿就记得快！”又说：“别死记，灵活一点就记住了！”但这也应当注意指导，如学员陈彬学“突”字时是摸自己头上的秃疤记住的；学员陈秀红说：“我记不住‘姓’字，一想家里的杏树就记住了。”这种联想字音的方法，必须和分辨字义结合起来，否则将形成写作上别字过多的现象。
复习是保证教学效果的重要条件。市民较闲，有的能复习到三小时，因而进度较快，成绩也好；农民生产很忙，居住分散，成绩较差，所以业余学习要特别注意和生产结合。如要三轮车工人的学习互助组定好停车地点、时间集合复习；把常在一起做绣活（北京郊区的副业）的农妇编成一个学习互助组；辛四村农民挖泄水沟时，按学习互助组划分工作地段，休息时一齐学习；这样就解决了学习和生产矛盾的问题，完成了学习任务。
突击的生字是不巩固的，不论教员、学员都要防止自满的思想，总复习测验后，必须急转直下地进入大量阅读的阶段，从这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只有在新的胜利中，才能巩固“突击生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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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关于“历史唯物论”一书讨论的总结（摘要）
编者按：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著作、康斯坦丁诺夫教授主编的“历史唯物论”一书的出版，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重视。“真理报”、“文学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都有过评论，“真理报”和“文学报”的评论并已先后译成了中文（前者见一九五一年九月号“新华月报”，后者见“新建设”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五一年第四期的“哲学问题”上又刊载了普列霍夫和米哈伊洛夫关于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科学家之宫哲学部扩大学术会议的报告。这次会议到了六百人，讨论了三天，对这本书提出了很多意见；这本书的主编者大部分接受了出席会议各同志的意见，在会上也作过若干答辩。这次会议和这篇报告又都有总结性的意义。这本书的中译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分章出单行本（现已出版以下五册：“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生产的三个特点”，“从原始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现在我们把这篇报告的要点摘译在这里。凡已有译文的从简。
出席会议的同志指出，“历史唯物论”一书的优点是在书中探讨了许多反映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新的规律性的问题，作者在说明理论问题时依据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依据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一著作。作者在说明具体问题时，叙述了历史唯物论发展中的列宁、斯大林阶段的特征；作者总结了丰富的理论材料，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分出很大的篇幅，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一般规律的作用怎样改变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了那些发展的新的规律和新的动力，在书中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
读者在书中可以找到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走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资本主义各国的疯狂的军备竞争和英美帝国主义集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企图，极其详尽的批判。
“历史唯物论”的作者，一方面揭露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敌对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反动实质，同时创作了贯彻着布尔什维克党性精神和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著作。作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对某些理论问题作了创造性的论述。
但是这一本书基本上是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一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范例发表之前写的，因斯大林这一著作的出版，在作者面前就提出了极其重要和极其复杂的任务：在书中要根据斯大林的新的著作的观点，来说明历史唯物论的各个问题，尤其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并要说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语言的特征。
讨论会上指出作者没有完全执行这个任务。本书集体写作者不善于在短期内基本上重新改作已准备好了的作品，利用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所提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出席会议的同志们完全正确地批判了“历史唯物论”的作者，因为作者没有用整章来阐明基础和上层建筑——历史唯物论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作者没有揭示也没有说明旧的资产阶级的基础和旧的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的更替及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和适合于这个基础的新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创造的规律性，作者仅停留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最一般的辞句上面。
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一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高到新的、最高的阶段。斯大林指示说，在分析社会生活时，不只是要揭示一般的东西，而且更要揭示那种对于每个社会现象特有的、专有的、为每一个社会现象之特征的东西。使社会现象区别开来的专门特征，对于科学是最最重要的。作者应该把斯大林的这个指示作为分析社会现象各个方面的基础；但是，对于这个指示，作者只是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规律性时才应用。作者应该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一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出发，来解决科学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斯大林所提供的作为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定义，对于历史唯物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然而所有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在本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所以大部分出席的同志坚持要求在历史唯物论的书籍中要加入重要的补充，尤其是要加入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专章，在这一章中要尽可能广泛地把包含在斯大林各著作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最重要问题的取之不竭的丰富思想，揭示和指出。
发言的同志认为本书的第二个大缺点，是对于许多时事问题发挥得不够。在涉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问题时，本书作者只限于说明最一般的原则。作者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现阶段的特征也没有作充分详尽的说明。作者在第九章“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第二节末断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的民主专制。这种定义没有完全正确地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真正人民的和民主的政权）的特色和专有特点。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建立某种类似于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的民主专政。
作者不注意新中国所实行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虽然这个方面在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特点时是不应该放过的。
出席会议的同志也指出了在历史唯物论中应该较详细地说明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改良和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提法和解决。不管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飞跃问题，突变问题和逐渐发展问题直接联系着的，在本书中显然是说得不够充分的。革命政权所执行的改良，其作用是特别大的。作者既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在这方面就不只是要分析一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且也要分析一下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这在政治方面和理论方面是一个特别崇高的任务。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没有充分揭示两个阵营——民主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在战后时期斗争的实质。在本书中只说明两个阵营斗争的最一般的特征；但是每一个人都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各民族为和平、民主及各民族独立的斗争来考察的。
作者没有充分指出共产主义力量的增加，没有充分揭示出共产党影响增长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出席会议的同志也正确地指出，本书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所提供的，主要是先前各个时代的材料，而对于英、法、美各国所流行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理论，批判得非常薄弱无力；而揭穿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包括英美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右翼社会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有许多同志批评第九章“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较为详细地说明苏维埃国家的问题。例如作者在说明列宁和斯大林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作用的看法时，为什么完全放过不谈苏维埃国家如何为和平而斗争的问题。而实则在现时的条件下，当苏联的威力及其威信在解决国际问题中无限增长，苏维埃国家已成了和平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苏维埃国家为争取和平的斗争，获得了全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了。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原则，具有特别的现实性，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分出专节来讨论，而不是像本书作者所作的那样（见第九章第五节及最末一节）限于几行敷衍式的答复。
同志们指出第九章所提供的苏维埃法律的定义，使法律和道德等同起来。因为道德的定义是“苏维埃人行为规范的总和”，而本书中法律的定义是“规范（行为的规则）的总和”。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显然是因为没有批判地对待通常法律教科书中的定义，例如“苏维埃国家与法律原理”教本中就有类似的定义。在法律的定义中，首先要提出的，不是行为的规范，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法规的总和，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法规规定着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各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在第十一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中也有严重的缺点。
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民族的繁荣，在本书中指出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确实的理论上的总结，必须以社会主义民族形成过程的分析来支持。而且在这章中某些理论问题的说明有点抽象和学院式的，是脱离激动着世界舆论的那些尖锐的问题的。东方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全世界各民族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嚣张地宣传着的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在本章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说明。
我们自然不能要求作者详尽地分析我们现时的民族殖民地运动，但是在书中必须指出社会发展现阶段民族殖民地运动发展的一定的规律性。
作者在本章之末，把中国放到殖民地国家中去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大家知道，中国从来不是殖民地，而且在本书出版之前早已不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了。
在这一章中，关于某些国家发展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而大家知道，这个问题现时有特别的现实性。
本书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说明有重要的缺点：说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特征的极为丰富的资料，在许多地方解说得太简略。
例如在第十七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中，作者说到苏维埃社会道德政治的统一、各民族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者的功绩是指出了这些新的动力的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之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但是关于这些动力如何起作用和它们表现在那里的问题，仍旧没有完全揭示。作者把大部分的注意放在证明这种动力是存在着的和它们只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出现的这种论证上；作者证明，在分裂为敌对的、互相对立的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有这种动力的，而仅限于这些无可争辩的原则的证明中。作者因为仅限于公式化的陈述，因此没有具体地分析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新的动力的作用。
在论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几章中，没有关于综合机械化的特征的说明；而综合机械化是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因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有综合的机械化的。
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章中，关于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的基础问题没有充分的发挥。本书作者一再引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的有名的公式，但是没有充分详尽地揭示出这个最重要的原则，虽然这个原则对于解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许多理论问题，尤其是像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没有爆炸的飞跃问题等等，具有巨大的意义。
许多同志在讨论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关于过渡的生产关系的问题。这几位同志在批评本书的观点时着重指出，我国过渡的生产关系不应在萌芽的诸成分中去找，而应在社会经济所有成分的相互关系中去找。作者之所以受到批评，也因为把合作的最初形态，例如共耕社，当做过渡的生产关系，而所根据的理由是说这些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但是提出批评的同志没有注意到，合作社，虽然无可争辩地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但是在其最初的形态中（供销合作化）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只有建立在集体农场的基础上的生产合作化，才表示最根本地改变了小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
另一些同志又指出了一个重要缺点，即历史过程的理论，在书中说明的差不多只是根据西欧的材料。例如在说到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时（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本书作者只说明西欧各国从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的问题，俄罗斯在这几节中只提了一提，而拜占庭、中国、印度、阿剌伯国家则一点都没有说起，而且作者把奴隶所有制关系和封建关系当作某种早已过去了的东西来看待。当说到奴隶制度时，作者提到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乌拉尔图国家〔注〕等等，但是一句都没有说到例如美国的奴隶所有制关系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在书中也没有说到，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中，现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加紧支持和扶植奴隶制度。
作者也没有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许多封建主义的残余，例如在美国这些残余现在还是非常浓厚。在本书中没有说起封建残余还支配着印度、日本及某些其他国家的农业，而消灭这些封建残余将是这些国家革命的中心任务之一。本书中也没有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是怎样消灭封建关系的。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进程中，有些同志指出在书中必须总结东方各国历史的材料、并从而表明历史唯物论乃是一种总结各民族历史经验的理论。
最后出席会议的同志指出了本书结构上的缺点，即各章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本书的文体也必须加工，许多同志举出许多叙述不成功或定义不确切的例子，许多地方重复的例子。
本书的广泛的讨论和全面的具有原则性的布尔什维克的批判，将帮助作者创作能满足现代科学要求的教本。不用说，这样的教本的需要，是非常非常迫切的。（冯维静摘译）
〔注〕乌拉尔图（ypapty）是公元前一千年居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为资产阶级的历史书所不载；但是在研究古代史上它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详见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第一卷第二章。得斯大林奖金的阿武基也夫的“古代东方史”中也有专章研究。——译者。